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型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問題表征與治理路徑

吳小凡 趙磊磊 張黎

摘 要：近年來，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異化事件與案例頻現，厘清博士生師生關系中存在的問題特征與成因，進而探求相應的治理路徑，成為博士生高質量培養環節中的關鍵所在。對學術型博士生進行深度訪談，依據扎根理論的基本原則，利用NVivo11質性分析工具輔助進行訪談材料編碼，歸納總結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問題表征及成因。研究發現，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主要表現為功利化、淡漠化、緊張化、雇傭化等特征，本質上是博士生教育監管失位、話語權分配失衡、師生情感溝通不足、利益沖突加劇等因素多重作用的結果。對此，高校亟需構建校本化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推進基于大數據的師生關系監測；靈活構建導師調整與問責機制，適度提升博士生的話語權；建立溫情式師生溝通機制，及時洞察與化解博士生隱性沖突；健全博士生權益保障機制，規范調節與消解導生利益偏差。

關鍵詞：師生關系；博士生；問題；成因；治理

博士生師生關系是博士生及其導師雙方在教學、科研和日常交往中建立起的相互關系，也是影響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重要因素。從發展趨勢上看，隨著我國博士生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博士生導師的指導方式與指導質量也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相繼出臺的政策文本均強調應切實加強研究生導師隊伍建設，并對于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責任做出了明確規定。例如，2020年9月，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干意見》指出，博士生導師的首要任務是人才培養，承擔著對博士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學術規范訓練、創新能力培養等職責，要嚴格遵守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1]；同年11月，教育部印發了《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根據研究生教育特點，從堅持正確思想引領、精心盡力投入指導、正確履行指導職責、構建和諧師生關系等八個方面，對導師指導行為提出具體要求，明確基本規范。[2]從2000年至今，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與博士生數量的快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博士生導師數量的增長相對有限，部分導師對博士生的思想和生活狀況等方面知之甚少，出現了指導精力投入不足、質量把關不嚴、師德失范等問題，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走向極端與對立的事件頻發，極大程度地引起了社會輿論的不良反響。博士生師生關系成為博士生培養過程中最為關鍵但卻難以把握的“模糊地帶”。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嘗試利用質性分析法，解讀博士生師生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類型與特征，分析不良博士生師生關系的成因并指出歸正路徑，以期為博士生師生關系異化困境的消解提供參考。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一）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內涵與要素

盡管高等教育中的師生關系具有重要意義，但其仍然是一個研究不足的領域。[3]師生關系具有動態化特征，其并非師生之間單向度的線性關系。雖然博士生師生關系實質上是由師生雙方共同創造，但導師通常扮演著決定關系節奏的指揮者的角色，導師是最初決定師生關系規則和界限的人。在博士研究生師生關系的內涵分析方面，林偉連、許邁進等人基于導師的職責角度，指出導師對其指導的研究生具有道德引領、學業科研指導和能力培養等方面的責任，同時指出積極的導學關系能產生教學相長的正效應，助益提高育人質量，這種關系應是和諧師生關系的基本涵義[4][5]；薛天祥從科研合作角度出發，指出研究生師生關系在多數情況下其實為一種科研合作關系[6]；馬永紅從教學相長角度出發指出，良好的博士生師生關系是指博士生與導師在學術交流、科研指導、教學活動、日常生活等過程中能夠相互尊重與理解，并在學術觀點的交流中相互學習與借鑒，從而形成的一種和諧穩定的“教學相長”關系。[7]作為一種導師負責制下的師生關系，其既非傳統意義上的“學徒制”的依附關系，也并非單純的“老板制”的雇傭關系，而是一種兼顧倫理性和經濟性的師生關系，其既涉及導師職責，也涉及科研合作與教學相長。[8][9]

