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謝清彬

(集美大學心理咨詢中心,廈門 361021)

人際敏感性是大學生人際關系問題的表現之一,也是大學生較為突出的心理癥狀[1]。人際敏感性是指個體與他人相處的過程產生比較消極的認知特性,并產生自卑或不自在等心理狀態。人際敏感性不僅增加個體出現生理疾病的幾率,而且易產生成癮行為和攻擊性行為等問題,進而損害個體心理健康水平[2-3]。因此,探究大學生人際敏感性的影響因素及其內在的作用機制,對提升大學生人際關系質量具有現實意義。

負面評價恐懼是指在社會情境中個體擔心、恐懼他人潛在的負性評價[4]。負面評價恐懼對個體的自尊水平、情緒體驗及生活質量產生消極影響[5-6]。負面評價恐懼作為個體自身素質的一部分,是影響個體人際敏感性水平的重要因素。高水平負面評價恐懼的個體對他人言行的敏感性更高,并阻礙個體人際關系的發展[7]。心理應激模型認為在人際互動中,他人負面評價會引發個體內在的心理壓力[8]。據此,本研究假設負面評價恐懼顯著正向預測人際敏感性(H1)。情緒彈性是指面對不良情境時,個體能快速調節出積極情緒以及從消極情緒經驗中快速恢復的能力[9]。一方面,情緒彈性作為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具有改善個體負面情緒和提升個體人際交往能力的作用[10]。另一方面,高情緒彈性有助于化解個體的情緒困擾,促進消極情緒的轉變,更好地適應生活的變化[11]。據此,本研究假設情緒彈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的關系中起到中介作用(H2)。

風險-保護模型認為個體在受風險因素影響過程中內在的保護性因素能起調節作用[12]。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個體對自我認知具有明確性和穩定性的特性,表現出內部一致性水平[13]。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一種保護性因素,緩沖消極情緒的負面影響,提升個體心理健康水平[14]。另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對風險因素具有調節作用。有研究發現,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不僅會緩解負面評價恐懼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而且可以降低個體人際敏感性水平[15]。此外,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傾向于采用積極應對方式,有助于削弱負面評價恐懼的負面影響[16]。據此,本研究假設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之間的直接或間接效應中起顯著調節作用(H3)。

綜上而言,本研究基于心理應激理論和風險-保護模型構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圖1),不僅回答負面評價恐懼是“怎樣”影響人際敏感性(中介效應),而且也回答這種影響“何時”更強或更弱(調節效應)。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22年8月選取福建省某本科院校學生作為施測對象,采用整群抽樣的形式,因大四學生已畢業,故未參與調查。參加問卷調查有985份,刪掉無效數據或問卷,剩余952份,問卷有效率達96.65%。其中,男生309名,女生643名。大一567名,大二258名,大三127名。被試年齡在16～23歲,平均年齡為(19.22±1.16)歲。

圖1 本研究假設概念模型圖

1.2 研究工具

1.2.1負面評價恐懼量表 采用Leary[17]編制的負面評價恐懼量表,量表共有12個條目,為單一維度。以5點評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分數越高說明大學生越在意別人的負面評價,負面評價恐懼水平越高。本研究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83。

1.2.2情緒彈性量表 使用張敏等[10]編制的情緒彈性量表,量表包含11道題項。以6點計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6表示“完全符合”。分數越高,表示大學生情緒彈性水平越高,也就是將消極情緒轉換成積極情緒的能力越強。本研究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72。

1.2.3人際敏感性量表 采用SCL-90量表中的人際敏感性分量表,量表由9道題項組成。以5點計分方式,1=“沒有”,5=“嚴重”。分數越高說明大學生人際敏感性水平越高。本研究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92。

1.2.4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使用Campbell等[13]編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量表由12道題項組成。采用5點計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表明大學生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本研究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82。

1.3 統計學方法

利用SPSS 22.0整理與分析數據,運用Pearson相關法進行變量間相關分析,使用SPSS PROCESS宏程序進行中介效應、調節效應分析。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選用Harman單維度檢驗方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共有16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35.97%,未高于40%的標準,說明了本研究數據沒有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負面評價恐懼、情緒彈性、人際敏感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兩兩之間呈相關性。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呈正相關,而與情緒彈性呈負相關,情緒彈性與人際敏感性之間呈負相關,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情緒彈性呈正相關,而與負面評價恐懼、人際敏感性呈負相關。見表1。

2.3 情緒彈性在負面評價與人際敏感性間的中介效應

為檢驗情緒彈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之間的中介作用,采用Hayes開發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進行數據分析。在控制性別、年齡變量后,負面評價恐懼顯著正向預測人際敏感性(β=0.54,P<0.001)。當加入情緒彈性變量后,情緒彈性顯著負向預測人際敏感性(β=-0.27,P<0.001),負面評價恐懼不僅顯著負向預測情緒彈性(β=-0.58,P<0.001),而且依然顯著正向預測人際敏感性(β=0.38,P<0.001)。見表2。通過進一步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情緒彈性的中介效應為0.16,其95%置信區間為[0.11,0.20],占總效應的30%。見圖2。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表2 情緒彈性的中介效應分析

