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認知情緒對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女性家庭照顧者復原力的影響

戴新國戴維樂肖文煥

(1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揚州 225003;2揚州大學醫學院,揚州 225000)

重性精神疾病(SMI)是一種需要終生治療的慢性疾病,嚴重影響社會功能。SIM患病率約為4.5%,全因死亡率比一般人群高3.7倍[1]。由于非收容運動和藥物研發的進步,越來越多患有SMI成年人進入社區,部分患者已經獨立生活,但大部分仍然與家人生活在一起,需要家人協助管理日?；顒?。因此,家庭承擔了照顧SMI患者的重要責任,這給 照顧者帶來了一定負擔,導致家庭照顧者的生活質量降低,反過來影響SMI患者的幸福感,引發惡性循環[2]。

SMI家庭照顧者所經歷的負擔和壓力與認知情緒有關,擁有積極認知情緒的SMI患者家屬,其恥辱感、緊張感和家庭破裂感等不良情緒減少[3]。此外,SMI女性親屬負擔比男性親屬更重,雖然SMI患者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會因他們所經歷的心理痛苦和負擔而受到一定損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SMI家庭照顧者的心理變得更富有彈性,復原力更強[4]。復原力能減輕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屬的心理負擔[5]。但是,目前國內還沒有研究探討SMI女性家屬照顧者復原力的中介因素。

本研究以SMI患者成年女性家庭照顧者為研究對象,探索照顧者負擔對復原力(樂觀性、堅韌性、自強性)的影響是否由積極認知情緒介導或調節。為SMI患者女性家庭照顧者的心理健康提供科學研究證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取便利抽樣的方法選擇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五臺山醫院住院治療的嚴重精神疾病(SMI)患者的女性家庭照料者193例。納入標準:1)符合DSM-5中精神分裂癥、雙相障礙、重度抑郁癥、躁狂發作相關診斷標準患者的主要照顧者。2)入院后1～3天內的患者家屬。3)家屬均為患者主要照顧者,為患者提供經濟支持。4)年齡≥18歲,在患者入院前與其共同生活或照顧1年以上,且為負擔照顧患者的事實行為者。5)家屬本人自愿參與本次調查。6)文化程度小學以上,并能配合完成調查問卷。排除標準:1)有精神疾病或藥物依賴史;2)認知功能障礙或不合作;3)有嚴重軀體疾病;4)有償護理人員或保姆。家庭照顧者年齡在18～65歲之間,平均年齡(37.75±13.96)歲。SMI中精神分裂癥占(51%)、雙相情感障礙占(30%)、抑郁發作占(10%),躁狂發作占(9%)。本研究已通過揚州五臺山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批通過(編號:WTSLL2018008)。研究人員在獲得書面知情同意后,向所有符合條件的SMI女性家庭照顧者發放了匿名問卷。在一個安靜、私人的會議室填寫調查表,完成后問卷被立即收回,只有研究人員可以訪問數據。

1.2 研究工具

1.2.1復原力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6]該量表包括堅韌、自強和樂觀3個維度,包括25個條目,使用從不(0)到總是(4)的5級Likert評分法。分數可能在0～100,分數越高,表明復原力越好。本研究該量表Cronbach′s α為0.92,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Zarit護理者負擔量表(Zarit Caregiyer Burden Interview,ZBI)[7]共22個條目,分為個人負擔和責任負擔2個維度,量表采用5級Likert評分法,每個條目從0分代表“從不”至4分代表“幾乎經?！?。分數從0到88不等,分數越高表明照顧者所經歷的總體負擔越大。本研究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94。

1.2.3認知情緒調節問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8]本研究只采用了積極的認知情緒調節部分,每個條目按認知輕重1～5分的5級Likert評分法。范圍從幾乎從不(1)到幾乎總是(5),分數在5到100,分數越高表明積極認知情緒更好。CERQ積極性情緒調節策略的Cronbach′s α為0.93。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軟件26.0對數據進行分析。對研究中的照顧者負擔,積極情緒認知和復原力進行描述性分析和皮爾遜相關性研究。使用多元回歸分析進行中介分析和調解分析驗證我們的假設。P<0.05時統計顯著。

2 結果

2.1 量表的得分情況及相關矩陣

結果表明照顧者負擔和積極認知情緒、堅韌性、樂觀性均呈負相關(P<0.05),積極認知情緒和堅韌性、樂觀性均呈正相關(P<0.05)。見表1。

表1 各量表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2.2 積極認知情緒對照顧者負擔與復原力之間關系的中介作用

