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1991—2020）：回顧、現狀與展望

張樂，孫豐涇

（上海理工大學 外語學院，上海 200093）

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是“語言和文化之關系”在學術文本中的具體實現，主要探討如下基本問題。第一，用英語和漢語所撰寫的學術語篇存在哪些異同？第二，產生異同的原因有哪些？第三，二者的差異給中國學者（或學生）的學術寫作帶來哪些影響？第一個問題考察學術英語、學術漢語的跨語種、跨文化對比，涵蓋詞匯、結構、篇章模式等對比內容；第二個問題揭示語言、文化、思維模式、教育體系、學科等各因素之間的關聯和影響；第三個問題聚焦于英漢語言文化差異對學術寫作的潛在影響，從而服務于學術寫作能力提升。

20 世紀90 年代，Taylor &Chen、Bloch &Chi、李經偉等人開創性地對比考察了英漢學術論文中的語步特征、引用方式、禮貌策略等的異同[1-3]。30多年以來，學術語篇的跨語言、跨文化、跨體裁、跨學科對比漸受學界關注，研究成果斐然，對國內學者的專門用途英漢語學習、論文撰寫、國內外發表有重要參考價值，其理論和方法論貢獻、前沿動態以及發展趨勢亟待系統回顧和展望。本文基于1991 年至2020 年發表于國內外的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論文，梳理文獻采取的研究方法、對比的核心語言特征和取得的主要結論，簡述研究的價值和難點，展望該領域的發展趨勢。

一、文獻篩選

本文主要回顧1991 年至2020 年發表于國內外的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論文。第一步，以“英/English”“漢/中/Chinese”“學術/academic”“論文/article/paper”“文本/text”“文化/culture/cultural”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Google Scholar 和Web of Science 中檢索相關度最高的文獻。同時，利用參考文獻列表，擴大文獻覆蓋面，最終獲取近70 篇國內外期刊論文。第二步，按照如下標準進行文獻篩選。（1）只選取實證研究論文，即建立了一定規模的語料庫，有明確的研究問題和對比方法，得出了一定的英漢異同結論；綜述、書評、理論評介以及其他語種研究不在此列。（2）所考察的文本類型均在學術用途語言范疇之內，主要包括實證研究論文、書評、期刊論文摘要、專著前言、學位論文致謝等。（3）文獻范圍為SSCI、A&HCI、CSSCI（含擴展版）、中文核心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AMI）引文數據庫。最終，共篩選出51 篇符合上述標準的文獻，其中國際、國內刊物論文分別為10 篇、41 篇，出版年份分布為1 篇（1991）、1 篇（1996）、3 篇（2001-2005）、13 篇（2006-2010）、17 篇（2011-2015）、16 篇（2016-2020）。

二、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核心問題評述

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大致遵循如下步驟。首先，根據研究目標，按照統一標準建設英漢雙語語料庫。接著，選定研究對象，對語料庫開展人工或機輔標注。隨后，借助一定的統計工具、計算方法，得出多用（overuse）、少用（underuse）等結論，概括總結跨語言、跨文化異同。最后，分析異同形成的原因，提出研究結論的應用價值。本文重點評述三方面核心問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結論。

（一）研究方法：對比修辭學、體裁分析和語料庫的匯聚

根據文獻，絕大多數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同時采用三種研究方法：對比修辭學、體裁分析和語料庫方法。對比修辭學認為，母語思維直接影響二語寫作的組織方式[4]。該學說最初聚焦于“本族語者英語VS 非本族語者英語”，后將觀察視角擴展到“本族語者英語VS 非本族語者母語”，后者為英漢語篇修辭對比提供了“實質性研究路徑或目標（substantive approach or goal）”[5]。

