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乎其內 出乎其外”: 習得與研究現當代西方文論的一點體會
——朱剛①教授學術訪談錄

王天如 朱 剛

內容提要: 本文是對原南京大學教授、現任教于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朱剛先生的學術訪談,涉及他本人在西方文論的教學與研究方面的感悟與認識,包括批評理論的地位與作用、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以及研究現當代歐美批評理論的立場與視角。他認為,我們需要把西方批評理論放到產生它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之下,在“問題”框架中冷靜客觀地分析其來龍去脈,以幫助我們從實際出發,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批判理論做出客觀批評與深度反思。訪談中,朱剛先生分享了他的學術理念和治學經驗,并對年輕學者提出了治學建議與期望。

王天如(以下簡稱“王”):朱剛教授,首先十分感謝您接受此次訪談。①本次訪談時間為2022年3月19日,地點在蘭州大學明道樓314室。您從事西方文論的教學與研究已經有30余年,對西方文論有自己的認識,對如何在中國語境下研究與教授西方文論有自己的理解。請您簡單回顧一下自己這30多年的心路歷程。

朱剛(以下簡稱“朱”):我自1989年到南京大學讀博士學位,方向是西方文論,至今已有30多年的西方文論教學與研究的經歷(包括三年半的博士學習),有一些體會也許值得與大家分享。因為個人的成長也是一個時代的反映,我個人的經歷或多或少也是我國的西方文論乃至外語教學發展的一個縮影。這樣的個人反思成為文學與批評的一個寫作樣式: 20世紀7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寫作范式叫作“autofiction”,國內學者稱之為“自撰”“自我虛構”“自小說”等,其實就是作者把自己寫入自己創作的小說之中,虛實結合,使小說反映的社會現實更明顯地帶有小說作者本人思考的烙印。無獨有偶,世紀之交前后,批評理論界的一些知名學者也開始寫作小說。2000年我在哈佛大學采訪羅曼語系教授艾麗絲·賈丁(Alice Jardine)時,她提及一些風靡了半個世紀的后現代批評理論這個時期似乎走到研究的死胡同,不知何去何從。一些批評理論家感到批評理論不足以表達自己的感受,開始轉向虛實結合的自傳體文本的寫作,如戴維·洛奇(David Lodge,1935—)、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也包括她本人。autofiction 既可視為后現代“自反性”特征的一個表現,也可以看作對現實進行思考的一種延伸,畢竟這樣的“反思”對我們理解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吨Z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主編文森特·B.里奇(Vincent B.Leitch)2014年出版《21世紀的文學批評: 理論的復興》(Literary Criticisminthe21stCentury:TheoryRenaissance),第一章《我的信念及其原因》便是他陳述自己的“職業生涯”“個人生活”與“理論研究”,將三者融合,通過個人的理論研習和教學體驗,展示出一幅批判理論在美國高校半個世紀的發展變化的圖景。他把這種加入作者親歷歷史的表述方式稱之為“親近式批評”(intimate critique),①Vincent B.Leitch.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Theory Renaissance.London:Bloomsbury,2014.viii-5.把它歸到當代文化研究中,旨在從一個專業者的親身經歷,折射出該專業乃至更大的社會發展。也許,這種“親歷”加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本身便源自所謂“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種后現代思維,相比冷冰冰的理論思考,通過個人經歷更便于作者表達自己的主觀感受,更能拉近與現實的距離,也更方便拉開思考距離。

王: 那就從您的理論學習談起。您是怎么走上批評理論學習的道路的?

朱: 從民國時期到20世紀80年代,我們英語系主要研習英國文學,我研究生階段的學位論文選題是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的詩歌,由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的陸佩弦教授指導。陸老師是國內研究彌爾頓的專家,那時候的學習場所不僅是他的辦公室,還有他的家,聽他大段背誦《失樂園》(ParadiseLost,1667)選段,如信手拈來。我是陸先生額外指導的校外學生,但他對我提交的碩士論文文稿,總是給予“插隊”審讀,逐字批改。陸先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代表,盡管學富五車,卻為人謙誠,潤物無聲。我的答辯委員會除了陸先生,還有上外的楊小石教授和復旦的楊豈深教授。三位老師都已經離世,但他們的治學精神和諄諄教誨一直伴隨著我后來的學習。

