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多主體行為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 夏志強 趙雨欣

一、引言

二十一世紀以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蓬勃發展,政府治理模式不斷更新迭代,數字化轉型成為了各國政府應對技術變革以及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1)鄭躍平、梁燦鑫、連雨璐等:《地方政府部門數字化轉型的現狀與問題——基于城市層面政務熱線的實證研究》,《電子政務》,2021年第2期。我國從2006年起多次召開全國電子政務工作座談會,討論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數字政府建設”的戰略安排,2022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和《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建設指南的通知》,強調了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提升政務服務水平的重大價值和工作要求。

在我國“數字政府”建設中,政務服務數字化受到高度重視。在中央政策引導下,地方政府開始構建政府部門、數字技術企業、社會公眾廣泛聯系的政務服務中臺,推進對外數字化政務服務與對內高效協同辦公,持續提升數字化政務服務供給效率。(2)黃璜:《平臺驅動的數字政府:能力、轉型與現代化》,《電子政務》,2020年第7期。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主要提供頂層設計,地方政府是主要責任主體,負責政務服務數字化建設并承擔服務供給職責,而數字化技術企業則是與政府合作提供技術支撐的第三方,對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有直接影響。社會公眾是數字化政務服務的直接受益者,其參與態度和參與程度對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也影響甚深。然而在實踐進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與社會公眾對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認知立場不同,利益訴求存異,各主體關注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展開博弈,難以協同合作并統籌推進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

二、文獻述評

政府數字化是當代全球治理轉型的核心議題。政務服務作為政府職能的核心組成部分,政務服務數字化是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需要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社會公眾等各主體協同合作,合力構建全國一體化的政務大數據體系。首先,多主體協同是必選項。有學者在討論服務型政府時就指出協同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社會的整體躍遷需要政府、市場、社會通過“協同”以重塑有序性結構,進而合作治理社會公共事務。(3)鄭巧、肖文濤:《協同治理:服務型政府的治道邏輯》,《中國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有學者對治理協同的數字化手段進行了探討,歸納出政府數字化過程中的四種理想的協同范型,即行政式、市場式、網絡式和“賽博格”模式。(4)黃璜、謝思嫻、姚清晨等:《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數字政府建設的“下一步行動”》,《電子政務》, 2022年第4期。對于未來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發展方向,有學者提出共同的利益是多主體協同合作的動力,可以通過組織、制度等層面強化多主體間的利益均衡以實現多主體間的共贏。(5)魏景容、劉祺:《從“通辦”到“好辦”:數字政府的迭代邏輯與改革趨向》,《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21年第5期。其次,數字化技術企業是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和關鍵力量。有學者分析了政務服務數字化建設主要參與主體互聯網企業的行為邏輯與動力因素,指出互聯網企業參與受到逐利需求、社會責任等內在驅動和競爭環境、政策導向等外在拉動。(6)王張華、張軻鑫:《互聯網企業參與數字政府建設的動力分析:理論框架與釋放路徑》,《學習論壇》,2022年第3期。其三,社會公眾參與必不可少。有學者指出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和監督,既有效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也能夠促進政府部門積極全面公開政務服務,努力提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7)曹海軍、侯甜甜:《區塊鏈技術如何賦能政府數字化轉型:一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理論探討》,2021年第6期。

綜上而言,大量學者關注到了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多主體的利益訴求差異和協同合作機制,對于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相關實踐具有較強的指導和借鑒價值,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現有研究較多關注政府自身,或是政府與企業之間、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政務服務供給情況,而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必須是中央政府頂層設計、地方政府整體布局和建設、數字化企業技術支撐和社會公眾參與并監督反饋的多元合作的過程。其次,當前研究主要以靜態研究和定性分析為主,分析框架差異性較小,而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在模型構建、定量方法的使用上仍存在改進空間,建構多主體演化博弈模型,把握不同主體的行動策略,探索不同主體的行動策略對彼此的影響,分析多元主體利益均衡的實現路徑,對推進多主體協同治理加快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具有現實意義。

