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與不同類型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

葉愛山　龔利　鄧洋陽

摘 要：尋找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機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依據新時代新型城鎮化發展理論構建評價體系并通過熵權-TOPSIS法測度分析，隨后構建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實證檢驗環境規制與不同類型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且在考慮穩定性檢驗后證實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結果表明：中國省份間新型城鎮化發展極不均衡，研究期內整體呈現M型發展態勢。環境規制與新型城鎮化均具有顯著的空間交互效應，環境規制對新型城鎮化發展具有直接促進作用，環境規制下不同類型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應存在明顯差異，生產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更加穩定和顯著?？刂谱兞匡@示，人力機制、市場機制等均對新型城鎮化能夠產生顯著正向效應，而內在機制表現為顯著負向作用。中部地區估計結果與其他地區有所差異，中部地區環境規制將會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負向效應，這更多緣于環境規制政策治理傾向及新型城鎮化內部子系統層要素扭曲等問題，但生產技術創新卻表現出強勁動能。本研究指出，新時代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應密切關注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差異性作用，這將有助于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機制實現。

關鍵詞：環境規制；技術創新；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動態空間面板模型

中圖分類號：F 4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12（2023）06-0713-10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New Urbanization

YE Aishan1，GONG Li2，DENG Yangyang1

Abstract：The search for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asures and analyzes it via using the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Furthermore，a dynamic spatial pane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new urbanization.After considering stability tests，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s confirm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mong Chinese provinces is highly uneven，exhibiting an overall “M-shaped” development tre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rec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w obvious differences，with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tributing more to stable an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Control variables show that both human mechanisms and market mechanism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new urbanization，while internal mechanisms show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The estimated results for the central region differ from those of other regions，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policy governance bia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istortions in the internal subsystem elements of new urbanization.However，produc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hows strong momentum.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new era，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new urbanization；high quality development；dynamic space panel model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相互作用，均取得了顯著成就。粗放型經濟發展雖為中國崛起奠定了強大物質基礎，但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并且嚴重影響了國民社會福祉[1-2]。顯而易見，以傳統工業為驅動力的城鎮化模式，難以實現“美麗中國”的現代化目標，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民生改善必將成為焦點[3-4]。破解生態文明、社會民生等多重困境，環境規制政策已成為各地區首選工具，但實現途徑主要依賴于技術創新[5-6]。于此，在既定環境規制條件下，什么樣的技術創新才能有效消解困境呢？這就構成了本研究所需回答的問題?！?022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明確指出，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提高新型城鎮化建設質量。新型城鎮化至少涵蓋了集約高效、綠色低碳、公平共享、城鄉一體等標志性內容，并且體現在過程、價值觀、理念和方式等多方面。如何實現發展模式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新型城鎮化更高質量發展的關鍵[7]。為此，本研究深入探討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并試圖尋找出內部隱含的長效機制，以期為中國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依據。

關于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的內在機制研究，集中于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制造業綠色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分析，以及環境規制與城鎮化質量協調性研究。本研究擴展之處：第一，將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厘清三者內部作用機理及邊界；第二，引入新時代新型城鎮化發展理論，構建更為貼合當前實際需求的新型城鎮化評價體系，并采用熵權-TOPSIS方法進行測度分析；第三，將技術創新劃分為“降污技術創新”與“生產技術創新”，探討環境規制與不同類型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第四，考慮到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新型城鎮化均會引起地區間資源要素的多重聯動，運用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從時空結合視角來研究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更為貼合。

