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技術迷思與應對路徑*

□ 王海穩 李夢茜

內容提要 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領頭羊”，算法技術正促進著海量信息與個性需求間的精準對接，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然而，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的算法在衍化邏輯、技術邏輯與政治邏輯的交織疊加影響下逐步形成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技術迷思（mythos），即面臨著算法霸權下的意識形態建構、算法推薦下的傳播權力轉移以及算法圍獵下的個體認知扭轉等系列危機。亟需通過技術賦能消除算法信息壁壘、推進治理創新完善算法法制部署、引導主體協同打造多元參與范式等系列行動選擇，為實現技術向善的算法規制，規避西方算法意識形態風險提供剛勁引力。

一、問題的緣起

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深入發展，算法憑借其客觀性、自動化與高效率的優勢，成為提高管理與決策效率的先進生產工具，人類社會已進入到一個“以算法為中心”的時代。①平臺信息散布與用戶獲取訊息的形式得以更新，尤其是算法技術與意識形態的聯結，使得算法技術的政治性超越原有的工具性。算法技術的精準化、數智化雖能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供給、獲取與治理提供有力支撐，極大便利了數字信息的廣泛傳播，但在西方社會，由于資本邏輯在互聯網輿論場域中不斷激發摩擦與偏見，使意識形態治理陷入技術迷思與困境。

這些摩擦與偏見從何而來？為何會隨著智能算法的發展快速傳播、廣泛蔓延，進而影響政治安全？國內外學界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算法意識形態”，即算法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之中。就此議題的討論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研究從算法的意識形態屬性出發，認為意識形態與算法技術互相包含，幾乎每一項技術的發展都將使人類面臨意識形態、權力關系等方面的社會風險。②以算法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實則是一種隱性意識形態，而所謂的社會摩擦與分裂并非算法技術的固有本性，導致該現象的根源仍是算法技術的資本化控制。技術一旦被資本控制，不可避免地會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并規訓主體意識。算法作為一種新興技術，雖在表面上并未直接裝載意識，但一旦與資本共契耦合，便擁有了意識形態屬性。第二類研究從算法意識形態的構成要素出發，包含著算法技術開發者、平臺運作者以及數字用戶在操作數據、問題闡述過程中所附加的情感與價值觀。多數國內學者在意識形態的概念理解中摻雜著情感與價值觀等要素，認為“意識形態的本質要素是價值觀的理論體系”，③“意識形態是在階級社會中代表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與觀念的總和?！雹芗窗岩庾R形態更傾向于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理解，凸顯了社會不同利益關系的價值評判，反映了特定群體的共同訴求。第三類研究從算法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出發，認為算法就是依據數字用戶們在互聯網平臺進行互動交流時所留下的痕跡，不斷地分析加工成更有效的數據信息，為數字用戶們推送更多符合其自身需求的訊息。在此過程中，傳統媒介逐漸地邊緣化，自媒體、社交媒體平臺等新型媒體形態異軍突起，豐富了意識形態的主體。在算法效用下，數字用戶被當作是由各類應用工具支配的復雜社交群體，算法的交互性特征加強了數字網民們的參與意識與權利意識，各類主體的多元價值交流共同構筑了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輸出。綜上，算法意識形態就是由人作為主體，算法作為意識形態輸出載體，網絡用戶、公眾所表達的價值意識與傾向性態度為本體的一種算法的意識形態輸出。

上述研究，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研究的含義、重點與深度，同時顯明了中國學者對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產生的現實性擔憂與指向性發問：西方算法意識形態如何產生？危害何在？何以應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探索將人工智能運用在新聞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力?！雹菘梢哉f，國內學界關于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討論正是出于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認同與國家政治安全的隱憂，更準確地說是一項防患未然的前瞻性研究。遺憾的是，既有研究基于基本屬性、構成要素、形成過程、治理應對等方面的實證分析與理論研究，尚未能觸及并揭示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底層邏輯：（1）西方算法意識形態如何運行？（2）其引發了何種技術迷思？何以危害他國意識形態安全？（3）面對西方的影響，我們應如何作出正確的行為選擇？在人工智能等算法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對上述問題予以學術上的回應，關乎旗幟、道路與國家政治安全，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恰逢其時。

