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養方式與兒童非自殺性自傷行為關聯分析

萬孝先, 張伶俐, 胡小平, 鄭永雄

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為一般指在沒有明確自殺意圖的情況下,個體故意、重復地傷害自己身體組織,且不被社會所接受的行為,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有割傷、打傷、燙傷、撞傷、抓傷等[1]。NSSI行為不僅可直接造成輕到中度損傷,還與青春期及成年期間多種心理問題以及自傷密切相關。兒童青少年NSSI行為檢出率5.4%～45.6%[2-3],NSSI患病率不斷攀升,已經引起了相關學者、臨床醫生、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等的關注,已有大量研究就NSSI行為的流行病學、病因等方面做了探討。既往研究報道童年期家庭功能、忽視、虐待等因素可能是NSSI發生的重要因素[4],但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人群,鮮有研究報道上述因素對兒童NSSI行為發生的影響。家庭教養方式是家庭功能的重要方面,在兒童性格塑造、社會化、心理發展等方面起重要的作用[5]。本研究擬通過分析深圳市某區兒童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發生的影響,為該地區兒童NSSI行為的預防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隨機整群抽樣方法,于2020年12月在深圳市某區隨機抽取7所學校,以所選學校4～5年級所有在校學生為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在校醫的幫助下,排除有嚴重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智力低下或不能理解問卷內容者以及留守兒童,所調查內容均需學生本人及父母知情同意。本次調查發放調查問卷3 340份,剔除填寫不完整或存在邏輯問題的問卷,共計回收有效問卷3 120份,有效應答率93.41%。本研究不涉及人類生物標本等收集研究,僅進行問卷調查,調查設計嚴格遵守人類倫理要求并獲深圳市光明區婦幼保健院倫理專業委員會批準(批文號:LL-KT-2020246)。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況調查表自行設計一般調查表,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年級、民族、家庭類型、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職業等。

1.2.2 父母教養方式維度調查問卷(FUSQ)該量表由程灶火[6]教授2009年編制,用于評估兒童的家庭教養方式,量表由兒童自己根據父母對本人的養育方式填寫。量表包含接納-拒絕、民主-獨裁、尊重-羞辱、關心-袒護、寬容-放縱、激勵-懲罰、理解-責備、溫情-粗暴、管教-控制和期望-苛求等10個維度,統計10個維度得分,每個維度包含12個條目(其中6個條目采用正向記分,6個條目采用反向記分)。各條目采用1～5五級評分(1=從來不用、2=偶爾使用、3=有時使用、4=經常使用、5=總是使用),累計各維度得分范圍12～60分,分數越高越傾向于積極教養方式。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各維度重測信度0.654～0.822、分半信度在0.635～0.869、α系數0.496～0.824,構想效度相關系數0.32～0.81[6]。

1.2.3 青少年自我傷害問卷該問卷由馮玉[7]修訂,用于調查研究對象過去一年內發生的共18種故意傷害自己身體的NSSI次數、程度等。NSSI發生頻次采用Likert 4級計分法:0次、1次、2～4次、5次及以上四個等級,分別記為0、1、2、3分;對身體傷害程度的評估分為無、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五個等級,分別計分為0、1、2、3、4分。傷害次數為1次及以上、造成傷害程度輕度及以上即被判定為有NSSI行為。該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Cronbach'sα系數 0.85,校標效度相關系數0.292～0.632、聚合效度相關系數0.485、區分效度相關系數-0.189[7]。

1.3 質量控制

在正式調查前先進行預調查,完善調查問卷;對調查員進行培訓,統一調查方式、內容和要求等。調查前統一指導語,告知被調查的意義、注意事項,以班級為單位,要求被調查學生在教室集體當場完成調查問卷并由工作人員核對后回收。

1.4 統計分析

采用Epidata 3.0建立數據庫并錄入資料,以SPSS 20.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進行比較,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家庭教養方式與兒童NSSI行為的關聯性,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包括男生1 706人(54.7%),女生1 414人(45.3%),男女性別比1.21∶1。平均年齡(9.92±0.70)歲,最大11歲,最小9歲。四年級1 561人(50.0%),五年級1 559人(50.0%)。漢族2 919人(93.6%),其他民族201人(6.4%)。見表1。

2.2 兒童NSSI行為檢出率

本次調查共檢出有NSSI行為的研究對象880人,檢出率為28.2%。其中男生471人(27.6%),女生409人(28.9%),女生高于男生,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五年級NSSI行為檢出率高于四年級(28.7% vs 27.7%),但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家庭類型為單親型的兒童NSSI行為檢出率明顯高于其他類型家庭的兒童,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母親文化程度為高中或中專的兒童NSSI行為檢出率明顯高于母親文化程度其他的兒童,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深圳市某區3 120例兒童NSSI行為檢出情況