1 理論機制分析

環境規制起初目的是為了保護環境，但先行國家發現環境規制的作用效應將會滲透到社會發展內部中，并會產生持續性影響[8]。環境規制對污染排放、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是當前較為突出話題。該如何借助環境規制工具改善生態環境及促進技術創新，首先應從環境規制的內涵特性著手分析。一般而言，環境規制對外部環境的傳導機制主要通過源頭、中間、末端等途徑。源頭治理傾向于限制高污染要素資源投入，并督促生產組織進行技術創新與制度改革；中間治理更加強調生產過程中各環節的優化與調整；末端治理則是采取直接手段控制污染物排放量[9]。目前，中國環境規制政策仍處于滾動修訂進程中，并逐步由傾向于末端治理轉向源頭治理和中間治理[10]。環境規制將會對技術創新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代表性理論有“波特假說”[11]。具體而言，創新效應主要源于倒逼機制，實施環境規制初期必然會增加企業生產性合規成本，并會對生產成本進行擠占。于此，這將會產生極大的不可控性，無法適應或者無法應對當前環境規制的生產組織將會選擇消極對待，但這些舊產能遲早被淘汰，進而由新產能所取代。環境規制所帶來的創新效應，需要依托企業自主創新發展能力?？梢?，環境規制不僅可以直接約束能源消耗，還能通過倒逼機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發展模式轉變、技術進步等[12]。

以往粗放式城鎮化發展模式，對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3]。但這也引致了諸多隱患，譬如城鎮資源環境承載力超負荷、城鎮人口數量激增、城鄉二元結構凸顯、傳統鄉村消失等。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思想和路徑作出了明確指示，開啟了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新征程。新型城鎮化相較傳統城鎮化最為直接的特征就是，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14]。當前新型城鎮化評價研究的重點，是該如何立足于新時代新型城鎮化理論進行評價體系構建，以及選擇何種量化方法，已引起諸多學者不同看法。目前，最為常見評價方式是從經濟、人口、社會、環境等子系統層構建新型城鎮化評價體系，也有從新型城鎮化效率視角進行發展水平評價。兩者評價思想存在相似之處，但評價思路卻截然不同。從多維子系統層評價新型城鎮化，是依據新型城鎮化內部要素使用情況，以此來反映整體及各組成部分的發展情況[15]。從效率維度來評價新型城鎮化，是基于新型城鎮化要素資源的投入產出視角來解釋使用情況，是一種較為直接方式展示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由低到高的過程[16]。效率視角研究常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來處理，可不受指定函數和數據量綱等問題制約，但無法反映內部各要素的具體情況。因此，為了全面闡釋新型城鎮化發展特性，研究將采用從多維子系統層所構建的新型城鎮化評價體系，并進行客觀評價。在常用評價方法中，熵權-TOPSIS方法可不受評價指標數據限制，計算結果具有明顯導向且應用簡便[17]。

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必將引起城鎮化進程中資源要素再配置，并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影響效應存在明顯異質性。在這影響效應中，可能存在正向效應、負向效應、不確定性、非線性等[18-19]。環境規制作為外部性工具，對新型城鎮化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表現為：直接影響方面，政府部門將會依據“污染支付”和“受益補償”等原則對相關企業進行監督，環境規制會促使地區內部分“三高”企業淘汰或者遷移，這也主要受制于地區間環境標準壁壘[20-21]；間接影響方面，環境規制實施下企業的成本效應與創新效應的綜合比較，適度的環境規制強度可促使“創新補償”效應占據主導地位，進而以創新驅動力推動城鎮化質量提升[22]。結合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來看，前者側重于限制高污染物投入及降低污染排放量；后者更多通過傳導機制促使生產性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以彌補環境規制所帶來的成本效應。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表現為直接傳導機制，技術創新能夠通過技術進步、倒逼能效、降低污染、經濟效應等路徑推動新型城鎮化進一步發展[23-24]。

基于理論機制分析，為了驗證及探究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將借助實證研究解析內在機制。于此，基于中國內地30個省市面板數據，將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新型城鎮化均納入到動態空間面板模型中，從時間效應與空間效應相結合視角來探究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具體作用效應。其中，將技術創新劃分為“降污技術創新”與“生產技術創新”，以研究環境規制與不同類型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差異性作用。另外，還將綜合考慮空間異質性，探究不同地區間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應。本研究從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角度對新型城鎮化展開研究，這不僅關系到解釋新型城鎮化發展問題，還關系到尋找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機制，這里將蘊含著重要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2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測度與分析

