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語言規劃研究的知識圖譜分析

張小曼,駱新春

(合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語言規劃是20世紀50年代挪威為了提高民族語言表達能力而實施的語言管控計劃[1]。半個世紀后,語言規劃逐漸成為國內學者關注的研究主題之一,相關成果逐漸增多。2005年,陳章太出版了《語言規劃概論》,他將語言規劃定義為:“有關機構、社會團體、學術部門等群體根據語言文字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對語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調整的一種有益的活動?！盵2]由此可知,語言規劃事關國家、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語言生活規劃。沈騎[3]認為,語言規劃的發展趨勢是話語規劃。語言規劃正從社會語言學向語言社會學過渡,從國家層面到個人層面,語言規劃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耙粠б宦贰背h提出以來,如何做好語言規劃,發揮漢語的獨特魅力,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講好中國故事,成為現在和未來一段時間不變的主題?？梢?語言規劃已經從理論研究走向實踐探索。鑒于語言規劃研究的重要性,本研究運用CiteSpace分析探討國內20年(2002-2021年)語言規劃研究的熱點與趨勢、合作研究情況、發文機構等,并用可視化圖譜將以上內容展現出來,旨在梳理語言規劃研究的熱點內容與趨勢,分析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以期為未來的語言規劃研究提供借鑒。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CiteSpace 是一款信息可視化軟件,通過圖譜繪制形成學科機制分析和發展前沿探測。通過CiteSpace的大數據分析,運算結果更具科學性,更容易為人們所理解與接受。

本研究分析的數據來自CNKI 2002-2021年的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期刊。具體操作如下:先以“語言規劃”為主題在CNKI文獻檢索欄搜索,在期刊來源類別一欄勾選核心期刊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一共檢索出學術期刊507篇,再通過手動去除部分明顯與主題不相關的文章,最終得到416篇有效文獻作為本次CiteSpace可視化分析的原始數據。

二、分析結果

(一)國內語言規劃研究的整體趨勢

要了解某一主題的研究熱點和趨勢,隨時間變化的發文量是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因此,評價該領域所處的發展階段、預測其發展動態和趨勢,進而繪制對應的分布曲線來對文獻分布作歷史的全面的統計,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圖1為CNKI網站上統計的國內語言規劃發文量趨勢。如圖1所示,語言規劃研究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5年至2004年,學術界對語言規劃的研究關注度還不高,年發文量均為個位數。1999年有一個明顯的增長,發文量為9篇。通過限定年份檢索出的文獻可知,1999年正值澳門回歸,這一重要事件讓處在萌芽期的國內語言規劃研究迎來了春天。由于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2002-2021年的語言規劃發展,故不對其進行過多討論。第二個階段是2005年至2010年,語言規劃研究是在曲折中前進,年發文量突破了10篇,為10～20篇,每年的起伏較大。第三個階段是2011年至2021年,語言規劃研究文獻數量有了飛躍式的增長,年發文量有30余篇,2021年發文量增長到50篇。這說明語言規劃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成為國內語言學相關研究的熱點內容。

(二)期刊分布

在國內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中,發文量前20的期刊有《中國語文》《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外語界》《中國外語》《外語教學與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經濟學動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情報雜志》《南京社會科學》《學術學刊》《中國翻譯》《經濟評論》《學?！贰督K社會科學》《西南大學學報》和《現代外語》,其中《中國語文》《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外語界》刊登的有關語言規劃的文章數量位居前3位,分別是13、11和9篇。不同刊物的發文量也顯示出不同期刊的辦刊宗旨。從理論上說,Kloss[4]最早提出了語言的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和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這兩部分是語言規劃的傳統研究領域,Cooper[5]對此加以拓展,將語言習得政策或語言教育政策包括在內,故教研期刊涵蓋語言規劃也在情理之中。

