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研究

摘? 要：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我國教育行業領域迎來了變革時代。人工智能對大學生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人生觀、價值觀等的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更對高校思政課程教師的思想理念、教學改革的實施有著深遠影響。文章主要對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展開研究，主要是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調研相結合的方式，對人工智能嵌入的應用邏輯、技術風險方面進行了分析，并以此總結出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旨在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關鍵詞：人工智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3）33-0056-05

作者簡介：傅亮（1982—），男，碩士，寧德師范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

在現階段，我國各地方高等院校積極創新與優化思政教育工作，而創新與優化的有效路徑即為融合信息技術與思政教育工作。目前，黨和國家已經針對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制定了指導性方針，要求各地方高等院校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積極引入各項信息技術，以提升思政教育工作的活力。同時，通過在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嵌入信息技術，以促使思政教育發揮出傳統優勢，進而使其時代感得到進一步體現。近幾年，我國各地方高等院校都在積極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打造“智慧課堂”與“數字教室”，促進了高等教育與人工智能的融合發展。對于思政教育工作而言，考慮到其與我國高等教育工作方向息息相關，因此對在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中融合人工智能技術的有效路徑與內在邏輯進行研究意義重大，對二者融合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教育風險進行探究至關重要，能夠為我國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發展奠定基礎，最終使思政教育的應有教育價值得到全面彰顯。

一、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應用邏輯

（一）大數據是基礎

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我國無線通訊技術發展較快，各項信息技術被逐步應用到了各行各業與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無論是收集與利用信息能力，還是分析與處理信息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如今，所有的人類活動信息皆能夠通過數字化形式進行儲存與整理。而伴隨著人類活動或社會數據信息含量的指數級增長，人工智能也由此具備了數據信息資源。憑借大數據技術對數據信息資源分析與處理，人工智能即能夠針對目標活動規律或者發展特性進行歸納和提煉，以此對目標活動態勢與發展方向進行準確判斷。而基于分析數據信息資源所做出的分析與預判也是人工智能高級算法的基本素材之一。綜上所述，人工智能革新與應用的前提之一是數據信息，隨著數據信息量的增加，人工智能價值也會相應增加。

通過前文中所做分析，可知思政教育數據信息即為我國高等院校在思政教育工作中融合人工智能技術的基本前提。高等院校學生生活與學習活動痕跡信息是重要的思政教育數據信息，且不僅僅局限于期間產生的視頻或者音頻，同時也包括HTML與各類報表等等。在對上述各項數據信息進行采集與處理的基礎上，我國高等院校則能夠通過學生信息了解并預測學生活動規律與思想狀態。近幾年，我國各地方高等院校積極構建智慧校園，通過管理服務等互聯網平臺對學生各項思政教育信息數據進行收集，并基于此憑借大數據技術分析與處理學生信息數據，以此完成“學生電子畫像”的繪制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高等院校傳統思政教育中通過主觀經驗評估的弊端便能得到規避，并能基于此量化學生思想狀態。如此，高等院校則能夠實現更具針對性與準確性的思政教育工作，實現智慧化思政教育發展的目標。

（二）算法是核心

眾所周知，人工智能技術革新的基本要素為高級算法。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夠借此自主分析決策，另一方面也能夠據此解決實際問題。其通過對規律分析與模型構建等方式，對人類思維與認知能力進行模擬，最終對人類活動提供協助與支撐。

如今，在算法持續革新與發展，且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泛的背景下，我國網絡信息推送服務正日漸被算法所主導，以此滿足信息獲取者的特定需要。同時，伴隨著信息推送服務的進一步精確，算法技術也在左右著我國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與意識形態。上述現象在我國高等院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中也不例外。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我國高等院校傳遞思政教育信息的基本路徑即算法。通過傳遞思政教育信息，我國高等院校則可以幫助學生構建健康的價值體系，提升學生思想水平。由此可見，我國高等院校只有在有效應用算法的基礎上，思政教育工作才能夠在人工智能時代下有序進行。例如，輔導員想了解學生的成績狀態，還要詢問專業課老師或者讓教務人員幫忙查詢，這不僅降低了工作效率，還不利于輔導員全面掌握和了解學生的情況，給思政工作造成極大困擾。而人工智能在物聯網、數據處理、云計算方面的優勢，能夠有效地整合學生在校內外的學習、生活數據，建立一個開放共享的大數據系統，幫助高校創造一種動態化，網絡化，集教學、科研、管理于一體化的大數據思政平臺，為思政工作的高效、精準開展提供了必備條件。

