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土寫作的代際流變與宗法敘事差異

新時期以來，鄉土寫作群體的代際交替與代際變化對當下文學的發展與整體構成有著重要影響。目前為止，“50后”“60后”鄉土作家依舊在文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50后”作家中，莫言、賈平凹、陳忠實、張煒、王安憶、鐵凝、路遙、張承志、韓少功、阿城等，因有著深切的鄉村經驗與特殊的時代記憶，為當代文壇貢獻了許多佳作。同時，他們一直都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筆耕不輟，不斷革新自己的創作理念，挑戰固有的寫作題材與手法?！?0后”作家也是當下文壇主力，與“50后”作家普遍擁有“農村經驗”不一樣，“60后”作家在城鄉書寫的普遍性上呈現出較為平衡的狀態。他們中的有一部分熱衷于寫鄉村，或者說更能代表個人創作實績的在表現農村或具有前現代文化經驗的作品中，如畢飛宇、余華、蘇童、遲子建等都是如此；而另一部分更傾向于城市寫作或其他題材類型的寫作，在風格各異的創作中探索歷史、個體與自我?！?0后”作家中專注于鄉土這片區域的相對更少，甚至有些作家原來專注于寫鄉土也會逐漸轉向寫城市，轉向敘寫個人性的日常生活。這與社會的城市化進程有著直接聯系，也與這一群體的代際經驗（原子化、市場化、城市化的時代背景）有著深入聯系?！?0后”主要鄉土作家代表主要有徐則臣、劉玉棟、魯敏、付秀瑩、喬葉、魏微、盛可以、金仁順等?！?0后”作家是一代有著濃郁“代際危機”意識的作家群體，被稱為“被遮蔽的一代”。張檸說：“他們在濃厚的商業文化背景之下，艱難地守護文學自身的邏輯；在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都市文明的轉型中，尋找和發明新的語匯；在靜止（定居）向騷動（遷徙）的轉變中，尋找意義的確定性；在審美的死胡同里，尋找新的美學碎片?！?sup>（2）與“50后”“60后”作家偏向于宏大主題與歷史敘事不同，“70后”作家更加傾向于日常書寫，具體而言，是碎片化的、非整體式的城鄉日常寫作。

正因作家群體寫作的代際變化與鄉土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呈現出規律性相關，筆者試圖從“50后”“60后”“70后”作家的鄉土文學創作中來分析與考量宗法意識、宗法書寫在其文本中的呈現狀態、表現特點?？傮w而言，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土小說與宗法意識、宗法書寫的嬗變軌跡，代際視域是一個觀察的有效維度。從鄉土作家的代際書寫所呈現出來的梯級遞差與文化景觀差異中，可以看到宗法因素在鄉土小說中的表現多寡、層次變化、側重點差異等方面的內容，而“饑餓敘事”是農業社會（或戰時狀態，此文中暫且不論）區別于工業型豐裕社會特有的一種文學敘事，以之為切口從代際的角度來分析宗法意識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鄉土小說的嬗變軌跡呈現出可行之態。

一、宗法敘事與鄉土作家的代際劃分

中國社會由前現代的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工業、資本、技術主導型社會，是百余年來最主要的歷史進程，也是現當代文學書寫中屢次重寫的課題，幾乎構成所有文學作品中或隱或現的歷史大背景。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特質決定了鄉土小說這一類型、題材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興盛。而中國幾千年來的農業文明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宗法為核心的共同體式基層社會組織、家族血緣倫理、農民個體意識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經歷的陣痛、齟齬、錘煉、挫敗、裂變與新生的艱難過程。這些無不成為鄉土文學作品始終著力書寫的核心內容，成為鄉土文學作品中關注社會變遷、塑造人物形象、結構矛盾沖突的重要著力方向。從五四始，在“他者”的鏡像對比下，我們重新發現鄉土，也發現并重新認識“自我”。從魯迅鄉土文學作品中的“民族劣根性”批判，到左翼文學對農民被壓迫階級的“革命屬性”與革命先進性的挖掘，農民、鄉土社會與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始終關切著中國現代化是否順利達成，以及中國道路往何處去等重大命題。與此同時，也在不斷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學書寫的邊界與縱深。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由血緣、家庭、宗族、地緣、村落共同體等組成的社會基層組織及結構形式，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運行幾千年的超穩定結構，即社會政治對血緣秩序的一種有效征用。在幾千年的運行過程中，雖然這種結構形式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征，有著細微嚴密的調整，^（3）但在整體框架、制度設計上不僅形成了具有穩定效用的體系，而且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精神空間。從歷史與當下的輻射及影響來說，它在建構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上的關鍵作用始終未變，在形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上毋庸置疑。