（二）博士生師生關系的現實異化與失衡困境

博士生師生關系的現實異化導致師生雙方在科研合作的過程中關系失衡，逐漸形成消極的師生關系。異化與外化具有相同的希臘語詞源，本意是成為他者，表示一種他者的存在方式之狀態。[10]從哲學范疇對異化概念進行思辨闡述，意為主體發展至一定條件而生發出自己的對立面，產生出客體，該客體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凌駕于主體之上，壓制和支配主體。[11]李軍認為，研究生師生關系異化的本質是“人與人”的關系被解構為“人與物”的關系[12]，即研究生在導師眼中是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及手段，被用于對待物的方式占有和支配。郭友兵認為師生關系異化意指師生關系的目的與手段互為顛倒，扭曲了師生關系的本質。[13]由此可見，雖然學界目前對于何為“博士生師生關系異化”尚未形成統一的概念界定，但部分學者結合具體研究對上位概念“研究生師生關系異化”所進行的學理闡釋可為此提供一定的參照。綜上，本研究認為，由于種種因素導致博士生導師與博士生之間形成的一種相互分離的對立關系就像一座“失衡的天平”，使得博士生導師為達成某種目的，憑借其話語權力、經濟權力、學術權力等對其指導的博士生施以逾越師生關系邊界的不當行為，從而逐漸導致師生雙方陷入顯性沖突或隱性沖突不斷的困境當中。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博士生師生關系特征、問題及其成因作為訪談的基本關注點，具體根據博士生與導師的角色分析來拓展訪談內容，并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引導受訪者訪談時的討論方向（訪談提綱如表1所示），以期能深入剖析學術型博士生對于師生關系的態度與看法。筆者通過自身人際網絡的方式尋找受訪者，以學術型博士生為訪談調查對象開展實證調研，共選擇男博士生45位、女博士生45位作為訪談對象（受訪博士生的編號為G1-G90），35位博士生為S市（直轄市）“985”高校博士生，27位博士生為W市（東部發達省份的經濟發達城市）博士生，28位博士生為L市（西部欠發達省份的省會城市）的博士生，且90位博士生歸屬于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等多個學科，并于2019年7月25日至2020年3月12日完成訪談。

編碼是將資料簡化成為有組織且條理連貫想法的組合[14]，也是標簽或標示在研究中所匯集描述性或推論性資料的意義單位。[15]筆者利用Nvivo11軟件作為訪談文本資料的輔助分析工具，對被訪談博士生的話語文本資料進行收集、分析、編碼與探索。將收集到的90份訪談錄音轉化為文字資料，同時保留被訪者的口語化資料，并錄入被訪者的語言信息與非言語信息（如眼神、表情、語調、肢體動作等），最終共獲得轉錄文檔約40萬字。本研究的編碼分析基于扎根理論，通過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的編碼過程，分別對訪談提綱的訪談維度所涉及材料進行編碼，嘗試探尋不同訪談維度的博士生關注重點及主要觀點。

二、學術型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問題表征

在編碼過程中，為避免研究者獨立編碼產生過大誤差，本研究采用兩名編碼者分別獨立編碼的編碼方式，并通過歸類一致性檢驗，判定扎根理論編碼是否達到理論飽和。其中，歸類一致性檢驗的數學公式為：CA=2S/（T1+T2），S代表編碼人員在資料編碼方面的相同或者相近的編碼數量，T1、T2表示兩位編碼人員各自的總編碼數量。此外，編碼信度系數的數學公式為（R=N*CA/[1+（N-1）*CA]），N代表編碼者的個數?；谏鲜鰴z驗公式，計算得出博士生師生關系特征的編碼信度（R）大于0.8（如表2所示），這表明兩位編碼人員對于訪談資料的編碼結果較好，能夠基于編碼結果進一步分析博士生師生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成因。

對于博士生師生關系現狀的呈現與分析是審視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的邏輯起點，可從不同的師生關系類型中找尋博士生師生關系異化的成因與歸正之道。通過對50份訪談資料的編碼結果進行整理和概括，最終形成的編碼結果如表3所示。最終形成的選擇編碼包括C1師生關系功利化（涉及學術撰寫、勞務補助、就業推薦三個主軸編碼）、C2師生關系淡漠化（涉及生活關照、溝通交流、情感支持三個主軸編碼）、C3師生關系緊張化（涉及語言傷害、身體傷害、精神壓迫三個主軸編碼）、C4師生關系雇傭化（涉及學術壓榨、學業威脅兩個主軸編碼）。

