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中間地帶
——《布娃娃瘟疫》中的疾病書寫*

李毅峰

內容提要: 奇卡納思想家格洛麗亞·安扎爾杜瓦提出了“中間地帶”這一概念。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空間,又是改變的起點,同時也是消除二元對立、包容差異的所在。奇卡諾作家阿里漢德羅·莫拉利斯的小說《布娃娃瘟疫》是對“中間地帶”概念很好的詮釋。作為醫生,小說中三個故事的主人公都面臨著應對瘟疫的危機時刻,他們意識到殖民主義、種族和階級歧視及由此而導致的環境問題是瘟疫滋生的根源。通過改變舊有的觀念,他們消除植根于內心的種族、階級、文化及時間二元對立觀,學會接納與包容異質元素,最終戰勝瘟疫。小說通過疾病書寫,呈現了引發瘟疫的社會問題及莫拉利斯所給出的解決措施。

阿里漢德羅·莫拉利斯(Alejandro Morales,1944—)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奇卡諾/拉美裔研究中心的教授,同時也是一位重要的奇卡諾作家,曾獲2007年路易·里爾獎。他用英語和西班牙兩種語言寫作,迄今為止共出版西班牙語小說四部,英語小說五部,其中包括出版于1992年的《布娃娃瘟疫》(The Rag Doll Plagues)?！八且粋€被低估的作家”(Franco 375),在國外,有關拉美裔/西語裔或奇卡諾文學研究的專著或論文中,鮮見莫拉利斯的名字;在國內,僅能見到兩三篇學術論文關注莫拉利斯,其中主要包括王守仁關于他英語小說的總體評論,李保杰從空間政治角度對其《天使之河》(River of Angels,2014)的評論,以及李曉麗和李保杰從生命政治角度對《死亡縱隊長》(The Captain of All These Men of Death,2006)的解讀。李保杰對他進行了較為公允的評價,認為:“阿里漢德羅·莫拉利斯是當今奇卡諾作家中成就卓著的一位”(59)。作為一位學者兼作家,莫拉利斯將文學理論、文學實踐及社會責任感結合起來,通過作品表達他對于美國墨西哥裔及西語裔的關切,同時也闡發他對于社會問題的見解。

莫拉利斯的作品主題豐富,幾乎囊括“歷史、移民、種族關系、民族、家庭、勞工、教育、宗教、記憶、權力、邊界、邊土及想象”①參見https://faculty.sites.uci.edu/amorales/(accessed Feb.7,2021)。等所有奇卡諾/拉美裔文學的主題。在當今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他有關疾病的小說《布娃娃瘟疫》值得重新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莫拉利斯如此表述自己的寫作原則,即“書寫過去、當下和未來”,②同上?！恫纪尥尬烈摺肪褪沁@種創作理念的最好踐行。小說敘事宏大,結合后現代主義拼貼手法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寫作傳統,時空變換,跨越三個世紀、三個美墨邊境地區,三個故事分別發生在18世紀末的墨西哥、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加州橘縣和21世紀末一個名叫“拉美克斯”(Lamex)的地方。三個故事通過三位格里高利(Gregory)醫生及三場名為“布娃娃瘟疫”的流行疾病串聯起來。

第一個故事開始于1788年,來自西班牙的御醫格里高利奧(Gregorio)③格里高利奧是格里高利的西班牙語名字。受命前往殖民地“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幫助新西班牙總督改善那里的醫療狀況,碰巧遇上瘟疫肆虐。格里高利奧著手改善殖民地的衛生環境,經過三年努力,疫情終于消失。第二個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一個名為“德里”的西語裔聚居區。醫生格里高利與猶太裔白人女演員桑德拉一見鐘情,桑德拉因為一次輸血而感染艾滋病,格里高利帶她去墨西哥尋找民間藥師治療,民間藥師教會她接受痛苦并與之相處,桑德拉最終在德里社區墨西哥裔朋友們和親人們的陪伴和照顧下離開人世。第三個故事發生在21世紀70年代,主人公格里高利是第二個故事中格里高利醫生的孫子,擔任“拉美克斯健康走廊”研究中心主任。彼時,美、加、墨三國建立了三國聯盟,美墨邊界不復存在,科技高度發達,但是由于環境污染,居民生存環境惡劣,瘟疫頻繁發生。格里高利發現墨西哥城居民的身體已經進化出了適應惡劣環境的機能,他們的血液可以治愈瘟疫,通過輸血療法,瘟疫最終消失。

