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內部控制與審計質量

蔡辰

（合肥工業大學 安徽合肥 230009）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上審計造假事件的不斷出現，導致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審計水平產生懷疑，社會各界也開始關注企業財務報告的審計質量，因此提高審計質量成為審計研究的核心問題。審計委員會作為企業的監督機制之一，主要通過審核財務信息與披露、提議聘任和更換外部審計機構等來完善企業治理，其是否有效直接影響企業財務報告質量？（劉焱和姚海鑫，2014），因此，大量學者開始聚焦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異質性對企業審計質量的影響。Dezoort和Salterio（2011）認為審計委員會成員獨立性、經驗和基礎知識帶來的差異會導致他們的判斷出現偏差。Abbott和Parker（2000）也發現更獨立、更活躍的審計委員會傾向于聘任行業專業審計師。而審計委員會成員的海歸背景是審計委員會重要的異質性特征之一（目前的研究一般稱為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其對工作有效性會產生影響。但現有關于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的相關文獻中，對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這一方面的研究較為缺乏。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國內就業機會大大增多和就業環境愈加完善，大量海外留學或工作的人員在我國人才政策的吸引下，進入資本市場并就職于各類管理崗位（王浩然等，2021）。因此，研究海歸背景對審計委員會工作有效性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實際上，海歸背景能增強審計委員會履職的專業能力，促使其保持獨立性，提高企業財務公信力。同時中外文化差異也提升了審計委員會的社會責任意識，降低其對財務舞弊的容忍度，建設高質量審計體系（周澤將等，2020）。因此，本文研究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進一步地，企業管理層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也能提高財務報告質量。高質量內部控制能有效避免決策過程中核心領導的“一言堂”現象，抑制管理層權力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審計質量，即高質量內部控制和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此外，企業產權性質、股權結構和外部審計等因素均會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在不同情境下能否有效發揮作用尚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鑒于此，本文基于審計質量視角，檢驗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在不同情境下的企業治理作用。本文的貢獻可能包括：（1）豐富了審計委員會治理有效性方面的文獻。既有研究考察審計委員會專業性、獨立性、任期和性別等特征，本文則從海歸背景考察了審計委員會的治理作用，為國家海外人才引進政策提供企業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2）豐富了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的文獻。既有研究考察了審計委員會主任背景特征等，本文從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視角拓展了審計委員會特征對審計質量影響的研究，為健全審計監督體系提供了新思路。（3）本文從內部控制視角揭示了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影響審計質量的邊界條件，為更好地發揮審計委員會的審計監督機制提供參考，并且補充了產權性質、股權結構和外部審計的情境化分析，為如何提高企業審計質量提供一定的啟示。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與審計質量

已有研究表明，審計質量是審計師發現重大錯報并予以揭露的聯合概率（DeAngelo，1981）。從本質來講，審計委員會承擔企業審計監督治理職責，防止管理層操縱盈余管理，故審計委員會有效性直接影響審計質量。而海歸背景作為審計委員會重要特征之一，能增強其履職獨立性，也規避了管理層通過支付異常審計費用來損害審計人員獨立性，降低財務報告差錯可能性（杜興強和侯菲，2019）。

具體地，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一是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提高審計委員會專業性，增強其履職效率，提高審計質量。審計是一項復雜且需要大量專業判斷的任務，如果審計委員會沒有較高的專業敏感性和信息處理能力，可能會導致審計質量低下（劉笑霞和李明輝，2016）。已有研究表明，擁有海外經歷的審計委員會成員往往具有更優質的教育水平、豐富的經驗知識和較高的個人能力（杜勇等，2018）。二是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能提高審計委員會獨立性，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審計質量。海外經歷改變了審計委員會成員的思維模式，規則意識和條例意識增強，在任職時能夠保持應有的獨立和謹慎，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Du等，2017）。同時海外優勢使審計委員會成員擁有更加開闊的眼界和全球化長遠眼光，擁有更多風險承擔意識，能更好地把握國際經濟形勢，給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提高自身競爭力，故受制于管理層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對高管財務舞弊行為的容忍度也會降低（閆安和劉璇，2022）。三是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增強了審計委員會維護自身聲譽的動機，減少財務報告差錯，提高審計質量。具有海歸背景的審計委員會成員目前仍較少，自帶“聲譽效應”，一舉一動備受媒體和經濟分析師的關注，因此，他們維護社會認可和聲譽的動機更強（賴妍和劉小麗，2022）。四是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促使審計委員會尋求高質量會計師事務所，提高審計質量。研究表明，有過海外經歷的獨立董事更傾向于聘任規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王裕和任杰，2016）。類似地，具有海歸背景的審計委員會成員受到海外成熟資本市場文化的熏陶，具備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和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出于保護小股東權益，更傾向于聘任高水平會計師事務所，改善公司審計環境。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具有正向影響。

