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對稱性對抗關系視閾下的中日競合:以東亞地區經濟治理為中心

任 慕

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不僅對兩國而言至關重要,也深刻影響著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的繁榮和穩定。經貿合作雖然被視為中日雙邊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1)賈沂蒙. 日本經濟界人士:經貿合作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N].中國青年報,2022-10-13(9).但是兩國雙邊經濟關系也一度呈現“政冷經冷”態勢,在地區經濟制度平臺建設以及全球經濟事務的參與上競爭與合作并存。中日經濟關系深受國際權力格局、兩國實力對比變化、政治外交關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中美博弈常態化的背景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面臨諸多障礙,具有不確定性。中日兩國在經濟領域競合并存的狀態是兩國關系的寫照,也是過去五十年密切互動所形成的結果。因此,探究中日競合關系的本質和因果機制有助于預測中日關系未來走向以及在涉日問題上進行審慎決策。

中日兩國在經濟領域中的競合關系是傳統議題,相關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在競爭層面,學者就兩國在基礎設施投資、制度構建等不同議題領域中的博弈進行探討的同時,傾向于揭示其背后的戰略意涵、原因及影響。(2)張群.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制度博弈[J].國際關系研究,2018(6):93-107;張微微,趙天鑫.對東南亞高鐵輸出的中日競爭狀況研究[J].現代日本經濟,2019(1):58-66;袁偉華.權力轉移、相對收益與中日合作困境——以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反應為例[J].日本學刊,2018(3):39-62; Giulio Pugliese, Aurelio Insisa. Sino-Japanese Power Politics: Might, Money and Minds [M].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17:19-41; Saori Katada, Jessica Liao. China and Japan in Pursuit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eadership in Asia: Competition or Convergence?[J]. Global Governance,2020(3):449-472; Liqin Wang. China-Japan Competition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A Two-Level Analysis[J/OL].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23-08-10].https://doi.org/10.1007/s41111-022-00231-7; Bhubhindar Singh, Sarah Teo, Benjamin Ho. Rising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n Elite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71):105-120.相對而言,關于中日合作的研究多集中于多邊合作或尋求兩國合作的議題領域、路徑和前景。(3)江瑞平.世界大變局中的中日韓合作[J].日本研究,2022(2):1-13;張玉來.全球價值鏈重塑與東亞——中日合作的空間與潛力[J].東北亞論壇,2019(3):40-54; 田中明彥.國際大變局下的日中合作——兼談日美貿易摩擦的啟示[J].日本學刊,2019(4):16-19;沈和.中日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區域合作探析[J].現代日本經濟,2023,42(2):70-81;劉紅,劉洪鐘.東亞供應鏈調整背景下的中日合作[J].日本學刊,2023(2):99-127;魏景賦,柏玉萱.中日在泰國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路徑探析——基于貿易關系視角[J].經濟論壇,2022(10):128-139.隨著2017年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的改變,學者們開始將中日競合關系并置探討。(4)周永生.“一帶一路”倡議與中日兩國的競爭合作[J].東北亞學刊,2021(3):20-33;李振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領域中日競合研究[J].理論探討,2020(2):103-108.現有研究對作為競爭者的中日之間的合作原因進行理論闡釋,或通過經濟外交視角闡發中日競合的表現形式和影響因素,以及探討中日競合的影響。(5)程蘊.“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日關系:競爭性互惠結構的內涵與作用[J].日本學刊,2019(4):22;孫憶.競爭者的合作:中日加強經濟外交合作的原因與可能[J].日本學刊,2019(4):44-65; 王麗琴,崔江妍.中日兩國對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的競合及影響研究[J].東南亞縱橫,2021(2):75-84.

由此可見,學界愈發關注中日兩國在區域經濟合作和制度建設上的競合。一方面,東亞是中日經濟外交互動的重要場域,在區域經濟治理上兩國的競合體現得尤為明顯。另一方面,中日關系的發展直接關乎地區治理效果。2018年中日關系緩和加之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學界對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以及RCEP框架促進兩國未來的良性互動有所期許。(6)姜躍春.世界中的中日關系:有競爭,也有合作[J].日本學刊,2019(S1):166-168;陳慧.RCEP生效后中日雙邊經貿合作的趨勢變化研究[J].亞太經濟,2022(2):19-28.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領域,學者們主要聚焦具體領域的合作和競爭,多數學者都認可中日競爭地區領導權的論斷。(7)竹內順子.中國の輸出競爭力向上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競合·補完関係の変化[J].RIM 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2002(5):71-97.然而,中日關系結構如何影響兩國東亞地區治理競合這一主題的理論化探討不足。

因此,本文在既有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分析理論基礎上提供解釋中日競合的理論框架,提出“非對稱性對抗”概念以理解中日關系;從理論層面闡釋“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形成的邏輯和結果,進一步揭示當前中日競合狀態的因果機制和特征。本文以中日在東亞經濟治理中的競爭與合作為案例來理解當前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形成以及這一關系結構對兩國東亞地區經濟治理政策和路徑的特定影響,以期對中日未來的走向進行合理預判。