莫拉利斯曾闡述過自己對于瘟疫的思考,他說:“《布娃娃瘟疫》主要是關于疾病的來源: 它們從哪里來?它們為什么會回來?我們以為已經解決了問題,但它們又出現了,我覺得這與經濟和社會狀況大有關系”(轉引自王守仁50)。他在《布娃娃瘟疫》中給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人類社會出現了種種問題,而這些問題并未徹底解決,因此瘟疫才會再三降臨人類社會。那么,這些“布娃娃瘟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治愈?莫拉利斯在小說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美墨文學所昭示的“中間地帶”

墨西哥裔思想家格洛麗亞·安扎爾杜瓦(Gloria Anzaldúa,1942—2004)在《邊疆: 新混血女性》(Borderlands/La Frontera:The New Mestiza,1987)中說過,美墨邊界將“兩個世界的生命之血融合,形成了第三個國家”(Anzaldúa 3)。這里的“第三個國家”就是邊土(borderlands)地帶,這里有白色和棕色兩種膚色,英語、西班牙語兩種語言,融合了墨西哥、印第安及盎格魯白人三種文化,不同的種族、語言、文化在這片土地上激烈地沖突、交鋒,同時也雜糅、交匯。因此,生活在美墨邊界的美國墨西哥裔有著十分強烈的身份危機,他們不清楚自己到底應該歸屬于哪種文化,正如安扎爾杜瓦在論述墨西哥裔女性的身份困惑時所說,她們的名字太多: 少數族裔女性、拉美裔女性、奇卡納女性、同性戀女性、梅斯蒂扎[……],因此“她們有種恐懼: 她們沒有名字,她們有很多名字,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同上43)。安扎爾杜瓦后來又提出了“中間地帶”(nepantla)概念,使得她的理論更具有普適性?！皀epantla”是墨西哥土著語言納瓦特語的詞匯,意為“中間空間”(in-between space)。她將“中間地帶”闡釋為“從一個地方向另一個地方轉移時跨越的一片充滿不確定性的地帶”,當人們“從一種階級、種族或性別狀況改變到另一種的時候,從目前的身份轉換到一種新身份的時候”(同上56),都會經過這個地帶。人們在遭遇身份等等諸多危機的時候,就像自我被撕碎一般,然而,安扎爾杜瓦認為被撕裂的碎片可以通過重建而變得完整,而中間地帶,就是那個從碎片到完整的過渡地帶。安扎爾杜瓦的研究者安娜路易斯·基廷(Ana Louise Keating,1961—)如此總結這個概念:“對于安扎爾杜瓦來說,‘中間地帶’代表時間、空間、心理或智識等等各方面的危急時刻。它會在人生的很多過渡性階段出現”(Anzalduá&Keating 245)?！爸虚g地帶”有兩個主要特征:首先,它“是改變的起點”,是新身份的誕生地,它開啟了重塑新身份的可能性;其次,它是一個“能夠接受矛盾和悖論的地方”(Anzaldúa 56),“就像博爾赫斯的阿萊夫,在其中囊括了地球上所有其他的地方”(同上57)。綜上可見,“中間地帶”是一個具有墨西哥裔文化特質的“第三空間”,一個既充滿危機又充滿無限可能性的空間,一個改變自己、重塑自我的起點,一個超越二元對立的所在。安扎爾杜瓦將身處于這片中間地帶的人們稱作“nepantleras”(in-betweeners),認為他們是“偉大的邊界跨越者”(border-crossers),擁有多元化、包容的品質,能夠“在各種不同文化之間游走。有多樣化的個性,以多樣化的行為行事”(同上79)。