編碼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與相關研究具有契合性。例如，何作井等最早將“異化”一詞引入研究生師生關系問題中，并指出研究生師生關系的異化主要表現為冷漠化、利益化、緊張化、簡單化四大特點。[16]孫利軍則將研究生師生關系異化現象的特征總結為利益化、片面化以及復雜化。[17]綜上，結合質性分析結果以及師生關系異化的基本內涵，本研究將博士生師生關系中的主要問題歸類為功利化、淡漠化、緊張化、雇傭化等四項特征，四類特征的編碼分布規律如圖1所示，師生關系雇傭化、師生關系功利化、師生關系緊張化的編碼覆蓋率較高，師生關系淡漠化的編碼覆蓋率相對較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受訪博士生較為關注“雇傭關系”、“功利關系”與“緊張關系”。

（一）師生關系功利化：背離了學術初衷的“各取所需”

伴隨規模的擴張及相關改革議程的啟動，博士生教育成為國內外高等教育和科研政策等領域的研究熱點[18]，由于博士生教育不僅具有教育屬性，而且具有多元的社會屬性，這促使高校博士生師生關系也沾染了“功利色彩”。超過80%的受訪博士生認為，經常會遇到論文署名權、學術壓榨、廉價學術務工等問題。這也體現出博士生與導師間不僅存在知識共享與技能傳授，而且也存在利益博弈、話語沖突等功利化價值取向。師生關系功利化的本質屬性為“師生雙方各取所需”，即博士生與導師之間達成一種無形的共識，各自爭取自身利益需求。一方面，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與文化使得國家對于高素質人才的需求量愈發擴大，就業市場對于學生的學歷門檻要求日益提高，尤其在一級勞動力市場中“羊皮紙效應”愈發凸顯，部分學生迫于就業壓力而選擇攻讀博士學位，以期提高就業競爭力，為了逃避就業選擇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也不在少數。這種情況下，學生就讀博士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學術目標，而更多的是為了提高學歷以實現經濟利益等。另一方面，部分導師為追逐經濟利益“開設公司”或者“拉橫向課題”的現象常見，在此過程中博士生極易陷入給導師“打工”的工具人屬性，而消減了自身作為學習者的身份角色。

（二）師生關系淡漠化：“例行公事”的淺層交流

博士生師生關系構建的本質是導師與博士生雙方間情感互動的過程，師生關系淡漠化現象的出現，也是雙方關系流于淺表且漸行漸遠的體現。超過半數的受訪博士生認為，其與導師的情感較為冷漠，日常與導師見面交流的次數有限，與導師溝通的內容也基本上與課題任務、畢業論文等有關，很少涉及生活、情感等方面。具體而言，博士生師生關系淡漠化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師生情感溝通次數少?！吧踔劣械牟┦可谡麄€求學期間見到導師的次數屈指可數”（受訪博士生G22），出現此類現象的原因不僅與導師溝通意愿有關，而且也可能與導師指導精力有關。自2000年以來，我國博士生培養規模迅速擴大，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數增加了近4倍[19]，相比之下，博士生導師數量的增速卻相對緩慢，部分博士生導師指導的學生數量日趨龐大，使得其難以與每位學生有效交流，師生間的交流僅停留在例行聯系層面。二是師生情感溝通內容單一化。部分博士生導師由于忙于自身的學術研究或從事經濟性逐利行為，不能有效滿足學生合理的答疑請求和指導需求，對于博士生的生活、思想等方面的關心程度嚴重不足。在這種淺表的師生關系下，部分博士生也降低了對于導師的情感期待與依賴，并與導師之間形成逐漸深化的情感隔閡。

（三）師生關系緊張化：學術沖突與地位從屬

博士生與導師關系的緊張化本質上是雙方平等關系打破且沖突加劇的體現。超過60%的受訪博士生指出，博士生與導師關系的緊張化與雙方平等地位失衡存在關聯性。隨著博士生平等觀念與權利意識的愈發增強，其對師生平等關系構建的渴望與訴求日益強烈，但部分導師依然持有權威強制型的指導理念，苛求學生無條件服從命令，造成雙方地位及角色失衡。一方面，如今博士生獲取知識的渠道來源多元，其自主意識與獨立意識不斷增強，若其在學習生活中追求的學術自由與導師的學術控制產出矛盾與沖突，易產生“博士生與導師學術署名沖突”（受訪博士生G14）、“導師對博士生個人能力與態度并不滿意且強制要求博士生轉出或退學”（受訪博士生G17）等現實問題；另一方面，部分導師仍墨守傳統師徒制的成規，認為師生關系是從屬關系且學生應處于被支配的一方，在學術培養的過程中忽視學生研究興趣點、強加自己的想法于學生，也較少關注博士生學業、生活與情感等方面的狀態與問題，易出現“博士生對導師不滿、厭惡甚至敵視”（受訪博士生G27）等若干問題。

