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福德《普利茅斯種植園史》中的家園想象*

曾傳芳

內容提要: 家園是生命的棲息地,家園想象與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相互交織,構成了美國文學中的重要母題。北美殖民時期的敘史文學作品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種植園史》在記述早期歐洲移民到達北美開拓殖民地歷史事件的同時,建構了對新家園的想象。乘坐“五月花號”航船到達北美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移民的家園想象包含三個向量: 宗教共同體、公民政治共同體及殖民共同體。宗教共同體是基于宗教信仰而建構的家園想象;公民政治共同體是基于理想世俗社會模式而建構的家園想象;殖民共同體則指移民以選擇性包容和排除模式而建構的家園想象,具有殖民主義的霸權性質。研究美國早期文學作品中的家園想象,有助于了解形成美利堅民族意識和構建美國國家認同的內在邏輯與深層機理,有利于研判當今美國遭遇的社會問題與困境。

家園是生命的棲息地,更是人精神的安放地。在文學作品里,家園跟愛情一樣,是一個詠嘆不盡的永恒主題。但是,“‘家園’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客體,而是一個通過‘權力’,以一系列‘表征’性符號為媒介通道所建構的‘主體想象物’”(費小平1)。家園想象與身份、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等問題相互交織。關于美利堅民族意識及國家認同的論述,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特定的歷史、政治和文化風潮等因素,呈現出此消彼長,各執一詞的局面。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說:“在美國,任何一種見解,任何一種習慣,任何一項法律,[……]都不難從這個國家的起源當中找到解釋”(Tocqueville 45)。因而,回溯美國的起源,研究美國歷史及敘史作品,有助于探討美利堅民族的家園想象、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

北美殖民時期的部分作品描述了新大陸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和風土人情,記述移民們漫長而艱辛的越洋航行和到達北美開拓殖民地時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挑戰,這些作品被稱為敘史文學作品(張沖65—66)。這一時期的文學呈現較強的功利性,“它希望能引起舊大陸讀者對新大陸的興趣,吸引更多的移民前往北美,參與開發建立殖民地[……]希望在舊大陸上建立起自己正面的形象和聲譽[……]以印證開發北美是上帝的旨意,印證北美移民這批上帝的選民沒有辜負上帝的信任和托付”(同上52—53)。因而,這些敘史文學作品除了記敘歷史之外,還以鮮明的基督教精神、強烈的歷史感和使命感建構理想中的北美殖民地家園。其中,威廉·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1590—1657)的《普利茅斯種植園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1856)是此類作品的代表。該作品分上下兩部,敘述了殖民地初創和發展的歷史,表現了清教徒們執著于自己的信仰,遵照耶穌基督的教導,堅韌不拔在蠻荒之地落腳并建立殖民地家園的精神。上部講述分離派清教徒離開英國移居荷蘭及后來定居北美的前因后果;下部敘述到達北美之后他們經歷的所有重要事件,如: 殖民地的管理、殖民者與土著印第安人之間的交往、教會及政治、經濟活動等。布拉福德將前往北美大陸尋找新家園的移民比作“上帝之選民”,將其漂洋過海的征程比作《圣經》中記載的猶太人出走埃及前往迦南美地的朝圣,而北美則是上帝允諾給他們的“允賜之地”。

本文聚焦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種植園史》,通過分析作品中乘坐“五月花號”航船達到北美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分離派清教徒的家園想象,指出該家園想象包含三個向量: 宗教共同體、公民政治共同體及殖民共同體。宗教共同體是基于宗教信仰而建構的家園想象;公民政治共同體是基于理想世俗社會模式而建構的家園想象;殖民共同體則指移民以選擇性包容和排除模式而建構的家園想象,這種想象抹上了歐洲殖民主義底色,顯現了霸權性權力的使用。宗教共同體想象催生了美國即“允賜之地”的國家神話,公民政治共同體想象為美國的憲政奠定了基礎,殖民共同體想象預兆了美國種族主義問題。