二、西方算法意識形態運行的內在邏輯

西方算法意識形態是算法的意識形態輸出。對于中國而言，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隱蔽性侵蝕，加之計算政治宣傳的自主性干擾，影響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深入挖掘西方算法意識形態運行過程中的衍化邏輯、技術邏輯與政治邏輯是理解算法意識形態的應有之義。

（一）衍化邏輯：多元主體的網絡空間交織

在數字鏡像空間中，數字算法技術的發展刻畫出一幅“萬物皆可聯通”的新興圖景，多元主體在網絡空間中不斷產生互動。

一方面，從數字生命個體來看。數字生命是人類主體在數字信息時代的全新生命表現形式。生命主體通過各種數據信息在數字網絡空間中生存，每一次的點擊與搜索行為都會被儲存下來。數字生命在網絡中被完整地描摹出來，其各種數字行為習慣都精準地描繪出了主體內在與外在的圖像，似乎比我們自身更要了解自己。數字生命內嵌于各種平臺網絡之中，人們的思想依托數字語言涌現，社會交往關系倚靠各種網絡數字社交賬號開展，并通過這些數字社交賬號開拓交往圈，形成各種各樣不同的數字圈群。隨著數字圈群的不斷延伸，數字生命們在圈群中的交流更加豐富，思想認同感不斷加深，各種實時信息的接收共享助推了數字生命體的聯合。在算法構建的數字世界中，數字用戶們的注意力時間被數字平臺奪取，并進一步商品私有化。西方社會在強大的算法分析下，數字生命體的各種行為習慣被悉數捕捉，以便于資本家們設置更為精準的關聯產品推送，仿佛將數字個體圈固在他們預期的軌道中，徘徊在資本家給定商品的“怪圈”內。數字生命體在算法技術去情景化過程中被逐漸精簡為一串抽象的數據點，當這些數據點被集中起來時，又形成了龐大的數據集，數據集中的各種行為模式皆可被預測因而蘊含著強大的商業價值。當西方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斥著數字化應用，數字商品便能僭越社會勞動關系，樹立自身獨立性以支配社會價值。

另一方面，從數字平臺主體來看。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變革，越來越多的平臺破殼產生，并從技術入手不斷提高對數據獲取、檢測、分析等能力。數字平臺的競爭使提升數據處理能力成為持久需求，以研制出具有持久競爭力與影響力的平臺，吸引更多的數字用戶，增添用戶之間的黏性。其中，算法是“一種計算機軟件技術規則，是為完成某項任務在設計軟件時所嵌入的數字化流程或者規則，通過路徑、機制的設定，運算出相應的結果?！雹奁脚_的數據處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依托獨特的算法程序。平臺會不斷地更新自身的算法系統，提升算法能力，并憑借其強勁的算法技術滲入各個行業，譬如云平臺就會利用數字技術打造一系列便捷服務為各類企業供應云計算、云儲存等服務。且當數字用戶闖入各大平臺以后，這些大型網站、應用程序便開始嘗試用各種算法來追襲、破解數字用戶們的基本信息，促進與用戶們的交流互動，為數字用戶們投放精準化推送。因此，有著強大算法技術的數字平臺在出場時往往更具競爭力。一是可以及時準確地對數字市場做出預測，并研判行情動態，在弱肉強食的數字市場中，那些不具備強大算法的企業可能就會面臨崩塌。二是強大的算法更利于平臺控制數字用戶，用戶們每天的無意上網舉動都預示著與算法協作的開始。人們在網頁上的各種購物瀏覽、資料收藏、用戶注冊等“數字腳印”都會被數字平臺儲存，再通過平臺專屬算法對每個個體進行身份歸類，生成數字“虛體”?！澳阄磥淼男袨閷⒈唤Ｅc預測，并以難以領會的方式高能運轉著?！雹咴谖鞣缴鐣?，由數字算法庇佑的數字平臺仿佛擁有 “上帝視角”，建立著數字用戶們無法抗拒的“數字秩序”，被新規則挾持的人們只得順勢而為。西方算法意識形態也借此途徑充分流散開，使算法意識形態的輸出更具精準性、群體性與個性化。