一、非對稱性對抗:理論邏輯與政策結果

國家之間在長期互動過程中形成不同類型的雙邊關系,如敵人、對手、同盟等。一旦形成特定類型的雙邊關系結構,將長期影響兩國的互動和政策選擇。

(一)對抗的含義和特征

在國際關系理論語境中,“對抗”(rivalry)這一術語來自政治心理學,學界探究對抗與戰爭的相關性,從理論角度解釋對抗雙方的對外政策。對抗是指兩個或多個國家行為體在某些重要問題或利益上存在“持續的競爭和斗爭”。(8)Brabdon Valeriano. Becoming Rivals: The Process of Interstate Rivalry Development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3:5.瓦斯凱(Vasquez)指出對抗的本質是“心理上的敵意”,這一心理狀態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對抗雙方就某一問題所采取的政策和所持立場的出發點主要是取決于敵意,而非考慮利益得失”。(9)John Vasquez. Distinguishing Rivals That Go to War from Those That Do Not: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Two Paths to Wa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 40(4): 532.根據敵意程度的不同可明確區分 “對抗”與“競爭”。對抗是以國家間產生敵意為標志在政治領域上形成的一種關系類型。相較而言,競爭是國際關系中的普遍現象,國家間的利益之爭并不必然產生敵意。因此,競爭是對抗形成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對抗是具有軍事沖突風險的競爭。競爭狀態下的雙方視彼此為對手,而對抗關系下的雙方將對方視為敵人。

歷史上的對抗多體現為軍事沖突,然而軍事沖突并非判定對抗關系的標準。一般而言,對抗的雙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認(identify and recognize)”己方影響對方的政策和行為出于敵意。(10)Cameron G Thi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Enduring Rivalries[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1, 22(4): 693-725.換言之,對抗關系形成的條件是雙方均持敵意心理,且雙方可預見其對抗性的政策和行為必然引發對方的反抗。有別于理性選擇理論,對抗強調對外政策決策者的心理和情感要素。理性選擇理論假定行動者的理性行動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博弈雙方對某一政策進行成本收益計算;而對抗理論認為這一報償結構對于對抗的雙方影響有限,它們更重視某一政策能否傷害和否定對方。根據對抗理論的“火山模型”(volcano model),物質利益的競爭易引發雙方的低強度對抗,在長期互動中積累諸多問題(issue)、持續存在分歧,一旦疊加心理層面的敵意,就會導致“火山爆發”,兩國的危機或沖突升級為戰爭。(11)David Dreyer. Issue Conflict Accum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Rivalr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0 (3): 781.所以,對抗常態化使雙方陷入敵意的惡性循環,任何一方的行為都會被對方視為對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威脅,雙方都傾向于選擇減少對方潛在收益的政策。所以,對抗關系的雙方偏好沖突性的競爭或對抗性政策。

(二)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特征與影響要素

在國際政治實踐中,尚存另一種具有對抗性質的關系——“非對稱性對抗”(asymmetrical rivalry)。根據社會心理學相關研究,雙方均有同等的對抗心態并非構成對抗的必要條件。(12)Barry M Staw, Hillary Anger Elfenbein, Gavin J Kilduff. The Psychology of Rivalry: A Relationally Dependent Analysis of Competi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5): 943-969.這種對抗只需一方認為雙方處于對抗關系中即可,另一方是否具有同等認知并非必要條件。在非對稱性對抗中,雙方對彼此的敵意心理和對抗程度存在差異,具有不對等性。從認同理論的視角來看,國家X將其競爭者Y視為敵對的“他者”,Y雖然認為X是競爭者,卻并未將X視為重要的“他者”。X具有強敵意,而Y則是具有弱敵意。在國家互動中,X的對抗性政策與行為可能會導致Y產生敵意或反抗,此類反制政策并不必然導致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發生改變,只有當Y在反抗X時敵意程度增加,并首先采取針對X的對抗性政策,X與Y的關系才轉換為對抗。國家間的“非對稱性對抗”和“對抗”會根據問題、環境、互動場域等多種要素的改變而發生動態轉變。

“非對稱性對抗”與“對抗”的形成過程和類型具有相同之處。雙方在事關自身利益得失的不同問題上存在競爭,問題的累積加大沖突升級為對抗的可能性。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利益競爭、領土糾紛、權力爭斗及價值觀差異等?，F有研究表明,四種類型的問題促使對抗關系形成的概率最高,學者們總結為空間對抗、地位對抗、意識形態對抗和認同對抗。(13)David Dreyer. Issue Conflict Accum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Rivalr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0 (3): 783.空間對抗的雙方存在領土、領海主權的爭端,這一議題所引發的沖突極易形成對抗。地位對抗是指雙方在特定層次的國際等級體系中相對位階的競爭。(14)William Thompson. Principal Rivalries[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95, 39 (2):195-223.這一概念涉及國家在全球、地區、次地區及全球-地區復合等層次上的權力分配、影響力投射以及享有的威望,(15)William C Wohlforth, Benjamin de Carvalho, Halvard Leira, Iver Neumann. Moral Author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ood State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tatus Seeking[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44):528.地位對抗通常在兩國相對實力發生改變時凸顯出來。此外,意識形態對抗和認同對抗強調身份、規范等理念要素。意識形態對抗可能導致國家身份互斥。認同對抗體現為國民信仰、種族及民族等認同沖突所形成的對立關系?？臻g對抗和認同對抗通常產生于雙邊互動,是最易于形成的對抗關系,而隨著問題的解決,這一對抗關系即可消解。然而,這兩種對抗若持續存在,所產生的敵意會外溢到其他問題領域。地位對抗和意識形態對抗經常發生在全球或地區層面上,兩國間的對抗通常會涉及其他國際行為體,這兩種類型的對抗可能會促使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形成。