（四）師生關系雇傭化：成果掛名和相互依附

師生關系雇傭化在本質上具有鮮明的“科研剝削”特性。超過70%的受訪博士生指出，博士生與導師關系呈現“雇傭化”特性，博士生稱呼導師為“老板”的說法較為常見。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雇傭關系是以成果掛名與依附為起點的主體間關系，其不同于一般情況下的師生雙方通力合作，而是學生依附于導師的“聲望”，導師依附于學生成果的功利化合作模式。首先，在學術發表方面，部分導師在職稱晉升、課題開展、成果發表等方面存在精力不足現象，其一般通過學術權力的發揮，使得學生以“低成本”的勞動力價格為其學術利益的最大化服務，經常出現“部分導師享有學生科研成果的最終支配權”（受訪博士生G38）、“導師不參與研究過程，但要求掛名學生科研成果”（受訪博士生G33）等問題。其次，在人身依附方面，有研究者基于較大規模的實證調查后發現，部分導師利用專業或行政權力干涉學生自由，人身依附現象頻發[20]，表現為部分導師以指導學位論文、推薦工作崗位為由向學生“尋租”，雙方達成不正當協議，進而出現“導師以微薄經濟利益強迫學生從事導師個人雜活工作”（受訪博士生G40）等若干問題。

三、學術型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的成因分析

毋庸置疑，和諧的師生關系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師生關系。尤其是近年來，一系列師生關系異化事件頻繁見諸媒體，在社會輿論中引發廣泛關注。鑒于此，把握當前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厘清和分析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何以異化”的成因，顯得尤為關鍵。本研究基于國內師生關系問題成因的訪談材料，予以編碼分析，最終形成“師生情感溝通”、“教育監管制度”、“教育話語權分配”、“科研尋租風險”四個選擇編碼（編碼覆蓋率如圖2所示）?？傮w觀之，利益沖突風險、教育話語權分配、教育監管制度、師生情感溝通編碼覆蓋率均在40%以上，其屬于受訪博士生較為關注的核心因素，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是博士生教育監管失位、話語權分配失衡、師生情感溝通不足、利益沖突加劇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缺位，難以實現師生關系風險動態監測

如訪談結果所示，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的缺位屬于不良博士生師生關系的關鍵成因之一。目前高校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多以教育質量評估為出發點，忽視對培養過程中師生關系異化風險的監測與預警。一方面，雖然國家層面的規章與政策在“師德”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生師生關系規范，如教育部發布的《全面落實研究生導師立德樹人職責的意見》中提出[21]，研究生導師需具備高尚的師德師風，培養研究生尊師重道的學術道德規范，但具體至學校層面，基于預警取向的校本化師生關系監測制度制定依然較少，目前博士生監管制度仍以教育質量為標準。超過半數的受訪博士生認為，不少學校未著重根據不同類型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的性質對可能性危害后果預警進行制度設計。例如，有部分高校建立博士生學業預警機制，以教育質量為出發點對博士生進行監測與評估，卻忽視對博士生師生關系的監測與干預。另一方面，不少高校尚未基于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分類特征、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邊界，建立較為健全且動態化的博士生師生關系異化評估與反饋制度。超過70%的受訪博士生指出，其所在高校較少關注導師指導行為是否越界或失位的評估制度建設，且缺乏致力于實現師生關系實時反饋的保障性文件。不良博士生師生關系的情形由于導師扮演的多重角色亦具有多重性，倘若出現導師指導角色失位，如何基于反饋結果及時調整導師安排等問題依然難以解決，一定程度上加劇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后續治理難度與復雜性。

