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及障礙因子診斷

朱 麗，汪 群

（銅陵學院會計學院，安徽 銅陵 244061）

0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正逐步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因此，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刻不容緩。 現階段，我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直接制約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為此，國家著力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其中，承接東都地區的產業轉移是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途徑。 2010 年1 月國務院將皖江城市帶作為國家首個承接產業轉移的示范區，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皖江城市帶的各地級市是否通過產業轉移實現了自身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一套切實可行的評價體系對其十余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量化評價。 本研究運用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量化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水平后，利用障礙因子模型，分析影響其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關鍵障礙因子，從而為皖江城市帶更好融入長三角一體化戰略提供對策和建議。

1 文獻綜述

高質量發展基于中國具體國情提出的新生概念，國外尚無高質量發展的概念，因此國外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較少。 現有研究從經濟高質量發展維度出發，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方法和影響因素展開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方面，詹新宇等［1］構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位一體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標體系。 魏敏等［2］構建了經濟結構優化、創新驅動發展、資源配置高效、市場機制完善、經濟增長穩定、區域協調共享、產品服務優質、基礎設施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經濟成果惠民等10 個維度的指標評價體系。李金昌等［3］從經濟活力、創新效率、綠色發展、人民生活和社會和諧5 個維度出發來評價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 楊耀武等［4］構建了經濟成果分配、人力資本及其分布狀況、經濟效率與穩定性、自然資源與環境和社會狀況5 維一體的指標體系。 余泳澤等［5］從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視角出發，運用SBM 模型評價中國230 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方法方面， 現有學者利用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測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主觀賦權法方面，范柏乃等［6］運用頭腦風暴法構建了36 個評價指標，結合1986~2011 年的數據，從經濟發展度和社會發展度入手對我國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狀況予以評價。 客觀賦權法方面，張亞斌等［7］基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5 大發展理念構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質量評價體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影響。 王靜［8］構建了區域循環經濟評級指標體系，結合2011~2015 年的《陜西省統計年鑒》中的數據，運用因子分析法對陜西省循環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分析。王青等［9］結合2011~2020 長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統計年鑒的面板數據，運用熵權法結合五大發展理念對長三角六大都市圈經濟高質量水平進行評價， 并將六大都市圈整體差異分解為區域內部差異和區域間差異。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方面，相關學者也開展了深入的研究。陳詩一等［10］收集了2004~2013 年度全國286 個地級市的PM2.5 數據， 實證結果表明霧霾降低了中國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何立峰［11］提出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以質量、效率和動力為途徑全面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上官緒明等［12］收集了2007~2016 年度中國278 個地級市數據，運用空間Durbin 模型，實證結果表明科技創新和環境規制分別通過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和負向空間溢出效應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儲德銀等［13］構建面板聯立方程模型證明財政縱向失衡和土地財政抑制了地方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張躍等［14］以長三角城市群為例，利用雙重差分法證實區域一體化提升了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圍繞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體系、評級方法以及影響因素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范圍方面，現有研究大多以全國或者某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少有研究從區域性視角出發，以某個城市帶內部具有相似屬性的各地級市為研究對象，評價城市帶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本研究以皖江城市帶為例，參考現有文獻的評價視角，構建六維一體的經濟高質量評價體系，有效評價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由于主觀賦權法受傳統專家經驗影響較大，無法保證評價結果的客觀性，因此，本研究選擇客觀賦權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評價體系進行評價?？陀^賦權法中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權法都可供選擇，根據論文中構建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特點，并結合皖江城市帶各城市的特點，本研究選擇熵權法。

2 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二十大報告在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中提出了要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本研究將新發展理念融入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中，并參考已有研究構建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評價體系，以新發展理念為基本準則，并結合皖江城市帶的實際狀況以及安徽省統計年鑒中已有的相關數據，設計了經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六維一體的指標評價體系。整個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指標體系表

