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約瑟夫·康拉德的英國文化身份*

李文軍

內容提要: 約瑟夫·康拉德的文化身份一直以來是學界爭議的焦點。然而,無論如何爭議,康拉德的英國人的公民身份是無可置疑的,但其特殊之處在于,他是一個具有人類意識的波蘭裔英國人,是“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首先,出于對英國海洋文化傳統的熱愛,康拉德選擇成為一名英國人,一名英國作家,從而擁有了讓自己驕傲的英國人的文化身份;其次,作為一個外來文化的闖入者,康拉德在英國依然是一個文化流浪者,一個有著多種文化印記的英國人;此外,多年穿梭于陸地和海洋、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生活,形成了康拉德多元文化意識和人類意識,使得康拉德并不像英國傳統冒險作家那樣,鼓吹英國帝國主義的正當性與白人的優越性,而是以跨文化的視角書寫人類共同的故事。

波蘭裔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小說中的種族、他者、性別、話語、身份等問題一直是現代文化研究的熱點話題,特別是其文化身份問題,更是學界爭議的焦點?？道?7歲離開波蘭前往法國,后來選擇加入了英國商船隊并最終定居英國。選擇成為一名英國人,并非康拉德生活中的一個偶然事件,而是出于他個人對英國海洋文化傳統的特別偏好與不懈追求。然而,康拉德不只具有英國的文化身份,在他身上多種文化身份交織并存,使他成為一個文化綜合體,一個文化矛盾體。歐文·諾里斯(Owen Knowles)如此評論道:“正如他們的回憶表明,他[康拉德]可以被看作好多角色——英國鄉村紳士、法國花花公子、‘黝黑’的斯拉夫人,甚至偶爾會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東方人’”(轉引自Stape 3)?？道逻x擇成為一名英國人,并選擇做一名英國作家,用自己并不擅長的英語進行寫作,因此擁有了讓自己驕傲的英國人的文化身份。然而,康拉德在尋找并確認個人文化身份的過程中,經歷了多種文化的浸潤,也經歷了多個文化覺醒的階段,最后成了一個能容納多種文化身份的世界人。正是這種文化身份特質,使康拉德能夠用雙重或多重視角,而不是以孤立片面的方式來觀察和對待世界各種文化,形成了他跨文化寫作的世界視野。

一、航船: 海上自由之家

海洋在康拉德的現實生活和虛構的小說世界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梢哉f,如果沒有早年大海上的水手經歷,康拉德可能會一無所有。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海洋小說占據其文學創作的主導地位,如《吉姆爺》(Lord Jim,1900)、《走投無路》(The End of the Tether,1902)、《青春》(“Youth”,1902)、《陰暗線》(The Shadow Line,1917)、《臺風》(Typhoon,1902)等。在《個人記錄》(A Personal Record,1911)中,康拉德道出了他寫海洋小說的原因,他說:“我想表達我對海洋、對船舶以及船員們的敬意,因為我曾受惠于他們,是他們造就了今天的我”(Conrad 1996:6)。

康拉德對海洋的迷戀源于他早年的閱讀興趣,小時候的他特別喜愛讀《唐·吉訶德》(Don Quixote,1605)一類的冒險故事,他甚至在自己后來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個與唐·吉訶德相似的人物——“海大王”林格,一個海上的唐·吉訶德。童年的康拉德對水手的海外探險故事更著迷,據他的一個童年的玩伴回憶說:“這個奇怪的男孩[康拉德],給我們這些他童年的伙伴們講過很多精彩的故事,很多故事都是關于大海、航船和遙遠的異域國家的。似乎,海水的咸鹽味已經融入康拉德的血液中了”(Najder 143)。在其散文《地理及探險者們》(“Geography and Some Explorers”)中,康拉德這樣描述他的學生時代:“一天,我在地圖上指著非洲的中心位置,向所有人宣布,我將來某天一定要去那里”(Conrad 1926:16)。在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899)中,康拉德通過故事的敘述者馬洛之口,再次表達了他童年時要去探險的豪言壯語:“要知道在我還是個小不點兒的時候,我就對地圖十分感興趣。[……]當我看到地圖上某個對我特別具有誘惑力的空白點(不過它們似乎全都如此)的時候,我就會把一個指頭按在上面說,等我長大了一定要到那兒去”(康拉德2012:17)。

