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到斯蒂格勒：實踐唯物主義的技術論

洪北頔 胡大平

摘? 要?? 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實現了對技術的歷史化和動力化，開辟了把技術當作人的體外存在的研究方向。斯蒂格勒基于這一線索，從理性意識的形成出發闡述技術對人的奠基作用。一方面，該理論將歷史唯物主義具體化為“無機物的有機化”，即人的種屬力量通過技術實現。另一方面，該理論顛倒了存在論的形而上學體系，建立起唯物主義思想史的認識方法并極大延展了關于唯物主義的歷史范疇。以技術論為核心，斯蒂格勒提出實踐唯物主義來試圖處理技術革命后的晚期資本主義問題和左翼思想遺產。它的唯物性在于，對當代技術研發和應用的理論原則進行剖析，批判技術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它的實踐性在于， 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思想進行反思，淘汰舊的行動邏輯，推動基于知識的反日常的生活方式。

關鍵詞? 技術? 生產力? 實踐唯物主義? 意識形態

作者簡介 ：? 洪北頔，法學博士，南京體育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胡大平，哲學博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政治理論發展趨向研究”（19BKS077）；2021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題項目思政專項“高校黨史學習教育中的虛無主義問題與對策研究”（2021SJB0144）

大眾如今被各種關于“新技術”的信息所包圍，它們要么是字面與內容有出入的專業黑話（例如人工智能、神經網絡），要么是缺少實在的符號占位（例如元宇宙）。這與實踐的虛無主義是匹配的：一方面在微觀的日常生活中，徹底工業化的商品生產和徹底驅力化的商品消費使依賴實踐和經驗的從感知到理性的認識路線被阻斷，生活實踐在手邊之物的普遍模糊中虛擬化；另一方面在宏觀的階級運動中，階級之間的物質距離和政治距離發生了錯位，傳統的斗爭行動和實踐指南在信息爆炸和消費階層增殖分裂的作用下喪失效能。隨著“新技術”或打著“新技術”旗號的名不副實之物的不斷沖擊，人們對社會與技術的關系 “失語了”，也對傳統的實踐論產生了普遍的懷疑：這種歷史的退化將認識和實踐推向了技術意識形態的靈言和神跡。

因此，需要對生產力與技術之間的關系進行新的歷史的思考。這起源自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它試圖克服對技術的工具論還原。但歷史認識總是延遲的和向后的反觀：恰恰是斯蒂格勒的實踐唯物主義激活了理解存在與技術的思想線索，使馬克思主義面對如今洶涌且混亂的技術浪潮依舊保持生命力。

一、什么是實踐唯物主義

斯蒂格勒從未在正式場合中公開提出過“實踐唯物主義”（materialismus practicus），這一稱呼是其在私下的交流中對自身龐雜且尚未完成的理論的指認。? ?楊文默：《解釋與回憶——貝爾納 ·斯蒂格勒與歐洲思想的歷史》，《新美術》，2020年第10期。? 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認為“實踐唯物主義”不僅準確概括了斯蒂格勒思想的訴求和特征，而且極具批判色彩，恰當地實行了理論的干預職責。

斯蒂格勒的“實踐唯物主義”不同于“實踐哲學”，它是對后者的反思和批判。把“實踐”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甚至用“實踐哲學”來替換馬克思主義這一稱呼，是人道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這一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獄中的葛蘭西對無產階級革命與意識形態的思考。實踐哲學所關涉的與其說是原理知識，不如說是戰爭策略：在經濟基礎決定作用下的一個模糊場域中，主動塑造和利用行動的情勢，將歷史動力轉譯為革命語言，為奪取政權準備一支廣泛和堅強的人民軍隊。這個看似符合列寧學說的思想，實際隱含了一個重大的缺陷：無論陣地戰還是游擊戰，都屬于戰術層面，而指導性的戰略層面以及更基礎的關于上層建筑的理論研究，都是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所缺乏的。當策略問題替代了理論問題之后，實踐的“目的論”就是不可避免的。實踐哲學最終也是最荒謬的形態，在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中“道成肉身”：實踐哲學蛻變為形而上學。所以對斯蒂格勒來說，當務之急就是要重新認識實踐的物質基礎，建立符合當下的歷史解釋。

