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間居民負性生活事件與亞健康的關系及健康相關行為的中介作用

萬鵬程, 程慧林, 王睿, 彭家杰, 龔俊一, 王世杰, 溫青琴, 柯麗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作為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生活、工作等均帶來巨大沖擊,產生系列負性生活事件且威脅居民的身心健康,居民焦慮、抑郁等亞健康癥狀檢出率高于疫情暴發前[1-2]。當前,我國疫情防控工作已轉為常態化,隔離、封控等措施導致個體睡眠、飲食習慣、身體活動等行為生活方式均發生改變[3-4],由此帶來系列身心健康問題。負性生活事件直接影響居民亞健康,而良好的行為生活方式則是亞健康的保護因素[5]。目前國內缺乏關于疫情期間居民負性生活事件、健康相關行為與亞健康相互作用關系的研究?；诖?本研究通過對疫情期間居民負性生活事件、健康相關行為及亞健康的調查,分析負性生活事件與亞健康的關系及健康相關行為的中介效應,為開展居民健康促進干預行動,改善其行為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多階段抽樣方法,于2021年6月在湖北省十堰市選取該市主轄三區(茅箭區、張灣區和鄖陽區),每個區隨機抽取1個街道,每個街道隨機抽取2個社區,再在社區中采用便利抽樣的方法,選取年齡≥14歲、在當地常住半年及以上的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1 150份,回收有效1 103份,有效回收率為95.9%。調查采用匿名形式且嚴格保密。1 103名城鎮居民中,男性548人(49.7%),女性555人(50.3%);平均年齡(34.19±13.98)歲。

1.2 調查工具

①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婚姻、家庭收入、居住情況等。②健康相關行為及負性生活事件調查表:本研究中健康相關行為調查表包括吃早餐習慣、睡眠情況、熬夜行為、久坐行為。負性生活事件(negative life events,NLE)[6]指近半年內經歷的事件,包括退休/下崗/辭職(NLE1)、愛情或婚姻出現問題(NLE2)、子女教育問題(NLE3)、與人不和/遭人懷疑或背叛(NLE4)、身邊人病重或離世(NLE5)、家庭經濟出現問題(NLE6)、工作壓力大(NLE7)、發生事故/自然災害(NLE8)。③亞健康評定量表(Sub-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 1.0,SHMSV 1.0)共39個條目,含3個子量表:生理、心理及社會亞健康[7]。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非常差到非常好分別計1～5分,Cronbach'sα系數為0.917。本研究取量表總分及各維度的轉化分。根據中國城鎮居民亞健康評定量表劃界常模,SHMSV 1.0量表總分轉化分0～54.60為疾病,54.60～60.67為重度亞健康,60.67～72.81為中度亞健康,72.81～78.88為輕度亞健康,78.88～100為健康。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進行統計分析,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型(SEM模型)分析負性生活事件與亞健康的關系及健康相關行為的中介效應。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十堰市城鎮居民亞健康現狀

十堰市城鎮居民SHMSV1.0量表總分轉化分為(68.13±18.43)分,生理亞健康、心理亞健康和社會亞健康轉化分分別為(68.46±14.05)分、(68.31±15.91)分和(67.37±16.78)分。共檢出亞健康居民(包括重度、中度、輕度)693人,亞健康檢出率為62.8%,其中健康者229人(20.8%)。

2.2 不同負性生活事件、健康相關行為亞健康得分情況

不同吃早餐習慣、睡眠情況、熬夜行為、久坐行為及負性生活事件經歷的城鎮居民亞健康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健康相關行為在負性生活事件與亞健康關系的中介效應分析

結構方程模型擬合較好。CMIN/df=2.940,CFI=0.935,GFI=0.960,AGFI=0.942,RMSEA=0.042;負性生活事件對健康相關行為和亞健康的直接效應分別為-0.285、-0.302;健康相關行為對亞健康的直接效應為0.302;健康相關行為在負性生活事件與亞健康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為-0.086,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8.48%。見圖1。

