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主任工作效果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市六區的實證調查

南 方 關珊珊

一、引言

兒童主任是新時期兒童福利工作的重要踐行者，其履職效果及其專業能力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兒童福利和保護政策落實。兒童主任能否及時準確地回應兒童面臨的困境、提供兒童和家庭所需的服務、動員社區資源營造更有利于兒童健康成長的友好環境，直接影響著“最后一公里”兒童保護服務的遞送質量。因此，兒童主任在一線的工作效果及影響因素應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目前，國內基于較大樣本開展的兒童主任政策實施和工作成效的研究屈指可數，僅有趙芳等基于全國八省1025 份問卷進行的兒童主任政策實施狀況和影響因素的研究[1]、伍宗云等基于河南、新疆等四地205 份樣本對兒童主任的能力現狀和隊伍建設的描述性研究[2]，以及趙學慧等在北京收回197 份問卷初步描述了北京地區兒童主任隊伍的基本情況[3]。這些研究呈現出兒童主任隊伍的基本特征，并指出各地兒童主任隊伍普遍存在專業能力較低、制度保障缺位等困境。其中，趙芳等學者的研究發現，兒童主任所獲的外部支持和參加培訓的次數，會對兒童主任政策實施效果產生正向影響。在實踐中，每年開展兒童主任培訓作為基層隊伍建設的重要工作，寫入各級民政部門的年度計劃?，F實中，兒童主任往往由一名村（居）民委員會干部或大學生村官兼任，兒童主任的非專職性導致其職業身份模糊，難以形成常態化的工作機制。因此，當前若干加強兒童主任隊伍建設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探索，均提出要推動設立專職兒童主任崗位，并加強兒童主任的業務培訓[4]。

全國范圍內村（居）民委員會設立兒童主任職位以來，這項制度已成為當前我國基層兒童福利服務的重要遞送機制。然而，當前缺乏對兒童主任履職效果的實證研究，也沒有關于兒童主任制度建設對其工作效果影響的相關性分析，難以為優化制度設計和完善隊伍建設提供實證支撐。增加對兒童主任的培訓次數、設立專職崗位等措施，是否確如期待的那樣能顯著提升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也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因此，本研究通過來自北京市六個區的702 位兒童主任的問卷數據，一是測量和評價兒童主任在“最后一公里”兒童福利和保護服務中發揮的實際作用，二是驗證過往研究發現的一些關鍵措施的影響效力，三是對其他可能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進行探索性辨析，以期為今后深化制度建設、提升基層隊伍專業化水平提供可靠的建議。

二、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

（一）兒童主任隊伍發展歷程

201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實施“中國兒童福利示范項目”，在120 個行政村設立了“兒童福利主任”，專為當地困境兒童提供福利保障、救助幫扶、資源對接等服務。2015 年，民政部正式啟動“百縣千村”基層兒童福利服務體系建設試點工作，在全國更大范圍進行探索實踐。2016 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發布，首次提到要在全國每一個村（居）設立兒童福利督導員或兒童權利監察員崗位，兒童主任正式被納入我國兒童福利保護事業發展戰略。

2019 年，民政部等10 部門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提出在村（居）民委員會設立由村（居）民委員會委員、大學生村官或者專業社會工作者等擔任的“兒童主任”。同年，民政部編寫的《兒童主任工作指南》明確了兒童主任在發現報告、監護指導、定期隨訪、管理本地兒童關愛服務場所等方面的職責。2021 年6 月1 日實施的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關于“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立專人專崗，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規定，為基層兒童福利和保護隊伍發展提供法律依據?！秶鴦赵何闯赡耆吮Ｗo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進一步要求，在村（居）民委員會落實專人專崗負責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每個村（居）至少設立一名兒童主任。歷經10 年發展，至2021 年底已建成一支擁有66.7 萬兒童主任、覆蓋全國城鄉社區的專業服務隊伍[5]，在兒童權益保障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兒童主任工作效果的影響因素