斯蒂格勒的實踐唯物主義以技術論為基礎，是由兩個方面所促成的。第一，對無產階級的定性在今天更為復雜：一方面作為勞動群體，無產階級不僅喪失生產資料所有權，而且因為自動化和信息化技術的廣泛運用而被迫從事簡單的乃至象征化的勞動，遠離技術核心并不再位于生產力的最前沿；另一方面作為消費群體，無產階級從生存消費轉向符號消費，喪失了“品味”（savor）?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Daniel Ross， Polity Press， 2010，p.30.? ，“享樂”成了唯一的消費驅力和目的。所謂“品味”，在斯蒂格勒這里并非小資產階級的無聊情調，而是對物（無論藝術品還是工業品）的認識及其存在意義的理解：這需要當事人掌握關于此物生產和應用的技術的知識，也就是對物的去魅。因此，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不是魯莽的、隨時的和懷舊的“上街”，而是認識到資本主義剝削和統治的符號化和去中心化是基于“知識政治”（noopolitics）的，并積極打破資產階級對知識的壟斷。

實踐唯物主義旨在為無產階級提供一種去無產階級化的知識，這種知識以技術論為基礎：它不只是個體通過重復所形成的身體和意識慣性，更重要的是從生活和工作的特定物質條件出發，將日常生活和意識當作客觀的物質范疇加以把握，從物出發理解人與世界的存在性關系及其歷史。但在認識層面上，當今主流的技術哲學卻對此形成了阻礙。它們可以分為三類：其一為“假冒的技術哲學”，它以機器論或未來主義自居，宣稱“人類已死”，鄙視傳統哲學的遺產，實則重復18世紀舊唯物論的陳詞濫調；其二為“反技術哲學”，對技術革命采取保守的、反動的抵抗主義，妄圖成為保衛舊世界的“攔阻者”（katechon）；其三是學院的技術哲學，它是英美哲學的代表，是有一定益處的、系統的知識，但目前沉醉于對語法的研究，對語境卻束手無策。前兩類的唯心色彩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已是徹底的意識形態，但第三類就較為隱蔽了：技術哲學推崇語法而放棄語境，即推崇知識論而放棄認識論（盡管二者是一個詞，epistemology）? ?徐英瑾：《漢語言說者如何切入當代西方知識論——一種基于人工智能與儒家“正名論”的混合視角》，《學術月刊》，2021年第11期。? ，本質上卻忽視了客觀實在作為固定結構和常數對于意識的作用——這是一個向內在的轉向，用意識規則的經濟學? ?此處的“經濟學”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所批判的理論對象，即不考慮生產“什么”與“怎么”生產而只關心價值量的貨幣表現的數字游戲。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只專注于已被抽象出來的形式的算術，卻對該形式被生產的機制和再具體化的后果毫不在意。? 取代了關于真理與實踐的討論。

摒棄現有的技術哲學范式，不代表實踐唯物主義的技術論是無根之水。斯蒂格勒一生致力于從技術的角度重述西方哲學的歷史演變，將尼采的號召“重估一切價值”付諸實際。而給予其極大啟發，創造性地將技術歷史化并擺脫純粹工具論的便是馬克思主義，尤其在于被主流技術哲學所忽視的生產力概念之中。

二、生產力是體外化的歷史力量

對馬克思本人技術觀念的研究，通常圍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機器論片斷”展開。馬克思在這次思想實驗中創造性地指出，機器的發明及其所帶來的公共協作使知識成為生產的重要因素，并形成了固定在物質技術中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但這次實驗并不成功，因為它沒能擺脫工具論的影響，機器或者說技術依舊是人的主觀意志的實現：當人們借此得出“人與機器的有機統一”時，就像說“戰爭中存在和平”一樣，并沒有徹底辯證地解決問題。另外，貫穿馬克思思想始終的生產力理論則在宏觀層面上回應“機器論片斷”的同時展開了更具說服力的歷史解釋：技術就是人的種屬力量的體外化（exosomatization）? ?“體外化”（exosomatization）指從人的肉體和主觀意志的帶有自我中心色彩的內部向以物質和差異為特征的外部的轉變。它與“對象化”的區別在于：前者強調從虛無到實在、從無知到知的斷裂新變化，后者則強調主體賦予客體的連續性。? ，個體主觀意志通過技術方能通達人類存在本身，在技術出現之前并不存在人類這樣一個范疇。