基于此,本文著眼于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中的政務服務供給過程,關注各級政府之間、政府與技術企業之間、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運用演化博弈理論進行模型構建和模擬仿真,根據演化路徑仿真探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社會公眾的行為策略和多方主體策略組合的穩定性,以及額外成本等關鍵因素對各方主體行為策略的影響,分析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多主體協同合作的利益均衡機制,為多主體共同推進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和建設多元一體化治理體系提供理論依據。

三、基本假設與模型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規則、個人主義觀念等沖擊下,不同個體、不同部門、不同區域甚至不同政府層級的利益不斷分化。(8)彭忠益、粟多樹:《政策認同:基于我國社會利益多元化視角的分析》,《學術論壇》,2015年第1期?，F代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各級政府之間、政府與企業間、政府與公眾間逐步走向數據融合、業務協同,不同主體在此過程中因追求不同的利益而不斷地分化、整合,使得形成各主體結構上互動、功能上互補、機制上互聯的格局成為可能。(9)吳克昌、閆心瑤:《數字治理驅動與公共服務供給模式變革——基于廣東省的實踐》,《電子政務》, 2020年第1期。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推進過程中,中央政府通過集中統一領導,形成前后銜接、上下聯動的領導協調機制,與地方政府合力推動政務服務供給的規劃協調、開展推進與監督審查。(10)鮑靜、賈凌民等:《我國政府數據開放頂層設計研究》,《中國行政管理》,2016年第11期。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和合作企業的技術優勢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協同平臺,從整體布局、規劃提供、優化流程等方面保障政務服務供給、提升政務服務質量。在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和地方政府的服務供給操作之外,政務服務供給的互動管理持續加強,企業、個人及其他社會組織等多主體的參與積極性也不斷提升。作為技術支持供給方的數字化技術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利用技術和人才優勢積極運作,其策略決策對公眾的數字化政務服務體驗、政府的信譽收益等產生了重大影響。社會公眾多基于自身利益的訴求被動參與數字政府建設和數字化政務服務,參與層次與服務質量也密切相關。本文構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與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多主體博弈模型,四方博弈主體間的邏輯關系如下(見圖1)。

圖1 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多主體博弈模型邏輯關系

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由于所獲信息不完全以及自身的有限理性,不論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還是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都存在自身的價值取向和利益選擇。演化博弈理論能夠模仿生物進化思想,使用選擇機制和變異機制對群體行為的進化過程進行描述、預測和解釋。該理論被經濟學家廣泛運用于社會習慣、規范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因此,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論討論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引入其中的生物進化思路對四方主體的博弈進行模擬仿真,分析四方主體的策略和策略組合的穩定性以及關鍵因素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探索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多主體協同合作的利益均衡機制。

(一)基本假設

假設1: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中,假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公眾作為參與主體,都是有限理性并有著自身的利益追求。

假設2: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作為政務服務的主要供給者,地方政府的行動策略有兩種:提供高質量或者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選擇提供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的概率為w(0≤w≤1),反之為1-w。中央政府的行動策略也有兩種:嚴格的監督管理或者寬松的監督管理。選擇嚴格監督管理的概率為x(0≤x≤1),反之為1-x。數字化技術企業的行動策略也有兩種選擇:開展積極或消極的數字化政務服務合作,選擇開展積極合作的概率為y(0≤y≤1),反之為1-y。公眾的行動策略同樣有兩種選擇:積極或消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選擇積極參與的概率為z(0≤z≤1),反之為1-z。

假設3: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的收益和成本分別為Pg、Cg,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需要額外投入的成本為Cgm;當社會公眾積極利用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時,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隨之提升并獲得額外收益為Rg,此時數字化技術企業消極參與合作使地方政府額外收益折損的可能性為α,α∈[0,1];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時,社會公眾積極利用但發現難以獲取所需服務,對地方政府形象、公信力造成不利影響Lg,此時企業積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政企合作時,降低公眾對地方政府不利影響Lg的可能性為β,β∈[0,1]。

