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儒學研究》專欄特約主持人按語

臺灣著名儒家學者董金裕教授是董子后裔，這些年來一直支持大陸的董學事業，多次蒞臨衡水參與董學活動，也是董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課題組成員。他比較《史》《漢》之“董傳”異同，并分析原因。指出談、遷父子兩代皆曾擔任太史令，有機會接觸秘府檔案，但司馬遷受刑后改任中書令，則無法閱覽公藏文書，故《史記》的撰作只能依賴前所掌握的文檔和搜集的史料，再結合履歷見聞、游歷訪察，對董仲舒所記也只是“學行之大略”；并且，《史記》依賴談、遷兩代之力獨自完成，當時并未獲得官府認可或協助，只屬于“私修史書”?！稘h書》起先也經班彪、班固父子兩代完成，原本也是私修史書，但最后獲明帝肯定并給予協助，因而得以參考秘府史料。天人三策極可能出自中秘之藏，故其“顯然較純粹私修史書詳贍周備”?！稘h書》雖非設史局所修，不是官修史書，但仍可稱“類官修”?？肌短饭孕颉贰坝嗦劧弧?，又據《史記》董仲舒傳記所載語氣，“并不易看出彼此有密切之師生關系”。何況司馬遷書寫董仲舒，并未述其著作；董仲舒傳世文獻“亦未嘗提及司馬遷”?？芍词顾抉R遷曾受教于董仲舒，“為時似非甚久，也未必遍閱董仲舒之著述，其對董仲舒之學雖有所了解，可能并不十分深切”。而班固則有機會深度接觸董仲舒對策之文字，對董仲舒之學必然有深入的了解，故所記載者較詳。其追溯和結論皆十分中肯、精準，語言凝練，分析透當。若能再闡發《史記》只字不提董子三次對策之原因，行文效果則更佳。

董仲舒雖未注解過《孝經》，但其傳世文獻卻屢引《孝經》。除《春秋》外，《孝經》儼然是董仲舒思想體系建構所憑依的重要文本，以至清儒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直稱《孝經董氏義》。當代《孝經》研究者中，劉增光副教授出類拔萃，可謂中流砥柱，學術影響盛大。他認真梳理了《春秋繁露》之《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為人者天》《五行對》《立元神》篇與《孝經》的文字淵源和思想聯系，并指出，董仲舒之論代表了漢儒對堯舜之道與漢道革命的調和，是對“漢家堯后”的理論證明。董子之“孝”不只是事親之孝，更是事天之孝，而把“家”“家天下”的事親之孝提升至“事天”層面，呈現公天下、順天命之格局。但“圣人之行，莫貴于忠”則是對《孝經》“圣人之德無以加于孝”的歪曲。董仲舒賦予原本只具道德色彩的《孝經》以鮮明的政治化內容，而成孝治思想。至《五行對》則將“孝經”變成“忠經”，包含濃厚的尊君理念，而從《孝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推演出忠孝皆為天經地義。忠君思想的空前強化顯然遮蔽了孝的真義?！盁o為而治”指堯、舜等圣王皆尊奉天道而治天下，法天而行。董仲舒將“地”等同于“土”，降低了“地”相對于“天”的位置，而僅僅成為天之五行中的一行?！疤臁弊鳛槲逍兄?、忠孝之德的訂立者，地則是施行者。這些都是十分難得的真知灼見，不刊之論，富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通篇述作，文本解讀工夫扎實，論證有據有力，結構通透明快。至于把“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僅僅理解為尊王，而斷言“與孟子的湯武革命說不同”，則有蔽于董仲舒尊君之理論前提的嫌疑，“君君”則“臣臣”，“君不君”則“臣不臣”。若能對《為人者天》《五行對》《立元神》文本真偽略加考辨說明，分清董子本人的論述與后世董子學派的演繹，文章質量則更佳。