自牛頓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后，用“力”（force）來解釋運動的原因并將其相互作用轉化為數理的量化關系已成為普遍的科學方法。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魁奈最早在經濟學中使用了生產力的概念，它在此時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方面，魁奈的生產力是一種生產能力，尤其是人與土地這種特別的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勞動能力，其中人口的數量、耕地的數量及肥沃程度是決定性的；另一方面，魁奈的生產力是國家經濟運轉的起點，也是衡量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尺度。到了亞當 ·斯密，生產力被簡化為單純的人的勞動能力，但獲得進一步抽象而被指認為一般的經濟生產勞動。

無論在魁奈還是斯密那里，生產力都是比較邊緣的概念，他們的分析主要還是以價值流動為核心：例如在魁奈那個非常類似力學分析的《經濟表》中，生產力卻是完全“缺位”的。到了資產階級國家競爭更加激烈的19世紀，生產力概念被庸俗經濟學家最先挖掘了出來。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圍繞生產力形成了資產階級的國家經濟學。李斯特的生產力相對完整地保存了其原初的“原因”與“尺度”兩個邏輯維度，但其內涵是完全不同的。李斯特把生產力看作一種脫離生產資料的主觀能力或精神力，越出了經濟活動本身。他認為這種力量在本質上源自民族國家的民族精神建設，即通過國家主導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管理建設所形成的“國民素質”，也就是所謂的“現代人類的精神資本”? ?[德]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39頁。? ?？梢?，李斯特的根本目的是為把當時的普魯士打造成工業化的資產階級國家提供意識形態支持，所以生產力成為衡量資產階級國家統治力的尺度。

在1845年初的《評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馬克思不僅批判了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也為歷史唯物主義開辟了道路。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李斯特的思想建基于非科學、目的論的容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他既不能理解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闡述的內容是客觀的，也不能將科學認識的對象與特殊經驗區別開。馬克思恢復生產力的科學定位，將其視作人與自然在物質生產中結合而迸發的力量，并揭示出三個特點：第一，人憑借這種力量實現自身主觀意志，通過把握物來把握個體主體；第二，生產力不拘泥于特定的產業，而是歷史性的，即不同時代的生產力都在人類歷史這個維度上相互聯系與比較，因此對生產力的認識也是對于人類歷史的認識；第三，生產力與特定時代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此時經常把生產關系與分工、社會關系等詞匯混用）是矛盾的，后者創造一定的生產力的過程是無意識的，并且這股力量將促成革命沖破這層枷鎖?？梢姶藭r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已經被描述為客觀的、歷史的力量，但這種力量的具體作用邏輯尚未展開，工具論的色彩也依然存在。

到了不久之后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生產力的地位、作用和原理進行了詳細闡述。首先，生產力被認為是組成社會的要素，與其他因素共同搭建起社會的結構?？v觀手稿，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社會是由生產力、分工（與分配）、社會交往與意識所構成的，其中，生產力與分工的結合即生產方式（此時稱為物質生活方式）是最為基礎的且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愿。其次，圍繞生產力的歷史唯物主義敘事得以形成。物質生產是人-社會形成的起點：“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519頁。? 。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與其說是生產與使用工具，不如說是人類的進化發展已經從生物主導向以物質生產為核心的社會主導轉變，因為生產力所推動的不是外在于人的事物而是人的生活的發展。最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區分了客觀的生產力與人的“生產力”，即建立在一定組織之上的勞動能力。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并未使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樣的表述，但強調了人的直接的主體作用即“分工”總是遲滯的和暫時的，受制于物化的客觀力量。

雖然到了《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生產關系的闡述，但經過《哲學的貧困》的術語精進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探索與深化，生產力概念還是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第一，馬克思通過對勞動過程的理論解釋而明確區分生產力與人的能力即勞動生產力（演化自該手稿中的“精神生產力”），充分肯定前者作為社會歷史發展根本動力的作用。勞動生產力不是人的直接的自然能力，而是建立在協作（concourse de forces）之上的對這種能力的挪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82頁。?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協作發揮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88頁。? 。這里的社會生產力就是指生產力，協作是對它的“發揮”，它在這層意義上是“勞動的”：這里的邏輯表明，活勞動本身是生產力釋放與勞動生產力實現的共同過程，協作的勞動賦予其生命力，而資本則給它披上所有制的形式?？梢?，在《資本論》中生產力加上不同限定詞，表現的是生產力在不同階段、不同關系中的存在形式。第二，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資料是生產力的承載者，它具象化了社會關系發展的方向，起到了定位的作用?！皠趧淤Y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210頁。? 雖然生產力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并積累的，但對每一代活生生的勞動者來說它外在于任何個體，通過勞動資料這個物質形式使人的本質得以顯現，并作為死勞動承載了過往的“記憶”。第三，生產力概念并非虛無的純粹理論造物，不僅是實在的甚至可以作為社會歷史的認識工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談到人類在古代通過密集但簡單的協作勞動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雖然工程浩大，但表現出來的生產力并不高。這說明生產力可以在不同的勞動之間進行“比較”，而這與勞動的規模、人的多少、主觀意志的強弱無關。

