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拉美裔傳記文學中的生命政治*

李保杰

內容提要: 美國拉美裔傳記作家繼承拉美裔文學對于生命書寫的關切,以傳記事實為基礎,借助文學的多維度價值投射,創作出類型各異的傳記作品,體現個人經歷與社會歷史的交織互哺。當代階段的知識分子傳記、流亡者傳記、非法移民傳記、幫派成員傳記等傳記類型,以拉美裔美國人的個性化在場呈現個體經歷中的宏大敘事,再現拉美裔族群的歷史、生存現狀以及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傳記真實性內核中的價值判斷投射出復雜的、隱性的權力關系,揭示生命政治主體對個人生活的鉗制。拉美裔傳記文學既具拉美裔文化特質,釋放出被宏大歷史所淹沒的普通人物的聲音,同時也通過傳主的故事觀照國家歷史,參與美國精神的建構。

2003年,古巴移民作家卡洛斯·艾爾(Carlos Nieto Eire,1950—)的《在哈瓦那等待風雪: 古巴男孩的告白》(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Confessions of a Cuban Boy,2002)摘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這是拉美裔作家獲得的第一個國家圖書獎。艾爾繼承了古巴移民文學中的流亡模式(Exile Mode)這一主題范式。這一范式始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古巴移民作家以流亡經歷為主題創作傳記文學,“以非虛構性‘紀實文學’為代表,有自傳、回憶錄和傳記等生命書寫形式”(蘇永剛,李保杰152)。艾爾發揚了這一傳記書寫傳統,流亡者傳記在他筆下取得政治和文學的平衡,令拉美裔傳記文學達到了一個巔峰?；诖?本文將以艾爾的自傳為出發點,探討這類傳記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進而分析此范式在拉美裔傳記文學中的代表性。

一、拉美裔文學的生命書寫傳統

美國拉美裔文學(American Latino literature)分支眾多,在母語文化、移民源出地、文學歷史及文學生發的社會歷史語境等方面,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多米尼加裔、海地裔、巴巴多斯裔、安提瓜裔、智利裔等文學分支之間均差異明顯。不過,回憶錄、自傳和虛構性自傳等傳記文學范式卻一直為拉美裔作家所鐘愛,他們往往將個人歷史、家族記憶與民族歷史相結合,對傳記事實進行文學加工,以回憶錄、自傳、他傳等體裁書寫個人歷史。還有些作家糅合“自我”與“虛構”創作自傳體小說。扎克瑞·利德爾(Zachary Leader)將生命書寫界定為:“書寫人們的生平或部分生平的作品,也包括為此類作品提供依據的各類資料,其文類不僅包括回憶錄、自傳、傳記、日記、自傳體小說和傳記小說,還包括書信、法庭令狀、遺囑、書面見聞、證人陳述和法庭程序記錄等”(Leader 1)。據此,傳記小說和自傳體小說均屬于生命書寫的范疇。

拉美裔文學中的生命書寫傳統可以追溯到族裔文學的初始階段。在19世紀末的西班牙語文學乃至20世紀30年代之后逐漸發展起來的英語文學中,墨西哥裔文學的生命書寫傳統具有代表性。在此視域下,萊昂·維列加斯·麥格諾(Leonor Villegas de Magnón,1876—1955)于20世紀20年代創作的回憶錄《起義者》(The Rebel)基于作者在墨西哥革命中的經歷,便是生命書寫的一個例證。該書采用了第三人稱主要人物聚焦的敘事方式,這雖然不同于一般的自傳敘事方式,給作品的體裁界定帶來了困難,但麥格諾運用了與敘述相關的大量文獻,如書信、照片、手稿、書籍、電報等,為文本的傳記真實性提供佐證,讓敘事者“從見證者的角度講述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者的故事”(李保杰61)。因而,《起義者》的生命書寫特征是值得肯定的。

