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批評界漸冷的作家

趙學勇 楊玲娜

21世紀以來，相比于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陜西作家的熱評現象，杜鵬程研究顯得異常寂寥。然而從歷史的發展眼光來看，杜鵬程以火熱的激情、深刻的洞察能力和磅礴的藝術構思，將20世紀中期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匯入自己的創作實踐中，特別是他那種厚植于人民的情感立場，使得其作品成了認識一個時代的符號。盡管由于特定時代的限制與影響，他的創作數量并不豐贍，但其鮮明的藝術個性，創作中高度的政治傾向性與藝術真實性的統一，彰顯的豐富的人民性精神內涵，仍具有重要的再認識意義。

一、杜鵬程人民性創作思想的形成

文學的人民性概念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于歐洲各國出現的一種新興文藝觀念，以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為代表的俄國文藝批評家對這一進步思想的闡釋尤為深刻突出。蘇俄文藝理論界提出的如民族性、當代性、世界性等不同面向的論述包含著政治、文化、藝術等復雜的綜合因素，形成了對人民性闡釋的多元圖景，文學的人民性意涵也因之不斷被豐富。20世紀初，列寧將文藝與人民關系的論述進一步推向深化，明確提出文藝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1）“藝術屬于人民”^（2）等重要論斷，成為十月革命后蘇聯文藝發展的思想指引。百年中國文學對文藝人民性的認識和實踐無疑受到了蘇聯文藝的深刻影響。特別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結合中國實際，從多個層面對文藝和人民的關系問題做了創造性的闡發，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方向?！吨v話》一方面基于時代需要強化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但也前所未有地密切了文學與以工農兵為代表的人民群眾的聯系，文學的人民性從此成為人們考察、探究作家作品價值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杜鵬程研究中，人民性這個詞匯最早出現在文藝理論家馮雪峰1954年撰寫的評論文章《論〈保衛延安〉》中，他認為從文學典型的角度來看，作品對彭德懷的描寫還不夠充分，“對于這位將軍性格上的突出而又深厚的人民性也還可以在現在描寫的基礎上更展開”。^（3）90年代初，學者趙俊賢在論釋杜鵬程審美理想的黨性特質時指出，“審美理想的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4）此外，作家路遙也敏銳地關注到了杜鵬程創作活動及其作品的“人民性”特點。1991年杜鵬程去世后，路遙撰寫了《杜鵬程：燃燒的烈火》一文，深切表達了自己對這位前輩作家的崇敬與懷念：“二十多年相處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都曾強烈地影響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過他，默默地學習過他?，F在，我也默默地感謝他?！?sup>（5）路遙文中“他的人民性”概括雖籠統但無疑蘊含著多種深意。整體來看，既往研究對杜鵬程創作的人民性特征已有不同程度的關注，但以“人民性”為視角全面審視剖析杜鵬程的人生及文學道路，從多角度探析其人民性形成原因、在創作實踐中的滲透以及深遠而獨特價值的研究還比較少。

一個作家是否具有人民性意識，表達什么樣的人民性，應該主要從他的作品中去體察，而他創作的人民性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則要從他的生活歷程中去發現。杜鵬程作為一個從社會底層走進革命隊伍進而成長為一個優秀作家的典型，生活道路決定了他的人民性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追求。

在20世紀50—60年代的文學界，杜鵬程與柳青、王汶石都是在小說創作中成就突出、影響巨大的作家。3人中柳青年長5歲，杜鵬程和王汶石同年，但他的家境遠不如柳、王二人，加上童年喪父，少年時期經受了更多的艱苦生活磨煉，因此對反動統治者剝削勞苦大眾的本性，對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在黑暗統治下苦苦掙扎的痛苦，有更直接、深切的體驗與認識，這既是他較早投身革命陣營的原因，也是他后來的創作始終堅持突出人民性宗旨的重要思想基礎。