3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選取了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涵蓋的8 個地級市數據來評價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皖江城市帶包含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巢湖、滁州和宣城9 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縣和金安區等59 個縣，但是鑒于縣和區的數據較難獲取，且統計口徑上與地級市相比也存在較大差異，本研究僅將地級市作為評價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數據源。在數據起始年份上，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皖江城市帶，應以設立皖江城市帶的2010 年度作為數據的起始年份，統計9 個地級市數據。但是2011 年安徽省政府撤銷巢湖地級市，為保證指標體系前后的可比性，本研究的數據源從2011 年開始。數據統計截止到2018 年，未更新到最新年度有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在評價指標體系中涉及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固體廢物排放量和SO2 排放總量3 個數據，《安徽省統計年鑒》在2019和2021 年度中缺失上述數據，為保證指標體系的完整性和時間的連續性，本研究僅將數據更新到2018年。 第二，2019 年度安徽省全境加入長三角一體化，就安徽省而言，皖江城市帶和非皖江城市帶的界限模糊化，因此，本次數據統計截止到2018 年度。 同時，2011 年隨著撤銷巢湖市政策的出臺，皖江城市帶所含的城市也有9 個地級市轉為8 個地級市。

本研究對部分數據也進行了簡單的加工處理。例如，綠色發展水平中的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和共享發展水平中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皆是以8 個地級市作為統計口徑， 而安徽省統計年鑒中的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是以每年的行政區劃作為統計口徑，其各年的城市統計個數上存在一定差異。因此，應當遵循統一的行政區劃原則將其劃入皖江城市帶的8 個地級市中，以便各年度和各地級市數據的比較。

4 熵權法下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測算過程

依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本研究提取了2012~2019 年度安徽省統計年鑒中的原始數據，根據二級指標體系的定義，匯總了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數據。 在此基礎上根據熵權法的操作步驟，計算出8 個地級市2011~2018 年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并進行了排序，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根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在收集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原始數據后形成矩陣X= （Xij）m×n，i=1，2…m，j=1，2，…n，數據覆蓋了2011~2018 年度，每年的數據處理方式一致。因此，本研究以2011 年的數據為例，說明指標的具體含義，2012~2018 年度參考2011 年度數據處理方法。 在矩陣Xij中，Xij表示2011 年度中8 個地級市23 個評價指標的原始值，i代表評價對象，本研究中指的是皖江城市帶中合肥、滁州和安慶等8 個地級市，即i=1，2，…，m，其中m=8。j代表2011 年度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中的評價指標，即j=1，2，…，n,其中n=23。 依據指標性質的不同，正向指標使用公式1，逆向指標使用公式2 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并且為了保證后續求取對數的結果為正，在正向指標和逆向指標的無量綱化基礎上加上0.00000001。

表2 2011 年度8 個地級市各指標無量綱化結果表

以2011 年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的數據為例， 其中，yij表示2011 年度中8 個地級市23 個評價指標原始數據無量綱化后處理的數值，min（xj）表示2011 年度中每個評級指標最小值，max（xj）表示2011年度中每個評級指標的最大值。 依據公式1 和公式2 的計算規則， 無量綱處理結果后應當保留8 位小數。 但是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涉及23 個評價指標，數據覆蓋量較大。 受表格版面的限制，本研究將每個地級市對應的無量綱化處理結果僅保留4 位小數。2011 年度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無量綱化處理結果如表2 所示。

第二步，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數據無量綱化處理之后，求取Pi，j，即表中每個指標中各個地級市數據分別除以地級市數據之和形成Pi，j，Pi，j如公式3 所示。

第三步，求出熵值；其中，P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所占的權重，ln（Pij）為Pi,j求取對數，m為皖江城市帶地級市個數,Gj為第j項指標的熵值，具體計算過程如公式4 所示。

第四步，在求出熵值后，利用公式5 求出第j項指標的效用值dj。

第五步，求出權重Wj的計算如公式6 所示。

2011 年度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中各個二級指標的權重計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2011 年度經濟高質量發展二級指標權重計算結果表

