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進現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象”

【摘?要】國民感知中華民族共同體需要借助符號來“擬象”，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從抽象維度拉入現實世界，進而形成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跋蟆笔侵腥A民族共同體的符號呈現和照進現實的方式，它處于抽象與現實、本體與意識之間。具體來說，伴隨著符號的創制與傳播，附著于符號上的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共同文化、價值體系、歷史進程等被國民持續性地感知，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關于中華民族的具象—想象—意象—形象的循環。在循環中，共同體意識融于國民的心理結構上，又再生產著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和公共知識，并將這些記憶和知識以符號的形式保存、傳播和傳遞，從而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以持續性地再生、凝聚、強化和鑄牢。

【關鍵詞】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體與意識；符號

【作?者】徐勇，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

【中圖分類號】D63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23）05-0058-0010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梳理

習近平指出：“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sup>［1］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而塑造強大的精神力量的重要舉措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反映”^［2］，“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態度、評價和認同結果”^［3］。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全體國民組成的人們共同體。^［4］因而從本體與意識的關系出發，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少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它是個體國民對于中華民族的主觀反映的聚合；另一方面，它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主觀世界的映射。

于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需要關注到以下幾點：第一，國民感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并形成對中華民族的個體意識的途徑；第二，國民關于中華民族的個體意識被聚合為集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方式；第三，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本體與意識轉變的媒介，以及在轉變中實現本體增量與意識鑄牢的路徑。需要說明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客觀實在的龐大而復雜的民族實體，在現實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媒介能表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全貌，可以說其存在的整體形態是抽象的。同時，國民的中華民族認知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往往是一個從局部到整體、從具體到抽象的由淺入深的過程。因此在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生與鑄牢時，首要任務就是探尋將中華民族從抽象維度拉入現實世界的媒介，即能象征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物質載體。

結合實踐生活中存在國民感知、體認和認同中華民族，生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借助于特定的語言文字、影像圖畫、儀式活動等符號的現象，可見，符號是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轉化的媒介，成為連接抽象維度和現實世界的橋梁。^①所以，國民感知到的是符號化的中華民族。

廣義上，符號被視為人與外部環境的媒介，而人是天生的符號動物。^［5］43人感知、認識、探索、想象和理解外部環境的一切活動都需依賴符號。但符號不是天生的，是人為創造出來、以便于人類自身更好地認識世界并把握規律的人造物。符號可以很大程度影響人的主觀意識的形成，這一形成過程就是符號作用于人的過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質上是國民的個體意識中的共同部分。具有公共性的符號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需要發揮符號之于人的意識的基礎性功能。因此，需要“更具有沖擊力的符號、象征及意義的文化”^［6］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首選，其中所涉符號主要包括“共同的語言、政治儀式、文化符號等等”^［7］。具體而言，從符號學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建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符號機制^②；二是分析具體政治符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意義、功能和進路^③。

傳播是符號的象征意義和承載信息的傳遞，也是國民個體意識生成、彌散，最終聚合為集體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主要方式。在信息傳遞和傳播儀式中信仰和群體認同被共享，認同自覺、價值共識和情感共識等被塑造。^［8］隨著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播主體多元化、傳播內容碎片化、傳播渠道民間化、傳播客體和傳播效果不確定等，極大地沖擊了拉斯韋爾的經典傳播理論。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拉斯韋爾的經典傳播陷入內爆，其直接表現之一就是傳播主體與傳播客體之間的界限消除，出現了傳播的主客體易位或同體的現象。因而，傳播方式應該與時俱進，使傳播內容為受眾所熟悉。^④

符號與傳播是不可分割的，符號只有傳播才能發揮其意義，傳播缺乏符號為內容則會陷入虛無，沒有無符號的傳播，也沒有不傳播的符號。符號及其傳播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資源性功能，需要對符號在實現本體建設與意識鑄牢的同頻共振中功能性地位做進一步闡釋。因此，本文以本體、符號與意識的三維分析視角，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生機理和鑄牢路徑，嘗試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構建為解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生的理論之一。強調在本體、符號與意識的互動中，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以“象”的形式照進現實，從而被國民所感知、想象和自覺認同。最后，在“象”的循環中，在保障符號本體與符號意義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體與意識的增量可行性，進一步探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路徑。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的要素分析

