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水平、屬性與“雙競合”模式評估

司增綽 姜茗瀚 張 義

(1.江蘇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2.凱斯西儲大學 魏德海管理學院,美國俄亥俄州 克利夫蘭 44106)

一、引 言

綠色生態發展是以人的可持續發展為終極目標,以遵從“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人為本”和“生命共同體”為原則,敬畏、尊重和順應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經濟和諧共生的綠色化發展實踐形態(1)杜海龍、李迅、李冰:《綠色生態城市理論探索與系統模型構建》,《城市發展研究》,2020年第10期。。但目前專門針對綠色生態評估的研究較少,尤其是針對一般性區域的評估研究更少。如經濟總量已超全國1/4的長三角區域,在國家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2019年以來,《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總體方案》等相繼出臺,標志著長三角一體化正式全面開啟綠色生態發展新征程。

在我國長期踐行集約、綠色發展的背景下,長三角綠色生態發展早已融入一體化發展之中。目前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科創力仍不足。長三角節點城市科創支撐不足,致使生態產業化持續增速能力有限,科創能力不強,致使產業生態化壓力較大(2)汪浩、吳茂念、王鋒:《長三角節點城市生態科創一體化研究——以湖州為樣本的考察》,《經濟問題》,2020年第10期。。同時,區域生態科技成果轉化整體水平偏低(3)光峰濤、楊樹旺、易揚:《長三角地區生態環境治理一體化的創新路徑探索》,《環境保護》,2020年第20期。。二是環境發展仍欠缺,污染協同治理不足。長期以來,長三角在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忽視了城市與區域的資源環境發展(4)高麗娜、蔣伏心:《長三角區域更高質量一體化:階段特征、發展困境與行動框架》,《經濟學家》,2020年第3期。、多主體環境事件協作治理存在難點、跨區域生態污染與治理中的利益難以協調和缺乏強有力的執行機構這四大問題(5)席愷媛、朱虹:《長三角區域生態一體化的實踐探索與困境擺脫》,《改革》,2019年第3期。。三是綠色生態市場未完全建立。生態領域發展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較為獨立,沒有融入經濟、社會、交通和創新等領域(6)滕堂偉、林蕙靈、胡森林:《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成效進展、空間分異與空間關聯》,《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尤其在生態環境治理一體化推進中市場化進程緩慢。四是綠色生態安全體系發展滯后。生態安全是指生態環境對人的生存與人身安全的影響,其中蘊涵著顯安全(地震等)和潛安全(如環境質量下降等)兩個層面(7)宋言奇:《高速城市化視域下的蘇南地區生態安全一體化》,《城市發展研究》,2007年第4期。。長三角居民因協作治理缺失,對生態安全擔憂僅次于社會治安(8)李泓臻、王義保:《長三角地區城市居民安全感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S1期。,因為片區內存在法治機制不健全、信息共享及風險聯防聯治機制不完善等問題?？梢?從綠色生態的創新、環境、市場和安全幾個方面對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尤為重要。

目前對綠色生態發展的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尚不完善。許多學者對綠色生態狹義地片面理解,從某些特定方面構建評估體系。范晨璟等(9)范晨璟、田莉、申世廣、周麟:《1990-2015年間蘇錫常都市圈城鎮與綠色生態空間景觀格局演變分析》,《現代城市研究》,2018年第11期。研究蘇錫常都市圈城鎮與綠色生態空間景觀格局演變,將土地的綠色化利用等同于綠色生態發展。潘明明和謝榮見(10)潘明明、謝榮見:《科技創新驅動綠色生態效率空間分異探析——基于地區市場分割視角》,《軟科學》,2019年第10期?；诠I三廢作為非合意產出計算了綠色生態效率,將傳統的環境友好型綠色經濟內涵等同于綠色生態發展內涵,忽視了綠色安全等發展內涵。謝森煒和郭鳳芝(11)謝森煒、郭鳳芝:《省域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的測度與評價》,《統計與決策》,2019年,第20期?；诰G色生態學體系,從生態建設壓力、生態健康狀況及生態系統的治理三個角度,構建了我國省域綠色生態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而忽視了綠色市場等方便的評估。

