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正義價值*

徐海紅 岳乃松

(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基地, 210044,南京)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歷經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我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堅向縱深推進,綠色、循環、低碳發展邁出堅實步伐,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1]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形成了富有時代氣息、蘊含生態特色的正義價值體系。從種際邏輯來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是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以“人”或“自然”為中心的抽象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美好圖景的價值目標;從人際邏輯來看,讓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是超越綠色資本主義思潮,實現當代人與當代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共享資源配置和生態產品的價值理念;從國際邏輯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正義是應對西方環境霸權主義挑戰,實現不同國家和地區享有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履行相應義務,共同構建和守護人類美好家園的價值指引。生態文明制度正義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系統梳理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正義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1 生態文明制度正義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盵2]制度是否正義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和實施的成效。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探討我國生態文明制度正義的價值貢獻,首先要厘清我國生態文明制度正義的內涵。

1.1 制度正義的概念

誠如羅爾斯所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3]談論制度離不開正義,談論正義也離不開制度,正義是制度的首要價值,制度是正義的實現保障。

諾斯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地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盵4]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功能是理解制度概念的重要維度,但僅從功能維度來理解制度并不能涵蓋制度的所有特點。馬克思認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盵5]生產關系決定了制度上層建筑的內在特征。制度作為人們有目的建構的產物,在其建制之初就蘊含著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因此,在特定社會生產關系中產生的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就約束著制度的功能,也內在決定了其對社會基本結構中權利—義務關系的安排。概言之,制度是指由人們在特定生產關系中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所決定的,對社會基本結構中權利—義務關系的安排。正義是人類社會價值哲學中存在的恒久問題之一。自古以來,正義多指代“善”“好”,更傾向于一種“善”的價值?！罢x的所有屬性一概獨立于社會和歷史語境,因此任何關于正義的研究都沒有必要考慮社會和歷史語境?！盵6]正義作為一種理念,是指對至善價值的追求,其核心在于表達一種向“好”、向“善”的趨向,即合乎某種道義。如在政治領域中,對權利—義務關系的合理性安排是一種“善”;在生態領域中,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生態性安排也是一種“善”。概言之,正義作為對至善價值的追求,是一種對社會領域合乎道義的安排。

制度正義是否存在,或者說正義是客觀存在的嗎?“在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社會中,很可能不存在一個所有人都有充分理由同意的正義制度,更不用說所有人實際上都會同意的正義制度?！盵7]的確,這種純粹性的制度正義是虛妄的、與實踐脫節的。然這并非意指制度正義不存在,在談論制度正義時,忽略制度前提就不可避免落入抽象困境。制度正義存在應然和實然的兩種狀態,制度正義的應然狀態意指該制度對社會基本結構中權利—義務關系所做出的合理性、合法性、合乎道德性的安排,而實然狀態下,或多或少存在可供改進的空間。所以制度正義不是一個存在問題,而是程度問題。一般而言,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義價值。對制度正義概念的界定,必須將其置于一定的生產關系中來解釋:“制度正義根本決定于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社會制度體系和國家結構以及社會秩序?！盵8]因此,制度正義指建立于特定生產關系下,對社會基本結構中權利—義務關系所做出的符合人們公平正義價值觀念的基本安排。

把握制度正義的概念需認清以下三個層面:首先,制度正義首要價值是公平。一切制度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處理社會結構中人們權利—義務關系的安排,實現權利—義務的共享與共擔。其次,制度正義是一個程度問題,“對制度正義的期盼和實現必定是一個不斷努力追求的過程”。[9]不同生產關系條件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所實現的正義范圍和程度不等,所體現的正義內涵與價值有別。最后,制度正義遵循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公平性原則”,即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權利、也共同承擔義務(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多重領域);二是“時效性原則”,即制度正義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存在著質的差異,隨著時代的變化,制度正義的內涵與價值、范圍和程度也要隨之變化。

1.2 生態文明制度正義的內涵

生態文明制度指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建立的一切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正式性與非正式性的規定和準則,既是為規范生態文明建設行為而制定的規則,也是對以往舊文明形態及其制度的超越。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要建立健全資源生態環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強化制度約束作用?！盵10]制度正義是一個程度問題,其受制于不同生產關系體系、現實的制度正義的本質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封建制度較于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較于封建制度都具有較大進步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的解放,然究其本質“都是剝削階級主導和體現其意志和利益的制度體系,是剝削階級意志和利益的制度外化形式”。[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鏟除了剝削的根源,也極大程度上彰顯了公平正義的價值。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作為兩大歷史任務,始終把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始終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根本目標。生態文明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正義價值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正義的時代特征,也彰顯了區別傳統制度正義價值的生態底蘊,形成了一幅“紅綠”交融的價值圖景。因此,生態文明制度正義指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對生態領域內權利—義務關系所做出的合乎生態性的基本安排。