(三)非對稱性對抗下的政策結果

“非對稱性對抗”與“對抗”雙方的政策選擇有所不同。首先,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對強敵意國家的限制和影響更大,強敵意國家更易選擇競爭性或對抗性政策。根據對外政策分析中的意象理論,決策者對于自我和他者的意象影響外交決策過程,行為體的敵意易導致認知偏差和認知謬誤,將對手的任何政策和行為動機都視為對抗性質,從而作出極端自衛性或攻擊性的行為。強敵意國家陷入權力政治的思維模式,采取增強軍事實力、與第三方結盟、競爭性的敘事、強調意識形態差異、利用對方弱點進行污名化等旨在降低對手收益的強對抗性或競爭性政策。此外,強敵意國家外交政策制定以弱敵意國家的政策為依據,目的在于對抗和否定對方,(16)Miwa Hirono. Asymmetrical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Africa: To What Extent Has Sino-Japan Rivalry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J]. The Pacific Review, 2019(5): 837.弱敵意國家并非視對方為主要競爭對手或敵人。因此,在雙邊關系中,強敵意國家就某一問題表現出對抗性時,弱敵意國家可能采取反制政策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弱對抗性政策。在地區乃至全球層次上,弱敵意國家并不以減少強敵意國家的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相關政策的自主性較強。

其次,非對稱性對抗的雙方之間的合作更易于達成。強敵意國家雖然與其“他者”進行戰略對抗,但是仍會部分遵循理性決策原則,在合作空間被壓縮的情況下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因為弱敵意國家并非以降低對方潛在利益和安全為目標,若選擇不具有攻擊性的政策或者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雙方達成互惠性合作的可能性較大。對于強敵意國家而言,合作的動力來自對利益(絕對收益)的預期,在博弈過程中可產生的短期信任有助于在特定議題領域內(如經濟領域)達成合作,然而這種信任并不具有外溢性,其他外部壓力的影響可能會降低合作成效。弱敵意國家合作的動力更為復雜,獲取自我利益、追求集體利益以及與第三方對抗都可能成為其合作的原因。在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高彈性互動結構之下,弱敵意國家通過“相應手段改善雙邊關系”降低對方的敵意,促成合作的可能性較大。(17)程蘊.“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日關系:競爭性互惠結構的內涵與作用[J].日本學刊,2019(4):26.

再次,非對稱性對抗下雙方的互惠性合作具有不穩定性,因互動層次、議題、場域而有所差別,其穩定性和持久性也備受考驗。強敵意國家的競爭性和對抗性政策阻礙互信的產生。弱敵意國家雖然不以對方行為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和依據,但在持續的互動中會因后者的對抗行為而降低信任,雙方縱使不陷入敵意螺旋也難以達成戰略互信。雙方出于利益、戰略、地位等多種因素的考慮,合作程度、深度和廣度在不同層次(雙邊、地區或全球層次)和議題(政治、經濟、文化或其他非傳統安全等領域)上存在差異。政治領域往往呈現出更顯著的競爭或對抗,越接近雙方的戰略重心地帶,強敵意國家對弱敵意國家的對抗越激烈,對抗強度越大,越難以達成合作。

簡言之,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互動結構對強敵意國家的政策選擇影響更大,政策和行為呈現強對抗性,而弱敵意國家的政策選擇自主性更強且具有弱對抗性。在這一關系結構下雙方競合并存,功能性合作具有脆弱性和不穩定性,而競爭呈現顯著性和長期性。因此,除非強敵意一方調整心態,化解自身的敵意,否則這種結構將會持久存在,給雙邊關系的發展蒙上陰影。

二、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影響要素與政策結果

當前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結構是兩國競合的底層邏輯。國際關系建構主義學者認為國家之間對雙方在利益和偏好上存在競爭或敵意這一認知并不是由對抗關系決定的,而是社會互動以及行為體話語定義的產物。(18)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M].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13-15.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是兩國在冷戰結束后的頻繁互動中逐漸形成的,有其存在的根源和影響因素,產生了相應的政策結果。

(一)中日非對稱性對抗形成的影響要素

中日間利益糾葛、問題繁雜,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形成及其影響要素遠比學者們總結的模式更為復雜。然而,中日間存在的問題類型與既有研究所揭示的一般規律具有一定的共性。

首先,領土爭議是引發中日間非對稱性對抗的重要因素。兩國間的領土爭議超越了“空間對抗”的狹隘范疇,這一現實矛盾夾雜著復雜的地緣、歷史與民族情感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領土和領海權引發的矛盾成為中日兩國互不信任的源頭,這一敏感議題數次引發中日矛盾,加深了兩國間的敵意。

其次,日本對中國的地位對抗是非對稱性對抗形成的關鍵要素。二戰后,日本以美國介入亞洲的戰爭為機會恢復經濟活力,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成為與美國經濟實力相抗衡的東亞國家。雖然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因美國打壓而陷入經濟停滯,但其經濟實力直到世紀之交仍位居亞洲第一。中國的崛起及其在東亞地區地位和話語權的提升削弱了日本的影響力。學界普遍認為中日關系在21世紀初轉冷的根本原因是中日間實力對比變化,兩國在東亞地區形成爭奪領導權的地位對抗。(19)Christopher M Dent. China, 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M].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286-291.然而,這種對抗并非具有對稱性。日本對于其地區領導者和典范身份所受到的威脅感知加深了其對中國的敵意。圖多爾·奧內亞(Tudor Onea)指出國際體系或者地區的主導國因擔心失去主導地位而產生身份焦慮,這種地位焦慮促使主導國在經濟、軍事和聲望上與挑戰國競爭,抵制后者與之匹敵或超越其地位的努力。(20)Tudor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40(1):125.在中日權力對比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日本在心態上無法適應在經濟等諸多領域已然被中國超越的事實,產生地位焦慮,故而為維護自身領導權而對華進行地位對抗。

