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激勵效應研究

柴智慧，張曉夏

（內蒙古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一、引言

現階段，我國“三農”工作重心已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依靠廣泛技術進步，通過大量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從而降低農場數量，擴大農場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成為農業現代化的基本趨勢[1]。如何走好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可行路徑可能是適度規模經營，其一是土地規模經營，其二是服務規模經營[2-3]。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4]。其中，土地流轉是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有效途徑[5]，土地流轉的速度和程度關系到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截至2021 年，全國已有2.29 萬個鄉鎮建立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或服務中心，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經營權流轉面積超過5.56 億畝，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35.37%，占中國耕地面積的29.03%。①數據來源：《中國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然而，在中國土地流轉率已超過1/3的現實情況下，仍存在土地使用權流轉不完全、不充分，流轉機制不完善，流轉程序不規范等問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仍面臨困難[6]。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中國有農業經營戶20743 萬，其中規模農業經營戶僅有398 萬，而小農戶占比達到98.08%，從業人數占農業從業人員的90%，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2021年全國農村總農戶數超2.72 億戶，經營耕地10 畝以下的農戶超2.3 億戶，經營耕地10 畝以下的農戶數占全部農戶數比重依然高達74.8%。由此可見，中國農業發展必須長期立足于“大國小農”這一基本國情農情，農業家庭經營占主導地位，小農戶仍將是農業生產的主體，這意味著尊重農戶自身意愿并借助市場力量實現農地經營規模的逐步集中是頂層設計的基本共識[7]。

伴隨土地流轉率的緩慢提高和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近年來中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規模躍居全球第一。2022年中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1219億元，同比增長24.9%，為1.67 億戶次農戶提供風險保障共計5.46 萬億元[8]。農業保險成為各地推進脫貧攻堅工作[9-10]、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1]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工具[12]。如圖1 所示，2007—2021 年，我國土地流轉市場和農業保險市場具有基本一致的成長趨勢；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由2007 年的53.33 億元增長至2021 年的975.85 億元，年復合增長率21.38%，保險保障水平由2.31%提高到32.07%，年復合增長率19.16%，土地流轉率由5.24%提高到35.37%，年復合增長率13.57%。①數據來源：《中國保險年鑒》《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因此，從宏觀上看，在過往十多年中國農業保險和土地流轉兩類市場的相同變動軌跡似乎可以反映二者具有一定相關關系，政策性農業保險可為土地流轉市場培育提供風險保障，但這類激勵作用是否存在尚須嚴謹規范的實證檢驗。

圖1 2007—2021年中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保障水平和土地流轉率

目前，農業保險對農戶在農業生產中土地要素配置行為的影響已受到國內外研究學者的廣泛關注，但有關參與保險如何影響農戶土地流轉行為的研究尚比較少。與已有研究相比較，本文的邊際貢獻有以下兩方面。首先，拓寬了國內理論界有關農業保險作用的研究視角。以往較多關注農業保險對被保險人生產要素尤其是農用化學要素配置、技術采用等行為的影響，本文將政策性農業保險和農地流轉市場培育相融合。其次，在現實意義層面，本文研究結論可為進一步優化政策以支持土地流轉市場培育提供參考。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背景介紹和理論分析，第四部分為研究設計，第五部分為實證分析，第六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有關農業保險能否影響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土地資源配置行為已成為研究熱點，研究內容一般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在擴展邊際方面，分析農業保險是否會激勵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普遍認為農戶因有保險提供風險保障會擴大農業生產規模；二是在集約邊際方面，分析農業保險是否會影響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農作物種植結構，結果發現農戶因有保險提供風險保障會調整農業生產結構。