1878年康拉德加入英國商船隊,借助水手職業的優勢,他幾乎游歷了全世界。對自己水手職業的選擇,康拉德自己后來說:“這不足為奇——我經過深思熟慮,才選擇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水手],對此,我沒有絲毫猶豫和彷徨。這種環境[水手生活]給予我完整的身份認證,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明,即: 如果我不歸屬于他們,那么我什么都不是”(Conrad 2004:144—145)。歐文·諾里斯(Owen Norris)在他的隨筆《康拉德的生活》(“Conrad's Life”)中也寫道:“在康拉德15—17歲時,他反復表達著出海遠航的愿望,這讓他的監護人[舅舅塔丟斯(Tadeusz Bobrowski)]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對于一個生活在內陸國家的孩子來說,他有這樣的愿望純粹是奇怪之極,他的許多親戚認為這種舉動要么是唐·吉訶德式的愚蠢,要么是可恥的‘背叛國家’的行為”(轉引自Stape 7)。在其《個人記錄》中,康拉德提到,他的舅舅不光自己盡其所能地想要改變外甥的決定,還向康拉德的家庭老師亞當·普爾曼(Adam Pulman)尋求幫助,想讓他勸阻康拉德放棄水手夢?？墒?固執的康拉德還是不愿屈服,老師普爾曼最終精疲力竭,放棄勸說,無奈地說道:“你真是個無可救藥、毫無希望的唐·吉訶德”(Conrad 1996:24)。

康拉德走向海洋的這種沖動,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他在《臺風》中描寫馬克惠船長時寫道,他原是“事事稱心適意,偏要跑到海上去,到底受了什么引誘呢,天底下什么事能有這么大的引誘力呢,這可沒法理解了?？墒撬?5歲時竟干下了這樁事。[……]有一只龐大強悍而無形的手,[……]驅使許多不自覺的面孔往不可思議的目標和夢想不到的方向躦奔”(康拉德1995:51)?？道氯绱税V迷于海洋和海洋生活,可能因為他受到早年閱讀的各種歷險小說的影響,也可能是作為一個沙俄政治犯的兒子,他想逃離壓抑、傷心的波蘭;或者康拉德想通過改變環境,清除童年流亡生活給他心理上留下的陰影,在自由的大海上釋放他的情懷、找尋生活的意義。大海就是康拉德生活的精神動力,航船就是他漂泊在大海上的自由之家。他說:“她[大海]是我最深的信念,也許我應該說,從我個人的人生經歷來說,我對她的熱愛是發自我內心深處的最真摯的感情。[……]對于我而言,海洋、船只,他們已經不單是物質的存在物了,而是指引我人生前進道路的精神寄托——一種永遠向前的冒險精神”(康拉德2006:369)。

康拉德選擇走向以英法為代表的海洋國家,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那里是民主、自由、平等的發源地。在康拉德的眼中,早期英國是“一個支持自由、對難民友好的大國,積極推行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Ford 57—58)。F.R.利維斯(F.R.Leavis,1895—1978)也指出:“[……]如果康拉德的著作跟大海有關,那也是附帶而已。但是為英國商船隊工作對他而言既是客觀事實,也是精神象征,而且是促使他選擇做水手的所有興趣與激情所在,這使得他能夠隨時隨地輕松駕馭他的作品,使其充滿生機”(Leavis 1954:28)?？道卤救艘苍f:“我走向世界,從法國到英國,在這兩個國家我從未感覺自己是陌生人,從思想到制度絲毫沒有不適應的感覺”(康拉德1985: 譯本序5)。

海洋貿易、遠洋冒險是英國的文化傳統,康拉德偏愛海洋、迷戀遠洋冒險生活的行為,無意中追隨了大英帝國的海外冒險傳統。19世紀是英國海上力量最為輝煌的世紀,當時英國二分之一的商船從事對外運輸,幾乎占世界海上運輸量的一半。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erick James,1845—1907)指出,大?！笆堑蹏髁x資本主義借以將其分散的立足點和前哨聚集在一起的因素,通過這些立足點和前哨,它能慢慢地實現有時狂暴有時安靜而惡毒地向地球上資本主義外圍地帶的滲透”(199)。海洋與英國人的性格息息相關,長期的艱難的航海歷程鑄就了英國民族特有的商船倫理傳統(traditional ethics of British Merchant Service),航海精神已經上升為英國的民族神話,與之相關的水手的職業道德和精神也感召著人們對生活的努力。正是這種傳統吸引著康拉德,讓他深深地愛上了英國,他說:“有一些人曾經說過,航海是英國人的第二本性,這話千真萬確”(康拉德2006:369)。