1984年我碩士畢業之際,正是西方文論開始引起國內學術界注意之時,并在此后的短短幾年間,成為學界的主流思潮。但當時我在安徽大學任教,囿于周圍環境,并沒有關注當時的文論熱。那幾年,英語專業的基礎課幾乎被我教了一遍。雖然缺失主攻方向,也沒有什么研究成果,卻也讓我對英語專業的課程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并且有了教學的切身體驗,為此后的教學打下了基礎。

轉折點出現在1989年。那一年我獲得領導的同意,報考南京大學外文系博士生并獲得錄取,導師是錢佼汝老師。他是當時南大英語教研室唯一的博士生導師,招生方向是現當代西方文論,而我當時是懵里懵懂去考試的。說來慚愧,我只是考前讀了雷納·韋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的《近代文學批評史》(AHistoryof ModernCriticism,1955)第一卷,未見得真的讀懂,對現當代西方文論近乎無知。記得面試時,考官除了錢老師外,還有盛寧和劉海平兩位老師。他們問了一個問題: 什么是“意義”(What is “meaning”)?我當時對文學闡釋學一無所知,所以對這個問題一頭霧水,但又不得不回答,只得故作深沉地反問道: 你們說的“意義”指的是什么(What do you mean by “meaning”)? 這就是當時外語專業一般的青年教師對西方文論的了解程度。

王: 您在錢佼汝老師的指導下,學習了四年的西方批評理論。有什么感受嗎?

朱: 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是德國接受美學批評家沃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1926—2007)的閱讀理論①伊瑟爾本人認為“接受美學”適合從事“接受”研究的學者,如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自己研究的是“互動”,所以并不喜歡“接受美學”這個標簽。。從博士學位課程的設置到論文選題直至學位論文的批改,錢老師花費了大量的心血。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用的還是286電腦,基本上只能錄入文字,編輯功能很少,無法同時兼容中英文字符,只有打印出來后經過剪貼,然后再復印,才能完整。師母曾告訴我,錢老師閱讀我的初稿,一字一句批改,直至深夜。讀書期間,錢老師還讓我參與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語言的牢房》(ThePrison-Houseof Language,1972)一書的翻譯。盡管我承擔的俄蘇形式主義部分只占全書的不足五分之一,但錢老師對我的譯稿也是逐字逐句修改?？梢哉f,我后來對批評理論的理解、對英語學術寫作的認識,以及英漢互譯水平的提升,都歸功于錢老師的這些認真細致的修改②后來我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翻譯,錢老師在那里做譯審,我又一次在翻譯上得到他的指教,為我此后翻譯幾部學術著作打下了基礎。。我是幸運的: 現在外語專業的博士論文大都用中文撰寫,失去了作為學生提升英語水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機會。

王: 從文學研究轉到理論研習,這個過程困難嗎? 能說一下文學研究和批評理論的關系嗎?

朱: 文學與理論實際上是一塊硬幣的兩面: 文學文本的解讀需要批評理論的支撐,而批評理論的探討也需要用文學作品來檢驗。某種意義上,這是理論和實踐的關系。西方學術界將這條線劃得很清,理論和文學涇渭分明。我們曾邀請美國知名批評家羅納德·施萊佛爾(Ronald Schleifer,1948—)做講座,博士生們普遍關心的就是如何“理論聯系實際”,這個問題往往讓他摸不著頭腦。在他看來,理論研究和文學研究分屬不同的領域,為什么非要“聯系”到一起? 理論研究講究抽象思維,是在一種理想狀態下做出的歸納,需要有意識與實際拉開距離,否則理論問題講不清。這也許是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實際上,批評理論的存在是為了更好地解讀文學作品,讓你的解讀更有深度,更具說服力;同時,批評理論提供了一種閱讀作品的“方法”,如果能使這種方法貫穿閱讀的始終,它就成了你文本闡釋的“理論框架”,從而使你的閱讀在話語層面上展開,學術性更強。同時,文學作品又能夠促使我們對批評理論有新的認識,可以對理論進行反思,也可以增強理論的實踐價值。所以,文學和理論是相互關照、相輔相成的關系。1997年暑期,我參加了美國雅禮協會在耶魯大學舉辦的“美國消費文化研討班”,教授的內容是美國的消費文化。我一面在教室里閱讀消費文化,一面外出實地了解與消費文化相關的場所(如紐黑文的梅西百貨)。美國消費文化屬于“美國學研究”(American Studies),主要屬歷史學和社會學范疇,但它和批評理論中的文化研究有很多吻合之處。我結合20世紀初期美國的消費文化,對產生于這個語境下的歐·亨利(O.Henry,1862—1910)的短篇小說《麥琪的禮物》(TheGiftoftheMagi,1905)進行分析,讀出了一些新意,這就是將批評理論和文學文本相結合。當然,做純理論研究則另當別論;即使如此,對理論的闡釋仍然需要具體文本做輔助。

