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小說外譯的人物敘事構建
——以《狄公案》英譯本為例

張枝新，張德讓

（1.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3；2. 安慶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狄公案》為清代無名氏所著，屬于推理性公案小說，以虛構的方式講述了唐朝杰出政治家狄仁杰斷案平冤、重整朝綱的故事。荷蘭譯者高羅佩節譯了該書的前30 回，于1949 年在日本出版。對于高譯《狄公案》，學界或從翻譯選材[1]256-260、策略方法[2]等文本層面，或從法律意義[3]、文化地位[4]等效果層面進行了歸納與分析，而對于人物敘事建構，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人物，作為小說藝術形象的主體，是作者詮釋世界、言說個人的重要符碼，是賦予文本生命與魅力的關鍵性因素。本文聚焦于《狄公案》譯本的人物敘事，一方面，探討高羅佩如何消解原文人物的功能性建構，關注人物自身及其內心世界與精神訴求，在心理性人物觀的詮釋框架下重構人物形象，從而增強譯本人物的藝術魅力與文學價值；另一方面，分析高羅佩如何把人性當作人物敘事的立足點和落腳點，通過對人物善、真、惡等層面的敘事建構，對人物進行再定位，使目標語讀者愿意接納人物，走近人物，與人物產生共情、共鳴。期間審理的三件疑難命案，即湖州絲商殺死同伙案、周氏殺夫害女案、新娘被毒死案。案件環環相扣，故事撲朔迷離，情節跌宕起伏，行文細致縝密。在譯序中，高羅佩積極肯定了《狄公案》情節模式的可取之處，但同時指出，在人物塑造方面，原作不夠細致深入，人物形象欠豐滿，與西方偵探文學作品的個性化人物相比，還略有遜色，就連狄公這樣的核心人物，原作也只是圍繞他接案、查案、審案、判案等一系列行為展開，對于狄公的個人情感、興趣愛好、精神訴求等，皆未做任何描述[5]XIII。

在《狄公案》原作中，狄公同中國其他傳統公案小說中的清官一樣，剛正不阿、廉直無私，維系著封建綱常與倫理秩序，概念化痕跡明顯，是一個扁平人物或類型人物，按照簡單的意念或特性創造出來的[6]59。像這樣將人物視為從屬于情節的行動者，用所承擔的作用與功能而不是其個性來界定人物，屬于功能性人物觀。在功能性人物觀中，人物被視為情節的參與者或行為人，而非真正的人，所以，該人物觀注重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為，而非通過心理學或道德標準來分析人物是什么[7]111。

一、《狄公案》人物敘事：從功能性走向心理性

《狄公案》前30 回主要講述了狄公在任昌平縣令

在《狄公案》原作中，人物主要服務于情節設置，是敘事結構的一個副產品，是物化的“建構性”實體[8]236。相較于原文作者對人物的功能性敘事，譯者高羅佩更關注人物本身及其內心，把人性當作人物敘事的立足點和落腳點，彰顯出心理性人物觀的特點。心理性人物觀與功能性人物觀相對，立足于人本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心理學等思潮或學科，主張作品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實質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9]60-61。它肯定人物的性格或心理具有獨立存在的意義，不僅“關注人物的心理、動機或性格”，也“探討人物所屬的（社會）類型、所具有的道德價值和社會意義”[9]61。

在《狄公案》譯本中，高羅佩通過副文本介入、文內語言手段等方式，實行了人物由功能性向心理性的再敘事運作，有意抵制原文人物臉譜化、模糊化的敘事，賦予譯本人物個性化、生活化的敘事特征，聚焦于人物的仁善、無奈、痛苦、掙扎等，由表及里，層層剝開人物的性格特征與內心訴求，彰顯深沉而強烈的生命意識，突出人性的真實性與復雜性，拉近了譯作和讀者之間的距離，完成了人物敘事的重新定位。