紅色延安，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無數革命者的精神故鄉，也是青年杜鵬程所向往的神圣之地。1938年，他在老師及進步人士的幫助下來到延安，從此揭開了個人生活歷史上嶄新的一頁。延安10年，既是杜鵬程尋找與建立精神家園的關鍵時期，也是他人民性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雖然離開了故鄉和親人，但他融入了革命大家庭，認識了許多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而從山南海北走到一起的同志、戰友，開始懂得自己童年經歷的非人遭遇并不是他個人的不幸，“而是在暗無天日的舊時代中國人民所普遍嘗受過的痛苦”。^（6）于是他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同中國革命的命運緊密聯結在一起，堅定了為人民奮斗的思想信念和人生追求。更重要的是，在延安學習、生活、工作的10年中，他真誠地踐行成為一個人民詩人的要求：“體驗他們的生活，跟他們站在同一的水平，丟棄階級的一切偏見，丟棄脫離實際的學識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擁有的一切質樸的感情?！?sup>（7）這既密切了與勞動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對他們思想情感和生存狀況的認識。

延安紅色文化與革命精神的滋養，促進了杜鵬程與人民群眾在思想情感上的認同與聯系，《講話》為杜鵬程人民性思想的形成及創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引。杜鵬程等解放區作家，幾乎都是在《講話》精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與同時代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不同的是，成長經歷決定了杜鵬程在階級立場上始終與勞苦群眾保持一致，與工農大眾之間沒有階級身份的隔膜。所以《講話》之后，他不曾經歷轉換階級身份立場的自我改造過程，而是沿著他所熟悉的人民性創作路線更堅定地前行。

時代的培育，讓杜鵬程有機會從一個普通人成長為堅強的革命戰士和人民作家，戰爭經歷直接觸發了他人民性書寫的激情。1947年6月，杜鵬程被派到西北野戰軍基層連隊做隨軍記者。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幾年的戰爭經歷，無疑讓他更加篤信這一真理。無論是忠誠英勇的普通戰士，還是運籌帷幄的軍事領袖、無私奉獻的邊區人民，他們頑強的戰斗意志和崇高的犧牲精神，都讓杜鵬程深切感受到人民身上所蘊蓄的不可戰勝的力量，讓他滿懷激情地思索推動革命勝利和生活進步的根本動力。因此，戰爭尚未結束時他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記錄下這場壯烈的人民戰爭，用文學之筆來為偉大的革命英雄塑像。

中外文學創作中的人民性因素為杜鵬程的創作實踐開闊了視野，前輩作家崇高的人格精神增強了杜鵬程人民性創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少年時代半工半讀，在地下黨員和老師等進步人士的影響下，閱讀了許多進步報刊和新文學書籍，深受吸引和影響。尤其是魯迅對廣大人民痛苦命運的深切同情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曾滿懷崇敬地寫道：“魯迅先生不僅著作是中國作風與中國氣魄，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性格、品德、作風，以及堅韌不拔、與時俱進、奮斗不息的精神，也是我們引以為驕傲的。這中國人民的偉大典型，不僅是我們的文學師表，也是我們作人的榜樣?！?sup>（8）延安時期，對杜鵬程文學影響最大的當屬被他尊為文學導師的柯仲平。這位文學前輩在文藝大眾化、民族化的積極探索與實踐中表現出的鮮明的人民性特點，對杜鵬程的文學創作和思想觀念影響巨大。同時，外國文學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他曾坦言：“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心目中第一個外國文學圣人是高爾基，我們最初學習和崇拜的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蘇聯文學?！?sup>（9）在參加延安保衛戰的過程中，他又利用戰斗間隙閱讀了《毀滅》《鐵流》《日日夜夜》等描寫蘇聯國內革命戰爭的、充滿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小說，萊奮生、郭如鶴、沙布洛夫、夏伯陽這些新的人民英雄的光輝典型，對當時已立志用文學之筆狀寫中國革命戰爭、塑造人民英雄形象的杜鵬程來說，影響不可謂不深刻。

除了深厚的生活閱歷和一定的文學積累，作家自身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養無疑是影響作品人民性書寫深度的一個關鍵要素。作家主體如果沒有博大而崇高的人格精神，那么即便他有良好的藝術天性，往往也難以站在人民的立場去洞察、提煉生活的深層，寫出真正反映時代精神，能夠豐富和發展人民藝術趣味和審美意識的作品。對杜鵬程來說，艱難困苦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身上少有崇尚空談和華而不實的習氣，參加革命后的工作與實踐進一步錘煉了他的堅毅品格，戰爭歷練更深深堅固了他的精神信仰?！侗Ｐl延安》甫一面世，評論家馮雪峰即撰長文《論〈保衛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學前輩的關切扶持深刻影響了杜鵬程，也讓他后來成為一名積極提攜鼓勵文學后輩的人，成為陜西文壇的一棵大樹，影響了路遙、陳忠實等一代作家。