王: 如果說做博士論文是學術研究的開始,博士學位是大學職業生涯的起步,那么您對博士論文寫作的體會是什么?

朱: 博士生從夯實學術基礎、參加學術研討、操練學術表達、構思論文主題、設計論文框架,一直到論文撰寫和修改,一步步使自己的學術水平得到提升,為今后開展學術研究和職業生涯打下基礎。博士論文寫作是博士學習最重要的一環。我的博士論文是對伊瑟爾的閱讀理論進行梳理和評價,把它放到20世紀60年代歐美的讀者批評乃至更大的后現代批評理論中進行考量,思考它為什么會出現,面對的問題是什么,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什么,這個解決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解決了部分問題,同時又對部分問題不起作用,甚至帶來了新的問題,反映出該閱讀理論本身有“盲點”,需要我們進一步反思。伊瑟爾最為人知的是他的“隱含的讀者”這個批評概念,但同時這個概念也最容易為人誤解。這是他用哲學中的現象學方法,通過主體的意向性投射來觀照讀者,得出的一個現象學意義上的讀者模型,其中含有讀者和文本相互作用的機制和原理,借此揭示讀者(其本身包含作者、文本、閱讀)的“本質”。20世紀60年代的讀者批評,正好處于20世紀現代文學批評與后現代文學批評的中間,上承形式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神話原型、結構主義等偏傳統的文藝美學思想,下接各種后結構主義批判理論。厘清伊瑟爾的思想,是學習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一個很好的突破口。這里除了要感謝導師錢佼汝教授和答辯委員會主席董衡巽研究員在學術上的指導和幫助,還要特別感謝伊瑟爾教授本人。自選題開始,我便和他一直保持聯系,向他請教問題,索取資料,他總是有求必應,而且非常及時。熟悉一點后,我曾問起他與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1938—)的公開論戰。費希語言犀利,觀點尖銳,思想邏輯性強,批評人不留情面。對如此唐突的問題,伊瑟爾用非常紳士的方式做了回答。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怎樣做理論》(HowtoDoTheory)于2006年出版,南京大學出版社請我翻譯,翻譯時還與他保持著聯系,曾想請他作序,不想他在2007年去世了。①伊瑟爾曾在郵件中對我說,批評界對他的現象學文學批評多有誤讀,倒是兩位中國學者的理解最正確。他指的另一位中國學者是中國臺灣的單德興研究員,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也是伊瑟爾,也是由于伊瑟爾的牽線我們才認識。單研究員畢業比我早,對我多有指教,他饋贈的博士論文我至今珍藏。

王: 您1994年開始在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任教,您是如何從博士階段的讀者批評拓展到后來的理論研究的?

朱: 我博士畢業后入職南京大學,教學占用了大量的時間,擠出時間整理發表了幾篇有關讀者批評的論文,出版了博士論文。1994—1995年,受教育部和歐共體大學校長委員會聯合培養,我赴比利時魯汶大學文學院做博士后,導師是H.范·高普(H.van Gorp)。我的博后任務就是撰寫30多條中國古代文論術語,編入導師編著的一部荷蘭語批評術語詞典。任務兩個月就完成了,其他時間自己做研究,其間的兩件工作非常有意義。一是參加了1995年7月在那里舉辦的歐洲翻譯研究學會年會和隨后的翻譯暑期學校。在此期間,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奠基人之一安德烈·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1944—1996)受邀給與會者做了七場有關翻譯研究的學術報告,我聽了其中的三場,令我對當代翻譯學的理解耳目一新。我和勒弗菲爾先生在咖啡館里談了一下午,邀請他來南京大學講學。他對佛經翻譯很感興趣,曾在我國香港做過研究,尚未來過內地,便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一年后,香港回歸前夕,中西媒體展開激烈的宣傳戰,彼時我想起勒弗菲爾的后現代翻譯思想,正在對中西方媒體針對“回歸”一詞的不同“翻譯”進行考察時,突然得知他辭世的消息。勒弗菲爾的后現代翻譯理論對我后來從事后殖民主義研究有極大的啟發。

