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聚居區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

【摘?要】本文基于云南涉藏地區的一手調查數據客觀呈現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現實狀態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第一，流動人口的流動范圍越大，族際通婚比例越高；第二，族際交往廣度越大，越可能發生族際通婚。族際交往廣度越小，發生族內婚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個體特征、流動特征、經濟特征和人際交往特征共同影響流動人口是否族際通婚；第四，就業身份對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人際交往特征變量均對流動人口是否族際通婚有顯著影響，流動人口能較好地融入流入地社會對族際通婚有正向推動作用。

【關鍵詞】多民族聚居區；族際通婚；流動人口

【作?者】唐菓，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滇西科技師范學院助教。云南臨滄，677000。

【中圖分類號】C95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23）05-0121-0011

近年來，隨著市場化、城鎮化和資源開發進程的加快，除大批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流入東部沿海地區外，也有一部分中、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進入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他們的流入為多民族聚居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機遇和條件。2019年，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提出“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各民族在社會生活中緊密聯系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國大散居、小聚居、交錯雜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斷深化，呈現出大流動、大融居的新特點”。根據“七普”數據與“六普”數據比較，10年間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增長約1.5億，當前我國總人口中流動人口高達3.76億，我國成為“遷徙中國”已是不爭的事實?，F階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我國民族工作的主線，族際通婚是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層體現，對其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學界對族際通婚的研究有了長足發展。但無法忽略的是，國內聚焦于族際通婚定量研究的成果較少，一是囿于公開統計數據中關于民族分類的數據較少。二是國內族際通婚相關研究起步較晚，在中國知網搜索結果顯示，國內最早關于族際通婚的研究肇始于1988年，馬戎、潘乃谷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首次構建影響族際通婚因素的理論模型^［1］。近35年來，縱觀學界對族際通婚的研究可分為三類，即影響族際通婚的因素，族際通婚的現狀和變動趨勢，族際通婚對生育、減貧的影響及族際通婚子女民族成份選擇。第一類研究以公開數據或一手調查數據為分析對象探究影響族際通婚的因素。學者從宏觀角度，以人口普查數據探究人口規模在百萬以上的18個民族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發現教育水平、民族語言均影響族際通婚率；^［2］以“五普、六普”數據考察我國55個少數民族的族際通婚率變動的影響因素，發現居住分散度增大和人口流動率提高影響少數民族族際通婚的變化率；^［3］利用“各民族婚育狀況研究”數據分析得出與配偶的結識場合和婚姻自主性是影響少數民族個體選擇族際通婚的重要因素。^［4］也有研究以某個區域的調查數據分析影響族際通婚的因素，以在云南涉藏地區的一手調查數據分析發現族際交往的效果直接影響族際通婚的狀況。^［5］第二類研究關注全國或某地的族際通婚現狀描述及變動趨勢。以全國視角來看，10年間中國55個少數民族族際通婚人口有所上升，族際通婚少數民族女性戶主率有所提升。^［6］通過“五普”數據分析發現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通婚占族際通婚的90%^［7］。也有學者基于“六普”數據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發現中國形成了以漢族為中心的族際通婚圈，存在8個地方性子通婚圈。^［8］有學者關注某個區域的族際通婚現狀，如北京市的族際通婚以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為主，族際通婚人口平均初婚年齡高于漢族，通婚夫婦平均學歷水平高于族內婚。^［9］中國蒙古族、滿族與漢族的族際通婚形成了一條以遼西走廊為核心的東北—西南通婚鏈。^［10］有學者利用“五普”和“六普”中藏漢通婚數據進行分析，發現藏漢通婚人數在10年間不斷增長，以藏族女性嫁給漢族男性為主。^［11］第三類研究關注族際通婚產生的后果，基于“六普”數據分析發現族際通婚能推遲婚齡并減少生育，族際通婚所生育子女偏向選擇少數民族身份。^［12］有學者利用人口較少民族家庭建檔立卡數據和聚居村信息進行計量分析發現，族際通婚家庭比單一民族家庭脫貧概率高出1%，并深入探討族際通婚對于減貧的內在機制。^［13］族際通婚對生育也有影響，通婚特征對生育數量和存活數量影響程度較高。^［14］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均為對全國、某個區域或某幾個民族族際通婚的研究。但國內學界對于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關注卻鳳毛麟角，通過搜索發現探討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論文只能以個位數計。有學者利用2014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分析發現流動人口形成了以漢族流動人口為中心的族際通婚圈，人口的流動促進了跨民族通婚。^［15］根據2015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發現女性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高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存在正向推動作用。^［16］除受教育程度外，年齡和職業也影響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流動并沒有顯著提高族際通婚率。^［17］自2011至2018年云南省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逐年上升，其婚姻匹配逐漸趨向同質婚，通婚圈進一步擴大。^［18］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中針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關注較為匱乏，以宏觀角度的定量分析為主，使用數據多為公開數據，缺乏對西部多民族聚居區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關注。筆者基于一手調查數據考察云南涉藏地區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有助于為多民族聚居區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研究提供鮮活案例。

