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汪曾祺與北京的文學淵源

19歲離鄉，汪曾祺先后在昆明、北京、張家口等地生活。這些城市基本覆蓋了他一生的行動軌跡，并被研究者繪制成探秘他文學生涯的地圖，亦成為解讀他文學創作地理密碼。其中，北京是他人生的最后歸處。1950年在北京市文聯工作，開啟了他與北京近半個世紀的情感淵源。他歷任《北京文藝》編輯（1950）、《民間文學》編輯（1955）及北京京劇團編?。?962）等職。這些經歷直接縮短他與民間文化（尤其是京味兒文化）之間的物理距離，并為他日后的文學創作織就了一張天然無形的文化巨網。

縱觀汪曾祺的一生，不難看出北京與他之間的深厚文學淵源。1980年《受戒》的發表，打破了宏大敘事模式的創作窠臼，為當代文壇注入生機與活力?！侗本┪膶W》是汪曾祺的復出陣地，為沉寂多年的作家提供了復歸契機與展示平臺。結束了人生離亂期的汪曾祺長居北京，深耕于北京的文化沃土，他從樸素的京味兒方言中汲取生活經驗，在故鄉水文化的浸潤下，創作出散淡舒緩的京味兒文本。作為京派作家沈從文的得意門生，他對沈從文的自然與恬淡充分吸納，也被稱為“京派的最后傳人”。

一、《受戒》的發表與汪曾祺的復出

1980年，《受戒》于《北京文學》的發表，是汪曾祺重返文壇的重要標識。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潮流中，《受戒》以其清新雋永的抒情氛圍，令人耳目一新，并以“人性之美”的敘事主題慰藉飽經精神創傷的破碎心靈，在理想中的烏托邦世界，矗立起一座桃源的豐碑。

創作之初，汪曾祺并未將《受戒》公開發表，而是將其作為文友之間的小說，互賞互鑒。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受戒》得到傳閱者的廣泛喜愛。與此同時，這一“驚世駭俗”的小說，也成為北京市文化局例行創作會上的討論對象。這次討論，也直接帶來《受戒》及汪曾祺個人命運的巨大轉折。經過充分討論，《受戒》最終并未“折戟”隱匿于歷史的角落，而是撥開云霧見月明。據時任《北京文學》小說組編輯的陳世崇回憶，當時主持《北京文學》工作的是曾任職于延安老“魯藝”的李清泉，“李清泉看過稿子，如獲至寶，當即簽發”。^（1）《受戒》的發表，是李清泉頂著重重壓力，基于對文本藝術性的充分尊重而做出的重大抉擇。然而，《受戒》對創作常規驟然打破，其標新立異，特立獨行，也令《北京文學》的編輯們忐忑不安?！妒芙洹返膯柺?，為沉湎于傷痛敘事的當代文壇刮起清新的自由旋風，開啟作家創作的新主題、新面向，更開始了由“集體記憶”“歷史記憶”向“個人記憶”創作的新向度。

從《班主任》《傷痕》到《受戒》，敘事主題及情節內容的更易明晰可見。這對當代文壇意義非凡，不單開創了新時期抒情化小說的敘事模式，更成為“尋根文學”的開山鼻祖?！妒芙洹返陌l表，也正式啟動了汪曾祺的“復出”之旅。接著，《大淖記事》《七里茶坊》等系列作品的發表，也將汪曾祺在文壇的地位超拔到新的高度。他陸續接到各界人士的邀請，忙得不亦樂乎。之后，他的個人創作也達到新的巔峰狀態，進入創作的井噴期。因此，作為“復出”最為重要的平臺，《受戒》在《北京文學》的發表是汪曾祺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二、異鄉人與京味兒方言

于《北京文學》“復出”后，汪曾祺又陸續發表《歲寒三友》《大淖記事》《鑒賞家》等作品，或解鄉愁，或談人情，或敘家常。他以“沒人看我自己寫著玩兒”的不羈與隨意，肆意書寫人性的真淳，渲染鄉土中國的詩意，并著意于進行精神維度的自我突圍。其中，對其所熟稔的北京文化的觀照，也被他以文本的形式加以記錄。北京是汪曾祺最終的人生歸宿，他對北京的多維觀照，脫離了老舍等人帶著鄉愁濾鏡的異域“隔空懷想”。置身北京，汪曾祺得以親身感受京都的滄桑落寞、首府名韻。他以“異鄉人”視角切入，運用和緩的京味兒方言，展開他對北京人情風俗的多樣解讀。