關于農業保險激勵農戶新增土地以擴大經營規模，國內外學者指出農作物保險會顯著影響農戶的土地分配決策，但其作用較小[13]，而對農戶耕種何種農作物具有顯著性影響[14]。而且，參保農戶的新增土地多是低質量且生態環境脆弱的土地[15-16]。此外，增加農業保險保費補貼[17]、參與土地休耕保護計劃（CRP）[18]在提升擴大經營規模的可能方面存在正向影響。當前，國內學者主要在理論層面上對農業保險影響農戶土地要素的配置行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農業保險對耕地擴張影響的規模效應主要體現在將總體質量較低的土地納入農業生產中[19]，從而形成一種粗放形式的種植擴張。尤其是在當前農業保險制度下，農民將會把自己未參保時閑置的、質量更差的土地用于農業生產[20]，而在較高的保險保障水平和財政補貼比例情況下，農業保險才會促使農戶將之前棄耕的農地重新開墾種植農作物，實現農業有效播種面積增加[21]。已有研究表明保險參與會顯著提高農戶轉入的概率[22-23]，進而推動區域內農地規?；洜I[24]。但也有研究發現，雖然流入土地的農戶會有更大的可能性參保，但農業保險并沒有促進土地流轉[25]，可能的原因是保險保障水平較低，不足以激勵一般農戶擴大經營規模。

關于農業保險促使農戶調整生產結構，國外學者認為保險會降低種植農作物的風險而使農戶改變種植結構[26-28]，這與農戶所處地理區域[29]、農業生產條件[30]、農作物屬性[31]、保險保障水平、保險保費補貼[32]、未來預期收益等一系列因素緊密相關。具體而言，農業保險會促使農戶減少低保障、低補貼而增加高保障、高補貼農作物的種植面積[33-35]。目前，國內學者對農業保險如何影響農戶農作物種植行為的研究多是實證分析[36-37]，已有學者基于全國第三次農業普查10270 戶微觀數據，發現在參與保險后，經營面積10畝以下農戶多選擇“調面積”，10—50畝的農戶則選擇“調結構”。分作物看，農戶對經濟作物表現出“冒進”的生產決策，對糧食作物則相對“保守”；農業保險參與會使小農戶的種植結構出現“非糧化”的趨勢，從而促進經濟作物種植的專業化。從作用機理來看，農業保險借助開荒復墾鼓勵小農戶擴大經營規模[38]。已有研究發現，通過對農業保險進行財政補貼，可以顯著增加水稻和小麥作物的種植面積，促進種植業結構優化調整[39]。

基于上述文獻梳理發現，農業保險對農戶農業生產中的土地資源配置行為的影響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但并未回答農戶“土地來源”這一深層次問題。事實上，除去將荒地以及各類資源稟賦條件較差的邊際土地①邊際土地：受土壤質量限制、氣候條件約束或地形條件局限，農業生產潛力和經濟效益低下、生態環境脆弱的土地。包括閑置土地、鹽堿地、沙地、山地、荒漠化地、礦區復墾地等。開墾耕種以外，通過土地流轉轉入土地也是農戶擴大生產邊界的途徑之一。鑒于此，本文基于宏觀時序數據，實證檢驗政策性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影響。

三、背景介紹和理論分析

（一）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漸進性試點推廣

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試點推廣是按照時間逐漸遞進的。如圖2 所示，2007 年首次在吉林和江蘇等6 個省份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并于2012 年將其覆蓋范圍擴展至全國，在由點及面的逐步復制推廣中，“低保障、廣覆蓋”是農業保險的主要特征，其為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直接物化成本提供風險保障，其中種植業保險的保額包括種子、化肥、農藥、機耕、灌溉、地膜六項。

圖2 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由低保障到高保障的漸進性試點推廣過程

伴隨農業保險市場的擴大和農業生產經營形勢的變化，農業保險產品和服務不適應的問題也逐步顯現，農戶特別是規模經營農戶的風險保障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滿足[40-41]；典型表現為保額不能完全覆蓋生產成本、保障不能有效化解市場風險等，如三大糧食作物每畝約400元的保額與每畝1000元以上的生產成本仍有較大差距。②資料來源：周延禮委員《大力發展農業保險服務鄉村振興》[EB/OL].（2019-03-09）. http://m.cfbond.com/zclb/detail/20190309/1000200000020311552052524576427248_1.html?ivk_sa=1023197a.鑒于此，2017 年4 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2017—2018 年在13個糧食主產區選擇200 個產糧大縣，以水稻、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為標的，在面向全體農戶的基本險基礎上，針對種田大戶、家庭農場等適度規模經營主體試點保障金額覆蓋“直接物化成本+地租”的專屬農業大災保險產品。農業大災保險作為一項過渡性的試點政策，試點范圍于2019 年擴大至500 個產糧大縣，且自2022 年起予以取消，由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替代。

