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學科”到“跨學科”：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策略

孫科技 郭 歌

據統計,當前我國應急管理人才缺口高達40萬人,如果以整個應急管理產業鏈需要的通用型人才進行統計的話,人才缺口將達到上千萬人(張楠,2020),特別是近幾年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加劇了社會不同領域對于應急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進而推動了國內應急管理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工作的興起。應急管理作為一門管理學和工學門類下的交叉學科,除了管理學和工學之外,還涉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新聞傳播學、心理學和醫學等多門學科內容。目前,國內各高校在應急管理學科分類及專業設置上存在較大的差別,整個學科建設沒有達成充分的共識,由此阻礙了復合型應急管理人才的發展定位及其精準培養目標的實現(馮文靖、劉偉,2023)。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國外關于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的研究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應急管理課程建設。例如,有學者認為,國土安全與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方案需要明確課程設置的主體內容,以滿足未來從事應急管理或國土安全相關職業的基本要求(Robert McCreight,2009)。有學者在系統梳理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歸納了應急管理人員需要具備“清晰的角色定位”“有效的組織管理”及“掌握跨學科的問題解決方法”等11種核心能力,并據此探討了相應的課程內容設置(Naim Kapucu,2011)。也有學者指出,當前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面臨的最大障礙是缺乏跨學科課程,因而需要將相關學科知識納入應急管理課程體系,如社會知識,它的融合將有助于理解人類行為模式,包括緊急報警、人員疏散以及各種應急應對和災后恢復等問題(Christopher Fuller,2002)。二是應急管理教學變革。比如,有學者指出,當前的高校應急管理教學過程中過于重視應急知識的傳授,忽視了通過實習和模擬訓練等方式提升學生的應急管理實踐技能,需要通過“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社區服務過程中掌握實際的操作技能(Thomas J. Carey Ⅲ,2015),并且鼓勵學生對課程內容進行反思,從而促進應急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深度融合(Naim Kapucu 和Claire Connolly Knox,2013)。此外,也有學者結合不同學校,分析了如何利用“服務學習”的方式,彌補傳統應急管理教學活動過程中重知識傳授、輕實踐能力培養的不足(John C. Pine,2002;Dave Mcentire,2002;Jane Kushma,2004)。

整體而言,國內相關研究圍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其一,分析我國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應對策略。例如,林永興等學者指出,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專業存在學科歸屬不明晰、人才培養體系不完善和師資隊伍力量薄弱等問題,繼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林永興、曹宇、吳雅文,2021)。馮文靖梳理了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亟須解決的問題,從知識儲備、能力培養、理論與實踐結合等方面分析復合型應急管理人才的培養目標,隨后提出了完善課程教學設計等建議(馮文靖,2022)。張海波則比較分析了“嵌入式”“集成式”和“體驗式”三種實踐教學形式,為不同階段的應急管理實踐教學活動提供了操作性建議(張海波,2022)。其二,結合具體的理論,探討我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優化路徑。比如,錢洪偉參考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理論,初步構建了應急管理學科知識框架,有利于促使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對應急管理課程體系達成共識(錢洪偉,2015)。有學者將應急管理視為一個巨大的復雜系統,因而需要轉變傳統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思路,將其他學科內容納入課程體系框架,從而擴展應急管理學科知識范圍(李澤荃、祁慧,2019)。其三,比較分析不同國家的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成熟經驗。例如,孫科技分析了美國應急管理相關專業的核心課程、教學資源、課程實施方式和課程質量評估等方面的內容,并且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對我國的有益啟示(孫科技,2022)。楊月巧等學者在梳理中、美10所高校15個本科專業225門專業課程的基礎上,歸納了應急管理8大類(包括18小類)核心知識體系(楊月巧等,2021)。也有學者全面地總結了應急管理高等教育較發達的國家在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課程建設以及教學改革方面的成熟經驗(佟瑞鵬等,2021;聶百勝等,2021)。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深入分析了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課程設置、教學改革及師資力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其應對措施,為本文探討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現有研究基本上是從不同的維度,討論了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遇到的阻礙因素及其突破路徑,關于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標準問題的討論尚顯不足。例如,現有研究分析了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缺乏統一的核心能力框架進而導致部分高校的課程內容設置比較隨意,導致不同高校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參差不齊。那么,我們應如何構建應急管理核心能力框架?參考的理論依據是什么?該理論是否同樣適用于分析其他阻礙因素并以此為借鑒制定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分析框架?鑒于現有研究不足,本文嘗試從學科整合的理論視角,分析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應對措施。

