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住宅思想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闡釋與發展

劉華初

摘? ?要： 恩格斯住宅思想對歷史唯物主義構成了城市空間維度的延拓與發展。恩格斯早期就曾關注城市工人居住狀況，后期專門針對當時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帶來的住宅問題，結合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分析進行了深度剖析，對資產階級改良派停留于現實層面尋求解決方案進行了批判，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其根本原因，揭示資本邏輯制造了城鄉對立與城市住宅短缺。這是對唯物史觀從社會歷史的時間向空間向度的闡釋延拓，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邏輯在多重維度上的解釋力，提升了唯物史觀的空間開放性。

關鍵詞： 恩格斯；住宅思想；歷史唯物主義；資本邏輯；空間闡釋

中圖分類號：A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3）06-0028-（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03

近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理論”思潮相當活躍，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與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這一思潮在國內產生了廣泛影響。雖然國內學界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術研究比較全面，但就相關空間問題的確還不夠重視，迄今大多是從政治經濟學、歷史語境、公正價值等方面入手，主要針對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進行研究，1 而對其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深化發展、空間演繹的關聯尚需深入的理論探究；同時也需要回應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缺乏空間維度，即出現了所謂的“空間缺場”的說法。事實上，恩格斯始終關注城鄉格局、地理空間與自然方面的問題。早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伍珀河谷來信》等早期文本中，他就已經基于一種對勞動階級的深刻同情與唯物主義的敏銳感，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的居住、生活環境進行了實地調查與采訪，揭示出他們的悲慘遭遇是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病態的一種征候表現。

在19世紀70年代的德國，隨著資本主義機器化大生產迅速發展，大量工人從農村涌入城市，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城市人口激增造成了嚴重的住宅問題。城市住房短缺、居住空間狹窄與環境惡劣，進一步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生存空間，讓本來就在遭受工廠惡劣工作環境與勞動壓榨的工人，還要像囚徒一樣面對嚴重的空間壓迫，這對他們的身體健康與心理幸福感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使現實中的無產階級遭遇生存與發展的雙重困境。恩格斯針對這種現象，在《論住宅問題》中專門針對當時流行的蒲魯東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住宅觀進行了批判，揭露他們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前提下提出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調和方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恩格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在住宅問題上的表現進行了系統闡釋，不僅為后續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提供了思想資源，而且在理論上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在空間維度上的清晰拓展。

一、恩格斯住宅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

恩格斯不是從抽象的空間談起，而是從現實的、工人遭遇的具體境域開始，在充分占有現實世界中豐富材料與生活經驗的條件下，運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針對土地與商品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得以展開；既不局限于單純的經濟問題，也不停留于資本現象的表面，而是從多重向度對看起來簡單的住宅問題進行復合分析。

1.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從現實的人出發探索人的解放

恩格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共同創立者，如馬克思一樣主張人的解放不只是一種價值追求，也是一種思想觀念的運動，更是一種現實的、歷史性的社會實踐，是現實的人開展本質性活動的多重維度。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把握事物規律性的基本特征。對恩格斯而言，關乎人的自由與解放的問題不能像僵化的形而上學那樣停留于思想或觀念的層次，而要在現實的社會實踐中找到切中的要害問題。他以多年參與現實活動的實踐經驗來考察社會底層人民具體的經濟狀況，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論住宅問題》都是如此，通過以“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為起點，考察當時城市化背景下工人階級住宅困難的根本原因。

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現實的人為了維持日常生活，就必須進行實踐活動，從事最基本的吃、穿、住、行等相關的勞動生產。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從農村被驅趕到城市，但他們并沒有得到相應回報，反而越來越貧困，在城市狹窄的空間里遭受嚴重的住宅短缺、空間惡劣的境況。恩格斯基于現實的物質利益分析，揭示出資本邏輯的必然結果是財富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卻無法支付起高額的房租，更別說購買房屋。恩格斯又以實踐的唯物主義揭示住宅問題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條件之一，它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休養生息的場所，是社會發展的必要物質條件，同時也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本前提。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的，恰恰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現實的人的忽視，才導致了住宅問題，原本一無所有但還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在空間的無形限制中連最后一點自由也被剝奪了。1