（二）博士生教育話語權分配失衡，缺乏健全的導師調整與問責機制

訪談發現，博士生教育話語權分配失衡屬于不良博士生師生關系的關鍵成因之一。博士生師生關系建立在話語邏輯的基礎上，導師對于博士生能否通過期中評估、是否具備論文答辯資格等具有極大的話語權，其實質是對博士生教育平等性的罔顧和漠視。超過50%的受訪博士生認為，博士生導師在與博士生溝通中較為強勢，習慣利用自身的學術權威與職業權威打造一種不平等的師生關系，導致博士生不敢主動表達自身想法、觀點與態度?！坝行┎┦可菰L導師稱為‘面圣’或擔心得罪導師”（受訪博士生G3），諸如此類行為暗示著學生正扮演被導師“話語欺凌”的角色。而且，當前博士生師生間的話語權矛盾消解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例如導師更換與問責機制），當師生之間權力地位嚴重失衡且難以緩和時，很難及時調控場面。在話語權分配方面，“缺乏靈活且便捷的導師更換機制也是導致導師權勢過盛的一大因素”（受訪博士生G1）。因此，在師生發生嚴重沖突時，合理的導師更換與問責機制也是重構博士生教育話語權的有效途徑。

（三）博士生缺乏溝通意愿，師生隱性沖突的負面影響凸顯

訪談發現，師生缺乏有效的情感溝通屬于不良博士生師生關系的成因之一?！皫熒g有效溝通的缺乏和情感關系的疏離將使大學具有濃厚的企業色彩”（受訪博士生G3）、“師生關系缺乏倫理關切”（受訪博士生G6）等看法，也反映出當前博士生教育著實存在師生情感溝通方面的現實問題。超過75%的受訪博士生認為，師生若缺乏情感溝通，則會在一定程度“催生”師生之間的隱性沖突。但現實是，迫于學業等各方面的壓力，博士生在師生相處和溝通中常處于“被動”地位，欠缺溝通的主動意愿與行動。師生隱形沖突是指師生關系逐步距離化，有的博士生深受精神壓迫與折磨，伴有沮喪甚至抑郁情狀。一是情感溝通方式錯位。部分導師指導的博士生數量較多且工作繁忙，常用微信、郵件等方式進行溝通，習慣采用“權威家長式”交流方式，師生之間難以實現深層次的情感互動，學生往往會對導師心生不滿與畏懼。二是情感交流內容失位。不少導師過于重視師生在學術領域的互動交流，較少注重對學生道德修養、心理素質等方面的關切。同時，從學生自身的層面來說，若學生本身不以“成為學者”為志業，此時師生之間如果未進行有效的溝通，無疑將為后續師生間隱形沖突的產生和加劇埋下伏筆。

（四）利益沖突風險干預體系缺位，師生利益偏差的動態調節不足

訪談發現，利益沖突風險屬于不良博士生師生關系的關鍵成因之一。超過85%的受訪博士生認為，利益沖突相關的風險問題是導致博士生師生關系異化的主要“導火線”，且當前高校日趨深化的利益偏差化是師生關系異化的重要成因。一是師生間科研利益沖突日益嚴峻，這主要表現在開展科研實踐的過程中，“一些導師漠視學生的研究興趣和學術潛能”（受訪博士生G8）、“主導并強制學生從事導師自己的課題項目和其他科研任務”（受訪博士生G9）等問題的出現，使學生長期處于一種被束縛壓迫的狀態。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原本對于學術的熱情與追求、科研內部動機逐漸消退，甚至產生厭倦、逆反心理和抗拒行為。二是利益沖突風險干預體系缺位，師生利益偏差調節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師生間往往由于署名權、經濟利益分配等方面未達成共識并產生矛盾，高校博士生教育管理部門若未建立健全相應的博士生利益保障制度，則很可能加劇利益沖突風險的實質性危害。在師生利益博弈的過程中，亟需明確師生利益偏差預警與干預的主體責任與義務。當前依然存在“部分導師過于追求個人利益價值最大化”（受訪博士生G15）的現象，不少高校在學生利益訴求反饋與個性化滿足方面仍缺乏專門的治理小組與合理的干預方案。