在家國同構的時代語境中，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中國統治之客體，以家族為單位”^［9］。但不可置否的是，在社會活動中人是一個個獨立、自主、自由的行為個體。需說明的是，這一觀點并非要割裂人的社會關系，而是試圖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重現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

共同體形成就是由“我”變為“我們”。古今中外有較多的學者都曾關注過共同體的形成，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家庭—村坊—城邦的共同體擴充進路^{［10］6～7}；孫中山的家族—宗族—國族的中華民族形成論^［11］238；費孝通關于中華民族形成的“滾雪球”論^［12］479；周平的人口國民化的命題^［13］，等等。但上述研究的重心都在作為本體的人們共同體的形成與演進，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于社會成員的共同體意識塑造。雖然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產生能動作用。在這一點上，為了更好地進行現代國家建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至少需要滿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同步。

因而需要尋求本體與意識轉換一致的媒介，關注個體意識聚合為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以意識發生為起點，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路徑。首先，國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感知與個體意識的形成，實際上就是國民個體感知象征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符號，想象中華民族共同體，并轉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符號化和具象化為前提的。其次，個體意識可被凝聚為集體意識乃至共同體意識，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語言文字尤其是文字的同一性確保了正常溝通交流；二是符號傳播的非排他性和被動性加速了特定意識形態的社會擴散；三是基于同類符號產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想象具有聯結性；四是人具有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群體生活需要是意識聯結的基礎；五是共同體建設需要相匹配的共同體意識。第三，在抽象維度與現實維度的要素流動中的本體建設和增量、意識發生與鑄牢、本體與意識之間轉化，實質上主要表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想象、意象與形象的循環。因此，本文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生與鑄牢的相關問題概稱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象”的相關問題，并建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體系（如圖1所示）。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主要由以下幾個要素構成：

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由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存在形態是較為抽象的，難以被國民的個體意識所全面而又準確地反映。因而，需要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化，就是“借助于某種載體或媒介轉化為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可感知、易體認、可參與的行動化過程”^［14］。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化的縱深與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整體性鑄牢是正相關的。但在具象化過程中也要注意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整體形態上是抽象的，實質上是客觀實體存在的，是一個龐大多元多層次的由中國全體國民組成的人們共同體。單一具象化載體是不可能展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全貌的，強行為之只會導致中華民族被具象為“利維坦”。因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具象化應是以化整為零的方式系統地從其歷史進程、文化表象、經濟體系、社會規范、價值體系等方面著手，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為全體國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符號。如共同文化、區域語言、社會習俗、節日慶典等，反映著國民性格，進而實現“不管一個人想不想選擇，只因為他已經參與這種生活方式，他總是被迫要接受民族文化和認同”^［15］。具象需要保證被具象物和具象結果在意義表達上的一致性，所以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化過程中，需警惕歪曲中華民族本體和符號象征意義的具象行為。

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象”的第一象，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想象和意象生成的前提。無論是共同體想象還是共同體意象都是國民對于中華民族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反映。意識的產生、存在和傳播都離不開物質，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想象和意象的產生創造了物質基礎。具象實質上就是將以主觀形式存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象征化、物質化，使中華民族共同體從“看不見、摸不著”轉變為“看得見、摸得著，還親民”，即中華民族共同體變得可感知、易體認。因此，全體國民可共建、共享和共感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系統了解和全方位認識中華民族，以形成穩定的共同體認知、想象和意象。進而，明確自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并在社會交流交往中自覺自愿遵守和履行共同體身份規范，即國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外化，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的部分展示。

第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而實現共同體想象的關鍵是語言，“關于語言，最重要之處在于它能夠產生想象的共同體，能夠建造事實上的特殊的連帶”^［16］125。嚴格意義上講，同一人們共同體內個體所使用的語言、所處的地域、所從事的經濟生活、所創造的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生成的心理素質都是實際存在的，作為人們共同體的民族是客觀存在的，即民族不可能也不是想象的，而認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誤解主要根源于族稱并非客觀存在，其中的關系猶如實際存在的人與人的姓名，可以說人的姓名是想象的，絕不可以說人是想象的，否則就會跌入唯心主義的深淵，難以真正認識民族的本質。但也應該看到，實體和稱謂是可以一一對應的，而這一一對應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想象的過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就是國民將作為族稱的中華民族與作為人們共同體的中華民族在想象中合一的過程，也是國民將自身歸屬于中華民族，形成中華民族認知和認同，獲得中華民族共同體身份的過程。