2016 年印發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和2019 年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提出，兒童主任任職形式以專職或兼職均可。2021 年印發的《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提出“專人專崗”的要求，并提出“優先由村（居）民委員會女性委員或村（社區）婦聯主席兼任”的導向性要求，全國各地逐步形成女性社區干部兼職擔任兒童主任的任職形式。兒童主任在工作中及時、準確地回應兒童面臨的困境和問題，保障兒童權益，在服務供給和社區治理中倡導“以兒童為本”理念，提升基層政府和社區對兒童工作的重視程度，既是兒童主任隊伍的建設重點，也是推進困境兒童保護走向體系化、專業化的重要環節。有研究發現，兼職模式下兒童主任的多重角色導致其身份模糊、職責不明，工作常常處于倉促應對狀態，難以形成常態化的工作機制，因此，建議要推進建立專職專崗的兒童主任隊伍[3]。在調研訪談中，多名兒童主任和鄉鎮工作人員希望明確兒童主任“專職專崗”，認為強調“專職”更有利于兒童主任專業化，而強調“專崗”則使兒童主任的工作時間更有保障，有利于落實工作職責，主動意識更強①課題組于2022 年4—5 月期間，在北京市六個區開展兒童主任隊伍建設調研，在與區民政局、部分街道鄉鎮兒童督導員進行座談時，有多位參會人建議需推動兒童主任“專職專崗”發展。?；诖?，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

假設1：兒童主任的任職形式對工作效果有顯著影響，專職形式的工作效果更好。

通過專業培訓和資格認證實現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增能，結合業務內容開展在職培訓，是當前我國提升社區工作者專業能力的主要手段[6]，也是兒童主任業務培訓的主要方式?！蛾P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要求縣級民政部門每年至少對全縣所有兒童主任開展一次培訓，初任兒童主任經培訓考核合格后方可開展工作，培訓要突出家庭走訪、信息更新、強制報告、政策鏈接、強化家庭監護主體責任及家庭教育等重點。趙芳等人的研究也發現，兒童主任接受督導與培訓的次數對兒童主任政策實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1]?；诖?，提出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

假設2：兒童主任獲得培訓的次數對工作效果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從事兒童福利和保護工作，不僅需要愛心和責任心，更需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和工作方法，以及時有效回應一線困境兒童的多元需求。當前很多城市社區工作者已有年輕化和高學歷化的趨勢，但有研究發現，盡管持有社會工作專業學歷或相關資格證書的社區工作者比例逐年增長，但社區工作者隊伍專業化程度整體仍舊偏低，專業社會服務還可能被日常行政性工作擠壓[7]。兒童主任隊伍專業化也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兒童主任的首要身份是村（居）委會干部，但兒童主任的工作職責對其專業能力又有較高程度的要求，在“半行政半專業”的夾縫中顯現出更強的行政性傾向[8]，兒童關愛保護知識和方法技巧不足，進一步導致無法開展有針對性的服務，成為基層兒童福利和保護政策目標達成的障礙[9]?；诖?，提出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

假設3：兒童主任的專業能力對工作效果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職業支持是有效抵抗壓力的個人資源[10]，主要源自兩個方面：一是群體內部的工作支持和組織支持，如為社會工作者提供專業督導、職業發展機會等[11]；二是職業之外其他相關方支持，包括政府的承認支持、正式的制度保障，社會公眾以及家人對社會工作者的理解與認可[12][13]。一項針對國內社會工作者職業認同的研究發現，有效的職業支持可以顯著降低社會工作者的離職意愿[14]?！蛾P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要求建立和完善兒童主任工作跟蹤機制、完善獎懲措施，但有研究發現，當前兒童主任工作缺乏必要的經費保障和激勵機制，在客觀上影響了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诖?，提出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

假設4：兒童主任所獲的職業支持對工作效果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利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在2022 年建立的“北京兒童福利和保護基層隊伍建設”數據庫中的兒童主任相關數據，即課題組于2022 年4 月在北京市6 個區18個街道鄉鎮通過線上問卷填寫的方式開展調查所得的橫截面數據。抽樣方法為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第一階段是抽取行政區。綜合考慮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功能定位和人口規模三個因素，在全市共抽取了西城、海淀、昌平、豐臺、房山、門頭溝6 個區。第二個階段是抽取街道（鄉鎮）。在每個抽中區隨機抽取三個街道（鄉鎮），該街道（鄉鎮）的所有社區（村）的兒童主任通過網絡在線填寫問卷。

（二）變量及測量

1. 因變量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揭示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及可能對其產生影響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是本研究的因變量。根據民政部加強基層困境兒童保護專業化隊伍建設的相關政策文件中對兒童主任職責的規定，問卷采用李克特5 點量表，設計了衡量兒童主任工作效果的6 個題目，包括預防本轄區兒童可能發生的危險事件、為困境兒童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改善本轄區困境兒童的生活狀況、提升居民（村民）兒童保護意識、提高村居兩委對兒童工作的重視程度。被訪者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從“很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中選擇一項，上述5 個選項分別賦予1 分、2 分、3 分、4 分和5 分，用被訪者對上述6 個題目的總得分衡量其工作效果，分值越高代表工作效果越好。經計算，兒童主任工作效果自評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97，信度很高，可以用來測量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