根據2016 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保險“擴面、增品、提標”的要求，為進一步提升農業保險保障水平，促進農業保險轉型升級，探索健全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生產風險分擔機制，2018—2020 年在內蒙古、山東等6個省份的24個產糧大縣，針對規模經營農戶和小農戶，開展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作物的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政策試點。從整體上來看，試點險種每畝保額對完全成本的覆蓋率平均為92.38%，保障水平較直接物化成本保險平均提升0.85 倍，較大災保險也有明顯提升；2019—2020年，6 個省份試點險種投保面積、投保農戶、賠付金額均有提升，在受損程度相同的情況下，6 個省份完全成本保險畝均賠款高于直接物化成本保險95.5%，高于大災保險22.83%，農戶獲得更高額的災后損失補償，農戶受益度（理賠金額與自交保費之比）平均達到12.16 倍[42]。為貫徹落實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擴大稻谷、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范圍，支持有條件的省份降低產糧大縣三大糧食作物農業保險保費縣級補貼比例”，2021 年將試點地區擴大至13 個糧食主產區的產糧大縣，2022 年實現試點地區產糧大縣全覆蓋。

（二）理論分析和假說提出

政策性農業保險推廣有助于鼓勵農戶在農業生產中分配更多資源，推進農戶規?；洜I[43]。一方面，保險為農戶提供一個市場化的風險轉移工具，其可將農業風險外部化，故參與保險能夠減少對農民進行專業化生產或規模生產所帶來的風險，由此可能驅使其增加農業固定資產投資[44]，進一步擴大生產邊界，實現規?；洜I。另一方面，農業規?；洜I不僅要重視規模適度性，還應注重農產品種類多樣性，就后者而言，主要可以分為土地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品[45]；其中，土地規模經營是農業規模經營的一個重要類型，并且它主要適合以糧食等大田作物為主的土地密集型農產品?，F階段我國農業保險尤其是農作物保險的可保品種主要集中在大田作物，較為符合種田大戶等規模經營主體的需求，故參與農業保險可能引導農戶調整作物種植結構，擴大農作物尤其是糧食作物種植面積，進而促進農地規?；洜I。以美國為例，參與農作物保險會使農戶根據氣候和土壤條件改變生產行為，表現之一為農戶增加耕種面積[46]，降低其退出農業經營的可能性約13.5%—16.1%[47]；同時，政府對農作物保險進行財政補貼還會導致農場數量減少，經營規模擴大[48]。在國內，農戶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需要承擔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而其規避風險和應對挑戰的經驗和能力有限，政策性農業保險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轉移和分散風險，保障農戶農業生產安全，進而增強其進行規?；a的積極性。已有學者研究證實，政策性農業保險顯著提升了農戶的生產專業化指數[49]，弱化了多樣化種植行為，大規模農戶因種植農作物品種相對單一、專業化程度高導致其收入來源也較為單一，而農業保險則可為其提供風險管理[50]。另有學者發現，在保險保障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農業保險能夠促進農民增收，且顯著影響其耕地面積變化，但對提升農民種糧意愿并不明顯[51]。然而，近年來中國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范圍的逐步擴大，為各類農業主體擴大經營規模提供了較高的風險保障服務，故在農業保險保障范圍及保障水平的激勵下，已出現引導“大中型農戶”和糧食作物種植農戶擴大農業生產規模進而實現農地規?；洜I的趨勢[52]。

綜上可知，推進農業現代化需要農地經營規?；?，而覆蓋范圍廣、保險種類全、保障水平高的農業保險則有利于為農戶提供充足的風險保障服務，由此激勵農戶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土地流轉則是可選擇的重要途徑[53]。因此，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作用機制如圖3 所示。另外，國際經驗表明，農業保險市場規模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農業經營規模也比較大，反之亦然；結合我國情況來看，隨著政策性農業保險由低保障到高保障的漸進性試點推廣，主要改進了農業大災保險面向適度規模經營主體的局限，進一步將小農戶納入保障范圍，帶動小農生產進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54]，而且有學者指出我國保險覆蓋程度越深的地區農業種植專業化程度越高，同時保險深度較低的地區并未出現農業種植行為向專業化轉變的跡象[55]。因此，我國不同地區的土地流轉市場可能會因其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推廣進程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據此，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假說。