一、宗教共同體

布拉福德出生于英國歷史上強盛的“伊麗莎白時代”(1559—1603),那是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遠航開拓殖民地的時代,也是宗教壓迫仍然持續的時期。伊麗莎白女王集世俗國王和教會首腦于一體,凡是違反或懷疑國教(Anglican Church)規定的人,都要遭受監禁、流放甚至死刑的處罰。詹姆士國王統治時期(1603—1625),專制壓迫更勝,包括布拉福德在內的分離派清教徒在英國屬于新教徒團體中的改革派,他們希望“上帝的教會復歸純正傳統,恢復他們古已有之的秩序、自由和榮美”(布拉福德7)。他們認為應“按照單純的福音真理,尋求在教會中設立符合圣經原則的崇拜方式,努力使教會奠立于基督的教導之上,堅持以上帝的話語為權威,不摻雜人的‘創意’”(同上9)。然而,邪惡與褻瀆大行其道,無神論與日俱增,改革派遭遇嚴峻的局面,信仰被玷污,信徒被流放,或者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為了追求信仰自由和光明未來,為了反對專制壓迫和傳播上帝福音,在發現沒有安身之處時,改革者們被迫離鄉背井,去尋找寄居之地。在旅居荷蘭13年之后,他們于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帆船,再次漂洋過海,踏上尋找家園的艱辛歷程。歷經66天的航行,他們最終抵達北美科德角(Cape Cod),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成為第一批在新英格蘭落腳的歐洲移民。來到北美的第二年,布拉福德被推舉繼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總督,直到1657年,布拉福德相繼擔任了30屆總督。這樣的獨特身份使布拉福德成為北美殖民地早期歷史的權威見證人,而他撰寫的《普利茅斯種植園史》更是北美殖民時期敘史文學的代表作,后世歷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史家不斷從中挖掘關于清教思想的素材(Howard 237—238);中國學者也認為該作品為英屬北美殖民地“共同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神學意義上或者說意識形態上的有力支撐”(李英312),是“理解當今美國思想文化政治的鑰匙之一”(張沖71)。

布拉福德在作品的上部第四章詳細敘述了寓居荷蘭萊頓教區的分離派清教徒決定前往北美的五個原因。其中三個原因都講述了他們在荷蘭難以為繼的艱難處境,第四個原因則是“他們滿懷希望和熱情,想要在遙遠的世界其他地區為傳播基督的福音,擴展基督的國度,或者至少開辟一條通道,即使他們這樣艱巨的付出,只能成為其他人的鋪路石”(布拉福德22—24)。從這個原因中,可以看見一個清晰的意象,即一些未被指名、互不相識的但懷著同樣目的人,想象著某個時候,在某個地方完成一件事情。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的話說,這個意象召喚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Anderson 28)。這個想象共同體就意味著“被認同于特定的領土,世界的某個部分,這個部分作為他們[……]的歷史性家園對他們來說是有意義的”(鮑爾德溫等163)。布拉福德將遷離荷蘭的第五個原因中的“特定的領土”“世界的某個部分”做了清楚的陳述:“他們決定考慮要去的地方是美洲某個空曠的無人區,因為美洲物產豐富,適宜居住”(布拉福德24)。因而,美洲被想象成為他們可以傳播基督福音、賴以生存的家園,對他們意義重大。

布拉福德篤行清教主義基督教精神。在作品中,通過援引該撒利亞的尤西比烏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3—339)、蘇格拉底·斯科拉斯提克斯(Socrates Scholasticus,約380—439)、約翰·?？怂?John Foxe,1516—1587)三位基督教史學家,布拉福德表明了他的基督教神學歷史觀。三位基督教史學家雖然生活在不同時期,但都認為人類歷史要結束了,他們生活其中的社區被上帝賦予了最終使命,即進行教會改革,上帝會助力該使命的完成。史學家的職責則是將天意的顯現記錄下來,以用于解讀上帝宏偉的計劃以及為其他社群做出表率(Daly 560—561)。這種神學史觀認為上帝創造并主宰一切,上帝的意志顯示在世界的萬事萬物之中,人類歷史就是上帝意志實現的歷史。布拉福德自覺遵循這種史學傳統,把清教徒移民北美比作《圣經》中歷史事件的再現,從而賦予“世俗事件以神圣目標”(Bercovitch 52)?！妒ソ洝窔v史與世俗歷史平行,《圣經》中的人物和事件被認為是原型(types or models),現實世界的人與事皆可與之對應,稱為對型(antitypes)(Partenheimer 121)。最經典的例子是對移民到達北美科德角海灣時的描述:

這群人目前的可憐處境實在令我驚訝,難以置信。[……]他們跨越了遼闊的大海,還克服了之前準備工作期間遭遇的無窮磨難,到現在既沒有朋友來歡迎,也沒有旅館可以休息放松,讓憔悴的身心重新振作,更不用說有可居住的房屋、城鎮來讓他們恢復元氣?！妒ソ洝な雇叫袀鳌?8章里記錄了原始部落人群的仁愛之心,他們以極大的善意幫助使徒保羅和他船只失事的同伴。但是在這里,他們看見的卻是渾身披滿了弓箭的原始部落野蠻人(即將出現)。此時正值冬天,[……]那天氣是何等的嚴寒刺骨,經常會遭遇暴風雪[……]除了一片杳無人煙的荒野及游蕩其中的野獸、野人,他們什么也看不見。[……]他們不可能像摩西那樣,登上毗斯迦山頂,透過這荒原遠眺理想中的迦南美地。[……]

此時此刻,除了圣靈和上帝的慈愛,他們還能依靠什么?[……]這群被主耶穌所救贖的人要告訴世人,當他們在荒無人煙的曠野徘徊、流浪,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安身之所,饑渴難忍、心力交瘁的時候,上帝是如何將他們從那逼迫者的手中解救出來的。他們要在上帝面前向后世子孫證明上帝的慈愛和他奇妙的作為!(布拉福德67—68)布拉福德將清教徒與圣經新約《使徒行傳》(The Book Of Acts)第28章中使徒保羅做比較,與圣經舊約《申命記》(The Book Of Deuteronomy)中的摩西和以色列人做類比。于是,保羅、摩西和以色列人為《圣經》原型人物,而清教徒則為對型人物。而在以上引文的第二段,布拉福德援引了《申命記》第26章和圣經舊約《詩篇》(The Book Of Psalms)第107章的內容來預示分離派清教徒的命運?！渡昝洝返?6章第5—9節敘述道:

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卻成了又大又強、人數很多的國民。埃及人惡待我們,苦害我們,將苦工加在我們身上。于是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看見我們所受的困苦、勞碌、欺壓,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與神跡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將我們領進這地方,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310)

《詩篇》第107章第1—10節: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們在曠野荒地漂流,尋不見可住的城邑,又饑又渴,心里發昏。于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搭救他們;又領他們行走直路,使他們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贊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饑餓的人得飽美物。(954)

顯而易見,布拉福德的敘述與《圣經》中的敘述形成呼應,“五月花號”航船的清教徒被比作以色列人,即“上帝的選民”;他們離開荷蘭萊頓前往北美建立定居地被比作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到迦南美地去重建家園;北美大陸則被比作“流奶與蜜”的“允賜之地”。同時,布拉福德認為,只要堅守對上帝至真至誠的篤信,無論遇到何種困難,萬能的上帝會在他們絕望無助的時刻顯靈,救助他們。布拉福德還把這群分離派教徒們稱為到新大陸去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朝圣者(pilgrims)。

當朝圣者歷經艱辛,到達北美科德角海灣時,他們欣喜若狂,“當朝圣者們找到這個避風港,安全踏上眼前這塊土地時,他們雙膝跪下,向上帝獻上贊美的禱告,感謝他幫助他們跨過無邊的海洋,穿越狂風巨浪,并將他們帶離一切的險阻和悲傷;然后又把他們的雙腳放在一片堅實而穩固的土地上,放在正適合他們生存的天地里”(布拉福德66)。此處,這群在祖國被迫害而逃離家園的人,終于找到了避風港,找到適合他們生存的天地里,回到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天地人神‘四方關聯體’”式的家園(Heidegger 149)。

據此,由于分離派清教徒遷徙美洲是出于傳播基督的福音,拓展基督的國度,布拉福德篤行其基督神學歷史觀,將這次分離派教徒拓殖北美與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做類比,使得作品所呈現出的家園想象具有強烈宗教屬性。實際上,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殖民者視宗教為他們的法律、習俗和日常生活(斯皮勒7)。因而,新英格蘭普利茅斯殖民地首先是一個宗教共同體。