當我們把視野從制度正義轉向生態文明制度正義,生態文明制度正義體現出有別于制度正義的三重內涵。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體現為種際間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種際正義指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種和人類之間享有相同的生存、發展和延續的權利,強調人類在開發和利用自然時要遵循適度原則,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層面,體現為人際間的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共享。人際共享包含代內和代際兩個方面,代內正義指當代人之間既能共同享有生態環境資源開發、利用、保護所帶來的“紅利”,也要承擔因生態環境資源開發、利用、保護所產生的責任。代際正義指每一代人不應當以其所在當代利益為準則,肆意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應在合理注重自身發展同時切實關心下一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利。代內與代際正義所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權利共享與責任共擔,其所要實現的是人與人之間權利享有和責任分擔的公平合理與內在統一。三是國與國的關系層面,體現為全球環境治理視野下國與國之間的權責共擔。全球正義指在面對全球環境治理時,各國之間據其綜合發展水平高低及其在全球環境治理中所處的角色和地位,合理分擔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責任,切實構建公平正義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

2 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正義價值

正義是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核心價值?！肮秸x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盵12]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構建公平正義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既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國生態文明制度正義主要呈現為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讓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正義三重價值取向。

2.1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

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是處理種際關系(人與自然間其他物種的關系)的重要價值維度。在人類世界或屬人世界(人類社會和人化自然的統一)里,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人類與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種都享有平等的生存、發展和延續的權利,主張人和自然之間應達到一種動態平衡的共生關系,即人類不應為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而過度攫取自然資源,剝奪其他物種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也不能走向為保護生態環境而放棄發展的浪漫主義想象。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指人們依據適度原則,通過勞動改造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來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通過 “反哺”自然界、保護自然界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指向兩個層面:一是共生層面,人與自然是相互統一的有機整體,“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13]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依賴于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依靠人類確證自身的價值,人與自然實現共生共存。二是正義層面,馬克思認為人來源于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人與自然界中其他物種的本質區別在于勞動,人可以通過勞動來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空間和條件。同時,人也受制于自然條件的制約,人的能動性要遵循自然規律,否則就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經典論述,意指人與自然之間是對立統一的整體,即人與自然之間地位對等?！叭瞬辉谧匀恢?也不在自然之上,而是在自然之中。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就徹底消解了人與自然的‘主人’與‘奴隸’,‘中心’與‘邊緣’結構,從而建構起人與自然在價值地位上平等正義的關系秩序?！盵14]共生是正義的基礎,正義是共生的價值,二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本質統一。

2.2 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

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一直以來是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領域,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注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盵15]習近平同志關于共享正義的重要論述,集中體現了我黨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根本立場,也彰顯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內蘊的正義價值。共享正義指人人都能平等享有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人人都能平等享有自由和權利?！敖柚谔厥馍鐣局贫?每個社會成員在最大程度上擁有平等地分享公共事物(包括其利益與負擔)的權利和自由?！盵16]在生態文明制度視閾下,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指當代人與當代人之間、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人人都能享有優美的生態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這就要求每代人在享有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同時,既要承擔當代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的責任,也要兼顧后代人發展的需要,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

基于共享的四個特性(均等性、公共性或非排他性、法定性、漸進性),我國綠色發展理念的共享正義呈現出四個層面的內在要求:一是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共享的均等性,即當代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均等地享有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同時也有責任償還先人的“生態債”,有義務留給后代人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優美的生態環境。二是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享有的公共性,即當代人和后代人都有享有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權利。三是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享有的法定性,其意指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共享正義是依靠制度的剛性原則來約束的。在制度前提下人們享有環境與資源是有限度的,人們既享有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權利,也要擔負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以及生態補償制度等,都從根本上規范和制約著我們開采自然資源的限度和所要承擔的生態責任。四是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享有的漸進性,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共享具有長期性、復雜性,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代人既要重視自身正當、合理的發展,也要償還先人的“生態債”,尊重和保障子孫后代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2.3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環境正義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也正處于變革困境之中。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條件下,全球環境治理面臨著各國環境治理能力差異明顯、利益難以達成共識、權責分擔不公、缺乏監督等諸多嚴峻性挑戰,世界各國正處于生態與治理危機、和平與發展危機之中。針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同志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創造性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盵17]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想不僅為全球治理體系建設貢獻了中國方案,也為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完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提供了現實路徑。