第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是國民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感覺、認知和記憶等形成的精神體或者精神世界。一般認為，意象是一種介于主客觀之間而存在信息載體，承載著意識主體對于外部環境的記憶和感官，是外部信息在主觀世界構建而成的思維數據庫。進一步講，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客觀形象與國民的主觀意識融合而成的感知記憶和認同意識的思維集合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國民心理結構上的映射。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想象與意象是國民之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映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兩大部分。

第四，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是中國國民性、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外部反映，“是該共同體的內部成員或外部受眾對中華民族共有身份的認知描述與意象形塑”^［17］。一方面，強調國民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導實踐，并在實踐行為中體現出中華民族精神和國民性；另一方面，國民在明確其中華民族共同體身份的基礎上，表達其中華民族認知，向外部受眾傳遞關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公共知識，進而形塑外部受眾的中華民族意象。前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為外化，后者則是其知識傳遞。同時，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的塑造中，如抗震救災中的眾志成城、疫情防控中的全民參與，都意味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賦予了新的內容，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增添了新原材。由此，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具象、想象、意象和形象構成了邏輯閉環，但這一閉環并非單一循環，而是在不斷的循環中融入新元素，豐富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各“象”。需注意的是，具象、想象、意象和形象之間的象際轉化是需借助于特定載體而實現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載體就是符號。符號具有可感知、易體認和介之于主客觀之間的特性，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象際轉化的理想媒介?！胺柺潜徽J為攜帶意義的感知”^［18］1，即符號是意義載體，其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便于符號受眾感知意義，隱喻著意義本體——象征符號——受眾感知的意義傳遞過程。正因符號與本體相似，或符號象征著本體，所以本體與符號就產生了對應關系，即“一個符號代替另一個東西”^［19］362。中華民族符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象征化、符號化的產物，攜帶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國民進入這一符號傳播過程中，中華民族就會被其感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潛移默化地扎根其精神世界，對其產生影響，并借助其意識外化行為在社會傳播開來，這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基于國民的社會關系的個體傳播和擴散進路。

本體與意識被符號相連接。一方面，“將事物轉化為符號，同時，這些符號共同形成一個生物體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確?，F象可以重復、記憶并儲存在習慣中，因此我們可以使用符號來指示世界的本質”。^［20］2將上述兩方面置之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象”中，前者就是以符號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后者則指向在符號承載并保存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公共知識和行為習慣等，并在習俗式的符號活動中，該共同體想象產生，其意象得以代際傳遞和陶煉，最終，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通過國民在這一系列符號活動中的行為得以體現，并又產生新的集體記憶被符號所具化。不可置否，符號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有重要的建構功能，通過符號可以整合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群體。^［21］6但符號被創制出來后就或多或少地攜帶著創制者的主觀意識，符號創制活動也就具有不可控性，因此也需關注到符號對于共同體意識存在著潛在的解構風險，因為“通過它，同一主體不斷地被構成和被分解”^［22］64。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的增量環節

符號通過刺激受眾的感官，受眾感知到中華民族，發生民族情感的正遷移，生成由此及彼的民族共同體想象。進而，促使其發生民族身份認知、認同的心理漸變，并依托于社會關系由近及遠地向周圍輻射、擴散自我的中華民族認知，進而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孕育共同認知。由此，推及至集體、民族、國家等共同體的想象。其中，當受眾感知到符號時，就意味著符號的傳播過程開始。

符號傳播是符號被受眾感知，其攜帶意義被受眾接收的過程，既包含著符號與受眾互動，也隱喻著符號主體與受眾溝通。顯然，符號傳播的主客體之間的溝通，是符號攜帶意義的傳遞。在眾多符號中，語言通常被認為是發生溝通行為的基礎，是意義傳遞的直接方式；文字則是語言的書面化，是意義表達方式中較為準確的方式。語言文字既是基礎性符號，因其功能特性，也能成為溝通的基礎工具。因此，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舉措。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確保了中國全體國民溝通無障礙，營造了國民間的“事實上的特殊連帶”^［16］125，使得素未謀面的14億國民能聯結為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但并不是說，符號被創制出來就一定能對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完善和鑄牢產生積極影響?！跋笳鞣栔挥性趥鞑サ幕又胁拍軐崿F價值，傳受的任何一方出現不協調，符號就會失去象征意義?！?sup>［23］146顯然，符號本身只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客觀物，其功能的真正發揮是需要傳受雙方在傳播中的有效互動才能實現的。