莫拉利斯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及是否可以用安扎爾杜瓦的“中間地帶”概念來闡釋《布娃娃瘟疫》,他的回答是:“是的,我認為或許可以”(Neff 176)。由此昭示了他的創作和安扎爾杜瓦所倡導的“中間地帶”的連接。小說三個故事中的三位格里高利都經歷了危機時刻,在面對瘟疫的時候,他們起初束手無策,后來意識到造成瘟疫的根源是人類社會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想,他們改變舊有的觀念,消除植根于內心的種族、階級、文化及時間二元對立觀,學會接納與包容異質元素,最終戰勝瘟疫。細讀小說文本,從小說對瘟疫的根源、消除及其背后權力關系的呈現,可以窺見疾病書寫的深刻意義。

二、瘟疫根源

征服疾病,首先要找到疾病的根源,才能夠對癥施藥,最終鏟除疾病。在《布娃娃瘟疫》中,三位格里高利醫生都意識到瘟疫并非來自烏有之鄉,它是人類社會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集中爆發?！恫纪尥尬烈摺房此圃跁鴮懠膊?其實是在思考人類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的種種頑疾。莫拉利斯在小說中追溯到的瘟疫根源主要包括殖民壓迫、種族和階級歧視及環境問題。

第一個故事中,殖民壓迫是瘟疫爆發的根本源頭。殖民制度的建立,破壞了美洲原有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最終導致了瘟疫的爆發和流行。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1496—1584)在《征服新西班牙信使》(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a,1532)中描述了他1519年初見墨西哥時的情景:“好似漂浮在水上浸潤在山間空氣中的城市、華麗的宮殿、花園。所有這一切都讓他們誤以為自己闖入了一個仙境”(轉引自邁耶、畢茲利263)。然而50年后,在殖民者的剝削和掠奪之下,美洲的自然生態嚴重失衡,卡斯蒂略傷感地說:“所有這些我看到的景象在之后都被摧毀,失落無蹤,沒有留下半點殘余”(同上)。從他的對比中可見殖民者為墨西哥帶來的深重生態災難。環境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勞斯比(Alfred Crosby,1931—2018)提出了“生態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在考察了歐洲對美洲和大洋洲等前殖民地征服的過程之后,他認為殖民者不僅給殖民地帶來了疾病,也帶來了在當地重建歐洲環境所需要的植物和動物,他將它們稱為“生物旅行箱”(partmanteau biota),殖民地以前沒有的疾病和動植物使得大片的土著風景被歐洲風景所代替,大量的土著居民被歐洲殖民者所代替,這樣的生態改變完成了生態學意義上歐洲對殖民地的征服。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不僅帶去了這片“處女地”從未遇到過的傳染病,還將小麥等農作物及多種家畜、家禽帶到墨西哥,這些來自歐洲的“生物入侵者”使得墨西哥經歷了痛苦的生物替換過程,遭遇了生態殖民。除了大規模生物替換外,殖民者在墨西哥大肆砍伐森林、開采銀礦,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得的白銀源源不斷輸入西班牙。西班牙入侵200多年后,生態殖民的惡果依然持續,“到了18世紀末,其社區又開始面臨人口過多、土地貧瘠和水源短缺的問題[……]過于擁擠的城市與極差的衛生條件使這些城市再度成為霍亂和傷寒之類的流行病滋生的場所”(同上278)。

第一個故事中1788年“新西班牙”的情景,反映的正是這個背景下殖民剝削給墨西哥帶來的生態災難。故事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對“新西班牙”總督華麗宮殿的描述,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廣場之隔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黑人、穆拉托人及其他不道德的種族日常取水的骯臟水池”(Morales 11)。①本文所引用的小說內容出自Morales(1992),此后只隨文標注頁碼。所有引文均為本文作者翻譯。殖民者為自己建造了世外桃源,躲在里面享受著奢華生活,對于百姓疾苦不聞不問,被壓迫的土著居民的衛生條件極端惡劣,即使是香水和鮮花“仍然無法掩蓋外面的惡臭”(20)。格里高利奧在去往墨西哥城的路上,看到瘟疫導致尸橫遍野,連首都墨西哥城也處處破敗不堪。當胡德神父帶他熟悉城市的衛生情況的時候,眼前的一幕幕景象令人作嘔: 人們毫無廉恥之心,當街大小便,城市下水道阻塞,污水橫流。這樣的衛生條件令人瞠目結舌。居民的道德觀念也淪喪殆盡,貧困的男人、女人,甚至是兒童,為了生存而當街賣淫,毫無羞愧之感。胡德神父苦澀地控訴道:“你看到我們的生活狀況了吧?無論是教廷還是王國政府,都沒有為我們提供過任何幫助”(33)。這樣不堪的社會圖景是道德失格在自然生態方面的折射,反映出印第安人在殖民統治下的生存之艱難。

