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黨建:概念界說、歷程考察與核心向度

□ 曲 值 張 振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回顧

信息和數字技術的每一次階段性變革都迫使傳統政黨形態為適應現代政黨政治的發展主動推進理論創新與實踐革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將信息技術應用到黨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黨建工作改革創新的必然要求”。把握數字黨建的發展歷程和演進趨勢是將互聯網這一“最大變量”轉化為黨的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的戰略選擇。(1)習近平:《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使命任務》,《人民日報》,2018年8月23日第1版。黨的十八大以后國內學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網絡黨建、黨建信息化和“互聯網+黨建”的高潮,同時智慧黨建、移動黨建、大數據黨建、云黨建、5G黨建、數字黨建等概念均成為研究焦點。通過分析既有成果不難發現,理論界和實務界對研究對象的相關概念、所屬范疇和作用場域沒有清晰界定并交互使用,存在技術本位分析黨建數字化和數字黨建的思想傾向。以“不同技術+黨建”為表現形式的概念術語及“黨建信息化”“黨建數字化”“數字黨建”概念間的理論意涵和內在關系如何厘清?黨建數字化的發展契機、演進脈絡和變遷動因是什么?數字黨建的內在機理和實踐路徑是什么?這些都是本文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比較而言,國外將“數字黨建”“黨建數字化”等類似的學術表達更常稱之為“數字政黨”或“政黨信息化”。國外學界研究政黨信息化源于對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黨運用ICT 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開展選舉活動的關注和探討。本文借助Web of Science篩選出與數字政黨和政黨信息化強相關的9個相關概念(參見表1),利用檢索功能構造檢索式TS=(party OR party-construction OR party-construction informatization OR Digital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AND TI=(Network party building OR Internet party building OR Electronic party building OR Mobile party building OR Party building cloud OR Smart party building OR Big data party building OR Digital party building OR Party informatization)(2)TS、TI 分別指論文主題和論文題目。經檢索得到文獻共計1221篇,(3)截至2023年5月9日,從http : // www. Web of knowledge .com訪問信息檢索平臺Web of Science的六個子庫,包括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等進行檢索。剔除重復文獻27篇得到有效文獻1194篇,得到的文獻量與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等研究議題平均接近一萬兩千篇的研究成果相比,可深入研究的理論空間仍然較大。從所獲文獻的學術產出歸屬地來看,美國、中國、德國是發文數量排名前三的國家,其他國家主要分布在北歐、西歐和澳大利亞。從發文趨勢來看,研究成果與一國數字和信息化發展程度、方針政策、政治思潮等要素密切相關,比如中國機構和作者在2017年后發文量陡然而增深受政策導向影響,黨的十九大將“數字中國”建設正式寫入黨的文獻,國家級數字科技戰略正式按下“加速鍵”,發展數字技術成為高度優先發展的戰略性選擇。西方民粹主義所具有的反精英、反建制和媒體依賴性同數字時代的開放化、包容化和扁平化特征深度耦合,國外數字政黨和政黨信息化研究受到以民粹主義為代表的政治思潮因素影響較大,發文量呈穩步上升狀態。

表1 數字政黨與政黨信息化強相關研究文獻檢索結果

綜合來看,國外對政黨信息化和數字政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政黨信息化和數字政黨對政黨政治發展的價值和意義研究。新技術革命為世界政黨政治革新增添了新動力,成為政黨政治發展變化的關鍵性因變量。在世界范圍內來看,部分國家出現了顛覆傳統的新型數字政黨,如北歐“海盜黨”、西班牙“我們能黨”、意大利“五星運動黨”等,這些新型數字政黨均成功占據國會眾多議席。有研究認為數字政黨的成功得益于創新了組織成員間新的隸屬關系類別,是技術革命驅動下的政黨轉型發展典例和趨勢。還有觀點提出傳統政黨政治正面臨著新型數字政黨發起的挑戰,因數字政黨不受制于組織制度惰性且沒有組織遺產所以更傾向于“破壞性創新”,(4)Raniolo F. &Tarditi V. , “Digital Revolution and Party Innov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Vol.50, Issue 2, 2020. pp.235-253.能夠在一定條件下引發西方政黨政治變革。(5)劉紅凜:《技術革命驅動政黨轉型發展:歷史邏輯與當代演繹》,《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6期。第二,政黨信息化和數字政黨對政黨自身建設的訴求與影響研究。有學者認為政黨信息化改變了基于傳統金字塔型組織結構的層級治理機制,(6)Paolo Gerbaudo,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Pluto Press, 2018,pp.25.一方面黨員招募和管理更加開源,趨向扁平化、靈活化和分散化,另一方面黨內決策權進一步下放,通過開放的在線平臺進行內部選舉和政策決策進而實現執政或參政的價值目標,這有力地回應了選民要求完善政治參與方式和代表形式的政治訴求。(7)Kristof Jacobs, Niels Spierings. Social Media, Parties, and Political Inequalities. 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6, p.3.還有觀點認為政黨信息化是政黨現代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和載體,反映了在“政黨—國家—社會”關系模式中政黨主動適應時代要求轉型發展謀求新生的自身變革。(8)劉紅凜:《從政黨變革到政黨轉型發展:分析視角與判斷標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三,政黨信息化和數字政黨與國家權力間的關系研究。政黨的第一目標就是掌握國家權力,或者對國家權力的運行過程施加影響。(9)王長江:《政黨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頁。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國家權力形成的核心要義在于通過選舉的形式完成授權,有研究提出技術賦能政黨競選對代議制民主起到了補充作用,帶來了新的政治參與方式。還有觀點認為政黨信息化不僅是競選的“勸票工具”,成為了西方政黨選舉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因素,正如特朗普在競選中雇傭“劍橋分析”利用大數據、算法和人工智能高度定制符合個人的競選策略實現選舉勝利,這印證了技術賦能政黨競選正在改變政黨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產生。