其中，符號傳播的突出形式主要有^［24］：一是傳播主體的“暴力灌輸”，其主要體現是教育，“教育行動在客觀上是一種符號暴力”^［25］14。主要指傳播主體以對受眾進行意識形態規訓和構建政治合法性為基本目的，系統、全面并具有針對性的符號傳播形式。這種形式貫穿于國民的社會化過程中，往往能產生比較明顯的傳播效果。但因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往往被部分受眾所抵觸和排斥。因此，為了獲得更佳的傳播效果，需要借助一定的傳播策略弱化其強制性，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開展教育活動甚至是符號活動，從而使受眾形成更為豐富而深刻的中華民族認知。由此，習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要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常態化機制，納入干部教育、黨員教育、國民教育體系，搞好社會宣傳教育?！?sup>［26］二是傳播受眾的自發獲取，是國民在日常生活中出于興趣、偏好或個體需求主動感知符號，于無形之中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記憶庫，是一種弱強制強主動的符號傳播形式。三是符號的自在傳播，強調符號潛移默化地影響國民意識。前面兩種符號傳播的形式，分別攜帶著傳播主體和客體的主觀意識，而符號的自在傳播則是符號的一種無意識傳播。這種形式，強調某種符號活動融于國民日常生活，并對其意識世界產生作用而不自知的狀態，是符號的消極傳播，其功能往往以習俗的形式發揮，如飲食“在身份認同塑造過程中，飲食文化具備符號性功能”^［27］。

符號傳播貫穿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體系的各環節，承載著具象、想象、意象和形象的循環，在具象和想象環節分別注重的是對符號及其象征意義的創制與感知，而意象和形象環節則注重體認和外現。也就是說，伴隨著符號的不斷傳播，國民感知、體認符號的象征意義不斷強化，進而將象征意義“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在象征意義外化中創造著象征中華民族的新知識和新形象，這也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循環中的兩個增量環節。

其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生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經過特定的排列組合后，將中華民族共同體進行可視化、具象化的編碼，便于保障國民感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代際一致性。其中，編碼就是將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文化表象、經濟體系、社會規范、價值體系等符號化為公共知識。國民在習得一定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后，會自覺不自覺地學習、獲得和掌握中華民族的相關公共知識，并在主觀世界形成中華民族的感官、記憶和知識的思維數據庫，即中華民族公共知識的傳播和受眾獲取使得共同體意象生成。

公共知識的公共非排他性極大影響了國民的中華民族共同感知的形成。在國民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感知中，符號攜帶的“我們同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信息也被感知。這一信息不斷沖擊、修正著國民的共同體身份認知，進而國民明確認識到自身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并自愿履行和遵守中華民族成員的義務。周平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國民共同體，“國民是由‘國與‘民關系中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所塑造的社會政治身份”^［28］。這一論述中的“權利義務關系”是以文本化的法律記錄著的，法律實質上是人對社會關系的符號化處理。^［29］顯然，國民身份是符號與受眾雙向互動的結果。具體來說，受眾感知、獲得符號所承載的公共知識，并依據該公共知識形塑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想象，在對共同體的反復想象中，產生了歸屬心理定勢和穩定的共同體意象，進而認識到與其他國民同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最終獲得身份歸屬，完成共同體身份建構。

當然，共同體身份建構也得益于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這一共有精神家園可看作一個全民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即全體國民共有、共建、共享的感知、認同和記憶思維數據庫。馬俊毅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質是‘民族精神共同體的建構”^［30］。個體國民進入共有精神家園中，與其他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相遇，從而會產生“我是誰”“我們是誰”的心理追問。伴隨著符號信息的獲取，其心理追問被逐一解答，認識到“我屬于我們，我們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國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歸屬意識進一步被強化和穩定。