董仲舒傳世文獻《春秋繁露》之五行編，歷來頗有爭議。鄧紅教授撇開真偽考辨而直奔《治水五行》的“七十二日說”，追溯其源頭至《淮南子·天文訓》、《管子》之《五行》《四時》《幼官》篇、《大戴禮記·夏小正》的“十月太陽歷”，一年三百六十日被劃分為五個相等的七十二日，對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每季兩個月，再用五季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天道以十月之功，而完成陰陽循環的一個周期。但董仲舒也時常以十二個月為一歲，依據的則是當時使用的古歷。這“兩者屬于不同的系統”，就五行而言，十月太陽歷七十二日比較好匹配。其反思值得引起重視：一是，按照自然秩序和四季的推移來取舍現實人事，“很難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因為四季是不變的，而人事卻因人因時因地而千變萬化。更何況，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僅限定于五行，用五種類型限定豐富的生活，無異于束縛人的想象力和行動的時空。二是，陳久金早在1984 年就出版了《彝族天文學史》，相關論文發表得更早，可自然科學領域天文學史的研究成果三十來年竟然沒有引起人文社會科學界特別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界的重視，甚為遺憾。誠者斯言，富有啟迪，值得深省。

追究董仲舒與公孫弘的關系，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世文獻考辨與歷代注疏研究》階段性成果《董子學案》所聚焦的重要問題之一。劉國民教授探尋有力，而指出，在個性人格上，董仲舒是醇儒，品德優良，行為嚴肅方正，皆合于禮，為人廉直；公孫弘則沉淪于下層，從艱難生活中歷練出圓滑、老練、世故的個性特征，外寬內深，內法外儒，表里不一。雖有“曲學阿世”的一面，但也有公義正直的一面，奉命出使匈奴、西南夷后，決不贊同武帝盲目開邊而疲敝中國、苦役民眾的治理思路，還能夠直諫，盡管未能堅持到底；其生活也節儉，善待故人賓客，奉以衣食，養后母孝謹。雖曾欲借膠西王之手而貶抑甚至殺掉董仲舒，但其著《功令》而為博士置弟子員，應該是對元光五年董仲舒興太學之議的具體落實，功勞不可抹殺。此論平和、端莊，富有理性而客觀公允，全面而深邃，近乎歷史本來面目，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宋學之于漢學，有突破，也有繼承。司馬光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的吸收與轉化反映了北宋士大夫對天人關系體認，很有代表性。魏濤教授以為，司馬光在與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的爭辯中闡發出“天人相濟”“天人共濟”的基本立場和“天者，萬物之父也”“天人之際，精祲相感”“君臣上下夫婦朋友，無不以類相應”“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的基本主張，并強調災異是末，修德為本，天與人各有能力范圍和限度，“人必須主動完成人的任務，與天分工合作，才能推動宇宙正常地運行”。司馬光的天人觀明顯吸收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實現了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的轉化。這種以司馬光為個案、以思想承續為線索的研究有利于澄清漢宋之間的學術異同，學術價值可觀。

董學重祭祀，不只空言道氣心性，還原并接近了早期儒家出身宗教王官體系的本來面目。張樹業副教授指出，祭禮不僅承載著人之終極關懷，并且擁有“突出的社會教化效能，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也有著突出的影響”。唯天子方能舉行的郊祀在一切祭禮中地位最尊，象征著最高統治者對天人交通的壟斷，也經常成為標榜王朝政權合法性的重要途徑。董仲舒一方面堅持郊祀儀制必須以儒家經典所言為準，克服漢前郊祀儀制皆與《春秋》王者之禮不合的問題；另一方面則主張郊禮“為圣人之所最甚重”，力排眾議。群臣學者所言民之貧苦饑寒雖是王者所應關注的施政要務，但絕不構成廢郊祀的理由。董仲舒郊祀論對武帝朝的郊祀改革起過推動性作用，但并未能真正成為這一過程的主導思想。董仲舒第一次對儒家經典中的郊祀禮制及相關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整合與梳理，也為此后儒家學者郊祀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論準備。全文述論充沛、征引完備、詮釋有力，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