二、《狄公案》英譯本人物敘事的人性回歸

塑造人物從來都不能回避對人性的思考與剖析，人物只有展現了人性的種種復雜與矛盾，才能夠體現出作品的厚度與深度。在《狄公案》譯本中，高羅佩一方面借助副文本進行導向性敘事，給目標語讀者提供了人物形象的詮釋框架，另一方面通過對文本內語言參數進行調整變動，以顯在化、自然化、理性化的敘事方式，依次彰顯出人物的善、真、惡等人性層面，突破了功能性人物觀下對于人性理解的模式化與簡單化，通過對人物的重新定位，改變了翻譯敘事內外參與者之間的位置關系，促使目標語讀者能在情感上與人物產生共鳴。

（一）人性之善的顯在化敘事

在《狄公案》小說中，狄公作為主人公在人物敘事中占據著絕對的核心地位。原作狄公的形象雖然高大，卻是模糊、靜止的，落入了公案小說臉譜化清官形象的窠臼之中。但在高羅佩的譯本中，除了秉承公正無私的清官特征，狄公還是彰顯人性之善的典型人物，渾身散發著可親可近的人情味，不再高高在上，讓人敬而遠之。

在高譯中，仁善成為狄公性格特征的核心內涵，使其思想行為串聯成一個完整而統一的整體，是譯者在不同敘事層面著力強化的個性化特征。首先在譯序中，高羅佩對狄公進行了相當篇幅的評價性敘事，稱贊他是一位有道德魅力的人[5]XIII。隨后在正文內，高羅佩又利用語言參數建構狄公之善的相關敘事，如頻繁使用“not unkindly”“kindly ”“this kind address”“a few kind words”“this kind consideration of their feelings”“in a kind voice”等表示情態意義和評價意義的語詞，修飾狄公的言行方式，構成了顯在的標示性敘事建構，彰顯了對狄公這一人物形象的詮釋與定位。

在《狄公案》譯本中，高羅佩常常偏離原文進行適度的增刪、改寫等，如狄公對待他人時的禮貌周到、寬容體貼等前景化敘事，尤其在對待老幼的態度上，狄公一改莊重嚴肅的行事風格，顯得十分溫和、有耐心。

原文1：狄公見他牽涉得好笑，乃道：“你這人下去罷，我不要這物件?！盵10]59

譯文1：Judge Dee, however, smiled a little and told the old man that for the moment he did not require the turnips,but that he would like to try them some other day.[5]118

狄公詢問一位七八十歲的差役是否知道齊團菜地名，這位老差役有些耳聾，誤聽成蒲萁菜，以為狄公想吃，便說回去拖點給狄公進鮮，故出現該例中狄公的答語。原文采用了直接引語，表達了狄公見老差役耳背，就想將他打發走。譯文中高羅佩采用間接引語的敘事方式，以“smiled a little”描述了狄公回應老差役時的隨和、親切，又通過“but that he would like to try them some other day”一句的増補性敘事，體現了狄公對老差役的胡言亂語十分包容，積極地回應了老人的熱情，印證了狄公為人善良、體貼的性格特征，凸顯了人性的溫度。

原文2：狄公走到他面前，向女孩子說道：“你不須懼怕，是我命汝來的。我且問你，那個徐德泰徐相公，你可認得他么？”[10]111-112

譯文2：Judge Dee rose, and stepped down from the dais. Placing his hand under her chin, he gently turned the girl’s face up, and said softly:

“Don’t be afraid, little girl. Your grandmother will take you home shortly. But just tell me, do you know Mr.Hsu from next door?”[5]206

該例中狄公問周氏的女兒是否認得徐德泰。原文狄公的言行只是功能性的，服務于情節的進一步推進，雖然問話對象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但狄公仍是公事公辦，只見威嚴，卻不顯一絲個人化的情感表露。在譯文中，高羅佩偏離原文，添加了狄公輕輕托起小女孩臉龐的安撫動作，并借助修飾用語“gently” “softly”，將狄公和藹可親的一面進行敘事凸顯。此外，高譯中狄公的問話方式也不同于原文，顯得更為溫和親切，彰顯了狄公愛護小女孩的憐憫之心，尤其是“Your grandmother will take you home shortly”這一句，充分顧及了小女孩緊張、害怕的心理，體現出對弱小生命的溫暖關心。

如上所述，在《狄公案》譯本的敘事建構中，高羅佩減少或更改了狄公言行的功能性敘事，大量增補了人物個性化特征敘事，豐富了狄公仁善的性格內涵。此外，人物敘事的可靠性與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物性格的連貫性。在高譯中，狄公“善”的內在建構，隨著情節的一步步推進，呈穩定的線性發展趨勢，維護了狄公形象的有機性與完整性，增加了人物敘事的可信度。