《天鵝之死》是汪曾祺創作的第一篇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以玉淵潭公園為地理坐標。之后的《晚飯后的故事》則是他發表的第一篇京味兒小說。他以純正的京味兒方言及京味兒民俗，開展對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描寫。豬耳朵、炸醬面、京劇等京味兒元素的介入，成為這篇京味兒小說最為鮮明的文化標識。而汪曾祺的行文初衷，也是對他所熟識的城市進行某種文化指向的靜態素描?！锻盹埡蟮墓适隆返木┪秲弘m不甚濃郁，卻是一種暗示——作家創作重心的位移。在《自序》中，他這樣寫道：“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遠就是玉淵潭，我幾乎每天要圍著玉淵潭散步，和菜農、遛鳥的人閑聊，得到不少知識?！?sup>（2）這份珍貴的記憶演化為作家的創作靈感，進而進入文本，奠定著作家書寫京味兒的現實基礎。

“‘京味兒文學的生成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sup>（3）縱橫捭闔的政壇格局、莊嚴肅穆的皇家宅院、幽深古老的靜謐胡同，以及熙攘擁擠的市井人群等要素，承載著老北京滄桑千年的風云變幻。其中，方言是令人矚目的奇葩之一，是該區域有別于他方的個體文化差異的具象化表達。作為地方語言的變體，方言通行于特定的地域范圍內，本身擁有完整的語言結構系統及詞匯結構系統，是地域文化坐標系上不容規避的重要環節。其厚植于民間文化的沃土，作為地域符號的一種，是本地文化的精神載體，輸出著當地居民對世界的潛在認知。京味兒方言是京味兒文學的重要標志之一，更是京味兒文化的重要組成及重要載體，是千年古都歷經漫長的經濟、文化發展過程累積而成的文化坐標。汪曾祺曾說：“熟悉了那個地方的語言，才能了解那個地方的藝術的妙處?！?sup>（4）對他而言，語言是他悉知北京的最佳路徑。他對北京方言的應用，便凝聚在他對北京文化的多元剖視及對北京人的多維勘察中。

汪曾祺筆下的京味兒作品不多，以《晚飯后的故事》《云致秋行狀》《安樂居》《八月驕陽》等為代表。對京味兒方言的運用，也成為作家與北京文化對話交流的有效方式，同時傳遞出“汪曾祺式”沖淡平和的獨特審美意味。

如《熟人》中的“您遛彎兒？——這個‘彎兒不錯”“您身體好？氣色不錯。紅撲撲兒的”等。在北京方言中，“您”字、“兒”字出現頻繁，彰顯出北京人的謙恭有禮。此外，“兒”字尾音也是北京方言區別其他方言的最鮮明特色?！啊撕汀藘旱那楦猩示痛蟛幌嗤?。前者客觀，很難說有什么情感融于其中；而后者主觀性就很強，流露出說話人的親昵和愛意?！?sup>（5）京腔抑揚頓挫、擲地有聲，讀來上口。汪曾祺所擷取的均為北京人最為尋常的生活碎片。在他所捕捉的生活瞬間，則鮮明昭示出北京人隨和開朗的性格特征。在對北京方言文化進行重拾解構的同時，作家也敏銳尋覓到老北京文化的方、忍、閑等內在精義。此外，老北京方言也慣常使用歇后語，旨在增加其語言的豐富性與趣味性。汪曾祺也在其行文中復現了北京方言的這一屬性與特質?！澳悄┖?！武大郎盤杠子——上下夠不著”^（6）“別人騎馬我騎驢，回頭再看推車的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7）這些歇后語地域色彩濃厚、生活氣息十足，貫穿于汪曾祺的京味兒文本，增補了文本的活潑之感，使其更具生活的真實性、日常性。

事實上，對汪曾祺創作的京味兒小說而言，《八月驕陽》算得上京味兒濃郁，卻無法比及老舍筆下的純正京味兒。老舍在《我這一輩子》中，以純粹的京味兒方言，摹狀了逆來順受的底層巡警福海的一生?！昂?！也不是咱的命不好，還是馮大人的運不濟；還沒到任呢，又撤了差。貓咬尿泡，瞎歡喜一場！”^（8）兩相對比，便見分野。作家的個人經歷是解密其文學空間的靈魂密碼。老舍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故而將北京方言運用得更加得心應手。他以最為日常的口語式敘述，具現純實的北京方言，闡揚紓解其郁結五內的文化鄉愁。在孤寂空虛的異域文化空間里，小說成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胡同—酸梅湯—方言等老北京文化符號的多重疊加，緩釋著作家的思鄉情緒，繪制了多重維度下原生態的北京文化圖景。