正如資本邏輯產生的異化現象不僅發生在工人身上，而且也發生在資本家身上一樣，受住宅問題影響的是資本邏輯所卷入的各方。雖然影響最大的是無產階級，但與小資產階級也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對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也產生不可忽視的周期性危機影響。因為無產階級所居住的臟亂的街區經常是災難性疾病的發源地，這些疾病在適宜條件下就會迅速蔓延，“后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兇肆虐”。2 而且，無產階級的身心健康也會影響勞動力的質與量，從而反過來影響資本家的利益，瘟疫、病毒也會像經濟危機一樣周期性地光顧人世間。因此，就連那些“仁愛的”資本家也開始關注他們所雇傭工人的健康狀況，并采取一些措施來緩解這種現實的空間困境。

然而，小資產階級代表蒲魯東主義者米爾柏格卻以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入場，企圖把工人變成擁有小塊土地與住宅的小私有者，認為這樣就解決了住宅問題。在恩格斯看來，這顯然是空想。因為這不僅不能解決現實問題，還會讓他們安于被剝削的現狀喪失革命斗志，進而遏制無產階級的發展壯大，他們抽象的“法權公平”觀念脫離社會具體歷史條件的“公平”，顯示出所謂“永恒不變”的僵化性，因為，“法權就是支配著社會的原理的總稱；人類的‘正義’與‘公平’就是對這些原理的尊重與遵守”。3 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蒲魯東主義者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面前，自然會倒向資產階級的現有法律之網，最終可能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窠臼。恩格斯以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指出，這與英國圈地運動“羊吃人”現象一樣，恰恰是工人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創立現代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就絕對必須割斷把先前的工人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1

2.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對住宅作為商品本質的經濟基礎分析

恩格斯首先基于商品屬性對住宅進行客觀分析，區分簡單商品買賣與勞動力買賣活動的不同后果。住宅問題“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2 這是恩格斯與蒲魯東主義者米爾柏格的道德視角、資產階級代言人薩克斯博士的法權視角的根本區別，也是恩格斯從更深的資本邏輯層面把握資本主義住宅問題的理論出發點，由此得出科學的住宅經濟分析。恩格斯認為，住宅作為一種商品，其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分離的，承租人從房主那里獲取住宅的使用權，而房主以租金的方式獲得住宅的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從以追求住宅的使用價值為主轉變成追求住宅的交換價值，因而房屋就成為資本家進行資本積累和投機的工具，但這不屬于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系。然而，對于勞動力買賣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資本家通過對工人勞動力的使用不僅再生產出其自身的價值，還生產出資本家占有并將在資產階級中進行分配的剩余價值。

恩格斯正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批判蒲魯東主義者米爾柏格的“租賃關系等同于雇傭關系”觀念。米爾柏格從維護所謂的“永恒公平”原則出發，“把雇傭工人的社會改造成自由生產者的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可以享受其全部勞動所得”，3 廢除房屋租賃制度，變為買賣或完全占有。這在恩格斯看來是混淆了簡單商品交換與資本邏輯下的雇傭勞動關系，“承租人對房主的關系，完全和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一樣”。4 而且，就米爾柏格方案而言，他自認為只要抓住了“資本生產率”這個“牛的雙角”，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從而將住宅問題轉移到法律領域，將“永恒公平”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他還膚淺地認為如果每個人的勞動產品都可以交換到等額的另一種自己所需的產品，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了滿足。對于恩格斯來說，這混淆了住宅與勞動力，從而掩蔽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因為即使廢除租金制度也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住宅屬性從根本上而言是由社會制度決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住宅成為資本家追逐利潤的工具，而不是剩余價值的工具。恩格斯基于《資本論》模式分析指出，租戶提供資金，房東提供房屋居住權，這本來就是簡單的商品買賣關系，屬于商品的流通環節，并不產生價值，即使買賣中存在欺騙給無產階級帶來更嚴重的傷害。而米爾柏格錯誤地以為取消住房租賃制度就可以解決住房問題，這表明他沒有明確資本運動與商品流通的不同，從而掩蓋資本剝削的本質。他誤以為，廢除房屋租賃制度為承租人分期贖買直至完全占有，就能維護“永恒公平”原則。其實，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公平正義”的社會不過是“真正的中間階級”的平等交換而已。