圖2 情緒彈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之間的中介效應模型

采用PROCESS中的59模型對自我概念清晰性進行調節作用檢驗,結果表明(見表3),負面評價恐懼顯著負向預測情緒彈性(β=-0.46,P<0.001),情緒彈性顯著負向預測人際敏感性(β=-0.21,P<0.001),負面評價恐懼顯著正向預測人際敏感性(β=0.22,P<0.001);此外,負面評價恐懼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交互項對情緒彈性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情緒彈性(β=0.05,P<0.05),但是對人際敏感性的預測作用無顯著性(β=0.02,P=0.48),情緒彈性和我概念清晰性的交互項可正向預測人際敏感性(β=0.10,P<0.001),這說明自我概念清晰性能顯著的調節負面評價恐懼和情緒彈性之間的關系,也可以顯著的調節情緒彈性與人際敏感性之間的關系,但是不能顯著的調節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之間的關系。

2.4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情緒彈性關系間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作進一步簡單斜率分析,以自我概念清晰高于平均數加一個標準差(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以及低于平均數減一個標準差(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繪制了簡單斜率圖(見圖3、圖4)。由圖3、圖4可知,隨著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提高,負面評價恐懼對情緒彈性的負面預測作用逐漸減弱(由βsimple=-0.52,P<0.001減弱至βsimple=-0.41,P<0.001),情緒彈性對人際敏感性的負面預測作用逐漸減弱(由βsimple=-0.31,P<0.001減弱至βsimple=-0.11,P<0.001)。此外,在自我概念清晰性為平均數減一個標準差、平均數以及平均數加一個標準差3個水平時,情緒彈性的中介效應值及其95%置信區間分別為0.16[0.11,0.21]、0.10[0.07,0.13]、0.05[0.01,0.08],并且中介效應具有顯著性。表明隨著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不斷提高,情緒彈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關系敏感性之間的中介效應逐漸減弱。

綜上所述,“負面評價恐懼→情緒彈性→人際敏感性”這一中介路徑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均受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調節,即形成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

表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調節效應分析

圖3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情緒彈性關系間的調節作用

圖4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情緒彈性與人際敏感性關系間的調節作用

3 討論

3.1 大學生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負面恐懼對人際敏感性具有正向預測作用,證實了研究假設1。負面評價恐懼越高,其人際敏感性水平越高,這說明了負面評價恐懼是人際敏感性的風險因素。認知行為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結果,即不合理的想法是個體出現不良情緒和行為困擾的原因。一方面,個體可能過度解讀或者糟糕化、災難化他人的負面評價。這種歪曲的思維方式使個體產生消極情緒,阻礙個體人際關系的發展,增強其人際敏感性。另一方面,消極情緒會影響個體的思維方式。個體長時間處于負面評價恐懼中,易將未實際發生的事實當做已真實發生的客觀現實。這造成個體持續地沉浸在負面評價的恐懼情緒里,與他人的關系變得多疑與敏感。

3.2 情緒彈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情緒彈性在負面評價恐懼與人際敏感性之間起中介作用,即情緒彈性會削弱負面評價恐懼的消極影響,進而減輕人際敏感性。這證實了研究假設2,與以往研究發現是一致[18]。一方面,情緒彈性起到保護性的作用,情緒彈性可以緩解人際關系問題或消極情緒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結果支持心理彈性理論,即情緒彈性可以有效調節情緒,使個體處于穩定狀態[9]。高水平情緒彈性的個體在面對負面評價恐懼時能及時轉變消極情緒,保持積極情緒的狀態,進而緩解人際敏感性。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還契合了負面情緒強化理論模型,即負性情緒是形成和維持問題行為的優勢動機[5]。負面評價恐懼所帶來的情緒壓力使個體長期處于焦慮、恐懼,這嚴重影響自我的情緒調節能力和心理靈活性,從而降低個體情緒彈性。低水平情緒彈性意味個體轉化負面情緒能力變弱,這將影響個體在人際關系中的認識與感受,從而增加個體人際敏感性程度。

3.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也發現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負面評價恐懼通過情緒彈性影響人際敏感性的中介模型前半段和后半段起到顯著調節作用。具體而言,相對于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低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下的中介效應更大。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調節了情緒彈性的中介效應的前半段路徑,即負面評價恐懼與情緒彈性的關系受自我概念清晰性調節。負面評價恐懼對情緒彈性的負面影響程度是隨著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提高而減弱,這部分證實了假設3。一是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是個體面對不良情緒的保護性因素,會影響個體的自我調控能力和應對問題的方式。當個體處于負面評價恐懼時,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能迅速調動自我調節能力,有效改善人際互動的不良情緒,促使個體保持穩定狀態。二是自我概念清晰性作為一種保護性資源,可以彌補人際互動中個體自我認識的不足,促進個體合理看待他人的負面評價,緩解精神內耗。也就是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緩解負面評價恐懼對個體心理資源的消耗,促進個體發展。

另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也調節了情緒彈性的中介效應的后半段路徑,即情緒彈性和人際敏感性的關系受自我概念清晰性調節。隨著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提高,情緒彈性對人際敏感性的負面作用不斷減弱,這部分證實了假設3。低水平情緒彈性的個體對消極情緒轉化能力較弱,容易使自身陷于消極情緒狀態里,加重了個體人際敏感性程度。過往研究發現,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改善個體社交焦慮,促進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自我概念清晰性作為保護性因素,顯著削弱低水平情緒彈性的負面影響,從而降低個體人際敏感性。這契合了應激-易感模型,該模型認為保護性因素和其他因素會對人際敏感性產生交互作用[19]。在應激狀態下,個體人際敏感性水平高低與其保護性因素水平高低有密切聯系。因此,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可以較好調節低水平情緒彈性的負面作用,進而降低個體人際敏感性。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