到20世紀50年代,傳記在拉美裔文學中的傳承已經十分明顯,這首先體現在墨西哥裔文學中。此階段的傳記帶有濃重的社會歷史投射,成為民權運動前夕少數族裔與主流群體權力關系的縮影。弗雷·安杰利科·查韋斯(O.F.M.Angelico Chavez,1910—1996)的《只有時間和際遇:陶斯馬提內斯神父傳記,1793—1867年》(But Time and Chance:The Story of Padre Martinez of Taos,1793—1867,1981)整理了新墨西哥天主教神父安東尼奧·何塞·馬提內斯(Antonio JoséMartínez,1793—1867)的生平,強調在墨美戰爭前后這位宗教領袖對墨西哥人文化適應的影響。亞美利哥·帕雷德斯(Américo Paredes,1915—1999)基于“墨西哥裔美國人史詩”——《格雷戈里奧·科爾特茲之歌》(The Ballad of Gregorio Cortez),創作了《槍在手上: 邊界歌謠及其英雄》(With His Pistol in His Hand:A Border Ballad And Its Hero,1958),綜合科爾特茲的生平、法庭記錄、科爾特茲事件相關的科瑞多(corrido)民謠及民謠研究,將傳記文學和文學研究相結合,強調人物塑造的價值取向,突出科爾特茲作為反抗官方霸權的平民英雄形象。

這種傳記傳統對隨后的奇卡諾文學運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生命書寫的族裔文化取向愈加鮮明,與此同時自傳體小說的日臻成熟也推動了人們對傳記文學的接受?！蹲厣５淖詡鳌?The Autobiography of a Brown Buffalo,1972)是文學虛構“侵入”自傳的一個表現:它之所以被命名為“自傳”,是因為作品取材于作者奧斯卡·澤塔·阿庫斯塔(Oscar Zeta Acosta,1935—1974)在奇卡諾運動中的經歷,主人公“棕色水?！睂舨┦空前焖顾T多經歷的投射;但是,文本依舊從技術上將這兩個人物區別開來,這顯然有意識地違背了菲利普·勒熱納(Philippe Lejeune,1938—)所說的“自傳契約”(autobiographical pact)原則;并且文本為了強化敘述者不同層面的自我,更是打亂了自傳的常規時間序列,使得敘事時間在1949—1967年之間來回切換。學者認為阿庫斯塔“對自傳體裁進行了革新[……]因為在文學經典或傳統視域的族裔自傳中,傳主往往要通過證明自己的人性來獲得認同[……]”(Aldama 64),而阿庫斯塔顯然反其道而行。布魯斯-諾瓦(Juan Bruce-Novoa,1944—2010)稱這部自傳體小說為“奇卡諾文學中全新階段的代表”(Bruce-Novoa 41),因為從生命書寫的角度來看,它“做何選擇”的問題已成為奇卡諾文學中身份書寫的經典悖論:“經過這一場,我已經看清楚了,我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美國人;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我的出身是奇卡諾人,但是我選擇做個棕色水?！?Acosta 167)。就是說,這部作品通過后現代主義的自我指涉,在體裁上對自傳進行了解構。不僅如此,它所開創的知識分子生命書寫范式,在當代階段的新型傳記文學中得到延續。

二、當代階段傳記文學的范式

知識分子傳記是當代階段拉美裔傳記中最值得關注的一類,理查德·羅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1944—)的《記憶的饑渴: 理查德·羅德里格斯的教育》(Hunger of Memory:The Education of Richard Rodriguez,1982)和格洛麗亞·安札爾杜瓦(Gloria Anzáldua,1942—2004)的《邊疆:新混血女性》(Borderlands/La Frontera:The New Mestiza,1987)均屬此類作品的典型代表。羅德里格斯作為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四部標注為傳記的作品中分別講述自己的學術成長、同性戀經歷、族裔身份中的多重文化特質以及宗教信仰與價值認同,實現自我歷史、族裔歷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交織。安札爾杜瓦通過敘事手段對傳記傳統進行革新,采用“語碼轉換”和蒙太奇般的“拼貼畫”敘事風格,將自我成長、群體身份認同以及同性戀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混雜在一起,體現了明顯的解構立場。