（二）人性之真的自然化敘事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303。在《狄公案》英譯本中，仁善是狄公性格的核心內涵，但并不是狄公形象的全部。在狄公的相關敘事建構中，還存在著一些個性化的張力與訴求。

在譯序中，高羅佩指出，原文作者對人物塑造采用了比較客觀、疏離的態度，就連狄公這一核心人物，原文也并未透露他的個人情感，對于狄公的私下生活與精神追求，原文更是只字未提[5]XIII。鑒于此，高羅佩特意自繪了一幅插圖，描述狄公如何在書房中度過閑暇時光，并附言說明，指出狄公喜歡彈七弦古琴，喜歡讀道莊之作等[5]XIV-XV，幫助目標語讀者從中一窺狄公的內心世界，增強狄公形象的多面化、立體化。此外，高羅佩進行翻譯建構時，會適時插入體現狄公多面化性格的増補性敘事，讓人物回到基于自然人性的世俗化生活之中，于細微、平凡之處展現人性的光輝。

原文3：當即叫他到廚下取了點心，請狄公進飲食，兩人在書房院落內伺候[10]43。

譯文3：Since it was a fine morning, Judge Dee had his breakfast outside, in the small courtyard in front of his private office, the sergeant and Tao Gan waiting on him.[5]89

小說中生動而典型的細節描述，遠勝于冗長枯燥的直接介紹，最能展示人物的個性特征。該例中原文只是對事件的客觀敘述，譯文卻將視點落在狄公的身上，增補了狄公見天氣晴好，決定在院中吃早餐的細節，表現出狄公雖然每天為案件忙碌費神，但并不妨礙他熱愛生活，從中投射了狄公充實而又豐富的精神世界。由是觀之，在譯文的敘事建構中，狄公并非只是圍繞案情展開的“功能性”人物，他有自己的生活狀態，會通過各種渠道去緩解繁忙公事帶來的壓力。狄公的形象也因此回歸到合乎正常人性的自然形態，體現了人物的主體性與完滿性。

原文4：狄公方要退堂，忽然衙前一片哭聲……[10]72

譯文4：…He was just going to add something more,when they suddenly heard the sounds of the gong at the main gate. With a sigh Judge Dee again donned his official robes and ascended the dais, followed by his lieutenants…[5]142

在該例中，前一案剛結完還未來得及退堂，緊接著狄公又迎來了一樁新案。高羅佩將原文的寥寥數字，洋洋灑灑擴充至幾百詞，通過選擇性的贅述渲染，凸顯了狄公為官的公正無私與盡心盡責。而“With a sigh”的適時穿插，則將狄公內在的精神訴求表露出來，讓譯文讀者自然地聯想到狄公的忙碌與辛苦，理解狄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有繁忙之下的無可奈何，從而辨識出狄公嘆氣背后的原因，喚起現實生活中相似的人生體驗?？梢?，對于狄公的人物內涵，譯文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挖掘，不僅增強了人物的真實性與生動性，更是賦予狄公形象跨越時空的人生厚重意蘊，讓譯文讀者對狄公多了幾分親近感與認同感。

此外，在翻譯敘事時，高羅佩也將關注的目光投到一些小人物的身上，表達出對不同生命形態的思考?！斑@本小說也巧妙地描述了這些小人物，尤其是公堂上的差役。他們很懶惰，不愿意多干活，總是熱衷于從這里或那里榨取幾個銅板；但有時卻又很善良和人性化，帶有幾分嘲弄式的幽默感?！盵5]XXII-XXIII中國傳統公案小說對人物的看法，常帶有道德評價的烙印，突出人物的善惡問題，卻回避描述人物的自利物欲。在譯本中，高羅佩充分賦予差役等底層人物以話語權，呈現與之契合的生命形態與話語特征，表現了人性的自然性與局限性。