(三)機構分析

文章發表數量受到發文機構所在地區經濟狀況的影響。本研究對語言規劃研究核心期刊論文的發文機構進行了統計。發文數量最多的是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研究所,發文24篇;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及南京大學發文量并列第二,發文22篇;同濟大學緊隨其后,發文17篇;上海外國語大學、暨南大學并列第四,發文16篇;山東大學位列第五,發文14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位居第六,發文11篇;華東師范大學、廣州大學、吉林大學各發文8篇;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新疆師范大學各發文7篇;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及武漢大學各發文6篇;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及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各發文5篇;南京曉莊學院、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上海海事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江漢大學、魯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華文學院各發文4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西北大學各發文3篇。整體看來,發文機構的地域分布比較均勻,但就發文量而言,發文15篇以上的期刊出版地多集中在北京、南京、上海等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位于西北地區的高校相對而言發文量較少。此外,發文量較多的高校多為外語類、綜合類和師范類院校。這說明語言規劃研究目前已成為研究熱點,但主要聚焦語言層面,跨學科意識有待提高,未來的跨學科研究有待深入。

(四)主題詞共現分析與聚類分析

主題詞最能夠反映某種研究的重點內容,本研究應用CiteSpace,將從CNKI中導出的416篇文獻通過主題詞共現分析系統進行了運算,得到主題詞共現分析圖譜,如圖2所示。通過對中心詞界面的調整,在所得到的圖譜中,越靠近中心的主題詞頻次越高,字體也會更大,字體顏色更深,越靠近邊緣的主題詞頻次越低,字體也更小,在這段時間內一般不會成為研究熱點。在各個主題詞間有粗細長短各不相同的連線,這表示各主題間聯系緊密程度不同,連線線條越粗,聯系越密切。與語言規劃研究相關度較高的有語言資源、語言生活、語言安全和地位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相關度較高的有雙語教育、多語教育、外語規劃和瀕危語言等。

圖2 主題詞共現分析圖譜

在主題詞共現分析圖譜中還可以得到關鍵詞的頻次和中心性。關鍵詞頻次高,則該關鍵詞可能會成為研究熱點。關鍵詞頻次高低同中心性并不成正比,有的關鍵詞頻次較高,但是中心性反而比較小,甚至為零,這說明對該關鍵詞的研究較少,或者該關鍵詞是孤立的,無法作為研究熱點。通過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以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為主題的相關研究受到較多關注,語言資源、外語教育等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在主題詞共現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又對主題詞進行了聚類分析。算法將關鍵詞進行歸類,去除邊緣關鍵詞的影響,共歸納出17個聚類(見圖3),聚類的數字越小,包含的關鍵詞就越多,排在前三的三大聚類是語言規劃、語言政策和澳大利亞。

圖3 主題詞聚類分析圖譜

聚類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者的研究熱點。在研究語言規劃、制定語言政策的過程中,合理借鑒其他國家語言規劃的成功案例可以為本國的語言規劃提供思路。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很早就實行了語言規劃項目。對語言規劃的主體、對象、背景、動機與目的、方式與手段、決策與過程、結果與效益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語言規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的國家進行語言規劃時應考慮自己的國情。對中國而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語言規劃體系,就要認清其他國家的語言規劃道路,避免其他國家已經遇到的困難,學習其他國家在語言規劃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并制定與之相適應的語言政策,做好中國民族語言保護工作。

關鍵詞的突顯詞圖(見圖4)可以比較直觀地表現出某個方面在哪一年或者哪幾年成為人們研究的焦點話題。如圖4所示,Keywords代表關鍵詞,Year代表起始年份,Begin代表出現年份,End代表終止年份,Strength代表凸顯強度,其數值越大,凸顯越明顯,即該關鍵詞在對應年份受到的關注越多。從關鍵詞的凸顯強度我們可以大致看到,近年來較為熱點的討論方向是語言政策、全球治理和語言管理,早些時候的研究熱點有語言生活、語言資源、雙語教育等。從凸顯強度的數值可以看出,關鍵詞凸顯值最大的是語言資源,凸顯強度數值為4.4,但是持續時間較短,始于2008年,終于2010年。在國家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政策下,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正走向瀕危甚至消失,這就引起了關于語言資源的相關討論。由此可以看出,語言規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影響,研究方向和內容也會隨之有所改變。