具體而言，宗法制度在中國古代社會根深蒂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一，以血緣親疏為基礎，形成了具有等級區別的尊卑意識。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國同構”的方式組成的，一家之主為絕對權威。從家庭→家族→國家秩序嚴明的社會結構中，形成了以等級相區別的建構邏輯，建立了層層結合的從屬差異體系。國家統治是家庭、宗族統治的復制與升級。荀子云：“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sup>（4）所謂“隆一”即整個結構中“絕對權力”的樹立。有權威即有服從有依附，因而也產生了不同位置之間鮮明的等級區分。其二，集體本位的社會意識。梁啟超在對比中西國民素質及文化差異之后曾說過：“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以家齊而后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sup>（5）這種家族本位的文化結構，使得個人作為家族代言人及家族附庸者的身份而存在，個體獨立意識淡薄，依附性觀念極強。其三，人倫本位的泛道德主義觀。中國社會結構決定了中國人群體本位的價值觀，而群體本位更多地規定了個體對于整個體系中所承擔的義務與責任。因此，我們文化內涵中形成了講仁愛、講義務的道德本位主義。道德本位一方面養就了中國國民仁愛孝悌、誠實守信、犧牲小我服從大我、重義輕利、修身養性等優良品格，但卻也在社會的規范性力量中形成了實用主義、蠶食弱者文化、否定個體正常利欲等文化性格。隨著百余年現代化的進程，“宗法制度”中傳統的“家國同構”模式已經發生了極大改變，但中國社會中血緣、地緣、學緣等結構人際關系的模式在當下依舊影響社會運轉。某些具有區別意識的等級文化余波，依舊輻射在社會結構與權力體制中。傳統“大家族”“大家庭”也趨向瓦解，現代個體意識前所未有地加強，但原子化個體的泛散一方面并未改變我們“集體本位”“群體本位”的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些新的如缺乏共識、信仰等社會問題。而人倫本位的泛道德主義，則因幾千年的積累與沉淀，已經內蘊為民族精神中的一部分，其利弊也構成了硬幣的兩面。

以上是從制度與文化層面，對“宗法”進行的一種宏觀性、整體性概括。然而，在本文中探討的“宗法”既包括宗法原始形態植入民族文化基因的上述內容，同時又與其有著很大差別（主要帶有傳統宗法文化近百年來現代化發展的變化特征）。本文中所探討的宗法既是一種書寫對象，譬如對宗族、土地改革、地主、鄉紳為對象的敘事，同時也是一種意識表現，即描寫關于宗法制度瓦解后，宗法意識在鄉土社會中繼續發生影響的鄉土現實小說，主要包括鄉土權力題材小說、鄉村政治小說、鄉土倫理小說等。上述傳統宗法制度的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鄉土小說中，或者作為一種故事背景來呈現，或者作為一種故事內容來敘述，或者作為一種異變的文化心理來表現。

從代際角度來審視鄉土作家代際傳承與宗法意識的嬗變軌跡時，其合理性主要體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土小說經歷了巨大轉型，也就是從前現代社會寫作背景進入現代、后現代社會寫作背景。社會的急遽變化，使得深處時代變化中的作家個體，同時經歷著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的多重時間與頻頻轉換的空間。鄉土小說中的“?！迸c“變”——譬如在表現宗法意識和書寫宗法制度等內容時——會隨著作家的代際交替產生明顯變化?！白诜〞鴮憽迸c“宗法敘事”在趨向于鄉土現實寫作時，宗法倫理與宗法意識的影響會體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而在趨向于鄉土歷史的寫作時，宗法倫理與宗法敘事卻始終是其描寫的重心之一。也就是說，在考察宗法意識的嬗變軌跡時，代際視角成為把握宗法意識在鄉土書寫中變遷軌跡的重要線索。