總的來說，伴隨著承載公共知識的符號在社會的廣泛傳播，國民獲得共同體身份，并進入共有精神家園；在共有精神家園中，國民關于中華民族的感知、記憶和思維被補充完善和推己及人式地擴散，并為該精神家園供給了新要素，即符號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的互動。

其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建構。習近平強調：“推動各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交融，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sup>［31］一方面，符號與文化之間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符號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是“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建構行動”^［32］；另一方面，作為“五個認同”之一的中華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組成之一。因此，習近平的這一重要論述就可理解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創制中華文化符號和建構中華民族形象。符號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均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現實生活中的最直觀表征。不同的是，符號對應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本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則是國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現。

在符號、形象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系上，符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載體；形象則表征著國民的主觀認知、情感偏好和行為傾向，是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產生的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為的合一，其中認知和意志是屬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觀層面的“象”——想象和意象的范疇；情感是主觀表于客觀世界的一種心理意識，是形象展示、認同擴散和意識整合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行為是形象的直接表現方式。因而，在符號傳播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建構就集中表現在情感和行為兩個方面。

第一，在情感方面，營造情感共同體。情感共同體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體屬性之一，強調國民對中華民族不自覺的情感依附與偏愛依戀。^［33］在符號傳播過程中，國民感知、理解中華民族獨有的共同歷史、集體記憶、共同場域、共同價值觀念等共同性，這些共同性塑造了一個情感交往交流交融的平臺，在此平臺上國民間的情感表達和解讀具有規范一致性，因而成員間可跨時空地產生共鳴和共情。進而，國民間的個體情感被串聯、整合為集體情感，集體情感進一步彌散于全民社會之中，全民性的集體情感—中華民族共同體情感得以出現，即在全社會營造了中華民族情感共同體。

第二，在行為方面，形塑共同行為模式。所謂共同行為模式，就是不同共同體成員對于外界刺激做出的相似性較高的一種定向反應。行為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的直接表現形式，嚴格意義上講，行為也是一種符號。符號既彰顯著符合形象的期待行為—符號本體—受眾意識的對應，也隱喻著受眾意識—受眾行為—彰顯形象的對應。因此，欲保障形象期待行為與受眾實際行為的一致性，就需以形象期待行為作為母本塑造共同行為模式。同時，針對不符合共同行為模式的共同行為，傳播主體依靠特定合法的強制力對該行為或行為者作出否定性評價，并依據這一評價對行為者施壓，從而促使其行為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所期待的行為保持一致。由此，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得以建構、彰顯和形塑。

四、以“象”照進現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符號路徑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鑄中國夢”^［34］，對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個總任務是具有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其價值實現與落地見效，需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一定的方式影響國民的實際行為和現實社會生活，甚至是進入現實世界。因而，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象”的形式照進現實，并利用符號工具構筑其鑄牢路徑。

（一）以創設符號豐富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

符號是感知、認知和認同等意識物形成的工具，也是群體相似性、集體記憶、共同文化、共同歷史和價值體系等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承載體與表達方式。以集體記憶為例，每個共同體都有其所維系和傳承的集體記憶。^［35］伴隨著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人們在生產生活中會形成諸多的個人記憶，但當人們置身于社會大事件中，個人記憶就會被聯結在一起共同形成了關于大事件的集體記憶，并在對集體記憶的回憶和表達時，他們往往流露出共同情感以表征著時下的共同心理狀態。在記憶、情感和心理狀態的統一中，成千上萬的大事件參與者被聯想為一個共同體，雖然實際上他們早在社會大事件中就成了利益共同體，但不自知。從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來看，每件社會大事件都是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大考，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般地，被文本化、符號化的大事件還原著前輩先人們所處的社會背景、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給后輩以一種真實的歷史在場體驗，以情景還原的立體感知體驗著中華民族應對重大事件的強大凝聚力，賦予后輩必定能度過當前艱難險阻的決心和勇氣。在這一維度上，將國民關于社會大事件的新的集體記憶轉化為符號，以豐富中華民族具象是十分必要的，尤其要注意的是，符號的呈現方式一定是大眾喜聞樂見的，如此才能真正意義上發揮符號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資源性功能。