二、公民政治共同體

任何族群社會的建構都包括三個構成因素: 經濟保障,倫理價值觀和保障族群成員個人安全和權利的政治權力(Smith 23)。對于拓殖北美的移民來說,離開荷蘭的另一個原因是逃離貧窮。他們堅守的倫理是在新大陸拓展基督的國度,傳播上帝的福音,維護教會的純潔;而為了確保族群成員的安全和權利則需建立關系緊密的社群(tight-knit community)。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不要認為清教徒的虔誠僅僅是說在嘴上,也不要以為他們的虔誠不諳世事。[……]清教的教義既是宗教學說,又是政治理論。因此,移民們剛剛登上[……]海岸,第一件關心的事情就是建立自己的社會”(Tocqueville 52)。羅伯特·斯皮勒(Robert E.Spiller,1896—1988)也指出:“一個民族或者一種生活方式,都是通過圍繞應該如何生活,社會應該如何建設而展開的宗教辯論和政治辯論塑造成形的”(6)。實際上,在分離派教徒決定離開荷蘭萊頓前往美洲時,與英國弗吉利亞公司擬定的協議中就已包括殖民地建立的各項約定;在他們為遠航做準備時,萊頓教區牧師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的告別信中也涉及殖民地建立的構想。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在作品第十章中敘述的用于管理殖民地的 《五月花號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簽署?！豆s》簽署于上岸之前,表達了對未來家園的想象,主要內容如下:

以上帝的名義起誓,阿門。大不列顛、法蘭西及愛爾蘭國王、信仰的捍衛者——詹姆斯國王陛下的忠實臣民,暨在本公約上署名的眾人,蒙上帝的恩典,為了上帝的榮耀,并促進基督信仰與國王和國家的榮譽,遠航至弗吉尼亞北部開辟首個殖民地。根據本公約一同在上帝面前莊嚴盟誓,彼此聯合,共同組成公民政治體。為了保持良好秩序并推動實現前述的目標,需不時制定、頒布法案或擬定公正、公平的法律、法規、法令、憲法框架及設立管理機構,并對殖民地普遍適用,我們承諾將完全服從并遵守。(布拉福德77—78)

不難看出《公約》既是一個宗教誓約,更是一個社會契約。喬治·查爾默斯(George Chalmers,1742—1825)如是說:“分離派教徒們預見到,僅有宗教而沒有政府的權威,就不能維持和平和安寧,甚至也不能建立起一個社會”(轉引自Sargent 238)。作為社會契約,《公約》具有以下定義性特征: 第一,依據《公約》建立的 “公民政治體”所管理的對象是殖民地,不是教會組織;第二,這個團體具有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條令、規章的功能;第三,由于該團體是一個擁有政府功能的政治團體,自愿結合起來的個體的身份由一般的“民眾”變成“公民”;第四,《公約》體現了公民社會的契約原則;第五,《公約》規定公民政治團體擁有明確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之權,殖民地依法而治;第六,《公約》規定了殖民地的整體利益,體現了公民社會的法律和政策的公共性;第七,《公約》要求了立法的適當性和方便性,法律、法規、條令和憲章的公正性和平等性;第八,《公約》體現了公民意識和法治意識。由此觀之,這些分離派教徒在向美洲殖民的過程中,雖然懷著永存宗教教律,維持教會純潔之希望,但是卻面臨人事和環境提出的不可回避的諸多挑戰,面臨著治理一個即將建立并充滿變數的殖民地的任務。此時,對于即將建立并居于此的殖民地家園,他們自發、自愿地簽署了一個人人同意的社會契約,對未來做出了理性的選擇?！豆s》是與任何英國專制形式不一樣的獨立契約,構建了一種民主制,從法理上否定了君主體制下的君權神授,確立了民主體制下的主權在民。因而,在《公約》精神指導之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完全不同于處于君主體制之下的宗主國。這里,移民們擬建構的是一個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秩序的社會。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那樣:“英國的所有殖民地,在建立的初期,彼此之間便很像一個大家族。從它們堅持的原則來看,它們好像都命中注定要去發展自由,但不是它們祖國的貴族階級的自由,而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提供過完整樣板的平民的和民主的自由”(Tocqueville 33)。

因而《普利茅斯種植園史》中體現的家園想象不僅僅是在新大陸建立一個可以增進上帝榮耀和推進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國度,更是創建一個全新的自由民主社會。美國歷史學家維農·路易斯·帕林頓(Ve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曾說過,乘坐“五月花號”航船到達北美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這一壯舉為后來美國人留下兩條重要原則:民主教會原則和民主國家原則(Parrington 17)?！段逶禄ㄌ柟s》被認為是美國民主、美國憲政制度和美國精神的萌芽,因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公民政治共同體屬性昭然可見。