在當時的英國,水手們被視為國家英雄,他們一次次在人們羨慕和渴求的喧嚷聲中駛離家鄉,去冒險、去創造財富、去贏得榮譽?？道鲁缟羞@樣的海洋文化精神,羨慕那些英雄的水手們的杰出表現,他在諾?？撕０哆叺挠謧兩砩?看到他們身上體現出一種獨特的英國式的海洋精神,以及一種認真、執著而理性的人生態度,也正是這種英國文化精神讓康拉德在最終選擇法國文化還是英國文化時找到了答案?？道逻x擇成為一名英國水手,一名英國人,并后來通過文學創作歌頌大海、歌頌試圖征服大海的水手,特別是歌頌英國水手“從人類艱苦的勞作之中,他能夠生出最真誠的同情,不單是針對個人,還包含著最深刻的對于人類命運的思考”(同上381)。所以,康拉德選擇海洋冒險生活的真正動機,就是對于英國這個海洋帝國的向往。利維斯說:“康拉德對英國商船社所代表的那種人類成就——傳統、規訓和道德理想,確實抱有極強的信念”(利維斯2002:333)。

二、英國: 陸上的心靈之家

康拉德選擇走向大海,成了一個海洋之子,長期的海上漂泊讓康拉德對祖國、家園等極為敏感,渴望有一個可以歸屬的集體,一個精神與情感的“家”。1878年康拉德離開法國船隊,加入了英國商船隊。在這里,康拉德很快被大家所接受,擁有了一大批 “兄弟”,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了家的歸屬。事實上,當康拉德一踏上英國的土地后,就立即喜歡上了這個陌生的國度。塞德里克·瓦茲(Cedric Watts)寫道:“如果康拉德曾身為英國蒂爾伯里(Tilbury)碼頭上激動親吻地面的移民中的一員,他或許會帶著貴族式的厭惡表情離開人群;但是毫無疑問,福特筆下記錄的康拉德對英國的熱愛,完全與康拉德抵達英國時的心情相吻合”(Watts 21)?？道碌奈膶W摯友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1867—1933)曾評論說:“由于狄更斯、馬瑞雅艦長、柯克船長和北極探險家富蘭克林,他[康拉德]早就把英國視為圣壇”(187)。有學者認為,英國商船給康拉德“提供了一個充滿‘兄弟’情誼的第二家庭,那里的集體生活建立在英國商船旗所代表的價值觀念之上,如忠誠團結的品質、社會等級體系以及經久不衰的傳統和在勞動實際中形成的行為準則”(Stape 8)。

在英國,康拉德的確感受到了家的歸屬感,他的親戚朋友對他成為英國人,都感到非常開心?？道碌木司怂G斯就為康拉德加入英國感到非常開心,他曾多次建議康拉德加入英國國籍:“康拉德后來意識到他需要一個團隊歸屬。他的舅舅塔丟斯非常推崇英國的社會團體,這就是他多次建議康拉德加入英國國籍的原因”(Girdhari 27)。在給舅舅的信中,康拉德講到英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并強調這種自由只存在于英國?？道伦非筮@種自由,夢想“成為一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公民……”,因為,“在康拉德童年時代,很少有波蘭人能夠像英國人一樣享受這種民族國家所帶來的安全感,因為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內,波蘭實際上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Spittles 2)。福特也指出,康拉德的確在英國找到了他所向往的自由感,他強調說:“上個世紀,如果你去蒂爾伯里碼頭,你會看到波蘭猶太移民舉家登陸。他們腳一著地,就會叩拜、親吻這片自由的土地……英格蘭在康拉德早期眼里面,是一個支持自由、對難民友好、積極推行英國強權下世界和平的世界強國”(Ford 57—58)。

加入了英國商船隊后,雖然只是一名新入團隊的“英國人”,但康拉德卻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正統的英國人。他對英國的風土人情,可謂無一不愛,有時甚至表現得比一般英國人更要喜愛他們的祖國,認為“只有在英國旗幟下才能找到自由(liberty,which can be only found under the English flag)”(Watts 59)。在其雜文《自信》(“Confidence”)中,康拉德極具熱情地贊美那面帶有“一點紅色”的英國商船旗幟:“若非英國國旗的存在,我想這面紅色旗幟很可能會被最激進的革命者所利用吧,[……][它]給予了我們堅定的目標、持續不斷奮進的動力,并且還給我們大英帝國提供了維持世界和平最充分的資本和條件”(康拉德2006:399)。