汪曾祺所闡釋的“疏淡”京味兒，自是有其淵源。他曾說：“我的以這些不同地方為背景的小說，大都受了一些這些地方的影響，風土人情；語言——包括敘述語言，都有一些地方的特點。但我不專用這一地方的語言寫這一地方的事?！?sup>（9）汪曾祺久居北京，因此深諳北京文化精義。他自如運用老北京方言，去其油滑存其古雅，凸顯其日常生活審美性的同時，存貯京味兒方言的原始精粹與文化內核，在不疾不徐的行文中，呈現北京文化的悠遠綿長。

從文化地理學意義上講，文學家本體的遷移，不可避免要受到客籍地域文化的影響與制約，進而沖淡其本籍文化色彩與韻味?！耙粋€文學家遷徙流動到一個新的地方，他的感受、體驗、生命意識、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傾向等可能會發生某些變化，其作品的主題、題材、人物、意象、景觀、體裁、形式、語言等也可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也就是說，他的作品的本籍色彩會減弱，會融進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sup>（10）從高郵到北京，一以貫之的是汪曾祺對小人物及其日常的聚焦與關注，這是作家的創作自覺。事實上，汪曾祺對京味兒的理解帶有批判的成分。他曾表示：“我對現代主義比對‘京味要重視得多。因為現代主義是現代的，而一味追求京味，就會導致陳舊，導致油腔滑調，導致對生活的不嚴肅，導致玩世不恭。一味只追求京味，就會使作家失去對生活的沉重感和潛藏的悲憤?！?sup>（11）京味兒文化底蘊淳厚，卻天然地附著油滑、享樂的標簽。高郵人汪曾祺筆下的京味兒，耦合他自身的水文化基因，祛其粗鄙，取其幽默，使文本洋溢出沖淡平和的脈脈溫情，稀釋并疏解著京味兒的醇郁，強化了其與清幽閑適的胡同文化的匹配度。他略帶刻意地去規避正宗京味兒方言的油滑散漫與玩世不恭，呈現的是賞心悅目、略顯京味兒的汪曾祺式語言盛宴。他對京味兒方言的運用，是南北兩種地域文化的交鋒、碰撞與交流之后的產物，也是他內在性格的外在投射。

作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汪曾祺對北京方言及北京文化的觀照，是其自身文化定位與民間文化審美相結合的產物。散文《大媽們》《胡同文化》《北京人的遛鳥》《豆汁兒》等皆以北京文化為載體，是他對北京市民的平凡生活及相關文化所進行的深入肌理的解構體察后的剖析與表達。在茶余飯后“負曝閑談”式的創作模式下，他以知識分子獨有的人文情懷，觀照日常本真，體悟人生百態，實踐自我抒情。汪曾祺棲居多年的民間場域，令他充滿對民間文化的熾烈情感，更指向他皈依鄉土的行文意旨。然而，汪曾祺的京味兒文本并未引起學界的更多關注，他所為人屬意的依舊是《受戒》《大淖記事》等以其故鄉風物為藍本的京派風格小說。因此，終其一生，他都作為“京派的最后一個傳人”，立足鄉土，享譽文壇。

三、高郵人是“京派”傳人

京派的說法，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京派海派之爭。京派^（12）中的“京”取自于“北京”，屬于“北方文學集合體”。京派并非正式的創作組織，只是對既往名稱的沿用，帶有特定的地域文化色彩與創作傾向。當時，新文學中心從北京南遷到上海，但仍舊有作家活躍在北京等地，并形成特定的作家群及相對固定的書寫群體和創作風格。京派的審美情趣與文學觀念集中表現為：以簡單純凈的語言營造平和雋永的氛圍，贊頌原始的、未經雕琢的、不加矯飾的、質樸的人性美。對此，楊義這樣總結：“京派作家以純藝術家的審美靜觀，一往情深地體驗著自然、家庭和生命的詩的意蘊，以質樸而雅致、綿密而瀟灑的筆觸，點畫出古老的中國城鄉兒女，尤其是帶原始靜穆感的鄉村靈魂的神采，神與物游，物我之間，創造出具有東方情調的和諧渾融的抒情境界?！?sup>（13）“衣冠簡樸古風存”，京派作家以恬淡詩意的審美風格，關注古雅閑適的田園生活。他們頌贊民風的淳厚，在對藝術及生活的剖析里，投注其對掙扎于生活不虞中的底層人民的撫慰與同情，“用審美的藝術力量來洗滌人性異化的黑暗和扭曲，抵制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弊端和傷害”。^（14）