（二）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內部控制與審計質量

隨著財務造假事件的不斷爆出，企業開始意識到內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李姣姣和李聰，2023）。內部控制作為企業內部監督機制，強調全員全程參與、互相制衡和有效監督（高子捷和王敏，2019）。健全的內部控制體系有利于優化企業經營行為，影響高層管理團隊的行為取向，進而調節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具體作用機制如下：一是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可以促進企業披露信息的合法合規，而內部控制的目的也是保證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的真實完整以及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風險防范能力。所以，高質量內部控制會弱化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二是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會增強公司內部權力制衡，在抑制管理層盈余管理行為的同時，也會弱化具有海歸背景的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個人特征優勢。因此，本文預期有效的內部控制會弱化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高質量內部控制會弱化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

（三）企業異質性的考察

1.基于產權性質的考察。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在董事聘任和內部制度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一方面，國有企業審計委員會成員的任免一般由政府委派，個人利益與企業審計質量關聯度不高，考慮到其政治晉升，審計委員會成員在決策時會弱化個人特征的積極作用。而非國有企業往往通過公開選拔進行招聘，更看重高管個人能力，故其在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聘任上擁有更多的決策自主權，且更多以業績作為晉升考核指標，激勵審計委員會成員積極發揮個人優勢，提高審計質量（董佳宇等，2021）。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會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為其審計質量提供了隱性擔保，面臨財務困境和破產的風險都較低。而非國有企業審計失敗可能直接面臨審計訴訟與處罰，出于生存壓力也會推動審計委員會海歸成員積極地發揮作用。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中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更強。

2.基于股權結構的考察。股權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的治理模式。過于集中的股權結構會導致審計委員會制度功能被扭曲，引發企業治理制度整體鏈條的松懈。在大股東操控下的審計委員會成員選聘和審計委員會制度安排，最終使審計委員會演化成大股東為履行自身控制目標而專設的職能管理機構（吳清華等，2006）。審計委員會成員的日常工作也會受到大股東干預，無法保持獨立性，其海歸優勢在審計監督中也無法充分發揮。而在股權集中度較低的企業，由于沒有大股東的操控，審計委員會可以獨立履職，充分發揮海歸背景對審計監督活動的影響，提高審計質量。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4：相較于股權集中度較高的企業，股權集中度較低的企業中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更強。

3.基于外部審計的考察。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影響其提供的審計服務質量。首先，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國際“四大”）擁有更高的業內認可和競爭力，更加注重聲譽保護，需要保持較高的審計水平來避免聲譽受損（楊萍，2020）。其次，國際“四大”擁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對單個客戶的依賴性較低，能夠保持獨立和謹慎，保證審計決策和報告的真實性（楊萍，2020）。因此，在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中，高質量外部審計弱化了審計委員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反之，在非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中，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可以充分發揮內部監督作用，彌補低質量外部審計，提高審計質量。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5：相較于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非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中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更強。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6—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如下處理：（1）剔除ST、*ST類樣本。（2）剔除金融、保險類樣本。（3）剔除數據缺失類樣本。此外，考慮到極端值的影響，對連續型變量在1%和99%分位進行winsorize 處理。篩選后，共得到5 348個樣本觀測值。本文所涉及的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數據系手工從國泰安數據庫整理收集，內部控制數據來源于迪博數據庫，其余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運用Stata 16.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審計質量（-|DA|），參考楊書懷（2018）的研究，采用可操控性應計利潤絕對值的相反數代替審計質量，該值越大，盈余管理越低，審計質量越高。具體地，參照Dechow 等（1995）修正瓊斯模型，運用公式（1）估計參數a1、a2、a3，代入公式（2）計算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用差值表示可操控性應計利潤。

其中，i代表公司，t代表年度，TAi，t為總應計利潤；Asseti，t-1為期末資產總額；?REVi，t為主營業務收入與上年差額；?RECi，t為應收賬款凈額與上年差額；PPEi，t為固定資產原值；εi，t為殘差項，DAi，t代表可操控性應計利潤。

2.解釋變量。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Acoversea），采用上市公司當年審計委員會中具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成員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來衡量（Hofstede，2003）。此外，為了保證研究數據的穩健性，本文采用虛擬變量Acoversea_D，審計委員會至少有一名成員具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賦值為1，否則為0。內部控制（IC），采用迪博內部控制指數，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其分值越高，內部控制質量越好。