康拉德的很多故事都圍繞英國海洋文化傳統展開的,其目的不僅僅要取悅英國讀者,也是康拉德內心對英國文化膜拜的真情流露。比如,在小說《臺風》中,康拉德贊揚了一位來自英國的白人船長——英雄的馬克惠船長,康拉德偏愛他的一個原因也許就是,他從馬克惠船長身上看到了英國的海洋精神。同樣,其小說《“水仙號”上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1897)也是一部書寫英國愛國精神的作品,有學者評論道:“通過對大海及‘水仙號’上船員們的大家庭的描寫,康拉德含蓄地強調,是某種精神紐帶將他與英格蘭連在了一起”(Stape 11)。其實,小說《“水仙號”上的黑水手》的背景設置,本身就有深刻的用意。在康拉德的現實生活中,“水仙號”的航行最終抵達的是法國的敦刻爾克,然而在小說中,航行的終點卻變成了英國的倫敦,充分說明了他對英國的青睞。另外,在《吉姆爺》中,“帕特納”號船的船長及重要成員都是英國人。雖然,船長和吉姆一行人放棄施救正在下沉的船,跳船逃生,但此后吉姆的贖罪過程又表現出了英國人的優秀品質。還有,在其短篇小說《青春》中,故事以損失慘重的“朱迪?！碧柎暮叫忻鑼憺楸尘?贊美了英國水手的良好品德和主導航船的絕對領導力,小說里有很多贊揚英國船員高尚職業道德的話語。有學者對此評論道:“這個故事通過詳細描繪英國船員們的勇敢精神,闡釋了英國愛國神話的創造過程”(Watts 60)。實際上,“朱迪?！碧柕暮叫薪洑v是根據康拉德本人于1882—1883年在 “巴勒斯坦”號上的航行經歷改編而成?，F實中“巴勒斯坦”號上的船員由各色各類人組成,有黑人、比利時人、愛爾蘭人、兩名丹麥人和一名丹麥的服務生、一名挪威人等。然而在小說《青春》中,“朱迪?！碧柎拇L則是一個非凡的英國人,其他的官員有一個愛爾蘭人,當然還有一個波蘭人?？道绿匾鈱⒈憩F出色的船長與船員都寫成英國人,因為“康拉德想要特別理想化英國商船隊傳統的、專業的非凡品質”(同上60)。

另外,康拉德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有缺陷的白人主人公,他們大多數被批判、被嘲弄、被諷刺,但只有英國人得到了少有的肯定和贊揚,認為英國人是白人殖民者的典范。他在小說《諾斯托羅莫》(Nostromo,1904)寫道:“為了在美洲實現自由的理想,有幾個英國人拋頭顱,灑熱血”,“他所到之處,都看到英國人總是站在自由軍的前排”(康拉德2015:27—28)。在小說《拯救》(The Rescue,1920)的手稿中,康拉德寫道:“那些默默無聞的文明的引導者中的一員,在進步發展過程中,他們是管理者、勇士、創造者[……]”(轉引自呂偉民106)。特別是在《卡倫: 一段回憶》(“Karain:A Memory”,1897)中,康拉德描繪了當地部落首領卡倫對大英帝國的崇拜和迷信。在卡倫眼里,大英帝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度,女王如上帝一樣的存在。小說寫道:“他非常著迷于那個王權持有者,他權力的影子從世界西部延伸過大地、延伸過大海,遠遠超越了他所征服陸地的范圍”(Conrad 1895:12—13)?？▊愓J為大英帝國是優秀殖民主義的代表,他對英國王權強烈的偏愛和加入英格蘭的渴望反映出康拉德相同的愿望。