如果說蒲魯東主義者將經濟領域的住宅問題轉移到法律領域，而德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薩克斯則從經濟領域轉移到道德領域，堅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決住宅問題。他認為，住宅問題源于資本家的無知和無產者的無知，一方面，資本家不知道自己的投機活動既會傷害無產者，反過來最終也會危及自身；另一方面，工人對惡劣住宅有害健康的無知，“只要能省一點房租，他們就搬進陰暗、潮濕、狹小的住房”。5 因此，他主張從道德層面緩和勞資矛盾，在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消滅”無產者。在恩格斯看來，薩克斯不過是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維護資本家利益的論調。首先，讓工人階級擁有自己的住房既不現實，也是對社會化的歷史倒退；其次，把住房與土地捆綁意味著限制工人階級的人身自由，依然無法獲得經濟獨立地位；再次，修建小宅子和工人移民區與城鄉對立問題發生沖突；最后，寄希望于建筑協作社或國家援助都不可行，因為資本支配下的國家與資本邏輯形成的階級矛盾從本質上說不可調和，暫時的緩解只是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問題。

簡言之，恩格斯對看似屬于商品買賣的住宅問題進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其實也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邏輯：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并在資產階級中進行分配，分配的根據當然是對其有利者，包括政治、警察等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人。這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邏輯，不深入這個根本層次，就不可能揭示資本主義的實質，而只能停留于住宅問題的表象，無論是歸屬到法權層面，還是歸屬到道德層面，提出的解決方案都是表象層面的、膚淺的。

3.住宅問題最終歸結到生產方式的協同性變更

恩格斯的住宅思想與馬克思關于資本邏輯的觀點是分不開的?！墩撟≌瑔栴}》中的商品經濟理論、地租理論都借鑒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范式，通過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對現實社會各種復雜關系的解剖，從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發，秉承“人體的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的方法。恩格斯說，沒有人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關系”1 了。單就住宅問題的商品屬性而言則只能局限于經濟學視角，不能從根本上解釋其來源，要探明其本質，就需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層邏輯出發。恩格斯批判米爾柏格和薩克斯從法律和道德領域來分析、解決德國住宅問題，是因為他們沒能深入辨識住宅問題的資本主義實質。而恩格斯對住宅問題的論述涉及商品生產、勞動概念的本質、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剩余價值學說、地租理論、城鄉對立以及階級斗爭學說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以整體的形式展現在一個典型的現象學對象上，這是對社會現象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創造性發揮。

歷史唯物主義建立在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機制上，既不是單一的生產力發展，也不是單一的生產關系，更不是單一的上層建筑變化，而是他們之間整體協同的變更。在德國等資本主義社會，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發展，分工也從行業之間擴展到地域之間，導致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2 在資本邏輯的演繹下，城鄉之間的對立必然導致城市一端的住宅擁擠。這種社會現象并不以個別資本家的“善良”意志為轉移，或者以完善的法律規定而消除，它是資本邏輯在新維度上的顯現，這才是其深層的根源。

恩格斯雖然批評資本主義城市化帶來的人口擁擠、失業、住宅短缺等負面效應，但是也充分肯定城市化的進步作用：一方面它使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擺脫了以往的蒙昧狀態；另一方面打破了之前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家庭經濟，為社會化大生產創造條件，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正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恩格斯強調生產力發展與住宅問題的協調與辯證關系。恩格斯認為，對住宅問題的認識是一個涉及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的哲學問題，是以對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對物質現象基本狀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等哲學問題的回答為前提的。

二、恩格斯住宅思想對歷史唯物主義創造性的

空間闡釋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一定社會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他們由兩個辯證的對立關系確立了三層邏輯，本身就是一種具體空間性質的歷史發展觀。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種特殊的價值形式，資本就是一種具有空間性的特殊存在，它不僅在簡單商品交換的市場中表現自己，還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實現自我增殖；它不僅包含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對立性階級關系，還是一種社會性質的循環再生產過程。馬克思曾談及資本主義社會資本邏輯的空間表現，在《資本論》第2卷中指出：“資本作為整體是同時地、在空間上并列地處在它的各個不同階段上?！?恩格斯住宅思想正是延續歷史唯物主義，對其在空間上的邏輯展開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