總之，京派作家著意于再現田園牧歌式的鄉土生活，聚焦人與人性的價值，追尋一種理想的、健康的、優美的生活方式，以悲憫之情善待萬物生靈，以古雅愁思撫摸現世苦難。沈從文如此，廢名如此，汪曾祺亦如是。聯系汪曾祺的創作意旨及審美趣味可知，他的確可以用“京派的最后傳人”的身份屹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彌補當代文壇京派后續力量不足的缺憾。他的審美情趣與創作風格天然地受到其故鄉水文化的深刻影響。同時，京派文人沈從文、廢名等人的作品、風格以及創作理念，同樣帶給汪曾祺異樣的創作感受，與他自身的創作旨趣發生碰撞。他曾贊廢名：“這實在是一個真正很有特點的作家?！?sup>（15）又道：“我確實受過他的影響，現在還能看得出來?！?sup>（16）因此，汪曾祺作為京派傳人，兼有先天地域文化及后天文學滋育的雙重影響。

首先，高郵文化的天然浸潤是汪曾祺成為京派傳人的重要先決力量。因地域文化差異，地理文化空間的迥異直接促就了南北人民生活習性及個性品質的差別。許倬云曾在《萬古江河》中這樣說南方文化：“長江經過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過四川的峽谷，奔向有著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夠的糧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許多肥沃的土地，所以這個地區居民的生活是快樂的，心態是活潑的，他們愿意變動，也不在乎變動。他們的歌唱有如樹林里的清風和溪谷里的流水?！?sup>（17）他得出結論：“北方的黃河文化孕育了循規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現的卻是多思辨甚至是辯證式的老子和莊子，對宇宙充滿了問題?！?sup>（18）

汪曾祺出生于江蘇高郵。高郵是揚州管轄之下的縣，位于長江北岸，雖位于蘇北，卻絲毫不減其水鄉韻致。從地理空間分布來看，高郵市水域面積之廣，在揚州市首屈一指。高郵湖55.3%的水域面積位于高郵市境內，邵伯湖北部水域及淥洋湖東北角水域亦屬高郵市。境內主要灌排、交通河流有19條。河道星羅棋布、縱橫交錯的地理環境孕育了高郵的水文化。離鄉多年，汪曾祺卻一如既往，以平實的文字闡述其置于菰蒲深處的濃郁鄉愁。對此，有學者曾表示：“任何一位作家都出生、生長在某一地域，該地域的文學元素必然植入其記憶和心靈之中，這往往形成作家的‘故鄉情結，從而又自然地滲透在其創作之中?！?sup>（19）他也曾在文本中“自報家門”：“我們小時候到運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頂。因此，常常鬧水災，縣境內有很多河道。出城到鄉鎮，大都是坐船。農民幾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并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的風格。水有時是洶涌澎湃的，但我們那里的水平?？偸侨彳浀?，平和的，靜靜地流著?！?sup>（20）汪曾祺的莼鱸之思，沉潛于他對高郵風土人情的書寫與建構。他寫高郵湖、塑高郵人、繪高郵景、狀高郵物。文字是他的文化鄉愁的有力寄托，也是他釋放鄉愁的文化載體。高郵水文化的溫潤浸透了作家的靈魂，成就著他的審美旨趣及為人品格。他的從容平和的京派審美，又何嘗不是將高郵水文化吸納汲取后的必然結果？

其次，汪曾祺得以繼承京派衣缽，與沈從文淵源甚深。沈從文與汪曾祺兩人的師生情誼是當代文壇的一段佳話。汪曾祺走上文壇，并成長為“京派小說的傳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沈從文對他的助力非常大。汪曾祺多次強調“寫作要貼著人物寫”“用詞要準確”，無疑是得到沈從文的真傳。他對沈從文創作理念的承繼，使他們有相似的審美品味，加上二人多年的摯交之情，更是汪曾祺認同沈從文的創作理念并將其加以發揚的另一原因。

沈從文是汪曾祺決意報考西南聯大的動力之一。1938年，汪曾祺一家于鄉下避難，住在他所寫的、以《受戒》為原型的破廟里。除了報考大學所必需的教科書之外，他所隨身攜帶的書僅有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及《沈從文選集》。對這兩本書反復揣摩，無疑使他擁有了打發無聊時光的理由，同時也為他后來的創作之路埋下伏筆，提供助力。

楊雪舞曾在《沈從文和他身邊的人們》一書中記錄并復現了汪曾祺與沈從文初識的境況。初生牛犢不畏虎，言談之間，汪曾祺提及沈從文的名作《蕭蕭》。他侃侃而談，贊不絕口。他對文學的赤忱與熱情，感染著沈從文，而二人談話的最后內容則大有意趣?！啊闶悄睦锶?？‘江蘇高郵?！际悄戏?，有相同的味?！?sup>（21）