（二）以媒介融合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想象

當符號及其象征意義被受眾感知時，符號傳播就開始了，并且受眾會自覺不自覺地形成對符號本體及其象征意義的想象。其中，符號與受眾產生關聯的基礎是傳播媒介。在信息時代，隨著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符號及其象征意義（符號所攜帶的信息）也主要以一種碎片化的形式傳播，傳播主體—符號—傳播受眾和符號本體—符號—傳播受眾兩組對應關系間的對應被模糊甚至是發生錯亂。突出表現為：一方面，傳播受眾感知到的符號及其象征意義可能并非傳播主體期待的；另一方面，隨著自媒體的出現，傳播主體與傳播受眾實現了統一，其多元化特征越來越顯著。而引起這一變化的原因不僅有信息碎片化，還有伴隨著新媒體時代到來的傳播媒介多樣化，尤其是依托虛擬空間進行信息擴散和傳播的網絡傳媒。

傳統的單一線性傳播媒介難以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社會范圍的傳播擴散。因此，需要媒介融合創新傳播方式。一是線上線下相結合。這一方式旨在滿足成員間各異的信息獲取需要和提升符號傳播的覆蓋面。尤為重要的是，為了保障線上線下符號內容的一致性，需要傳播主體統一符號創制標準，并禁止、糾正歪曲符號意義的解釋、表達行為。二是構建傳播的系統化、常態化機制。國民對符號的自發獲取并不一定能建構起傳播主體期待的共同體想象，同時即使能構建起這一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失之偏頗。因此，需要傳播主體以積極主動、系統全面的方式對符號進行傳播。三是堅持官方媒體為主導，民間自媒體為重要補充。當下，如共青團中央的“公權私用”危機、《人民日報》“不是為了人民”等網絡言論，都意味著官方媒體在網絡空間中失信甚至被污名化。相對應的是，來源于群眾的自媒體的異軍突起，成為網絡空間中信息傳播的主力軍。但自媒體也容易受到侵蝕和教唆，或是為博流量造謠傳謠，且自媒體造謠傳謠屢禁不止，解構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需要以官方媒體為主導，把控符號傳播的內容、方式和代價等。四是采用VR技術賦予受眾情景還原的在場感，以一種在場性體驗提升其共同體想象。

（三）以周期活動陶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

將感性的想象提煉為理性而深刻的意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時時講、事事講、處處講”，即將符號傳播融入受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受眾無時無刻都感知到符號及其象征意義，這是最理想的一種方式，但在現實生活中困難重重。因而，傳播主體選擇了較次的一種方式——符號的周期傳播。

對此，較為突出的形式是：一是系統化教育。這是一種典型的符號代際傳播方式，其周期性體現在一代代人總是在相似的年齡段接受相似的教育。系統化教育本質上就是符號傳播和知識傳遞，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塑造受眾關于中華民族及其共同體意識的記憶庫。但也要防止“毒教材”等相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否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難以鑄牢。

二是周期性舉行儀式?！拔覀儽４嬷鴮ψ约荷畹母鱾€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連續的關系，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sup>［36］82周期性儀式就是對于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的不斷重現，進而持續性地生成、凝聚和儲存國民的歸屬意識，并在周期的反復中將之固化為穩定思維。當然在舉行周期性儀式時，也不能墨守成規。一方面，要為新生的集體記憶創造特定的儀式進行周期傳播；另一方面，需挖掘傳播節慶活動的資源性價值。節慶活動也是符號傳播的周期儀式的一種重要形式。以拉祜族拜年禮為例，“實現現代性轉化的拜年儀式，被賦予豐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37］。

三是依托網絡媒體進行周期傳播。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創辦了《動漫·中華文化符號》專欄以圖文并茂的形式，推廣彰顯中華民族特色、承載中華民族集體記憶和共同情感、反映中華民族精神和共同心理特征的符號。另外，還可以在B站、抖音、小紅書等網絡熱門平臺，舉辦針對性的線上符號活動，并將其確定為周期性節目。在周期活動中，中華民族被人格化、象征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象或意識將在國民的體認中建立、陶煉并鑄牢。

（四）以共同行為展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

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是符號和意識再生的重要基礎，主要由國民的行為尤其共同行為所展現。通常地，國民的共同行為集中出現于升國旗唱國歌、國慶大閱兵、國家公祭日等國家政治儀式，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重陽節等節慶活動，以及全民參與的新冠疫情防控、“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汶川抗震救災、唐山大地震等社會大事件中。政治儀式、節慶活動和社會大事件中的共同行為無疑都展現了國民的家國情懷和中華民族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尊老愛幼的精神特質。