二、杜鵬程人民性文學宗旨的創作實踐

作家的人民性思想意識總是鮮明地表現在他的創作之中。對杜鵬程來說，他的人民性創作實踐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體現且不斷深化。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他就積極參與到抗日救國的宣傳行動中，嘗試性地寫了一些為群眾所喜愛，亦為時代所需要的劇本、歌詞以及新民歌，初步顯示了為人民的創作初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保衛延安》為代表的創作，主要從正面書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歷史，歌頌人民群眾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巨大功績。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杜鵬程創作的人民性則突出表現在勇敢揭露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通過人們面對復雜艱巨的建設任務時的不同表現來真實反映特定時期人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如《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既描寫了勞動群眾在建設祖國、譜寫新時代光輝中的無私奉獻，也不回避對人民內部矛盾與危機的呈現，體現出人民性書寫的深度。

1954年問世的《保衛延安》是杜鵬程創作中人民性宗旨體現得最突出、最集中的一部作品。在具有深遠意義的延安保衛戰中，西北野戰軍之所以能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除了中央軍委的英明領導和以彭德懷為主的西野指揮員正確部署，以及人民戰士的英勇殺敵外，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支持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比如小說描寫延安保衛戰開始，很多民兵、地方武裝都參加到與國民黨胡宗南部隊的戰斗當中，尤其是李振德老人一家。李振德在面對敵人追問我軍去向時，開頭是不愿回答，后來就把敵人引向歧途，當敵人明白上當了以后，他奮不顧身抱著小孫子跳下了懸崖。僥幸生存以后，他繼續為革命隊伍做向導。他的老伴帶著孫子逃荒躲避敵人時，在一個廢棄的窯洞遇到了饑餓難耐的解放軍戰士寧金山，便毫不猶豫地把祖孫倆舍不得吃的餅子給了這個解放軍戰士，這促使逃跑的寧金山幡然悔悟，重返部隊。李振德的兩個兒子李玉山、李玉明，都積極參加到地方部隊當中，全家人都為這場保衛戰的勝利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正如毛澤東所言：“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sup>（10）

程代熙認為：“人民性這個概念既指作品的思想內容，也指作品的藝術形式?！?sup>（11）《保衛延安》在語言上平實質樸、明快簡潔，表現出較強的可讀性，這一點得到大多數研究者的認可，但敘述中濃郁的政治激情色彩卻長期以來為不少研究者所詬病。有學者認為“作家的感情過于外溢，缺乏含蓄、內斂，故而略顯浮泛”。^（12）從文學作品的藝術性來看，作家情感的過分外溢的確易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空洞教化，從而損害藝術價值。但由此認為這是作品的敗筆卻也不盡然。因為從文學批評的專業視角來看固然如此，但對于作品最廣大的受眾——人民群眾來說，他們往往更注重作品能否讓自己獲得情感共鳴、精神震動、思想啟迪，所以只要作家在作品中抒發的是真實的人民的情感，或者說作家以更高的思想概括力代替人民在文本中表達了他們的情感和呼聲，那么即便在藝術上它可能表現出某種缺憾，但并不影響其獲得廣泛的受眾。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不被史家看好卻長期為廣大讀者熱讀追捧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杜鵬程在《保衛延安》中對革命歷史的生動狀寫與激情頌揚，絕非簡單地出于對主流政治話語的應和，而是個人政治激情、藝術激情與時代精神高度結合的產物。一方面，作為戰爭的親歷者，廣大基層干部、戰士為革命勝利不惜犧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境界使他深受教育、歷久難忘，使作品凝結著作家強烈的感情色彩；另一方面，在這場英勇反抗壓迫與欺凌、改寫自己命運的偉大斗爭中，人民群眾所表現出來的階級自覺性與創造性，的確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和認識價值。因此作家基于深厚的生活基礎對這場戰爭進行藝術化地再現時，自覺不自覺流瀉出的激情與愛憎，既屬于他個人，也是那個時代人民的真實寫照。