二、數據搜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搜集

本研究選擇香格里拉市建塘鎮為田野點，建塘鎮是云南省區域格局中昆明—麗江—香格里拉—昌都對內經濟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流動人口流入建塘鎮謀求發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頻繁。2021年7月調研組赴建塘鎮開展調研。調研組在預調研期間基本摸清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基本情況后，確定問卷發放的街道和社區并以滾雪球的方式發放問卷。問卷發放的情況為：（1）平立建材市場：漢族流動人口集中，發放問卷37份；（2）長征大道：建塘鎮的主要街道，商鋪較為集中，發放問卷53份；（3）仁安路：建塘鎮公里數較長的街道，發放問卷52份；（4）陽塘路：餐飲業較為集中，發放問卷52份；（5）康定路：酒店業較為集中，發放問卷52份；（6）獨克宗古城：外來商販較多的旅游景點，發放問卷69份；（7）仁安建材市場：建塘鎮較新的建材市場，受疫情影響，在營商鋪數量較少，發放問卷33份。共發放問卷348份，其中有效問卷344份，無效問卷4份，回收問卷有效率為98.9%。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統計、列聯表卡方檢驗、獨立樣本T檢驗和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三種統計學方法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使用SPSS26.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利用描述性統計呈現流動人口性別、年齡、民族、戶口類型、受教育程度、就業身份、婚姻狀況、流動范圍與來建塘鎮年限的具體情況。在實證部分，通過列聯表對不同民族、流動范圍、社會融入度自評和對族際通婚的態度與通婚情況做卡方檢驗，以此探討分類變量下各個類別的構成比差異。同時，利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方法分析是否族際通婚與族際交往廣度的均值之間的差異，并選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將自變量逐步納入回歸方程中分析各變量對族際通婚的影響機制。

三、描述性統計

（一）流動人口的結構性特征

本研究從性別、年齡、民族、戶口類型、受教育程度、就業身份、婚姻狀況、流動范圍和來建塘鎮年限9個方面呈現樣本的基本特征（見表1）。根據本次調研回收的344份有效問卷，在被訪者中，男性占比54.7%，女性占比45.3%。21～30歲年齡人口占比最高（42.8%），從年齡結構來看建塘鎮被訪流動人口以青壯年人群居多。被訪流動人口中漢族占比66.6%，藏族占比18%，納西族占比5.8%，有三分之二被訪者的民族成份為漢族。農業戶口占79.1%，非農業戶口占18.0%。被訪者中大學畢業占比最高（37.5%），初中畢業次之（25.9%），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從婚姻狀況來看，已婚較未婚高5.8個百分點。從就業身份看以自營勞動者居多（35.2%），由于香格里拉市是全國著名的旅游城市，有很多外來人口到香格里拉自己開店做生意，就業身份為雇主的占比8.7%。近年受疫情影響，旅游業受到重創對流動人口在建塘鎮的就業形勢產生很大影響，課題組在獨克宗古城調研時發現一些商販選擇放棄生意轉讓店面回老家謀生，也有一部分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表示自己下一步會考慮到其他城市尋找工作。被訪者以州內流動及市內流動人口為主（42.7%），流動時間普遍較長，流入建塘鎮3年及以上的流動人口占比64%。

（二）流動人口中與本地人族際通婚狀況

為進一步了解流動人口在建塘鎮的交往交流交融現狀，課題組將174位已婚流動人口中“結婚對象不是本地人”的流動人口剔除，有121位被訪者為結婚對象是本地人并且屬于“先流動后結婚”的流動人口。其中，屬于族際通婚的有77人，占比63.6%，屬于族內婚的有44人，占比36.4%。