三、地球: 人類共有的家園

康拉德熱愛大海、定居英國并選擇用英語寫作,表明了對英國文化身份的認同,但是,康拉德并沒有像那些歐洲帝國傳統冒險作家那樣,從一個單一文化的視角,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自我”文化與“他者”文化。布萊恩·斯皮特爾(Brian Spittles)指出:“約瑟夫·康拉德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但這不是指一般意義上作家與作家之間的不同,而是特指康拉德的生活方式和他所從事的兩項職業,使他在英國文學中有別于他之前,甚至他之后的近現代小說家”(Spittles 1)?？道碌暮胶Ｉ钍沟盟軌蝾I略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習俗(包括亞洲、澳洲、美洲、和非洲),他的所見所聞是任何其他作家都無法堪比的,這也使得康拉德的作品有著非同一般的超越時空的多元文化視域。有研究者評論說:“一直以來無法完全融入后來選擇的英國文化,康拉德充分利用自己以前當英國海員時周游世界各地的文化經歷,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從眾多視角探索世界文化沖突和文化孤立問題”(George 235)。

首先,康拉德的異域冒險小說對來自“自我”與“他者”世界的這些各色文化背景的人物提供了文化接觸的舞臺。比如,《諾斯托羅莫》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小說中的人物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文化背景,內容涉及歐洲文化、南美文化、當地土著文化等?！吨Z斯托羅莫》顯然類似于當今地球村的一個縮影,是現在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不只是《諾斯托羅莫》具有這樣跨文化的特點,可以說康拉德所有作品都是文化雜糅的結晶,幾乎沒有哪一部小說以某個單獨文化為背景的。特里·柯林斯(Terry Collits)認為康拉德是個跨文化的發言人,與現在致力于推動文明對話的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1935—2003)有共同之處?？铝炙故侨绱嗽u論薩義德和康拉德之間的相似性的:“康拉德使得薩義德等人能夠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他們居住的世界,以此創造認識世界的新方法,從而推進探索世界手段的創新”(Collits 35)。

其次,除了混雜的人物文化上的碰撞,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與人以及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系,也是康拉德異域冒險小說的主要關注點?？道碌暮芏嘈≌f都是關于個人與社會群體間關系的故事,共同的信念和認識,以及為了保留這份信念的責任是維護群體生存的關鍵。無論是白人還是馬來人,他們的生活主題似乎都是身份認知,都是在通過個人與社會群體關系,或家庭與社會群體關系來尋求身份認同。比如,在康拉德的前兩部小說中,阿爾邁耶和威廉斯都已失去了他們的父親,他在異域世界嘗試通過選擇一個臨時父親,來找到自己的歸屬,因為有了父親的名分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甚至,連奧馬爾,一個刑事犯、海盜、海上恐怖實施者,也需要群體陪伴。所以,無論種族、民族、宗教、文化,人類本就是一家,平等相愛的一家。但是,康拉德清醒地意識到了人類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偏見,他在名為《獨裁與戰爭》(“Autocracy and War”,1905)的文章中指出,以民族、種族、國家為群體進行分類的人類,內心中往往都有種完全無意識的種族偏見(康拉德2000:126)。

難能可貴的是,作為西方冒險文學作家,康拉德能夠擺脫白人種族中心主義思想偏見,以跨文化視角,既寫到了不一樣的“他者”,也寫到了有缺陷的“自我”。那些曾經在傳統的帝國冒險故事中被描述為杰出非凡、無所不能的白人英雄主人公,在康拉德的筆下都失去了光彩。他們表現出的更多是缺陷,如好色沖動、道德敗壞、行動上無能。比如,吉姆逃離帕特納、阿爾邁耶深陷在他的“阿爾邁耶的愚蠢”貿易站里、威廉斯不體面的自殺、孤傲的古爾德在追求財富中迷失了方向,以及在非洲殖民地墮落的庫爾茨等等。相反,康拉德更樂意接受非歐洲人的主體性,賦予異域世界的土著人物更多的主動性,如達因、愛伊莎、巴巴拉蚩、妮娜、丹·瓦利斯等,讓他們在白人的世界內開口說出話、表達自我,這些做法將康拉德與其他帝國冒險作家區分開了。沃克·喬治(Walker George)對此表達了這樣的說法:“康拉德探究那些被隔絕在某個文化群體之外的人的行為、那些發揮想象力去找尋感受不同文化可能性的人的行為、那些被某個文化群體大多人拒絕體驗他們文化的人的行為”(George 235)。安德里亞·懷特(Andrea White)評論道:“康拉德的創作的確是以解構傳統為目的,他借用帝國冒險小說的傳統形式,解構顛覆了傳統冒險小說中的帝國神話模式”(White194)。