當前,國內學界對數字黨建概念尚未形成共識,在作用對象、適用場景上也存在差異,作為尚在發展中的概念術語,數字黨建的研究對象呈現出動態演化的階段性特征。研究之初以“網絡黨建”為對象,從功能維度探討網絡黨建在民主建設(10)劉長發:《試論網絡黨建的民主功能》,《求實》,2010年第1期。、思想建設(11)閆艷紅,戴海東:《基于信息論的網絡黨建工作研究——立足思想建設的維度》,《中國出版》,2016年第17期。等領域的創新發展,聚焦網絡時代服務型政黨建設(12)任軍利:《網絡時代服務型政黨建設的思考》,《求實》,2014年第4期。、網絡黨建工作機制(13)張兆文:《新媒體視域下高校理工科學生黨建創新工作機制研究》,《教育評論》,2015第7期。以及黨員教育專題網站建設(14)王世誼:《論“網絡黨建”——黨員先進性教育網站建設構想》,《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等主題。直至“互聯網+”概念的提出,學界對數字黨建的認識程度進一步加深,這一階段以“不同技術+黨建”為表現形式的新概念、新模式為研究對象,有學者對中外政黨信息化的異同之處進行比較分析(15)劉紅凜:《黨建信息化的發展進程與“互聯網+黨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還有研究專門考察物聯網在數字黨建場景中的應用(16)金江軍:《智慧黨建》,電子工業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頁。以及區塊鏈技術與黨務管理工作相結合(17)陳蕾,周艷秋:《區塊鏈發展態勢、安全風險防范與頂層制度設計》,《改革》,2020年第6期。的問題。黨的十九大之后黨建數字化轉型成為理論研究的新動向。從研究視角來看,既有微觀探討也有宏觀理論,微觀上有研究從“供給—需求”的角度分析作為技術中介的黨務工作者應該如何提升數字黨務專業技能,還有學者從宏觀理論上思考數字黨建的理論淵源,分析其與黨建理論、數字治理理論之間的相關性,(18)王少泉:《數字黨建:理論淵源與現實推進》,《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從推進傳統基層黨建方式變革的思維理念出發,(19)王保彥:《“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的多維解析》,《理論與現代化》,2017年第3期。強調統籌運用數字化技術貫穿到黨的領導全過程多方面(20)袁家軍:《全面推進數字化改革努力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標志性成果》,2021年2月18日.http://zj.people.com.cn/BIG5/n2/2021/0218/c186327-34581828.html。。在研究方式上,文本與個案剖析是主要呈現方式,比如懷柔區如何充分利用微信體系進行流動黨員管理,(21)孫建杰、杜建華、郭小東等:《微信體系打開流動黨員管理工作新局面——懷柔區開展互聯網黨建工作的探索與實踐》,《前線》,2017年第4期。貴陽市“黨建紅云”怎樣發揮大數據引領黨建作用等,(22)張勇:《“黨建紅云”大數據引領大黨建》,《貴陽日報》,2016年8月12日第5版。量化研究還有待突破。在研究內容上,涵蓋了數字黨建理論淵源、現實困境和實踐路徑諸多方面。有研究從主要表現、形成原因和應對策略分析數字黨建所面臨的數字化困境,回答了基層黨建數字化建設質量達不到預期的原因,(23)劉鋒:《數字黨建助推基層黨組織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探討》,《領導科學》,2022年第3期。認為既有研究對數字黨建的學理性認識不足?？v觀當前數字黨建研究趨勢,圍繞“數字黨建”這一主題,理論和實踐、理論和政策的互動持續而顯著。中央相關政策及各地方政策研究口徑明顯影響數字黨建和黨建數字化轉型的方向和對象,同樣數字黨建技術迭代深化也對政策規劃有明顯反作用,二者互動持續且顯著,反映出數字黨建研究由“工具”到“制度”、從“附件”到“本體”的進化態勢。學界關于數字黨建研究對象具體表述存在差異,但主旨基本圍繞信息和數字技術賦能黨的建設展開,通過理論分析、實踐歸納和個案剖析從不同維度對數字黨建作出考察,探討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和黨所領導的偉大事業如何與數字時代發展相適應的若干問題。從既有文獻來看,數字黨建研究呈現出碎片化特征,傳統黨建理論面向數字黨建和黨建數字化轉型實踐缺乏足夠的理論解釋力,實踐指導性較弱,數字化過程的技術專業性進一步阻礙了數字黨建向深層理論化發展,研究更需要著眼于數字黨建本體,需要立足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歷史方位尋求理論支撐和實踐對策。同時,數字黨建研究傾向工具化認識和實踐性解讀,元理論挖掘力量不足導致部分研究視野局限于具體黨建事務,研究思路局限于黨建學科,這容易導致理論建設與具體實踐契合度不夠以及單純技術化傾向等問題。據此,本文擬從概念界說、歷程演進和核心向度三個方面厘清數字黨建內涵,梳理發展歷程并透視內在機理,回答數字黨建因何發展、何以發展、如何發展等問題,以期為今后開展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二、概念界說:從三對概念范疇辨析數字黨建內涵