圖3 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影響機制

假說1：政策性農業保險漸進性試點推廣會促進地區土地流轉，具體體現為增加土地流轉面積，提升土地流轉率。

假說2：各地區土地流轉市場會因其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發展程度而存在異質性；其中，保險深度越深、密度越大的地區，土地流轉面積越大。

假說3：政策性農業保險漸進性試點推廣通過增加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和糧食作物種植推進農戶規?；洜I，進而擴大土地流轉面積。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實證部分選取2005—2020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不包括西藏與港、澳、臺地區）的面板數據。其中，政策性農業保險數據來自《中國保險年鑒》，土地流轉數據來自《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影響土地流轉的各類因素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等。

（二）模型設定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是同時存在“時間效應”和“個體效應”的模型，本研究選取30個省區市16年的面板數據，由于各省份的情況存在差異，本文構建時間固定和地區固定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具體如式（1）所示：

式（1）中，i表示省份，i=1，2，…，30；t代表年份，t=2005，2006，…，2020；y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第i個省份在t 時間的土地流轉情況；Insui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第i 個省份在t 時間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參與情況，若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X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δ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φ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三）變量描述

1.被解釋變量

由于本文考察農業保險政策對土地流轉市場的作用，借鑒已有研究[56-57]，側重于土地流轉規模，通常選取土地流轉面積指標進行衡量，即各地區進入流轉市場的土地面積。

2.核心解釋變量

是否參與農業保險政策虛擬變量，若參與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3.控制變量

根據一些學者對土地流轉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考慮農業保險賠款、農作物受災面積、農作物總種植面積、農業就業人員比重、城鎮化率、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經營性純收入占比等。

相關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分析

（一）農業保險政策對土地流轉面積的基準回歸

表2 顯示了農業保險政策影響土地流轉面積的基準回歸結果。第（1）列是控制時間和地區固定效應后的回歸結果，可見Insu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不加任何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參與農業保險政策會顯著促進土地流轉面積增長。第（2）列是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可見Insu的回歸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可知，參與農業保險政策使進入流轉市場的土地面積增加19.296 萬公頃，即參與農業保險政策會顯著擴大土地流轉面積，證實了本文假說1。

表2 農業保險政策試點影響土地流轉面積的回歸結果

在控制變量中，考慮到農民的流轉行為可能存在一定慣性，即當期流轉面積可能會受到前一期因素的影響，故本文將控制變量中的農業保險賠款、農作物受災面積和農作物總種植面積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貧w結果顯示，農業保險賠款、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農村居民人均經營性純收入占比對土地流轉面積均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農業保險賠款意味著往期風險保障水平，在政策性農業保險實行之后，其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可能的原因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經歷了漸進式的改革與發展，保險保障程度不斷提升，基本滿足了農戶流轉土地的風險保障需求；而農業機械化水平可為農戶進行土地流轉提供技術及效率支撐；農業經營收入則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收入越大越有利于農戶擴大土地流轉面積規模；農作物受災面積與土地流轉面積呈負相關，往期作物受災面積擴大，可能會降低農戶種植意愿，進而抑制土地進入流轉市場。

（二）內生性分析

為解決樣本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和選擇偏誤等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多期DID 模型進行檢驗。根據中國農業保險政策升級及試點實施的具體時間，本文將樣本區間劃分為兩段，構造多時期雙重差分進行檢驗。具體而言，本文將樣本均分為2005—2012 年和2013—2020 年兩段：第一階段是低保險保障水平下的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試點階段；第二階段是高保險保障水平下的農業大災保險政策和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政策試點階段。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設置地區維度的政策分組虛擬變量Treat，樣本期間內參與農業保險政策試點的省份設置為處理組，Treat賦值為1，樣本期間內未參與農業保險政策試點的省份設置為對照組，Treat 賦值為0。設置時間維度的政策分期虛擬變量Period，樣本在各期參與農業保險政策試點賦值為1，否則為0。構造Treat 與Period 的交互項Treat×Period，通過模型（2）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第（1）列、第（2）列所示。