綜上，生產力的歷史就是人類整體演變的歷史，也是人類把握自身種屬力量的歷史。作為客觀存在，生產力不是工具，也不是集體力量之和，更不是教條，而是人類物質存在的整體結構作用，它在邏輯形式上必定是函數的。作為歷史運動，生產力的作用過程一方面是人的社會性與動物性、客觀力量與主觀力量相互區分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個體通達種屬的程序。但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與其說是系統的、完整的，不如說零碎的解釋留下了值得深思和發展的空間。一方面，關于勞動過程即勞動者與勞動資料之間辯證統一的具體模型并未得到建構，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到生產力對于個體轉變、傳導、作用等的微觀闡述；另一方面，缺乏相關機制的解釋使得生產力的尺度作用無處發揮，即使我們從直觀上可以談論不同時代生產力的高低，但也只能是片面的經驗論斷，缺乏一套系統描述和解釋的邏輯工具。

三、技術的本質與對生產力的重釋

我們必須發起如下追問：生產力與作為個體的人在存在層面上是什么關系？生產力對人的作用如何在現象上表現出來，這種現象是否具備認識上的特征？人自身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什么變化？這類關于“人與生產力的辯證統一”的追問恰恰與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問題相重疊，即人如何通過物的迂回而辯證地實現自身。

首先，我們要對技術這一概念有一般的把握。人們通常所說的“技術”并非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物即作為“工具”的物質承載者以及駕馭它所需要的技藝。把技術等同于工具的觀念帶來的是對通過把握真理而處理人自身與世界關系這一原初思考的遺忘，用胡塞爾的話說就是“科學危機”，即去歷史化。對此，斯蒂格勒指出應在海德格爾的“構架”（Gestell）之上建立起關于技術的理解：構架是個體與存在相互傳喚的聚合路徑，而這得益于技術世界的在場。換句話說，恰恰是因為人的存在，世界被技術化了；也因此，技術世界不僅是個體與存在傳喚的途徑，也是對此的命令和誘惑，促成了聚合的發生和延展?？梢娂夹g是個體與存在的中介，更是物在屬人層面上的活化。

雖然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批判了把技術當作工具的觀點，但斯蒂格勒認為存在論本身依然是未能脫離先驗問題的形而上學，其視角是內轉向的“誰”（作為個體的無名者）而非外轉向的“什么”（被承載的技術）?；诙菑U止存在論，斯蒂格勒將被技術化的物稱為“有機化的無機物”（inorganic organized beings），它居于屬人的有機物與對人來說陌生的外部無機世界之間。這揭示了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的理論旨趣：它將技術世界作為人的存在構成來認識，而這與人本主義的目的論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它不認為人脫離了技術還能保證自身的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技術的“器官論”，而形成了技術的“基因論”：技術改變了人的進化模式，使其由生物進化向社會進化轉變；技術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為了激活人的潛能，也不是承擔特定的功能，而是化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梢?，技術論將外在個體的生產力問題等價轉化為人類種屬的技術進化論。