圖4 關鍵詞突顯詞

語言政策、全球治理和語言管理等關鍵詞在2017年、2019年相繼出現,且研究熱度延續至今。語言管理在國外的研究還不算多,國內的研究更少。張治國[6]通過分析國外學者對語言管理的認識,廓清了語言管理的定義及其與語言規劃、語言政策的關系。簡言之,語言管理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未來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陳練文等[7]認為,語言政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隨著時代變遷,研究熱點也隨之改變,經歷了由建立初期對本體規劃、語言教育的關注到因受時代思潮影響而對語言保護、語言教育研究的轉向。隨著我國社會基礎的轉變和全球化浪潮的影響,語言政策研究由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問題轉向語言接觸、身份認同等方面。自1990年至今,語言政策一直處于學科復興階段,成為新時代語言規劃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在未來的研究中,語言政策研究要關注學科間的融合發展,著眼于國內外最新的研究熱點和動態,以推動國內的語言規劃研究。

(五)作者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析核心作者及其合作關系。核心作者指在該領域研究較為深入、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學者,其研究通常代表該領域的研究水平,引領該領域的研究熱點。作者在進行語言規劃研究時會有一定的合作,合作研究可以拓寬該領域的研究思路,同時體現該領域的研究走向。如圖5所示,字體越大說明該作者發文量越多,作者名字間的連線表示他們之間有合作關系,連線越緊密說明他們的合作越密切。通過可視化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語言規劃領域研究較為深入、發表作品較多的核心作者有李宇明、沈騎、郭熙、郭龍生和陳章太等人。其中,李宇明發表的文章數量達20篇,沈騎18篇,郭熙、郭龍生和陳章太各7篇,由此可見核心作者對語言規劃的研究深度和成果豐度。從合作關系看,核心作者之間很少有合作關系,但核心作者與非核心作者有合作關系,如郭熙與劉華等、陳新仁與王玲、沈騎與夏天。合作關系更多見于后起之秀,如張緒忠和洪愛英、黨蘭玲和俞瑋奇。合作關系一方面說明語言規劃研究需要核心作者發揮引領和傳幫帶作用,另一方面說明更多的年輕作者正在成長起來,將會成為未來研究的中流砥柱。在語言規劃研究領域合作關系少,說明團隊建設比較薄弱,科研團隊還有待整合與建設。合作關系應該加強,較少的合作不利于年輕學者的成長,也不利于整個學科的發展。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核心作者應繼續發揮引領作用,指導年輕學者的成長。年輕學者應奮起直追,加強合作、溝通與交流,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高科技科研手段,力求在語言規劃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圖5 作者及作者間合作分析

三、現有研究的問題與不足

(一)實證研究薄弱

國內20年的語言規劃研究進步明顯,成績斐然,但是在實證研究方面仍然有待提高。語言規劃研究仍然停留在相關的理論研究上,缺少相應的實證研究作為佐證。語言規劃研究應密切聯系在時代發展中涌現出來的語言問題,發揮跨學科優勢,使得語言規劃研究立足于實踐,在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單純地空談理論、用理論研究理論。

目前已有學者開始將目光轉向實證研究,例如,楊燕等[8]將語言經濟學同語言教育規劃結合起來,針對我國云南地區的語言現象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要創建和諧的語言環境,需要關注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與傳承問題,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基礎之上統籌規劃語言政策,為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借鑒。張蔚磊等[9]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維度闡釋了語言規劃對我國外語教育事業的啟示,這對制定因地制宜的外語學習規劃、微觀外語教育規劃和發揮師生主觀能動性以提高語言學習效率具有一定的意義。語言規劃研究只有結合各個地區的語言實際才能起到服務國家的作用,研究人員應注重在實踐中發展理論,以期為未來的語言規劃研究提供實踐依據。