表3 多期雙重差分回歸結果

表3 第（1）列和第（2）列分別顯示了2005—2012年和2013—2020 年的回歸結果，可見第二階段Treat×Period 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在處理樣本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后，參與農業保險政策依然能夠顯著擴大土地流轉面積20.973 萬公頃，與本文主要結論相一致。造成第一階段結果不顯著的原因可能在于“農業大災保險政策”和“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政策”在擴大土地流轉面積方面預期效果更為顯著，且“農業大災保險政策”和“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政策”相較“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具有保險保障水平更高、保險責任范圍更廣、政策實施范圍更大等特點。這說明覆蓋范圍廣、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的農業保險政策更有利于為農戶提供充足的風險保障服務，激勵農戶擴大經營規模，促進土地流轉。

此外，本文還從政策試點傾斜的角度構建了多期DID 模型，以此來消除造成地區間政策傾斜強度不同的遺漏變量和選擇偏誤問題。具體而言，本文將樣本區間內地區參與農業保險政策試點次數大于或等于2 的省份作為處理組，Treat 賦值為1，將試點次數小于2的省份作為對照組，Treat賦值為0。與前文相同，設置時間維度的政策分期虛擬變量Period，將樣本在各期參與農業保險政策試點賦值為1，否則為0。構造Treat與Period 的交互項Treat×Period，通過模型（2）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 第（3）列所示?？梢?，Treat×Period 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與政策傾斜強度較低的地區相比，政策傾斜強度越大的地區土地流轉面積增加了26.408 萬公頃，結果依舊與本文主回歸結果相一致。

（三）異質性分析

地區本身具有異質性，不同地區在保險密度、保險深度、生產功能性質、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域等個體特征上存在明顯差異，這可能會導致個體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是地區異質性的重要特征，對于地區保險發展水平具有重要影響。為此，本文進一步探究農業保險政策對不同保險密度及深度地區土地流轉面積的影響，引入保險密度（保費收入/農村人口）和保險深度（保費收入/第一產業增加值）變量，按照全樣本保險密度、保險深度的平均數進行分組，將各省份保險密度、保險深度的平均數大于全樣本平均數的樣本歸入高組，其余樣本歸入低組，分組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參與農業保險政策對不同保險密度及深度地區土地流轉面積存在異質性，研究發現，參與農業保險政策使高保險密度、高保險深度省份進入流轉市場的土地面積分別增加32.697 萬公頃、36.077 萬公頃；促進低保險密度、低保險深度地區省份進入流轉市場的土地面積分別增加11.994 萬公頃和15.448 萬公頃，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保險密度、深度較高的地區對于較低地區土地流轉面積具有更大程度的正向影響，假說2 得到驗證。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自2007 年國家推行農業保險政策以來，農業保險保障水平的逐步提升為農業經營主體擴大經營規模提供了較高的風險保障，有效化解了農業風險給農業生產者帶來的不確定因素，農業保險發展水平顯著促進了土地流轉規模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戶流轉積極性。

表4 農業保險政策對不同保險密度及深度地區土地流轉面積的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只有滿足平行趨勢，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才具有可比性，即政策實施的外生沖擊是存在且有效的。本研究參考已有方法，采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平行趨勢，選取土地流轉面積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以反映參與農業保險政策影響土地流轉的動態效果。圖4的橫軸表示農業保險政策實施年份，由本文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高保障水平階段的農業保險政策在激勵土地流轉方面實現了預期效果；縱軸表示土地流轉面積的估計系數，實線表示95%置信區間?？梢?，在高保障水平的農業保險政策實施之前，估計系數均不顯著，這表明處理組和對照組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即平行趨勢檢驗成立；在政策實施之后，土地流轉面積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農業保險政策對土地流轉面積存在正向激勵作用。

圖4 農業保險政策影響土地流轉面積的動態效果

2.安慰劑檢驗

本文利用隨機抽取處理組并隨機構造政策虛擬變量的方式，以土地流轉面積作為被解釋變量，重復500次進行安慰劑檢驗，圖5顯示了安慰劑檢驗的結果。結果可見，估計系數的分布接近正態分布，同時，政策虛擬變量估計系數值均在0 值附近且明顯異于實際估計系數20.973，進一步證明上文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