可能由于數字黨建尚未成為傳統黨建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黨建數字化過程較為枯燥專業性較強的緣故,研究者更加注重結果而不自覺地忽略了過程,導致“黨建數字化”概念早在本世紀初就被提及(24)楊元紅、肖堅德、林映群:《二級學院黨務工作數字化管理的應用及對策》,《現代計算機》,2002年第11期。卻波瀾不驚,被認為是一種“推斷性的理念”(25)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數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紀念版專序”。。透視黨建信息化到數字黨建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能否理解不同概念間的區別與聯系是洞悉黨建數字化轉型內在機理的關鍵所在。不斷涌現的概念術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概念邊界模糊、主體指涉不明的問題,阻礙了數字黨建理論發展和研究實踐。因此,厘清不同概念間的內涵對深化認識和把握黨建數字化轉型規律,研判數字化與黨的建設深度融合會帶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黨建信息化”與“黨建數字化”的區別

學術界對“黨建信息化”與“黨建數字化”的認識并未統一,常作為同義詞交互使用,尚未作出嚴格區分。一方面,數字時代是后信息化時代,二者沒有明顯的時間界限且長期共存。嚴格區分時間界限容易出現“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的盲目數字化傾向。另一方面,技術賦能黨的建設究竟是“數字技術”還是“信息技術”沒有明確,這大致存在三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數字技術與信息技術并無本質不同,區別只是技術本身的迭代升級和重新組合,如“數字技術是由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而來的,現已發展成技術生態,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26)李策劃:《數字生產方式變革視角下經濟關系重塑研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二類觀點認為數字技術重新界定了信息技術,顛覆了信息技術的傳統發展模式,如“數字技術是信息技術的巨大歷史性進步,它充分釋放了信息的生成、匯聚和分享潛能,使人類快速擺脫了信息饑渴的歷史狀態,發揮了信息大規模分享、傳輸、匯聚和高層次應用的巨大效用,短時期內促成了互聯網生態的崛起和繁榮,這些都得益于信息資源數據化后的大規模分享?！?27)梅夏英:《數據交易的法律范疇界定與實現路徑》,《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6期。第三類觀點認為數字技術是一個“大技術”概念,(28)張銳昕:《中國數字政府的核心議題與價值評析》,《理論與改革》,2022年第6期。泛指治理技術或實現政策目標的基本手段。(29)黃璜:《數字政府:政策、特征與概念》,《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這三類概念界定的出發點是基于人們對技術概念元單位的抽象認識,如“數字”之于“數字技術”,“信息”之于“信息技術”。本文更傾向于第三類觀點,黨建數字化的邏輯前提和核心要義在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以助力政黨治理現代化和助推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價值依歸,以服從和服務于黨的建設目標為指向。按照薩托利的劃分,不同于西方政治場域中的“部分的政黨”思維,在中國情境中更合乎“整體的政黨”特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優勢”。(3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頁。從頂層設計來看,黨通過黨組織聯接國家與社會,以“嵌入式治理”的方式形塑“國家-政黨-社會”三元結構的權力空間,“國家-政黨”涉及國家領導體制問題,“政黨-社會”涉及人民對黨的認同和信賴問題,(31)林尚立、趙宇峰:《政治建設的中國范式:論黨建在中國發展中的重要政治作用》,《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期。這兩類矛盾在相互聯系中互相區別,涉及三類范疇:黨的自身建設(黨的建設)、黨對政府的有效組織(治理能力)、黨對社會的有效治理(社會建設)。(32)葉敏:《政黨組織社會:中國式社會治理創新之道》,《探索》,2018年第4期。進入萬物互聯的數字時代,黨在介入政治生活并為獲取或維護國家政權、行使政治權力和密切聯系群眾發揮作用時更加有賴于技術賦能黨的建設,以此實現數字黨建從“事”到“制”再到“治”的轉變,實現頂層設計與技術勢能的深度融合。