最后,日本出于恐懼和敵對心理強調兩國身份政治差異,由此單方面形成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對抗。后結構主義者認為國家通過外交話語和敘事塑造具有敵意的“他者”,在外交實踐中形成對自我身份的再造和確認。在雙邊關系平穩發展時期,日本并未將中國視為敵對的“他者”。中日實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后,日本外交話語開始強調其與中國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身份。無論日本塑造中國這一敵對的“他者”是自我身份構建的工具還是旨在服務其戰略對抗,日本外交話語不斷強調與中國的價值觀相異,反映出其對華對抗心理。相較之下,自兩國恢復邦交后,中國對雙邊關系中的身份認知相對保持一致。即使在兩國因歷史和領土問題發生沖突之時,中國也從未強調過兩國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差別。簡言之,中日互動過程中的領土爭議和歷史問題引發的對抗、日本對華的地位和意識形態對抗的出現和不斷升級形塑了兩國的非對稱性對抗關系。

(二)中日非對稱性對抗的政策結果

首先,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對中日兩國外交政策產生的限制效應不同,兩國呈現出不同的政策取向。日本對中國抱有強敵意,外交政策服務于遏制中國的戰略目的,呈現對抗特征。中國并未將日本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其外交政策不以對抗日本為目的。在雙邊關系上,中國始終強調同日本發展友好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東海油氣田問題和釣魚島爭端等問題數次引發危機,日本的挑釁行為迫使中國采取反制政策,導致兩國關系不斷降溫。在多邊關系上,中國的對外政策并非以對抗日本為出發點,而是以多方共贏為主要目的,其主導和參與的國際制度平臺對日本表示開放。然而,日本采取不斷加強美日同盟、爭取合作伙伴、強調身份政治、對中國污名化等對抗性政策,利用亞太地區甚至是全球雙邊關系或制度平臺制衡中國的影響力。(21)Christopher Huges.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4): 837-856.

其次,中日存在合作的條件和空間。中日兩國在經貿領域具有共同利益,在雙邊經貿和地區經濟合作上存在合作潛力。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國,日本是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新冠疫情期間兩國貿易仍逆勢增長。(22)2021年1—12月中國—日本經貿合作簡況 [EB/OL]. (2022-03-22)[2023-08-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012048068755573&wfr=spider&for=pc.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對華貿易和投資能有效拉動日本經濟發展。兩國在轉移過剩產能、拓展經濟發展空間以及全球價值鏈重塑中具有極大的合作空間。(23)張玉來.全球價值鏈重塑與東亞——中日合作的空間與潛力[J].東北亞論壇,2019(3):40-54.經濟收益為日本緩和對華關系提供主要動力,中國始終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為兩國合作提供了前提條件。換言之,在非對稱性對抗關系下,中日兩國雖然存在爭議性、競爭性的利益訴求和目標,但是并不否定有限合作的可能。

中日兩國在面對共同威脅時出于減少損失的考慮可能選擇功能性合作。美國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退出諸多國際制度安排,以自我利益優先棄盟友利益于不顧的行為迫使日本開始尋求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以保障亞洲自由貿易體系穩定、拓展外部經濟發展空間。雖然日本一直以競爭和對抗心態面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日本多次放出緩和信號,展示出合作的姿態,并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新形式拓寬兩國的經濟合作空間。雖然日本沒有改變其對抗中國的態度,但是出于國際環境變化和對潛在收益的樂觀預期,兩國也可達成合作。

最后,在非對稱性對抗關系不變的情況下,中日間互信的缺失限制中日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日本對中國的強敵意心態促使其采取對抗性的安全政策和競爭性的經濟政策,同時在國際制度領域以及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保持長期對立。日本以所謂“自由民主國家”自居,不僅將中國的對外行為歸因于政治制度,而且畫出“自由與繁榮之弧”,推行價值觀外交,以意識形態拉攏其他亞太國家遏制中國的崛起。俄烏沖突后,日本更是以價值觀話語拉近與北約國家間關系,拉攏歐洲國家助其遏制中國。正是由于日本對中國的敵意心態和對抗政策,兩國雖然可達成經濟、環境等領域的功能性合作,但是穩定、長期的戰略和安全合作仍舊存在限制。特別是在中美博弈常態化的背景下,日本對美國對華戰略的積極輔助、對價值觀的過分強調、安全政策的外溢效果,加之歷史問題的導火索效應等要素都可能導致中日雙方關系再次降溫,合作的意愿和效能隨之降低。

三、中日東亞地區經濟治理競合:關系結構與政策選擇

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影響中日兩國在地區乃至全球制度安排上的政策和實踐。兩國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中的互動更為特殊且復雜。就議題領域而言,中日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上互惠性合作的空間較大,基于對潛在經濟收益的預期和避免共同損失,兩國理應加大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然而,地區經濟治理介于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議題之間,兩國在傳統安全上易陷入博弈狀態,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因戰略的優先性較低而易于達成,而經濟議題易受到傳統安全的影響。從對抗的地點來看,東亞在中日兩國戰略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兩國均有能力和抱負成為東亞秩序的塑造者。在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下,強敵意的日本對弱敵意中國的對抗強度激烈,較易出現學者所認為的中日對地區領導權的競爭,合作難以達成。因此,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進程中,中日兩國競合的動態變化與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密切交纏、動態互構。

(一)東亞地區的經濟治理與中日競合表現

區域治理是指處于某地理范圍內的國家、國際組織及個人等國際行為體針對區域內部某一特定議題或全面合作的問題,為實現共同目標、增進共同利益,在供給和分配地區公共產品的過程中開展政策協調、實現集體成果,最終達到地區善治的目標。在這一進程中,國家進行制度性和物質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分配活動,通過雙邊和多邊的方式進行溝通協調達成合作以應對地區面對的集體問題。作為區域治理的重要部分,地區經濟治理主要由金融、貿易及投資三個子領域的活動類型構成,包括制度和機制構建,如構筑規則體系、多邊機構和制度安排,以及物質產品供給和分配,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等內容。東亞地區治理也包括三個子領域,在實際的治理實踐中子領域之間聯系緊密,通常在構建多邊制度的同時制定貿易和投資的相關規則。