1.資本邏輯的空間闡釋

恩格斯明確指出，資本邏輯是造成當時德國城市住房缺乏問題的根本原因。住宅問題并不是資本邏輯帶來的唯一問題，而且也不只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其他社會形態或歷史時期也同樣存在，但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時期必然會如影隨形般出現。它在社會現象學層面的表現是，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造成一定時期內的住房擁擠、住房短缺與環境惡劣，其在本質上是資本邏輯從局域向民族國家全域擴張、從行業領域向城鄉空間彰顯的結果。這個問題的后果不只關乎工人階級的直接利益，也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關，并最終損害社會有機體。其實，早在青年時期，恩格斯在與伍珀河谷工廠工人的接觸中就認識到，資本對工人生存空間具有先導性介入的特征，資本最終會把城市與鄉村這種空間格局也納入自身邏輯之內，將其作為資本的生產要素進行物化處理，并通過政治權力來支配城市空間的社會化分配。

資本邏輯表現為資本家在追求剩余價值利益最大化，特別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更多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并壓低勞動力價值來實現。因而，資本家是不愿意投入相應比例或更多資金到住房建設中，甚至相反，資本邏輯會驅動資本家把工人從市場中心驅離到邊遠郊區，這樣大量廉價住房都被商業中心所替代，資本邏輯通過對城市中心與邊緣的不同定價重新進行等級化，附加上資本邏輯的外在表征。例如，為解決住宅問題而實行的“歐斯曼計劃”其實是資本邏輯演繹下的一項投機而已，最終只是掩蓋或轉移問題，如同把貧困人口聚集地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一般。因為對工人現實利益的觀照只是依附在資本邏輯本體上的附屬物與點綴，這一點可能受到單個資本家自身道德規范的驅動，但絕不是資本邏輯的“普遍性”表現，資本邏輯并不能形成超越自身利益邏輯之上的觀照社會整體性的邏輯閉環，哪怕它面臨即將爆發的社會斷裂性危機。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生活空間的排列布局也受到資本邏輯的支配，因為資產階級把體現自身利益的意志通過法的形式上升為國家普遍的法律。1 于是，工人被合法地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他們的生活空間向城市生產空間靠攏，而他們原有的農村家園逐漸荒蕪。這就不難理解，在工業區周圍坐落著工人階級的生活安置區，因為交通距離的縮短意味著工人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和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邏輯的空間布局不僅對城市與農村進行了價值格式化，而且對城市的中心向邊緣的區域也進行了格式化。在這種格式化中，工人住宅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是讓位于資本本身的，只有在不侵占資本本身利益的前提下才會被關注到，因為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家就是資本邏輯的載體與執行者，而他們與工人階級一樣都受到資本邏輯空間演繹的控制。簡言之，住宅問題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資本邏輯在空間上的表現。

2.對城市化住宅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闡釋

恩格斯堅持歷史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蒲魯東主義在改革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時還保持農民本身的原有特征。蒲魯東主義顯然是一種歷史“退步”的表現，在基于現實的人的立場來看，這也是“空想”。恩格斯認為，在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并使交通工具隨著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才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只有如此，“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2 從闡釋視角看，如果說馬克思在早期對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批判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對蒲魯東的“系列辯證法”及其結論進行批判，那么恩格斯則再一次成功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

恩格斯對19世紀后期德國資本主義帶來住宅問題的歷史敘述表明，住宅問題源于資本與機器大工業不斷推動工人從鄉村向城市遷徙的社會運動。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從行業領域轉向空間分布，必然出現城鄉分離與對立的緊張關系，因此，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這種對立從生產力發展來說是必然趨勢，但從生產關系的層面說則是與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相脫節的表現，是原來的社會組織形式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社會空間結構沒有相應地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然而，這種對立性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下卻是不可調和的，因為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資本邏輯沒有納入社會調節的因素。因此，住宅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之一，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辦法就是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讓生產力發展與相應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得到消解。