四、學術型博士生師生關系問題的治理路徑

基于對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問題表征及成因分析，從建立校本化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導師更換與問責機制、溫情式師生溝通機制及博士生利益保障制度四個方面提出治理路徑。

（一）構建校本化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推進基于大數據的師生關系監測

在現行的博士生教育體系中，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失位，難以實現師生關系風險動態監測。師生關系風險動態監測的實現應以實時數據的反饋為依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的構建應關注基于本校數據的證據化監測。為此，構建校本化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亟需推進基于大數據的師生關系監測。一是建立校本化的博士生師生行為規范與行動條例。以往各高校在博士生教育監管制度建設方面一般以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行政性文件為直接依據，如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干意見》，針對高校博士生師生關系規約的具體性規章文件，以構建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制度與組織保障?？蓢L試基于本校學院及學科分布、博士生種類等不同方面，借助大數據服務系統，組建“校級-院級-系所-學科”四級聯動型博士生信息反饋制度體系，著手建立校本化的博士生師生行為規范與行動條例。二是打造基于數據預警的博士生教育監測方案。高?？衫么髷祿诰蚣夹g持續采集和分析博士生的學業、生活、情感等數據，實時掌握師生雙方的心理與行為狀態變化，生成博士生發展預警與干預方案，做好師生關系異化風險識別與排查工作，助力師生關系的常態化、合規化發展，為博士生教育的科學決策提供客觀依據。三是建立基于數據診斷的博士生師生關系考核制度。應明確高校、學院、導師、博士生在博士生師生關系評價與考核中的角色定位、權利界限和責任，將博士生教育過程中的師生行為信息納入師生關系考核，并進行系統性的數據診斷，導師在師生關系方面的量化得分應納入年終考核與職稱晉升參照指標，對于師生關系異化分值超越臨界點的導師進行通報批評與勒令改正。

（二）靈活構建導師調整與問責機制，適度提升博士生的話語權

在傳統師生關系中，導師由于其個體身份的學術權威、職業權威等優勢，占據較大的話語權份額。面對當前博士生教育話語權分配失衡、忽視導師更換與問責機制構建等現實問題，應靈活構建導師更換與問責機制，適度增強博士生的教育監督話語權。一是建立清晰且靈活的導師調整機制，適當賦予博士生相應的導師變更權。博士生培養單位要明確導師變更程序，建立動態靈活的導師調整方案，不僅要考察導師教學能力、科研質量，更要注重導師的人格操守、師德師風，避免出現學術指導失位現象，及時“清潔”博士生導師隊伍。當學生因導師過分的學術壓榨、學術欺詐、學術誤導陷入非健康狀態或者申請變更研究方向時，在合乎情理的基礎上，應適度賦予學生相應的導師更換權。二是應注重推進博士生導師行為失范問責機制建設，適當賦予博士生相應的問責參與權。以往不少高校博士生教育問責的規章制度過于籠統，院級及其下轄系所缺乏具體且清晰的行動條例，而且學生在相關問責程序中的參與感不強。高校及其院系極有必要在導師行為失范問責的行動條例建設中，成立以博士生代表為主體的博士生權益保護小組，提升博士生權益保護小組在導師評價與監督方面的話語權。

（三）建立溫情式師生溝通機制，及時洞察與化解師生隱性沖突

與顯性沖突相比，博士生與導師間的隱形沖突一般隱藏于行為表現背后，且往往與情感沖突有著緊密的關聯性。為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需建立溫情式師生溝通機制，及時洞察與化解博士生隱性沖突，具體需關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搭建真誠的情感流露渠道。導師與博士生間的思想感情交流需秉承誠懇原則，導師應真誠關心博士生在學習、學術、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想法或動態，也應坦誠表述自身對于博士生成長與發展的個人觀點與建議。二是確保師生交流制度化。高校需采用制度化手段以要求導師不得無故拒絕學生來訪，并通過工作記錄、學生報告等形式對導師進行監督，培養師生定期交流的習慣。三是營造相互尊重的交往氛圍。導師與博士生的教學與生活交往需遵守相互尊重原則，導師要充分尊重學生、承認每個學生的主體性、善于傾聽學生的意見、關注學生的情感、維護學生的尊嚴和愛好，與博士生營造一種伙伴關系，在整個學術群體中形成育人為本的指導文化。同時，學生也應該主動關注導師的科研進展、積極參與導師的科研項目并自覺與導師進行常態化的交流互動。四是創設理解至上的交流情景。在師生交往過程中，雙方不僅要通過語言傳遞想法與信息，更需要敞開心扉彼此接納。導師與博士生的教學與生活交往應秉承理解原則，面對問題采取移情理解，即學會換位思考，從他人的角度解決問題。五是建立導師與學生之間的矛盾化解機制，確保學生在遇到不利于自身發展的問題時，有切實可行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綜上，由于隱性矛盾具有抽象可能性的特征，面對出現的問題應做到具體分析，需要把握師生溝通交往中的“分寸感”，洞察師生間的隱形沖突根源，以便尋求化解博士生與導師暫未暴露公開矛盾的正確方式。

