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記憶與“偽文獻”
——多克托羅《但以理書》中羅森堡間諜案的文學再現和歷史反思*

王弋璇

內容提要: 20世紀50年代的羅森堡案件對美國冷戰時期的政治生態帶來了深遠影響。許多美國作家著墨于這件富有爭議性的事件,意圖通過文學再現透視官方敘事。多克托羅作為一名“激進的猶太人文主義者”,通過其含混的文學語言表達了他對事件獨特深刻的反思。論文指出,作為“創傷小說”的《但以理書》從“老左派”和“新左派”兩代人的創傷記憶入手,巧妙融合歷史真實與想象構思,聚焦、放大事件內在的精神脈絡,指明語言的“偽文獻”實質及其所具有的雙重力量:“自由力量”和“政權力量”,進而證明多克托羅的所秉持的觀點: 小說不僅和政治相關也具有藝術復雜性。而作家的文學再現成為干擾或者拆解其中“政權力量”,進而解構美國神話的手段,給讀者帶來深刻的歷史反思。

1949年,因為酗酒、賭博和投機交易而聲望一落千丈的美國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為了保住他在國會的位置,于1950年2月發表了《政府內部的敵人》(“Enemies from Within”)的演說,聲稱他掌握著一份共產黨和間諜網的205人名單。這篇演說無異于扔下了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政界、外交界和其他部門煽起了一場來勢洶洶的反共浪潮,接著又波及全國,帶來了一場全國性的反共“十字軍運動”,歷史上被稱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麥卡錫主義發生在美國20世紀50年代初,是一場政治上被極右勢力操控的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運動,帶來了社會動蕩和法西斯主義抬頭。羅森堡案件正是這一政治背景所衍生出的具有爭議性的法律和歷史事件。而歷史是文學的基礎,文學是歷史的升華,本文采用歷史視角,通過對再現羅森堡案件的文學作品《但以理書》(The Book of Daniel,1971)的分析,展現案件所帶來的創傷記憶及作家人文主義理念下的批判意識和歷史反思。

一、“麥卡錫主義”與羅森堡案件

1939年,麥卡錫通過虛報年齡參加了區巡回法庭的競選,成為區法院的法官,他充滿欺騙與謊言的政治生涯由此開啟。1946年11月,他通過大肆渲染自己在軍隊的經歷,迷惑選民,當選了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擔任參議員期間,濫用職權,大肆進行投機交易,加之他還有賭博和酗酒的惡習,人們漸漸了解到這位演講時慷慨激昂的政客的另一面,由此麥卡錫的聲望一落千丈。1949年秋,麥卡錫竟然公開站在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一邊,為他們的罪行辯護,公眾輿論為之嘩然,麥卡錫民意盡失,被評為當年“最糟糕參議員”。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麥卡錫迫切需要一根“救命稻草”幫他保住在參議院的位置。經過策劃,他決定在美國總統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1950年2月9日)那一天發表具有“轟動效應”的演說,即后來他在西弗吉尼亞州惠靈市發表的演講《政府內部的敵人》。其中,麥卡錫涇渭分明地將西方世界同共產主義世界對立起來:“西方基督教世界同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世界的最大區別并非政治方面的,而是道德觀上的。[……]然而,真正和最基本的區別在于[……]由馬克思發明、被列寧發展至狂熱并被斯大林推向難以想象極致程度的非道德主義(immoralism)?！彼@時公然宣稱,手中掌握“一份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而且,“國務卿知道名單上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雹賲⒁奾ttp://historymatters.gmu.edu/d/6456(2019-8-2)。麥卡錫演說之后,美國上下一片嘩然。之前一直謹小慎微的小人物麥卡錫一夜之間成為全美政治明星。他接著組織了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動了對美國國務院、國防部等要害部門的大清查。由此,麥卡錫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初盛行于美國,美國政界出現一股極端反共、反民主的逆流,造成風聲鶴唳、人心惶惶的政治氛圍,歷史上將這種氣氛稱為“紅色恐慌”。

