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礙青少年抑郁水平與網絡使用程度的相關性:睡眠障礙的中介作用

徐飛宇欒文杰靳成梁左甜甜王汝展楊楹,

(1濟寧醫學院精神衛生學院,濟寧 272013;2萊州市慢性病防治院精神科,萊州 261400;3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院,濟南 250012;4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濟南 250014)

病理性網絡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是指由于過度使用互聯網而導致個體出現明顯的心理損害、社會功能障礙的一種現象,習慣稱其為“網絡依賴”(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1]。青少年過度使用網絡與顯著的功能障礙(如生活質量較低、學習成績較差等)和嚴重的精神后遺癥有關[2-3]。截至2022年6月,我國19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數量占比為17.7%,其中絕大多數為中小學生[4]。在這部分群體中,病理性網絡使用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以往研究結果表明抑郁障礙和網絡過度使用具有較高的相關性[5]。首先,抑郁障礙與網絡依賴存在較高的共病性。一項Meta分析結果表明,網絡依賴合并抑郁障礙的發生率高達32%,且抑郁癥狀在未診斷為抑郁障礙的網絡過度使用個體中很常見[6]。抑郁障礙青少年可能試圖通過過度上網的行為來自我調節情緒狀態。然而這種消極應對方式,甚至可能會進一步加重消極情緒的癥狀[7]。

關于網絡過度使用影響抑郁水平的機制尚不清楚。以往研究發現睡眠障礙和抑郁障礙及網絡使用程度均有較強的相關性[8],有研究證明了早期和中期失眠預測可以預測網絡成癮的發生[9]。臨床實踐也證明,抑郁障礙青少年的網絡使用程度比健康青少年更高,且他們更容易出現睡眠紊亂和睡眠中斷。以往研究多基于國外社區青少年人群,對抑郁障礙青少年人群的研究很少,多數研究也沒有探究抑郁障礙各維度和網絡過度使用的關系,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調查抑郁障礙青少年人群,從抑郁障礙出發,分析抑郁障礙各維度是如何影響網絡使用程度的,并檢驗睡眠障礙的中介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21年5月至2022年2月,選取在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門診就診和住院的抑郁障礙青少年患者。研究方式為網絡調查問卷,為提高問卷的有效性,由臨床醫師監督并指導受試者于20min內完成網絡調查問卷。本次研究調查對象共有397名青少年符合入組標準,其中可能存在網絡成癮189例(47.6%),存在網絡成癮42例(10.6%)。一般資料信息如下:男性114人(28.70%),女性283人(71.30%);年齡(14.93±1.77)歲。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學24人(6.00%),初中185人(46.60%),高中184人(46.30%),大學及以上4人(1.00%);精神疾病家族史39人(9.80%);城市262人(66.00%),農村135人(34.00%);獨生子女124人(31.20%);父母婚姻正常353人(88.90%),離異30人(7.60%),單方健在14人(3.50%);家庭經濟狀況方面,優14人(3.50%),中等偏上63人(15.90%),中等273人(59.70%),中等偏下74人(18.60%),差9人(2.30%)。入組標準:1)經2名主治及以上職稱精神科專業醫師確診,符合 ICD-10抑郁障礙診斷標準;2)年齡11～18周歲;3)獲得患者及其法定監護人的知情同意。排除標準:1)共患其他精神障礙者,例如雙相情感障礙和神經發育障礙(孤獨癥譜系障礙、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抽動障礙等);2)合并嚴重軀體疾病者。本研究獲得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倫理委員會批準,批號:(2020)倫審第(R08)號。并取得了參與者和法定監護人的知情同意。

1.2 調查工具

1.2.1一般情況收集。本研究采用自編的一般情況調查表收集入組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兩代三系精神障礙家族史、是否為獨生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和父母婚姻狀況。

1.2.2兒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該量表由Kovacs編制[10],用于評估青少年過去2周內的抑郁情緒或行為。該量表共有27個題目,包含5個維度:負性情緒、人際問題、低效能、快感缺乏和低自尊。每項題目的選項均為“偶爾”“經?！薄翱偸恰?分值范圍為0～2分。該量表總分為27項題目的分數相加,其中題目2、5、7、8、10、11、13、15、16、18、21、24、25項為反向計分,總分范圍為0～54分。分數越高提示抑郁水平越嚴重,其中≥19分可診斷為抑郁障礙。本研究Cronbach’s α為0.93。

1.2.3青少年網絡成癮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該量表由Young等[11]在網絡成癮篩查量表基礎上編制形成,共有20個題目,每項題目的選項均為“幾乎沒有”“偶爾”“有時”“經?！薄翱偸恰?分值范圍為1～5分,該量表總分為20～100分。分數越高,提示網絡使用程度越高。其中,總分20～39分可判斷為調查對象不存在網絡成癮,總分40～69分判斷為調查對象可能存在網絡成癮,總分70～100分判斷為調查對象存在網絡成癮。在本研究樣本(n=397)中,Cronbach’s α為0.93。