囿于冷戰體系的結構限制和國家發展水平參差等因素,東亞地區經濟協調與合作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初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建立標志著亞太地區經濟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東亞地區內部實質性的多邊經濟合作和制度構建卻未有發端,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東亞各國才具有合作的動力,將東盟+3合作平臺制度化。東亞地區經濟治理肇始于2000年“清邁倡議”生效后的貨幣金融合作。當前的金融治理主要依托于“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MIM)的多邊合作機制。以金融治理的制度平臺為契機,貿易和投資治理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當前的貿易和投資治理主要包括雙邊、多邊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以及地區或次地區合作機制,如東盟+1、東盟+3、東盟+6、RCEP、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和瀾湄合作等。

理論上而言,經濟治理的成效取決于全球或者地區領導國提供公共產品的效能和合作的深度。作為東亞的兩大強國,中日兩國曾就地區治理達成合作聲明,承諾“促進東亞區域合作,共同推動建設和平、繁榮、穩定和開放的亞洲”。(2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全文)[EB/OL].(2008-05-07)[2023-05-01]. http://www.gov.cn/jrzg/2008-05/07/content_964157.htm.過去幾十年里,中日兩國分別提供了特定的物質性和制度性公共產品。兩國東亞地區經濟治理的理念和政策選擇也會產生“擴散效應”,影響東亞其他國家的地區政策,從而影響地區經濟治理成效。日本著名學者河合正弘曾指出東亞未來的經濟發展有三個前景:第一個是“亞洲輝煌的世紀”,亞洲經濟穩步增長,至2050年,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將超過50%;第二個是中等收入陷阱,每個國家都無法解決其國內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第三種情況是亞洲崩潰,即中日軍事沖突爆發,包括中日在內的所有亞洲國家經濟將遭到嚴重破壞。(25)河合正弘.日中経済関係の課題と今後の展開[EB/OL]. (2014-11-10)[2023-08-11]. 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14111001/summary.html.可見,東亞未來經濟輝煌的美好愿景需要依靠中日兩國和平共處、密切合作才可達成。

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治理中的合作以多邊形式為主。2018年中日關系緩和后,兩國達成了在“一帶一路”部分項目中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成為東亞地區投資治理的創新機制。兩國的競爭主要體現為爭取合作伙伴和制度競爭兩個方面。兩國在爭取貿易投資合作伙伴、次區域基礎設施項目上存在競爭,譬如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等。雖然在爭取與第三方的經濟合作上大部分競爭屬于正常的商業行為,其主體也是企業,但是背后離不開政府政策導向且反映出日本政府的戰略競爭目的。(26)Hong Zhao. China-Japan Compete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Geopolitical Rivalry or Healthy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8(1):563.制度競爭分為“制度性競爭”和“制度內競爭”。制度性競爭是指一國試圖建立功能相似的獨立的或重疊的新機制來針對另一國;而制度內競爭則是兼具競爭和合作兩個面向的狀態,即兩國雖然通過合作構建制度以達成治理之目的,但是存在制度偏好差異和治理路徑分歧,一方試圖相較對方獲得制度優勢。

(二)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形成與中日地區經濟治理競合的互構

中日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中的競合貫穿兩國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形成和深化的過程之中。兩國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中的競合動態變化反映出這一關系對兩國相關政策的結構性影響,也導致了兩國東亞地區經濟治理政策和路徑的分歧,最終形成當前中日兩國競合并存、競大于合的狀態。

1.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形成期(1997—2010年)

中日最初參與東亞地區金融治理之時處在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形成的初期。雖然歷史問題與領土爭端引發的雙邊沖突已存在,但其他層面的對抗尚未凸顯。日本雖然與中國進行了功能性的合作,但是開始滋生對華敵意,其地區經濟治理政策顯現出與華競爭的色彩。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日兩國均以參與APEC的方式促進地區貿易的發展。與中國缺乏區域治理經驗不同,作為七國集團(G7)創始國之一和亞洲開發銀行(ADB)創始會員國的日本已積累了數年經驗,卻對東亞地區治理興趣寥寥,對東亞經濟框架構想避而不談,(27)吳懷中.冷戰后日本區域主義戰略與亞洲合作進程——兼論區域共同體構建中的日本位相與趨向[J].日本學刊,2020(3):4.始終以亞太地區經濟制度建設為重,期冀通過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來增進自身國際經貿收益。亞洲金融危機使東亞各國意識到自身應對危機的脆弱性和建立地區治理機制的必要性,為東亞地區實質性合作提供了契機。日本也改變了其對東亞合作的態度,提出了“亞洲貨幣基金”構想和“新宮澤構想”。前者因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反對而胎死腹中,而后者發展為“清邁倡議”,成為東亞地區金融治理的重要制度?！扒暹~倡議”的實施依賴于東盟+3合作機制框架,離不開中日韓的支持和參與。在該機制的基礎上,中日韓三國于1999年初步達成經濟合作的意向,2002年東盟+3簽署了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彼時,應對共同危機、避免共同損失是中日合作的主要動力。

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日本意在通過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鞏固其在東亞地區治理中的領導地位,(28)中逵啓示.東アシア金融統合の國際政治[J].國際政治,2009,158:59.該計劃失敗后才轉向重視東盟+3框架。日本未排斥中國對區域治理的參與,兩國亦沒有實質上的領導權之爭。中國囿于經濟實力和經驗缺乏,未提出創新性的制度構想,只能接受地區制度框架安排。中日兩國在穩定地區經濟秩序上目標相近,參與地區經濟制度建設的目的并非相互遏制。因此,為了減少未來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潛在損失,兩國可達成多邊形式的功能性合作,甚至在地區制度平臺上展開多邊安全合作。此外,在次區域經濟合作上,中日兩國也存在功能性合作。以GMS為例,大湄公河次區域五國和中國(云南省以及之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為其成員。雖然日本并非GMS成員,但是其占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發起了該合作機制的建立,中日兩國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內的經濟治理上實現了間接性合作。