除此之外，在算法技術的有效應用之下，我國高等院校也能夠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向學生準確傳遞特定的思政教育信息數據。在現階段，我國部分高等院校通過算法對社會熱點進行收集與分析，進而完成傳播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議題的設計工作。此外，也有部分高等院校通過算法，對校園輿論以及學生活動態勢進行收集與分析，以此對校園輿論風險因子進行準確預判，從而全面了解學生意識形態。部分高等院校通過算法對學生思想狀態進行分析處理，以此對學生實際需要予以掌握，從而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指引。在這種背景下，思政教育領域則能夠實現智能化與個性化發展的目標。

二、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術風險

我國高等院校憑借算法與大數據技術在思政教育工作中融入人工智能，可以為創新思政教育提供保障。然而，在二者的深度融合中，也往往存在著相關技術異化風險，對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受到高等院校方面的高度重視?，F針對各項風險展開具體闡述。

（一）技術至上導致人的主體性遮蔽風險

如果以技術哲學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可知技術產生于人類對自然改造與利用，反映了人的本質力量。然而，需要明確的是，技術的自主性力量也會在其產生與利用的過程中產生。如果人類無法規范與管控技術的自主性力量，技術則很可能會遮蔽人的主體性。通過分析馬爾庫塞的理念，可知在發達工業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社會生產與日常生活中已經逐步滲透技術理性，進而產生出了新型社會控制模式，而在這種背景下，人的批判性與超越性則由此被削弱。也就是說，人逐步作為“單向度人”而被技術支配與控制。與其他技術相異，延展與模擬人類智能的人工智能，是以超越人類智能為革新方向的，其一方面改變了人的社會生產與日常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社會組織結構，能夠支配人的生產活動和行為。比如，在系統之下的外賣騎手成為智能社會的“奴隸”與“附庸”，而這種現象違背了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教育目標。

我國高等院校在進行思政教育工作時，作為智能系統下的數據主體的學生，無論是其學習、還是其生活，都是以數據包形式存在。而通過合理應用人工算法，則能夠完成“學生電子畫像”的繪制工作。以形式角度而言，上述行為是在準確定位學生的生活與思想，以本質角度而言，則是以平面化方式處理學生的信息。也就是說，學生成為“數據化的人”，而不再是“現實化的人”，繼而失去了維度。在這種背景下，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則很可能產生包括“數據異化”或者“唯數據論”等風險。

（二）大數據濫用導致的隱私安全風險

我國高等院校在思政教育工作中融合人工智能的前提是學生數據收集與處理。然而，在包括圖像識別與移動互聯等各類智能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中也很可能出現學生信息泄露或者過度采集等風險。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個人信息數據的過度采集會對學生隱私造成侵權。在人工智能之下，我國高等院校通過人機對話或者人臉識別等智能技術，能夠獲取和分析學生的網絡與生活軌跡等信息，進而繪制“學生電子畫像”。在這種背景下，高等院校方面可以獲取學生的家庭信息與心理信息等隱私，導致侵犯學生個人隱私等問題。第二，數據泄露帶來的安全風險。在現階段，我國高等院校往往通過與第三方合作的方式構建思政教育信息系統，并且在云端存儲與分析學生數據信息。在這種背景下，同樣可能出現學生信息泄露與盜用等問題，繼而對學生人身財產安全產生相應威脅。

（三）算法推薦導致的思想教育認同風險

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我國高等院校進行思政教育工作的基本路徑即為算法推薦。在繪制“學生數據畫像”的基礎上，將特定信息推送給學生，以此實現個性化服務的目標。然而，在此過程中，“過濾氣泡”與“信息繭房”效應也很可能由此被放大，繼而對高校思政工作的引領作用產生負面影響，最終導致思政工作認同面臨窄化。