但是，技術進化論帶來了新的問題：技術所類比的基因只是信息的載體，它也不能解釋原因。斯蒂格勒對此引入了時間與對應意識的范疇，他稱之為愛比米修斯原則：在古希臘神話中，神靈愛比米修斯在賦予每種生物特定專長時，把人類給遺忘了，使其成了“無毛的直立動物”，所以愛比米修斯原則就是“后見之明”。斯蒂格勒借這一原則指認的就是人的時間意識結構，即時間意識源自一種缺陷，也就是“遺忘”：當人意識到某個事物的時候，這個對象相對于轉瞬即逝的當下來說總是過去的，即人總是在事情已然發生且無可挽回后才意識到它。與之對應的則是普羅米修斯原則：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予人類，使后者能夠憑借雙手而生存并獲得理智（來源于神），而自己卻受罰被縛于懸崖之上，任由巨鷹啄食不斷生長的肝臟——普羅米修斯原則即意味著借由技術對愛比米修斯過失的彌補，也是因為人類掌握技術而不斷產生的憂郁，即“先見之明”。需要注意的是，普羅米修斯原則并非是對人性的徹底修正，而是在“遺忘”的基礎上借由技術形成了回憶和反思?！斑z忘”的含義是雙重的：一方面是人類被遺忘給死亡（缺乏其他物種特有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人類自身遺忘了死亡。后一種遺忘在技術出現之后才轉變為“懸置”（epoeche），使意向性成為可能：在對死亡的確定和遺忘之上形成了“超前/期待”（anticipation），即關于絕對差異/可能性的元意識。

因此，由技術帶來的時間意識促成了歷史反思，而后者又要求在前者之上進一步形成關于差異即空間的意識。斯蒂格勒借助技術重新解釋了他的老師德里達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延異是通過技術的延遲鏡像作用使此在（人自身）與曾經在此之間建立起空間聯系，這種相互關系也就是（人的）生命的歷史。在攝影中，照片所呈現的場景我并未身處過，甚至它早已不復存在，但我依然明白它是真實的，在于照片激活了我對過去的意識，使我的意向性轉向曾經在此——斯蒂格勒稱之為“確正”（orthotēs），即“我”在意向性中對“曾經存在”進行了精確把握而認定其為“真實存在過”，進而對“我”產生了確實的影響，但“曾經存在”依舊是不確定的。換句話說，攝影使作為此在的我與曾經在此“面對面”，把時間關系轉變為空間關系，使過去的“切片”按一定的順序與我并列，如此進一步的認識得以可能。這種時間的“倒流”（transfer）即是“過程”（passing）。

所以，技術本質上是鏡像的和“去魅的”：它以自身為中介將過去事物的特征、屬性、命令、誘惑等從特殊語境（context）中抽象出來，使其在當下語境中被重新接納。這種由技術產生的剩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痕跡”或“幽靈”。斯蒂格勒認為，在人類文明中最典型的技術便是文字-書寫。首先，文字-書寫的出現要晚于語音-口語，兩者之于人的作用和關系是不同的：后者是慣常的、習俗的，歷史在其中是空缺的，只有不容置疑的“傳統”；而前者提供了將過去事物和思維作為對象的可能，“即把思維作為其自身的、完全可以通達的過去來自我審視”? ?[法]貝爾納 ·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趙和平、印螺譯，譯林出版社， 2010年， 第41頁。? 。在文字-書寫中理性才能作為程序（以直線書寫為形式的時間安排）出現并發揮作用。其次，文字的誕生需要一個過程，而它的出現又是與書寫分不開的。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中稱這類文字是“拼寫文字”（orthography，其前綴ortho-就來自“確正”）：它并非僅指字母文字，而是指一切脫離了象形且符號化的文字。例如在漢字的發展史上，甲骨文便處于由象形文字向符號文字的過渡中：它一方面是由象形文字轉化而來，保留了圖畫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在不斷的祭祀和占卜中被抽象地固定下來，與原本的語境相脫離，在對“天意”的解讀中調動起理性程序。

可見，文字-書寫這項典型的技術并非如常識所認為的那樣僅是傳播信息的工具，而是與人的大腦皮層徹底融為一體了：沒有文字-書寫，人類就無法進行理性思維，也就沒有歷史。但我們無法判斷是智人先出現還是技術先出現：技術對人的不可或缺基于此在的已經在此才能被理解。這恰恰與上文提到的由愛比米修斯原則和普羅米修斯原則所構成的時間意識相一致，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

最后，我們對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之于生產力的意義做個總結。第一，雖然斯蒂格勒在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中并未直接點名生產力，但這里的技術是從人與世界不斷革新的關系出發來認識的，被當作外在于個體的客觀動力，即技術的技術性，這是與生產力的內涵相吻合的。技術論通過逆轉存在論的面向“誰”的視角，以技術的“什么”為對象，避免了先驗論的同義反復；同時它將技術抽象為人的本質性構成，即人被定義為“技術性動物”，在生產力與人之間取得統一尺度，克服人本主義和實證主義研究的局限性。