（二）技術邏輯：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控制

在數字化生存空間中，一切的人和社會似乎都與網絡銜接在一起，數字技術通過打通人們的社會生產生活場域來獲取支配、掌控人的權力，人們能夠明顯地感知到數字技術的技術理性力量。所謂“技術理性”最早是由哈貝馬斯提出的，他認為，技術規則是作為一種目的理性的（或工具的戰略的）活動系統?，F代社會形式仍然是以人化自然為基礎，而數字化社會則蘊含了技術理性對人的統治以及人對數字技術的工具性利用。在數字技術為人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提高社會運行效率的前提下，數字技術對人的隱形操縱被逐漸地合理化。然而，當西方社會的各個領域皆被“數字技術理性”所主宰，數字技術的支配與恰當性將轉換為一種全新的社會掌控權力模式。正如德勒茲所提到的，數字化社會與傳統懲戒社會有所區別，它“通過持續的控制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而西方社會數字技術嚴酷的控制對現代人來說卻“仿佛是親切而美妙的回憶”。⑧

在西方社會，技術理性已然成為了一種新型意識形態控制。技術理性“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企圖將資本邏輯樹立為人類主導的意識形態。其一，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化。技術理性蘊含著“技術”與“理性”這兩個要素，其生成邏輯是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共同打造的結果。技術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智慧的最有力證明，而理性作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特殊存在，不僅是人類自身發展的條件，更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在西方哲學觀點中，理性即真理，是一種利用科學技術來研究、處理問題以更好地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方式。在發達工業社會的遏抑下，理性漸漸失卻了批判性。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社會批判理論家早已將科學技術列為意識形態統治的重要發揮者，而后馬爾庫塞在目睹了工業社會的效率后認為彼時的人們已欣然接受了技術理性統治，并非是強制性的。其二，技術理性統治的恢拓。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數字技術成為了資本家進行剩余價值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核心生產力，技術理性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逐步成為了主導意識形態。尤其在如今的國際社會中，數字算法等技術愈來愈成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資源與要素，技術理性再次邁入世界舞臺，成為了驅動意識形態的工具。即使人們的生產生活質量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變得愈來愈好，但在資本邏輯挾持下的數字技術難免會成為支配人的主體。

（三）政治邏輯：計算宣傳的數字政治操控

算法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傾覆性的技術轉變，深深地影響著人類世界，隨著算法、人機交互以及近期火爆全球的ChatGPT等各項AI技術的興起，作為國家隱形競爭手段的政治宣傳正逐漸向計算政治宣傳轉型。計算政治宣傳成為了當前算法技術發展的獨有形式，并被許多西方國家投用于國家政府治理等領域，影響著各個國家的政治動向、決策與生態。與傳統的政治宣傳不同，計算政治宣傳的主體由政府主導變為政府主導并協同多方力量參與。計算政治宣傳基于價值和情感的迷惑，在算法的驅動下，通過各種媒介將虛擬信息和真實信息進行“操縱”。以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為主導的各種民主考察、數據測算機構就能將各種數據信息同心理學貫串在一起，擺布政治選舉。自認為已經公平地參與了“神圣”選舉的人們殊不知背后隱藏著巨大的玄機。這些數據分析機構可以利用數字技術估算人們的政治傾向，再準確無誤地向選民們投放其感興趣的政治資料，譬如候選人的執政理念、政策等，幫助候選人在選舉前就能充分獲取民意，塑造良好形象。相反，當資本家們不愿意某位候選人當政時，這類機構同樣也可以為選民們投放與候選人相關的消極新聞，故意丑化候選人，使得人們在耳濡目染中對該候選人產生負面印象。此時人們的選舉意志已不受自身意志支配，完全倚賴于資本家機構對指定政治信息的“投喂”。在西方政治領域中，資本與權力的聯結一定程度上也徭役了人們的政治意志。

西方計算政治宣傳侵蝕著意識形態的導向性，公民的政治認同感在算法傳播技術的催化下逐步消沉，算法的符號化加速了人的異質化，算法的情感化催生著人的極化。這表明，數字算法技術已然成為了資本主義國家集權統治的重要控制工具。以近期由美國OpenAI發布的ChatGPT聊天機器人為例，ChatGPT作為一種新型AI技術，對網絡政治宣傳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威懾力或能遠超于傳統的“社交機器人”。其一，政治認知宣傳可能會發生異化，以往的社交機器人是對人的延展，宣傳效能和傳播行為往往由人類左右。而ChatGPT的認知能隨著日復一日的深度學習和與人類的交互中漸漸逾越人的認知，甚至會將人的認知地位由主導轉為從屬。ChatGPT能夠生產并改寫新的政治認知，不僅使得人類原有認知異化扭曲，還會干擾人們新的認知塑造。此時，人們對紛繁復雜的政治信息準確性分辨將更加困難。其二，ChatGPT制造輿論沒有政治邊界，以往的社交機器人在制造政治輿論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人的支配與掌控，但ChatGPT則不同，它可以逾越邊界，使得輿論宣傳更加難以預料和失控，尤其是在政治領域，政治輿論的設置往往是根據該軟件開發者的政治立場來設定的，因此涉及政治宣傳時，也往往由軟件設計師所在國家的政治文化結構所決定，即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立場。它不僅要極力維護美西方利益，更要秉持資本主義社會流行的政治正確。