表1 不同負性生活事件經歷、健康相關行為的亞健康得分比較

3 討論

3.1 十堰市居民亞健康檢出率水平較低

本研究中亞健康的檢出率為62.8%,相較于蘭州市[8](67.0%),天津市[9](66.4%)、哈爾濱市[10](65.7%),十堰市城鎮居民亞健康的檢出率目前處于相對稍低水平。這可能與十堰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及醫療條件有關。十堰市是國家級園林城市,自然條件優渥,是宜居城市之一;另外,與一線城市相比,十堰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居民工作生活壓力較低;同時,十堰市擁有60家醫院,屬于“醫療高地”,居民接受的醫療資源較豐富。但總體上居民的身心健康問題并未有突出優勢,對居民亞健康狀況的改善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3.2 負性生活事件經歷是居民亞健康的危險因素

研究表明,壓力性事件經歷易使個體產生焦慮、恐懼、抑郁等不良情緒,危害個體身心健康[8,11]。與人發生糾紛、感情出現問題、子女教育問題、身邊人生病或過世、意外事故等各種應激事件對個體亞健康均有影響[12]。本研究中,負性生活事件直接影響亞健康,經歷生活事件種類越多,個體亞健康狀況越差。COVID-19期間,隔離、封控等防控措施可能使一些居民面臨工作收入減少、房貸車貸壓力增加,家庭矛盾增加,自身或子女學習方式改變,甚至自身或家人患病等相關問題[13-14]。這些負性生活事件均嚴重影響居民身心健康。因此,經歷各種負性生活事件的城鎮居民應是疫情期間亞健康干預研究重點關注的人群。政府部門可聯合醫療衛生機構、社區及社會力量等,采取政策傾斜、重點幫扶行動等系列措施,對疫情期間工作、學習、生活或就醫存在較大困難的居民和家庭加大救助力度;同時,個體應從身體、心理等各方面進行自我調節,保持積極向上的生活狀態,采取積極的措施應對當前困難和壓力。

圖1 健康相關行為在負性生活事件與亞健康關系的結構方程模型

3.3 健康相關行為影響居民亞健康狀況

健康相關行為是個體或群體與健康或疾病有關的一切行為,如個體的早餐習慣、鍛煉、久坐、熬夜等各種行為方式。本研究中,不同健康相關行為的居民亞健康狀況具差異性,早餐習慣較好、睡眠良好、從不或很少熬夜或久坐的居民亞健康得分較高,個體健康狀況越好。研究表明,不吃早餐與感冒、壓力、慢性疾病有顯著的聯系[15]。而長期熬夜易使個體產生疲乏、記憶力和注意力下降等亞健康狀態,甚至引發疾病[5]。久坐與身體活動密切相關,長期久坐不僅易誘發疾病,也會使個體產生不良情緒[16]。疫情期間長期居家,導致活動減少,久坐、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飲食不規律、睡眠紊亂等不良行為生活方式普遍存在[5-6],這些行為又加劇疫情對人們身心健康的負面影響,形成惡行循環。因此,更應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引導居民多參加身體鍛煉活動,減少久坐;提倡健康的睡眠習慣,減少熬夜;積極推行健康飲食方式;幫助居民形成健康、科學的生活行為習慣,以提升居民身體素質。

3.4 健康相關行為在負性生活事件和亞健康之間起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顯示,負性生活事件和健康相關行為直接影響亞健康,健康相關行為在負性生活事件和亞健康之間有中介效應。因此,在個體經歷不可控的負性生活事件后,應鼓勵并幫助個體有意識地為維持健康狀態而采取具有健康導向性的行為,以幫助行為主體調節并弱化應激性生活事件的對其身心健康的影響。當前,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此危機的持續時間和對常態的破壞尚未明確。因此,應進一步強化對居民的健康教育和管理,開展促進居民健康系列行動計劃,幫助居民維持良好的身體健康狀況;同時,加強重視居民的心理和社會健康狀態,推行心理健康促進行動。從身體、心理和社會各方面共同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幫助居民較好地應對這場危機,減少甚至化解此危機對個體身心健康的影響。

綜上所述,負性生活事件經歷是居民亞健康的危險因素,健康相關行為在負性生活事件和亞健康之間起中介作用,應有針對性地開展十堰市居民健康促進干預行動,幫助改善居民行為生活方式,進一步提高其健康水平。另外,本研究僅在一個市開展調查,尚不能代表其他地區城鄉居民的亞健康狀況,后續研究需要擴大區域和樣本量,以全面分析疫情期間居民健康相關行為和亞健康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