總體而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與發展，鄉土作家的數量有著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鄉土宗法意識的表現內容，依據不同的表現內涵和表現特點，呈現出階段性波動的特點。以“50后”“60后”“70后”作家為例，將三個代際中主要作家、作品及其代表性著作做一個簡單統計，其結果見表1。

表1基本包括了“50后”“60后”“70后”作家中產生過重大影響或一定影響的絕大部分作家及作品。在這些作家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鄉土作家在整個作家代際群中所占比例隨著代際更迭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同時，隨著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傳統鄉土作家也逐漸將筆延伸向城市。而在作家代際更迭中，“鄉土”書寫內容也逐漸減少、異變，鄉村、鄉土不再成為每個作家的必涉范圍，反而城市生活成為作家們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內容。與此同時，因鄉土書寫的不斷下降，小說寫作中宗法因素也與這種下降呈現出直接相關。

總體來說，“50后”作家中幾乎所有作家都曾涉及鄉土及農村，而絕大部分“60后”作家還表現鄉土生活和鄉村題材，“70后”作家的鄉土寫作則更加減少。城市化進程及時代經驗的變化，使得傳統穩定的農村社會形態及農業文化倫理不斷瓦解與變化。而隨著工業文化及現代觀念的滲透，對于傳統鄉村結構（也即宗法倫理發揮作用的機制）產生巨大的腐蝕作用，尤其是對農業社會或前現代社會漫長歷史中形成的文化形態沖擊明顯，鄉土社會中人倫關系的改變直接關系到鄉土小說中對宗法倫理與宗法敘事的關注，涉及家族、家庭血緣結構、基層權力組織、農村共同體等為關鍵詞的小說內容呈現出減少、突變、面目模糊的特點，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下降趨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鄉土書寫”在作家和作品中所占份額的減少并不意味著“鄉土文學”的式微。事實上，由于“鄉土文學”的久遠傳統和豐富資源，鄉土、鄉村始終是作家表現和描寫的重要對象。正如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中所言，“農民的終結”，并不是“農業的終結”，“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打破了‘農民的個人主義，為新的進步創造了條件”，因此他所說的“終結”只是“小農的終結”。從“小農”轉化為“農業勞動者”或“農場主”，是一次巨大的社會革命。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無論農村怎樣變化，農民不會無限地減少，作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產供應者——農業的從業者——也不會消失。^（6）因而，鄉土作家及鄉土作品的書寫也不會消失。

二、饑餓敘事、宗法倫理與鄉土書寫的代際差異

以上敘述是在整體趨勢上所做出的分析，如果具體到代際群體與代際群類上來說，每個代際區間內的分層又有著相應的差異性及共性。在“50后”作家中，鄉土社會及鄉村生活表現出歷史化、多元化、復雜性的整體特征：既有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鄉土淳樸風情和“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前現代鄉土生活的描寫，又有市場經濟大潮下逐漸轉變的鄉村生活與躁動不安的人心變化；既有對“仁、義、禮、智、信”等價值理念為代表的傳統鄉土歷史滿懷深情的回眸，又有對革命歷史的追究、對鄉村文化變遷與鄉村倫理異變的注視；既有對田園生活深深的眷戀與不舍，又有對當下鄉村基層權力畸形、歷史遺存官文化崇拜的冷面批判?？偠灾?，“50后”作家以強有力的作品表現了對鄉土社會精神、物質變遷的全景式、追蹤式書寫，呈現了從前現代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過程中，文化觀念的陣痛、返祖與裂變，而宗法文化、宗法倫理作為前現代文明的典型深刻影響著他們的鄉土敘事。不得不說，這與“50后”作家群體的“農村經驗”有著密切聯系。他們中有的出生于農村（如莫言、賈平凹、路遙、張煒、陳忠實、李佩甫、周大新、閻連科等），有的是知識青年經歷過上山下鄉（如王安憶、鐵凝、范小青、韓少功、史鐵生、梁曉聲、鄭義等）。這一特殊鄉村記憶決定了他們對于鄉土題材的天然親近態度。