三、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技術迷思

迷思是一種單向度的理念、意識結構“傳奇化”的過程。文森特·莫斯可曾將迷思看作是“通過對技術復雜性與矛盾性的消弭，所締造出的一種對技術概念的‘歡樂的明晰’，以期技術能協助我們實現無限放大的欲望，以創造美好的未來?！雹犭m在一定程度上將技術從庸常的機器部件中超脫出來，使之光芒萬丈，但同時也極易在追隨新技術的進程中迷失自我，喪失本真，從而在國家、社會、個人層面引起算法霸權下的意識形態建構、算法推薦下的傳播權力轉移以及算法圍獵下的個體認知扭轉等負面危機。

（一）國家層面：算法霸權下的意識形態建構

由數字算法技術構筑的算法政治機器和算法文化成為了當今西方資本帝國追求無限剩余價值的全新霸權機制，算法霸權體系沒有動搖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反而加強了對資本主義資本增殖的服務力度。算法技術將過往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實現了升級，一些西方資本家們可以在由算法特性建構出的數字平臺上，倚靠用戶、技術優勢，獲取各種數據資源，通過“算法要挾”、“算法馴化”，對各種社會、政治事件施行強制性引導，創制具有強烈傾向性的議題，推送給指定的數字用戶，誘發各種社會輿論，渲染偏激氛圍，改變社會政策制定走向，最終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增殖邏輯。在數字算法技術邏輯下的人，幾乎被當作了可計算、可追蹤、可監控的“商品”，囿于資本家的貪婪黑洞之中。一切事物皆可被計算，算法技術霸權邏輯宰制著數字社會，并且建構起了新的意識形態模式。算法幾乎成為了“西方國家政黨創建政治價值和社會規則的智能化手段”，算法意識形態在政治宣傳中的操控程度愈加深刻。它不僅可以代替某一政黨塑造有利于其發展的政治立場與言論，還可以自動篩除與其利益相違背的信息輿論，挾持人們原本的立場思想，散布各種政治蜚言。另外，西方算法意識形態不僅會不斷膨脹人的消費欲望，還會促使數字資本流入政府，使政府自愿由數字資本接管，并服務于市場。

以全球爆火的ChatGPT為例，ChatGPT的出現可謂是算法技術發展的又一巨大飛躍，在順應時代潮流并為人類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ChatGPT更易通過算法特性讓數字用戶們逐漸喪失獨立自主性，并在用戶無意識的狀態下陷入算法 “安逸區”，為其輸送一套以算法開發者所信仰遵循的服務于資本、技術邏輯的算法意識形態。受眾們的心理、認知、價值安逸會在與ChatGPT的多次對話下得到滿足，ChatGPT內部強大的算法運行系統能夠讓人機交談更貼近自然現實，促使人們放下一切防備，被“算法意識形態”感化。但是，無論是何種場景的交談，算法都會根據整個輿論背景對用戶進行分析比照，分揀出最易被用戶認同的觀念進行推送，含混了人們對真實情況的認識，這種真假混合的信息推送讓人們更易跳入“數字怪圈”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產生巨大挑戰。

（二）社會層面：算法推薦下的傳播權力轉移

隨著算法技術的強勢崛起，算法推薦逐漸成為了社會信息傳播擴散的主流渠道，它不僅能提高信息分揀與處理的效能，還能精準滿足人的各種個性化需求。然而在西方國家，算法推薦主要是以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為支點，為資本家服務的。在算法推薦活動中，主流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的宣傳引領被排擠，實際存留空間也被壓縮。信息化社會的權力逐漸流向算法領域，“算法權力”改變著原有的社會權力結構。算法推薦雖屈從于技術邏輯，但同時也是人類價值的拓展。它始終朝著“人機互存”的偏向轉移，通過持續不斷的迭代升級，提高數字信息處置能力，高效精確地掌握用戶們的偏好信息，使各種推送、包裝都更集中于用戶的愛好，讓人們更堅定地臣服于算法推薦之下。