我在比利時期間做的第二項工作,便是對詹明信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進行梳理。我選擇詹明信的主要原因是,他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引發國內方法論熱的第一人,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有天然的親和感。我做的工作是盡可能全面地梳理詹明信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思想,看一下他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異同,再看一下他和同時代的西方后學理論之間的承襲關系。如果說博士論文只是學術研究的一種實習,那么寫作詹明信則是我學術研究的第一次實踐。魯汶大學圖書館有關資料不是很多,尤其是缺乏中文資料,這對當時的研究是一個缺憾?！墩裁餍拧芬粫?995年出版后,第二年暑期王逢振老師陪同詹明信到南京大學英語系講學,恰好不久后我要去耶魯大學參加雅禮協會在那里舉辦的“美國消費文化研討班”;受詹明信邀請,我到他在耶魯山區的“避暑山莊”和他家人住了兩天,主要是閑聊和休閑,倒是想和他談談學術,沒有找到機會。

詹明信的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高潮,一直持續到80年代。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寶貴的學術資源,國內雖然多有譯介,論文不少,但有質量的深入研究不多,尤其在歐美保守思潮當道、批判理論難以施展影響的當下,更有必要深入研究他的學術思想。

《詹明信》出版后,接著我又依靠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圖書館的資料,撰寫了《賽義德》,并申請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規劃博士點項目“賽義德及其后殖民主義理論研究”?！顿惲x德》1997年出版,我2000年在哈佛大學聆聽賽義德做有關西方古典音樂的講座,與他有過簡短的交談。

王: 在您研究西方文論的過程中,有沒有什么特殊的時刻,讓您對研究對象產生過不一樣的理解?

朱: 這樣的時刻經常有。最難忘的是2000年,我當時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恰好收到第24 期“批評理論學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下文簡稱SCT)免學費錄取的通知。在我為其他費用擔心時,杜維明先生得知后認為機會難得,允諾由燕京學社提供往返路費、食宿費、書本費,讓我得以在暑期前往康奈爾大學參加研習。SCT是美國集中研討批評理論最好的場所,歐美大部分著名批評家都在那里任教過,除伊瑟爾、詹明信和賽義德外,還有德里達、保羅·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1939—)、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等。

SCT的辦學宗旨來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建于俄亥俄州肯庸學院的“肯庸人文學院”(Kenyon School of Letters),目的是向美國高校推廣當時正處于巔峰的英美新批評。當時的知名新批評家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1923—2000)、哈澤德·亞當斯(Hazard Adams,1926—)、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1897—1993)、威廉·維姆薩特(William Wimsatt,1907—1975)、羅伯特·沃倫(Robert Warren,1905—1989)及韋勒克等在那里開班傳授新批評,50年代后壽終正寢。1966年當時尚無人知曉的德里達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召開的批評理論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人文科學話語里的結構、符號和游戲》(“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克里格、亞當斯、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29—2016)等人敏銳地意識到,批評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于是醞釀成立新的研習批評理論的機構。1976年SCT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正式成立,首屆講習班開學,此后每年開班,成了年輕教師和博士生們的打卡之地。