二、視角的選取:從“多學科”到“跨學科”

雖然傳統的大學“分科教育”在提高人才培養專業性與效率方面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如果學科過度分化的話,則容易破壞不同專業內部完整的知識結構,從而阻礙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有學者指出,“我們的知識是在學科之間被分離、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現實或問題愈益變成多學科性的、橫向延伸的、多維度的、跨國界的、總體性的和全球化的,這兩者之間的不適應變得日益寬廣、深刻和嚴重”(埃德加·莫蘭,2004)。隨著風險社會背景下人類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傳統“分科教育”模式的局限性逐漸顯現,高等教育界開始嘗試通過學科整合的方式培養各類復合型人才,以解決因學科過度分化而出現的專業人才知識結構單一的問題。

根據Allen F. Repko的分析,學科“整合”可視為一個進程,通過該進程兩門或多門學科的思想、資料與信息、方法、工具、概念及(或)理論得以綜合、聯結或融合,以擺脫并超越其中任何一門單一學科的限制,進而實現認知進步或知識增加(艾倫·雷普克,2016)。按照學科整合程度大小可以劃分為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與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兩種基本方式(1)目前學界關于究竟存在哪些學科整合方式的觀點尚未取得一致,比如,也有學者將 “transdisciplinary”(超學科)視為學科整合的一種方式(Bernard C. K. 和Anita W. P.,2006;Dominique E. Uwizeyimana和Benon C. Basheka,2017;張穎、曹碧,2020;Marcin J. Schroeder,2022,等)。本文未將“超學科”納入討論范疇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本文將“超學科”看作“跨學科”的一個高級階段(Dominique E. Uwizeyimana和Benon C. Basheka,2017; Marcin J. Schroeder,2022),“超學科”所強調的“淡化學科邊界”“重視知識及方法整合”和“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等核心內容均在“跨學科”階段有所體現;二是本文重點探討當前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工作是如何跨越相關學科邊界實現學科整合的,而這種學科整合以學科的存在為前提,因此本文并不贊同部分研究成果中關于“超學科”階段學科消失的預判。?！岸鄬W科”是基于不同的學科視角分析特定的問題,該過程雖然吸收了不同的學科知識但并未對其進行整合,各學科之間仍然是一種平行關系(Renate G. Klaassen,2018);“跨學科”強調兩個或多個學科之間的相互作用,包括從簡單的思想交流到概念、方法、過程、理論以及術語等內容的整合(Leo Apostel等,1972)?！岸鄬W科”與“跨學科”的本質區別在于不同學科之間是否產生相互作用進而融合成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曾對這兩個概念做過精辟的解釋:如果 A、B兩個學科聯合解決共同的問題,待工作結束后兩者并未發生變化,此為“多學科”;如果A、B兩個學科聯合解決共同的問題,并且在互動過程中產生了新的議題或學科,便是“跨學科”(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等,2005)。