(二)“黨建數字化”與“數字黨建”的差異

從詞義學的角度來看,“數字化”的“化”意為“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的過程”,常置于名詞或形容詞之后使用。黨建數字化是一個過程概念,其目標指向是使政黨適應數字化進程中客觀環境和現實需求的變化以更深刻地把握長期執政規律。數字黨建是一個目標概念,黨建數字化轉型不單純追求技術與黨建的互融,而是將真實物質世界的思想、方法和技術通過數字技術轉化為新型生產要素即數字資源,再投入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環節中創造更大價值,以政黨治理現代化、黨的全面領導和鍛造走在數字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目標。歸納來看,黨建數字化與數字黨建互為因果,是同一過程的兩個維度,通常在沒有規定特定語境下的意義時可以交互使用。隨著黨建數字化程度逐步加深,數字黨建的目標指向愈發清晰,反之數字黨建對黨建數字化轉型過程也提出更高的標準和更嚴的要求。數字化場域下,數字黨建深刻影響并重塑了傳統黨建模式的活動空間、組織方式、工作思路和實踐理念等一系列關鍵要素,推動黨建實踐由基層封閉單一化走向多元主體開放化、物理空間分散化走向虛擬空間整體化、組織形態科層化走向組織形態扁平化。(33)王偉玲:《數字政府:開辟國家治理現代化新境界》,人民郵電出版社2022年版,第28-30頁。呈現出從技術利用轉向價值重塑、從流程范式轉向數據范式、從分散化模式拓展為平臺化模式、由“工具的革命”躍升為“革命的工具”的轉化趨勢和顯著特征。同時,黨建數字化轉型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黨建實踐中虛擬與現實、線上與線下、傳統與科技的邊界,但是在制度吸納技術賦能排斥技術異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數字化困境,諸如黨建形態既建構又解構、黨建效能既增強又削弱、黨建功能既減負又增壓等問題,黨建數字化困境的本質是技術邏輯與黨建邏輯怎樣調和的問題。雖然喬納森·齊特林(Jonathan Chetlin)認為歷史上新技術的創造從未以滿足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威的眼光為導向,(34)喬納森·齊特林:《互聯網的未來》,康國平等譯,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但數字黨建如何發展決不能按照技術決定論放任自流,其關鍵在于明確目標指向和作用價值,一定要由組織、政治和制度的邏輯決定,(35)簡·E·芳汀:《構建虛擬政府:信息技術與制度創新》,邵國松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這就需要發揮技術應用的漸進變革效應,逐步以技術創新探尋組織、政治和制度創新的動力、空間與方向。

(三)“數字黨建”與“不同技術+黨建”的關聯

概念術語的演進變化體現出黨的建設對新興技術的接納融合,也是技術嵌入黨建工作中影響并重塑傳統黨建工作模式的現實表現。以“智慧黨建”“大數據黨建”“云黨建”“移動黨建”等“不同技術+黨建”為表現形式的新概念不斷涌現,這些新模式、新方法有效增強了黨建工作的透明度、參與度和影響力,也是拓展黨建活動空間和組織方式的重要手段。需要注意的是,黨建數字化是技術驅動下不斷完善和深化的過程概念,以“不同技術+黨建”為表現形式的創新實踐是黨建數字化階段性的具體呈現,是數字黨建的有機組成部分,二者應當是一種包含關系。以“不同技術+研究對象”為命名方式的漸進式概念術語命名早有先例,例如“電子政務”“智慧政務”“數字政府”等,這種研究思路理論聚焦性、主題延續性較強,能夠反映學術界對某一問題理論思考的活躍程度,也是建構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好方法。技術元素的迭代更新使不同概念術語的切入點和落腳點有所區別,有益于視野更廣、立意更高的研究成果產出。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強調“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36)本書編寫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5頁。數字黨建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時俱進的先進性本質特征,也是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頁。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新向度。緣于中外政黨政治邏輯和“政黨—國家—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不同政黨對黨建數字化的認知程度和價值定位有所不同,中外執政實踐中發揮技術勢能的思路也大相徑庭。國外政黨信息化的發展動向和價值指向以投票選舉、政黨競爭和政治游說為基本特征,因選舉民主具有階段性、周期性,選舉結束后發揮“勸票工具”作用的政黨信息化進程進入“休眠期”,發展陷入缺乏驅動力的境地導致技術更新緩慢,國外政黨信息化發展是典型的“選舉壓力驅動型”。在我國,黨建數字化不以選舉為目的,圍繞如何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打造利民為本的黨建平臺展開,具體樣態呈現百家爭鳴、萬法歸一的狀態,可謂是“使命宗旨驅動型”?！安煌夹g+研究對象”的命名形式,關鍵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數字”與“黨建”相結合的重點在“黨建”而不是“數字”,“不同技術+黨建”用于理論概念構建中,體現了我們對技術資源的再組織化和政治吸納,“數字”與“黨建”作為一個整體性名詞使用,不僅意味著黨的建設工作受到數字技術的影響,而且也表明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對黨建數字化轉型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更嚴的要求。

三、歷程考察:從“黨建信息化”到“數字黨建”的發展嬗變

回望政治發展史,技術發展不足以對社會變遷產生決定性作用,因為技術的創造者從未以主流或權威的意志去操作科學實驗,這也是現代信息技術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產生廣泛深遠影響的關鍵之處。作為一種發展趨勢,信息和數字技術范式的支配性功能正在改變著傳統社會與政黨、政黨與國家間的互動模式。技術嵌入黨建工作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單一領域建設到統籌推進數字化改革的發展過程(參見表2),彌合了數字黨建理論構建與黨建工作技術應用間的空白與張力,發揮了助推黨建科學化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作用。