我滿懷期待,想親身體驗一下理論學習的盛況,卻不想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開幕式的氣氛凝重,大家的情緒十分低迷?？的螤柎髮W教務長發言,強調在這種困難時刻希望大家支持批評理論。SCT主任斯蒂芬·尼克爾斯(Stephen Nichols)向大家介紹布朗大學的周蕾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英語系的阿曼達·安德森(Amanda Anderson)這兩位理論新秀①安德森此后擔任SCT主任(2008—2014),2012年后去布朗大學任教。(她們都在獲得博士學位不足十年的時間里晉升教授,獲得講座頭銜),以此鼓勵博士生們不要氣餒,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批評理論的不景氣。六周的學習,有四個專題研討班供選擇:少數族裔、系統論、屠猶研究、加繆研究。此外還有兩個系列講座(當代法國思潮、藝術史和英美當代詩歌理論)和五個單場講座,涉及性別、哲學及法學理論等。7月21日是費希做講座,題目叫“理論最少論”(“Theory Minimalism”)。他指出: 20世紀后期法學理論界有一個說法:“實踐本身控制虛弱”,即實踐本身不會為實踐者提供實踐行為所需要的控制和指導,需要依賴層次更高、更加普遍抽象的歸納來指導司法實踐。但費希認為,法學界(文學界也是如此)這種想法太天真,因為理論提供的充其量只是一種修辭手法,這種“修辭”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加以利用,對實踐并非不可或缺。也就是說,不論法學/文學理論正確與否,它都不會對實際判案/文學閱讀產生明顯影響。它只是實踐的一個“元論述”,并不能開出如何進行實踐的藥方。費希其實說的就是“理論無用論”,徹底割裂了批評理論和文本實踐之間的關系。我對此深感疑惑,通過尼克爾斯牽線對費希做了專訪,并以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性主義理論為例,試圖表明實踐與理論兩者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費希辯解道,學術界的女性思潮產生于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而非女性主義理論。后者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這場社會實踐,但即使沒有這樣的理論思潮,這場社會運動照樣會產生和發展。他的結論是: 要指望由學術思想來引發社會變革是極其困難的。費希承認,他的觀點代表了近20年法學理論界的一種“反理論”思潮,即理論行為盡管可以實施,但其對社會實踐的影響非常小。

王: 參加SCT的期待和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這對您產生了什么影響? 您從中獲得什么感悟?

朱: SCT前后我對批評理論的感受有點“冰火兩重天”。這直接促使我產生了一個疑問: 為什么國內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為西方涌現出的一個個時髦的批評理論喝彩,一直在熱情地譯介和宣傳,但對于西方學界出現的理論蕭條卻只字不提? 于是,我做了大致的梳理,得出了一些結論。

首先,批評理論面對的社會現實變了。后結構主義批評理論的主要特征是“批判性”,集中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之后,尤其是法國的顛覆理論于60年代中后期傳到美國之后,出現了“理論批判”的高潮。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社會發生重大轉折。1979年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領導的英國保守黨執政,1981年美國共和黨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執政;同屬保守派的老布什(George H.W.Bush,1924—2018)和約翰·梅杰(John Major,1943—)分別于1989年和1990年接任。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保守思潮占據了主導,60年代的激進氛圍幾乎蕩然無存。在這種大環境之下,批評理論喪失了話語主導權,越來越難以繼續施展其社會批判功能。其次,批評理論的社會基礎也在逐漸消失。60年代從反越戰運動和美國夢中出現的一代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到了20世紀后期便后繼乏人。60年代那些在街頭和校園實踐批評理論的批評家,80年代已經轉到書齋里進行“文本的實踐”了①文本實踐(praxis)與社會實踐(practice)的區別在于,前者指的是一個職業或一種研究領域中的實踐與操作練習,后者則更注重身體力行的參與?！吧鐣嵺`”是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特征,如愛麗絲·賈丁上大學之前便登門向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求教,走向街頭身體力行,大學期間曾為了理想在監獄里度過一段漫長的時光。米歇爾·?？?Michel Foucault,1926—1984)本人也曾走上街頭,表示出對“社會實踐”的認同。。此外,后現代思維以空間取代時間,以扁平取代立體,用“仿真”取代現實,使得批評理論離歷史和時代越來越遠,越來越難直接面對社會現實。

對批評理論最大的傷害來自它本身。1987年《紐約時報》披露,美國解構主義代表人物德曼1940—1942年間在比利時刊物上發表了130多篇文章,為納粹的屠猶政策辯解;加上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早年的納粹黨員身份曝光,以及70年代中期德曼把德國接受美學代表人物姚斯引進耶魯大學訪學,而姚斯隨后也被發現曾參加過黨衛軍,這些“歷史污點”嚴重損害了解構主義(包括相伴而生的德國接受美學和美國讀者批評)的聲譽,也讓美國第二代解構批評的代表人物芭芭拉·約翰遜(Barbara Johnson,1947—2009)和非裔批評家小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1950—)等師從德曼的學生們十分尷尬①約翰遜曾撰文為德曼做過辯護,提出好人/壞人兩分法“過于簡單化”,主張應當把德曼的著作“放到不同的歷史環境下去重新閱讀”(Johnson B.“The Surprise of Otherness: A Note on the Wartime Writings of Paul de Man”,in Peter Collier & Helga Geyer-Ryan,eds.Literary Theory Today.Ithaca & New York: Cornell UP,1990: 13)。但這些辯護于事無補,批評理論受到傷害已成事實,社會對后結構主義的疑慮已經無法消除。。而此前的一年,德曼在耶魯大學英語系的同事、美國解構主義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2021)當選全美語言學會(MLA)會長,他所做的會長發言標題就是“理論的完勝”(“The Triumph of Theory”)。數年之內變化如此之大,令米勒此前的樂觀情緒顯得十分滑稽。