假設4: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寬松監管的收益和成本分別為Pc、Cc,寬松監管導致地方政府懈怠給自身帶來負面評價Lc;中央政府進行嚴格監督管理將投入額外的成本為Ccm,嚴格監管時對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采用罰款等懲罰帶來的收益為Bg,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服務為中央政府帶來的公眾滿意認同等收益為Rc。

假設5: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化技術企業消極參與政企合作的基本收益和成本為Pe、Ce,積極參與政企合作需要付出額外成本為Cem,釋放高質量政務服務的潛在經濟價值為企業帶來的直接收益為Pem;數字化技術企業積極參與合作但地方政府消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時,企業會付出額外的時間成本和技術成本Cel;若數字化技術企業消極參與政企合作,使社會公眾付出額外成本及損失,會使企業信譽受損Le。

假設6: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公眾積極參與選擇監督策略時的成本為Cp,政府積極開放高質量數據將使社會公眾從日常生活、出行旅游等方面獲益Pp,若此時數字化技術企業消極參與合作,使社會公眾額外收益折損的可能性為γ,γ∈[0,1];政府消極作為時,公眾使用低質量的政務服務會給自己帶來額外的成本及損失為Cpl;公眾消極參與且政府提供服務質量較低時則無法從中獲益。

(二)模型構建與分析

根據上述假設,數字化政務服務供給過程中四方主體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化政務服務供給的支付矩陣

續表

1.地方政府策略穩定性分析

Ug=Pg-Cg-Cgm+[y+α(1-y)z]Rg

根據Malthusian復制動態原理,由上可得出地方政府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對F(w)一階求導可得:

G(z)=-Cgm+(y+αz-αyz)Rg+xBg+[1-(1-β)y]zLg

對地方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進行分析,令F(w)=0,則:

②若G(z)≠0,令F(w)=0,得w1=0,w2=1是兩個穩定狀態。

推論1: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公眾積極參與會對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產生正面影響,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的重要動力之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懲罰措施能夠制約地方政府,同時地方政府努力降低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所需的額外成本,也能夠促使地方政府形成供給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的穩定策略。

2.中央政府策略穩定性分析

Uc=Pc-Cc-Ccm+(1-w)Bg+wRc

根據Malthusian復制動態原理,由上可得出中央政府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對F(x)一階求導可得:

H(z)=-Ccm+(1-w) (Bg+LC)+w(1-z)Rc

對中央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進行分析,令F(x)=0,則:

②若H(z)≠0,令F(x)=0,得x1=0,x2=1是兩個穩定狀態。

推論2: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當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時,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會穩定于寬松的監督管理,此時地方政府主要接受社會公眾層面的廣泛監督。當社會公眾消極參與時,中央政府會傾向于嚴格的監督管理,以期望通過加大監管力度避免地方政府服務質量低下帶來的消極影響。當地方政府自覺性不足時,中央政府在接收到社會公眾的反饋后對地方政府進行嚴格的監督管理,保障社會公眾能夠享受到質量較高的數字化政務服務。

3.數字化技術企業策略穩定性分析

Ue=Pe-Ce-Cem+wPem-(1-w)(1-x)Cel

根據Malthusian復制動態原理,由上可得出企業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對F(y)一階求導可得:

I(w)=-Cem+wPem-(1-w)(1-x)Cel-(1-w)zLe

對企業的演化穩定策略進行分析,令F(y)=0,則:

②若I(w)≠0,令F(y)=0,得y1=0,y2=1是兩個穩定狀態。

推論3: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當地方政府積極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時,會促使數字化技術企業積極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若地方政府消極供給數字化政務服務則數字化技術企業消極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政企合作。此外,數字化技術企業努力降低額外的開發成本并深入挖掘其潛在經濟價值,同樣也能促進其自身行為策略選擇穩定在積極利用數字化政務服務。

4.公眾策略穩定性分析

Up=-Cp+[y+(1-y)γ]wPp-(1-w) (1-x)Cpl

根據Malthusian復制動態原理,由上可得出公眾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對F(z)一階求導可得:

J(w)=-Cp+w(1-x)[y+(1-y)γ]Pp-(1-w)(1-x)Cpl

對公眾的演化穩定策略進行分析,令F(z)=0,則:

②若J(w)≠0,令F(z)=0,得z1=0,z2=1是兩個穩定狀態。

推論4: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和數字化技術企業積極推動和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建設對公眾參與產生正向影響,也意味著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公眾難以從中獲益甚至付出額外成本,社會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度降低,就不愿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

(三)四方演化博弈的策略組合穩定性分析

基于上述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社會公眾的單獨演化均衡分析和復制動態分析,將以上主體看作一個有機整體進行綜合分析,可得出政務服務數字化進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社會公眾的四維動力系統,如下所示。對復制動態方程組依次求出關于w、x、y、z的偏導,可得雅克比矩陣,進而利用李雅普諾夫間接法,根據雅克比矩陣的特征值符號判斷四維動力系統內各均衡點穩定性。

1.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的策略組合穩定性分析

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策略選擇穩定在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行為時,可求得四維動力系統的8個平衡點,如下表2所示。

表2 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均衡點漸進穩定性分析

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不確定情況的具體分類討論如下:

推論1:當Ccm>Bg+LC時,(0,0,0,0)成為均衡點。此時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寬松監管而放任地方政府消極提供政務服務,數字化技術企業消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政企合作,公眾消極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使得數字化政務服務發展停滯,影響社會秩序。

推論2:當Bg

2.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的策略組合穩定性分析

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當地方政府策略選擇穩定在提供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行為時,可求得四維動力系統的8個平衡點,如下表3所示。

表3 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均衡點漸進穩定性分析

推論3:在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時,存在兩種穩定策略(1,1,1,0)和(1,0,1,1)。在政務服務的數字化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積極進行數字化改革時,企業受其影響積極利用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并從中獲益,若中央政府實行獎懲制度對地方政府進行嚴格管理,此時能夠達到一個長期均衡的狀態;若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積極利用并監督地方政府,此時沒有中央政府的嚴格監管也能保證地方政府持續提供高質量的政務服務。

四、演化路徑仿真

(一)基準演化路徑模擬

演化路徑仿真主要包括考察基準演化均衡和關鍵因素對演化的影響,以及如何才能實現理想均衡演進兩個方面。(11)魏益華、陳旭琳、鄒曉峰:《數據共享、企業策略和政府監督激勵——基于演化博弈分析》,《財經科學》, 2020年第4期.演化博弈模型變量的基準參數需要合理設定,且符合經濟學假設和經驗判斷邏輯,為此本文在客觀事實與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重點探尋理想均衡(1,0,1,1)的演進路徑,設定如表4所示的模型參數基準值。

表4 動態演化系統影響因素的初始基準值

利用Matlab2021a軟件對四方博弈演化路徑進行數值仿真,驗證四方主體演化穩定性分析的有效性,即中央政府選擇“寬松監督管理”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公眾的演化博弈過程如圖2所示。由圖2可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社會公眾的演化博弈系統存在兩個演化穩定點,即(0,0,0,0)和(1,0,1,1)。這表明當中央政府選擇對地方政府進行寬松監督管理時,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社會公眾的策略選擇是相對一致的。當地方政府推進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供給高質量政務服務時,數字化技術企業在政府的引導下積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政企合作,社會公眾同樣主動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社會公眾均處于積極參與的狀態。而當地方政府消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使得數字化政務服務質量較低時,數字化技術企業隨之選擇消極參與政企合作,社會公眾作為政務服務的直接獲益者因其他三者的消極合作而只能選擇消極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

圖2 初始基準值下四方演化博弈趨勢

(二)關鍵因素影響效應演化模擬

假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公眾分別選擇積極提供、嚴格監管、積極合作和積極參與的概率為[0.5,0.2,0.4,0.3],橫軸代表時間(t),縱軸分別代表地方政府(w)、中央政府(x)、數字化技術企業(y)和公眾(z)分別選擇各自策略的概率。本文通過分析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公眾的不同參數變化對策略選擇的影響,以驗證模型合理性以及分析結果準確性。