(一)地方探索階段:數字黨建孕育于“數字福建”和“數字浙江”的先行探索

地方探索階段為2000年至2009年。2000年歸國不久的歐亞科學院院士、時任福州大學副校長王欽敏向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遞交了兩份題為“數字福建項目建議書”和“數字福建總體框架方案”的咨政報告,習近平高度重視報告內容對建設“數字福建”作出肯定性批示,指出“建設數字福建意義重大,省政府應全力支持……要選準抓住這個科技制高點,集中力量,奮力攻克”。(38)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數字福建”建設的重要啟示——習近平同志在福建推動信息化建設紀實》,《人民日報》,2018年4月20日第1版。同年習近平提出了“數字化、網絡化、可視化、智慧化”的建設目標,在全國率先拉開數字省域建設的大幕。(39)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十月 福建黨史上的今天》,《黨史研究與教學》,2021年第5期?！皵底贮h建”以“數字黨務”為表現形式作為“數字福建”戰略三大核心工程中“數字政務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40)游憲生:《“數字福建”縱橫談》,《發展研究》,2000年第11期。承擔著拓展與人民群眾溝通渠道、提升黨務工作效率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網絡平臺的作用。同年,浙江省江山市以實施“電子黨務政務”工程為突破口,在全國縣域范圍內率先創新使用“黨政辦公自動化網絡”(內網)與“黨政信息服務網絡”(外網)相融合的縣域型電子黨務辦公網,(41)耿建新:《實施電子黨務政務工程 構建黨政機關信息橋梁》,《信息化建設》,2001年第11期。開創了信息技術與黨務工作在相互促進中融合發展的新局面。福建省政府把建設電子黨務信息管理系統列入到《福建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作為“數字福建”戰略“十五”計劃的組成部分。(42)劉義圣:《“數字福建”建設若干問題淺探》,《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中共浙江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作出“圍繞建設數字浙江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43)浙江省信息產業廳:《加快建設“數字浙江”》,《今日浙江》,2002年第14期。的重大決策,次年7月浙江省委第十一屆四次全會上習近平提出“八八戰略”,進一步明確了如何發揮浙江的體制機制優勢推動“數字浙江”與浙江省域現代化建設深入融合的戰略,(44)習近平:《干在實處 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頁。2003年9月發布的《數字浙江建設規劃綱要(2003—2007年)》中將基層黨務數字化轉型納入“數字社區示范工程”中。2004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將“電子黨務基本理論研究”作為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立項,為建立“三網三庫一平臺”提供組織信息化支撐,這體現出中央層面對黨建信息化的重視程度之深。2006年7月1日由人民日報社、人民網承辦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正式上線,作為我國最為權威介紹和宣傳黨史黨建理論,囊括政要資料、黨史黨建黨務數據庫的互聯網紅色陣地,至今仍然是數字黨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階段,數字黨建在建設“數字福建”和“數字浙江”的地方實踐探索中孕育成長,以電子黨務、基層黨建信息化和建設黨建網絡為抓手取得了顯著成效,為數字黨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實踐基礎。