“在這種‘恐紅’、反共氛圍下,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的出現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金衡山等72),美國政府徹查了所有美國社會可能潛藏的間諜活動。羅森堡案(The Rosenberg Case)浮出水面,并在美國進而在國際社會引起了極大的關注。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一部分人都認為羅森堡夫婦(Julius Rosenberg,1918—1953;Ethel Rosenberg,1915—1953)無罪,請求政府對他們寬大處理,并組織了抗議活動。國內外的自由人士大多認為以羅森堡夫婦的政治觀點作為證據來判決死刑的做法是對法律尊嚴和公民自由權的極大挑戰。為此,很多社會名流也紛紛為羅森堡夫婦鳴不平,其中就包括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1953年1月,愛因斯坦寫信給美國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在信中他寫道: 出于良心驅使,我請求您減輕對羅森堡夫婦的刑罰,免除死刑。然而,抗議浪潮沒能阻止羅森堡夫婦免于死刑。1953年6月19日,羅森堡夫婦被執行電刑。他們從始至終始終不認罪,無論官方如何威逼利誘,只要認罪就可以免于死刑。但信念和信仰讓他們慷慨赴死。羅森堡夫婦死后,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達到了高潮,他們的親戚擔心遭到反共人士的報復,都不敢收留夫婦倆的兩個孩子?！傲_森堡案作為冷戰初期最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從一個獨特的視角揭示出冷戰意識形態在當時美國政治社會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對于我們理解這一時期美國的政治文化和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李昀123)。這場飽受爭議的案件和人間悲劇成為本文用來投射美國20世紀50年代狀況的一面鏡子。

二、多克托羅與《但以理書》

文學與歷史互鑒,成為彼此的關照,文學敘事和歷史記錄以不同的方式為后人帶來深刻的啟示。對于羅森堡案件聚焦關注,并以小說的形式進行文學再現的作品很多,而E.L.多克托羅的(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2015)的《但以理書》堪稱其中具有代表意義并對美國文化進行深刻反思的力作。

多克托羅是20世紀美國文學領域的重要人物,他的創作以歷史小說著稱,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1931年出生于紐約布朗克斯的俄羅斯猶太移民知識分子家庭,家里濃厚的藝術氣氛讓多克托羅愛上寫作,他的名字——埃德加·勞倫斯·多克托羅來自作家兒時所仰慕的作家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多克托羅作品創作題材豐富而深刻,其猶太身份和對創傷歷史的深入分析使得他的創作獨具一格,雖有晦澀難懂之處,卻能引領讀者進入精神反思的曲徑通幽處,多克托羅善于描寫特定歷史時期下美國民眾面對挫折、創傷和劇變的心理狀態,作品中蘊含著對民權運動的關注,他創作豐富,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共發表12部長篇小說和3部短篇小說集。其中為他奠定當代美國文學大師的地位的是其代表作《但以理書》(The Book of Daniel,1971)、《拉格泰姆時代》(Ragtime,1975)、《比利·巴思蓋特》(Billy Bathgate,1989)和《大進軍》(The March,2005),這些佳作連同其他長篇小說①比如《歡迎?來到艱難時代》(Welcome to Hard Times,1960)、《大如生命》(Big As Life,1966)、《潛鳥湖》(Loon Lake,1980)、《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1985)、《供水裝置》(The Waterworks,1994)、《上帝之城》(City of God,2000)、《霍默與蘭利》(又譯《紐約兄弟》)(Homer&Langley,2009)、《安德魯的大腦》(Andrew's Brain,2014)等。以及數部短篇小說集一起構成了多克托羅創作的萬花筒,從中人們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光怪陸離的表象背后的精神內核,并使他獲得了包括全國書評家協會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國家人文科學獎、筆會/?？思{獎、美國藝術與文學院豪厄爾斯獎、美國小說國會圖書獎等眾多重要獎項,成為美國文壇備受尊重的猶太作家。