然而,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推進過程中,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日本開始警惕中國并將其視為競爭對手。2003年,日本失去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位置后對華敵意不斷增強,與華競爭態度逐漸明晰。特別是2005年中日雙邊關系陷入僵局后,日本開始將中國視為敵對的“他者”,兩國間的空間對抗和日本對華的地位對抗日趨激烈,兩國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已然形成。在制度競爭層面,雖然中日在東盟+3框架下形成了東亞金融治理領域內的“合作式領導”,然而日本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實力并察覺后者在東亞地區的聲譽加強后,開始對中國實行制度內競爭的對抗性政策。日本對華競爭開始明晰化的事件是2003年中國提出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日本雖未反對該提議,卻在各國的出資份額和比例上產生爭議,當各方決定中國(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在內)和日本出資額和占比相同后,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才得以正式簽署。此外,中日兩國對于東盟+3這一區域治理的制度框架的發展構想顯現制度內競爭,中國希望通過東盟+3制度框架的完善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從而實現自身利益與地區利益增長的雙贏。而日本開始主張擴大地區多邊制度安排的范圍和內容,從政治和安全維度出發針對中國出臺相關地區經濟治理政策。除了提出東盟+6倡議外,日本還在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之后馬上宣布加入同一地區安全制度。

在經貿合作和投資領域,中日之間開始出現爭取合作伙伴之爭。日本開始對標中國地區經濟治理政策,以對抗中國為目的出臺相關政策。日本原本無意參與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合作。然而,受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觸動,日本緊隨其后加緊展開與東盟自貿區協定的談判。(29)作山巧.日本のTPP交渉參加の真実:その政策過程の解明[M].東京:文真堂,2015:52-55.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東盟與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CAFTA)。日本也在同年與新加坡簽署了《日本—新加坡新時代經濟伙伴關系協定》。2004年,日本政府發表了《關于今后推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基本方針》,強調日本要達成以東亞為中心的經濟伙伴協定之目標,在政治外交戰略上創造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30)外務省.今後の経済連攜協定の推進についての基本方針[EB/OL]. (2004-12-21) [2023-08-10].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hoshin_0412.html.2008年,日本與東盟簽署了《日本—東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協定》。

在次區域合作方面,日本也開始與中國展開投資伙伴的競爭和制度性競爭。2002年,首次GMS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金邊召開,達成了將該會議制度化的共識。該會議是在CAFTA簽署后召開,這兩個合作機制成為“推動中國和東盟合作的兩大引擎”,中國希望依靠這兩大合作機制建立起連接東南亞和南亞的國際通道。(31)畢世鴻.中日兩國對湄公河地區經濟外交的比較分析[J].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5(3):82.日本一直通過亞洲開發銀行向湄公河國家進行穩定的援助和投資,在GMS領導人會議之前并沒有建立任何機制或制度。而2003年開始,日本加大對湄公河地區的經濟外交,不僅在同年12月舉辦了“日本—東盟特別首腦會議”,公布湄公河地區開發的新觀念,還在2007年制定了新的政策以爭取合作伙伴。2008年,第三次GMS領導人會議在昆明召開,開啟了中國—大湄公河國家合作的新篇章。2009年4月,中國宣布向東盟提供100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150億美元信貸。隨后,日本加緊主導建立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合作機制(CLMV)以及日湄機制,并召開了日本—湄公河國家峰會、日本—湄公河流域國家首腦會議、日本—湄公河經濟部長會議等加強與湄公河五國的合作,在所有的合作機制中排除中國云南和廣西的參與。此外,日本政府在2009年11月召開的日本與湄公河國家領導人峰會上承諾向湄公河五國提供為期3年的5000億日元政府援助資金。

雖然學界多認為中日在東亞地區治理中爭奪領導權,然而從兩國地區經濟治理政策制定和實施上可以看出,是日本亦步亦趨跟隨中國的地區治理行為出臺相關政策,日本單方面的競爭行為一方面迎合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布局,另一方面通過爭取合作伙伴和制度優勢防止中國獲得潛在收益和提升影響力。

2.非對稱對抗關系深化期(2010年至今)

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經濟實力對比徹底逆轉,中日關系也再度跌至低谷。2012年,中日間的歷史和領土問題因日本挑釁行為而激化,日本對華的地位對抗和意識形態對抗日趨激烈,非對稱性對抗關系逐步深化。這一關系結構深刻影響日本的對華政策以及地區戰略,日本與中國戰略對抗之目的愈發明確,導致兩國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中持續競合并存。

首先,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實踐中,中日兩國雖然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構建規則和制度,形成功能性合作之事實,然而日本在地區經濟政策上選擇針對中國的制度內競爭和制度性競爭。中國的東亞地區經濟治理政策始終以增加地區集體利益為目的,倡導東亞國家在“東盟方式”下進行合作,為東亞地區爭取更大自主權。而日本的東亞地區經濟治理實踐顯現出其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服務整體的戰略對抗、在域內外大國之間不斷平衡調整其政策的特點。雖然中日以合作共建制度的方式進行地區經濟治理,但是在制度的路徑偏好及愿景上呈現競爭狀態。以RCEP這一多邊合作機制為例,其孵化與形成過程體現了中日兩國在多邊治理路徑上的分歧。中國倡導東盟+3作為地區貿易治理的制度基礎,提出東亞自由貿易協定以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而日本則認為中國與其競爭領導權,提議并推動建立東盟+6機制,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納入地區經濟治理框架,還先后提出擴大的東亞合作版本——“東亞共同體”和“東亞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降低東盟+3框架內中國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經中日兩國妥協后,2013年初兩國同其他東盟+6國家進行RCEP倡議談判。