在審理新娘被毒殺一案時，馬榮問狄公為何推遲一日判結。高羅佩將原文狄公與馬榮之間的對話，重新建構為兩個差役之間的密談私語，道出他們是如何暗自胡亂揣測狄公的審案用意：“…And if we solve such an important case the very next day, will not Mrs. Lee and Mr. Hua think that it was all too easy? No, young man, a case involving our local gentry must be treated with much circumspection. It must be studied from every angle and without undue hurry, so that they see with their own eyes how diligent we are on our jobs. When at long last the case is solved, they will have to give us a reward in proportion to our labors.”[5]161高羅佩在此處完全偏離原文，一方面，通過這些小人物進行對比性敘事，從反面烘托出狄公廉直無私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給小人物發聲的機會，揭示他們內心的想法與算計，賦予人物鮮活、真實的生命氣息，反映出人類社會中真實存在的各種生命形態。

（三）人性之惡的理性化敘事

“中國的公案文學……對罪犯的描述遠不如對受害人的筆墨，因為此類作品正是受害人的命運如何，牽引著讀者的關注。與西方偵探小說對罪犯塑造深刻相比，中國公案小說中對這類形象真可謂叫‘輕描淡寫’了?！盵12]187在《狄公案》原作中，罪犯的作用主要是功能性的，其言行只是為了推進情節的發展，對罪犯形象的塑造，往往進行了物化處理，顯示出對人性的漠然和輕視，忽視了罪犯身上存有的正常人性訴求。

中國傳統文化傾向于把人視為統一和諧的整體，將人分為君子與小人、善人與惡人等兩極式的等級?！兜夜浮沸≌f中周氏為了與徐德泰私通，不惜殺夫害女，為人心狠手辣、潑悍無禮。原文忽視了人物最基本的人性訴求，壓制了周氏的個性化聲音，使得周氏身上不見絲毫人性，成為一個被作者“妖魔化”、被讀者所鄙棄的“他者”，與活生生的人完全對立起來，有違生命個體存在的真相。原文作者站在封建倫理綱常的詮釋框架下對周氏加以貶斥，在篇章回目中給周氏貼上“惡淫婦”“淫潑婦”“奸婦”等各類道德評判性標簽，對之進行角色框定，就連清官狄公都常以“你這淫婦 ”“汝這賤淫婦”等帶有侮辱性色彩的語詞，直接稱呼尚未定罪的周氏。

在《狄公案》譯本中，高羅佩消除了原文對周氏的道德評判性字眼，摒棄了原文有關周氏的諸多侮辱性描寫，消解了字里行間的男權話語暴力，緩和了原文敘事的沉悶與灰暗，著力將周氏還原為一個充滿女性特質的正常生命形態。

原文5：且說周氏在堂上見狄公無理可諭，復用這幾句騙言以便退堂，……[10]107

譯文5：In the meantime Mrs. Djou lay on the bare boards of the couch in her cell. She was all alone. The matron had left her as soon as she had brought in the bowl with the evening rice.

Her body hurt terribly, and Hsu Deh-tai’s betrayal had shocked her more than she had shown in court.[5]200

周氏違背人倫，犯下罪行，只是為了實現與徐德泰雙宿雙飛的執念，是一個失去理智全身心投入愛情的悲劇人物。周氏這種畸形而又熱烈的情感，滲透并支撐起她的整個性格，給其言行表現定下了敘事基調。不論面對的是各種苦刑，還是狄公的好言相勸，她堅決不肯松口認罪。在該例中，當周氏得知遭到徐德泰背叛后，一直支撐她的情感力量走向崩塌的邊緣。在獄中一個人獨處時，周氏終于卸下心防與偽裝，在他人面前強裝的潑悍與堅定，此時終于被擊潰。譯文添加“Her body hurt terribly”，透過周氏的肢體動作揭示其內心深處的痛苦與掙扎，折射出人物內心隱秘的崩潰與絕望。相較于原文作者，高羅佩給了譯文讀者透視周氏內心的機會，試圖挖掘人物性格的合理性，讓譯文讀者在批判周氏的罪行之余，沒有忘記她也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會痛苦、會絕望的生命個體。高羅佩對周氏形象的重新建構，使得原只是處于功能性地位的反面人物，多了幾分生命的靈動與張力，在增強人物形象飽滿度的同時，也賦予了人物歷史與現實的厚重意蘊，深化了作品的人性主題敘事。