1.地方政府額外成本Cgm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為觀察地方政府額外成本Cgm對四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在保持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令Cgm的取值為{8,10,12},四方主體策略演化的過程如圖3所示。

圖3 地方政府額外成本Cgm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由圖3可知,隨著額外成本的提高,地方政府傾向于提供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但能在公眾或中央政府的監督下最終穩定于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企業也會隨之穩定于積極利用的策略選擇。但當額外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時,即使中央對地方政府采取嚴格的監督管理,但地方政府依舊選擇提供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企業和公眾也快速地演化為消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這表明在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若能積極推進技術改革,降低政務服務數字化成本,能夠推進企業的積極利用和公眾的積極參與,減輕中央監管負擔,釋放出高質量政務服務的潛在經濟價值。

2.中央政府名譽收益Rc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為觀察中央政府名譽收益Rc對四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在保持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令Rc的取值為{4,6,8},四方主體策略演化的過程如圖4所示。

圖4 中央政府名譽收益Rc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由圖4可以看出,當地方政府積極作為使得中央獲得公眾滿意認同等收益時,隨著中央名譽收益Rc的提高,中央收到利益和公信力等方面的成效后,會更加傾向于對地方政府進行嚴格管理,使得地方政府穩定于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這表明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中央政府正確認識民心民意,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亂作為等行為做出嚴格監督管理,不僅將有益于中央政府自身名譽建設,還能規范地方政府的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使得社會公眾能夠享受到地方政府提供的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

3.企業額外成本Cel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為觀察企業額外成本Cel對四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在保持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令Cel的取值為{4,8,16},四方主體策略演化的過程如圖5所示。

圖5 企業額外成本Cel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由圖5可以看出,當地方政府消極參與造成數字化技術企業額外成本增大時,企業轉向穩定于消極參與政企合作,使得主體策略選擇傾向穩定于均衡點(0,1,0,0),即地方政府、數字化技術企業和公眾都會傾向于消極參與,嚴重阻礙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這表明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與數字化技術企業的合作狀態十分重要,地方政府應加強對參與政府信息化建設、運營企業的規范管理,盡力降低其在政務服務質量不高時產生額外的時間成本和技術成本,提升數字化技術企業參與合作的積極性。

4.公眾參與收益Pp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為觀察公眾參與收益Pp對四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在保持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令Pp的取值為{8,12,16},四方主體策略演化的過程如圖6所示。

圖6 公眾參與成本Pp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

由圖6可知,當地方政府積極開放高質量數據,使社會公眾在日常生活、出行旅游等多方面獲益增加時,公眾的策略選擇從消極參與到最終穩定于積極使用數字化政務服務,且穩定在積極參與監督的速度加快。這表明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服務的質量高低、數量多少對公眾的策略選擇有明顯影響,當公眾難以從政府數字化政務服務獲益或收益較低時,公眾將消極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供給,使得中央政府加大監管力度以維持地方政府穩定在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這不僅加大中央政府的管理成本,長遠來看還不利于數字化政務服務的改進與發展。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結合對四方主體及其組合策略穩定性分析的推論,發現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能否積極提供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的關鍵在于高質量服務所需的額外成本。雖然公眾積極參與以及中央政府嚴格監管會對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產生正面影響,但是過高的數字化政務服務開發成本會影響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的積極性。有學者對30個省級政府樣本進行定性比較分析時發現,一個省份如果具有較好的電子政務基礎、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水平,更容易產生較高的“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12)王法碩:《省級政府“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基于30個省級政府樣本的定性比較分析》,《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從政府財力的角度說明了數字化政務服務開發成本對服務供給質量的影響。

對于中央政府而言,社會公眾的參與度與地方政府提供數字化政務服務的自覺性對其策略選擇有重要影響。中央政府十分關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名譽收益與政令暢通,如國務院在《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優化完善“互聯網+督查”機制、保障政令暢通等舉措。當地方政府積極作為有利于中央政府名譽收益不斷提升時,中央政府會更加傾向于對地方政府進行激勵,保證地方政府最終穩定于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而地方政府自覺性不足、不作為、亂作為時,中央政府在收到社會公眾的反饋后會傾向于對地方政府進行嚴格監督管理,避免數字化政務服務質量低下對其名譽帶來的消極影響。