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囚徒困境(個人的理性選擇導致了集體的非理性選擇)根源在于世界范圍內公平正義仍未得到充分實現。習近平同志強調:“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是實現各國共同發展的必要條件?！盵18]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世界范圍內形成了全球化產業鏈體系,其在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兩極分化”的嚴峻后果:一是部分發達國家不愿承擔因其肆意消耗自然資源實現經濟快速發展而造成生態環境污染的歷史責任,甚至運用污染轉嫁與資源掠奪等手段,將高污染、高能耗企業設在他國以實現污染轉嫁的同時攫取自然資源利益;二是部分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承擔全球環境治理責任能力欠缺。因此,生態正義如何實現成為處理國際關系,推進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建設的首要問題?！昂推?、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盵19]正義作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是實現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變革的價值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正義為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建構提供了原創性的價值遵循,具有兩方面的內涵: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立足于人類整體利益,根植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彰顯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全球正義價值理念,對完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全球正義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目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以公平正義為要旨,倡導全球積極合作,世界各國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全球環境治理挑戰,解決當代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難題,實現可持續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3 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價值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從種際、人際、國際三個方面出發,建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人平等共享、國與國合作共贏的正義秩序,深刻回答了如何破解種際之間地位不等、人際之間分配不公以及國際之間權責不明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為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做出重要價值貢獻。

3.1 共生正義:破解種際地位不等的時代難題

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以人與自然如何得以共生為問題導向,旨在推進人與自然之間達到一種動態平衡的和諧共生關系,是化解人與自然矛盾、破解人與自然利益沖突的重要價值指引。人與自然應該以何種關系相處?以人為主體、還是以自然為主體,是近代以來學界爭論的焦點。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堅持人與自然互為主體的立場,促進保護與開發的雙向互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創造性回答了種際之間地位不等的時代之問。

種際之間的地位不等主要緣起于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兩種價值流派:一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發端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學思想,認為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認識與被認識、改造與被改造、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主客二分的哲學思維模式是在勞動過程中,人的實踐能力逐步增強從而不斷塑造自身主體性意識、確證自身主體性地位而形成的。這種思維模式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必要條件。然而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增強,人的主體性地位被不斷拔高,尤其是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進一步固化了人與自然之間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為人類中心主義奠定了基礎。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以人為中心,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要把人的利益作為評判事物的價值原點和道德依據,其實質在于“一切以人為中心,或一切以人為尺度,為人的利益服務,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20]在人類中心主義主導下,人與自然相對立,人統治、支配著自然,自然界被視為滿足人們需要的,只具有工具價值而無內在價值的客觀存在物。人自詡能主宰自然,這種擴張、侵略、宰制的主體性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破裂,從而引發生態危機的產生。

二是自然中心主義。自然中心主義產生于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批判,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價值反思。與人類中心主義相反,自然中心主義在反對以人的利益為中心時,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個極端,即以自然為中心。自然中心主義強調自然的內在價值,主張將道德關懷擴展到自然萬物之中,摒棄人的擴張性、侵略性、宰制性,實現從征服者到參與者的角色轉變。利奧波德指出:“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盵21]自然中心主義強調了自然的主體性地位,弱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制約了人的生存和發展。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爭論的焦點在于:以人為中心,還是以自然為中心。無論是強化人的主體地位,還是偏重自然的主體地位,二者都是各執一端,“追問‘絕對首要性’的形而上學也就失去了解釋現實‘關系’的任何可能性”。[22]也就是說,追問人與自然間何為主體,在人與自然之間做出選擇,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形而上學的猜測和臆想之中。無論是人消解自然,還是自然消解人,“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中心’一旦形成,就會出現‘中心’對‘邊緣’的支配和控制,導致對‘人’與‘自然’雙重遮蔽的狀態”。[23]顯然,人與自然關系的“創傷”難題,需要以一種“守中”的“療傷機制”來破解。

人與自然的“創傷”關系始終是困擾人們的時代難題,習近平同志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盵24]這一重要論斷創造性回答了種際之間地位不等的時代難題。

首先,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為如何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提供了價值指引。與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不同,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既不以人為中心,也不以自然為中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也是將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相結合形成的理論成果。共生正義強調一種“守中”原則,這里的“守中”并非指在人與自然之間尋找另一個“中心”,而是指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要中正平和、公平正義,二者互為主體。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表明人與自然是有機統一的整體,而非對抗性的存在,強調要在人與自然之間追尋一種既享有自然,又反哺自然的共生關系,為破解人與自然矛盾提供了價值引領。