另外,康拉德寫到了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正面接觸與對話。羅杰·鮑文(Roger Bowen)聲稱,那些關注全球歷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讀者和學者,應該對康拉德非常的熟悉,或者至少熟悉少數他已傳達給讀者的話語和人物?！霸谑兰o之交,摩爾所說的康拉德的‘現代狀態’已經有發展成為后現代的傾向;檢驗康拉德對當今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或許就是要看到他給發端于20世紀的全球化潮流所帶來的那些復雜的觀察視角”(Bowen40)?？道碌男≌f就像五光十色的世界大舞臺,背景在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之間轉換,不同種族的人物紛紛登臺亮相,有歐洲殖民者,如英國人、德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有小丑似的俄國人,有羅曼親王這樣的波蘭人,還有以群體形式出現的中國苦力、非洲黑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等等,形成一個文明對話與沖突的大舞臺。薩義德寫到的文化帝國主義,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沖突,這些已經被100多年前的康拉德寫進了文學作品。正如柯林斯指出的那樣,康拉德的小說最逼真地呈現了歐洲“自我”世界與歐洲以外的異域“他者”世界的邂逅?！霸诳道碌臅r代,沒有哪個小說家像他那樣,受到橫跨20世紀的學術、文學、政治、文化和全球變化的徹底影響”(Collits 3)。馬婭·亞桑諾夫(Maya Jasanoff)寫道:“康拉德不會知曉‘全球化’這個詞匯,但從沙俄行省遠涉重洋來到英國安家的這一旅程卻使得他將‘全球化’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把自己的全球化視角融入了一部又一部嚴重基于個人經歷和真實世界的小說當中”(Jasanoff 7)。

康拉德起初也是以英國文化為中心認識世界,但是后來,沒有文化根基的康拉德,借助英國海員的職業,在遭遇世界多種文化沖擊之后,開始仔細認識和思考非我族類的“他者”世界。因而,康拉德文化身份雖然是英國人,但他不像英國傳統帝國冒險作家那樣,僅僅只是使用一種預設觀念和立場書寫異域“他者”世界?？道碌奈幕^念,就像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小說人物]經歷了一個成長過程,從《阿爾邁耶的愚蠢》中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內向自私、最后自我毀滅的人物,到《流浪者》中一個無私、謙讓、外向寬容、追求人類團結而忘我的英雄人物”(Girdhari 9),由此,人物從自我的中心漸漸走向世界,從單一的文化觀念逐漸轉向雙重性的跨文化意識,最終他能夠站在人類文明的中心,以跨文化的視角書寫人類共同家園故事。喬治甚至認為,康拉德在他的小說中探討的人類文化意識顯然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當今世界人類應當具備的文化意識相同,即“文化意識——即辨別一個文化的構成,了解文化如何影響人的行為,尊重文化多樣性——是世界教育的核心所在”(George 225)?？道伦鹬夭煌幕膹碗s性、模糊性和自相矛盾性,能夠以更寬廣的跨文化視野來看待世界和人類社會,在100多年前就已經告訴了我們解決文化沖突的密鑰: 地球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

結語

康拉德的祖國是歐洲內陸國家波蘭,但他熱愛大海,向往自由,只身來到了代表理性與自由傳統的英國。相對他原有的波蘭文化身份而言,英國應當是一個與他陌生的“他者”,但他卻被這個國家溫和理性、但又追求自由冒險的海洋文化傳統所吸引,毅然選擇成為這個“他者”文化團體的一分子,并選擇用代表英國文化正統的英語進行創作。因此,無論康拉德的文化身份多么有爭議,英國人、英國作家應當是他最主要也是最能體現他思想意識的文化身份。但是,作為一個外來文化的闖入者,康拉德在英國依然是一個文化流浪者,他似乎走哪都被邊緣化,不論是在波蘭文化、英國文化,還是異域東方文化中,都是一個“陌生人”、一個“邊緣人”、一個文化“局外人”。不這,這或許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正是這種邊緣人的身份,使得康拉德的文化觀念和文化身份具有很強的相對性,不完全受制于某一種單一文化。多種文化觀念、對立矛盾的思想匯集在他一人身上,最后成為一個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綜合體,“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亞桑諾夫17),從而使得康拉德能夠以世界人的立場,從跨文化的視角去寫作。20世紀后期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人類文化身份認同、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多元文化和諧發展、人類不同文明并存等問題開始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核心論題?？道滤坪醣瘧懙馗嬖V我們,人類的團結與融合,不是靠共同的文化信仰,而靠人類對共同的命運的維護,即地球是我們人類共同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