2.1 新型城鎮化評價體系構建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Urban）。以往城鎮化發展關注點側重于經濟發展與人口布局，而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發展質量與內涵轉變。新型城鎮化是促進不同類型城市、鄉鎮及新型農村之間相互協調與共同發展的城鎮化。在深度解讀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內涵基礎上，并遵循評價體系基本原則，從多維角度綜合考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最終確立起評價體系（見表1）。

表1為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由經濟子系統層、人口子系統層、社會子系統層、環境子系統層所組成。下面將對各子系統層內涵進行闡述。

1）經濟子系統層。新型城鎮化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亦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表現。新型城鎮化比以往更加注重經濟的集約性、高效性，并致力于推動新型工業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進而突顯出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特性。

2）人口子系統層。人口集聚僅是新型城鎮化的表象，實現農村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并最大限度開發自身各種潛能才是根本。新型城鎮化發展強調“以人為本”，盡可能為新進群體提供更為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

3）社會子系統層。過往城鎮化模式過于追求城鎮規模，致使新生代農民工普遍無法融入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城鄉統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內容，這也是城鎮綜合管理服務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徑。

4）環境子系統層。生態文明建設直接影響到“美麗中國”現代化目標，并關聯著中國經濟發展能否可持續性等問題。新型城鎮化主張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和諧共處。最終，從經濟、人口、社會、環境等子系統層共選取21個單項指標進行評價體系構建。

2.2 特征性描述

通過熵權-TOPSIS方法，得到中國內地30個省份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圖1）。測度結果顯示，中國各省份間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距，處于前列省份為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廣東、江蘇等?？梢钥闯?，處于前列省份基本屬于經濟大省或者創新驅動地區。北京、上海兩地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遠高于其他省份，分別為0.774、0.658，位于其后的浙江僅為0.493。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偏低省份有云南、貴州、甘肅、青海、四川等，這些省份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等方面與位于前列省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依據各省份所屬劃分地區來看，呈現“東部—東北—中部—西部”依次遞減的階梯分布，地區間發展態勢存在明顯差異。同時，地區內各省份發展態勢也有所不同。整體橫向來看，研究期內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現“M”型發展態勢，兩個下降點分別為2013年和2018年。其中，2013年出現下降應主要緣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陣痛”，2018年主要是被國內外經濟形勢所干擾，表現為國內社會投資減弱、產品出口價格下行等問題。近年來，中國新型城鎮化呈現平緩下降趨勢，亟待為新型城鎮化發展尋求新動力。

3 研究策略

3.1 模型構建

模型構建之前，有必要針對解釋變量內生性及變量間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以確保模型選擇與構建的合理性。一方面，為避免解釋變量內生性影響，采用豪斯曼（Hausman）檢驗后發現，解釋變量并不存在內生性問題；另一方面，考慮到地區間省份空間效應，運用莫蘭指數（Moran’s I）和吉爾里指數（Geary’s C）考察空間依賴性，發現省份間變量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

由于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各類要素資源存在著多重關聯性，這將要求所構建模型能夠識別空間交互作用。依托于目前主流空間面板模型SAR、SEM等，并綜合考慮時空效應，將構建出動態空間面板模型，見式（1）。

式（1）為所構建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其中，Yit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ERIit為環境規制指數；Xijt為所選取的控制變量；TIit，ERITIit分別為技術創新及與環境規制交互項。Wij為空間權重矩陣；ρ，λ為空間滯后與空間誤差項系數；εit，μit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

3.2 核心變量

環境規制指數（ERI）。環境規制量化指標尚未統一，現有研究常采用多種不同指標代替衡量。譬如人均GDP、排污綜合指數、治污設施運行費用、污染物排放量與達標量等。環境規制采用代理變量表示，可能會存在較強的主觀性和內生性。本研究參考沈坤榮等[25]做法，運用污染物排放量與經濟增長量等構建環境規制指數，具體過程包含數值標準化pxsij處理、調整系數AIij計算、標準化值與調整系數相乘等步驟。