第二，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不僅是對海德格爾的反轉，使技術先于有意識的自我卻又從屬于人的種屬，即無機物的有機化——也是對馬克思的實現，使生產力這一宏觀概念在微觀上獲得了具體的原理表述。它重新闡釋了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根本動力的觀點，建立起一套具體實現的模型：人的固有缺陷即愛比米修斯原則使時間（歷史）意識成為可能，而伴隨普羅米修斯原則的技術不僅實現了前者，還延展出了空間（差異）意識，最終形成了理性（關于程序）。這將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觀念和人的定義即“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統一了起來：生產力的作用，就是技術實現了從個體向社會的時空分化和重新統一，使理性程序越出了個體的范疇，同樣也使得人的存在越出了肉體。

第三，通過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我們能夠把握到生產力的存在性特征。其一，生產力解放的新階段總是能夠有機地吸納和涵蓋舊階段，后者在技術不斷地“去魅”下成為歷史性存在物。技術的革新總是會帶來人、存在與世界之間新的聚合（constellation）關系，也就是紀元（epoch）。歷史，即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歷史性”（weltgeschichtlichkeit），是從當前的紀元出發去重新統籌過去的事物：過去的秘密蘊藏在未來，同樣未來也被過去所召顯，這是一個不斷被重新發現和使用的過程。這在意識上就表現為，被生產力的解放所延遲激發的關于過去的歷史性和知識性觀念，拓展和深化了理性的運用。其二，生產力的發展不僅不會排除或掩蓋人的存在，反而因為差異的增殖以及確正程序的運行，不斷形成使存在更加凸顯的世界背景。這一過程并非如庸俗觀念所理解的那樣，是對自然的征服或者沉淪，而是賦予外部以人性和他者性，使其即是人屬的又是屬人的。這種歷史性的解放是對形而上學的終結也是完成：那個存在于一切表象背后的、填充差異之間距離空間的并由真理所指的“東西”，在技術世界的背景下更加明晰。

四、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的獨特性與意義

如果打比方，斯蒂格勒是本雅明筆下那個被天堂之風所驅趕、背對未來倒飛著的天使，他的思想就是被天使所凝視又被重新排列的碎片：斯蒂格勒從不趕理論界的時髦，總是著眼于那些看起來古典甚至“過時”的東西，他的思想也缺乏時髦理論所帶有的表面的新奇。其思想所帶來的震撼實則來自對傳統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與技術及其知識——從古希臘哲學起就水火不容的兩條路線的辯證統一，從而對過往概念與命題達成翻轉性的理解。

斯蒂格勒在人與技術的問題上采取“向外走”思路，即把“誰”轉化為“什么”——用中性的話來講，主流的技術哲學和實踐唯物主義的技術論關心的是不同的“技術”：前者關心的是自發調節的“技術實體”，后者關心的是外在于個體、內在于集體卻又架構了個體的“技術中介”?？梢?，斯蒂格勒的技術論有兩個參照。第一，是薛定諤在《生命是什么？活細胞的物理觀》中的著名論斷：生命以負熵（negative entropy）為食。這啟發了斯蒂格勒的技術進化論：薛定諤用研究無機物規律的科學去研究有機物，恰恰說明有機物的持存和進化是一個不斷將無機物納入自身新陳代謝的過程，也就是“制造”規律的過程——沒有有機物這些物理規律自然也能存在，但只有有機物會自主加入規律之中；而進化到人-社會這個階段，有機物不僅會使已存在的規律抽象出來，還會創造出原本不存在的規律。第二，是德里達在《文字學》中對語音和文字的區分。通常人們在閱讀德里達時更關注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理論努力，即圍繞“去位”（displacement）、“替位”（replacement）和“補余”（supplement）等術語的戰術策略。但斯蒂格勒把握到這些策略的實施必須建基于文字和語音的脫離之上：對回看自身的目光的否定，既是技術的起點也是實踐的起點。