第六步，將各個地級市的行矩陣轉置之后形成列矩陣，與表2 中8 個地級市的無量綱化處理結果進行矩陣的相乘，并按照8 個地級市分別進行匯總，計算出2011 年度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分。

最后， 重復上述過程分別計算出2012~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得分。2011~2018 年度經濟高質量發展匯總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2011~2018 年度8 個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得分匯總表

5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障礙因子診斷

由表4 可知，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內部8 個地級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性顯著。 因此，從指標體系的基礎維度出發，探索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驅動因素顯得尤為重要。 本研究運用障礙度分析法，以年為單位，分別探索經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6 個維度在8 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性，最后將8 年的數據進行匯總，從而尋找影響皖江城市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驅動因素。 其中，障礙度分析模型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障礙度模型主要通過因子貢獻度、指標偏離度和障礙度進行綜合分析，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Fj為因子貢獻度，Ij為指標偏離度，Yj為障礙度，Rj為第j個指標所屬分類指標的權重，Wj為第j個指標權重，Xj為指標的標準化值。

5.1 不同地區障礙因子

以2011 年度數據為例，運用障礙度分析法探索經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6 個維度在驅動8 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性，具體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2011 年度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障礙度分析結果表單位：%

由表5 可知，2011 年度， 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中合肥市的經濟發展障礙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經濟發展障礙度為34.75%。滁州市的創新發展障礙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最大，創新發展障礙度為30.91%。 蕪湖市的協調發展障礙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最大，協調發展障礙度為18.34%。 銅陵市的綠色發展障礙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綠色發展障礙度為31.54%。 合肥市的開放發展障礙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最大，開放發展障礙度為18.92%。 蕪湖市的共享發展障礙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最大，共享發展障礙度為21.60%。

5.2 時間變化分析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8 個地級市障礙度因子匯總后如表6、表7、表8 和表9 所示。

表6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地級市經濟發展障礙度表單位：%

表7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地級市開放發展障礙度發展障礙度表單位：%

表8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地級市創新發展障礙度發展障礙度表單位：%

表9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地級市綠色發展障礙度發展障礙度表單位：%

從表6 來看，2011~2018 年度合肥市的經濟發展障礙因子雖然呈現波動變化的趨勢，但是顯著高于其他7 個城市。 從表7 來看，2011~2018 年度合肥市的開放發展障礙因子雖然呈現波動變化的趨勢，但是也顯著高于其他7 個城市。 即經濟發展障礙度和開放發展障礙度對合肥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顯著。 從表8 來看，2011~2018 年度滁州市的創新發展障礙因子雖然呈現波動變化的趨勢，但是總體上高于其他7 個城市。 從表9 來看，2011~2018 年度銅陵市和馬鞍山市的綠色發展障礙因子雖然呈現波動變化的趨勢，但是總體上高于其他6 個城市。 即創新發展障礙度對滁州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顯著，綠色發展障礙度對銅陵市和馬鞍山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顯著。

6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6.1.1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皖江城市帶內部8 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性較大。其中，合肥市和蕪湖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屬于第一梯隊。 2011~2018 年度合肥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0.75，0.82］之間，顯著高于皖江城市帶中其他城市，處于遙遙領先的水平。 蕪湖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分在［0.44，0.53］之間，雖然低于合肥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但是顯著高于皖江城市帶中其他6 個城市的發展水平。 滁州市、馬鞍市與銅陵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適中， 屬于第二梯隊， 三個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得分在［0.23，0.42］之間。宣城市、池州市與安慶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屬于第三梯隊，三個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得分在［0.16，0.38］之間。

6.1.2 經濟高質量發展變化率大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內部8 個城市增減變動趨勢存在較大差異。作為第一梯隊的合肥市和蕪湖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水平上存在較大差異。合肥市保持著較為穩定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且有一定幅度的增長，但增長速度較為緩慢。 蕪湖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U 型特征，2012~2016年度呈現出逐年下滑的趨勢，2017~2018 年度經濟高質量發展逐步恢復。