(二)理論意識淡化

研究應有基礎性和繼承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有所突破創新才能產生應有的效應。國內現有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就是理論意識的淡化。國外語言規劃研究起步早,發展全面,分為四個流派,已形成系統性的思想[10],例如語言多樣化和語言純凈化等[11]。然而,目前國內語言規劃理論仍然處于零敲碎打的理論論證階段,更不要說體系化、流派化了。一個理論需要經歷概念、判斷、推理、辯論以致達成科學事實、科學定律、科學假設最后到科學理論的漫長歷程。一個體系的形成需要的時間更長。語言規劃研究需要自己的理論,更需要研究人員長期樹立理論意識,一步一個腳印地求證、建設、完善。語言規劃理論的形成受到不同國家不同語言情況的影響,不能照搬照用。中國需要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語言規劃理論。

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界已不滿足于只是停留在宏觀層面的語言規劃研究,開始轉向微觀層面的語言規劃研究,語言管理、語言治理等理論框架隨之被提了出來。目前的微觀語言規劃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相關理論研究尚不成熟,需要在未來不斷加強。

(三)研究發展不均衡

就研究內容來看,國內學界聚焦語言規劃、語言政策等語言本體研究,對跨學科研究關注度不夠。語言規劃不僅要規劃語言本體,更涉及語言、人和社會之間關系的規劃。就研究機構而言,成果較多的單位和機構多是位于北京、南京或上海的高校,而我國經濟欠發達的西北地區對語言規劃研究重視程度不高,研究成果較少,相關部門對這一點應予以重視。另外,研究機構多為外語類、綜合類和師范類高校,使得語言規劃研究的面比較狹窄,關注度不夠高。因此,應著力拓寬語言規劃研究的范圍,提高跨學科研究水平,使其真正為國家和社會服務。語言規劃的目的是關注語言使用問題,解決語言使用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民族、社會,為國家強盛、民族和諧、社會進步作貢獻。語言規劃的主體是國家機關或專門機構,這為語言規劃的多學科研究帶來了方便,也使跨學科研究有了新的意義,為改善社會管理和促進社會發展提供了有效途徑。語言規劃的跨學科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決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也能有效地解決研究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好地滿足社會的需要。

(四)前沿研究滯后

由圖4可知,近些年研究關注的焦點話題是語言政策、全球治理和語言管理,其凸顯值相對較小,最大的為語言政策,Strength值為2.82,最小的為語言管理,Strength值為1.95。以上三個方面為近些年學者在新的研究領域所進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研究也不夠深入。對于語言管理、語言治理、語言服務的研究等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近期方案和遠景目標。郭書諫等[12]認為,相較于語言規劃,語言管理體現了從現代向后現代過渡的轉向,構建語言管理的生態體系,將影響人類語言使用的內外部因素充分考慮進去,有益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管理生態體系。語言治理體現了后現代化、反傳統、批判的理論視角,對其進行研究可以促進語言規劃研究進入新的階段,適應時代的變化。目前的研究顯然遠遠不夠,需要研究者對此進行長期跟蹤和深入研究。

四、未來的研究展望

(一)實證研究亟待加強

國內語言規劃實證研究較少,亟待加強。在宏觀層面,可以立足于國家語言政策的實施進行語言規劃實證研究,使語言規劃真正為國家語言政策制定服務。在微觀層面,不論是家庭語言規劃、社區語言規劃還是學校語言規劃,都需要學者立足于現實情況來做研究,要基于最新的國家政策和實際處境展開研究,以獲得最真實的數據,得到真實的研究結果,如在家庭語言規劃的基礎之上,國外一些學者[13-15]注意到社區語言規劃的重要性及在過去研究中的缺失。相比于家庭語言規劃,社區語言規劃的廣泛影響應受到進一步重視。未來的語言規劃研究應立足于現實生活需要,通過實證研究驗證理論猜想,讓理論研究真正地為現實生活服務。