將“學科整合”的理念和不同方式引入高校人才培養領域,便形成了與傳統的大學“分科教育”不同的兩種人才培養模式,即“多學科教育”與“跨學科教育”。從“分科教育”到“多學科教育”再到“跨學科教育”,是一個學科整合程度從無到有和由淺入深的教育教學過程。與“分科教育”相比,雖然“多學科教育”和“跨學科教育”兩者都重視培養學生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分析問題的能力,但是“跨學科教育”更加強調對學科規訓的突破,突出“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實踐教學活動,并且重視提升教師跨學科的動力與能力(彭靜雯,2020)。高校人才培養工作主要涉及兩個基本問題:“培養什么樣的人”和“如何培養人”,前者關注的是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后者關注的是人才培養方式與過程(聶建峰,2018)。有學者將人才培養質量的要素概括為:培養目標(導向性要素)、課程體系(實質性要素)、教學方法(憑借性要素)、教學形式(組織性要素)、教學運行機制(調控與制約性要素)以及非教學培養途徑(補充性要素)等(楊杏芳,1998)。

此外,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定義,“質量”意指存在于產品和服務本身的固有特性滿足相關方要求和預期目標的程度(夏志強、陳佩嬌,2021)。從教育產品質量的角度來看,“人才培養質量”是指在符合教育規范的前提下,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夠滿足相關規定或潛在需求的特征及特性的總和(孫躍作,2021)?；谏鐣洕l展對復合型應急管理人才的現實需求,不同學科之間概念、方法、過程、理論和術語等內容的融合程度,直接決定了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的高低。應急管理“多學科教育”模式的目標是鍛煉學生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分析突發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及其防治策略的能力,而“跨學科教育”模式則要求學生不拘泥于現有的學科歸屬,以應急管理實際問題的有效解決為出發點,綜合運用各種應對突發事件的理論與方法,并且反思課程內容設置存在的不足。根據上述關于“多學科”“跨學科”與“多學科教育”“跨學科教育”概念特征及其關系的討論,本文擬從“培養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式”(教學方法及教學形式)和“教師資源”(教學運行機制及非教學培養途徑)四個維度,分析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活動中不同學科的整合程度,即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問題。

三、研究設計

本文選取D大學、E學院、G大學、L大學和S學院五所高校的應急管理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活動作為案例,緣由如下:首先,五所高校應急管理相關專業人才培養工作起步較早,辦學經驗相對豐富;其次,五所高校設置的應急管理相關專業既有管理學門類下的“應急管理”和“公共事業管理(應急管理方向)”,也有工科門類下的“應急技術與管理”和“防災減災科學與工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便于不同高校之間的比較;最后,本科教育處于高校人才培養工作的核心位置,能夠集中地體現出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教學條件、教學方法以及學校資源等基本情況(教育部,2018),有利于分析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活動中“培養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及“教師資源”等方面的現狀。

按照客觀性與多樣性的原則,本文的數據資料來源包括:一是五所高校公布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方案、專業簡報和教學管理等材料;二是權威新聞媒體的報道,特別是關于全國政協委員、高校應急管理學科負責人的專訪報道,重點關注與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進展、困境及改革方向相關的數據資料;三是學科建設研討會,比如由四川大學等高校組織的應急管理學科建設方面研討會(2019年6月)、由西北大學承辦的應急管理本科專業建設研討會(2022年4月)等,會議探討了高校本科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質量問題;四是公開發表的以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為主題的學術論文,由于論文作者大部分是應急管理學科建設方面的負責人或應急管理教育方面的專家,擁有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工作的“一線”經驗,因而能夠深入地了解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便于收集與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各階段相關的材料。

在上述數據材料收集的基礎上,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對五所高校的應急管理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活動進行了比較分析。內容分析法是通過對政策文本、新聞報道、網站公布資料等“內容”進行分析,以獲得結論的一種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科學研究方法,主要由“研究問題”“內容”和“分析建構”三個要素組成。作為一種非直接介入的分析方法,內容分析法不僅能夠更客觀地對事實進行剖析,而且因為無需發放大量問卷和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所以研究成本相對來說較低(劉偉,2014)。