在“50后”作家的寫作中，他們對歷史、苦難、政治與人民異常敏感。他們的鄉土書寫往往因這些主題的書寫與多重組合而具有歷史縱深性與厚度。而在涉及宗法敘事時，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古船》等，因其對傳統家族興衰的關注，對土地改革、鄉紳及現代鄉村基層建設的關注，而具有范本性意義。筆者對比會另做單篇分析。但在此處，筆者想以更具代際觀察性的“饑餓敘事”為路徑?！梆囸I”作為一種歷史現實，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既是身體記憶，又是一種反思歷史的切口。在對饑餓成因的追究中，饑餓從私人的體驗衍化成某一階段內民族的共同記憶。同時，將其納入社會文化層面進行考察時，饑餓所引發的關于權力、政治、經濟、文化多層次的內涵便會凸顯出來。并且，“饑餓”作為農業社會（與豐裕型工業社會和現代社會不同）的一種典型，表現出極端情境下的生存書寫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破壞，表現出強烈的對建基于熟人社會的農業型人情倫理的考驗。而這些都使得這一主題成為探討“宗法敘事”的重要維度。

莫言曾說過：“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于人是多么地重要。什么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7）為了生存，他曾活得如小狗一般，見到的樹皮、草根、甲蟲等等，所有能入口消化的東西都吃過。閻連科也曾回憶：“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墻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墻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饑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地死掉?！?sup>（8）“50后”作家對于“饑餓敘事”的書寫集中在歷史、苦難、政治與人民的四個倫理維度的糾纏上。以饑餓為切口，可以視見宗法倫理在新的政權建設、政治運動及歷史變遷中的異變與發展過程。

饑餓、貧窮與鄉村的凋敝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會讓原有道德秩序變得極為不可靠，絕境之下的生存倫理是作家對于人性的一種拷問，這也使得作品在歷史、人性的雙向獲得縱深。當然，人性的火種也總會在灰暗時代潛伏偶現，但更多的時候，極度饑餓卻讓人脫去了一切掩飾展現出瘋狂的動物性特征。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敝袊鐣绕涫窃诿耖g社會，傳統的禮儀、親族倫理是結構社會的重要力量，但當倉廩不僅不實，而且極度虛空時，禮節與道德的崩潰就變成了一種必然。莫言、劉恒、李佩甫、劉震云、尤鳳偉等人，都從不同角度對鄉村的饑餓以及饑餓下的倫理、人性進行了深入探討。

從《透明的紅蘿卜》開始，莫言小說中的饑餓敘事就已經顯現出一種奇特的藝術張力?！锻该鞯募t蘿卜》中的黑孩孤獨而饑餓，造成了身體幻覺讓他時而麻木時而異常靈敏。他給鐵匠幫忙時，拿起了滾燙的鐵鉆，他手上的皮膚被燙傷，但他卻在這種燙傷中聞出了一種“炒豬肉的味道”，而那個“透明的紅蘿卜”正是處于極度饑餓狀態中的黑孩幻想出來的精神美食?！段鍌€餑餑》將饑餓狀態下鄉村的日常倫理、人性的掙扎與退讓表現了出來。在那個饑饉的光景里，“財神”在年終靠給人念點吉祥話討幾口吃的。在莫言的這個短篇小說中，以饑餓為切口，敘述著傳統熟人社會在“饑餓”考驗下的倫理危機，但人性的光輝最終顯示了人之為人的尊嚴與救贖。