2.自變量

本研究主要關注兒童主任的任職形式、培訓次數、專業能力和職業支持四方面因素對兒童主任工作效果產生的影響。

任職形式由被訪者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兼職”或“專職”形式。培訓次數則是從擔任兒童主任起，參加過培訓的具體次數，選擇從0 次至10 次及以上。

有學者提出社工人才要具備事務性能力、直接服務能力、社會服務管理能力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5]。從這四個維度出發，結合當前政策對兒童主任工作責任的規定和基層兒童保護的現實需求，本研究設計了包括7 個題目的李克特5 點量表，7 個題目的總得分衡量其專業能力，得分區間為7 ～35 分，分值越高代表其專業能力越強。專業能力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3，可以很好地測量兒童主任所具有的專業能力。

兒童主任所獲得職業支持的測量包括來自上級政府部門、街鄉兒童督導員和本村（居）兩委的組織授權和正式支持，以及同行交流、社會認可、技術支援等非正式支持兩個維度，設計了包括8 個題目的李克特5 點量表，得分區間為8 ～40 分，分值越高代表所獲的支持越多。職業支持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93，可以很好地測量兒童主任接受的正式支持及非正式支持。

3.控制變量

根據前期相關研究發現[1][7]，本研究設置年齡、性別（男性=0，女性=1）、任職前經驗（無經驗=0，有經驗=1）、城鄉分布（農村=0，城市=1）、是否有資格證書（無=0，有=1）、任職情況（兼職=0，專職=1）、任職時間和教育程度8 個控制變量。

本次調研共收集有效樣本702 個，其中社區居委會的兒童主任占75.9%（533 人），村委會的兒童主任占24.1%（169 人），女性占80.9%，31 歲～50 歲占74.8%。從教育背景和工作情況看，學歷以大專（33.9%）和本科（45.7%）為主，兒童主任平均任職年限為2.61 年，有29.3%的兒童主任持有社會工作者資格證，94.0%的兒童主任在任職前沒有兒童相關工作經歷，83.9%為兼職。調查對象擔任兒童主任的時間基本在三年以內，平均年限僅有2.6 年，任職時間較短。樣本基本特征詳見表1。

表1 樣本基本特征描述（N ＝702）

表2 分層回歸分析結果 （N=636）

四、數據分析及結果

本研究使用多元回歸模型逐步分析兒童主任工作效果的影響因素。模型1 僅代入控制變量；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礎上代入任職形式和培訓次數變量，對假設1 和假設2 進行檢驗；模型3 在前2 個模型的基礎上代入兒童主任的專業能力和職業支持變量，檢驗假設3 和假設4。

模型1 的結果表明，擔任兒童主任的時間、任職前是否有兒童相關的工作經驗、在社區居委會或村委會任職及兒童主任的教育程度等四個變量，對于預測工作效果有顯著性影響。擔任兒童主任時間越長（B=0.29，SE=0.12，P＜0.05）、任職前曾有兒童相關工作經驗（B=1.67，SE=0.77，P＜0.05）、教育程度越高（B=0.55，SE=0.28，P＜0.05）的兒童主任，其工作效果越好。另外，與以往研究提出“城市兒童主任政策實施總體情況好于農村”[1]的結論有所不同，本研究發現，與居委會的兒童主任相比，村委會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更好（B=-1.18，SE=0.54，P＜0.05）。一方面是因為北京城鄉一體化發展程度較高，城鄉兒童主任隊伍的內部差異性較小。另一方面可能由于當前兒童主任的主要工作對象為低保低收入家庭、殘障兒童和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等困境兒童群體權益保護，而在北京城區的常住人口中困境兒童數量較少，社區兒童工作更偏重兒童發展，從而導致城市地區居委會在困境兒童權益保障方面的工作在社區兒童日常工作中的占比較低，相應的關注度和效果也不太明顯。

在模型2 中，引入任職形式（是否專職）和培訓次數兩個變量。當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模型1 的變量后，兒童主任的城鄉分布（B=-1.30，SE=0.53，P＜0.05）和培訓次數（B=0.40，SE=0.08，P＜0.01）對于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依然有顯著的影響。與以往研究類似，兒童主任接受的培訓次數越多，其工作效果越好。但任職形式的專職或兼職，對工作效果并沒有顯著影響（B=0.56，SE=0.49，P＞0.05）。