考慮到受眾往往沒有獲取全領域信息的實際需要，因此，在獲取信息時往往會局限于所需的特定領域之內，在這種情況下，受眾的周圍則可能形成“蠶繭房”，這就是“信息繭房”效應。換言之，信息受眾會由于算法推薦功能而僅僅對自身所需的同領域信息數據進行獲取，從而造成自身所在信息環境的封閉窄化。長此以往，信息受眾則往往會視偏見為真理，并且對異質化信息產生抗拒心理。如此，信息受眾的意識將逐步與社會主流價值產生偏離，繼而對思政工作產生較大阻礙。同理，信息受眾的信息需求也能夠為搜索引擎所掌握，后者基于此將特定信息數據傳遞于信息受眾。在這種背景下，信息受眾周圍也會逐步形成“隔離墻”，繼而隔離不同信息，導致信息受眾置于“網絡泡泡”之內，使得信息受眾無法接收不同觀點。而這就是“過濾氣泡”效應。由此可見，有著過濾功能的算法推薦，很可能會對信息受眾交流觀念產生阻礙作用。除此之外，小圈子也在此背景下出現，繼而造成了各類群體價值的區隔與分化，最終，降低了高等院校思政工作價值凝聚功能［1］。

三、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在現階段，我國高等院校憑借人工智能技術邏輯進一步創新思政工作，然而，在此過程中也產生了各類風險。為了對風險進行有效規避，高等院校則應該對思政工作的主導性予以明確，采用包括法治規劃與價值引領等策略，促使思政工作嵌入人工智能的價值與工具理性得到全面體現。

（一）價值引領：以思想政治教育主流價值駕馭智能技術

我國社會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著人工智能發展的左右，無法保障其“價值中立”。如果以其核心要素算法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可知在現階段，互聯網龍頭公司主導著主流智能算法研發和應用工作。也就是說，資本邏輯指引著算法技術，以此獲取相應的經濟與社會效益。由此可見，作為價值取向的算法，在資本指引之下，以獲取經濟效益為目標，從而產生價值取向，最終導致工具理性大于價值理性。近幾年，互聯網“流量為王”則是這種弊端產生的典型現象。對于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而言，則應該確保自身主流思想傳遞優勢得到全面體現，繼而將人工智能影響維持在可控范圍內。在此過程中，必須對以下幾方面內容予以高度關注：第一，以主流價值觀引領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開發智能算法時，必須避免“流量為王”價值影響，對算法優先級內主流價值觀賦值占比進行合理調整，以此豐富高等院校思政工作內容，進而促使學生接受主流價值。同時，必須以“以人為本”思想作為指引，站在民主與自由的立場上，防止技術控制人等問題。第二，強化對人工智能應用的治理，將主流價值觀嵌入人工智能設計、開發、應用和監管的全過程。除此之外，必須對現有的透明與監管制度進行優化，完善審核流程，對資本力量進行約束，以此避免人工智能異化破壞社會的秩序［2］。

（二）人機協同：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智慧彌補智能缺陷

人的思想意識即算法是人工智能應用的假設條件，能夠憑借大數據技術予以掌握。不過，考慮到高等院校思政工作復雜性相對較大，無法完全通過人工智能進行。因此，我國高等院校還應該憑借人機協同等路徑，輔助思政工作。在此過程中，必須對以下幾方面內容予以高度關注：第一，堅持人的主體地位，做好“把關人”的角色。如果以技術發展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可知在現階段，我國人工智能技術依然不成熟，因此，算法并不具備人工智能的識別能力，無法辨識價值。也就是說，我國高等院校無法僅僅通過依靠算法審核各項思想政治信息數據，而必須通過人工方式進行，使人工審核話語權得到強化。唯有如此，高等院校思政工作價值才能夠得到充分體現。第二，發揮智能技術優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實效。我國高等院校不應該由于“過濾氣泡”或者“繭房效應”而拒絕在思政工作中應用算法或者大數據技術。在開展思政工作時，我國高等院校應該通過算法對教育目標進行準確研究，使算法精確推送功能得到全面發揮，以此實現更具實效性與針對性的思政工作。第三，加強智能媒介素養教育，提升教育者辨識能力。眾所周知，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工智能下可能產生的風險。這就要求我國高等院校在進行思政工作過程中，對學生智能媒介素養進行有效培養，將算法原理與邏輯傳遞于學生，以此使學生能夠準確識別信息。唯有如此，我國高等院校才能夠做好更具效益的思政工作，避免技術控制學生等問題［3］。

（三）法治規范：以完善法律法規化解智能風險

如果站在信息技術應用的立場上，可知人工智能的應用必須受到法律約束。在現階段，我國已經陸續頒布了互聯網安全與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等相關法律。然而，還沒有針對人工智能的法律。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想要對算法推薦帶來的潛在風險進行有效規避，我國各地方政府則必須制定針對性的法律，以此吸納與化解風險。也就是說，必須構建并持續優化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的社會規范與法律系統。具體而言，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內容著手：第一，增強智能算法監管的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我國各地方政府必須在法律層面約束算法與推送平臺行為，進而為信息受眾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第二，強化人工智能法律制度的執行落實。同時，也應該通過法治化手段處理推送平臺違規行為，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法治化的人工智能應用。