技術創新（TI）。環境規制的傳導機制，一般會促使企業積極采取各類有效措施進行應對。短期內，環境規制將會對企業生產成本產生明顯擠占，企業通常將會優先選擇末端治理以避免生產效率降低。但長期而言，傾向于末端治理必將無法適應環境規制強度提高及企業綜合競爭力提升的需求[26]。對此，本研究將技術創新劃分為兩類，分別為“降污技術創新”與“生產技術創新”。其中，降污技術創新（IPRT）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來表征，生產技術創新（PTI）采用發明專利申請授權量來衡量。

新型城鎮化發展還將受到其他變量影響，選取控制變量如下：

1）政府機制（Govme），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干預是影響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各部門適時、適度的政府行為將是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以財政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來表示政府機制。

2）人力機制（Hume），人力資本是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組成要素，其組成結構及質量均將直接影響著新型城鎮化發展。以不同階段受教育人數比例乘以相應權重來衡量，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權重分別賦值6、9、12。

3）外在機制（Extme），一個地區基本會通過引進外資、產業關聯、技術溢出等方式來影響本地新型城鎮化建設與發展。因此，以實際使用外資額占GDP比重來表征外在機制。

4）內在機制（Intme），居民消費能力能夠直接反映出內需實際情況，并會直接影響到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因此，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比重來表示內在機制。

5）市場機制（Marme），非公制經濟成分比例對市場活力有著重要影響，市場優勝劣汰能夠形成良好的市場競爭機制。對此，以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私營及個人比重來衡量市場機制。

3.3 數據來源及地區劃分

在梳理數據過程中，發現部分省份數據缺失嚴重，最終確定出由中國內地30個省份所構成的面板數據，研究跨度為2010—2021年。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國家統計局網站公開數據，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補齊。由于后文需研究環境規制及技術創新的地區異質性，參考《中國統計年鑒2022》四大板塊劃分依據，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

4 實證分析

4.1 空間模型檢驗

在進行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實證研究前，需對模型有效性進行檢驗。借鑒目前主流判定規則，對所構建模型進行LM檢驗、LR檢驗及Wald檢驗。經檢驗發現，LM檢驗統計量均在5%水平上顯著，表示選擇空間面板模型具有合理性。LR檢驗統計量均通過1%顯著水平，說明動態空間面板模型不能退化為SAR模型或SEM模型。Wald檢驗同樣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相較于選用SAR、SEM模型而言，選用動態空間面板模型更佳。

4.2 基本估計結果

文章運用Stata 18版本軟件進行實證分析，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影響新型城鎮化的總體估計結果見表2所示。模型（1）探究環境規制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模型（2）單獨納入環境規制空間滯后項，考察周邊地區環境規制提升對本地區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模型（3）同時考察環境規制及其空間滯后項的作用效應；模型（4）和模型（5）探究環境規制與不同類型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模型（6）將環境規制、環境規制空間滯后項、技術創新、交互項等均納入考量。

從表2實證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第一，新型城鎮化的空間滯后項ρ值均為正，且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表示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存在明顯空間趨同性或同步性，即周邊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會影響到本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新型城鎮化時間滯后項系數均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具有動態連續性。第二，環境規制空間滯后項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作用顯著為負，也就是說，周邊地區環境規制提高將會制約本地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提升，這主要在于對企業進入與產業轉移形成了壁壘效應。同時，環境規制不僅能直接限制地區內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還能通過間接效應倒逼地區進行技術創新，進而對周邊地區形成虹吸效應。第三，未納入其他變量時，環境規制對新型城鎮化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納入降污技術創新及其與環境規制交互項后，發現環境規制雖呈現正向效應，但未能通過10%顯著性檢驗。然而，降污技術創新及與環境規制交互項作用系數分別為0.269 7、0.436 8，且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意味著環境規制能夠強化降污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對此，實施環境規制政策時，尤為需要注意環境規制與降污技術創新的融合與協調，以保障兩者共同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第四，納入生產技術創新及其交互項后，作用效應與顯著性發生了明顯變化。環境規制、生產技術創新及交互項，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三者均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推進作用?？梢?，相較降污技術創新，生產技術創新作用效應更為穩定與顯著。這主要歸因于，當前中國環境規制政策更多傾向于末端治理，而對于前端治理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約束不足等問題。