道格拉斯·福勒(Douglas Fowler)在《理解E.L.多克托羅》(Understanding E.L.Doctorow,1992)中指出,多克托羅的小說是典型的歷史小說,覆蓋了美國自內戰以來的所有歷史階段(Fowler 5)。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在《后現代主義,或者晚近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一書中提到,“E.L.多克托羅是個詩人,用史詩描繪了美國的激進過去如何逝去,也描繪了美國激進傳統背后更為久遠的傳統和時代帶給他們的壓抑和抑制”(Jameson 24)。多克托羅的創作以紐約等城市為背景,“將人物置于特殊的城市空間,描摹世事,品味人生,字里行間可見現實主義的細膩逼真,……在多種元素和不同風格的雜糅和融合之中,描寫反映當代美國都市生活的多側面,通過小說的虛構性折射真實社會,對歷史和現實生活進行富有哲理的思考”(虞建華2017a:1)。約翰·帕克斯(John Parks)在他的著作《E.L.多克托羅》(E.L.Doctorow,1991)中反對給多克托羅貼上“政治小說家”的標簽,認為這樣的歸類對一名偉大的歷史小說家而言,不僅簡單化,而且有誤導,好像這個作家只是在推動或販賣某種意識形態。這樣的標簽“對多克托羅的小說是一種貶低和損害”(Parks 11)。

多克托羅用敏銳、犀利和深刻且更具人文主義情懷的目光,聚焦羅森堡案件,透視事件背后的美國文化肌理,引導美國民眾對事件抱有深刻反思的態度。多克托羅本人更希望以“激進的猶太人文主義者”(radical Jewish humanist writer)①多克托羅將自己定位為“激進的猶太人文主義者”,并以此為榮。他曾對一名采訪者說過:“如果我不屬于這個傳統,那我一定要申請加入它”(轉引自Fowler 1)。對于什么是“激進的猶太人文主義”這一問題,作家在訪談中解釋為其“本質是從正統的猶太教義中發現弊端。你擁護那種文化,珍視那段歷史,但拒絕那種神學。弗洛伊德和卡夫卡就屬于這種傳統,還有愛因斯坦,以及偉大的批評家本雅明,等等。在美國,其代表人物為無政府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愛瑪·戈爾德曼和詩人金斯伯格”(陳俊松88)。來定位自己。國內外評論者也從這個角度對多克托羅繼承猶太文化傳統背景下的人文主義思想進行了分析(Clayton 1993;金衡山等2017;李俊麗2008)。作為猶太民族的文化戰士,多克托羅的作品充滿了政治批判意識。他在訪談中說道,“無論何時,當我開始討論政治的時候,我總是被政治牽引過去。我不太喜歡用那些政治化的陳詞濫調,那讓我感到窒息”(轉引自森森)。多克托羅作品中的少見“政治化的陳詞濫調”,他的政治意識是用史詩般的敘述進行表達的。他描繪美國冷戰時期的精神荒野景象,在政治批判中融入強烈的人文主義批判意識。

多克托羅這位“猶太人文主義”戰士,秉承歐美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認為文學創作同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他說,“我從來都認為我的小說繼承了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維克多·雨果(Victor-Marie Hugo,1802—1885)、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和杰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916)等大師的社會小說傳統。這個傳統深入外部世界,并不局限于反映個人生活,不是與世隔絕,而是力圖表現一個社會?！彼^而嘲諷說,“近年來,小說進入家庭,關在門內,仿佛戶外沒有街道、公路和城鎮”(轉引自葉子145)。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多克托羅在創作之初就帶有鮮明的批判意識,很多作品涉及冷戰中美國的社會心態?！啊鋺鹚季S’不等同于‘冷戰’。它隱藏在背后,流行于無形,既無處不在,又難以捉摸,是一種觀看問題的框架,一種邏輯模式,一種政治無意識”(虞建華2017b:3)。多克托羅劍指冷戰這段歷史時期下蘊藏在美國“文化精神”中的冷戰思維和“非我即敵”的冷戰意識,對這種思維定式進行了揭示和批判。