但在現實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破壞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的群體行為，這是值得正視并反思的。因而，以共同行為展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時，就需要防止破壞共同體形象的行為生成。首先，以法律約束其行為。作為文本符號的法律，劃定了國民的行為范圍、內容和邊界，明確告知受眾某一行為的可為或不可為。當國民發生越界行為時，以暴力為后盾的國家機關將依據法律糾正其不當行為，并對其進行處罰。在這點上，當前以政府為首的傳播主體的普法行動就顯得十分必要。其次，以共同動機動員受眾。動員需要借助于符號，“符號在原則上已被賦予了動機”^［38］30，動機則是行為產生的原動力。因此，傳播主體在需要展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時，可借助承載著共同動機的符號在社會范圍的傳播，將動機轉移到受眾身上，激發其情緒，使其將動機化為自身行動的動力，自覺遵守傳播主體制定的規則，產生傳播主體期待的共同行為。此外，中華民族共同體最根本的是一個利益攸關共同體，也稱為命運共同體，只有切實保障國民的權益，才能將這一共同體理念深深地烙印在其心理結構上，進而其行為才會以維護和展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為出發點。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的良好展現，是全體國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的集體記憶和共同行為又會轉化為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生不息的養分。

五、余?論

整體上看，現實中作為民族實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存在形態是抽象的，需要借助符號來“擬象”，從而被全體國民所感知，進而認同中華民族并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啊蟊旧聿皇恰w”^［39］，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符號呈現，它處于抽象與現實、本體與意識之間。但由于符號天然存在能指和所指斷裂的可能性，所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也可能陷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困境，即“象”有時難以完整、準確地表達出本體意義，具象化、符號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本體存在錯位。理論上符號可以完整地呈現和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本體，但受生產力和生產水平限制，中華民族共同體具象往往難以達到最優，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象”的局限所在。同時，受社會成員的認知能力、知識水平、社會閱歷等主觀因素影響，作為傳播受眾的社會成員不一定能準確讀取中華民族符號所攜帶的象征意義。所以，進一步優化中華民族符號的創制、傳播和反饋機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偲饋砜?，雖然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存在局限性，但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象”的作用利大于弊。因此有必要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象”體系，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從抽象維度拉入現實世界，使得全體國民切身地感知中華民族共同體，并以中華文化自信為基礎形塑中華民族自信，從而鑄牢全體國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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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INTO REALITY：THE “XIANG” THAT FORGE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u Yong

Abstract：People's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eeds the help of symbols to “Embody Images”，turn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rom an abstract dimension into the real world，and then forming and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ang” is the way to indicate and turn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to reality，which lies between the abstraction and the reality as well as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consciousness. Specifically，along with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ymbols，the Chinese nation's collective memory，common culture，value system，and historical process attached to the symbols are continuously sensed by people，and in the process，forming the concrete image-imaginary image-sensible image-representative image cyc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ycle，a sense of community is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psychological structure，reproduces the common memory and public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nation，further preserves，disseminates and delivers these memories and knowledge by the form of symbols，and thereby ensures the regeneration，accumulation，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Xiang；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e body and the consciousness；symbols

〔責任編輯：俸代瑜〕

*基金項目：云南大學第十四屆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生機理及鑄牢路徑研究”（KC-22221596）。

①本文所講的符號是中華民族象征化或攜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種符號，即中華民族符號。

②具體參見李樂，王藝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符號機制探賾》，載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彭佳，何超彥：《指示性與民族記憶：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中的符號建構》，載于《民族學刊》，2021年第1期；范?。骸墩撝腥A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文化符號機制》，載于《廣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謝新清，王成：《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同的符號機制——基于卡西爾文化符號學的啟示》，載于《晉陽學刊》，2020年第4期。

③具體參見何生海：《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載于《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劉永剛，徐飛：《政治儀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四個維度》，載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李維軍，楊麗：《紅色文化增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多維向度解析》，載于《廣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劉春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國歌認同進路》，載于《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④具體參見沈艾娥：《新媒體語境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策略》，載于《民族學刊》，2021年第5期；許亞鋒：《新媒體接觸行為與國家認同——基于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實證研究》，載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