當然，真正的人民性不只體現在直接表現人民群眾的功績，還體現在不規避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塑造“同時代人的典型性格的方法而把重要的沖突和對人民生活有重要意義的思想顯示出來”。^（13）杜鵬程成名后仍堅持不懈，轉換題材領域，寫鐵路建設陣地老革命與新一代的風采，公與私、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等人民內部矛盾的曲折復雜，體現出其人民性書寫的巨大勇氣。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真實表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復雜與艱巨，物質的匱乏、自然的災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聯結在一起，其復雜與嚴峻程度不亞于戰爭，如何經受這場新的考驗，無疑是那個時代重要的人生課題。值得一提的是，杜鵬程在刻畫工程副隊長梁建這個形象時，并沒有簡單地將其作為一無是處的反面人物，而是真實地表現了這個有著光輝革命資歷且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工程干部，在和平建設時期激情與斗志逐漸衰退過程中內心的矛盾復雜及對革命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傮w來看，作家對這個思想退化的落伍者能否擺脫意志的衰退還是充滿寄寓的。杜鵬程曾言：“眼光和注意力，特別是思想感情，應當貼近和關注勞動人民身上那些美好的東西；即使描繪他們的弱點或精神負擔，也應懷著對自己父兄一樣的深情，其目的是希望他們變得美好些?！?sup>（14）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始終對筆下的人物充滿寄寓和期待，可以說既是杜鵬程誠樸的人格精神和情感態度的外現，也是他人民性書寫的精神旨歸。

遺憾的是，由于“左”傾思潮負面影響的歷史曲折性，杜鵬程的創作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迫中斷了一二十年。新時期文學現實主義精神恢復后，他不顧多病之身，于1977年冬發表中篇小說《歷史的腳步聲》，以激越的感情生動再現了解放戰爭中我軍指戰員為人民、為戰友自我犧牲的高尚品質，充滿激情、蘊含深意。此后，由于大病纏身，杜鵬程無法繼續實現自己的創作計劃，但他那為數不多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人民性精神，卻光耀長存。

三、杜鵬程人民性文學宗旨的當代價值

1942年《講話》發表之后，杜鵬程曾自我告誡：“應當到人民群眾中去，向人民群眾學習，熱愛生活、熱愛人民，寫鼓舞群眾奮發向上的作品，寫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促使我們的事業向前發展，促進人民群眾生活幸福，精神豐富，心靈優美?！?sup>（15）這段話既是杜鵬程人民性創作思想最樸實生動的表達，也是他堅守一生的文學追求。透過杜鵬程的生命歷程與創作實踐所反映出的人民性的藝術思想和創作理念，帶給當代文學的啟示意義也許更深遠、更珍貴。

從底層成長起來的杜鵬程，經歷過艱難困苦的生活，親身體驗過民族的屈辱與痛苦，所以他的愛國精神和正義感十分強烈，對文學抱有嚴肅的態度和強烈的責任感。他坦誠地說：“我不喜歡把文學當做無聊的玩物的種種論調。在我看來，文學為人民效力是天經地義的。文學應傾聽時代的呼聲，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希求，表達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塑造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sup>（16）這樣的文學追求就決定了他的寫作不是為了游戲消遣，也不是為了在狹小的天地把玩自己的感情，而是為了展現人生深刻的圖景，反映人民的疾苦與希求。他一再強調：“我的文學宗旨是：它應該對大多數人有利，它應當反映出人民群眾的心聲，它應當幫助生活使它變得美好一些?！?sup>（17）“作家是人民的兒子，是人民群眾思想感情的表達者?！?sup>（18）“人們在藝術創作中有種種主張，種種追求，但在我看來最可貴的就是這種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思想感情?！?sup>（19）正是基于這樣的藝術信念和追求，無論是講述革命歷史，還是書寫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歷程，杜鵬程都能始終堅持人民本位的立場，不僅在書寫內容上與人民息息相關，而且在情感態度上與人民融為一體。他的一切書寫均旨在以深刻的筆觸寫出真正反映人民生活和情感的、具有強烈認識價值和現實意義的作品，因此既由衷贊揚人民群眾的巨大貢獻，也不回避他們內心的矛盾與掙扎，顯示了一個人民作家的正義感與責任心。