本文將與本地人結婚并滿足族際通婚的樣本（79人）單獨抽出，并對其具體的婚姻模式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表2詳細報告了被調查者的具體通婚民族?？梢钥吹?，無論被調查者是丈夫或妻子，其樣本量基本持平。在79位族際通婚的流動人口中，被訪者是丈夫的有39位，被訪者是妻子的有40位。從通婚民族來看，漢族與藏族通婚的共有26對夫妻，妻子是漢族、丈夫是藏族的族際通婚夫妻略多于妻子是藏族、丈夫是漢族的夫妻；漢族與納西族通婚的共有9對夫妻；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共16對夫妻；藏族與納西族通婚的有8對夫妻；藏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有9對夫妻；白族與漢族、回族、藏族、納西族通婚的分別有1對、1對、3對與2對夫妻；納西族與回族通婚的有1對夫妻；傈僳族和納西族通婚的有2對夫妻；彝族和漢族通婚的有2對夫妻；傈僳族和苗族通婚的有1對夫妻。從搜集到的樣本來看，建塘鎮流動人口的族際婚姻模式主要為漢族與藏族兩個民族之間的通婚，流動人口通婚民族呈現出廣而多的特點?？傮w上看，漢族的第一通婚民族是漢族，第二通婚民族是納西族；藏族的第一通婚民族是漢族，第二通婚民族是納西族。漢族與藏族流動人口的第一通婚民族均為漢族。建塘鎮流動人口中的族際通婚模式以藏漢通婚為主，藏漢兩族交往交流交融情況良好，其余各民族的通婚民族多樣，沒有出現較多的同一民族族內通婚趨勢。

四、實證分析

（一）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現狀

本文對調研回收的344份有效問卷進行處理，剔除未婚流動人口，已婚流動人口有180人，占樣本的52.3%。為客觀呈現樣本的族際通婚狀況及具體的通婚民族，我們對樣本的民族成份與配偶的民族成份進行列聯表統計（見表3）。漢藏通婚、漢白通婚與漢族納西族通婚的分別占漢族樣本的5.1%、4.4%和2.1%。在藏族樣本中，藏漢通婚與藏白通婚分別占藏族樣本的27.3%和13.6%（其余民族由于樣本量較小，本文不作詳細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發現樣本中的族際通婚多發生在藏漢兩個民族之間，漢族流動人口與當地人口規模較小的納西族、回族、白族、彝族、苗族、普米族都存在通婚情況。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民族，族際通婚率均明顯低于族內通婚率，在回答了配偶民族成份的174人中，族內通婚比例約為族際通婚比例的2.8倍，在已婚的漢族流動人口樣本中，族內通婚比例約為族際通婚比例的4.7倍（見表4）。建塘鎮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狀況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已婚流動人口的通婚情況如表5所示，漢族的族內通婚率為82.5%，族際通婚率僅為17.5%；藏族的族內通婚率為54.5%，族際通婚率為45.5%。在藏族和漢族流動人口中，族內通婚率均高于族際通婚率，藏族流動人口的族際與族內通婚率差別不大，但在漢族流動人口中，族內通婚率高于族際通婚率65個百分點。漢族流動人口是建塘鎮流動人口中的主體群體，不斷推進漢族流動人口與當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推進云南涉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

（二）流動范圍對族際通婚的影響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與2020年相比，我國流動人口增長69.73%。人口流動是否會對族際通婚產生影響成為需要學界進行研究的重要問題。以流動范圍與通婚情況做列聯表顯示（見表6），除市內跨鄉、鎮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低于族內通婚率外，跨省流動及省內跨州、市流動的人口族際通婚率都明顯高于族內通婚率。不同流動范圍的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存在顯著差異（p=0.000<0.05），即流動范圍越大，族際通婚率越高。

（三）社會融入主觀自評對族際通婚的影響

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流入多民族地區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程度是否影響族際通婚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表7報告不同意自己已經融入流入地的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為88.70%，基本同意自己已經融入流入地的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為74.7%，完全同意自己已經融入流入地的族際通婚率為46.9%。對自己是否融入當地社會持不同態度的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比例存在顯著性差異（p=0.000<0.05）。

（四）族際通婚愿望對族際通婚率的影響

兩族成員的通婚愿望是否得到本族群體的支持是體現兩族關系總體水平的重要標志。^［4］104流動人口對族際通婚的態度是否影響該群體的族際通婚比例也被納入本研究的視野中。表8顯示不同意自己親人與本地其他民族通婚的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為55.6%，基本同意自己親人與本地其他民族通婚的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為75.6%，完全同意自己親人與本地其他民族通婚的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為91.5%。對族際通婚持不同態度的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比例有顯著性差異（p=0.001<0.05）。