殖民主義的暴力不僅為當地人帶來了滅頂之災,殖民者同樣難以幸免。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災難最終導致了瘟疫爆發,無論土著人還是西班牙殖民者,無一能夠置身其外。胡德神父說:“這種疾病可以感染任何人,無論他們的性別、種族、年齡和職位。這是一種公平的疾病……這種疾病并不像你們的人帶到新大陸來的很多歐洲瘟疫一樣,僅僅攻擊印第安人”(21)。說這番話的神父,顯然是作者的代言人,而這些話也有著科學的依據。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 Neill,1917—2016)在其《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7)一書中曾經斷言:“如果沒有天花,西班牙就不會在墨西哥取得勝利”(124)。此話道出瘟疫的意識形態含義。1520年,來自歐洲的天花病毒隨著援助殖民者科爾特斯的遠征軍到了墨西哥,在阿茲特克人準備與西班牙人決一死戰的關鍵時刻,天花開始在首都特諾奇蒂特蘭肆虐,導致眾多反抗者死去,因而無法采取有效行動,最終科爾特斯獲勝,阿茲特克帝國和特諾奇蒂特蘭城從此湮滅于歷史長河之中。天花隨著殖民者在美洲登陸,先后奪去三分之一的人口。除天花外,殖民征服還導致了其他瘟疫在美洲大陸的流行。除了無意之中帶來的傳染病外,白人殖民者還惡意傳播疾病,據麥克尼爾所述:“1763年杰弗瑞·阿姆赫斯特(Jeffrey Amherst,1717—1797)勛爵命令把感染了天花的毛氈分發給敵對的部落”(151)?？梢?新大陸深受舊大陸的傳染病之害,新大陸歷史上的傳染病受害者只有美洲土著一方,在某種程度上,歐洲人甚至是傳染病的受益者。而在歐洲入侵200多年后,一種“公平的”傳染病——“布娃娃瘟疫”出現了,它不像16、17世紀美洲的流行病那樣只攻擊印第安人,而是能夠感染所有人,西班牙人同樣是易感染者,殖民的惡果最終也反噬到殖民者身上。

種族和階級歧視是瘟疫肆虐的另外一個溫床,是瘟疫在暫時被抑制之后卷土重來的根本原因。安扎爾杜瓦一語道出墨西哥裔在美國社會中的生存狀態: 他們“身處有150年歷史的對奇卡諾貧民區的種族主義之中”(Anzaldúa 12)。研究顯示:“拉美裔是最貧窮的種族群體,沒有健康保險,受教育程度低得多。[……]墨西哥裔是最邊緣化的一個群體。他們在拉美裔中擁有最低的受教育程度和最高的貧困率”(Luna 232)。