3.控制變量。本文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托賓Q 值（OPT）、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資產負債率（LEV）、資產收益率（ROA）及虛擬變量年份與行業，詳見表1。

（三）回歸模型

為了檢驗以上假設，本文構建以下模型。模型（1）檢驗假設1，模型（2）檢驗假設2。此外，按照不同產權性質、股權結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進行分組，再次回歸模型（1），分別檢驗假設3、假設4和假設5。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上頁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審計質量（-|DA|）最大值和最小值為-0.0008和-0.3240，且均值低于中位數，表明不同企業審計質量水平相差較大。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Acoverse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和0，且標準差大于平均值，表明不同企業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差異較大。內部控制（IC）均值為6.34，中位數為6.503，表明部分企業內部控制體系建設偏離平均水平。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表3 列示了主要變量相關性檢驗結果。審計質量（-|DA|）與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Acoversea）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052，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初步驗證了假設1。內部控制質量（IC）與審計質量同樣呈現正相關，具體機理需進行回歸分析。

表3 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

（三）回歸分析

1.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內部控制與審計質量的回歸結果。表4列示了模型（1）、模型（2）的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列（1）、列（4）表明無論是否控制相關變量，Acoversea 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促進了審計質量的提高，支持了H1。列（2）、列（5）報告了IC 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3）、列（6）表明無論是否控制相關變量，Acoversea*IC 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弱化了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驗證了H2。

表4 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內部控制與審計質量的回歸結果

2.企業異質性的分組回歸結果。按企業異質性進行分組回歸，結果顯示，在非國有企業組，Acoversea的回歸系數為0.022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國有企業組，Acoversea的回歸系數為0.003 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表明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在非國有企業組更強，支持了H3。在股權集中度低組，Acoversea 的回歸系數為0.019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股權集中度高組，Acoversea 的回歸系數為0.009 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表明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在股權集中度低組更強，支持了H4。在非國際“四大”組，Acoversea 的回歸系數為0.016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國際“四大”組，Acoversea 的 回 歸 系 數 為0.007 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表明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在非國際“四大”組更強，支持了H5。

（四）穩健性分析

1.工具變量法?，F實中，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能提高企業審計質量，但從海外工作或學習回國的人才同樣也可能更傾向于在審計質量高的企業任職，即審計質量高的企業吸引具有海歸背景的人才。鑒于此，為緩解內生性問題，本文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記為Acoversea_L，將其代入模型（1），并根據企業異質性分組回歸，結論依然成立。

2.傾向得分匹配法。審計質量高的企業，公司治理水平也高，引進具有海歸背景的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可能性更大。為此，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緩解樣本自選擇問題。借鑒已有研究（Dezoort 和Salterio，2011；杜興強和侯菲，2019），選取影響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的變量構建Probit 邏輯回歸模型（3）：

通過協變量平衡性檢驗表明，配對前實驗組（Acoversea_D=1）和對照組（Acoversea_D=0）存在顯著差異，PSM一對一匹配后，這兩組不存在顯著差異，表明本文配對成功。接下來，本文去除未匹配成功的，共得到2 748個觀測值，重復模型（1）、模型（2），并根據企業異質性分組回歸，結論依然成立。

3.改變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的測量方式。本文借鑒王浩然等（2021）的研究，以審計委員會至少有一名成員擁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為標準，重新測量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Acoversea_D），若審計委員會擁有海歸成員，Acoversea_D賦值1，否則為0，重新檢驗模型（1）、模型（2），且根據企業異質性分組回歸，結論依然成立。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新時代下的“歸國潮”以及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中海歸成員日益增多，其對審計委員會治理有效性的影響引起了關注。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16—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內部控制與審計質量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與審計質量顯著正相關；高質量內部控制弱化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根據企業異質性分析，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正向影響在非國有企業、股權集中度較低的企業和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中較強。

綜上，本文得到如下實踐啟示：第一，企業在聘任審計委員會成員時，應當重視候選人海外工作或留學經驗，適度提高審計委員會成員中海歸人員的比例，充分發揮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在完善企業審計監督體系中的作用。第二，高質量內部控制和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存在替代效應，在建設企業監督體系時，嘗試找到制衡點，更好地發揮二者在公司審計中的聯合促進作用。第三，關注企業產權性質對具有海歸背景的審計委員會履職有效性的影響。國有企業要避免弱化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的優勢；非國有企業應更加積極聘任具有海歸背景的人才進入審計委員會，提高審計質量。第四，完善企業股權結構，注重股權制衡。避免股權集中度過高使審計委員會海外優勢無法表現，股權分散時，企業應更加積極選聘具有海歸背景的人才進入審計委員會。第五，重視審計委員會海歸背景對低質量外部審計的彌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