（四）健全博士生權益保障機制，規范調節與消解導生利益偏差

鑒于博士生培養過程中的師生利益沖突與偏差問題往往涉及學校、學院博士生教育的多個環節，因此有必要健全高校博士生權益保障機制，規范調節與消解導生利益偏差。一是著手從學校、學院、系所等層面分級搭建導生行為失范與利益沖突監測平臺。學校需攜手技術開發商、院系等利益相關者共建導生行為失范與利益沖突監測體系，尤其是應注重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在教育數據監測方面的應用，促進監測系統與平臺的智能化構建，而且應實現博士生師生關系角色的規范限定，確保博士生利益訴求的制度化制約，定期審查博士生成長記錄檔案，并通過工作記錄、學生報告等形式對師生關系角色發展進行監督。二是創建高校博士生師生利益沖突調節機制。博士生教育主管部門、院系等博士生教育管理主體應基于師生利益沖突的動態反饋，及時篩選出問題導師與問題博士生，進而采取相應舉措以消解師生矛盾。同時，應完善博士生導師選拔與評價機制，可適度淘汰責任心差、學術指導嚴重失責的問題導師。三是組建高校博士生導師資源配置監測小組。博士生導師的分配可能在部分院校及專業存在比例失衡的問題，為此，應適度規范博士生招生數量和比例，使博士生規模處于合理水平，實現博士生導師資源的有效配置，促進博士生指導與導師培養能力的相對平衡。四是改革高?？蒲许椖吭u審管理制度。高校、立項單位、科研管理部門應重點考核課題負責人、課題主要參與人員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所作出的真實貢獻，嚴格防范學術科研過程中出現“包工分配”現象，為博士生在科研項目的參與過程中獲得學術利益與經濟利益提供切實保障。

五、結語

當前，面對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惡性事件頻發、不良師生關系愈演愈烈的現實，厘清博士生師生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成因，探求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的治理路徑，實現和諧師生關系的理性回歸刻不容緩。毋庸置疑，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向上向善，進而使得整個社會向上向善，而剝削、異化和不平等阻礙了博士生個體通往人性完善之路與學術素養培育之路，師生關系緊張無疑將對博士生個體成長、博士生教育發展以及社會進步產生負面效應。由此，加強高質量博士生導師隊伍建設對新時代博士生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視角來看，良好師生關系的建立需要雙方共同的情感交換與積極互動，在博士生的篩選與培養過程中除了對科研素養及能力的關注之外，還應重視對博士生自身健全人格、學術品質以及生涯發展的多方位引領，幫助博士生群體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端正學習與研究態度，磨煉自身意志與品格。本研究通過質性研究方法對博士生師生關系的問題表征及成因進行深度剖析，本身是對如何優化博士生師生關系、實現博士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一種回應。面對博士生招生規模持續擴張的時代背景以及社會對于和諧博士生師生關系構建的迫切訴求，必須進一步重視和探索博士生師生關系的監管機制，各方要通過全方位、多渠道、高力度的治理舉措，有效治理我國博士生師生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助力新時代我國博士生教育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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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第紅）

收稿日期：2022-03-06

作者簡介：吳小凡，江南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趙磊磊，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山東省“互聯網+教育”應用研究基地副主任，山東省高等學校青少年行為大數據智能分析文科實驗室副主任，博士；張黎（通訊作者），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無錫/2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