《但以理書》是多克托羅的第三部小說,被譽為美國當代最優秀的政治小說,并獲得1972年國家圖書獎提名和1973年古根海姆獎。作為紐約出生和成長的第三代俄國移民,多克托羅深受猶太文化的影響,作品中浸潤著宗教思想和對真善美的追求。小說書名來自《圣經》中的《但以理書》卷①《圣經》舊約全書中該卷據傳由但以理(Daniel,625 BCE—530 BCE)本人所寫,其名意為“神是我的審判”。但以理生于耶路撒冷,公元前605年被擄到巴比倫,改名為伯提沙撒,意思是“王的保護者”,他因才能出眾在巴比倫受到重用。但以理具備先知的能力,能為國王解夢,被提升為巴比倫省長兼國家總理,管理巴比倫一切的哲士。但以理的一生對上帝順服忠誠,教導猶太人在被迫害流放中也要堅守對上帝的信仰。,小說故事由此同圣經形成互文關系。小說以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為背景,其中也穿插敘述了發生在四五十年代的事情。作品以羅森堡夫婦為歷史原型,再現了這段被“紅色恐怖”毒霧籠罩的歷史:

在麥卡錫時代歇斯底里的政治氛圍中,小說主人公但以理的父母被指控犯有間諜罪,雙雙被送上電椅。成為孤兒的他帶著妹妹生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創傷,在都市漫游中既希望找出真相,替父申冤,也試圖逃避現實,尋找撫平創傷的慰藉。漫游的過程是他不斷矯正自身的異化、走出陰影的過程,最后努力與自己、他人和社會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虞建華2017a:2—3)小說將歷史中羅森堡夫婦的兩個兒子化身為但以理兄妹,他們同樣在幼年遭受重創,一生都在掙扎著擺脫創傷記憶,走向“和解”。而作為具有宗教情懷的后現代猶太小說家,多克托羅“有著一雙飽含憂郁的眼睛,骨子里都對人類的命運和前途有著濃重的憂患意識”(斯巴格22)。他在小說中貫徹了作為一名“激進的猶太人文主義者”的立場,繼承同時也批判猶太文化傳統,秉承正義、善良和誠實的宗教理念,用后現代的寫作手法刻畫現實,揭露精神危機下的人間百態,反思在信仰危機時代信仰存在的意義,為作品注入了深刻的人文主義價值?！兜岳頃芬云洮F實關懷和豐富的思想內涵,被視為多克托羅的代表作。小說透過對羅森堡間諜案受害者家庭的虛構書寫,重訪歷史,再現歷史,進而透視出冷戰時期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對個體帶來的創傷。

三、“偽文獻”: 《但以理書》創傷記憶

多克托羅曾強調,“小說家在離群索居狀態下會將自己一分為二,成為創造者和記錄者、述說者和聆聽者,協力將集體智慧以自己的語言傳遞出來,掩蓋其對現實世界富有啟迪性的先入之見”(Doctorow 1983:21)。作家以這種設身處地的方式進入他人的生活情境,同描寫對象建立認同,并將認同的情感傳遞給讀者,就更能激發共鳴。小說《但以理書》圍繞艾薩克森夫婦(影射現實中的羅森堡夫婦)子女的生活展開敘述,視角在現在和過去之間切換,不僅呈現了案件的直接后果,也表現出其帶來的長遠影響。虛構的艾薩克森夫婦的兒子與真實人物是有反差的,但很好地服務于小說敘事試圖反映的更加廣泛的主題,另外,小說的主人公與歷史事件中的羅森堡夫婦的兩個兒子有所不同,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對兄妹,名叫但以理和蘇珊。但以理背負著為父母申冤的巨大精神壓力,無法逃脫創傷記憶的折磨,生活痛苦不堪;蘇珊則有自殺傾向,難以擺脫抑郁的精神狀態。作者這樣的藝術改寫,加強了事件帶來的創傷程度,表達了對冷戰意識下極權政治更為強烈的控訴?！岸嗫送辛_希望將但以理的時代同他父母時代中的左翼思想進行對比。備受折磨的但以理和蘇珊一起卷入了反越戰運動,他們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基金會,用來紀念被殺死的父母”(Freedland vii)。多克托羅的敘述語氣看似平靜而散漫,從一個時代跳躍到另一個時代,但敘述背后始終涌動著強烈的情緒和政治反抗的力量: 創傷記憶帶來的痛楚、意識形態被壓制的憤懣和對強權反抗的意愿及沖動。