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不難理解，對于城鄉對立的解決要在吸取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積極成果基礎上，通過對其生產關系的改變，讓它符合現實的社會化大生產的歷史性動力。因為在機器化大生產出現后，社會被有機組織起來，城市發揮主要的經濟功能與政治作用，城市與鄉村之間也必然出現相應的“分工分化”。一方面城市空間的擴展依賴鄉村土地的供應，而且勞動力也來自鄉村的農民；另一方面，這種基于經濟因素的空間重構與傳統樣態發生對立，并在消解傳統形態的過程中導致新的問題，其中重要的就是住宅分配問題，而且還會產生政治與思想觀念上的問題。

3.對人類本質的深刻揭示：實踐創造新空間

關于人的現實存在本質，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1 人的主體性呈現是在現實的社會空間中展開的，而住宅問題是關涉每個人“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存空間，就連這有限的空間也是工人一點一滴堆累起來的。生產生活是城市得以存續的必要手段，城市的生產性和生活性是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的。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要求人類生活具備一定的空間。雖然人的生活空間在現實生活中以居住空間、休閑空間以及公共活動空間等具體實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在深層意義上它是人們作為現實的人的尺度的彰顯。

在從鄉村遷往城市的過程中，包括廣大工人階級在內的人民群眾通過新的社會化分工創造城市，用狹窄的物理空間創造新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空間，其中最根本的創造來自機器大工業的生產勞動。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首先表現在廣大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生產者。在前資本主義時代，農耕文明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類社會對地理空間布局的重塑能力有限，表現出與自然環境的高度“親和”樣式。人們從事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的生產，生產空間局限在傳統家園附近的區域，人們的社會交往也大概限于周邊附近集市的簡單商品交換。在資本主義向城市發展的時代，工人階級通過社會化的生產創造了全社會所需的生活資料，建設了城市，同時也開辟了人類社會新的城市空間。恩格斯對蒲魯東主義者無視工人現實的實踐成果進行了批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織機以及其他一切傷腦筋的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可靠的手工勞動上去”。2 這是徹底的歷史虛無主義“退步”的表現，他們所謂的“永恒公平”就只待“世界滅亡”了。

實踐是人的“類”本質活動，社會塑造人，人以自己的方式改造自然環境與社會空間，“每個人都有社會空間來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現”。3 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生產活動同時也創造出自己作為人的異化狀況，這種異化反過來導致他們自身的現實困境，例如城市空間的住宅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促進大型現代工業發展和城市化的同時，并沒有同步關注工人階級作為“類”的人的本質的切身利益。此外，人們除了基本的生存要素，還需要休閑娛樂以及實現自我價值的發展要素。但是在資本看來，那不屬于資本邏輯本身的內涵，在它的天然本性中沒有對人性的關懷，更沒有對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崇高屬性，因而其造成許多工人居無定所的不安全感、惡劣生活居住環境帶來的身心健康與精神生活低俗化的問題。這當然是對馬克思揭示的資本邏輯的進一步闡釋，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資本自我增殖必然要求工人離開鄉村到城市，依靠資本主義社會化機器大工業以出賣勞動力而獲得生活基本需要，變成資本家剝削的對象。

三、對恩格斯住宅思想的再認識

恩格斯雖然出身于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但他始終對社會底層人民有切身關懷。從不萊梅經商時期到對英國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考察，從關心伍珀河谷染工到德國城市工人住宅問題，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深度辯證地對住宅問題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從而把歷史唯物主義延拓到空間維度，彰顯出極為豐富的內涵。

其一，恩格斯揭示了資本邏輯在城市空間化的非正義性。如上所述，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結合自己的實際調查情況，綜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以及政治經濟學等多種分析方法，科學而詳盡地闡述了在城市化過程中工人階級如何出現住宅問題。這對馬克思之后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而出現的現代城市新事物來說是不可缺失的理論場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資本邏輯的表現日益空間化，特別是當代新一輪科技的發展，資本的擴張驅動著全球化的進程，城市化快速推進，城市與城市群逐漸成為現代資本活動的中心地帶，聯結著全球流動的資本與其更高級的金融活動形式，驅動著資本自身的再生產與各種物理的、網絡的空間再生產，生產著不斷變更著的世界結構。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開始流行“空間轉向”的后現代思潮。?？抡f：“我們必須批判好幾個世代以來對空間的低估……空間被當成死寂的、固著的、非辯證的、僵滯的；相反，時間則被認為是富饒的、多產的、有生命的、辯證的?！? 空間不再是傳統的類似于牛頓力學絕對時空觀的無生命力的東西了，而是由人、人類社會填充其間的社會空間，超越了自然空間外在于人的簡單屬性，并延伸到民族、文化與思想?？臻g不僅是商品，還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場域，甚至還與時間關聯起來，形成了時空的融合。這看起來是新奇的東西，但以歷史唯物主義來看，都不過是當代科技生產力所主導的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表現。而恩格斯住宅思想雖然看似是一個古典的城市空間分析范例，但對后續的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理論指明了方向，揭示了基本的問題域、資本邏輯的闡釋模式。因而，我們還可以跨越時空，在恩格斯住宅思想與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之間進行思想對話。