王: 此時美國學術界的保守派對批評理論大加討伐,出現了所謂的“逆理論”和“后理論”,國內學者也多有談及。

朱: 這也是我的一個感慨: 我們有很好的文學批評傳統,但至少在現當代西方文論的研究中,這個傳統似乎看不見了。除了譯介還是跟風,我們更需要聯系實際,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有關“逆理論”和“后理論”我們另文再談,但據此便認為批評理論走向衰亡卻過于簡單。的確,作為社會思潮,批評理論的特色逐漸模糊,整體影響力逐步下降,對社會的干預能力明顯減弱。但至少在大學校園里批評理論卻實實在在地站穩了腳跟,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例如美國文學語言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術組織——全美語言學會,其三萬名會員中,文學批評分會就有會員7000人;教育體制中已經設立起各種文化研究、族裔研究、性別研究機構,知名人文社科教授很多直接或間接出自20世紀60年代街頭政治的一代。批評理論不僅已經成為文學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是從事教學與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②琳達·哈欽(Linda Hutcheon,1947—)曾說,多倫多大學英語系招聘文藝復興和18世紀英國文學教師,基本要求就是必須了解批評理論,因為后者已經成為高校人文學者必須具備的素質(見“琳達·哈欽訪談錄”,《外國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俄克拉荷馬大學2009年招聘兩位原住民文學研究和一位中世紀文學研究的教師,九位最后參加面試的候選人所做的學術報告幾乎都使用批評理論做研究框架。。里奇曾說,批評理論今日看上去似乎沒有多大影響,只是因為這種影響無處不在,我們沒有意識到:“讀者根本不可能躲得開理論?！腥讼胫裨崂碚?想著前理論或后理論,這只是一廂情愿。理論在戰后美國大學中發揮的作用是創新的推動劑,也是大部分文學分支研究和斷代研究的前沿。理論是發表、求職、晉升的敲門磚。尤其在70年代之后,理論成了文學研究呼吸的空氣,支撐著研究型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學術使命”①見“Theory Today and Tomorrow:An Interview with Vincent Leitch”,《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5期。。

有意思的是,對于批評理論這段時期所發生的一切,國內批評界卻鮮有提及。我們最熟悉的文學批評研究方法(唯物史觀與反映論)在西方文論研究中罕見地失聲了。

王:如果把批評理論放到產生它的社會語境中加以理解,會產生哪些對我們有益的認識呢?

朱:歐美社會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向右轉,對“激情燃燒的”六七十年代進行清算,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人文學科而言,戴維·霍羅威茨(David Horowitz,1939—)便是一例。這個右翼社會活動家曾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英美文學碩士學位,“9·11事件”之后,他成立了“大學生維護學術自由”組織,在150多個大學校園里安插“監督狗”,直接干預大學的學術活動。2004年他開展“發現網絡”行動,系統地對校園中的左翼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排查,其結果便是他的大作《美國大學最危險的101位教授》(The Professors,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②David Horowitz.The Professors,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Washington:Regnery Publishing,Inc.2006.,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1952—2001)、塞基微克(Eve Sedgwick,1950—2009)以及詹明信。像“文化研究”這一類比較開明的研究機構遭到排擠③文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最知名的是1964年伯明翰大學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下文簡稱CCCS)。1972年CCCS脫離英語系自立門戶,專注于文化研究,發展達到鼎盛期。CCCS印刷的研究成果《文化研究論文集》(Stenciled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逐漸引起歐美學術界注意,影響日增。CCCS遂轉為研究教學并重的“文化研究系”,同時招收研究生和本科生。1984年“文化研究學會”(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在英國成立,文化研究在歐美普及。但也就在這個時候,保守文化形成氛圍,左翼傾向明顯的文化研究漸漸失去往日的氣候。2002年暑假結束前,伯明翰大學校方以學科“優化組合”為名裁撤“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全部14位教師不得不“另謀高就”,而且此舉得到教師工會的認可。,研究項目很難爭取到政府部門的資源①如美國最大的人文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雖然宗旨是向高水平的人文研究項目和人文學者提供資助,但由于其隸屬美國政府,主席和理事會由總統和議會任命,自然也帶有保守色彩。,而保守派則得到教會、政府官員、文化名人的支持,建有自己的學術組織,擁有不菲的資金支持。