評論界一般把《但以理書》看作一部編史元小說(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根據琳達·哈欽(Linda Hutcheon,1947—)的定義,“編史元小說”指“既具有強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稱與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關”的后現代創作(Hutcheon 5)。因此可以說,編史元小說包含兩個元素,即“自我指涉性”和“與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相關性,兩者是帶有矛盾性的結合。前者針對的是文學傳統本身,對小說的虛構傳統進行了反思;后者指向歷史記載的傳統,也就是將小說虛構同歷史書寫并置起來,以此揭示出兩者存在的共同的語言建構本質。編史元小說是后現代小說的一種,其理念在于不贊成對過去投射當下的信仰和標準,同時暗示了“事件”和“事實”之間的鴻溝。

《但以理書》將羅森堡案件這一真實的歷史事件融入作家的個人想象,塑造了但以理這一特殊人物,凸顯事件對下一代造成的持久創傷。但以理“被他未曾目擊的事件——父母被國家以叛國罪電刑處死,更寬泛地講,被他自己錯過的感知所糾纏。這一錯過的感知時刻在創傷敘事中反復出現,造成目擊過去事件的可能性”(陳世丹、張紅巖23)。小說敘述穿插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歷史成為主人公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創傷記憶。作品兩次呈現了1967年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通常為五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一)的情景,形成了時間上相互呼應(Doctorow 2006:3,67)的敘事。第一次的時間描寫的是但以理去醫院看望蘇珊的情景,這是一個“塔樓形、黃磚建造的公立醫院,這里收治的是精神病患”(同上6),蘇珊就在這里就診,她狀況極差,身形消瘦,精神麻木,看到妹妹的但以理難掩悲憤,發出了對“他們”的控訴:“啊,蘇珊,我的小蘇珊,你做了什么,你就這么容易受國際道德宣傳機構的哄騙嗎!他們把你塑造成為道德癮君子,扯壞你的頭發,奪去你的老奶奶眼鏡,還讓你穿上病號睡袍。哦,看看他們對你做了什么,蘇珊,看看他們對你做了什么!”(Doctorow 1971:12)小說在開場將“他們”作為主人公劍指的控訴對象。那么“他們”是誰的問題也成為吸引讀者深入閱讀的一條主線。而“對于但以理及他的志同道合者而言,這是個艱難的時代,因為他們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下只能是二等公民”(同上13)。醫院的壓抑場景和人物的悲憤情緒凸顯了羅森堡案件給冷戰時期的兩代人帶來的深刻創傷。

真實的歷史中,羅森堡夫婦被判處死刑后,他們的兩個年幼的兒子羅伯特和邁克爾,在父母行刑前站在辛辛監獄的高墻外,舉著“請不要殺死我的爸爸和媽媽”的牌子,希望為父母爭取一線生機。當時,外界聲援羅森堡夫婦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甚至愛因斯坦等名人紛紛出面為赦免羅森堡夫婦呼吁,一些美國著名律師也全力支持他們先后六次向美國高等法院上訴,但最終,上訴一次次被無情駁回,所有的努力都無濟于事。雖然當局告知羅森堡夫婦只要認罪就可以免除死刑,但是,羅森堡夫婦寧死不屈,拒不認罪,慷慨赴死。這樁歷史上的爭議審判帶來的持續影響令美國官方始料未及。