其二，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學派來說，由于他們對空間進行等級劃分，揭示了資本邏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效率追求，而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會直接作為資本邏輯演繹的場域，那么在這樣的新場域，流行的必將是資本邏輯，并在法律給予的“合法”外衣下，演繹出各種不正義的社會現象?？臻g學派首先將這些直觀的內容進行直觀的解讀，并沒有揭示被遮蔽起來的資本邏輯本身，換言之，他們沒有真正觸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基，因為他們停留于外在的各種表象，對這些表象進行分類、歸納，甚至進行文學化的描寫。

基于想象而非現實的解決方案，自然是在有意無意接受了資本主義制度與資本邏輯的前提下，對其表現出來的各種征候與表象進行治理，從而“實踐性的具體探索改造現實世界、建構更合理空間社會、確立空間生活、確立空間正義的可行路徑”。2 這顯然只是一種資本主義現象層面的改良方案。對于這樣的“治標”方案，雖然也有其適用的場景與尺度，但從根本上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是膚淺甚至誤導性的，因為它通過表象的斷言阻隔了繼續深入探索資本邏輯在新場域中演繹的本質。這種方案不僅對現象沒有說透徹，反而遮蔽了本質，有時還可能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一旦它主張的方案得到采納而現象得到暫時緩解，它可能就誤認為病根也得到了消除，但病根實則被遮蔽起來了。究其根源在于，它不能對資本邏輯如何介入各種空間場域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只能漂浮于各個空間的孤島。

其三，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與發展所樹立起來的發展模式，也是我們在新時代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范例。恩格斯針對當時社會現實中的住宅熱點問題，在充分發揮自己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把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與住宅政治經濟學分析結合起來，對蒲魯東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住宅方案進行了分析批判，不僅在當時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正義者同盟中的影響，而且進一步煥發了理論的生命力，尤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揭示，在城市與空間維度上進行的創新性闡釋與發展，完善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這種理論創新模式建立在其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3

隨著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包括網絡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資本邏輯演繹的空間擴張將不再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域，而是延伸到新的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遍及世界每個角落。在資本假借平等交換的擴張本性面前，任何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地方，尤其是遠離現代科技工業的邊緣地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滲透下都被強行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以最大范圍的資本邏輯進行資源配置與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通常來說，落后地區的原材料與市場最為資本所青睞，在遭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其廉價原材料的開采以及商品傾銷，從而被資本空間定性為生產鏈配置的低端市場。當然，在促進資本全球化的同時，這些落后地區也變革了自己原有的生產方式，其城市建設、空間格局以及社會面貌也必然發生巨大變化。簡言之，資本也會在不平衡的現狀中通過抹平不平衡而獲得相應的回報。當然，資本邏輯的本質未變，其演繹的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而表現出不同的樣態。根據傳統模式，對于類物質性的場域，基本上還是類似城市空間的再版，例如以大城市、港口、機場、貨運中心為節點的海、陸、空的全方位世界交通運輸。然而，對于互聯網、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元宇宙這樣的新媒介載體，則具有實質性的不同，他們具有極大擴展人類生活、體驗與想象空間的可能性。