算法推薦在轉變用戶信息體驗并成為信息擴散主流渠道的同時，也使西方社會信息傳播格局產生了扭轉，傳播權力發生了轉移。其一，在算法控制議程上打破了以往意識形態單一、閉塞的僵局，數字用戶們的網絡偏好直接決定了信息推送議程的內容與形式。其二，在內容把控上脫離了人工支配，直接將把關權托付于算法。人工把控與算法把控的時間不同，前者偏向于傳播前，能夠充分保證信息的公共性，將傳播內容鎖在固定的制度之中。而后者則傾向于傳播后，奮力地逢迎數字用戶們的“注意力”，信息的公共性難以得到保證。其三，信息的價值評判權由社會的權威部門轉移到了流量資本家手中，即“流量為王”。哪一項信息傳播的價值取向能夠通過廣泛推送贏取流量并帶來經濟效益，那么該種價值取向便可成為價值評判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算法推薦下傳播權力的轉移還會引發一系列主流意識形態引領的困境，算法推薦的零碎性、娛樂性以及兩極性都會稀釋主流意識形態的領導力度。一些不良信息的泛濫若未得到有效遏制，也會攪渾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環境，影響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感，最終導致社會秩序混亂。

（三）個人層面：算法圍獵下的個體認知扭轉

算法技術充斥著物理生活世界，而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在算法科技的發展進程中實現了自身意義的滿足與自我發展的延伸。然而，沉浸在算法技術中的人們看似享受著發展，其實早已被束縛在算法意識形態的“囚籠”之中，原有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正慢慢被算法消磨殆盡，數字個體認知被扭曲化，出現了信息繭房、群體極化等一系列消極后果。

其一，在西方數字信息社會，數字平臺憑借智能算法推薦的運作，使用戶接收到與其消費偏好相近的資訊信息。在算法的反復回旋操控下，又會促成“回應室”效應，使用戶在某段時間內不斷接受相似的觀點信息，身處在“信息繭房”中的人們只會留意、接觸到自己選擇的或使自己舒適的信息領域。例如數字用戶們在某短視頻網站上停留觀看某一視頻，或搜索某項關鍵詞，大數據算法就會推演并衍生出與用戶愛好相匹配、與用戶習慣相契合的同質化信息。此時的人們完全忘卻算法推薦對社會信息過濾的作用，任由算法偏向與算法固化阻擋其接收多元化、異質化信息的能力，導致用戶們陷入由算法搭建的 “無菌式過濾氣泡”之中，“信息缺食”短板逐漸暴露，受眾們的認知也日漸窄化。因此，若“繭房效應”如洪水猛獸般無法控制，相同的數字信息在同一圈層間反復傳遞，那么最終繭質毒瘤將被繁殖并深扎于數字世界之中，每個人都將被纏繞起來，封閉在狹隘的圈層內無法自拔，個體價值認知被不斷解構重塑，對新問題的思考也被化散消解。

其二，當數字算法技術逐漸地嵌入西方社會生活，大數據推薦的算法內容也會隨之成為數字用戶們接觸社會訊息的首要渠道。數字用戶們在算法推薦內容的影響下，逐漸產生了一套專屬于自己的價值觀，并且通過算法系統摸索出與自身價值觀相仿的群體。算法系統充當了群體間溝通的橋梁，當某一數字用戶加入其專屬的價值群體之后，便可以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分享交換意見，再謀求價值圈層內部的認可。但是當圈層內各類意見不斷魚龍混雜并形成一定儲量時，西方社會群體極化便極易出現。群體極化即仿佛“單一的原子個體群聚的過程，會產生異質、融合，這種相互影響把我們同如此眾多的人既直接又象征地聯系起來?！雹馊藗冊谑惆l自身觀點時，往往會被群體性觀點所影響，并最終歸屬、服從于群體。正如“沉默的螺旋”過程，一方的勢力強于另一方勢力，強勢的一方能夠肆意釋放自己的觀點，而弱勢方只能默默地“咽”下自己的意見，保持沉默。如此就進入了一個螺旋狀的循環往復過程，即“優勢意見占領高地，而其他觀點將從公共圖景中銷聲匿跡，且只字不提?！盵11]群體極化是由情感驅使所導致的，此時的人們喪失了理智的信息判斷能力，在面對與其相悖觀點時表現出的憤激情緒，只能在算法相似圈內左右踟躕。尤其是在當前西方真假信息混雜的網絡環境中，每個領域都會出現“意見領袖”，排斥各種與其相違背的觀點，促使同一圈層領域內的人們感情一致。但是一旦該領袖無法正確地引導群眾，被無形禁錮在賽博思想囚籠中的受眾極端化情緒將會悉數爆發，輿論風暴也隨之即來。