而不幸事件給羅森堡夫婦的兩個兒子帶來了最直接的影響,創傷陰影致使他們一生都無法完全卸下記憶的重壓。他們生活在養父母家中,童年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為免受進一步的迫害隱姓埋名。成人后他們始終堅持為父母的冤情奔走。兄弟二人為紀念父母撰寫了自傳《我們是你們的孩子: 艾瑟爾與朱利葉斯·羅森堡的遺產》(We Are Your Sons:The Legacy of 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1975)。哥哥羅伯特還寫了另一本書《父母死刑: 一個兒子的旅程》(An Execution in the Family:One Son's Journey,2004)。為了幫助更多有類似經歷的孩子,他創立了羅森堡兒童基金(The Rosenberg Fund for Children,RFC)①羅森堡兒童基金是一個非營利的公共基金,由羅森堡夫婦的兒子羅伯特創立,旨在為美國進步激進主義者的子女提供資助,同時也幫助由于自己參加了進步基金活動而受到指控的青年。。正是這些親歷者對創傷往事的回憶,激起了懷有正義感的人文主義作家的共鳴。他們執筆創作出的一批作品,成為構成重建美國五六十年代文化記憶的一部分?！兜岳頃肥瞧渲懈挥写硇郧曳此紭O其深刻的一部。

多克托羅生活在冷戰時期,他目睹了冷戰對人們思維方式帶來的影響,作家希望了解在這樣的氛圍中的人們的思想狀況。正是在這樣的動機下,他開始著手《但以理書》的創作。小說一開始,主人公但以理去醫院看望妹妹蘇珊,醫院里冷凝壓抑的氣氛和蘇珊幾近崩潰的狀態直接讓讀者感受到了冷戰的社會氛圍及其帶來的影響。

小說《但以理書》戲仿了真實案件對后代帶來創傷性影響這一主線。小說中的兄妹同真實歷史中受害者的后代一樣,一生無法擺脫父母被電刑處死這一事件的影響,但小說人物的生活更加潦倒。妹妹蘇珊被創傷記憶折磨精神失常被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最后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年輕的生命。但以理則被過去記憶的夢魘折磨,變得行為異常,甚至虐待妻兒,難以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平靜的精神世界。他自述道,“蘇珊和我,我們是僅剩的人。所有的生活都是試圖逃離親人,我在逃離的過程中思緒繁雜,但不管什么樣的方式,他們都是你遇到生命轉角的際遇”(Doctorow 2006:37)。

但以理年幼時曾目睹了一場事故,他在敘述中呈現了事故后慘烈的情景: 滿地破碎的玻璃片,牛奶和婦女的鮮血混合在一起。交通事故的記憶,使他的創傷想象具體化,將未曾親眼看見的恐怖的極刑場面重現于腦海中,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多克托羅在小說中對第二代的心理創傷進行了戲劇化的演繹,濃縮了苦難,用略帶夸張的描寫凸顯人物行為背后的扭曲心理,“增強了冷戰期間美國國內緊張的恐怖氣氛,突出了‘紅色恐怖’給他們帶來的嚴重的心理創傷,更加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冷戰期間人們極端歇斯底里的情緒。讓人們深刻意識到‘紅色恐怖’和麥卡錫主義的罪惡及這種極端思想給人們帶來的傷害”(胡選恩、胡哲156)。

多克托羅在一篇題為《偽文獻》(“False Document”)①該文收錄在多克托羅的評論文集《杰克·倫敦、海明威及美國憲法》(Jack London,Hemingway and the Constitution:Selected Essays,1977—1992)中。的論文中指出,“當然每部小說都是偽文獻,因為它是辭藻的合成品而非生活。但是我特指的是小說家創造性否定的行為,他借此提供的文本出現了額外的權威性,因為他并無意于書寫的權威,他宣告書寫權威是不可能的”(Doctorow 1983:20)。小說《但以理書》以超越意識形態疆界的深刻反思意識,將批判和抗議的靶子直指冷戰時期美國政治話語的虛構性。從語言作為敘事媒介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語言具有兩種相互對立和統一的力量: 一個是政權的力量(power of regime),另一個是自由的力量(power of freedom)”,他認為,“政權的力量就是語言對客觀世界所具有的反映功能”(同上16—17),而“自由力量是存在于個人或理想的世界里,具有表現想象的力量。語言的這種力量是不能為人所證實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是為小說家和詩人服務的”(多克托羅、胡選恩223)。前者的功能是指定性的,后者則具有聯想功能。多克托羅強調說,歷史話語和文學話語都無法將作者直接帶入過去的歷史中,讀者只有以文本為媒介接觸歷史事實。在多克托羅看來,“小說不完全是理性的話語方式。它給讀者提供了超過信息的東西。復雜的理解,不直接、本能的和非言語所表達的思想都通過作者和讀者之間儀式性的互動,從故事的言語中生發出來”(Doctorow 1983:16)。