四、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多學科”發展困境

早在2003年“非典”事件結束后不久,五所高校結合學校自身學科特色,率先啟動了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工作。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探索,五所高校不僅向社會不同領域輸送了大批優秀的應急管理專業人才,而且勇于探索,積累了較豐富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經驗,為我國應急管理學科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然而,從學科整合的理論視角來看,五所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面臨“多學科”發展困境。

(一)培養目標不夠清晰

培養目標在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發揮著導向性作用,目標清晰是高校人才培養活動其他環節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根據人才培養方案可知,雖然五所高校中有四所高校將目標定位為“復合型人才”或“應用型人才”,另外一所高校設置為“專門人才”,但究竟屬于哪一種類型的復合型或應用型的專門人才,即人才歸屬方面存在表述不清晰的問題。除了D大學和G大學要求學生系統掌握應急管理理論基本知識和有效應對突發事件的各種能力外,另外三所高校則基于自身傳統優勢學科制定了相應的目標要求(如表1)。例如,E學院和S學院分別將災害學和安全學的理論與方法納入培養目標,要求學生掌握應對各種安全事故與自然災害的技術方法,具備一定的災害風險管理和災后恢復與重建能力。L大學則承襲本?！肮芾砜茖W與工程”“安全科學與工程”學科優勢,重視培養學生的大數據應急管理、突發事件承災載體的韌性管理以及應急物流與供應鏈管理能力。由于受到傳統專業教育模式的制約,高校人才培養規格比較單一,忽視了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差異,按照一種規格進行人才培養(張曉報,2017),因而導致新專業目標設置的“模棱兩可”。

表1 五所高校應急管理專業目標定位概況

雖然高校根據自身優勢設置人才培養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應急管理特色人才培養,但這些培養目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倚,缺乏總體培養目標,因而無法全方位地考慮國家的整體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由此從國家層面確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顯得尤為重要(佟瑞鵬等,2021)。應急管理作為一門跨領域、綜合性的新興交叉學科,如果培養目標不夠清晰,就會導致該專業成為什么都學又什么都不是的“大雜燴”或“萬金油”,不僅不能體現出應急管理的專業特色,而且不能滿足國家和社會對于應急管理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林濤、劉琦暉,2011)。

(二)課程設置系統性不強

“就人才培養而言,課程作為高校人才培養的重要手段,是開展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劉海濤,2018)由于我國應急管理專業建設起步較晚,并且分別掛靠在“公共管理”“管理科學與工程”或“安全科學與工程”等一級學科下進行人才培養,因此造成應急管理課程體系設置的差異較為明顯。比如,D大學從公共治理的角度進行系統的應急管理知識體系建設(包括社會沖突理論、社會輿情分析等課程);E學院依托地震行業優勢,開展與地震自然災害相關的應急管理知識體系建設(包括自然地理學、災害經濟學等課程);L大學將安全科學中的公共安全問題與管理科學中的應急管理問題相結合(包括交通安全分析與評價、應急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等課程)(馮文靖,2022)。恰如應急管理教育專家錢洪偉所言,目前我國高校開設的應急管理相關課程體系系統性不強,除了應急預案編制等個別課程外,很少有完全相同的專業課程,往往是因人設課,其無序之狀可見一斑(孫穎妮,2019)。通過比較分析五所高校應急管理專業核心課程設置情況發現,除了“應急管理概論”(2)G大學和L大學分別將其設置為“應急管理理論與實踐”和“應急管理原理”,其內容與“應急管理概論”基本吻合,僅僅是名稱不同,因此將其與“應急管理概論”視為同一門課程。這門課程在五所高校均有開設之外,其余課程均是個別高校所設。五所高校開設的應急管理單門課程中與其他高校相同的占比均低于50%,L大學的占比甚至還達不到10%,各高校應急管理課程設置的差異性比較明顯(如表2)。在缺少應急管理能力框架的情況下,高校過于依賴根據自身特色學科優勢構建的課程體系,容易造成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質量參差不齊。