（四）以構建優質大數據庫為依托，實現對受教育者的多模態學習分析

在獲取高等院校學生各項信息基礎上，可以繪制學生畫像，以此指引思政工作。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我國高等院校則應該積極構建數據庫，基于此進行多模態學習。在此過程中，也必須對以下幾方面內容予以高度關注：第一，廣泛應用傳感器及腦機接口等設備，對受教育者的信息進行完善性搜集。除此之外，也應該通過運動傳感器對信息受眾各項信息進行收集，以此對數據庫予以更新。第二，合理應用機器學習算法，在處理、分析相關模塊數據的過程中，不斷完善人工智能技術?？紤]到在數據架構與類型不同的情況下，算法也有所不同。因此，高等院校必須引入人工智能專業人員，以此協調教育與人工智能應用。除此之外，信息數據也往往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繼而影響輸出結果。這就要求高等院校必須引入既有專業能力又有豐富經驗的思政教育人員，以此實現更具精確性的信息預處理工作［4］。

（五）注重專業知識圖譜搭建，確保圍繞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適應性反饋得以實現

我國高等院校進行思政工作時，必須對適應性反饋給予高度關注，并基于此編制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內容，為特定學生提供個性化的信息服務。然而，考慮到思政教育內容價值性與知識性并不完全統一，加之思政教育工作者主觀因素的左右，往往會導致適應性反饋價值下降。高等院校應聯合特定專業中的各項知識，以此確保系統能夠基于具備較強可行性的方案，以類似人類的方式理解世界。這就要求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強化專業知識，以此為知識圖譜設計工作提供指引。在現階段，得到了普遍接受的知識譜圖為靜態知識圖譜。特定專業知識即為知識圖譜節點，通過不同節點內在邏輯，即能夠構建專業完整知識圖譜。不過，思政教育工作者也必須積極設計動態事理圖譜。在該圖譜之下，設計對象為教學行為，事理間邏輯即為其邊界。高等院校信息受眾或者學生則能夠憑借圖譜于交互行為過程中對所需思想信息進行掌握。專業圖譜的構建基礎是思政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或者信息受眾，三者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無論是思政教育工作者、還是學生或者信息受眾，在構建圖譜時都必須了解特定編輯工具。對于高等院校學生而言，還應該歸納思政教育內容的邏輯，并且評估自身的思想動態。對于思政教育工作者而言，則應該通過人工智能對自身工作進行評估，并以此對教學活動進行優化，最終保障教學計劃具備較強的差異性與針對性。由此可見，思政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應該向學生講解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應該幫助學生構建健康的價值體系，對實際問題進行分析，以此避免學生受到“虛擬串聯”的約束。唯有如此，在進行思政教育工作時才能夠構建起有效的圖譜，進而為構建有效的思政教育內容奠定基礎［5］。

四、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過去十幾年間，我國人工智能技術越來越成熟，并且正在被逐步引入不同行業與領域之中。通過嵌入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有效提升我國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成效。然而，必須得到正視的是，在嵌入人工智能過程中產生了包括思政教育認同缺失以及主體性遮蔽風險等教育問題，需要得到思政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視。這就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對思政教育的主導性予以明確，采用包括法治與價值引領等積極策略引導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以此促進人工智能與高等院校思政教育的融合發展，平衡其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

參考文獻：

［1］ 秦蕾，朱進東. 人工智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時代趨向與應對策略——基于復雜性科學視閾［J］. 江蘇高教，2020，7（02）：5-6.

［2］ 葉丹，李明進，宋元鳳. 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創新應用研究［J］. 青年時代，2017，8（33）：2-6.

［3］ 陳啟迪. 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術風險及應對策略［J］. 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22，9（09）：4-5.

［4］ 馬玉慧，柏茂林，周政. 智慧教育時代我國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發展路徑探究——美國《規劃未來，迎接人工智能時代》報告解讀及啟示［J］. 電化教育研究，2017，12（03）：123-128.

［5］ 李超. 新時代人工智能對遠程教育的影響［J］. 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8，9（03）：32-34.

（責任編輯：鄒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