三、《狄公案》譯本人物再定位與譯者敘事立場

高羅佩在西方讀者與中國公案小說人物之間架起了一座理解與融通的橋梁，努力表現人類共同的本性，把人性當作敘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深入地關注人的一切，實現了“藝術的目的在融合情感，不在設立界限”[13]105。但同時高羅佩對《狄公案》人物進行再定位，也是一種浸淫著文化取向和倫理判斷的行為，是譯者的個人敘事立場與西方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高羅佩對《狄公案》人物進行敘事重構時，常常出現偏離甚至背離原文的情況，一方面，如上所述，是為了彌補公案小說人物塑造的不足，力求展現跨越中西文化障礙的普遍人性，另一方面，也是受其西方文化本位思想的影響，讓西方讀者在熟悉的文學范式內接納譯作人物。譬如，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輕言利觀念，西方社會十分重視維護個人利益，所以，在西方犯罪文學中，作者往往會對財產處理做一些必要的交代。高羅佩在多處增補了狄公處理涉案財產事宜的相關敘事，尤其在譯本的最后一章，譯者的創造性發揮十分突出，自行增添了長達七百多字的敘事內容，主要牽涉到兩個案件的財產處理與數額分配情況，一筆筆賬目詳細且清晰。高譯有意識地縮小和淡化中西法律文化的差距，對涉案財物進行鋪陳性敘事，突出狄公對個人財產的公正處理，是譯者西方社會文化意識的一種自然流露，體現了西方人性觀中崇尚個人、公平與正義的價值訴求。

西方人性觀認為，“人性有一條普遍規律，那就是趨利避害?；蛘哒f，人人都會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14]185。西方這種崇尚個人利益的文化價值觀，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滲透進高譯的敘事建構之中，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甚至在個別之處背離了原文，造成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與原文相差甚遠。

原文6：我們雖為他帶累，跑了這許多路徑，但見這樣也實是不忍，這個小小戶門也不是容易來的。哪樣物件不用錢置？你可派兩個伙計代他看這一夜，也是你我的好事[10]29。

譯文6：I came all the way out here, just for her sake,and now she acts like this! How difficult to handle are even these small people. This furniture of hers is not worth much,but anyway let a couple of your assistants stand watch here overnight. For if someone stole her things, it is we who would get into trouble.[5]64

在該例中，一位公差與何塏奉命提畢順母親到公堂問話。畢順母親因兒媳被拘在監，不明真相，傷心哭鬧之際，見差人前來，未關門就趕著去縣衙找狄公拼命。原文中差役對這位老婦人比較同情，雖對她的粗魯無禮有所抱怨，但終究不忍她家再有所損失，叮囑何塏找人幫忙看顧，表現出差役的善意與好心。但在譯文敘事中，雖然一樣還是幫忙看家，但人物形象卻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原文“為他帶累”作為讓步狀語，主要是為了突出后文的不忍，但在譯文中成了徹徹底底的抱怨與不滿。原文出自對老婦人的同情關照，在譯文中換成了怕給自己惹上麻煩的自利考慮，契合了西方人性觀中一貫倡導的自利自保思想。此例中譯者對人物動機的顛覆性扭轉，反映了譯者難以脫離自身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深刻影響，再次彰顯了高羅佩西方文化本位的敘事立場。

四、結語

文學作品所擁有的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效果，在于人物性格的獨特辨識度，更在于人物身上寄予的人性揭示。如果一部小說能夠通過展現人物真實、鮮明的個性特色，傳達出人類共通的人性欲望與精神力量，自然能更加吸引讀者，讓讀者從內心深處去認可作品。綜觀《狄公案》譯本，高羅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文功能性人物的建構方式，賦予人物心理性特征，豐富了原文模式化、簡略化的人物形象，維護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與立體性，使人物具有了內在的生命力。與此同時，高譯竭力消除西方讀者對于中國公案小說類型人物的陌生感與隔閡感，讓讀者在熟悉的文化詮釋框架中理解并認同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譯者西方文化本位的敘事立場。高羅佩對原作人物的再敘事運作與重新定位，展示了中國傳統公案小說跨文化傳播的參考范式，為中國文學外譯活動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