表2 五所高校應急管理專業課程設置概況

(三)傳統教學路徑依賴

目前,關于應急管理“屬于一門應用性較強的新興學科”的觀點已經在各高校形成了共識,并且通過強化實踐教學的方式提升學生的應急管理實踐能力。比如,D大學除了依托該校經濟管理實驗教學中心為本專業學生提供全方位仿真型的實驗教學層次之外,還采用“虛擬仿真實驗+政校企合作實踐”的實踐教學形式,有效地提升了應急管理實踐教學質量。又如,E學院每年組織應急管理專業學生到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實習,進行緊急救援技能訓練、仿真模擬培訓和演練、預案推演訓練,并為學生提供建筑物倒塌救援與次生災害救援等綜合實戰訓練的機會。再比如,L大學則設有應急管理模擬仿真實驗室,擁有VR應急管理訓練模擬器和交通救援訓練模擬系統等,并且搭建了基于混合現實技術的事故情景構建、模擬推演、逃生訓練平臺,為本專業學生提供了完整的模擬訓練體系。但是,由于受到傳統教學模式重知識傳授輕實踐能力提升的路徑依賴制約,這種實踐教學方式依然沒有擺脫學科規訓的牽制,“即使是安排了實踐性教學環節,也僅是對理論知識的驗證和重復應用,并沒有突破既定的知識范圍”(彭靜雯,2020)。

在傳統教學路徑依賴困境的影響下,高校應急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活動的局限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持續時間比較短。通過分析五所高校應急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發現,除了“畢業設計(論文)”實踐環節時長超過10周以外,“認識實習”“生產實習”“應急救援基礎技能實訓”和“數字商務與創新創業實訓”等其他實踐環節持續時間均不超過4周,可見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時間相對較短。二是尚未融入日常教學活動。如前所述,D大學、E學院和L大學等高校通過建設虛擬仿真實驗室和開展應急模擬演練的方式,能夠促進本專業學生加深對于應急管理各個環節及其注意事項的認知,但是這種方式依然是理論知識的“驗證”,并未起到引導學生應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作用。況且,上述實踐活動大多數被納入“集中實踐教學環節”,這便脫離了學生的日常學習活動,不利于應急管理專業的學生“在實際生活中反思課程內容并形成關于特定概念的深入理解進而提升實踐技能”(孫科技,2022)。

(四)教師資源跨院系調配

由于我國應急管理學科建設起步較晚,與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的應急管理專業完全對口的教師隊伍非常匱乏,再加上對現有教師隊伍進行專業培訓的成本過高且耗時較長,因此各高校迫于人才培養實際需求的壓力不得不進行相關專業教師的跨院系調配。誠如某位學者所言,“當前,在設置應急管理專業的大部分高校中,應急管理學科教師也主要是由從事公共管理、管理科學與工程等與應急管理專業相關聯的學科教學工作的老師來擔任”(馮文靖,2022)。例如,為了推動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工作,D大學最初實行全校學科資源整合,對當時管理學院所屬的公共管理系、旅游管理系、MPA教育中心以及國際關系學院、經濟學院、理工學院、新聞傳播學院、信息學院、醫學院等多學科師資力量進行跨院系調配,從而為應急管理本科專業人才培養工作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盧文剛,2014)。

毋庸置疑,跨院系調配教師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本專業的學生提供接觸不同學科、不同教師的資源和思想以及獲得更多跨學科知識與實踐操作能力的機會(鄭石明,2019)。然而,通過跨院系整合學校不同專業教師資源的方式容易導致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所說的學科組織困境問題,即“每個人在組織上都要歸屬于一個學科……各學科機構給它們的成員罩上了一層保護網,唯恐越雷池一步”(華勒斯坦等,1997)。我國高校教師聘任的主導權歷來都是由院系掌握,教師一旦成功受聘于某個院系,那么該教師便會行政歸屬于這個院系,尤其是在我國現有資源配置模式下,每個院系都希望吸收其他院系的包括教師在內的各種資源而不愿意付出自己的資源,并且教師一般由所在院系規定年度工作量且工作量普遍較大,因而教師無力顧及跨學科人才培養工作(張曉報,2020),不利于教師資源的跨院系調配。此外,盡管各高校能夠順利地實現不同專業教師資源的跨院系調配進而彌補相關學科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但是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對教師整合不同學科知識和方法的能力要求比較高,由于當前大多數教師并未系統地接受跨學科高等教育或跨學科技能培訓,因而未必具備跨學科人才培養的資質,最終將影響高校應急管理跨學科人才培養的質量。