控制變量估計結果顯示：變量間作用效應存在明顯差異，人力機制、市場機制等均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能夠產生顯著正向效應，政府機制、外在機制雖呈現為正向效應，但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內在機制表現為顯著負向作用。這意味著，有效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得依托于人才優勢集聚與市場深化改革。對于政府機制與外在機制的影響可解釋為，地區間部分政府部門對新型城鎮化發展過度干預或政策保護，致使優勢資源要素分布不均衡，也就使多數省份無法得到良性發展，進而未能從整體上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顯著促進作用。外在機制正向效應未顯著，究其原因，隨著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內涵發展，摒棄了以往粗放式發展模式，國內產業結構也隨之向更高層次轉變，新型城鎮化發展將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性逐步降低。與此同時，過去的多年來，國外眾多中低端產業轉移至國內，對當地生態承載力產生了較大壓力，這也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未能產生顯著作用效應的原因之一。內在機制表現為顯著負向作用，歸因于，過往較長時期內中國居民消費層次處于一個相對較低水平，消費結構與新型城鎮化發展兩者存在脫節所致。

4.3 穩定性檢驗

模型估計結果穩定性檢驗有多種途徑，本研究將分別選取面板模型估計方法替換、新型城鎮化評價方法替換、空間權重矩陣替換等進行穩定性檢驗。第一，選取SAR模型及SEM模型替換動態空間面板模型，檢驗結果顯示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及兩者交互項的估計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僅個別控制變量顯著性稍有差異。這表明，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作用結果具有穩定性。第二，選取變異系數法替換熵權-TOPSIS方法，新型城鎮化評價方法替換引起了整體評價值同步變小，但省份間發展格局并未發現明顯變化，面板估計結果基本支持原有主要結論，這也進一步佐證了動態空間面板模型估計結果的可靠性。第三，選取經濟權重矩陣替換空間權重矩陣，以地區生產總值所構建權重矩陣的面板估計結果與原估計結果完全保持一致，再次驗證了主要研究結論?？梢?，通過更換面板估計模型、更換評價模型、更換權重矩陣等檢驗方法，均驗證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4.4 分地區估計結果

由于中國各省份間資源稟賦、技術創新、新型城鎮化發展等均存在明顯差距，且地區間環境規制政策制定與實施也有所不同。為確保環境規制政策能切合地區發展需求，有必要從空間異質性視角對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應進行檢驗。分地區動態空間面板估計結果見表3。