沈從文所提及的“相同的味”，更多的是兩人相似的審美趣味及創作理念。在寫給吳福輝的信件中，汪曾祺曾明確談到他對京派的看法?！皣兰已自趯懥髋晌膶W史時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征求過我的意見，我說：可以吧，但頗有些惶惑。讀了你的前言，才對這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一個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確實是一個派。這些作家雖然并無組織上的聯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間從未謀面，但他們在寫作態度和藝術追求上確有共同的東西?！?sup>（22）在信件中，汪曾祺肯定了京派內部共通的創作立場及審美品格。學界對他的“京派傳人”的界定，即出于對其行文風格、敘事語言及個性態度等層面的多維考量?！熬┡蓚魅恕钡纳矸菔垢哙]人汪曾祺與北京之間形成一條無形的精神紐帶，而正是源于高郵文化的牽引，作家才具備了京派傳人的文學立場及創作特點。

結 ???語

汪曾祺自28歲后便長居北京，熟悉老北京人的文化心理，他與北京之間文學淵源甚深。從在《北京文學》上發表《受戒》復出走紅，到用京味兒方言進行寫作，再到成為“京派的最后一位傳人”，北京始終是解讀汪曾祺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密碼。經過人生的離亂時期，他以治愈系的《受戒》開啟新時期創作之路，這篇小說沿襲了汪曾祺以往文本所獨具的審美風格與創作旨趣，以最洗練雅淡的文字構建醇厚靜謐的鄉間凈土。多年的鋪墊與積累使汪曾祺在喜悅心情的催化下，發生“創作的質的飛躍”。對人性之美的虔誠信仰更使他樂此不疲地締結良善和諧的社會關系。在他的諸多散文化風格顯著的文本中，《受戒》無疑是集大成者。其創作旨歸是對“十七年”文學的背離與捍拒，卻是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新起點。對作家本人及當代文壇而言，《受戒》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既是對他個人的靈魂“受戒”，又是對當代文壇固有沉疴的滌蕩洗禮。而在《受戒》之后，汪曾祺置身于深奧雄奇的北京文化深潭，以賞讀的平和心態觀照京味兒文化的多元，感知京味兒方言的節奏美感，延續文學的創作自覺。他所運用的北京方言，多為口語、俗語，也代表了作家書寫民間的行文立場。對京味兒文化進行建構的過程，也回溯了作家的部分心路歷程：真正擺脫當時流行的敘事模式，重新開辟出行文自由的廣袤疆域。而作為高郵人，長期浸淫于水文化的天然滋潤，汪曾祺的文字始終彌漫著水的清雅。其筆下人情冷暖的煙火氣，經過水汽的氤氳，已置換為清逸恬適的行文氣息，構成其成為“京派傳人”的先決條件。因此，汪曾祺與北京的深厚淵源，是南北文化的交感與碰撞。他的文字，兼容并調和了兩種文化的天然差異，是作家多年人生跋涉的文字留痕。

【作者簡介】劉程程，博士，遼寧大學文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 ???王 ???寧）

注釋：

（1）陳世崇：《汪曾祺與〈北京文學〉》，《北京文學》2007年第7期。

（2）汪曾祺：《自序：我的世界》，《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97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3）韓經太：《老舍與京味文學》，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汪曾祺：《關于作家和創作》，《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9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5）呂智敏：《化俗為雅的藝術——論京味小說》，第121頁，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

（6）汪曾祺：《晚飯后的故事》，《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394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7）汪曾祺：《遲開的玫瑰或胡鬧》，《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287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8）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全集》第7卷，第54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9）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94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10）曾大興、夏漢寧：《文學地理學》，第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汪曾祺：《〈去年屬馬〉題記》，《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276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12）對于京派成員，嚴家炎先生曾有明確界定：如果說京派在散文和詩歌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理論方面的代表是梁實秋、朱光潛、李健吾、李長之，那么它在小說方面的代表作家就是廢名、沈從文、凌淑華、林徽因和蕭乾。尤以沈從文的成就最高。40年代出現的汪曾祺，則是沈從文的大弟子，也是京派的文學傳人。見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第22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13）楊義：《京派文學與海派文學》，第102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14）李生濱：《沈從文與京派文人的魅力》，第154頁，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15）（16）汪曾祺：《談風格》，《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39、340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17）（18）許倬云：《萬古江河》，第3-4、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19）朱萬曙：《地域文化與中國文學——以徽州文化為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20）汪曾祺：《自報家門》，《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81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1）楊雪舞：《沈從文和他身邊的人們》，第253-254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2。

（22）吳福輝：《汪曾褀坦然欣然自認屬于京派》，《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