以積極情緒認知總分為因變量,以照顧者負擔總分為自變量做回歸分析,其回歸系數顯著(P<0.05);以堅韌性總分為因變量,以照顧者負擔總分為自變量做回歸分析,其回歸系數顯著(P<0.05);以堅韌性總分為因變量,同時以積極情緒認知和照顧者負擔總分為自變量做回歸分析,兩者回歸系數均顯著(P<0.05)。說明中介變量積極情緒認知對堅韌性具有部分中介效應。見表2和圖1。

表2 積極情緒認知在照顧者負擔和堅韌性的中介模型

注:*P<0.05,**P<0.01。

分別以自強性和樂觀性為因變量,其余變量不變進行中介分析,結果顯示中介變量積極情緒認知對自強性不存在中介作用,但是對樂觀性存在中介作用,見表3和圖2。

此外,照顧者負擔對復原力影響的直接效應及積極情緒認知的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照顧者負擔不僅能夠直接預測堅韌性,而且能夠通過積極情緒認知的中介作用預測堅韌性,其直接效應(0.268)和中介效應(-0.716)分別占總效應(-0.448)的37.43%、62.57%。此外,照顧者負擔預測樂觀性的直接效應(-0.204)和積極情緒認知的間接效應(-0.669)分別占總效應(-0.873)的23.37%、76.63%。見表4。

2.3 積極認知情緒對照顧者負擔與復原力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表3 積極情緒認知在照顧者負擔和樂觀性的中介模型

圖2 積極認知情緒在照顧者負擔和樂觀性的中介作用模型圖

表4 積極情緒認知在照顧者負擔與堅韌性和樂觀性的中介效應

采用三步遞階回歸分析,以樂觀性為因變量,模型1顯著,照顧者負擔占樂觀性方差的76.2%。隨著積極認知情緒的加入,模型2顯著性,ΔR2為0.130。在照顧者負擔×積極認知情緒的交互作用下(β=-0.167,t=-7.625,P<0.05),模型仍有顯著性,ΔR2為0.025。此時照顧者負擔(β=-0.292,t=-6.425,P<0.05)和積極認知情緒(β=0.711,t=15.979,P<0.05)對樂觀性的影響仍然顯著,但是效應比例不高,見表5。此外,積極認知情緒對照顧者負擔與堅韌性和自強性之間關系不存在調節作用(P>0.05)。

3 討論

本研究探討積極認知情緒在SMI照顧者負擔與復原力之間的中介與調節作用,對SMI患者成年女性家庭照顧者進行了復原力檢測,結果發現照顧者負擔對這些女性復原力的影響是由積極認知情緒介導和調控,積極認知情緒是復原力的保護因素。首先積極認知情緒對照顧者負擔和堅韌性之間的關系具有中介作用,效應值達到62.57%,遠超過照顧者負擔對堅韌性的直接效應值37.43%。這與Izydorczyk等[9]對乳腺癌乳房切除術后女性的研究類似,表明積極認知情緒介導抑郁癥狀對堅韌性的影響。積極認知情緒對堅韌性有直接影響,并且SMI患者家屬對生活適應的影響可能由積極認知情緒介導或調節。最后,本研究發現與Macía等[3]的報告部分一致,Macía等[2]表明癌癥患者的積極認知情緒和日常壓力是堅韌性的顯著預測因素,但是日常壓力對堅韌性的影響不是由積極認知情緒介導的。

表5 積極認知情緒對樂觀性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積極認知情緒對照顧者負擔和樂觀性之間的關系有中介和調節作用,這說明照顧者負擔對復原力的影響主要通過積極情緒發揮作用。此外,Zauszniewski等[10]研究了積極認知對SMI成年女性家庭成員照顧者負擔和凝聚力之間關系的影響。這些證據支持積極正性的情緒穩定性,能夠減輕照顧患者家屬的經濟和精神負擔,保持樂觀的情緒應對不良事件。

本研究為復原力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方向,強調保護因素(積極認知情緒)和風險因素(負擔)對復原力的作用機制。為測試以社區為基礎的干預方法提供了方向,以加強積極的情緒和認知,從而幫助SMI家庭成員應對照顧的壓力和負擔。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