更多時候，莫言筆下的“饑餓敘事”凸顯的是道德倫理的失范與鄉村原有秩序的崩毀。莫言的《豐乳肥臀》寫到在60年代的普遍饑荒中權力等級法則時，原有的宗族人情倫理徹底被異化為政治權力秩序下的動物生存法則。在農場中，農民與政治上存在污點的人實際上是權力場域中的二等公民，他們生存的權力被有意降格。饑荒時代的到來，“吃食”成為不同權力等級中最明顯的一個區別標簽。在這種情況下，血緣與鄉情倫理被政治梯級的劃分所阻隔。在“右派”集體嚼著草根，喬其莎等女性已將身體徹底異化為食物交易品時，農場里卻依舊有著沒有遭受饑餓折磨的特權者。正如孫謙所說，饑餓作為由食物短缺所引發的匱乏性體驗，雖然體現出無差別的生物性平等，但是當我們把它納入社會文化層面進行考察時，又充滿著豐贍的社會文化內涵，尤其是其中蘊含的性別內涵更是耐人尋味的。^（9）“農場里沒有得浮腫病的人，只有十個。新來的場長小老杜沒有浮腫，倉庫保管員國子蘭沒有浮腫，他們肯定偷食馬料。公安特派員魏國英沒有浮腫，國家給他的狼狗定量供應給肉食?！边@些“特權者”成為“饑餓時代”特殊階段的一部分縮影，也成為社會結構中性別權力結構的顯影。

與《五個餑餑》中人性在徘徊中復歸更加觸動人心的是，閻連科的《年日月》中個體意志的堅守。當村里人都去逃荒和乞討以在饑荒中求得生存的時，先爺帶著他的盲狗固守在這個荒無人煙的村里，守著最后一株玉米黍而艱難地抗爭。在閻連科的敘事中，傳統倫理道德給予中國人靈魂中一股堅韌與良心的暖流。這是我們文化倫理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也是傳統宗法倫理內化為民族性格的一種表現。

另如在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中，楊天寬用谷子換來的癭袋女人，因為對饑餓的恐懼和對糧食的渴望，通過偷扒、撿拾等多種途徑獲得糧食，最終卻因丟了購糧證而自殺。與莫言和閻連科書寫存留的一線光明，劉恒對饑餓與貧苦農民心理扭曲的悲劇表現，既去除了農民身上“政治先進性”的面紗，同時也將極端境遇中倫理破敗、人性缺失表現出來。

在“60后”鄉土敘事中，又有著與“50后”截然不同的面目。他們以“先鋒敘事”登上文壇，其鄉土寫作與“50后”作家的鄉土寫作中深厚的歷史意識、介入姿態相比顯得相對隔離。他們雖廁身于國家、革命等話語中，但個人因素及生命體驗增加。他們往往以童年經驗中的政治背景來敘述個體的成長，并借由歷史展開個體化、先鋒式的敘述，由此以一種“非理想主義”的姿態獲得歷史重量感。從整個“60后”作家群來看，由于作家在文壇發生影響的時間差異，“60后”群體中在鄉土書寫方面也呈現出較大不同。蘇童、格非、余華、畢飛宇等人在童年、革命、鄉土等關鍵性話語中開辟出一種先鋒式“個體—革命”型鄉土敘事。他們的反思歷史與個人成長相纏繞，零度書寫也讓其風格更冷靜客觀，放棄賦予歷史額外的理念與價值。同樣是饑餓體驗，但蘇童這里的饑餓與莫言、閻連科已經有了不少差別——關于“度”與“量”的差別。這種差別也會顯現在文學創作中。同樣是寫身體的饑餓與環境的貧瘠，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蘇童的《米》《罌粟之家》等與“50后”相比多了“解構”的意味，呈現出一種景觀化歷史敘事的狀態，歷史本身退后，而人性因素向前。