（五）族際交往廣度對族際通婚的影響

課題組在問卷中設計“四鄰（鄰居）民族個數、同事/同行民族個數、紅白喜事相幫民族個數、聚餐、娛樂休閑民族個數”四個指標作為測量族際交往廣度的四個維度，通過軟件計算得出族際交往廣度的得分均值。表9中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統計方法分析是否族際通婚與族際交往廣度之間的差異，結果得出是否族際通婚對于族際交往呈顯著差異，表明族內通婚樣本的族際交往廣度顯著低于族際通婚樣本的族際交往水平（p=0.024<0.05），族際交往廣度越大，越可能發生族際通婚，族際交往廣度越小，發生族內婚的可能就越大。

五、影響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因素

（一）變量說明

本文將族際通婚作為因變量，選取調查中“是否族際通婚”的題項處理為二分類變量，“0”代表“否”，“1”代表“是”。根據學界對族際通婚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將影響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因素分為四類（自變量）：

（1）個體特征。選取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民族三個人口學特征考察個體特征對其族際通婚的影響。已有研究發現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性別差異顯著，女性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高于男性^［16］69，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流動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可選配偶范圍和族際通婚圈也隨之增大^［17］100。同時考慮到本研究的因變量是族際通婚，民族類型也會影響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

（2）流動特征。選取流動人口的“本次流動時間、流動范圍”2個指標衡量樣本流動人口的流動特征。流動時間的長短可反映出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工作經驗是否豐富，同時在多民族聚居區居留時間較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流動人口的通婚觀念，進而影響其族際通婚率。流動人口的流動范圍也對族際通婚率產生作用效果，流動的范圍越大，流動人口所接觸到人群的異質性越大，越可能發生族際通婚。

（3）經濟特征。選取流動人口“對收入水平的自評”“就業身份”衡量其經濟特征?？紤]到直接讓被訪者填寫收入數額可能會導致統計結果存在不準確的情況，課題組設計“您認為您目前的收入處于什么水平？”題項考察樣本的收入水平，因此該變量作為類別變量納入模型中。在調研中發現，流動人口多因經濟動機發生遷移行為，流入城市很大程度上為追求更高的收入，因此，其收入水平是否影響族際通婚也納入研究視野中?，F有研究表明從事體力勞動者族際通婚率相對較低^［17］102，職業也是影響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因素之一。

（4）人際交往特征。選取“對族際通婚的態度、社會融入程度自評”與“族際交往廣度”3個指標衡量流動人口的人際交往特征。對族際通婚持何種態度影響個體擇偶時是否選擇族際通婚。流動人口流入多民族聚居區后能較好地融入當地社會，表明流動人口的人際交往和諧多樣，直接影響他們是否選擇與當地的少數民族或漢族締結婚姻，因此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社會融入程度與族際交往廣度是影響族際通婚的重要因素。

表10介紹了模型中變量的賦值，因流動時間、流動范圍、收入水平自評、社會融入程度自評和就業身份屬于類別變量，我們將其處理為虛擬變量并作為自變量納入模型中。將性別、年齡和民族三個人口學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中。性別和民族（少數民族作為對照組）均為類別變量，以虛擬變量納入模型。年齡作為連續變量直接納入模型。在問卷中“對族際通婚的態度、社會融入程度自評”2個指標采用李克特三級量表（Likert-type Scale）評分，作為連續變量納入模型。族際交往廣度取流動人口在四鄰、同事、紅白喜事相幫、聚餐娛樂休閑四個維度的交往民族個數作為得分值加總后計算得出均值納入模型。

（二）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影響機制分析

由于因變量“是否族際通婚”為二分類變量，本文選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考察個體特征、流動特征、經濟特征與人際交往特征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作用效果。具體模型公式如下：

表11的二元Logit模型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具體模型設置方式為在控制個體特征變量（模型1）后，采用逐步回歸方法依次納入流動特征、經濟特征與人際交往特征變量（模型2至模型4），建立4個logistics回歸模型。模型結果顯示，在個體特征中，漢族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發生比為6.050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漢族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大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漢族在婚姻中并無民族偏好和民族邊界，與各民族通婚的情況均有發生。