(二)局部發展階段:數字黨建發展于黨建科學化水平躍升的關鍵時期

局部發展階段為2009年至2017年。2009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為《決定》)明確提出“推進黨務公開,健全黨內情況通報制度,及時公布黨內信息,暢通黨內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辦好黨報黨刊和黨建網站”。(45)《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稕Q定》還首次將“推進基層黨組織工作信息化”寫入黨的文獻。同年年底,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主辦的“中直黨建”網正式成立,成為網絡發布和轉載黨的新聞的專門性權威網站。2010年習近平在全國基層黨建工作手機信息系統開通儀式上強調“把手機信息系統真正建成傳播黨的聲音的重要窗口,通達社情民意的嶄新渠道,推進基層黨建的有效載體,服務基層的重要手段”,(46)新華社:《習近平出席全國基層黨建工作手機信息系統開通儀式》,2010年1月5日,https://www.gov.cn/ldhd/2010-01/05/content_1503625.htm。數字黨建的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功能逐步取得成效。同年北京市石景山區打造了全國第一個基于互聯網平臺的黨員綜合服務系統“一呼百應”,將社區居民的核心需求通過手機app直接與黨員點對點互聯互通,實現了“居民點單、支部下單、黨員接單”的服務形式,黨員志愿者的服務情況直接作為年終考核的重要依據。2012年6月30日,“共產黨員手機報”由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開通,是中央組織部主管、人民網承辦的新型黨員教育新媒體平臺,“共產黨員手機報”以“12371”手機彩信形式直接向全國各領域各層級黨組織書記和組織人事干部直接發送信息,內容涵蓋黨建、政治、經濟等多種門類,同時還可以發揮問卷調研、應急組織動員和推廣先進典型等作用,是“小窗口”展示黨建“大世界”的生動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互聯網黨建陣地從單一的以網站、網頁為主向app應用、移動客戶端和手機報等多元平臺協作發力,數字黨建發展的集約效應開始顯現。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推動基層黨建信息化工作平臺和網上民生服務平臺整合,加快全國黨員信息庫建設,充分運用共產黨員網、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黨員干部手機信息系統等開展服務”。(47)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頁。這為完善黨建數字化服務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發布《關于做好全國黨建網站聯盟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共產黨員網為核心,對各級組織部門主辦的黨建網站進行整合,建成橫向覆蓋全國、縱向到鄉鎮(街道)和村(社區)的黨建網絡集群,形成一個高端引領、共建共享,協調聯動、共同發展的全國黨建網站聯合體”(48)王千雪:《全國黨建網站聯盟工作培訓會交流發言》,2015年4月30日,https://news.12371.cn/2015/04/30/ARTI1430383536601664 _all.shtml。,隨后貫通中央—省級—市級—區(縣)級—街道(鄉鎮)五級組織垂直鏈接的黨建網絡集群基本建成,(49)共產黨員網:《全國黨建網站聯盟》,2023年10月23日,https://dwlm.12371.cn/?medium=01。同年,全國人大第十二屆三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正式提出開展“互聯網+”行動計劃,隨后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業態與黨建工作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互聯網+黨建”成為黨建數字化的典型提法,黨建數字化水平得到較大提升。這一階段,數字黨建深化于黨的先進性建設和黨建科學化水平提升的偉大實踐,數字黨建實踐從邊緣轉向主流、變被動為主動,黨建數字化實踐發展真正向具有明確指導思想的多樣性建設轉型,發展漸入佳境。

表2 數字黨建階段性特征對比

表3 我國部分省份(自治區、直轄市)數字黨建實踐情況

續表

(三)整體部署階段:數字黨建深化于“數字中國”建設的偉大實踐

整體推進階段為2017年至今。2017年“數字中國”建設正式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開啟了數字中國建設新的偉大征程。盡管一些地方政府和理論界很早就開始使用“數字黨建”但并未獲得普遍采用。此次作為“數字中國”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數字黨建概念得到更深程度的認同。習近平在2018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各級黨委要高度重視信息化發展對黨的建設的影響,做到網絡發展到哪里黨的工作就覆蓋到哪里”。(50)《切實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 全黨努力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人民日報》,2018年7月5日第1版。同年,福州在全國率先成立數字黨建學院研發數字黨建新平臺,利用數字平臺開展黨員和基層黨組織培訓,為黨員身份認證、黨建數據共享和黨建工作存證提供了諸多跨越式便利。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指出“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主動適應信息時代新形勢和黨員隊伍新變化,積極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創新黨組織活動內容方式,推進‘智慧黨建’,使黨內政治生活始終充滿活力,堅決防止和克服黨內政治生活不講創新、不講活力、照搬照套的傾向”。(51)《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頁。這是新時代以來黨中央首次在部署政治建設問題上提及要積極運用新興技術使黨內政治生活始終充滿活力。同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的意見》指出要“推動基層黨組織全面進步全面過硬”,強調要“注重探索創新,積極推進機關黨建信息化建設”。(52)《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5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整合各級黨建信息平臺與政務信息平臺、城市管理服務平臺等,實現多網合一、互聯互通,促進黨建工作與社會管理服務深度融合。推廣‘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等做法,利用大數據做好黨建工作分析研判,利用微信、微博、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豐富黨建工作內容和形式,鞏固和擴大黨的網上陣地”。(53)《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這一時期黨中央在頒布不同主題黨內法規的內容中均涉及與數字黨建密切相關的思想和措施,對數字黨建在頂層設計方面加強統籌協調和資源整合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2020年福州發布了《新時代數字黨建發展研究報告》吸引了眾多與數字領域相關的實體企業加入福州數字黨建聯盟,在優化數字黨建發展環境、創新數字黨建發展模式以及深化新一代數字技術應用方面推動數字黨建紅色版圖不斷擴充。2021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印發了《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體方案》),就加快推進浙江數字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浙江作為引領改革風氣之先的排頭兵,在《總體方案》中圍繞治理現代化主題全面推進黨政機關主要領域核心業務數字化改革,尤其在黨的建設、經濟調節、社會治理和鄉村振興等19個領域重點鋪開,逐步完善并推進數字賦能黨的建設若干重要舉措。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54)《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2023年2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數字黨建作為夯實數字中國建設基礎、優化數字化發展環境和強化數字中國關鍵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發揮著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的重要作用。這一階段黨建數字化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55)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83-84頁。,數字黨建在向著加強頂層設計進發,呈現出工具性(Computer+)—平臺性(Internet+)—數字化(Data+)的整體推進態勢。黨建數字化轉型在技術現實和黨建實踐兩個層面迭代演進,既緊跟技術發展趨勢更新數字黨建賦能手段,又始終堅持黨的自身建設轉型優化的基本方向。