多克托羅從語言的使用角度出發,探索和發現作用于語言背后的權力關系,并以此為依據對歷史及歷史編纂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皻v史帶有虛構性,我們生活于其中并寄希望于繼續生存下去。小說屬于推測性的歷史,或許可稱作超級歷史,構建超級歷史所用的素材要比歷史學家們所認為的更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Doctorow 1993:162)。多克托羅在此提出了他著名的“作為‘超級歷史’的小說”的概念。他同琳達·哈欽的觀點異曲同工,共同起底歷史背后的權力關系,揭露歷史的虛構性。

小說《但以理書》切換在但以理父母親生活的20世紀四五十年代和但以理生活的60年代兩個時間段之間,揭示二戰后和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籠罩在美國的“紅色恐怖”、被冷戰思維破壞的家庭關系和人物支離破碎的內心世界。小說著重描寫了兄妹二人的心路歷程。但以理在陰影下艱難成長,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研究生,但他性格上的缺陷也顯而易見。在一次出行的路上,他以80多英里的高速行駛汽車,當著自己孩子的面虐待妻子,情緒失控。小說還反映了階級地位差異帶來的不公平,我們從書中看到了艾薩克森家族生活的貧困,他們住在布魯克斯的家里(Freedland ix)。我們從中看到了家族對階層不公的憤怒情緒乃至于多克托羅對書中人物的同情。小說的場景切換也讓讀者應接不暇,從冷戰期的美國到蘇聯,從馬薩諸塞州的精神病院到加利福尼亞的迪士尼樂園。每個場景的切入都有引人入勝的畫面感和時期代入感,使得讀者身臨其境,能以同感之心深刻體會主人公彼時彼刻的內心世界,喚醒讀者對歷史事件的反思以及對文獻中的非真實性的懷疑,創傷記憶固然不堪回首,而將講述創傷記憶的語言“具有兩種相互對立和統一的力量”揭示出來,張揚其中“自由力量”,批判分析其中“政權力量”,這正是作家人文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