直至2018年,住建部頒發較為規范化的評估指導性文件——《綠色生態城區評價標準》(GB /T51255-2017),指出開展綠色生態城區建設與發展要從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綠色建筑、資源與碳排放、綠色交通、信息化管理、產業與經濟、人文、技術創新(加分項)等九大領域進行評估(12)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關于發布國家標準《綠色生態城區評價 標準》的公告》,住房城鄉建設部門戶網站,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1/t20180105_234701.html,2017-7-31。。但此評價標準體系結構對城市承載力、城市生命力(人口質量、生活質量、經濟質量、社會治理和城市經營管理五個方面)、城市發展過程和城市創新驅動等方面關注不夠(13)杜海龍、李迅、李冰:《我國綠色生態城區評價體系優化研究》,《城市發展研究》,2021年第4期。。同時綠色生態城也呈多樣、高效、復合、安全和健康性等特性。趙云君和李紅兵(14)趙云君、李紅兵:《從傳統發展模式到綠色生態模式——現代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生產力研究》,2004年第5期。則認為,綠色生態模式是指企業在任何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對于別的生產方式都存在價值的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并提出了企業綠色生態發展路徑:文化的綠色化、技術的綠色化、生產的綠色化和制度的綠色化。綜上,目前綠色生態評估體系尚不完善,不同程度上忽視了綠色市場、環境治理過程、安全等方面的評估。同時學界也尚未結合理論與實際,構建針對一般化區域綠色生態發展的評價體系。

對綠色生態評價標準及內涵理解的不同,也直接導致了針對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的研究較少。除經濟一體化研究外,與之相關的研究主要聚焦環境一體化發展問題,區域生態網絡格局與構建問題,經濟一體化與生態環境間的發展關系和生態一體化的發展。個別學者則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為研究對象,探究了區域合作中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協作制定機制(15)李幸祥:《區域合作中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協作制定機制研究——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為例》,《行政法學研究》,2021年第5期。及產業發展等。目前的研究只是涉及了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的某一方面,并未對相關一體化發展進行全面、系統的量化評估。

本文認為綠色生態發展包含了創新、環境、市場(經濟)和安全效益的綜合效益觀內涵,且一體化發展不是目的,永遠是一個競合發展、不斷融合的過程。那么,(1)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水平與格局如何?(2)發展屬性表現為哪些階段?分化出哪些發展類型和模式?(3)不同地區間的競合發展又如何?本文可能邊際貢獻為:(1)從綠色生態的創新、環境、市場和安全四大方面,基于可得指標數據,構建綠色生態發展的評估體系;(2)利用熵權法對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評估,并基于熵權-擾動屬性模型識別發展階段和地區自身的發展模式;(3)基于不同生態位發展勢差和方向兩個視角,改進雙競合模型,評估不同地區間競合發展的情況。

二、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

目前,學界結合中國綠色實踐構建指標體系,評估了不同區域的發展,這些測算均涉及了綠色生態發展的某一方面,并未結合具體政策文件標準進行系統甄選。鑒于此,本文依據國家綠色生態城區評價文件、王愛君和張義(16)王愛君、張義:《城市群一體化融合度、參與方式與經濟增長——基于“精準融合”分析視角》,《華東經濟管理》,2019年第9期。等研究,結合可得指標數據,基于科學性、相關性、可操作、可執行和以實現社會、經濟、生態系統協調發展,以結果與過程評估并重,系統全面等原則,甄選合理指標,主要從綠色科創、綠色環境、綠色市場和綠色安全四大方面構建綠色生態發展評估體系。

以往關于綠色生態認知較為狹隘,不同程度上忽視了對綠色科創和綠色市場等的考察,綠色科創涵蓋投入和產出兩大方面,其中對創新環境的考量不容忽視。綠色環境則包含自然、社會生活、人文環境三大方面,其中自然環境特別注重污染防治投入、治理過程和防治結果三方面。綠色市場主要涉及市場要素流通(人流、物流、資金流以及信息流)、市場規模、市場潛力、市場準入制度、綠色就業市場和高級人才市場等方面。綠色安全則涉及醫療、人口、信息、自然環境災害、糧食、綠色食品生產和生命等安全方面。由此,構建的測度體系如表1:

(二)研究方法

1.熵權-擾動屬性模型。以往對綜合指標體系的評估大都采用層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權法、灰色關聯法、耦合度模型法、主成分—熵權法(17)張義、王愛君:《空氣污染健康損害,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等,這些方法均能夠給出某個時間內單個具體的測度值,但不能夠全面給出某個時間內表現差、中、好的概率測度,更不能精準地識別出不同時期內發展的分期問題。因此,本文首先利用熵權法對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熵權法介紹略),然后參照王賓等(18)王賓、楊琛、李群:《基于熵權擾動屬性模型的新型城鎮化質量研究》,《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7年第12期。利用熵權—擾動屬性模型進行測度。

2.雙競合模型。借鑒樊耘等(19)樊耘、余寶琦、紀曉鵬:《組織文化分類的演進與競合(雙C)文化模型的提出》,《管理評論》,2009年第1期。提出的競合(雙 C)模型思路,本文認為不同主體間的競合取決于發展方向和勢差兩個要素,將競合關系分為:低競合型、高競爭型、高合作型和高競合型等四種類型(如表1),戰略方向(本研究所指綜合生態位發展方向)越不相似且勢差越小,競合水平越高(包括競合的程度和發生競合的概率,以下表述類同),為高競合;方向越不相似且勢差越大,競合越小,為低競合;方向越相似且存在越大的勢差,合作越大,偏競合;方向越相似且存在勢差越小,競爭越大,偏競爭。而高競合是四種類型中變革能力最強的,能夠促進不同主體間的共享與交流,提升單位組織的柔性和創新能力等[1]。具體步驟如下:

(1)利用熵權法分別計算每年的同一區域內不同生態位對應的綠色科創、綠色環境、綠色市場和綠色安全四個子系統的標準化得分值,組成一個向量。

(2)計算出每年不同區域系統向量的余弦值(cos(θ)),即得到不同區域間的相似度,余弦值越接近1,表明夾角越接近0度,即兩個向量方向越相似,夾角等于0,兩個向量方向一致。余弦距離使用兩個向量夾角的余弦值作為衡量兩個個體間差異的大小。相比歐氏距離,余弦距離更加注重兩個向量在方向上的差異。公式如下:

(1)

其中i表示綠色科創、綠色市場、綠色環境和綠色安全四個生態位,A和B則分別表示兩個不同區域的四個生態位組成的向量(下同(2)式)。

(3)計算不同區域間的歐氏距離,得到綜合生態位之間的勢差,距離越大,勢差越大,存在合作的可能越大。計算公式如下:

(2)

(4)利用表2識別矩陣,得到長三角地區某年的整體競合狀態,分析競合格局。

表2 競合模式識別矩陣

(三)數據說明

數據主要來自2004-2020年間的《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官網公布數據(手動整理)以及馬克網公布數據。涉及貨幣價值的指標均按照2003年基期的生產總值指數和消費價格等指數進行了可比價格的實際調整。個別年份缺失數據依據指標特性和缺失情況,分別采用算術均值、幾何均值以及平均增長率插補等方法進行補齊。選擇此樣本期主要因為2003年以前部分指標值缺失,2020年樣本數據大部分尚未公布,同時,長期以來,我國致力推動粗放型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踐行綠色可持續發展戰略,經濟發展過程中融合了生態環境的發展,這使得綠色生態實踐已經有所進展,且正被全面深入地推進,此時期的實踐情況亟需全面評估。具體見表1。

三、結果分析

(一)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水平

從綜合指數表現看(圖1),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一直呈波動向好趨勢,但近年的整體發展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2019年綜合指數為0.648,較2018年環比提升了10.67%。發展水平仍偏低的主要原因為:2012年以后因粗放的城鎮化加快發展,導致產-城分離等問題突出,綠色市場發展水平持續下降,綠色環境發展滯后等因素(依據四個子系統測度表現分析得出,篇幅所限不展示,歡迎索取)。依據各地區的綠色生態發展綜合表現,利用k-均值聚類法,將長三角地區分為三個圈層:一是引領圈層(0.52-064),這些地區在長三角可發揮綠色生態發展的引領作用,可通過多極輻射帶動周邊區域,然后拉動其他區域連片發展;二是追趕圈層(0.36-0.44),這些區域經濟實力較好,可以支持自身的長足發展,奮力追趕第一圈層;三是潛力圈層(0.24-0.34),這些地區綠色生態發展水平偏低,需要地方政府和其他發展好的地區的大力扶持,一方面要加大綠色生態發展的整體投入力度,尤其是綠色市場發展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爭取在綠色生態發展過程中形成自身發展的比較優勢。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上述三個圈層間呈現出的遞進層次與綠色市場變化層次呈正向關系,而近年綠色市場發展的較差表現又嚴重阻礙著綠色生態整體的發展。