五、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跨學科”提升策略

針對上述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多學科”發展困境,結合學科整合對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教師資源等方面的要求,本文提出以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跨學科”提升策略:

(一)加強頂層設計,確立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總體目標

基于應急管理的交叉學科特征,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總體目標的設置應該圍繞以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第一,作為一門掛靠在公共管理、管理科學與工程以及安全科學與工程等一級學科下的交叉學科,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必須“著眼于學生解決復雜問題的綜合能力的培養”(李佳敏,2014)。這就要求各高校突破不同學科規訓的限制進行學科內容的深度整合,通過“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教育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知識以有效應對各類突發事件所引發的棘手問題的能力。第二,應急管理本質上是為了防止社會系統從有序狀態轉向無序狀態或從無序狀態轉為有序狀態而開展的多主體協作活動(張海波,2022)。故而,除了應急管理綜合知識和綜合技能之外,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活動還應重視鍛煉本專業學生的應急管理協作能力,以期能夠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種應急資源形成應急管理合力。第三,作為聯結突發事件應對與高校人才培養活動的一門應用性學科,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應當符合當前我國應急管理的實踐要求。自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急管理部成立以來,我國應急管理開始邁入綜合應急管理階段,應急管理的外延顯著縮小,僅針對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改由衛健部門負責、社會安全事件改由公安部門負責),全災種管理特征弱化,更加重視事前防災減災和安全管理,全過程管理特征得以強化,呈現出從全災種管理轉向全過程管理的發展趨勢(張海波,2019)。因此,各高校需要根據當前我國應急管理活動由全災種管理向全過程管理的變化特征,及時制定符合社會實際需要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目標,提升本專業學生在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后恢復與重建等環節的應急管理能力。

綜上,本文嘗試從學理層面將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設置為:培養具有深厚理論基礎,掌握多門學科知識和多種應用技能,具有創新思維和跨界溝通能力,從而能夠勝任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后恢復與重建等環節的綜合應急管理人才(王雪等,2019)。根據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總體目標,高校結合自身專業特色與發展理念制定具體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目標,譬如,綜合型高校應在加強基礎研究的基礎上著力培養應急管理綜合型人才,行業性、?？祁惛咝匾暸c本行業、本專業結合,更多地體現行業性、專業性特征(杜正艾、劉萍、劉文霞,2021)。

(二)制定應急管理核心能力框架,引導高校課程建設

所謂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又稱“核心素養”,其核心既不是單純的知識技能,也不是單純的興趣、動機和態度,而是運用知識技能,解決現實問題所必需的思考力、判斷力、表達力及人格品性(鐘啟泉,2016)。自“9·11”事件發生以后,美國各高校增設了大量的關于應急管理和國土安全方面的課程,但由于缺乏統一的課程建設標準,“很少有人知道對于(即將)從事應急管理和國土安全的人員需要進行什么樣的教育和培訓”(Kelly L. Brown,2015)。為此,David Alexander、B. Wayne Blanchard和聯邦應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下屬的下一代核心能力焦點小組(Next Generation Core Competency Focus Group)相繼探討了應急管理課程建設標準問題(David Alexander,2003;B. Wayne Blanchard,2015;Next Generation Core Competency Focus Group,2016),特別是Shirley Feldmann-Jensen從“個人能力”“從業素養”和“協調關系能力”三個方面構建了應急管理人員的核心能力框架及其課程設置類型,對于規范當時美國的應急管理課程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Shirley Feldmann-Jensen,2017)。因此,借鑒美國應急管理高等教育課程的建設經驗,我們可以通過制定應急管理核心能力框架及其課程要求的方式,解決上述五所高校出現的課程設置差異性較大的問題。