其次,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為如何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難題提供了解決思路。按照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內在邏輯來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可能會出現重經濟發展而輕環境保護、重環境保護而反對經濟發展兩種不良傾向。關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盵25]“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盵26]“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經濟財富?！盵27]這些重要論斷深刻回答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一要轉變人征服自然、自然宰制人的對立思維模式,二要樹立正義觀念,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實現人與自然雙向互動、動態平衡的和諧共生。

最后,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了價值貢獻。人類文明發展歷經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的演進歷程,正在向生態文明邁進?，F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帶來嚴重的環境危機,人與自然走向分裂和對抗。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許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盵28]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實踐證明了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正義不僅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價值指引,也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做出了重要貢獻。

3.2 共享正義:回答人際分配不公的歷史難題

人際正義包含代內正義與代際正義兩個層面。人與人之間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分配不公是社會發展所遇到的重大歷史難題。近代以來隨著生態危機不斷加深,國外綠色思潮逐步興起,以期解決人際之間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分配不公的歷史難題,實現代內正義與代際正義。

面對人際間的生態非正義,以美國保羅·霍肯、萊斯特·布朗等為代表的理論家們提出了綠色資本主義理論,即通過“市場手段和技術革新從而實現生態環境與資本主義協調發展”。[29]信奉技術萬能論,認為通過綠色革新手段能夠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贏。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代內和代際間的生態非正義都在不斷擴大,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不互通。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本質在于增殖,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資本邏輯內在決定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相互對抗的矛盾狀態,也誘發了生態帝國主義的擴張,如環境污染的轉嫁(將難降解垃圾出口到他國以達到獲取利潤和污染轉嫁的目的)?！百Y本主義在鼓勵一種‘有今天沒明天’式的無底線的消費主義?！盵30]這種消費主義所主張的是一種快時尚的奢靡消費模式,即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淘汰,其結果是加速對自然資源開發和破壞。顯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追求利益與保護環境是不可調節的矛盾關系,在環境保護與資本利益相沖突時,“利潤最大化是資本主義的鐵的規則,這個規則壓倒了其他一切規則”,[31]資本利潤受到侵損時,環保必將為其讓步,日本批準核廢水排海是最有力的例證,這就導致了代內和代際間環境治理責任分配的不公。

第二,技術萬能論的失敗。技術萬能論是人類主宰自然觀點形成的重要原因,其認為科技發展總會解決生態環境污染問題,甚至當地球不再適宜人類居住時,科技也能帶領我們找到新的家園。隨著科技發展,以往困擾人們的諸多難題都迎刃而解,使得人們更加信奉技術萬能,認為正如技術能解決其他領域難題一樣,技術也能解決生態領域問題。的確,技術在新能源開發、水體與空氣凈化等領域取得一定的成果。然而,技術在滿足人們物質生活需要時也帶來了更嚴重的環境危害,如化學農藥對土地、水源的污染,汽車尾氣對空氣的污染等。令人驚訝的是,新能源汽車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環保。據研究,汽車所造成的污染僅有40%來源于行駛階段,而60%來源于生產和報廢階段。[32]技術萬能論的失敗在于,技術發展在解決舊的環境污染過程中,也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與此同時,技術成果享有方面也具有局限性,技術革新往往伴隨著高昂的成本付出,這就必然會造成綠色科技購買面臨價格壁壘的問題,導致人與人之間無法平等享有優美的生態環境與優質的自然資源。

第三,市場失靈。面對生態危機,以新自由主義市場為準則的西方國家主張依靠自由市場來解決生態問題,如碳稅、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等制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裹挾下,碳稅等措施并不能有效實施。就政府來說,西方政府是利益集團的政府,這就使政府在頒布碳稅等制度時會最大程度照顧企業的利益。對企業而言,部分企業主在參與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對碳稅等制度起影響作用。對社會公眾來說,碳稅所造成的企業成本負擔往往會轉嫁到消費者手中,影響消費者對碳稅制度的認同。市場機制的失靈導致環境保護防線的破裂,生態環境的修復與保護并非一朝一夕,環境損壞后果也將轉嫁到子孫后代,從而造成代際之間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權利享有和責任分擔的不公。

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所蘊含的人與人平等共享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的價值訴求,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人之間根據財富多寡而享有生態環境質量的不平等關系的超越。受資本邏輯的支配,富人與窮人生活的自然環境質量有著顯著的差異,富人可以選擇生活成本較高但生態環境優美、無污染或少污染的地區進行生活,而窮人只能生活在環境污染較為嚴重但生活成本低廉的地區,富人與窮人生存環境和生活品質的差異表明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我國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基礎和實踐遵循。從價值取向來看,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始終秉持“環境正義”原則,通過生態扶貧、生態移民、生態補償等制度來使環境受益人和環境受損人公平享有生態權利、共同承擔相應的生態責任。中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為廣大人民群眾都能平等共享生態文明建設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構建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做出原創性貢獻。