模式3 在前兩個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專業能力和職業支持兩個變量，模型的解釋程度明顯提升（R2=0.63），在控制模型1 和模型2 的變量后，專業能力和職業支持對兒童主任工作效果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職業支持對工作效果有顯著影響（B=0.35，SE=0.03，P＜0.01），兒童主任接受的職業支持越高，其工作效果越好。兒童督導員、其他街鄉的兒童主任及兒童領域專家的支持能顯著提升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另外，專業能力對工作效果也有顯著性影響（B=0.31，SE=0.03，P＜0.01），兒童主任對于兒童風險的識別和判斷能力、個案處置應對能力、政策理解與落實能力、資源整合能力等都能顯著影響兒童主任對兒童的支持和幫扶效果。這個結論，一方面驗證了現有文獻關于專業能力、政策制度保障對社會工作和兒童福利服務效果的正向影響，一方面也對今后進一步以深化能力為本的兒童福利社會工作教育[16]，加強對兒童福利和保護基層隊伍的制度化支持提供了具體方向。

五、結論與思考

當前，我國兒童主任制度面臨著轉型升級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目前有關兒童主任工作效果、基層兒童福利和保護隊伍專業化建設措施的實證研究較少。本研究通過北京市的702 位兒童主任的問卷數據，辨識和測量了在“最后一公里”兒童福利和保護服務體系中，兒童主任發揮作用的關鍵性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專業能力和職業支持對兒童主任發揮作用有關鍵的正向影響。任職前兒童相關工作經驗、在任期間獲得培訓的次數等，也會對兒童主任工作效果有一定的影響。相比城市地區，農村地區的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更為顯著。但專職或兼職的任職形式對工作效果沒有顯著性影響，培訓次數也在代入專業能力變量后不再顯著。這些研究發現，對于當前兒童主任制度建設的戰略調整和人才培養的健全完善，有以下三個啟示。

第一，基于核心專業能力建立完善兒童主任隊伍教育培養體系。當前政策要求兒童主任成為既有理論知識又能處理現實困難的“多面手”，但當前培訓大都借鑒兒童社工專業知識[17]，對這一崗位所需的核心能力缺乏具體研究。本研究問卷的數據表明，兒童主任的整體能力有待提高（總分平均得分24.99，條目平均得分3.56），在動員資源解決困境兒童的問題（3.33）、入戶走訪主動識別兒童面臨風險（3.50）以及為有需求的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導（3.54）等方面的能力更低。這三個維度能力得分偏低，既表明兒童主任的直接服務技能欠缺，也折射出兒童主任在整合關系、風險認知等方面能力的欠缺，即能發展出與服務對象進行有效溝通、提供高質量服務等社會工作重要能力的“元認知能力”不足[18]。目前，兒童主任培訓的內容以政策法規、辦理流程和社會工作理論為主，培訓形式以較大規模的集體授課或線上講座居多，對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培養不足，缺乏“手把手”“傳幫帶”的機會。需瞄定兒童主任崗位所需的核心專業能力，建構兒童主任培訓教育體系，特別是要重視提升解決具體問題的直接服務能力。

第二，多維度加強對兒童主任的職業支持。一是要加強對兒童主任的正式制度支持，特別是在當前建設區（縣）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協調機構和街道鄉鎮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站的框架內，完善區（縣）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辦公室、街道鄉鎮兒童督導員對兒童主任的業務指導、督導評估和績效激勵機制，在本研究中這些支持均被證明對提升兒童主任的工作效果有顯著正向影響。二是要建設本地化同伴支持平臺，通過加強兒童主任之間的經驗交流和典型個案研討，不僅能夠建立基于當地經驗的工作支持網絡，更能通過日常交流增加情感支持，增加兒童主任對其身份的認同。另外要看到，專業能力不僅來源于所獲的培訓和外部專業資源引入，還依賴于獲得這些培訓和支持的通暢路徑。這意味著我國基層兒童福利和保護體系的制度優化，需進一步引導基層政府和村（居）委會加強對兒童福利和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提升社會公眾對兒童主任工作的知曉度和認可度，動員所在地高校、科研院所和專業社會組織主動提供支持，通過擴展兒童主任的“朋友圈”來提升工作效果，以制度的形式固化兒童主任的資源支持措施和個人成長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