結合我國應急管理發展階段特征,并參考上述五所高校課程設置基本情況,本文初步構建了基于應急管理全過程的核心能力框架及具體的課程設置。其中,應急管理的“基本能力”包括“預防與應急準備能力”“監測與預警能力”“應急處置與救援能力”和“事后恢復與重建能力”;每一種“基本能力”又可分解為“具體能力”,例如“預防與應急準備能力”細分為“災害風險管理能力”“編制預案能力”“組織應急演練能力”及“社會動員能力”;根據應急管理每個階段“基本能力”與“具體能力”的整體要求,進一步設置了相對應的課程,比如與“監測與預警能力”對應的課程包括“災害監測與預警”“應急管理信息技術與方法”“災害信息傳播理論與實踐”(如圖1)。

資料來源:整理自五所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方案及專業簡報;王慧彥、遲寶明、唐彥東,2011:《依托行業優勢,培養應用型高級應急管理人才》,《中國應急管理》第5期;李澤荃、祁慧,2019:《從系統工程角度統籌規劃實現人才全方位培養》,《中國應急管理》第12期。

(三)推進教學方式創新,在課程講授中嵌入實踐教學

如前所述,突出“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實踐教學創新是“跨學科教育”與“多學科教育”的根本區別。目前學界就“應急管理是在社會現實需求之下而產生的一門應用性學科”這一觀點已經達成了共識,諸多高校在設置應急管理人才培養目標時也會凸顯其應用性特征,并且增加了大量的實踐教學環節。例如,D大學、E學院和L大學分別通過推進“虛擬仿真實驗室+政校企合作實踐”模式、赴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參加實習以及建設應急管理模擬仿真實驗室的方式,加大了應急管理專業實踐教學力度,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這種傳統的實踐教學形式一般持續時間比較短,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與日常課程教學活動脫離,不利于提升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能充分滿足本專業學生的實踐教學培養要求。

應急管理嵌入式實踐教學是指依托相關的理論教學和方法教學開展應急管理實踐教學活動的實踐教學形式,能夠有效地實現實踐教學、理論教學和方法教學的相互融合。例如,南京新冠疫情突發期間,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應急管理基礎”這門課程的教學團隊積極與當地政府管理部門對接,安排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通過對每日輿情的觀察與分析,提出改進應急管理策略的對策建議,并且部分建議得到了政府部門的采納和應用,取得了非常好的應急管理實踐教學效果(張海波,2022)。嵌入式實踐教學能夠有效地避免傳統實踐教學環節中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脫節的問題,有利于學生將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知識及時地應用到現實問題情境中,從而加深對于理論知識的理解并提升應急管理實踐能力。

與美國的應急管理課程實施方式——“服務學習”類似,應急管理嵌入式實踐教學同樣重視引導學生運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知識解決現實問題,進而檢驗甚至拓展理論知識,兩者可歸為“基于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學法。PBL是一種教師引導學生在解決現實問題過程中學習和檢驗理論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在此過程中學生聚焦于一個開放性的復雜問題并參與小組討論,進而確定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哪些學科知識(Cindy E.Hmelo-Silver,2004),學生通過討論、實踐和總結反思的循環過程,不僅能夠深入了解跨學科基礎知識,還可以提升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劉儒德,2002)。另外,PBL在本質上是跨學科的,這是因為:一是它要求學生闡述與問題相關的概念以及不同的學科知識,確定需要哪些知識來解決問題,并且從不同維度分析與問題相關的概念和事實(Robin Majeski和Merrily Stover,2007);二是問題是開放的,學生圍繞問題以小組的形式展開討論,而小組成員可以是來自不同學科專業的學生(李佳敏,2014)。