三、殖民共同體

安德森將民族界定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的大部分同胞,[……]然而在每個成員的腦海里面卻活生生地有著一個這樣的共同體的意象”(Anderson 6);民族被想象成一個共同體,因為“民族總是被偽裝成深厚的、平等的同志關系”(同上7);民族也被想象成有限的(limited)共同體,“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也有確定(或彈性)的邊界,而邊界之外是別的民族”(同上)。這個定義“意味著民族主義與民族身份總是不但要建立在對一個共同體和他們可以居住在一起的領土的想象上,而且也建立在對如何把不適合的人排除去并劃出邊界的想象上”(鮑爾德溫等163)。而跨越國界的移民則通過強有力的家園想象來確保自己屬于某個特定群體的歸屬感(George 2003:560)。如是觀之,群體認同總是與其所居住的領土(家園)息息相關,而家園的建構由邊界的劃分而確定?！啊覉@’概念得以建構的基本組織原則就是‘選擇性包容與排他模式’(a pattern of select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奔覉@是建構差異之方式,家園與家-國(home-countries)具有排他性(exclusive),家園同性別/性行為、種族、階級一樣,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凹覉@并非中立之所,想象家園同想象國家一樣,屬政治行為,而建立家園是霸權性權力的彰顯”(George 1996:1,2,6)。在《普利茅斯種植園史》中,“五月花號”船上的移民逃離了自己原來的家園,對新家園的想象性建構呈現出類似的屬性。前文已經討論,分離派教徒前往新大陸主要是為了傳播基督福音,維護信仰的純潔,拓展基督的國度,因而類似于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帶領下離開埃及前往迦南圣地;為了建立殖民地新家園,他們理性地、自愿地簽署了殖民地管理契約,想象地構建一個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秩序的社會。然而,移民們構建這樣一個社會還體現出“選擇性包容與排他模式”的基本組織原則。

首先,在跨越大西洋途中,“五月花號”船上移民群體的建構體現了對成員的選擇性包容與排他。作品中,布拉福德敘述了船上的清教徒、水手等的行為。其中在上部第九章中,布拉福德寫道:

在這里,有一件事情出于上帝的安排,我不能忽略不說。船上有一個傲慢自負又缺乏敬虔之心的年輕小伙子,因他是水手,就更加傲慢放肆,常常故意激怒那些患病的人,天天惡毒咒罵他們,甚至無所顧忌地對病人聲稱,可以幫忙在旅程結束之前把他們一半的人丟進大海。[……] 但是上帝卻在旅程近半的時候擊打他,他得了重病,最后絕望地死去,成了第一個被丟下船的人。其他水手無不驚訝于他的詛咒竟落到自己的頭上,更看見上帝的手在施行公義的權柄。(64)

從這一段敘述中,作者用這個傲慢自負、缺乏敬虔之心的年輕水手的下場來證明清教徒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義性以及上帝對他們行為的贊許。作品反復重申這樣一種觀點,即不同情、不支持清教徒的人將不得好死,會被排除在外,反之則被包容并接納為他們中一員,且有好報。在敘述清教徒的行為時,布拉福德是持肯定和贊揚的態度。在新大陸度過第一個嚴冬的時候,他們中的一半人由于疾病和嚴寒不幸死了,清教徒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精心照顧患壞血癥和其他疾病的人,與船上的水手形成鮮明的對照。因為怕被傳染,水手們對于染病的人唯恐避之不及。

以上例子中,布拉福德將水手排除在他的群體之外。移民群體的創建過程是確定差異并使這種差異具有意義的過程。在到達新大陸開始建設殖民地家園的時候,清教徒更加彰顯了這種選擇性包容與排他行為。最開始為了生存,清教徒必須依仗印第安人的幫助,不過他們認為印第安人是“上帝送來的禮物”,并與印第安人締結所謂的和平協議。但是,清教徒與印第安人的交往過程凸顯其霸權性權力的使用,因而,其行為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屬政治化行為,有強烈的歐洲殖民主義色彩。我們先看看那份和平協議的條款:

1.他(指印第安酋長)及其部落居民,任何人不得傷害新移民;

2.如果有人傷害新移民中的任何人,酋長應把犯事者交給新移民處治;