正如馬克思參考了黑格爾，斯蒂格勒對薛定諤和德里達的參考并非是機械地結合，而是從其未被意識到的、隱蔽的內核出發實現了題中應有之義?？偟膩碚f，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的獨特性在于它是適用于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將被形而上學拋棄的質料形式化，從而使關于個體主體的先驗知識向種屬能力的社會化知識轉變；而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宏觀知識也得到了在認知和實踐能力上的微觀回應，形成了與之同步同構的技術進化論知識。

實踐唯物主義技術論極大拓展了關于唯物主義哲學的研討視野，將哲學基本問題辯證地轉換為對思想史的唯物主義解構；更重要的是，它為唯物主義哲學批判性地介入當代技術研發、生產和生活提供了立場和方法。這表現為理論反思和意識形態批判兩個方面。

第一，對當今技術研究和應用的主流思想進行干預。技術哲學并非是一門孤立的學問，而是與工業保持了緊密聯系并積極充當其自我意識的表達。技術哲學的經濟學性質反映的是技術研發在資本引導下的傾向：它注重的不是如何精確地解決某個急迫的現實問題，而是將其轉換為系統的、抽象的經濟替代物——并非要使知識和現實相一致，而是制造一個因為系統化程度高從而看起來真實和有效的東西。如此，技術造成的事實性錯誤就成了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必須的，因為只有這樣經濟原理才能主導研發和應用的整個過程。

第二，對流行的關于技術和由技術所引發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人們在判斷“新技術”上遇到的困難，是沒有將真正的技術-生產力與意識形態相區分，而后者根本上則是對權力的誤用。權力是愛比米修斯原則的產物，即“遺忘”后的“無知”狀態的產物。與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理解相反，權力恰恰是必要的，因為勇氣總是與“無知”相隨：任何一次認識的開端都是灰暗的，真理是不顯的，需要權力在此時提供保證，確保邁開前進的第一步；同樣，知識體系的建設也離不開權力，因為當前的知識是由未來的知識來確正的，需要權力來保證這個差異的距離是可跨越的。這也就是為什么科學在啟蒙之前可以與上帝共存，而在啟蒙之后則與“先驗”“歷史”“實踐”等共存。如果把批判意識形態當作批判純粹的權力，那么就會陷入循環論之中，把可逃逸的裂隙當作虛無而不敢邁出一步。意識形態是權力的一種特殊狀態，即在愛比米修斯原則與普羅米修斯原則之間發生了中斷，是自身與世界溝通失敗后形成的自戀：納西索斯忽視了“鏡子”，進而將鏡像誤認為他者，但這個虛假的“他者”是永遠不會回應他的，所以他不僅不會因為鏡像而震驚，反而妄圖與虛假的“他者”合一。因此意識形態的本質在于忽視了空間，進而缺乏對時間的認識，排擠了真理的位置，封閉了向外的通路。

不可否認，在反思的意義上人們對“新事物”的判斷總是滯后的：要等到其成為實在并以事件的形式發揮作用之后方能把握。這在技術問題上尤甚。雖然技術在今天改變了生活的節奏以及人與外在的關系，但在有機與無機、個體與集體、私人與公共等范疇上人們依然秉持過往的劃分標準——換句話說，“技術革命”對我們的主觀意識而言并未帶來任何變化。但正如斯蒂格勒所指認的，“后知后覺”恰是歷史意識的必要條件——事件是在歷史中被“重新發現”的：一方面在事實上，最早的“技術革命”在文字出現的那一刻就已然發生；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對技術的認識被指認為早就以“生產力”這樣的概念和命題包含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論述之中。這種由斷裂帶來的“認識論連接”是必要的，它為辯證地和批判地面對由意識形態層層包裹的技術世界提供了勇氣和方法。

〔責任編輯：易鯤罡〕

From Marx to Stiegler： The Technological Theory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HONG Beidi， HU Daping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ushered in the historicization and dynamization of technic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exploring technics a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Building upon Marxs insights， Stiegler delves into the pivotal role of technics in shaping human existence， tracing it back to the formation of rational consciousness. This dual perspective both concretiz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organization of inorganic beings，” embody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potential through technics， and also challenges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ontology， establishing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that significantly broadens its historical scope.At the heart of Stieglers framework is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centered around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left-wing thought in the wake of the thir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materiality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is evident in its scrutiny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s well as its critique of the inherent logic of technological ideology. Its practicality， on the other hand， lies in its reflection on the core tenets of Western Marxism， a departure from conventional action-based reasoning， and an advancement of an alternative way of life rooted in technical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