其四，由于時代的不可超越性與限制，恩格斯不可能關涉到當下已經充分展開的城市空間的諸多問題。恩格斯直接指明，“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1 這是恩格斯對蒲魯東等人的住宅觀進行批判的理論基礎。也正是基于此根本的理論差別，促使恩格斯對蒲魯東小資產階級與薩克斯代表的資產階級的“調和”意識進行清算，從而消除其在工人階級中的消極影響。即使對于恩格斯來說，他的方案是站在理論化的唯物史觀高度，而非政治施策的具體操作層面，一旦落實到具體的政策性操作上來，或許恩格斯所批判的意見更有參考價值。因為具體情境下住宅問題的解決需要兼顧根本與現實兩個不同層面，而非單一的方案，如果過于宏觀或理想化，容易脫離現實條件；如果過于考慮現實利益，則容易遺忘根本問題而走向庸俗化。

我們知道，恩格斯針對住宅問題的論戰還有清除蒲魯東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這個任務，因而他采取的是論戰性文體。論戰在恩格斯看來至少帶來了一個好處，這些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實際建議，這些社會的萬應靈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那些當無產階級運動還在幼年時出現的宗派創始人制造出來的，蒲魯東也是其中之一。無產階級的發展把這些襁褓扔在一邊，并在工人階級本身中培養出一種認識：再沒有什么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適用于一切場合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2

其五，我們也要辯證地看待恩格斯對所謂短視的解決辦法所持的否定態度。其實，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應認識到不同考慮因素的互補關系，兼顧長久與現實兩個方面，當然不是簡單地混同起來，而是把現實方法放在根本的邏輯上，才能形成科學的認識，否則解決方案是片面的，結果就是“按住葫蘆起了瓢”。譬如，恩格斯指出城鄉對立也是解決住宅問題的阻礙之一，城鄉對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相分離，農民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已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被迫涌入城市并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這就導致人口、資金以及生產資料向城市轉移，農村發展受到限制。恩格斯指出：“消滅城鄉對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 此外，恩格斯的分析還忽視了城鄉對立的地理因素，這是因為，不僅資本邏輯會根據地理與自然環境進行選擇性布局，而且非資本邏輯的經濟活動都會如此。這樣一來，做到如同恩格斯那樣全國平均化就更不可能了，那種簡單根據反資本邏輯的“空間正義”恐怕也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原則。

四、余論

當然，恩格斯不可能如我們今天這般直面與體驗互聯網等新生空間形式，像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對新生的各種空間問題有直接論述。然而，恩格斯住宅思想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闡釋本身就為我們在新時代創新提供了思想啟示。長期以來，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關于社會分工的經濟學論述占據主流，即便在馬克思《資本論》那里仍是基于行業的社會分工的論述，然而，在恩格斯后期或晚年已經遭遇分工在城鄉地理、城市住宅方面的展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不僅購買勞動力商品的時間，同時也先導性地購買或霸占了勞動者的空間，工人階級在一個新的領域再一次喪失了自主選擇權，而且讓勞動異化的邏輯與惡果在空間重演。20世紀以來帝國主義的擴張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向我們表明，資本邏輯在更大地理空間上展開演繹的基本線索，這構成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的思想資源。例如，馬塞伊把當代世界空間變化歸結為經濟在結構與社會重組的復合作用，并借鑒恩格斯的“合力論”，1 不僅展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跨越時空的生命力，還蘊含恩格斯晚年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復合模式與空間之間關系的思想啟示。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等著作中明確指出了德國城市住宅問題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論述過程中，他結合政治經濟學相關理論對住房問題的反思散發許多天才的思想，例如，關于消除城鄉差異的思想，優化住房資源配置的靈感，實施住房保障性政策等。這些天才的思想火花對于當今城市建設中解決各種新生社會問題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The Spatial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Engels’ Thoughts on Housing

LIU Huachu

Abstract： Engels’ thoughts on housing are an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tituting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the city. Engels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housing situation of urban workers at an early stage， and in his later years， he specifically addressed the housing problem brought about by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at that time， combining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with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He criticized the bourgeois reformists for staying at the level of reality in search of solutions， pointing out that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the root cause， revealing that the logic of capital creates urban-rural antagonisms and a shortage of urban housing. This is an interpretative extension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from the temporal to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social history， which enhanc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arxist logic of capital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enhances the spatial openness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 Engels; thoughts on ho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gic of capital; spatial interpretation

（責任編輯：姚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