圖5 安慰劑檢驗

3.替換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另一類常用指標代替土地流轉面積進行衡量，即土地流轉率（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家庭承包經營耕地總面積），回歸結果如表5 第（1）列所示?？梢?，Insu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參與農業保險政策顯著提升土地流轉率1.427%，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的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4.子樣本回歸

本文將農業保險政策3 個階段中均參與試點的內蒙古、遼寧、山東、河南、安徽、湖北6 個?。ㄗ灾螀^）及北京、上海、天津3 個直轄市剔除，繼續進行子樣本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 第（2）列。進一步，本文還剔除高保險密度、高保險深度的地區，按照基準回歸中的變量設置，對土地流轉面積再次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 第（3）列所示?？梢奍nsu 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農業保險政策的實施對土地流轉面積增加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在進一步控制樣本的特殊性后，本文基準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5.考慮其他政策因素

已有文獻表明通過土地確權登記頒證，有助于促進土地流轉。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全面推進始于2013 年，2014 年首先在山東、四川和安徽3個省試點，2015 年新增江蘇、江西、湖北等9 個省份試點，2016年新增河北、山西、內蒙古等10個省份試點，2017 年新增北京、天津、重慶等6 個省份（市）試點?；诖?，本文進一步考慮其他政策影響，設置實施土地確權虛擬變量，若樣本在t年實施土地確權政策，賦值為1，否則為0。在控制變量中加入土地確權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 第（4）列所示，可見土地確權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顯著為正，說明土地確權的實施對土地流轉面積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與現實情況相符；并且，Insu 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在進一步控制試點政策的影響后，本文基準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五）政策性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影響機制

本文在機制分析中提到政策性農業保險推廣有助于推進農戶規?；洜I，進而對土地流轉面積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選取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和種植結構作為機制變量，引入農村住戶固定資產投資投向農業金額作為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代理變量、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與農作物總種植面積之比作為種植結構的代理變量，進一步探究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影響機制。本文參考已有文獻的中介效應方法進行機制檢驗[58]，若核心自變量對機制變量的影響顯著，則認為政策性農業保險通過影響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和種植結構，進而作用于土地流轉面積。

表6 顯示了機制分析的回歸結果。具體為：第（1）列和第（2）列Insu 的回歸系數分別在5%和1%水平顯著為正，說明參與保險使農村住戶固定資產投資投向農業金額增加，且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與農作物總種植面積之比提升，促進種植結構“趨糧化”。機制分析結果表明，政策性農業保險可以通過增加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提高糧食作物種植面積占農作物總種植面積的比例，推動土地規模經營，促進土地流轉面積增加，故假說3得到驗證。

表6 農業保險政策對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和種植結構的影響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5—2020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政策性農業保險對土地流轉的激勵效應，并揭示政策效應的作用機制及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研究結論如下。（1）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推廣對培育土地流轉市場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具體體現為擴大土地流轉面積，提升土地流轉率。進行剔除部分樣本、控制其他政策變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2）內生性分析中，多期DID模型結果顯示低保險保障水平下的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試點階段未促進土地流轉面積增加，而以高保險保障水平為特征的農業大災保險政策和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政策試點階段顯著擴大了土地流轉面積；且農業保險政策傾斜強度越大，越有利于農戶進行土地流轉。（3）異質性分析發現，參與農業保險政策對不同保險密度及深度地區的土地流轉面積存在異質性，其中，保險深度越深、密度越大的地區，土地流轉面積越大。（4）機制分析中，政策性農業保險通過促進土地規模經營，具體體現為農村住戶固定資產投資投向農業金額增加、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與農作物總種植面積之比提升，進而對土地流轉面積產生積極影響。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繼續提高農業保險保障水平，優化保費補貼機制，進一步契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風險保障需求。第二，因具有高保障水平特征的農業保險政策在促進土地流轉方面優勢明顯，故要繼續擴大最新農業保險政策試點的覆蓋廣度和深度，更好地發揮我國農業保險政策對土地規模經營的激勵作用。第三，因政策性農業保險對促進高保險密度、保險深度地區的激勵效果更為顯著，故應進一步優化此類地區土地流轉的市場環境，出臺鼓勵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優惠政策，或為此類地區廣泛提供更有針對性的農業保險產品，如部分地區正試點的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調動農戶流轉土地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