這些情況我們需要有所了解,在引進吸收現當代西方批評理論時要心中有數。我們常常不加區別地籠統談論歐美后現代主義,實際上后現代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展到80年代末面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質的改變,海灣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傳媒對真相的遮蔽、飛速發展的網絡、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文化領域出現的保守主義回潮等等,與之前的情況大不一樣。賈丁等批評家認為,90年代之后的西方社會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她稱之為“trans-modern時代”。就批評理論而言,之前那些邊界清晰,由幾個核心理論家牽頭、少數核心概念構成的批評流派或思潮(如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也蹤跡難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更加專門的“研究”。里奇在《21世紀的文學批評: 理論的復興》一書中繪制了一個21世紀的批評理論圖譜,羅列出12個主題、94個學科分支或領域②Vincent B.Leitch.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Theory Renaissance.London:Bloomsbury,2014.這張21世紀批評理論圖出現在封底。這里的“21世紀”不準確,至多也只是21世紀頭10年的情況。,如“通俗文化”主題下包含“名人研究”“亞文化研究”“時尚研究”“體育研究”及“游戲研究”;“機構研究”主題下包含“檔案研究”“職業化研究”“經典化研究”“學術勞工研究”“公司化大學研究”及“數字人文”等。后學理論固然已經不再是顯學,但它的影響在這些林林總總的里奇所謂的“文化研究”中時隱時現。

世紀之交前后走到前臺的批評理論,如生態批評、倫理批評,都帶有與后學理論不大一樣的色彩,值得我們進一步拉開批評距離,仔細加以鑒別分析。我們對西方批評理論的接受和研究已經30多年,應該做一些細致的、學理性的、帶有中國學者主體批評意識的研究,超越簡單的譯介和拔高。舉幾個例子: 賽義德后殖民思想的理論特點是他的travelling theory,國內常簡單直譯為“理論的旅行”。實際上用“旅行”來描述賽義德筆下的“理論”是望文生義,與他的原意相差很大,說明沒有仔細閱讀他的文字。巴特勒性別思想的一個重要概念是performativity,國內常說成“操演”,其實巴特勒所謂性別的performative屬性,指的既不是“操”也不是“演”,更不是中文的“操演”或“表演”。再比如,詹明信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最重要的特征是“元評論”(meta-commentary),國內學者對此鮮有討論。我的意思是,在譯介了30多年后,我們對西方文論需要做一些深入細致的辨析。

王:那么,我們需要采取的態度是什么?

朱:現當代西方批評理論這個舶來品“漂移”到我們這里,需要我們把它放到產生它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之下,在“問題”框架中冷靜客觀地分析其來龍去脈。這至少可以讓我們意識到: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的學術界引入西方批評理論、形成方法論熱時,正是歐美保守政府上臺、右翼勢力擴張之際;當我們沉醉于接受批評理論這個新事物時,批評理論實際上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當我們談論生態批評、倫理批評及“回到經典”這樣的“后理論”時,也許我們應該意識到: 這些“后理論”出現于保守“回潮”這個大的社會背景之下。這樣的意識有助于我們從自己的實際出發,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批評理論做出客觀批評與深度反思,探求對我國文學研究、批評理論發展有益的經驗和教訓。這個意識將有助于糾正批評理論研究缺乏歷史視野的狀況,使我們避免成為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2019)所批評的那種盲目跟進的人,那種“我們學術界中與法國理論家們認同而實際上忘了自己生活和執教于哪個國家的人”。①哈羅德·布魯姆: 《西方正典》,江寧康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