第一,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主體是人民。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人民是社會的基礎、國家的根基,實現綠色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中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指向。面對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態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盵33]這表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共享正義的理論內核,人民不僅是生態共享的主體,也是生態共享的創造者。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所追求的不僅是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環境與資源權利,也要求人人都應擔負保護環境、節約資源與共建美好家園的義務。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的價值內核,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

第二,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是人際的共享。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所主張的并非是部分人的共享,而是更大范圍的人際共享。從橫向維度來看,既包括國內全體人民的共享,也包括全球人類的共享。從縱向維度來看,既保障當代人正當合理的發展權利,也要為后代人留下優美的生態環境與豐富的自然資源。習近平同志指出:“生態環境保護就是為民造福的百年大計?！盵34]生態環境保護不是一地得失,而是關系全國生態安全,乃至全球生態安全的重要問題,保護生態環境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習近平同志提出“四個負責”,即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強調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共建良好生態、共享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環機制,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資源有償使用等制度,充分彰顯了我國對人際間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的態度,體現了我國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始終貫徹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共享正義,為人際間的生態共享正義貢獻了中國智慧。

3.3 全球正義:應對國際權責不明的世界難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立足于人類整體的前途和命運,深刻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美好世界、如何建設美好世界”的重大課題。以生態文明為切入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正義是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面向國際范圍內生態權責分配不公而產生的價值理論,深刻回答了國際之間權責分配不明的世界之問。

當今社會,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威脅著人類整體的生存與發展。隨著全球環境污染的逐步加深,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顯得錯綜復雜,在生態問題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西方既表現出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建立的決心,又大肆鼓吹“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威脅論”,妄想推卸生態責任,借此打壓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萊斯特·布朗在《誰來養活中國》一文中指出:“大量燒煤使空氣污染和酸雨日益嚴重,其結果不僅使中國作物減產和降低了森林的生產率,而且也波及日本和韓國……中國若不能大力制止人口增長,將影響整個世界?！盵35]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在西方鼓吹“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威脅論”的同時,也未能展現出其大國擔當?！睹绹鴵p害環境事實清單》細數了美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損害環境十二條清單,諸如全球歷史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弱化保護和販運野生保護動物、出口固體廢棄物等?！白鳛楫斀袷澜缱钕冗M的發達國家,美國在環境領域劣跡斑斑,不僅在國內環境保護政策上大開‘倒車’,還嚴重損害全球環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是公認的‘共識破壞者’和‘麻煩制造者’?！盵36]總的來看,當今社會存在的全球不正義主要體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方面積極開展與發展中國家的溝通與協商,訂立契約、制度約束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以維護全球范圍內生態環境的穩定和好轉;另一方面卻倒行逆施,對他國進行環境污染轉嫁,以躲避自身所需承擔的生態責任和義務,迫使發展中國家減緩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保證發達國家在國際上的發展優勢和話語霸權。

中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始終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與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環境治理挑戰,努力推動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我國始終堅持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正義為價值導向來構筑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吨腥A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2015修訂)》規劃了我國大氣污染的防治標準、限期達標規劃、監督管理以及在工農業等諸多領域的防治措施。2021年發表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涵蓋了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理念、國家戰略和歷史成就,向世界發出了共建公平正義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倡議,充分彰顯了我國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的責任與擔當。

從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目標與理念來看,習近平同志于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莊嚴承諾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指出:“面對全球環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難,國際社會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動,勇于擔當,勠力同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盵37]強調要堅持多邊主義,以公平正義為要旨,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即發達國家要肯定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中的貢獻和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轉型),堅持多邊主義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充分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正義價值,體現了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對權利和責任的公平分配,為破解全球環境治理的權責分擔不公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從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所取得的成效來看,中國始終秉持公平正義的理念,積極參與、推進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建設,為全球環境治理作出了積極貢獻,如推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綠色絲綢之路建設,提出系列綠色行動倡議等。同時,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我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在碳排放方面,中國碳排放強度2020年比2015年下降18.8%,比2005年下降48.4%,累計少排放二氧化碳約58億噸,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除此以外,在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產業低碳化、生態系統碳匯、綠色低碳生活上都取得了顯著成就。[38]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致力于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促進了全球環境正義的實現。

生態文明制度正義是人與自然共生正義、人與人共享正義和全球環境正義的統一,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價值貢獻。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正義價值指引下,我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全面理解與深刻把握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正義價值,對于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