表1 (續)

2.3 家庭教養方式得分

家庭教養方式中,NSSI組與無NSSI組除了在期望-苛求維度得分上無差異外,其余維度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NSSI組在接納-拒絕、民主-獨裁、尊重-羞辱、關心-袒護、寬容-放縱、激勵-懲罰、理解-責備、溫情-粗暴和管教-控制得分均低于無NSSI組。見表2。

表2 NSSI組和無NSSI組在家庭教養方式的不同維度得分比較 單位:

2.4 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NSSI發生影響的多因素分析

表3 NSSI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兒童NSSI行為檢出率較高

本調查結果顯示,兒童NSSI行為檢出率為28.2%,與梁楷利等[8]對小學生NSSI調查研究結果的27.63%基本一致,雖低于崔瑩瑩等[9]報道的深圳市中學生NSSI檢出率(34.7%),但明顯高于楊春燕等[10]、閆敬等[11]對中學生NSSI報道的檢出率(分別為13.8%、22.6%),也高于國外其他地區報道的結果[12-13],提示NSSI可能存在低齡化趨勢。NSSI雖然不具有致死性或致死性較低,但它與多種心理問題/障礙相關,并且增加自殺死亡的風險[14],各部門有必要早期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預防兒童NSSI。性別方面,女生NSSI行為檢出率高于男生,但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Liu[15]對兒童期NSSI檢查率男生高于女生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但有研究認為,目前尚無充分的依據可以證明NSSI在兒童青少年群體中存在性別差異[9-10,16]。

3.2 家庭教養方式是兒童NSSI發生的影響因素

研究報道,家庭、學校環境和社會環境對個體NSSI行為的產生均有影響,其中家庭環境起主導作用[17]。親子關系作為家庭環境中的最重要因素,是影響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尤其重要的因素[18]。本調查結果顯示,父親羞辱(OR=1.595)、母親責備(OR=1.365)增加兒童NSSI行為發生風險,這與其他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最近研究證實,兒童期情緒虐待、父母過度批評或冷漠與NSSI顯著相關[19]。同時有研究發現,存在長輩責罵或體罰的學生NSSI檢出率高于無此情況者[20]。父母教養方式與NSSI存在顯著相關性,可能正確的家庭教養方式使個體形成成熟的人格,在面對生活挫折或其他負性事件時能夠以正性方式應對;而在極端的父母教養方式家庭中成長的個體不能合理調節自己的情緒,面對負性情緒無法應對時會采取極端的方式(如自傷)來回避[21]。有研究認為,消極的父母教養方式易增加兒童NSSI行為發生率,而積極的父母教養方式能夠有效降低兒童NSSI行為的發生率。本調查結果同樣發現,父親寬容(OR=0.652)、母親激勵(OR=0.710)、母親理解(OR=0.586)可降低兒童發生NSSI行為風險,與石云鵬和劉偉方[22]研究報道“父母的理解、情感溫暖與青少年NSSI負相關”一致。提示父母應與兒童建立良好的親子信任和溝通關系,采用正向的教養方式培養兒童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正確的處理問題方式,從而減少自我傷害的發生率。

綜上所述,兒童NSSI行為檢查率相對較高,家庭教養方式是兒童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影響因素,社會、學校和家庭應重視兒童NSSI行為。為降低兒童NSSI行為的發生率,父母要加強自身核心品格的建設、樹立正確的三觀,認識到養育孩子的重要責任,自覺學習家庭教養相關知識,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關注孩子心理健康,采取尊重、理解、傾聽、關心、接納等方式,與孩子良性互動,不斷調整親子關系,同時要言傳與身教相結合,促進兒童品德和能力的發展,與孩子共同成長。社會各部門應加強多方協助,如建立由學校健康教育老師、醫院心理醫生、社區工作者、民政等多部門聯動協同機制,宣傳科學家庭教養知識和理念,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公益性教育指導和實踐活動,采取靈活多樣的措施促使家長掌握家庭教養與親子溝通技巧,促進家庭教養方式的改善。政府應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等法律法規,建立家庭、學校、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組建專業隊伍,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對家庭教養方式進行指導;同時國家將家庭教育工作納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和政府購買服務專項規劃,提供經費支持;通過開展家庭教育研究等措施,從多方面保障民眾生活穩定,減輕家長生存壓力,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精力調整教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