圖1 2003-2019年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指數及綜合屬性測度表現

(二)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屬性

從屬性綜合測度表現看(見圖1),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2008年以前為起步發展階段。此階段仍以粗放增長方式為主,綠色生態發展仍停留在傳統的集約發展倡行階段,整體表現差的屬性值相對最高,在0.462-0.691之間,綠色生態發展整體表現較差。二是2008-2012年間的相持發展階段。此階段主要特征為:綠色生態發展表現中等的屬性值最高,在0.472-0.669之間,長三角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型初見效果,在這一過程中,長三角綠色生態發展與粗放型增長并存,綠色生態發展屬性整體表現中等。三是2013年及以后加快發展階段。此階段主要特征為:期間綠色生態發展表現優秀的屬性值最高,在0.435-0.593之間,意味著該階段綠色生態發展的整體表現較好,呈加快發展趨勢,而粗放型增長方式開始衰弱,真正進入了綠色生態發展時代,尤其是2014年以后,屬性值達到0.5以上,呈穩健向好發展態勢。但此階段表現差的屬性值高于表現中等的屬性值,即表現差的風險仍然存在。這說明2013年以后,長三角目前的綠色生態發展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發展模式,需要繼續深入實踐探索。2019年,國務院批復同意《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總體方案》,明確支持打造長三角綠色生態示范區的發展。

不同地區發展的演變存在時滯差異,與長三角的表現屬性演變為優秀的時間節點(2013年)比較,可以分為動力轉換快速型和動力轉換滯后型兩種(見表3)。滯后型發展轉變向好的時間節點滯后于長三角整體,需要大力扶持?？焖傩桶l展向好的時間節點同步或超前長三角整體,需要充分發揮動力轉變示范作用。同時,本文認為:從發展政策實施效果看,發展政策實施持續2年及以上時間,其效果可能會顯現(1年時間太短),2年以下則未必。依據發展屬性變好的時間節點與發展屬性變中等的時間節點間隔的連續性長度可分為:漸進式發展(連續間隔達3年及以上)、跨越式發展(連續間隔達2年)、跳躍式發展(連續間隔2年以下,也包括無轉中的時間節點,即從發展屬性差的狀態直接跳躍為發展屬性好的狀態)、倒退式發展(發展屬性無轉好態勢,甚至呈持續變差的狀態)。從結果看,上海、無錫、蘇州、揚州、鎮江、嘉興綠色生態發展屬性轉好的時間節點早于長三角整體轉好的時間節點,這些地區在區域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中起著發展的動力引領作用,且這些區域綠色生態發展屬性由差轉中的時間節點到從中轉好的時間節點跨度(下文簡稱“中轉好時間”)在3年及以上,說明它們的綠色生態發展呈較為穩健的漸進式發展模式。2019年,長三角便將上海市青浦區、蘇州市吳江區、嘉興市嘉善縣,面積約2300平方公里地區劃作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其他地區歸屬類型詳見表2。盡管部分地區目前綠色生態綜合發展水平較高,但發展類型卻表現為滯后型,表明這些地區向好的動力轉變速度未跟上長三角整體向好的動力轉變速度,粗放發展轉型較慢,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良性循環發展需要更加深入且快速地推進,亟待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杜絕“以黑育綠”的做法,加快形成綠色的良性循環發展。