在戰爭時期，杜鵬程就注意到“以農民為主干形成的這支革命隊伍，它的優勢是以先進思想武裝的勞動者，他們一旦覺醒，那種要求獨立解放，那種勇猛犧牲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但是他們也存在著弱點，那是小生產者從娘胎里帶來的。他從戰爭中便開始思索這個問題，并且一直注視著它的發展和變化”。^（20）縱觀他的創作，無一不是對這支隊伍發展變化的真實摹寫。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從人民性的視角堅持不懈地發掘呈現這支隊伍在不同時期所展現的歷史價值?！侗Ｐl延安》以真實描述人民軍隊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延安保衛戰全面勝利的宏大主題和英雄敘事，展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壯闊風采，生動彰顯了人民在革命勝利乃至歷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為中國革命留存了一份波瀾壯闊的時代記憶?！对诤推降娜兆永铩返戎卸唐≌f生動敘寫了新中國建設時期廣大勞動群眾和工程技術人員在極其艱難、簡陋的條件下完成的一個個壯舉，凸顯了平民英雄的本色。他筆下的人物，已不是魯迅為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人，“他們從被污辱、被損害的人們變成有斗爭精神，自己主宰命運的歷史主體”，^（21）是時代前進的真正推動者、創造者。這些深深扎根在民族土壤里的人物，他們在創造歷史中展示出來的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的精神品格，如同時代的火炬，照亮了民族前進的征途。

作為一名在延安時期成長起來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杜鵬程在創作中始終把人民性作為他一以貫之的寫作目的與思想主旨，把文學創作看成神圣的事業，從不粗制濫造，片面求快求多。他是一位在長、中、短篇小說創作中均有所建樹的作家。他的創作雖然數量不多，但由于創作態度嚴謹，作品質量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長篇小說《保衛延安》、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問世后受到稱贊，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幾乎所有當代文學史都將其納入，占有一定的位置。杜鵬程的可貴，就在于他始終堅守為人民書寫的精神品格，這種品格體現著杜鵬程的真價值和真意義，對于當代文壇來說，是極其寶貴且具啟示意義的。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21＆ZD260）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趙學勇，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玲娜，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 ???周 ???榮）

注釋：

（1）〔蘇聯〕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第1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德〕蔡特金：《列寧印象記（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43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3）馮雪峰：《論〈保衛延安〉》，杜鵬程：《保衛延安》卷首，第1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此文最初發表于《文藝報》1954年第14、15期，發表時題為《論〈保衛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

（4）趙俊賢：《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第17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5）路遙：《杜鵬程：燃燒的烈火》，《路遙全集——散文 隨筆 書信》，第144頁，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

（6）杜鵬程：《文學生涯點滴——為訪問日本而作》，《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346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7）〔俄〕杜勃羅留波夫：《俄國文學發展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節選）》，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文藝理論爭鳴輯要》（上），第27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8）杜鵬程：《前言》，《我與文學》，第3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

（9）杜鵬程：《致潘旭瀾——書信十一封（1981年10月20日信）》，《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462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程代熙：《人民性及其他（節選）》，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文藝理論爭鳴輯要》（上），第31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12）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第88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13）〔蘇聯〕萬斯洛夫：《藝術的人民性》，第34頁，劉頌燕譯，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

（14）杜鵬程：《更上一層樓——談王曉新的小說》，《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402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15）杜鵬程：《延安沉思——學習〈講話〉有感》，《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9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16）杜鵬程：《前言》，《我與文學》，第2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

（17）杜鵬程：《文學生涯點滴——為訪問日本而作》，《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347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18）杜鵬程：《也談思想感情——“青島筆會”發言片段》，《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373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19）杜鵬程：《致京夫作品討論會的信》，《杜鵬程文集》第3卷，第448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20）問彬：《杜鵬程的生活與創作》，《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3期。

（21）陳曉明：《人民性、民間性與新倫理的歷史建構——百年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思考之三》，《文藝爭鳴》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