四、西方算法意識形態應對的行動選擇

基于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各項挑戰，為防止西方算法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惡性閉環，必須采取相應舉措來抵銷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在國家層面，必須順應全球性技術發展趨勢，助推技術賦能，消除國際算法信息壁壘；在社會層面，革新社會政府規制理念與制度，實現治理創新，完善算法法制部署；在個人層面，充分利用各主體資源，調動主體協同，打造多元參與范式。以期做出應對西方算法意識形態侵蝕的正確行為選擇，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在算法空間內的響應力、詮釋力與批駁力。

（一）技術賦能：消除算法信息壁壘

率領“技術向善”，以技術賦能消除算法信息壁壘是提升網絡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算法“黑箱”為算法意識形態治理帶來了嚴重的信息壁壘，應不斷推行合理且有意義的算法透明法則，發揮清晰化算法治理的技術優勢，不斷加強算法自主性建設，以技術限制技術，以算法制約算法。

從技術開發來看，其一，要堅決杜絕算法一家獨大，國家應大力扶持數字化算法信息產業發展，不斷提升我國算力技術，強化算法的自主性建設。謹防西方算法意識形態在輸出時所產生的異變，引導意識形態建設朝著有利于公共權利的方向發展，不斷加速國家意識形態治理進程，使得算法意識形態在分流輸出的過程中重返中心化與權威性。其二，重新規劃算法推薦內容區塊中的配置比例，算法推薦的內容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輸送結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因此，國家應積極倡導相關算法技術機構或平臺清除各種低俗、荒謬的信息內容，盡可能回避算法推薦不當內容的危害。同時重新規劃內容配比，將大量符合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信息輸入其中，以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內容充沛其中，降低各種媚俗內容的熱度值，引出更多正能量話題占據算法內容高地。其三，強化算法技術倫理建設與價值設計。算法倫理與價值風險往往誕生于算法系統設定功能與公眾理解的偏差，算法系統設定開發往往始于開發人員。過度倚賴西方算法技術系統便極易陷入該國技術研發者所遵循的意識形態之中，因此我國不僅要不斷提升算力開發能力，更要重視加強開發人員的技術倫理建設，引導其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并將這些具備正能量的主流意識形態蛻變為技術語言，融入各算法開發建設之中。同時，更要不斷完善事后審查制度，強化互聯網信息平臺的算法監管主動性，對算法設計、運用等實行全方位、全過程監管。強化人工把控，彌補算法智能的價值觀缺失，不斷凈化主流算法意識形態的內容生態。

（二）治理創新：完善算法法制部署

作為國家政治表征的法律，其價值溯源來自人類生命主體的存在與發展。法律關系映射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調整，算力社會的迭代升級呼吁著社會法律制度的日臻完善與優化，算法已然成為改進社會各項法律法規、體制機制、治理能力的必然選擇，但同時現有的算法法律與規制尚未全面覆蓋，無法滿足防御算法意識形態風險的需求。因此，應不斷完善算法法律部署、拓寬算法規制社會覆蓋面范圍，警惕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異化的惡果，遏制各項惡劣信息的肆意彌散。