“60后”鄉土小說作家筆下的宗法敘述呈現也可以從鄉土歷史與鄉土現實兩個層面來觀察。有意思的是，“60后”鄉土作家中存在一種明顯的趨勢——通過先鋒敘事與意識形態上的解構來重構鄉土歷史，諸如《米》《罌粟之家》《我的帝王生涯》《人面桃花》等作品都是如此。后現代的敘事立場對于傳統宗法倫理文化有著強烈的反叛意識，而童年經驗與童年視角則提供了重構鄉土生活遭遇現代化過程的道德與價值曖昧?！睹住分械奈妪垶樘与x饑餓，為了食物而丟棄尊嚴被阿保踩在腳下叫他爸爸，放棄了人格。五龍不惜任何代價開始了瘋狂的人性報復。在五龍的觀念中，“米”代表了一切，他借刀殺人，殺死了阿保，娶了織云，氣死了馮老板，成了大鴻米店的新主人。這種基于生存體驗之上的人性構建逃脫了具體時間背景，放棄對歷史的拷問與評判，單純地構建出一場人性之殤。掏空人性道德的價值審判同樣出現在《罌粟之家》中。這個家庭的亂倫、人性的暴戾都在瓦解中的宗法家族中表現出來。沉草身份、血緣與階級關系帶來的錯亂與白癡演義的饑餓形成一種強烈對照。演義不斷重復的“給我饃，我餓，我殺了你！”如咒語一般纏繞著寓言化敘事，放棄了階級倫理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批判。濃烈的頹廢主義情緒籠罩著整個小說，給這個小說增添了更多先鋒色彩。在蘇童的另一篇小說《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瘟疫讓饑餓更為可怖，死人遍野，饑餓讓民眾瘋搶死人塘中結出的馬齒莧。為了獲得更多的野菜，祖母蔣氏砍傷了很多鄉親，鄉土社會原有的宗法倫理與秩序蕩然無存，楓楊樹鄉成為人間煉獄。而這個小說中流動的記憶、傳說、神秘氣息也使得歷史的維度呈現為宿命式的徒勞，解構再次發生。他們筆下的家族、鄉紳、血緣與政治，不再延伸出對歷史審判與解讀的眼光，而是通過饑餓書寫達到人性的刺探，表現出人性在貧困與饑餓狀態下的失守與混亂，更多具有景觀化的特征，表現出典型的“景觀化宗法敘事”。于是，在個體饑餓經驗上，個體記憶與集體歷史并未導向合而為一的同構性歷史批判，而是在虛構中解構了權力所在，導向人性與歷史的雙重解構。

有意思的是，與上述“50后”“60后”作家所經驗的“身體饑餓”不同，“70后”鄉土作家處在一種“精神饑餓”^（10）之中，這似乎成為一種悖反的理論與經驗?！?0后”“60后”所經歷的重大政治、歷史事件，在他們的記憶里后退缺失，尤其是那種強烈的身體饑餓感在個體與歷史之間建構起強烈的聯系，卻又成了創作的一種觸動機制，給其創作提供了充沛的民間話語與透視人性的深刻理解力。莫言說：“饑餓的歲月使我體驗和洞察了人性的復雜和單純，使我認識到了人性的最低標準，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質的某些方面，許多年后，當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這些體驗，就成了我的寶貴資源，我的小說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嚴酷的現實描寫和對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與過去的生活經驗密不可分的?！?sup>（11）正是這種生活體驗，從饑餓到豐富，從生命的赤裸狀態到人性尊嚴，這中間既有歷史的縱深也有人性的復雜，每種經歷都讓他們的寫作具有豐富的靈性與深度。

相對于前兩代作家的生命體驗與歷史體驗，70年代作家紛紛感嘆于他們精神上、生命資源上的不滿足。徐則臣曾就感嘆這一代作家的生不逢時：“每個人都有大歷史情結……上個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有，60年代出生的人也有，到了70年代，氣壯山河、山崩地裂、乾坤倒置的歲月都過去了，我們聽見了歷史結束的裊裊余音……一個抽象的歷史改變了我們，我們的過去是無物之陣?！?sup>（12）陷入無物之陣的“70后”羨慕“50后”“60后”豐富充沛、跌宕起伏的生命體驗與歷史記憶。這些從“饑餓”“癲狂”的時代火焰中走出來的作家是經歷了涅槃的敘述者，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記憶和直面瘋狂人性的歷史穿透力。從“50后”“60后”的“身體饑餓”到“70后”的“精神饑餓”似乎再次印證了“國家不幸詩家幸”的寓言。