四、《但以理書》的文學再現與歷史批判

《但以理書》中運用大量筆墨描寫其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包括經歷者、他們的后代和所有關注這一事件的人的所思所想和他們感受到的憤怒和痛苦。小說以對細節的選擇性呈現言說案件帶給下一代的苦難,更多通過后一代人對歷史的“回看”,呈現處于歇斯底里狀態的美國冷戰政治。多克托羅將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冷戰初期稱作“獵巫時代”,言語間不乏尖銳的反諷:“在獵巫時代中,當人們(如福斯特[William Z.Foster,1881—1961]、吉恩·丹尼斯[Gene Dennis,1905—1961]①吉恩·丹尼斯,筆名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和提姆·萊恩(Tim Ryan),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家和工會組織家,他曾長時間擔任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以“丹尼斯訴合眾國案”聞名于世?！袄鋺饡r期,美國共產黨總書記丹尼斯等12名高級領導人被聯邦司法部指控散布教唆和鼓吹以暴力推翻和破壞美國政府的煽動性言論,并被聯邦地區法院依據《史密斯法》判罪。丹尼斯等人認為他們并沒有任何主張以暴力顛覆政府的實際陰謀,并援引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提起上訴”(Dennis v.U.S.,詳見https://baike.baidu.com/item/丹尼斯訴合眾國案/7986930)。)因政治信仰被送進監獄,這將是對集會自由權利的勝利肯定,也將會是進步主義和文明力量的偉大時刻”(Doctorow 1971:58)。小說運用了反諷的修辭手段,譏諷官方意識形態隱藏在“愛國主義”的外衣下,躲在事件背后推波助瀾、封殺異己。多克托羅對歷史事件的切入路徑與其他作家不同,他更少直接涉及事件本身,卻將事件帶來的影響以多層豐富的敘事展現出來,用小說的虛構故事照亮隱藏在喧囂躁動表層敘事之下的黑暗地帶,通過對事件的想象性重構表達對美國官方歷史記載的質疑。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曾經不惜筆墨地贊揚說多克托羅的《但以理書》是一部“幾近完美的藝術佳作”(轉引自The Book of DanielStudy Guide)。這一盛贊是大作家之間的惺惺相惜和對小說藝術表現力及深刻主題的極高評價。本文通過冷戰語境深刻介入的文外解讀可以看出,作家的批判態度并非止步于此,他的批判同時指向“受害者”一方,他更希望通過冷靜的旁觀者姿態,揭示以但以理父輩為代表的“老左派”和以蘇珊為代表的“新左派”所信奉的激進主義內核的雙刃劍實質。

作為猶太人,多克托羅更希望將文學敘事同猶太移民文化的最后遺跡相聯系,他認為自己深受猶太人文主義精神所滋養。他也確實試圖在小說創作中凸顯人文精神和正義訴求。多克托羅如前輩現實主義作家一樣,以現實主義的創作初衷真實再現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激進主義風潮,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但以理的父輩們,也就是羅森堡夫婦一代的激進主義思想,他們胸懷大志,勇往直前,為了他們期待的社會理想在泥沼中艱難跋涉。而小說中但以理對兩代左派的激進主義態度都保持一定距離,秉持批判性認識的態度。正如評論者所言,“無論老左派和新左派,他們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種‘形象’,一種姿態,一種體驗,一種激進思想的實踐。在丹尼爾(但以理)看來,這多少讓他們的革命有了一種懸空的味道”(金衡山等221)。多克托羅獨特冷靜的人文主義立場由此可見,他曾在采訪中曾談到,“人文主義意指精神和道德生活不是對超自然的因素的信仰,也就是說人的問題要腳踏實地在地球上加以解決,而不是從天堂里尋找解決的方法。社會必須從顯示的角度面對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為了更廣泛的正義而奮斗……人文主義是對認識的渴望,科學的、美學的、歷史的和人文的。在人文主義看來,人具有能夠理解現實的能力”(陳俊松86—91)。

作家所秉持的中立冷靜的人文主義態度使他的文學再現和帶有更加強烈的反思意識,他對美國神話的深入思考照亮了語言的雙重力量:“自由力量”和“政權力量”,作家對歷史事件的文學再現成為干擾或者拆解其中“政權力量”的手段,對隱藏在美國文化表象下的神話進行鞭辟入里的歷史反思。多克托羅將自己的人文主義態度注入但以理這位真相的探尋者身上,他運用含混的語言和清醒的反思為羅森堡審判這一歷史事件提供了意識形態的背景,而事件與背景之間的關聯性暗示則打破了官方話語中的“愛國主義”高調,揭示了動機背后暗藏的私利、虛偽和恐懼。多克托羅的后現代歷史敘述重新呈現美國近代史中隱晦暗淡的一面,為審視羅森堡事件提供不同于官方話語的視角和思考。因為“小說提出建議,它溝通了現在和過去、可見與不可見。它分散了苦難,并告訴我們必須將自己編織入故事之中以求生存,否則將有他人替我們這么做”(Doctorow 1986:46)?！兜岳頃穾ьI讀者走進美國冷戰時期的創傷記憶,撥開紛亂模糊的文學敘述,“偽文獻”這一概念的內涵無疑成為理解多克托羅深刻歷史反思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