1.2.4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采用匹茲堡大學Buysse等[12]編制的評估個體近一個月的睡眠質量。該量表共有18個題目,包含7個維度: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長、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和日間功能障礙。本研究僅選取其中5個維度(刪除睡眠效率、催眠藥物使用),總分范圍為0～15分,分數越高,提示睡眠問題越多。為進一步探究睡眠障礙與抑郁水平和網絡使用程度之間的關系,計算了睡眠障礙維度的原始分,該維度共有9個題目,分數范圍為0～27分。本研究Cronbach’s α為0.86。

1.2.5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研究人員獲得所有調查問卷后,對任何差異都進行了核查和調查,并進行數據復核,確保最終結果的準確性。本次研究共提交564份問卷,其中有167份被排除,有效應答率為70.39%。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相關性分析

抑郁水平與網絡使用程度和睡眠問題均呈正相關(r=0.48,r=0.68,P<0.001),睡眠問題與網絡使用程度呈正相關(r=0.35,P<0.001)。見表1。

表1 相關性結果

2.2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在控制年齡和性別后,采用步進方式進入回歸模型。低效能(β=0.21,P<0.001)、負性情緒(β=0.14,P=0.030)、人際問題(β=0.13,P=0.018)、睡眠障礙(β=0.16,P=0.002)和網絡過度使用呈正相關。見表2。

表2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

2.3 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分別將負性情緒、低效能、人際問題作為自變量,網絡使用程度為因變量,睡眠障礙作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負性情緒、低效能、人際問題對網絡過度使用的直接效應和睡眠障礙對網絡過度使用的間接效應均顯著。分析結果顯示:睡眠障礙均在負性情緒、低效能、人際問題與網絡過度使用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分別為0.52、0.88、1.20,相對中介占比分別為25.07%、24.62%、29.78%。見表3、表4。

表3 睡眠障礙在負性情緒、低效能與網絡使用程度之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表4 間接效應的檢驗結果(Bootstrap檢驗)

3 討論

本文結果顯示,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網絡成癮檢出率較高[13];在該群體中,睡眠障礙在抑郁水平與網絡使用程度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負性情緒、低效能和人際問題均可以直接影響抑郁障礙青少年的網絡使用程度,也可以通過睡眠障礙間接影響抑郁障礙青少年的網絡使用程度。

本研究證實,在抑郁障礙青少年人群中,負性情緒越嚴重的人,網絡使用程度越高,這與以往的一項研究結果一致[13]。根據認知行為理論,網絡過度使用是其中一種外化性行為問題,認為調節情緒的能力可以預測網絡成癮[13]。負性情緒是情緒調節與內在成癮關系的重要機制,網絡游戲障礙(Internet Gaming Disorder,IGD)患者在經歷負性情緒時,可能會將網絡游戲作為一種適應不良策略,以躲避存在的問題,并從情緒困擾中獲得即時緩解[14]。在抑郁障礙青少年人群中,自我效能越低的人,網絡使用程度越高,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一致[15]。自我效能低下是網絡成癮的重要預測因子[2,16]。自我效能高的青少年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時間,科學合理地規劃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未來發展[17]。相反,自我效能較低的青少年在日程安排和學習生活技能上就相對比較弱,更容易沉迷網絡游戲和社交媒體,用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壓力[18]。競爭性的網絡游戲逐漸成為這類青少年維持和增強其自信和自我效能的重要來源,逐漸成為他們現實生活中競爭和成就的替代品,這種補償性行為也會導致網絡成癮的發展和維持[19]。因此,提高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地預防網絡成癮的發生[17]。

本研究還發現,存在人際問題的青少年網絡使用程度更高,這也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一致[20]。缺乏人際交往技巧的青少年個體通常害怕在現實世界的交往中受到挫折,因此他們通常沉溺于網絡游戲,即通過游戲聊天、團隊合作來結交新朋友[21]。而人際關系融洽的個體對于網絡的依賴程度更低,說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可以減少網絡成癮的發生[22]。

另外,本研究發現,存在抑郁程度越高的青少年睡眠問題越嚴重,其中負性情緒、低效能、人際問題都是影響睡眠的重要因素。睡眠障礙經常出現在情緒和焦慮障礙中。臨床發現,采用正念冥想法可以改善失眠所致的消極情緒,從而有效地治療睡眠問題[23]。另外,自我效能感低會通過拖延癥的中介作用導致睡眠障礙[24]。同伴關系差的人往往睡眠質量不佳,由于他們缺乏同伴安全感而過度沉思和思維反芻,最終導致他們入睡困難以及睡眠連續性降低[25]。也有認為失眠者常因無法入睡而將使用智能手機來作為一種補償活動[26],通過臨床訪談式調查,我們也發現,存在許多抑郁障礙的青少年因入睡困難、早醒等原因通過上網來進行消遣。另外,早期和中期的失眠,可以有效地預測網絡成癮的發生[27]。以上研究均提示睡眠障礙和網絡過度使用之間存在較高的相關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對象均為診斷為抑郁障礙的青少年,使用兒童抑郁量表各個維度,并通過中介效應驗證了青少年抑郁水平與睡眠障礙以及網絡使用程度之間的關系。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人群和內容更具有針對性,為臨床干預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通過進行社交技能訓練來提高抑郁障礙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和社交能力,通過睡眠認知行為治療改善睡眠問題,從而減輕抑郁障礙青少年的網絡過度使用程度。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