另外一類傳記聚焦“夢想的另一面”,書寫拉美裔族裔經歷中的灰暗和傷痛,與美國夢所象征的成功、平等、獨立、個人主義等要素相對應。幫派成員傳記就是這種書寫范式中的典型。皮里·托馬斯(Piri Thomas,1928—2011)的《窮街陋巷》(Down These Mean Streets,1967)便是一個早期代表,它通過呈現底層街頭幫派少年的歷程,體現出族裔政治和階級政治的勾連及其對少年成長的形塑。吉米·圣地亞哥·巴卡(Jimmy Santiago Baca,1952—)的兩部自傳《黑暗中摸索: 貧民窟詩人的回顧》(Working in the Dark:Reflections of a Poet of the Barrio,1992)和《立錐之地:詩人的誕生》(A Place to Stand:The Making of A Poet,2001)書寫文學激發的心靈蛻變,但重在講述少數族裔貧民窟中少年的迷途,突出“族裔身份”和“青少年犯罪”之間的內在連接,具有明確的社會批判性。該類型作品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路易斯·羅德里格斯(Luis J.Rodriguez,1954—)的自傳三部曲《永遠奔跑: 在洛杉磯幫派中的日子》(Always Running:La Vida Loca:Gang Days in L.A.,1993)、《心連心手牽手:在動蕩的歲月創造心的家園》(Hearts and Hands:Creating Community in Violent Times,2001)和《它呼喚你回來: 跨域愛、毒癮、革命和治愈的艱苦旅程》(It Calls You Back:AnOdysseyThrough Love,Addiction,Revolutions,and Healing,2011),回應了族裔少年的美國夢,直指生命政治權力主體對少數族裔的生命鉗制。

有一類傳記同樣聚焦族裔主題,但更關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間的貧富差距,突出邊界所代表的國家意志對個人命運的決定性作用。路易斯·阿爾伯托·尤利亞(Luis Alberto Urrea,1955—)和瑞娜·格蘭德(Reyna Grande,1975—)為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做傳,前者的報告文學《魔鬼公路》(Devil's Highway,2004)基于作者從事社會救助的親身經歷,采用新新聞主義的視角,講述號稱“魔鬼公路”的沙漠狹長地帶上非法移民的冒險穿越;后者在回憶錄《我們之間的距離》(The Distance Between Us,2012)中講述自己和家人非法偷渡到美國的經歷。安提瓜裔作家杰梅卡·金凱德(Jamaica Kincaid,1949—)的傳記《我的弟弟》(My Brother,1997)講述弟弟身患艾滋病的悲慘經歷,是加勒比海地區眾多在貧窮、迷茫中掙扎的青年的真實寫照。茱莉亞·阿爾瓦雷斯(Julia Alvarez,1950—)聚焦多米尼加近代殖民歷史和極權暴力,她的《蝴蝶飛舞時》(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1994)和《以莎樂美之名》(In the Name of Salomé,2000)分別以特魯希略獨裁時期的革命者米拉貝爾四姐妹(the Mirabal sisters)和多米尼加民族詩人莎樂美·烏雷尼亞(Salomé Ure?a,1850—1897)為素材,描寫多米尼加人反抗獨裁、爭取解放的艱苦斗爭,記錄民族文化走向獨立的歷程。她的《從前有場成年禮舞會: 在美國的成長》(Once Upon A Quincea?era:Coming of Age in the USA,2008)屬于報告文學,追溯了拉美裔社區中女孩15歲成人禮的歷史,并通過采訪、跟蹤調查記錄當事者,探討該文化傳統對于拉美裔女性自我意識萌發的作用。有學者認為,阿爾瓦雷斯的傳記文學作品也是典型的文學敘事,她“并不是在創作傳統的傳記文學,或者是回憶錄,相反,她通過文學敘述,包括非虛構類散文、小說,呈現自己生活的片段,這可以稱作‘偽記憶’”(Cantiello 86),體現出傳記文學的文學性,即由于記憶選擇、記憶偏差、材料編排或者語言表述而導致的“失真”,同時凸顯出傳記文學的個人歷史指向。