對于墨西哥裔和西語裔在美國社會中所遭受的種族和階級歧視,《布娃娃瘟疫》中有著充滿戲劇性而又現實的描寫。當格里高利的愛人桑德拉主演的戲劇《血色婚禮》在劇院上演的時候,她和格里高利的西語裔朋友們像簇擁女王一樣護送她去到劇場,場面之盛大,讓人嘆為觀止。當地兩份報紙的報道耐人尋味,《橘縣紀事報》對西語裔觀眾充滿了蔑視,批評他們是黑幫分子。而《洛杉磯時報》的報道則是:“來自不同社區的年輕一代西語裔們的亮相非常搶眼。他們看似兇悍,相處起來還可以。劇院加強安保沒有必要。橘縣西語裔中能夠走進劇院的這些人都是他們之中素質最高的”(92)。這種官方大報的報道,看似政治正確,字里行間卻充滿尖酸刻薄的諷刺和刻板印象。罹患血友病的桑德拉因大出血在醫院就醫時的遭遇,進一步將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揭露出來。渾身是血、生命垂危的桑德拉由她的墨西哥裔朋友們護送到醫院,醫護人員想當然地認為桑德拉是在幫派斗爭中受傷的,還懷疑桑德拉開的豪車是偷來的,他們置生命垂危的桑德拉于不顧,叫來警察盤問墨西哥裔青年,威脅要將他們送進監獄,并且還想當然地認為桑德拉沒有醫保而不愿意對她進行救治。在種族主義者眼里,西語裔群體被貼上了“貧窮”“濕背”“勞工”“混混”“幫派分子”等標簽,受到了媒體和科學理性的多重鉗制。就在這次治療中,桑德拉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即“布娃娃瘟疫”,不僅沒有醫生為此負責,她還因為這種病而遭到歧視,無法在美國獲得有效的治療。

生態環境破壞與瘟疫的因果關系,是小說揭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第一個故事中,殖民統治帶來的生態環境災難,是瘟疫滋生的根源。而第三個故事中,即使已到21世紀70年代末期,科技高度發達,超音速交通工具、賽博格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艾滋病、癌癥已經被攻克,然而環境污染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人類社會被逼迫到隨時崩潰的邊緣。在距離太平洋海岸線100英里的海洋深處,三個巨大的垃圾團不斷生長,并且開始移動,攻擊人類社區。美、加、墨三國聯盟用船只將這三座垃圾巨山圍起來,暫時將它們固定在原地。而污染導致的瘟疫通過空氣、陸地和海洋傳播,完全不可預見地攻擊人類居住的區域,殺死成千上萬人。

故事中,雖然美墨邊界已經消失,實體的邊界不再存在,但是階級的邊界卻并未消除,不同的階級生活在不同的區域。墨西哥城成了三國聯盟中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太平洋海岸還建立了兩座大型增殖反應堆,排出的廢水經過凈化后成為墨西哥城居民的生活用水。美國環境正義運動之父羅伯特·布勒德(Robert Bullard,1946—)揭示出一個真相:“有毒廢物填埋場、污染工業、核廢料堆放場或其他危害環境的設施設立在有色人種社區或貧困人口社區”(Bullard 25),他因此認為美國少數族裔社區的環境質量存在“制度化的種族主義”,這些社區承受著“環境非正義”。三國聯盟的居民根據階層聚居在一起: 有錢人居住在“上等生命生存區”;墨西哥裔及華裔等族裔居住在“中等生命生存區”;監獄犯人及其家屬生活在“下等生命生存區”。污染嚴重的墨西哥城,是一個中等生命生存區聚集的地方?！跋碌壬鎱^”的生存環境,還要更為惡劣,它們“都建立在舊監獄設施周圍,大多數居民由流氓無產者、罪犯和所謂‘社會渣滓’組成”,如書中所說,這里是一個“流放地”(penal colony)(137),這里是處理垃圾的地方,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遭受著嚴重的環境非正義:“連綿不斷的垃圾山,已經堆積了有一百多年之久,像巨龜一樣突兀在海面上”(166),很多嬰兒生下來就死去了。

環境非正義和種族、階級歧視相互勾連,對人類福祉提出挑戰。莫拉利斯在小說中表達了他對人類命運的思考: 在全球環境嚴重污染的大背景下,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即便是“上等生命生存區”,也只不過是距離垃圾山更遠一些,而被污染的空氣、水等等污染物一樣也會侵襲他們的社區,因此瘟疫也一樣一次次襲擊“上等生命生存區”。

三、鏟除瘟疫: 通向 “中間地帶”

“中間地帶”是改變的起點和重塑自我的地方?！恫纪尥尬烈摺分腥桓窭锔呃冀洑v了改變,意識到只有通向“中間地帶”,拋棄二元對立思想,以接納及包容態度來對待異質元素,才能鏟除瘟疫。