(二)理論視野有待拓寬

目前,國內語言規劃理論特別是微觀語言規劃理論有待完善,理論視野有待拓寬。以新興的微觀語言規劃為例,微觀語言規劃從微觀視角進行語言規劃,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及各社會保障部門的語言規劃。國內尚沒有展開充分研究,相關理論也處于發展階段,有待學者在未來的研究中予以完善。另外,社會背景也對學者從事語言規劃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以家庭語言規劃為例,城市化、移民潮、跨國婚姻的出現使得一個家庭可能會講多種語言,這讓學者認識到家庭是語言傳承的最優途徑。家庭語言規劃同時受到特殊語言狀況的影響。李宇明[16]認為,“祖孫深度接觸”育兒模式、獨生子女的語言發展、三胎政策與兒童語言的發展路徑就是新出現的特殊情況。也就是說,家庭語言規劃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現象,而相關的家庭語言規劃理論也需要在此過程中不斷地拓展與更新。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和語言現象的不斷豐富,語言規劃研究必然需要更加精細、嚴密的理論支撐,需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規劃理論,為未來的中國語言規劃提供理論指導。

(三)薄弱地區有待扶持

語言規劃研究仍存在較大的地域差別,不同地區對于語言規劃研究重視程度相差較大,所做的研究從內容到數量也有很大差異?；诖?國家應采取相應的措施加以引導,以解決研究發展不平衡問題,為薄弱地區的語言規劃研究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做好薄弱地區的語言規劃。鼓勵不同類型、不同地區的高校進行合作,如外語類高校與師范類高校、師范類高校與綜合類高校、綜合類高校與理工類高校進行跨地區跨部門合作,充分發揮不同類型高校合作帶來的優勢,做到相互交叉、優勢互補,使薄弱地區的研究跟上發達地區的研究,推動研究的跨學科突破與可持續發展。

(四)研究熱點有待跟進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語言學研究的宏觀方向發生改變,語言規劃研究的大背景也在發生著變化。近年來,語言政策、語言管理和全球治理成為新的研究課題,但仍然處在起步階段,研究數量和研究質量都有待提高。全球治理概念的正式提出,是以世界多極化趨勢帶來的一系列國際事務亟待解決為時代背景的。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也逐漸參與到全球治理的事務中來,語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覷。隨著經濟技術的高速發展,全球治理面臨著人的流動和文化的混雜兩大挑戰[17]。要應對挑戰,就要運用語言的力量,做好語言規劃。沈騎等[18]分析了語言全球治理背景下國家語言能力規劃的重要意義,指出現有研究的不足,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國家語言能力建設的實質就是一項重要的國家人力資源規劃,語言資源觀是國家語言能力規劃的重要范式。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語言規劃研究應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服務于國家的經濟與文化建設,充分發揮語言規劃對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

五、結語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對國內20年來(2002-2021年)語言規劃研究進行了數據分析?？梢钥闯?20年來的語言規劃研究發展速度快,國內學者對語言規劃研究的重視程度有了較大的提高,發文量大大增加。語言規劃研究的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新月異,而且更加適應現階段的中國國情,研究更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了國家語言政策對語言學術研究的影響。就合作而言,雖然作者之間存在合作關系,但是合作的緊密度不高,也尚未形成固定的合作關系,且未形成核心作者間的合作群體,這說明語言規劃研究的團隊建設有待加強,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不利于語言規劃研究的發展;學者之間、學者群體之間、核心學者之間的合作仍有待加強。就發文機構而言,發文機構多為中心城市的外語類、綜合類、師范類高校,研究機構具有局限性,語言規劃研究領域有待進一步拓寬。就目前的研究熱點來看,語言規劃的前沿研究相對落后,相關研究還處在開始階段,研究成果較少,研究內容不夠豐富,研究程度不夠深入,有待日后不斷精進?？傊?20年來語言規劃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學者應充分認識到語言規劃研究的不足,不斷更新完善知識體系,推動語言規劃研究不斷向前發展,為國家建設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