從表3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東部、西部被解釋變量的時間滯后項與空間滯后項均為負，且通過顯著性檢驗，但中部、東北表現卻截然相反。這表明中國各地區間新型城鎮化發展存在明顯區域性與動態效應，東部、西部新型城鎮化發展存在路徑依賴及排斥性。地區間環境規制及環境規制空間滯后項的作用效應存在顯著差異，東部、西部、東北地區與上文整體性估計結果基本一致。中部地區估計結果與其他地區有所差異，環境規制將會對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負向效應，但生產技術創新卻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了顯著正向效應。歸根究底，中部地區由于長時期處于要素驅動的工業發展階段，致使區域內生態環境惡化、基本公共服務失衡等，同時也受制于環境規制方式傾向于末端治理，難以實現創新效應抵消成本效應。中部、西部、東北環境規制空間滯后項均表現為負向效應，而東部地區卻表現為正向效應。表明周邊地區環境規制提高將會對東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可能由于東部地區在環境規制政策與制度等方面趨于完善，不僅注重末端治理，也更加注重源頭治理及中間治理，從而能夠對外部地區產生虹吸現象。降污技術創新與生產技術創新及與環境規制交互項作用結果顯示，生產技術創新與環境規制交互項更加利于地區間新型城鎮化發展，降污技術創新與生產技術創新兩者及交互項均能夠對西部、東北地區新型城鎮化產生明顯推動作用?？刂谱兞恐?，東部、東北地區政府機制對當地新型城鎮化發展雖能產生正向作用，但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東部地區依托于早發優勢，區域內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起點較高且各子系統發展較為完善，若單純依靠政府機制很難實現新型城鎮化向更高層次發展。內在機制方面，西部、東北地區表現為顯著正向效應，這是因為當地消費結構水平處于較低層次，注重消費層次提升將能利于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

5 結論與對策建議

依據新時代新型城鎮化發展理論構建了包含經濟、人口、社會、環境等子系統層的新型城鎮化評價體系，并運用熵權-TOPSIS方法進行測度與評價。隨后，基于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對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國各省份間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距，研究期內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現“M”型發展態勢，地區間新型城鎮化發展存在趨同性；第二，環境規制不僅能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正向效應，還能通過強化降污技術創新與生產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促進作用，但環境規制下生產技術創新與降污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應存在差異，生產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加穩定和顯著；第三，人力機制、市場機制均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能夠產生顯著正向效應，內在機制卻表現為顯著負向作用；第四，中部地區估計結果不同于其他地區，環境規制將會對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負向效應，但生產技術創新卻對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了顯著正向效應。

依據上述主要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持續優化環境規制網絡，實現地區間新型城鎮化聯動發展。由于環境規制具有較強的空間溢出效應，并且中國各地區間新型城鎮化發展也極不均衡。為保障環境規制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就必須充分權衡區域間新型城鎮化發展差異。因此，應依托于區域聯動式環境規制網絡建設，實現地區間新型城鎮化整體水平提升?？紤]到環境規制下不同類型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作用效應存在差異，應針對當前技術創新補償機制進行再設計。與此同時，政府部門應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扶持產學機構、鼓勵綠色金融等方式，共推新型城鎮化向更高質量發展。

2）完善環境規制政策體系，科學引導技術創新“防”“治”結合。制定環境規制政策時，應避免一味追求降污技術創新，而割斷“預防”與“治理”應有的內在關系。當然，目前仍主要受限于中國環境規制政策更多傾向于末端治理，對預防階段存在著明顯約束力不足等問題，致使企業更多關注生產末端技術創新，而忽視了生產過程的技術創新。只有將生產技術創新與降污技術創新相結合，才能確?！皠撔滦钡窒俺杀拘?，不再擠占生產過程中的合規成本，從而實現新型城鎮化“降污”和“增效”的雙贏。

3）考量空間異質性，環境規制實施強度應與當地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相匹配。環境規制強度提升能夠對東部、西部、東北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促進作用，但并不代表越嚴格的環境規制就越適合當前階段，應避免產生“矯枉過正”的困境，致使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陷入下降局面。中部地區環境規制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未能作出應有貢獻，更多歸因于環境規制政策性引導問題及新型城鎮化內部子系統層要素扭曲等，應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扶持力度，督促企業加快轉型升級，積極通過價值鏈攀升向前沿技術靠攏，進而實現技術創新與城鎮發展的雙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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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嚴焱）

收稿日期：2023-06-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2BKS143）；南通市社科基金項目（2023BNT042）；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KYCX22_3237）；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23SJYB1724）；南通市科協科技創新智庫課題（CXZK202111）

作者簡介：葉愛山（1992—），男，江蘇泰州人，講師，主要從事創新戰略與技術產業政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