通往中間地帶的首要途徑就是融合新舊大陸血脈、消除殖民主義暴力的負面影響。第一個故事中,面對殖民地的慘狀,深受尊敬的安東尼奧神父對于如何消除瘟疫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不僅是神父,同時也是醫者,一直奮戰在治療瘟疫的前線。他給出的療法直指當時殖民地的所有弊政:“不要再破壞墨西哥的資源;[……] 宗教法庭必須停止對民間藥師(curandero)的迫害,他們對于我們來說是財富”(40)。格里高利奧認識到殖民地惡劣的環境和瘟疫互為因果,是一種惡性循環,于是著手對殖民地的環境進行整治。經過三年的努力,環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城市比以前干凈、安全了。罪犯得到懲治,公共場所的淫穢行為得以禁止。堵塞的下水道系統得到清理”;平等的觀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貫徹:“醫生必須診治所有的病人;醫學院向窮苦百姓敞開了大門”(44)。格里高利奧自己的觀點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拋開了先前的歧視,將印第安人看作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而不再是“沒有靈魂”的生物;剛來到殖民地時,他把禁止民間藥師行醫當作一項重要任務,他認為民間藥師們是危險的,他們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而后來,他接納安東尼奧神父的建議,允許民間藥師與醫生同時行醫,還與既是神父又是民間藥師的胡德神父成為知己;他決定永遠留下來,這是他與殖民者進行割裂的一個象征,標志著他已經由殖民者變成了殖民地的一員;他收養了自己親手接生的莫妮卡,莫妮卡是總督與土著女子瑪麗塞拉的混血女兒,象征著舊大陸與新大陸的血脈融合。當莫妮卡來到人世間,在新大陸游蕩四年之久的“布娃娃瘟疫”也隨之消退,這有著明顯的象征意義,是作者莫拉利斯對于如何治愈瘟疫這一問題的回答: 舊大陸殖民者必須消除對新大陸殖民地人民的歧視,新舊大陸之血融為一體,瘟疫的幽靈才會消失。

在20世紀的墨西哥,新舊大陸血脈的融合體現在美西文化的互溶互滲、消除彼此偏見之中。第二個故事中格里高利將自己生活的西語裔社區稱作“真正的阿茲特蘭”,盡管這里并不完美,甚至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暴力問題,但是也有著溫情和人性。羅西娜夫人雖然從未有過自己的孩子,卻把社區的小混混都當成自己的孩子,多年來一直照顧他們,把他們從監獄里保釋出來,引導他們遠離毒品和暴力,讓他們浪子回頭,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羅西娜對格里高利說的話發人深思:“你是未來的顏色。我們是明天的顏色”(88)。羅西娜的話代表了莫拉利斯對于西語裔社區未來的態度: 來自拉美的棕色皮膚移民及其后裔是美國的明天,像格里高利一樣的人們代表美國的未來。棄惡從善的西語裔青少年正是拋棄暴力對抗、接納異質文化的代表。

莫拉利斯在采訪中說:“美國人非常害怕一波一波的拉美裔侵入,害怕國家的拉美化,害怕墨西哥化和新移民的影響”(Neff 175)。而他認為這是自然的,“未來美國的歷史與墨西哥的未來緊緊聯系在一起,這兩個國家沒有彼此都無法生存”(同上174)。他在小說中設計了現代醫學與民間醫術相結合的艾滋病療法,格里高利夫婦去墨西哥尋求民間醫術的幫助,兩種截然不同的醫療理念互相補充,何嘗不是應對瘟疫的一種很好的嘗試?

第三個故事中,生活在污染最為嚴重的墨西哥城人獲得了基因突變,他們的血液發生了“生化量子躍遷”,不僅使他們能夠在地球上污染最嚴重的地方安然生存下來,并且還能夠治愈感染瘟疫的病人。那些對墨西哥人倍加歧視的“上等生命”,為了活命也不得不接受輸血,他們的身體里也流淌著墨西哥城人的血液。安扎爾杜瓦使用“新混血女性意識”(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一詞,來倡導墨西哥裔女性融合、包容、接納多元等品質。莫拉利斯則更加直接,他用“輸血”的方式,將“上等”“中等”“下等”生命的血液融合在一起,以此批駁種族及階級對立的荒謬,同樣倡導“新混血意識”。他想表達的觀點是:“上等”“中等”“下等”生命生存區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只有拋棄種族主義的狹隘、共同應對危機,人類才能夠存續下去。故事中華裔陳泰德和墨西哥裔阿瑪麗婭是理想的“中等生命生存區”夫妻,他們的婚姻將兩種文化混融在一起,幸福美滿,他們有社會責任感、正直熱情,他們的孩子“代表了新千年的希望”(200)?？梢哉f,這個孩子代表了莫拉利斯理想的“新混血意識”,因為他身上融合了兩種文化、兩個種族,繼承了父母有責任感、正義的基因,他是人類世即將走到盡頭時的亞當,肩負著繁衍人類、重建人類家園的重任。