第二梯隊的滁州市、銅陵市和馬鞍山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上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滁州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率與蕪湖市相似，呈現出U 型特征。 2012 年度滁州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躍升為皖江城市帶中第二梯度城市帶的首位，2013~2016 年度逐年下滑，2017~2018 年度逐步提升。 銅陵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局部呈現出淺V 型特征，2012~2014 年度逐年下滑，2015~2017 年度逐年上升。 馬鞍山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深V 型特征，2011~2014 年度逐年下滑，并且跌落至第二梯隊城市帶的最低值，2015~2018 年度逐步恢復。

第三梯隊的池州市、宣城市和安慶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上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池州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分布在［0.17，0.20］之間，與皖江城市帶其他7 個城市相比，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波動幅度最小。 宣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2012 和2018 年度達到0.25，其他年度分布于0.20 兩側較為穩定，變動幅度略高于池州市。 安慶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動幅度最大，2011 年度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皖江城市帶的最低值，2011~2018 年度保持著逐年增長的趨勢，2018 年度已經提升至第二梯隊城市帶的較高水平。

6.1.3 皖江城市帶內部障礙因子差異顯著

由表6~9 可知，皖江城市帶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障礙因子差異性顯著。 其中合肥市作為皖江城市帶中的第一梯隊城市，2011~2018 年度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顯著高于其他7 個城市，合肥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主要得益于經濟發展水平和開放發展水平。 滁州市作為皖江城市帶中新晉的第二梯隊城市，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主要得益于其創新發展水平。銅陵市和馬鞍山市作為傳統的皖江城市帶第二梯隊城市，長期依托于礦產資源進行城市建設，當前面臨著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的雙重威脅。

6.2 建議

6.2.1 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

建議根據各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不同，實施差異化的發展方案。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的合肥市來說，在承接長三角產業轉移過程中，通過引入高端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已經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此后，應當充分發揮核心城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輻射帶動作用。 將產業轉移中已承接的中低端制造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分流給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在實現自身產業轉型的同時，也助力城市帶內部經濟實力薄弱的城市發展。

6.2.2 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皖江城市帶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示范基地，應當抓住機遇，快速融入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的快車道，擺脫目前僅合肥市的開放發展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困境。 蕪湖市、銅陵市應當充分利用其臨近長江的地理位置優勢，以港口貿易為依托，通過制度建設逐步優化區域內投資環境。引進外商投資，逐步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型升級。在此基礎上整合城市和城市帶內部的生產要素和資源稟賦，全面提升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水平。

6.2.3 逐步提升城市帶的創新能力

滁州市作為新晉的第二梯隊城市， 其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充分證實了創新發展驅動力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創新能力的提升離不開科研經費的支持，政府應當發揮其宏觀調控作用，加大財政收入在基礎領域、關鍵技術和前沿領域的投入，引領社會資本在技術領域的投入。 同時，政府應當根據各個城市特點逐步搭建高新技術研究、應用研究、產業發展、成果應用和示范推廣等多維一體的研發及應用平臺。

6.2.4 加快城市帶內部的協調發展

2011~2018 年度，皖江城市帶各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性顯著，8 個城市形成3 個發展梯隊，同時每個梯隊內部城市間的發展水平差異性顯著。因此，提升皖江城市帶內部城市間的協調發展尤為必要。 應當逐步建立合肥市和蕪湖市等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城市對宣城和池州等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城市的區域聯動機制，落實效率與公平并重的治理思維，推動城市帶內部的協調發展。

6.2.5 加快城市的綠色發展

銅陵市和馬鞍山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充分證實了綠色發展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首先，針對生態環境污染較為嚴重的地區，政府應當發揮主心骨作用，引領企業逐步完成生態環境的修復和恢復工作。 其次，政府應當逐步引導企業構建低碳、綠色和循環發展的高質量發展體系，通過稅收優惠、政府補助等形式引導化工企業和鋼鐵企業逐步向清潔生產和節能環保產業轉型。最后，政府應當出臺大氣防治和污水治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城市綠色發展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