日本參與RCEP的動力在于利用區域內的大規模市場和生產網絡拉動本國經濟,增加自身潛在收益。(32)據測算,RCEP對日本經濟的提振效果達到5萬億日元。參見:作山巧.日本のTPP交渉參加の真実:その政策過程の解明[M].東京:文真堂,2015:187.然而,與中國的積極參與相反,日本雖同意進行RCEP談判,但是其政策重點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在美國退出TPP后,主導TPP修正版——《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為達成TPP/CPTPP作出諸多讓步和妥協。直到2018年,CPTPP和日本與歐盟經濟伙伴協定成形后,日本才開始重視RCEP。日本對RCEP不若其加入TPP的態度積極,不僅將諸多弱勢產業排除在RCEP市場開放承諾之外,在RCEP的談判中也少有讓步。在貿易機制構建中,日本最初試圖通過達成TPP/CPTPP機制對沖RCEP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的影響力,企圖在制度性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達成CPTPP后,日本在RCEP的談判中引入更嚴格的CPTPP的貿易條款,企圖把中國納入以日本為中心的區域治理體系,同時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規則制定權進行制約。

其次,日本視中國在區域治理中的制度創新和政策為威脅,不僅否定或質疑中國政策,還通過效仿中國的相關治理政策與中國爭奪合作伙伴。在全球權力格局變化和全球治理需求的推動下,中國在地區經濟治理上從參與者逐步轉變為引領者,不僅倡導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和絲路基金等新的金融投資機制,還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一帶一路”國家開放,以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優化地區產業配置、加強地區經貿合作。中國建立新的制度并非針對日本,這些機制和制度也無意取代現有制度。然而,日本卻質疑中國的制度創新,認為這些制度創新是針對其主導的ADB進行的制度競爭,不僅貶低AIIB的管理能力,還游說其他國家抵制。(33)張望.安倍治下的日本對華政策:從戰略制衡到戰術避險[J].國際安全研究,2021(2):96.安倍執政時期首相官邸在對外政策上具有絕對主導權,首相官邸雖然采納了日本經濟利益團體擴大政府海外投資項目的建議,但是拒絕了財務省官員加入AIIB的提議。(34)Aurelio Insisa, Giulio Pugliese.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Versus the Belt and Road: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 The Pacific Review, 2022(3):571.在AIIB的法定資本定位為1000億美元后,日本政府隨即表示將與ADB合作,5年內向亞洲地區投入約1100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投資。

在“一帶一路”項目開始實施后,日本拒絕加入。因中日兩國在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對象和方式相近,如捆綁商業融資、政府的參與、專注于實體基礎設施和工業化、尊重東道國的治理模式等,(35)Yang Jiang. Competitive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Financing: China and Japan Expanding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J]. The Pacific Review, 2019(5):778.因而日本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概念與中國競爭合作伙伴?！案哔|量”一詞固然包含了日本經濟成功發展的無形價值,譬如經濟與社會兼容性、技術轉讓和人力資源開發等經濟機制,(36)Hidetaka Yoshimatsu. Japan’s Strategic Response to China’s Geo-economic Presence: Quality Infrastructure as a Diplomatic Tool[J]. The Pacific Review, 2021(1):7.但是也表達了其具備與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先行的以數量驅動的投資相較的競爭優勢。日本還利用其參與的合作平臺傳播這個概念,如在2016年的G7伊勢志摩峰會上,日本政府宣布了“擴大優質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倡議。日本提出“公開、透明、經濟效率和財政健全”作為基礎設施投資標準,并力推其成為國際標準,以此間接批判中國主導的制度創設。這四項標準也成為日本鞏固美日澳印“四邊機制”的戰略工具,基礎設施投資成為“四邊機制”的主要政策領域之一,將遏制中國的領域從安全拓寬至經濟合作。

此外,日本還通過意識形態對抗來與中國競爭合作伙伴,壓縮中國地區經濟合作的空間。為對抗“一帶一路”倡議,日本還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強調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所謂“普世價值”,倡導其與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應成為亞太秩序的核心。日本還將這一概念推廣至雙邊合作、多邊合作、地區制度乃至全球制度之中,試圖將其發展為“具有規范價值的原則”。(37)Hidetaka Yoshimatsu. Japan’s Strategic Responses to China’s Geo-economic Presence: Quality Infrastructure as a Diplomatic Tool [J]. The Pacific Review, 2021(1):1.以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為例,長期以來日本對基礎設施大型項目的投資和官方發展援助都沒有附加任何理念價值。而“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提出之后,日本與湄公河國家合作強調實現所謂“民主與法治的鞏固”“尊重人權”“重建和平”對達成該地區穩定的重要性。日本還試圖通過在湄公河地區與美國展開密切協調,強調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差別,“分化中國對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的影響力”,(38)[日] 福田保.ASEAN とインド太平洋[A]//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最終報告書,2017:94.從而挑戰中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助力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目標的實現。