還有些傳記作家更加注重自我情感和個體經歷及其相關經驗,例如格伯托·岡薩雷斯(Rigoberto González,1970—)以族裔少年的成長為核心撰寫了系列回憶錄,從最初的《蝴蝶男孩:奇卡諾蝴蝶的記憶》(Butterfly Boy:Memories of a Chicano Mariposa,2006),到《我的饑餓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My Hungers,2013),再到最近的《影中祖母,光中祖母》(Abuela in Shadow,Abuela in Light,2022),這些傳記均具有濃重自省色彩,其中族裔少年的性別身份成為權力布展的空間。

三、傳記文學的真實性之辯: 以古巴裔流亡者傳記為例

傳記文學中文學真實和文學虛構之間的平衡向來是批評的一個焦點,拉美裔傳記文學中的社會歷史投射使得這個問題進一步復雜化,這在古巴裔流亡者傳記中尤為突出。古巴移民在古巴革命后以邁阿密為中心建立起來了族裔社區,“政治流亡者”成為移民的代表性自我標識,早期旅美古巴作家就是以流亡文學為陣地對古巴政權發起了攻擊,具有“真實性”取向的傳記文學成為他們的首選體裁。

60多年來幾代作家基于各自的歷史背景對移民經歷展開書寫,他們在“流亡者”書寫方面的變化能夠為傳記文學的真實性問題提供一些思考。流亡作家中的卡洛斯·阿爾伯托·蒙塔內爾(Carlos Alberto Montaner,1943—)和雷納多·阿里納斯(Reinaldo Arenas,1943—1990)都是激進的社會活動家,因為政見不同而離開古巴。前者著有傳記《古巴中心的旅程: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生平》(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uba:Life as Fidel Castro,2001),后者著有自傳《黑夜降臨之前》(Before the Night Falls,1992)。兩者均借助于傳記文學理論上的真實性,以自己作為親歷者的身份,對古巴當局進行批評,從而挑戰古巴政權的合法性。稍晚一些的作家多在兒童時期移民美國,他們的傳記更多聚焦家庭歷史或者個人經歷,古斯塔沃·佩雷斯·費爾馬特(Gustavo Pérez Firmat,1949—)的《來年古巴: 古巴仔在美國的成長往事》(Next Year in Cuba:A Cubano's Coming of Age in America,1995)和維吉爾·蘇亞雷斯(Virgil Suárez,1962—)的《躲過了安哥拉: 古巴-美國童年的記憶》(Spared Angola:Memories from a Cuban-American Childhood,1997)都屬此類。老一代流亡作家作品中直接的政治批判,在這些傳記中讓位于創傷經歷和思鄉之情,“失去的家園”象征了政權更迭中個人的犧牲,艾爾的作品即屬此類,他的獲獎更是標志著這種書寫范式的成熟。年輕一代的作家雖然反古政治立場鮮明,但是他們大多在幼年移民美國,有的甚至出生于古巴之外的國家,能否稱得上流亡者還值得商榷。詩人理查德·布蘭科(Richard Blanco,1968—)便是如此,他的經歷和蒙塔內爾等政治流亡者截然不同,但他在回憶錄《洛斯·克庫尤斯的王子: 邁阿密的童年》(The Prince of Los Cocuyos:A Miami Childhood,2014)中依舊使用“王子”這一比喻,借助流亡者這個標簽來主張對古巴的權利,強調個人命運與社會歷史的緊密連接。