3.如果拿走了新移民的任何物品,酋長應當促使歸還;新移民對酋長一方亦然;

4.如果酋長被敵人攻擊,新移民應給予援助;新移民遇到敵對方攻擊,酋長亦應援助;

5.酋長應把本協議告知周邊的部落盟友,保證他們也不傷害新移民,而且他們也包括在和平協議之內;

6.酋長的人到新移民住處來,應把弓、箭背在身后。

(布拉福德81)

眾所周知,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必須是平等互利。但是這份協議中六項條款中的四項,即第1、2、5、6項,都是單向的,只規定了印第安人的責任,沒有約定殖民者的責任,因而,協議是不平等的,更不可能是互利的。此外,作品的行文中流露出作者明顯的歐洲優越感,他將印第安人看作“渾身掛滿弓箭未開化的野蠻人”(同上108),有用的時候,認為是“上帝為了我們的益處而特別派來幫助我們的人”(同上82);但當印第安人妨礙他們占有土地、攫取財富和傳播基督教教義時,就成為必須消除的障礙,譬如,1637年發生在普利茅斯移民與當地印第安人之間的“佩科之戰”,這是兩個族群之間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武裝流血沖突,400多名印第安人被燒殺。實際上,“這是歐洲移民對在這里土生土長幾千年的印第安人的有計劃地屠殺,布拉福德在描寫這場屠殺時的語氣十分得意,把它看作上帝發起的又一次‘與魔鬼的戰爭’,并為勝利而歡呼。這樣露骨的敘述,明確反映了布拉福德從不把印第安人看作人類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張沖70),表現出白人族群中心主義的特性。

隨著殖民地土地私有化制度的推進,歐洲移民獲得很好的生存發展機會,新大陸被普遍視為人類的“避難所”,成千上萬人被吸引到北美。而大批印第安人落入殖民者之手,土地被割讓,被迫遷居于劃定的“保留地”內,到北美獨立戰爭爆發之時,原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大部分已被消滅(何順果18)。殖民者殘暴的選擇性包容與排他行為充分暴露其貪婪的本性和殖民的野心。美國歷史學家杰克·菲利普·格林(Jack P.Greene,1931—)指出,英屬殖民地的殖民者對“他者”冷酷無情,他們有計劃有組織地將土著印第安人趕出自己的家園,搶占他們的土地,剝奪他們的自由,攫取非裔黑人勞動成果的事實;實際上,他們用歐洲人占有土地、掠奪資源的方式取代印第安人使用土地和資源的方式,歐洲移民其實進行了一系列殖民征服活動,并且最終促使了美國的建立與發展;而“他者”的困境和災難被無視,“他者”付出的代價成就了殖民者利益的實現(Greene 124)。對于“五月花號”航船上的移民來說,他們雖然主要是為了躲避舊大陸對他們宗教迫害,才選擇前往陌生的北美大陸,去尋求一個能按照自己意愿生存的家園。但是,他們離開時,英國正值文化、思想、文學繁榮的文藝復興時期,他們仍然忠誠于英國國王,為自己是英王忠實臣民而倍感自豪,對于其他族群,特別是土著印第安人,表現出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當利益受到威脅時,則對他們表現出強烈的敵視和排斥。因而,布拉福德作品中呈現的新大陸家園想象其實就是一個殖民共同體,其宗旨就如《五月花號公約》中所說: 為了國王和國家的榮耀。因而,北美普利茅斯殖民地是大英帝國毋庸置疑的一部分。

結語

普利茅斯殖民者的家園想象首先是基于增進上帝的榮耀,促進基督信仰,維護教會純潔,因此其家園想象實則是一個宗教共同體。通過與《申命記》類比,被布拉福德比作 “允賜之地”的新大陸,成了無數人的希望之鄉,吸引了一浪又一浪的移民前來追尋他們的夢想。今天,“允賜之地”敘事已經成為美國國家敘事和民族神話。此外,為了將殖民地新家園構建成一個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秩序的社會,移民們簽署的殖民地管理契約,成立了公民政治共同體,為后來美國民主國家原則和美國精神打下了基礎。而北美早期殖民者的種群優越感越演越烈,其家園建構于犧牲其他族群的利益之上,這種行為昭示了美國嚴重的種族主義問題,直至今日,美國種族問題和移民問題已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