在“70后”作家的那里，一方面，他們從日常的家庭生活倫理與風俗寫作中繼承著傳統鄉村宗法批判的寫作；另一方面，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又以新的秩序整合，使得鄉村倫理得以某種程度的復活。前者以王方晨、肖江虹等人的鄉土寫作為典型，后者在魯敏、劉玉棟等人的創作中得以顯現。他們的敘事已經與宗法歷史越來越遠而導向“日常倫理性宗法敘事”。正如洪治綱所言：“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絕大多數都傾注于微觀化的日常書寫，呈現出非常明確的日常生活詩學建構之特征?！?sup>（13）

王方晨的《生命是一只香油瓶》描繪了現代鄉村中被權力和貧窮異化的“父女關系”。故事從巴碧芬買香油開始，引發了一場啼笑皆非又讓人唏噓不已的鄉村怪現狀圖景。巴碧芬的婚姻不自主狀態、父權式的買賣婚姻、幾死幾生反映出的鄉村眾生相，都在彩禮、冥婚、逼死等情節中反映出來。這個故事里，我們能看到當代鄉村中的金錢、權力、苦難、壓迫籠罩下的愚昧與人性的殘忍。在貧窮與權力面前，巴相三對自己的女兒毫無親情可言。如果說賣女兒為兒子結婚娶妻還只是傳統宗法觀念下重男輕女的表現的話，那么在女兒死而復生之后重新逼迫她去死，就是毫無人性可言的一種表現。巴碧芬作為女人被當作物品似的賣來賣去，活著的時候也是被巴相三當牲口一樣使喚。當她死而復生以后，又被這些送葬的人逼著去親吻那個惡臭不堪的死尸，要她為這陰婚對象盡孝。在王方晨的鄉土敘事里，經歷了解放、改革開放的鄉村似乎只是改變了物質及村容，內里的宗法關系、宗法人倫秩序總是在原地徘徊，鄉村對于女性弱者的壓迫并未完全改變。

如果說王方晨的《生命是一只香油瓶》中講述的還是現代版的“賣女”跡象，反映的還是傳統“父式”權威在現代的表現，那么，李師江的《福壽春》中李福仁與幾個兒子的關系、村里老太太與媳婦之間的相處更是讓人唏噓不已。傳統宗法觀念中的“家長”權威在當下農村中已經消失殆盡。李福仁的幾個兒子沒一個真正尊重父親，三兒子三春甚至要與李福仁決斗。二兒子二春勤快老實，大兒子安春夫婦好吃懶做，但命運卻總是發生奇怪的安排，二春最后突然發生車禍一命嗚呼，賠償款卻又被大兒子安春奪去。這些鄉村奇觀，真實地反映出傳統宗法倫理體系崩潰后，人的道德底線不斷下移、道德體系失序的生態現狀。鄉村在現代化大潮沖擊下，一方面喪失了原有鄉村秩序所帶來的安寧、平靜與樸素的村民社會，另一方面卻涂抹了更多人性的貪婪、秩序崩潰后帶來的無所適從?！?0后”描繪的當下鄉土社會雖然滿是無序的、道德沙漠化的人性脆弱，但這畢竟與“50后”“60后”作家筆下的歷史書寫不一樣。當下的社會雖然存在失序，但同時也在慢慢形成新的秩序，溫情與道德也在滋養著人性、人情。

結 ???語

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之中國的現代化轉化，也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依舊身處其中。傳統社會結構與深化為“民族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始終是鄉土文學寫作的重中之重。從代際的角度來觀察鄉土作家宗法敘事的嬗變規律，是從文化層面窺探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融合、新生與鍛造。鄉土作家與鄉土小說隨著城市化進程，呈現代際之間的遞嬗，而鄉土題材的減少也直接影響到了宗法敘事在鄉土小說中的表現方式與表現頻率。在以饑餓為切口的宗法敘事對比與審視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作家群從“50后”的“政治、歷史、人民與人性”中的宗法敘事，到“60后”先鋒的“宗法景觀化”描寫，最終轉向了“精神饑餓”的“70后”的“日常倫理性的宗法敘事”。