在控制人口學變量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流動特征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的影響。模型2表明，樣本流動人口的流動時間變量對其族際通婚影響顯著。其中，本次流動時間為1～3年的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即這部分流動人口流動時間每增加1年，其族際通婚的發生比是原來的15.369倍。流動時間為3年與大于3年的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即這部分流動人口流動時間每增加一年，相應的發生比是原來的25.543倍。隨著流動人口的在本地的流動時間不斷增加，接觸到當地各少數民族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對多民族聚居區的民族風俗習慣的了解越深入，越可能發生族際通婚。流動范圍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省內跨市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率的發生比高于市內跨縣流動人口相應的發生比，即流動范圍越大，流動人口發生族際通婚的可能越大。流動人口流動的范圍越廣，他們所遇到的異質性配偶的機會越大，族際通婚也越可能發生，例如省外流動人口如在本省內流動與藏族配偶相遇的機會非常小，但當他們跨省流入藏區后，與藏族配偶締結婚姻的機會增大。

根據人口遷移研究的推拉理論與新遷移經濟學理論等經典理論，流動人口發生遷移的主要驅動是經濟因素，那么，流動人口的經濟特征是否影響族際通婚？為探究這一問題我們在模型3中納入經濟特征變量。模型3控制變量的顯著性與模型1和模型2基本保持一致，體現出模型較為穩定。模型3表明就業身份對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就業身份為雇主和無固定雇主雇員族際通婚的發生比相對較低。就業身份對族際通婚的影響與職業特性有關，自營勞動者多數在建塘鎮從事餐飲和建材行業，需要親自打理生意中的細節，在經商過程中與當地少數民族交往甚密，提高了族際通婚的可能性。就業身份為雇主的流動人口雇用當地工人經營生意，與當地各少數民族接觸的機會及族際通婚發生比相較自營勞動者略低。無固定雇主雇員在城市中常常忙于工作和生計，休閑娛樂時間較少，與當地各民族接觸的機會很少，故族際通婚率較低。收入水平對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影響不顯著。

在模型4中追加人際交往特征變量，對族際通婚的態度這一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愿意自己或親友與其他民族締結婚姻的態度顯著影響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發生，這與我們的常識認知相一致。社會融入程度自評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流動人口能較好地融入流入地社會對族際通婚有正向推動作用，流入西部多民族聚居區的流動人口在社會融入中不存在實際困難，表明他們較好地適應當地生活和文化，其選擇族際通婚的可能性也更高。族際交往廣度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流動人口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交往的民族朋友越多，發生族際通婚的可能性越高。

六、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總結：第一，建塘鎮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狀況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流動人口在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亟需更深層次的推進。第二，藏族流動人口的族際與族內通婚率差別不大。漢族流動人口是建塘鎮流動人口中的主要群體，提高漢族流動人口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深化漢族流動人口與當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推進云南涉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第三，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對流動人口族際通婚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個體特征、流動特征、經濟特征和人際交往特征共同影響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漢族在婚姻抉擇中并無民族偏好和民族邊界，與各民族通婚的情況均有發生；流動時間的增加正向推動了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率，流動范圍越大，流動人口發生族際通婚的可能性越大；就業身份對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有顯著的正向作

用；人際交往特征變量對流動人口的族際通婚有顯著影響，流動人口能較好地融入流入地社會對族際通婚有正向推動作用，尤其流入西部多民族聚居區的流動人口在社會融入中不存在實際困難，表明他們較好地適應當地生活和文化，其選擇族際通婚的可能性也更高。族際交往廣度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流動人口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交往的民族朋友越多，發生族際通婚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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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THE TRANSIENT POPULATION IN MULTI-ETHNIC REGION：A Case Study of Tibetan Areas in Yunnan

Tang Guo

Abstract：The article，which is based on the first-hand survey data from the Tibetan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objectively presents the real situa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transient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First，the greater the migration scope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is，the higher the inter-ethnic marriage rate will be. Second，the greater the extent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is，the more likely inter-ethnic marriage will occur. Third，the smaller the extent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is，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of intra-ethnic marriage will be. Fourth，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transient population，which finds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transient characteristics，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jointly affect whether the transient population will conduct inter-ethnic marriages.

Keywords：Multi-ethnic areas；Inter-ethnic marriage；Influencing factors.

〔責任編輯：黃潤柏〕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性別失衡背景下的城鄉異向婚姻擠壓問題研究”（21BRK005）。

①經核查問卷，該樣本為漢族與傣族結婚，在下表中歸類為“族際通婚”。

②經核查問卷，該樣本為傣族與傣族結婚，在下表中歸類為“族內通婚”。

③在樣本中已婚流動人口有180人，其中6位被訪者沒有明確回答配偶民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