梳理這些傳記作品可以看出,流亡主題從現實中的政治流亡演變為具有政治指向的離散,流亡者的形象也泛化為政見上相異于古巴當局的古巴人,這兩個概念都體現出從具體到象征的演變。除了“流亡”概念的文本化值得存疑之外,作家對于創作緣由的解釋也令傳記的真實性變得撲朔迷離?？逅埂ぐ瑺栐谡劦健对诠吣堑却L雪: 古巴男孩的告白》時提到,這部“回憶錄”其實更接近于“小說”:“我寫的時候并沒有把它當作回憶錄來寫,而是當作小說[……]”(Paternostro 2005)。蒙塔內爾的《古巴中心的旅程: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生平》則在敘事層面為傳記的真實性之辯提供了反證: 這部作品以傳記之名對卡斯特羅的生平加以追溯,甚至以參考文獻等非虛構手段增加敘事的可信度;然而,“后記”中卡斯特羅之死的情節卻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敘述的真實性:“菲德爾·卡斯特羅感到脖子后面一陣劇痛,他一瞬間失去了知覺,一頭栽倒在桌子上。[……]兩個小時以后,盡管醫生使用了各種急救措施,卡斯特羅的心臟還是停止了跳動”(Montaner 225)。這部發表于2001年的“傳記”提前15年書寫了卡斯特羅離世的細節,與傳記所主張的事實不符,因而這部作品“既非學術研究成果,也不是卡斯特羅的傳記,而是借‘真實性’之名而進行的文學性書寫”(李保杰380)。結合這幾點來看,部分古巴裔傳記文學中的流亡主題帶有明顯的虛構性,盡管不同文本中的虛構程度各異,但也足以引發人們對于傳記文學之真實性的審視。對于此類傳記文學而言,“真實性”有時是書寫原則,有時是書寫策略,旨在將個人經歷和歷史敘事相結合,通過個體的生活變遷反映歷史,力求在宏大歷史背景下追溯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

四、傳記文學中的權力關系布展

在傳記文學批評中,趙白生指出,傳記事實是傳記的生命線(14);同時他還強調,傳記文學不僅僅是敘述事實,其價值更在于闡釋事實(135)。正是在闡釋過程中,傳記核心成分的傳記事實依闡釋者的價值投射而呈現出多維性。拉美裔傳記真實性內核的價值判斷和權力關系趨于復雜化,與闡釋不無關聯,這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有表現。

理查德·羅德里格斯自傳的敘事策略便體現了傳記事實因闡釋而呈現的多維度意義?！队洃浀酿嚳? 理查德·羅德里格斯的教育》作為知識分子傳記的代表,聚焦羅德里格斯的學業經歷,講述他如何借助學業的成功來實現階級跨越:“從前,我是‘社會弱勢群體’的孩子,一個陶醉在幸福中的孩子。童年時我們有著溫馨的家庭,但是和社會非常疏離。30年后,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已經是中產階級美國人,完全被同化了”(Richard Rodriguez 3)。羅德里格斯用個人歷史復刻了“美國夢”話語中的成功母題,但是他對奇卡諾文化的背叛姿態備受指摘,奇卡諾文學領袖里維拉(Tomás Rivera,1935—1984)認為羅德里格斯“對世界文化特別是西語裔社會并不怎么了解”(Rivera 112)。隨著民權運動影響的逐漸淡化,傳記研究回歸文學本身,批評家開始關注族裔自傳的敘事策略,聚焦傳主闡釋經歷的方式。有學者認為學界之前過多關注《記憶的饑渴: 理查德·羅德里格斯的教育》中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忽視了文本結構中矛盾的暗流”(Lawtoo 225)。羅德里格斯的敘事策略,同時印證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界對自傳真實性的思考:“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完全完整地呈現自己的生活,因為一方面,人類的記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性是自戀的,這就意味著人們進行自我審視或審視他人的時候,根本無法做到完全客觀中立”(Wagner-Egelhaaf 1)。傳記作為一個文學類別,依然受制于文學審美和虛構性這兩個核心要素?，F實正是如此,羅德里格斯在自傳中通過自己從西班牙語家庭環境到英語社會環境、從獎學金男孩到作家的經歷,講述少數族裔個體的無奈選擇,故而稱自己的經歷為“美國故事[……]改變我的生活的,正是教育,讓我(與父母的文化)漸行漸遠。我將這個自傳視為我受教育歷史的反映”(Richard Rodriguez 5)。拉美裔知識分子自傳強調了“教育”“族裔性”和“知識分子”身份之間的關系,而教育正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傳主的轉變因而反映了生命政治主體對族裔文化的強勢消解。而在個人層面上,話語模式間的矛盾指向了被消解的中心主題——傳主被隱匿的性屬身份,這正是個體對生命政治權力規訓所做出的回應和反抗。