四、核心向度:黨建數字化轉型的內在機理

黨的建設與黨所處的時代環境、時代任務緊密相連,信息技術發展到數字化階段對黨的建設方略、布局和具體工作模式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既涉及宏觀戰略層面,也包括具體工作方面。理解數字黨建發展的內在邏輯要立足于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和黨所領導的偉大事業相統一的視角,從理論向度、價值向度和實踐向度三個層面出發,以因何、依何、如何的建構邏輯剖析技術驅動黨建數字化轉型的基本指向(參見圖2),為后續研究相關議題提供理論觀照和框架結構。

(一)理論向度:黨建理論發展與實踐創新的緊密耦合

持續深化對“建設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認識是實現黨的長期執政始終堅持關注的根本性問題。數字技術的介入和加持為提升新時代黨的建設工作的穿透性、彌散性和延展性賦予了更多可能,(56)段丹潔:《數字黨建提升治理效能》,《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5月27日第1版。同時也為打破信息壁壘、消納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兩張皮”等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對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開創黨的建設新局面具有重大意義。數字黨建如何與新時代黨建工作緊密耦合?從技術環境對黨的建設所產生的影響角度來看,數字技術激發了黨建工作效能,為破解傳統黨建模式面臨的部分難題提供了新思路,如互聯網領導力弱化、話語權建設缺失以及組織力削弱等問題,傳統黨建思維和模式在技術介入黨建工作后實現突破,技術賦能推進黨建新業態的建構與發展,促進了黨建與技術、技術與資源、資源與市場、市場與用戶之間的閉環整合,傳統黨建場景固定、流動性不強的境遇發生變化。數字化發展賦予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內涵,其一,數字黨建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價值指向。數字化是新技術變革時代的基本特征,其價值內核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最大優勢。正如習近平所言“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環節落實和體現”。(57)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449頁。黨建工作無論結合何種技術進行創新發展,其價值旨歸都指向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贏得優勢和主動,能夠更好地抵御重大風險、應對重大挑戰解決重大矛盾。因此,數字黨建不能為了凸顯“數字化”而“數字化”,只有把握好數字技術賦能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目標,才能推動數字黨建實踐更加有序、更為有效。其二,利用數字技術賦能黨建工作是數字黨建向縱深發展的關鍵所在。數字化與數字技術的突飛猛進使黨的建設與數字技術雙向開放、相互塑造,曾經較為固定的傳統黨建模式也因此發生改變。工具理性的技術要素與政治互動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以黨的政治建設引領數字黨建可以更為開放務實、科學有效地涵養黨內政治生態土壤,完善黨的自我革命話語體系,通過強化黨的組織信息管理、踐行網絡群眾路線等一系列實踐活動切實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

圖2 數字黨建發展的內在機理

(二)價值向度:技術賦能、技術賦責與技術賦權的互促共融

隨著數字技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領域都能在網絡空間中找到映射和延伸,線上與線下的邊界逐漸消失,扭轉了“網絡空間是虛擬空間”的論斷。作為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黨建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黨建目標勢不可擋。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5G以及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逐步深入傳統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為黨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深層動力和關鍵支撐。從科技哲學意義上來看,技術發展是獨立于科學發展之外的,技術是引導科學發展方向的重要指引,這種范疇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爱斂茖W進步處于停滯時期,即使沒有科學的進步,技術也同樣能夠在獨立的技術系統中保持延續性地進步……在這種意義上,技術在科學中處于核心地位”。(58)張曉:《數字化轉型與數字治理》,電子工業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頁。數字黨建的技術動力源自數字技術同黨建工作融合發展產生的現實需求,技術加持進一步助推黨建工作守正創新,黨建工作創新發展助推技術的深度賦能。技術賦能與技術賦責相生相成、辯證統一(參見圖3)。數字技術的迭代演進與推廣普及夯實了數字黨建發展的數字基建環境,賦予數字黨建強大的科技驅動力。伴隨數字賦能深入推進,數字賦責也相伴而生,

圖3 數字黨建價值向度邏輯導圖

數字黨建以技術賦能為基礎,以明確責任邊界和風險為保障,在推動數字黨建主體責任落實同時,明晰黨建數字化轉型中的數字責任十分必要。這種責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且明確的,體現為推進黨建數字化轉型主體的責任地位、責任邊界和需要精準識別的責任風險。數字賦責具有雙重含義:一是作為繼數字社會、數字經濟以及數字政府后的又一重要議題,主動推進黨建數字化轉型適應時代發展是一種政治責任,數字黨建是黨建數字化轉型演進的必然路徑也是因應新時代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內在要求;二是數字賦能黨的建設是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躍升的復雜過程,技術意識形態與指導黨的建設的意識形態之間對焦與碰撞催生數字風險也賦予主動發現和規避風險的責任。數字責任與數字風險同源共生,表里相依。數字賦責涉及的價值理念塑造、業務流程升級、服務方式轉變等一系列變革帶來諸多正向增益,如:以人為介質的數字主體責任得到提升,黨建數字化踐行主體行動力增強,數字責任邊界認識更加明確。同時也蘊含著責任增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數字風險,如:“數字鴻溝”“數據孤島”“數字化形式主義”“信息繭房”和“算法歧視”的出現。黨建數字化過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與數字黨建平臺、系統以及應用之間的雙向互動,技術對數字黨建主體進行賦權在政黨與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遞歸關系,在政治場域中數字黨建主體也因此獲得更多不依賴組織的信息獲取能力和網絡表達能力,極大地創造了與廣大受眾交流互動的機會,實現了數字技術與黨的建設之間的“相互賦權”(59)鄭永年:《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頁。。