最后,當日本覺察到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增長勢不可擋且與美國在區域治理路徑上產生分歧時,日本開始妥協并尋求與中國的互惠性合作。日本主動釋放緩和信號,中日兩國達成第三方合作的協定,2018年簽署了52項合作協議,泰國東部經濟走廊成為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旗艦項目。在日本態度的轉變下,RCEP最終得以達成。中日兩國在多邊互惠性合作和制度創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客觀上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治理的規范化。于日本而言,與中國的功能性合作姿態是理性的外交選擇,一方面日本企業可通過與中國的第三方市場合作獲得經濟收益,與中國展開有條件的合作有助于日本規避投資風險,強化與東南亞的經濟合作,有助于印太戰略的實現,(39)趙天鵬.從“普遍競爭”到“第三方市場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新動向[J].國際論壇,2020,22(1):64.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被認為其直接遏制中國崛起。對中國而言,在美國對華遏制日趨激烈及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背景下,東亞地區貿易投資合作的制度框架對重新整合地區價值鏈、加速地區內部自由貿易至關重要,中日兩國的合作在制度構建上必不可少,中日兩國間優勢互補,共同投資第三方市場必將帶來三方受益的局面。因此,對未來收益的預期是中日兩國合作的主要動力,而美國東亞政策的調整是兩國合作的外在動力之一。

然而,日本對中國對抗心態始終存在,即使與中國進行合作,也希望最大程度上將中國納入其倡導的規范性框架,從而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降低中國的硬實力轉化為影響力的可能性。雖然有學者曾指出日本針對降低中國影響力而出臺的對抗政策并非完全有益于日本戰略和經濟效益,(40)Corey Wallace. Japan’s Strategic Contrast: Continuing Influence Despite Relative Power Decline in Southeast Asia [J]. The Pacific Review, 2019(5):866.但是日本始終視中國為敵對的“他者”,以對抗“他者”滿足自我心理需求來制定和落實其外交政策。即使中日達成第三方市場合作,日本政府官員對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前景也不抱有期待,認為這一合作是日本為緩和與中國緊張關系的話語工具,中日達成的第三方市場合作項目大多是日本政府已經投資的項目。 由此可見,日本的地區經濟治理政策完全轉向對抗中國,為其地區政治和安全戰略服務。與日本針對中國制定其地區治理政策相比,中國并未選擇對抗日本的政策,地區經濟治理政策并未發生太大變化,始終以穩定地區經濟秩序為目的倡導完善制度、擴大合作,增強地區經濟治理效能。即使中日關系陷入低谷之時中國也未否定日本的地區治理角色,不僅未強烈反對日本提出的地區合作制度和模式,還積極參與東亞首腦峰會,歡迎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項目也是在中國開放的姿態下才得以達成。

總之,從中日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中的競合變化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地區治理政策選擇深受中日間非對稱性對抗關系的影響。日本基于傳統地緣政治視野和大國競爭觀念,地區治理政策呈現對抗性。日本質疑中國的制度創新,以競爭領導權的姿態參與制度體系構建,并主張擴大地區合作伙伴,以“價值觀外交”為工具開展多邊合作,試圖通過自由貿易和投資計劃整合周邊國家以平衡中國在印太大陸和海洋的力量。中日的地區經濟治理政策的選擇也不免受到美國東亞戰略布局的影響。日本對華的強敵意促使其不斷向美國靠攏,維護美國主導的治理秩序,通過參與東亞地區治理的制度構建將其并軌到亞太地區治理之中,以達成削弱中國影響力的目標。在雙邊合作上,日本緊跟美國步伐,以經濟安全之名啟動對華半導體設備出口禁令,助力美國對華競爭。雖然中日兩國的良性競爭會創造更多的地區公共產品,但是日本對中國的對抗政策阻礙了兩國的實質性合作,是地區經濟合作進展緩慢的原因。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導致了兩國在地區經濟治理中理念、路徑和前景的分歧,兩國奉行不同的原則和立場甚至是彼此“國家身份的差異化戰略”都使得兩國在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上難以協調,(41)俞敏浩.全球治理中的日本、中國與東亞國際關系[J].全球政治評論,2018(63):62.加之中美之間競爭的常態化,為中日未來在東亞地區的合作設置了諸多障礙。

四、結論

在三十余年的東亞經濟治理進程中,中日兩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兩國的合作和良性競爭為地區提供了各類物質和制度公共產品,促進了地區經濟合作,利于地區秩序穩定。然而,隨著兩國雙邊矛盾的激化、實力對比發生變化,中日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形成并逐步深化。這一關系結構對日本的地區經濟治理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本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雖然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治理中達成了雙邊和多邊的諸多合作,但是日本同時采取了與華爭奪合作伙伴、制度內競爭和制度性競爭等對抗性政策以削弱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中日在東亞地區經濟治理中競合動態變化與兩國非對稱性對抗關系互構互映?！昂蟀脖稌r代”的日本外交政策選擇會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但是中日之間的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已然形成并將持續影響日本的對外戰略,未來中日兩國無論雙邊還是在東亞乃至全球治理中競合會持續并存,且日本對華競爭遠多于二者合作。中國應時刻警惕日本在經濟、政治乃至安全層面的對抗行動。

中日間非對稱性對抗關系是在彼此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中日間的空間對抗、日本對華的地位對抗心態以及意識形態對抗塑造且鞏固了這一關系。然而,這種關系并非完全不會改變,未來兩國的良性互動仍舊可以重塑兩國間關系結構。中國雖然不將對抗日本作為其政策出臺的依據,但是為實現國家大戰略,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國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戰略包容,并在戰術上保持靈活,在地區秩序安排上繼續呈現出合作狀態,釋放善意信號。在兩國政府追求戰略互信的過程中,充分發揮非政府行為體的關鍵作用,積極鼓勵中日企業在第三方市場上展開合作,加強人文交流,矯正日本對華認知。同時,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東亞地區以及域外地區和國家加強彼此間實質性合作,在優化全球產業鏈的同時增強自身實力,讓日本真正認識到中國是其無法遏制的強國。這種非對稱性對抗關系在短時期內無法改變,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在保持警惕的同時與日本良性互動,以實質性合作增進兩國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