首先，以切實可行的算法制度性措施推進數字程序法治。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流變取決于法治建設。國家公共權力需要積極地介入數據領域，通過積極推動立法與制定管制措施等方式得以更好地遏制西方的“數據霸權”發展趨向，將數據平臺引入為大眾服務的公共目的之中?！爱敶W絡系統發展并非是一種簡單的經濟活動反應，它同時需要政治的干預”。[12]算法程序法治的推進需要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助推，針對數字算法場域中一些良莠不齊的虛假信息，更應從細節處進行靶向整治，制定各項合理的數字平臺制度。通過政府、企業、個人的共同配合參與，對運用技術產生負面影響的責任主體實施問責，設定數字信息推介獎懲體制，盡可能地鏟除蠶食主流意識形態的亂象。其次，以完備的法律監管舉措將數字技術鑲嵌于法治的邊界，使得意識形態內容防御算法歧視、黑箱等危害。不可否認，數字技術的發展進步為社會治理以及執法司法帶來了極大的便利，進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切不可對數字算法技術形成盲目追隨與倚賴，杜絕一切技術壟斷現象。應修繕以反壟斷法為主線的監察、懲治體制，堅持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性與權威性，并通過頒布《個人信息保護法》來矯正個人算法偏見。最后，不斷拓展算法規制對象，提升規制隊伍的水平與能力。當算法鑲嵌于國家權力運行時，一定程度上收縮了繁雜的決策程序，使公民失去了知情參與權等，易對政府產生不信任危機。必須以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賦予公民參與社會共治的平臺，充分保證依法行政與社會民主。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建設，出臺了一系列數字化戰略部署。在此基礎上，應加強重視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強化數字法律法規制定力度，優化監管能力，根治數據采集濫用、數據孤島等行業頑疾，謀求更加公正有效的數字化治理。同時，哈貝馬斯曾提出社會公民自由參與政治社會治理的理論主張，對如今的數字社會和法治建設有著巨大的參考價值。政府應努力拓展民眾參與治理的廣度和深度，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算法環境，矯正錯誤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不斷提高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三）主體協同：打造多元參與范式

針對西方算法意識形態技術迷思困局，技術賦能與治理創新是必要且有效的破局之策，但這些都是圍繞困局所定的補救措施。在算法已然成為主體“技術伴侶”的當下，要想降低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不良影響，主體自身的價值選擇起著決定性作用。提升“主體效能”，加強算法技術人才培養，培育主體與算法共生素養，打造多元參與范式是算法意識形態治理的前提與基礎。

因此，從個人主體層面出發，其一，應以多種教育形式等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媒介素養教育，對各類技術人才培養既掌握正確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又可熟練精通算法技術與信息傳播的復合型人才。其二，要不斷激發主體參與治理熱情，樹立意識形態治理大體觀。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挖掘社會力量參與意識形態治理，著力培育意見領袖，鑄造一批具有信仰堅定，素養踏實的意識形態工作隊伍，弘揚網絡空間正能量。其三，亟需提升傳播端與接收端的社會素養和媒介素養。一方面，傳播端是信息分發的開端，其所傳遞的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兼備文化與商品屬性，折射出社會的各個方面，對于提升社會素養極其重要。傳播端要不斷加強責任意識，使大眾傳播實踐與社會主流意識相一致，與國家主流話語權同聲相應，不斷擴大高質量內容輸出，自動忽略西方分裂意識形態，為各用戶提供有深度有價值的內容。另一方面，接收端往往代表著信息接收者對新媒介的理解，即厘清媒介的運作與實現機制，協助用戶們了解“算法黑箱”的運行機制與風險，不斷闡釋算法的使用價值，進而培養用戶對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批判意識，使用戶從算法黑洞中掙脫出來，以價值理性超越技術理性，匡正扭曲的個體認知。

五、結語

現如今，算法技術的急速發展與算法治理場域的向外延伸，對賦能數字經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同時也應注意到，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入侵，為意識形態治理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作為重要輿論場的算法網絡平臺是西方算法意識形態技術迷思產生與發酵的重要源泉，也是算法治理的關鍵核心場域。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對一個國家許多領域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算法意識形態的本質仍是人類之間的意識形態博弈。唯有破解西方算法意識形態的技術迷思，以主流意識形態駕馭算法，發揮算法正向價值，才能使算法意識形態的功能得以優化，運用恰如其分。

注釋：

①盧克·多梅爾：《算法時代：新經濟的新引擎》，胡小銳、鐘毅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214頁。

②張康之：《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形態重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③陳錫喜：《意識形態：當代中國的理論和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④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頁。

⑤習近平：《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求是》2019 年第 6 期。

⑥凱倫·楊、馬丁·洛奇：《馴服算法：數字歧視與算法規制》，林少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頁。

⑦大衛·薩普特：《被算法操控的生活：重新定義精準廣告、大數據和AI》，易文波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頁。

⑧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劉漢全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

⑨文森特·莫斯可：《數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黃典林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⑩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37頁。

[11]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12]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