(四)完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多種渠道整合師資力量

為了超越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提出的因跨院系教師資源調配所引發的學科組織困境,需要通過教師聘任與管理制度改革等方式,以滿足應急管理專業對于跨學科教師隊伍及其質量的要求。專業教師在高校人才培養目標確立、課程體系建設以及教學方式創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特別是對于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來說其重要性更加明顯。為了解決當前應急管理專業教師匱乏的問題,各高校需要進一步完善學校人事管理制度,通過多種渠道整合教師資源。

首先,加大對應急管理專業人才的引進力度。目前,國內外很多高校已經形成了“本—碩—博”完整的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體系,應急管理不同研究方向的畢業生越來越多,高?？赏ㄟ^發布全球招聘信息的方式,大力引進符合學校應急管理專業建設需求的具有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復合型人才。其次,積極探索不同院系聯合聘任教師制度。聯合聘任(Joint Appointment)是指教師同時受聘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教學研究機構,教師的工作任務、薪酬、考核和管理等內容由受聘機構協商,并且以“備忘錄”的形式明確聘任機構對聯合聘任教師的權責邊界、考核標準和程序以及職位變動等相關事項,是美國許多研究型大學采取的旨在促進跨學科研究的教師聘任模式(朱永東、張振剛,2017)。與傳統的以單個院系為主導的教師聘任模式相比,聯合聘任制不僅可以有效地節約聘任全職教師所產生的人力成本和避免因跨學科研究項目的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人事變動風險,而且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壯大跨學科研究的人才隊伍,從而促進跨學科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張曉報,2020)?；诼摵掀溉沃频闹饕卣?并結合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專業教師隊伍建設現狀,可分別嘗試兩種不同的聯合聘任模式:一種是在新教師引進過程中,與其他院系聯合招聘專業教師,就新教師的行政歸屬、薪酬發放、績效考核和職稱評定等內容以書面形式進行約定。一種是在不同院系教師資源調配過程中,嘗試成立校級跨學科教學和研究管理機構,專門負責學校應急管理等交叉學科專業教師的聯合聘任事宜。比如,與不同院系就聯合聘任教師的年度工作量及考核、跨學科教學技能培訓以及科研成果認定等內容進行協商并簽署“備忘錄”,進而實現應急管理跨學科人才培養質量的不斷提升。

六、結論與反思

由于應急管理是一門涉及管理學、工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新聞傳播學、心理學和醫學等多學科內容的新興交叉學科,因而對于該專業究竟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和“如何培養這類人”成為當前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工作必須弄清楚的根本性問題。本文從學科整合的視角,選取五所高校作為研究案例,探討了“多學科”與“跨學科”以及“多學科教育”與“跨學科教育”之間的區別,繼而將其應用于分析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活動中“培養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教師資源”四個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其進一步的提升策略,以期針對高校應急管理專業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和“如何培養這類人”這兩個根本性問題進行初步探討。需要指出的是,從“多學科”與“跨學科”的視角分析應急管理(教育)問題不應該作為研究目的,而應作為促使本專業學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各類突發事件產生與演變的機理進而采取更有效的應對措施,以此提升高校應急管理專業人才培養質量(David A. McEntire,2007)。

本文的局限性集中體現在研究方法的選用方面:一是內容分析法的對象僅限于文字、錄音和圖片等被以某種形式記錄下來的材料(劉偉,2014),因此對于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教師、學生和管理人員等不同培養主體的切身感受等未能被記錄的內容則無法進行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當前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全面呈現;二是雖然本科教育處于高校人才培養工作的核心地位,能夠集中體現應急管理人才培養諸要素的基本情況,但是“本—碩—博”不同學位層次上的“培養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及“教師資源”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所以對高校應急管理專業不同學位層次上人才培養要素的差異性進行比較分析,則能更系統地反映當前我國高校應急管理人才培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