卡洛斯·艾爾在流亡者傳記中所闡釋的事實同樣如此,所不同的是他從跨國視域下再現了鉗制移民的生命政治權力?！对诠吣堑却L雪:古巴男孩的告白》記錄了古巴革命這場“風雪”來臨前后傳記主人公命運的轉變,“哈瓦那的風雪”隱喻的是古巴革命帶給這個家庭的巨大沖擊: 父子分離和境遇變遷。因為父親拒絕離開古巴,艾爾父子終生未能再見。為了報復父親對兄弟二人的拋棄,艾爾來到美國后舍棄父親的姓氏“涅托”,改用母親的姓氏“艾爾”?；貞涗涀匪輦髦鲝哪凶優榘瑺柕臍v程,回顧他從古巴特權階層跌落為美國少數族裔的經歷:“那次短暫的飛行旅程把我這個白人小孩變成了拉丁人。每次我填表時都得記著,我是‘拉美裔’,不是‘白人’,也不是‘高加索人’”(Eire 160)。雙線敘事將失去父親和故國的傷感平行推進,宏大敘事和個人情感的交融就此達成。阿?！W貝哈斯(Achy O bejas,1956—)在一次訪談中指出,回憶錄中的個人情感往往被選擇性記憶所影響:“我覺得寫回憶錄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因為它要涉及哪些事情是我還能記得的,哪些事情是我不想忘記的,(對于我想不起來的人或者事)我會和所有人一樣感到內疚”(轉引自Shapiro 2001/2016),因而絕對的客觀是無法達成的。人的記憶能力不僅有限,而且本身具有選擇性,對記憶材料的選擇和組織具有主體性特征,生命書寫不能簡單化地“被視為歷史的真實再現,(它)僅代表作者所說的真實”(Hampel 62)。同樣,艾爾作為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非常清楚新歷史主義者所謂“歷史皆為敘事”的策略,因而在回憶錄中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客觀歷史和自我認知之間的平衡?？赡苷且驗檫@樣的原因,他在訪談中承認了自傳中的虛構成分。傳記通過掌控敘事手段將個人歷史嵌于國家歷史,通過個人命運的跌宕,呈現古巴革命和美古關系中個體生命所承受的規訓,由此也呈現出古巴裔知識分子傳記的獨特之處。

如果說古巴裔流亡者傳記中階級政治和種族政治的勾連可能會被意識形態所遮蔽,那么墨西哥裔傳記中二者的關聯就更加明顯了,幫派成員傳記、非法移民傳記尤其突顯出生命政治主體對族裔個體的控制。社會活動家路易斯·羅德里格斯著有傳記三部曲《永遠奔跑: 在洛杉磯幫派中的日子》《心連心手牽手: 在動蕩的歲月創造心的家園》和《它呼喚你回來:跨域愛、毒癮、革命和治愈的艱苦旅程》,它們基于作者在拉美裔幫派20多年間的生活,包括他數次入獄的經歷,披露困擾族裔社區青少年的嚴重社會問題。羅德里格斯認為幫派問題的社會根源非常復雜,諸如普遍貧困、文化水平和階級地位低下、文化差異和就業方面遭受歧視等,這些問題在拉美裔社區和非裔社區尤為突出,直接影響到族裔青少年的價值判斷:“他們加入幫派不是為了實施犯罪,也不是要去殺人、坐牢。對他們而言,幫派接受他們,給予他們所需的心理認同,他們正需要這些來掌控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幫派中獲得的力量,是其他組織,包括學校和家庭,都無法給予的”(Luis Rodriguez 2003:25)。心理迷失的下層族裔青少年,為了遠離白人社會的歧視,逃避自我競爭能力的不足以及心理上的自卑,轉向幫派尋找認同。而洛杉磯警察對族裔社區的犯罪行為放任自流,甚至故意挑動幫派矛盾讓他們自相殘殺,“我們不斷被捕獵,獵人群體很快就匯集了一大幫人: 警察、幫派分子、癮君子、卡威大街上勒索我們的那幫家伙,他們很快就沆瀣一氣”(Luis Rodriguez 1993:28)。國家機器作為生命政治主體,在此過程中通過空間分割將族裔社區變成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所說的“營地”(camp),它“作為現代性政治空間的隱蔽范式”(Agamben 123),在司法、行政、教育、就業甚至城市規劃和社會保障等系統化的保護下,以“合法”的形式對族裔個人及群體進行規訓。