(三)實踐向度:制度安排與技術嵌入的協同推進

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智能化生產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自覺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思維創新黨建工作方法,與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一致也是科學治黨的寶貴經驗(參見表3)。數字黨建向縱深發展的實踐向度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理解。從頂層設計的宏觀層面來看,以完善數字技術賦能黨建工作體制機制為重點,主動構建數字黨建引導與協作機制。制度和機制問題是管長遠、見長效的根本性問題。黨的建設目標沒有變,但影響黨建目標的客觀環境和實現手段在不斷變化,如何實現數字黨建從“事”到“制”再到“治”的轉變,需要推動頂層設計與技術勢能深度融合。其一,注重理念創新,完善數字黨建績效評價和激勵機制。數字技術的“二重性”決定其嵌入黨建工作時必須加以引導和規制,激勵黨建工作者主動投身其中打破“數字壁壘”,避免“懂業務的不懂技術,懂技術的不懂業務”。第二,落實監管機制,推進數字黨建規范化建設。與數字黨建、黨建數字化和黨建信息化相關的黨內法規仍然欠缺,技術賦能需要在有效監管下才能行穩致遠,構建專業的督導與風險應對機制十分必要。第三,構建數字黨建協作機制,促進黨的建設各要素間深度融合。(60)周良發:《邁向數字黨建:數字技術賦能黨建工作的若干審思》,《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主動謀求與專業技術企業的合作以打牢數字基建。從技術介質的中觀層面來看,以建立健全黨建數字化生態體系為支撐,增強數字黨建應用、系統和平臺的耦合聯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營造良好數字生態”(6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2頁。的戰略部署,數字黨建所關涉的數字生態不僅體現在黨建系統內部,而且與外部治理環境所涉及的數字中國建設、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等數字系統高度相關。生態具有跨地區、跨行業甚至跨國界的特點,(62)李鋒:《政治引領與技術賦能:以數字黨建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7期。這決定數字黨建生態系統應該完善跨主體、跨范圍和跨層級的互動機制,通過互利共贏的方式搭建驅動創新的制度化平臺。數字黨建以人為中介,利用數字技術實現黨員、黨組織、群眾之間的多向互動,可以汲取“吸納—輻射”的公共政策擴散模式經驗,(6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頁。以服務為導向整合數字政府、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多主體資源,構建樞紐型平臺,形成“單干邀伴變互助,小組聯起變大組”的統合綜效,以此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推進黨對基層治理的全面領導。從行為主體的微觀層面來看,以提升黨務工作者數字黨建思維、素養和專業性為基礎,促進組織與人數字化的協調推進。數字黨建是以人為中介的組織數字化,技術產品和平臺支撐是黨建數字化轉型的先決條件,數字黨建涉及交叉和綜合學科,對黨務工作者的專業性要求較高,提升黨務工作者的數字素養和數字化能力至關重要。黨務工作者對數字黨建的認知程度直接影響黨員、黨組織對黨建數字化的重視程度和具體態度。黨務工作者數字素養提升得越高,黨建數字化客觀環境塑造得越好,數字技術與人的數字思維之間就能更緊密地實現雙向互動、協調推進。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初步梳理了目前數字黨建在國內與國外、理論界與實務界的研究現狀,對邊界模糊、主體指涉不明的概念術語進行抽象化理解予以區分,對數字黨建發展的內在機理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從中發現黨建數字化作為一種發展趨勢,其技術范式的支配性功能正在改變著傳統社會與政黨、政黨與國家間的互動模式,呈現出工具性(Computer+)—平臺性(Internet+)—數字化(Data+)的整體推進態勢,這有助于理解數字黨建發展的內在機理和規律性特征,對豐富和拓展現有的數字黨建理論有一定程度的啟示。馬克思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數字黨建是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轉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大背景下技術與政黨、政黨與國家互動的產物,對這一概念的認識和研究需要立足于當下已有的時代條件,在此基礎上不斷尋求突破與發展。數字黨建不是數字技術與黨建工作的簡單疊加,而是以數字化牽引黨建工作高質量發展的“船”和“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數字技術正在以新理念、新模式、新業態全面融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全過程,以數字的形式重新定義世界,數字黨建就是這場“再定義”中的重要一環。本文僅從理論層面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后續研究仍需對數字黨建的概念內涵、理論淵源、發展邏輯、技術支撐和制度建設等深入挖掘,運用數字化理念、思路、機制以及方法手段對傳統黨建模式和思維方式進行重塑,以漸進建構起符合時代需求的數字黨建體系,成為助力政黨治理現代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要載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