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化技術企業與地方政府的策略選擇軌跡重合度高。同時,數字化技術企業積極進行技術革新、減低額外的開發成本不僅對其最終穩定在積極利用數字化政務服務的策略有積極影響,還能推動四方主體的行動策略穩定在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政務服務時的策略組合。

當地方政府提供低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時,社會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度降低,不愿參與數字化政務服務建設;而數字化政務服務質量的提升則會增加社會公眾的參與度,同時公眾積極參與并形成廣泛的社會監督。例如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全國各地的基層社區自發組織,通過線上線下多種形式構建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有效防線,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降低了政府管理服務成本。

(二)建議

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進程中,政府主要從整體布局、監督管理等方面保障服務供給、提升服務質量;數字化技術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利用技術和人才優勢積極參與政企合作;社會公眾積極對政府、技術企業進行監督反饋。多方主體通力合作不僅能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還能充分釋放市場活力,助推政府職能轉變和數字政府建設。

第一,強化地方政府數字化服務責任,開發政府眾包減輕供給負擔。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良性發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建設,當地方政府消極供給數字化政務服務時會給其他主體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失。為此,地方政府應當加強自身責任意識,通過工作成效評估、容錯糾錯機制以及理順管理權限等方式,履行好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進程中整體布局、進程管控、利益協調以及法規規劃等責任。此外,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的供給成本是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當供給成本過高時,地方政府會傾向于提供低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因此,地方政府可積極探索政府眾包模式,明晰政企合作邊界和權責歸屬,完善數字化轉型倫理準則,廣泛吸納社會資源以提升服務質量,鼓勵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最終實現行政成本降低和公共決策優化。例如浙江省借助企業的技術優勢,采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模式,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與管理作用;廣東省采用“政企合作、管運分離”模式,在充分發揮企業的技術優勢的基礎上,強化政府規劃引導、監督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都是很好的示范。

第二,中央政府要加強數字化政府服務監管,維護公共利益提升政府公信力。中央政府嚴格監管并提高罰款金額時能夠推進地方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同時中央政府的名譽收益對各方主體的行為策略也有明顯影響。因此,中央政府可加大對地方政府的褒揚力度,嚴懲地方政府消極行為,協助不同地區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數字化政務服務管理政策,全面推進地方政府堅決執行中央關于數字政府建設的戰略安排。中央政府還可大力推行數字監管制度,建立全面且有效的監管機制,強化政務運行大數據監測分析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主動選擇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政務服務并履行好數字化政務服務供給的質量責任。對于積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技術企業,可運用稅收優惠、政府采購政策等綜合福利激勵數字化技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表現優秀的企業樹典型、做表彰,促使其他企業效仿跟進。對于社會公眾,中央政府要多途徑動員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避免公眾信任度和滿意度降低而對國家和政府公信力造成負面影響。例如2021年全國“兩會”借助國務院客戶端、國家政務服務平臺等微信小程序,為群眾提供了監督互動、發表建議和期許的便捷通道,得到了公眾的積極回應。

第三,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幫助公眾融入數字生活。數字化技術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參與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不僅是企業增進社會福祉的責任體現,還是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來源。在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技術企業是實現數字化服務的技術支撐,是鏈接社會公眾需求與政府政務服務供給的關鍵一環,因此,數字化技術企業不僅應承擔起關注用戶需求、運營維護平臺和防御安全風險等技術責任,還應與地方政府攜手共建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等方面的大眾參與機制,關注公眾的使用體驗與便利性感知的提升,引導公眾積極性,共同提高政務服務質量。

在數字化技術企業加強社會責任的同時,政府要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引導,從企業使命等方面入手,幫助數字化技術公司營造以科技向善的發展理念,以技術增進社會福祉,以賦能承擔社會責任,推動帶有公益性的服務創新,最終實現發展共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