除“血脈融合”這一鏟除瘟疫途徑外,小說還將人文主義的回歸作為一種重要的根除瘟疫方式。顯然,莫拉利斯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瘟疫的書寫反映了他對人類生存的關切,也表達了他對人文主義回歸的期待。在科技快速發展的今天,人類滿懷人類世式微的危機感,人類即將告別傳統人文主義、迎來后人類時代的言論甚囂塵上,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為代表的學者對后人類的到來不無擔憂,他認為:“人性的保留是一個有深遠意義的概念”(11),而后人類時代,即使“每個人都健康愉悅地生活,但完全忘記了希望、恐懼與掙扎的意義”(217),那么人也不再成其為人。第三個故事中,科技高度發達,電子書籍完全替代了紙質書籍,賽博格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人性卻因之走向沒落。格里高利在故事一開始就提到電子書籍取代紙質書籍帶來的惡果:“世界變得越來越反人性”(136);格里高利的助手加布里埃拉的一只手臂被換成智能機器手臂,擁有了高速的信息處理能力,成為賽博格,而她身上的人性,也被機器性所取代。

人性及人文主義精神的缺失,會使人類遭遇毀滅的命運。對于格里高利來說,紙質書籍代表著人文主義精神。他不僅把閱讀當作獲取知識和經驗的途徑,還將它當作汲取人文主義精神的方式。他從紙質書籍記錄的歷史中找尋解決當下問題的方法,也從祖父的書中體驗當下人類社會所缺失的種種情感。在人文主義精神的滋養下,他最終重獲人類失落已久的共情能力。對于他人性的回歸,閱讀紙質書籍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閱讀讓他打破歷史與當下的二元對立,將歷史與當下融合,最終找回了后人類所缺失的人文主義精神。對于格里高利來說,時間并不是線性的,過去或歷史可以預見和指導當下,而當下又是過去或歷史的重現。顯然,這也是莫拉利斯的觀點,正如李保杰對莫拉利斯小說的評價:“以歷史為基礎,書寫的是過去,關照的卻是當下,甚至是未來”(58)。莫拉利斯為挽救人性的沒落提供了一種策略,即從歷史中尋找當下的解決問題之道,融合歷史與當下,找回失落的人性。而保留人性,是應對后人類社會種種問題的前提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個故事中,導致人文主義缺失的元兇是人類科技的發展,人性在面對機器性的侵蝕時,步步后退。如果說莫拉利斯在小說中倡導通向“中間地帶”,以包容和多元的態度應對二元對立,而對于人性和機器性的二元對立,莫拉利斯給出了堅定的回答,他們之間永遠是二元對立的,永遠不應該融合。

結語

正如前文所說,莫拉利斯是一位遠遠被低估的作家,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使得他嫻熟地將文學技巧與理論運用于寫作之中,也使得他對于社會問題認識深刻,并且頗有前瞻性。他對于社會問題積累導致瘟疫爆發的預言,他對于醫療不平等的描述,他對于西方醫學與民間醫術取長補短醫治疾病的倡導等等,充分展現了一個有深度、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反觀他寫于30多年前的《布娃娃瘟疫》,不僅沒有過時,還預見了當下,“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因為莫拉利斯善于以歷史為鏡,才使得他能夠觀照當下,預見未來。他的這種寫作觀也應和了他在第三個故事中融合歷史與當下,從歷史中尋找當下問題解決方法的主題。他在小說中提出的瘟疫根源與應對方法,對于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頗具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