非法移民傳記將這種生命政治批判拓展到整個美洲,尤其觀照拉丁美洲和美國關系視野下的移民群體。索尼婭·納扎里奧(Sonia Nazario,1960—)的報告文學《被天堂遺忘的孩子》(Enrique's Journey:The Story of a Boy's Dangerous Odyssey to Reunite with His Mother,2006)關注獨自穿越國界的兒童移民,以16歲的洪都拉斯少年恩里克為主要人物,跟蹤調查數年而完成。這部普利策獎獲獎作品講述恩里克為了尋找11年前到美國謀生的母親,只身從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爾巴出發,靠扒火車來到墨西哥的美墨邊境,先后七次嘗試偷渡入境均告失敗,最終還是在母親付給偷渡組織者“郊狼”3 000美元后他才得以入境美國。恩里克所走的這個路線被稱為“死亡列車”(train of death),其險惡程度可想而知,在這里喪命的青少年移民難以計數?！奥贸獭奔戎付骼锟藦暮槎祭沟矫绹男谐?也指他到達美國以后的適應過程。傳記前半部分是恩里克的八次跨境經歷,后半部分講述他在美國受困于語言差異、文化水平等因素,并沒有迎來所期待的生活,他無法正視困難,怠工、酗酒,屢屢和母親產生沖突。這部作品在跨國視域下對移民身份中的“非法性”進行了考量: 到底是什么導致了他們身份的非法化?納扎里奧解釋了她對拉丁美洲移民關切的原因:“我一直感覺自己是個外人,我知道跨越兩個國家、兩種文化的艱辛。在許多方面,我和這個國家的移民以及拉美裔群體具有相似的經歷”(Nazario xviii)。她以阿根廷為例指涉非法移民背后的政治問題:“我小時候經歷過阿根廷歷史上‘殘酷的戰爭’,由于軍隊的暴行導致三萬多人莫名‘失蹤’”(同上)。這道出對那些經歷過戰亂和暴力的非法移民的情感認同,契合傳記題目中“旅程”的意義: 移民無論是在母國所遭受的鉗制,還是冒險跨越邊界,或是來到美國后面臨文化適應,他們都是被權力主體所賤斥的他者;他們為了生計,歷盡艱辛從一個“營地”逃離,卻發現他們只是遷移到了另外一個“營地”,終究未能逃脫被生命政治主體所鉗制的命運。

這些傳記作品從個性化視角呈現個人經歷和社會歷史的交織,揭示出個人經歷背后無形的生命權力機制運營。無論是族裔知識分子傳記還是上層社會少年流亡他國的經歷,無論是社會底層青少年的迷途還是跨國視域下的非法偷渡,個人命運都被社會歷史的大潮所裹挾,生命政治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以“正義”“合法”的面孔左右著人物的一舉一動。

結語

作為美國拉美裔文學中的流行文學體裁,傳記既符合拉丁美洲移民作家和族裔作家書寫自我和群體的精神訴求,也契合書寫宏大歷史中無名小人物經歷的現實需要。傳記以真實客觀的書寫立場,在講述個性化經歷的同時呈現“故事中的宏大歷史”,使墨西哥革命、特魯希略獨裁、古巴革命、奇卡諾運動等歷史事件以個性化的方式得到生動呈現。傳記文學通過傳記人物和歷史的連接,釋放出被歷史所淹沒的普通人物的聲音,少數族裔社區的下層民眾、跨越邊界的非法移民、被國家意志裹挾而遠離父母的孩童,通過建構自己的敘事聲音而主張權力并自我證明,體現了文學的社會價值。這些作品藝術性地利用了傳記文學不同維度的真實性,通過敘事藝術和典型主題,以或隱晦或直白的方式,再現弱勢群體及個人在生命政治裝置下的掙扎,揭示生命政治對個體生命的鉗制,這是拉美裔傳記之文學性的彰顯,也是拉美裔群體在美國生存的反映,還投射出拉丁美洲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同美國這一世界頭號強國之間權力關系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