在這篇文章里，因選擇了饑餓敘事為一個切口考察宗法敘事嬗變，其實在這個切口之外，在“50后”作家的鄉土小說中還有陳忠實、鐵凝、李銳、劉震云、莫言、閻連科等人寫過的鄉村歷史題材小說。這類鄉土歷史題材小說既包括“家族—鄉土”歷史題材的創作，也包括“革命—歷史”題材的寫作?！凹易濉獨v史”題材的鄉土小說實際構架了“家—國”之間的聯系，通過家族的歷史敘述來展現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將傳統家族宗法制度形象化地呈現出來；而“革命—歷史”類鄉土小說則將鄉土社會中原有宗法家族制度的瓦解與現代國家政治制度的滲入做全景式或局部掃描；此外，還有如知青寫作的鄉土記憶，將前現代的鄉土生活真實地展現，從鄉土社會現實層面突出了鄉村生活在經濟大潮洗禮之前的“?！保ㄕ螌︵l村倫理的無效性）與“變”（政治對鄉村生活表面影響的有效性），如王安憶、朱曉平等人的創作都是如此。這些是無法單純用饑餓敘事來涵括的。

總的來說，在鄉土文學作品的代際式寫作中，不同代際之間的交互、繼承與分裂都內化形成了互相交叉又相互區別的宗法書寫景觀。這些景觀中有的表現出分層與斷裂，而有的則表現出接續與發展。宗法因素隨著代際交替所呈現出的一種隱性變化，是中國城鄉現代化發展步調不一、政治變革延宕所產生的一種合力效果，是在現代—社會—文化—歷史之流中跛行急進后形成的癥候式寫作。

【作者簡介】鐘媛，文學博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編輯。

（責任編輯 ???楊丹丹）

注釋：

（1）因“80后”“90后”作家對鄉土的寫作比率更趨下降，而且他們對于家族、政治、歷史等的疏離，使得宗法敘事在他們的書寫中更趨稀薄，所以，對這兩個群體不再納入考察。

（2）張檸：《70后作家，撤退還是前行？》，《新京報》2012年3月3日。

（3）夏商時期，奴隸宗法制向封建宗法制轉型，這種建立在血緣上的秩序完成了政治—家族一體化的構建；西周時期，封建宗法制度進一步完備，明確了建立于“血緣”關系之上的“嫡長子繼承制”，確立了典型的“家國同構”理論及實踐體系。這個階段可以視為宗法制度的發端發展期。秦漢以后，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政權和族權繼而分離，宗法制度形態發生階段性的變化；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宗法性門閥氏族及宗法性大地主、豪強。這個時期可以視為宗法發展第二期，宗法門閥制度期。唐代中葉，門第等級宗法開始出現向庶民宗法家族制度過渡的跡象；到了宋代，民間大面積自發重建宗法組織，形成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族共同體，以族長權力為核心，輔以家譜、族規、祠堂、族田為管制手段，整個社會宗法組織的全面建立，這種組織形式一直延續到清末。這可以視為宗法制度變化的第三期，即庶民宗法制度期。清末民初，內憂外患，古老帝國突然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宗法制度也逐漸瓦解，這是宗法制度變化的末期。

（4）荀子：《荀子簡注》，第147頁，章詩同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梁啟超：《新大陸游記》，《飲冰室叢著》第十二種，第19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6）見〔法〕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第273-280頁，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

（7）莫言：《用耳朵閱讀》，第37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8）閻連科：《我是那個感受黑暗的人》，《雜文月刊》2015年第3期。

（9）孫謙：《論〈絕秦書〉的饑餓敘事與鄉紳形象的歷史書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10）這里的“精神饑餓”不是由于書本知識或獲取知識、寫作的思想資料的缺失而造成的饑餓，更重要的是指生命體驗的單一、平淡與歷史使命感等超越個體的宏闊性的缺失。這種缺失對于作家來說減少了敘述的沖動與歷史的穿透力，因而被認作是一種“精神饑餓”。

（11）莫言：《用耳朵閱讀》，第193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2）徐則臣：《耶路撒冷》，第109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

（13）洪治綱：《論新世紀小說的輕逸化審美追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