表3 單個地區的發展模式識別結果

(三)長三角綠色生態“競合”發展格局

基于不同生態位下的“競合”視角,研究發現:長三角各地區綠色生態發展之間的潛在關系包含了多種自發性的競合聯盟,具體可識別為低競合、偏競爭、偏合作和高競合四種模式,競合結構比依次為:1.55∶3.92∶2.08∶1.00,利用長三角所有地區間潛在的高競合模式數在組合總數中的占比計算,得到區域內部的高競合發展孵化程度較低,為11.69%,內部以偏競爭模式為主,合作勢頭發展較好(20)徐琴:《從橫向協作,競合聯盟到區域共同體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現代經濟探討》,2019年第9期。,但形成潛在的高競合模式最少,尤其是省會區域,尚不存在高競合發展模式。具體以上海為例,偏競爭主要包括:上海-寧波、上海-蘇州,即這些地區綠色生態的不同生態位結構的發展戰略方向相似,發展水平勢差較小,資源配置和發展需求間將存在較強的競爭關系,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應尋求這些地區間的差異優勢,公平且合理地配置發展資源。偏合作則包括:上海-臺州、上海-嘉興、上海-揚州、上海-南通等,這些地區綠色生態發展的不同生態位結構的發展戰略方向相似,但發展水平勢差較大,資源配置存在一定競爭,但發展需求水平間存在較大差異,存在優勢互補的空間,潛在的合作空間較大,應充分發揮高水平地區的示范引領作用,促進地區間合作,帶動幫扶低水平地區的發展。低競合包括:上海-南京、上海-金華、上海-蕪湖等,這些地區綠色生態發展不同生態位結構的發展戰略方向不相似,發展水平勢差較大,資源配置存在競爭空間較小,發展需求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潛在的合作空間較小,應充分挖掘各地區間的優勢互補空間,找到發展的共同需求,加強地區間的交流與合作,在合作中提升競合水平。四個省級區域中未有高競合關系存在,說明長三角區域各地區之間的綠色生態發展尚缺乏良性的高水平的競合模式,這不利于促進區域間的資源共享與交流,也不利于提升主體間的發展韌性和創新能力等(21)樊耘、余寶琦、紀曉鵬:《組織文化分類的演進與競合(雙C)文化模型的提出》,《管理評論》,2009年第1期。。隨著長三角進入共同體發展階段,在綠色生態各相關領域建立良性的競合發展模式,提升各地間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是實現打造“一極三區一高地”戰略定位的重要舉措。各地間競合情況詳見表4:

表4 地區間潛在的競合模式識別結果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結合長三角綠色生態發展實際問題,構建綠色生態發展評估體系,并基于2003-2019年樣本數據,運用熵權擾動屬性模型和雙競合模型,評估了其一體化發展狀況。研究表明:長三角綠色生態發展態勢持續向好,大致歷經了2003-2008年間的起步發展階段、2008-2012年間的相持發展階段和2013年及以后加快發展階段,但發展的整體水平較低。各地區綜合發展嚴重不平衡,大致呈現從東中-東南-東北-西部依次降低格局。推進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正當其時。發展類型主要分為動力引領型和動力滯后型兩種,發展模式除銅陵為倒退型外,其他地區主要為漸進式、跨越式、跳躍式三種,詳見表3。從雙競合模式看,主要存在低競合、偏競爭、偏合作和高競合的四種發展模式,競合結構比為:1.55∶3.92∶2.08∶1.00,區域內部的高競合孵化程度較低,為11.69%,主要以偏競爭模式為主,潛在的高競合模式最少,尤其是省會區域,尚不存在高競合發展模式。這說明在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發展過程中,不同區域間的發展尚未真正形成良性的競合發展模式。

政策啟示有:一是應對癥下藥,補足短板,加快綠色生態一體化水平提升。如綠色市場發展方面,借新型城鎮化建設之際,注重平衡發展,培育孵化城鄉結合部區域間的市場建設,加快產-城融合,加大綠色市場建設力度。綠色環境發展方面,要持續加大市容衛生環境治理投資。綠色安全發展方面,應盡快出臺降低長三角生育成本政策,建立三胎生育鼓勵機制,確保人口穩步增長。同時,前期粗放的城鎮化和市民化進程帶來的耕地大面積撂荒,影響了糧食生產安全,需要盡快統計閑置、撂荒的土地面積,做好土地再利用規劃,確保糧食生產安全發展。此外,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外部環境污染加劇、壓力生活方式轉變等致使人們慢性病發生率有所上升,加之醫療成本昂貴,更是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這需要進一步加大社會治理力度,加快完善醫療服務體系,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確保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二是找準地區發展定位,加快精準融合。引領型發展的地區需要保持發展的比較優勢,而對于滯后型的漸進式發展的地區而言,注重通過加快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等,提升發展動力轉換的速度;對滯后型跨越式或跳躍式發展模式的地區而言,須注重完善發展過程中的評估機制,避免發展“用力過猛”。這是實現穩健向好的重要措施。三是建立競合發展評估機制,加快高競合模式孵化。建立競合評估機制可引導地區避開低效合作,發展比較優勢,提升各自的競爭力,從而全面加快地區間良性高競合發展模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