對比修辭學和體裁分析存在緊密關聯。Flowerdew 認為二者都是學術英語研究的主要方法[6]，而從文獻來看，它們無疑也是學術英漢語對比研究的共同方法。體裁分析的主要作用是將描述對象限定于局部范圍。在“學術體裁”泛稱下，期刊論文（相對于學位論文、專著、教材）、實證研究論文（相對于理論研究論文）、語言學論文（相對于醫學論文、物理學論文等）均有鮮明的體裁特征。在期刊論文內部，摘要、引言、方法、結果、討論等“亞體裁”[7]也各具特色。為免界定混淆，本文使用“文本類型”來統一區分和歸類文獻所使用的語料。經統計，51 篇文獻聚焦于9 種文本類型，分別為：研究論文全文、論文引言、摘要、討論部分、結論部分、書評、學位論文致謝、專著序言、專著前言。圖1 顯示了30 年間英漢對比所聚焦的文本類型（顏色越深，代表文獻出版年份越近）?？梢钥闯?，從1991 年至2020 年，無論是研究數量還是文本種類豐富程度都有明顯的上升態勢。究其原因：第一，計算機大規模文本處理能力有了明顯提高；第二，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中外論文數據庫不斷擴容，語料獲取難度降低；第三，體裁凝聚著人類不計其數的交際目的，每種體裁的跨語言對比研究都能夠產生有別于其他體裁的結論和解釋，吸引著研究者不斷深入探索。

圖1 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的文本類型Fig.1 Text types in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英漢雙語可比語料庫是本研究的基本工具。語料庫建設呈現如下三個發展特點。第一，總體上庫容不大，百萬詞級語料庫很少。摘要對比研究多使用40～160 篇（指英漢總篇數）文本，引言和書評多為30～60 篇，研究論文多為40～80 篇。在明確報道語料規模的文獻中，摘要的平均庫容為5.5 萬詞/字（指英漢詞/字數相加總和），書評、致謝和研究論文分別為13 萬、18 萬和40 萬詞/字。建庫設計偏重于語料的可比性、權威性、新穎度。第二，標注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效度。為此，許多研究中，標注工作由兩名研究人員獨立執行，經反復討論后確保一致性[8]。只是，多數研究著力于單詞層面的標注，較少涉及固定或半固定短語、小句等多詞單位。第三，絕大多數研究明確限定了文本的所屬學科。據統計，共計36 項為單一學科研究，其中“語言學”獨占23 席。其他學科的英漢語篇在體裁和修辭層面的異同之處仍是一個極具研究空間的話題。

（二）研究對象轉向：從語篇結構到人際意義

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所關注的語言現象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篇章結構，包括語步的發生次數和所在語篇的數量[7]、語步的句子數量[1]、各文本使用的篇章模式[9]、實施篇章組織功能的句子數量[10]等。從歷史上看，語篇模式對比沿承了對比修辭學傳統，是初期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的主流方向。在全部文獻中，共12 篇專門對比篇章模式，10 篇為篇章模式和詞語的結合討論。而這上述22項研究中，共14 項使用了引言或摘要語料（見圖2所示），這是由于引言和摘要有著較強的語篇結構規約性。相比而言，書評、學位論文致謝等文本類型很少被探討篇章模式。

圖2 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的研究對象和體裁Fig.2 Subjects and genres in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第二類為表達態度、情感和立場意義的詞語，這是英漢學術語篇對比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話題。此類研究大多起源自Halliday 的語言功能理論[11]、Halliday 和Hyland &Tse 的元話語理論[11-12]、Martin &White 的評價理論[13]，且近30 年來研究熱度始終未減。Hyland &Jiang 曾分析過去40 年發表于SSCI 刊物的12 600 篇EAP 論文，發現“identity（身份）”“genre（體裁）”“interaction（互動）”“discipline（學科）”等研究話題數量顯著增長[14]，這一結論和本文所回顧的英漢對比研究趨勢基本一致。

經統計，以人際意義構建為對比目標的研究共計38 項，占全部文獻的74.5%。依循Hyland 理論框架的研究對象有元話語[15-16]、模糊限制語及強勢限定語[8,17-18]、立場標記語[19]、指令行為[20]、作者身份[21]等；依循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框架的研究對象有態度資源[22-23]、級差資源[24]、介入資源[25-26]、投射結構[27]、引用[28]等。相當一部分研究采取語步分析方法，探索表達態度意義的詞語手段在各語步中的分布[20,26,29-34]。這些理論視角顯著拓展了學術用途英漢語的對比內容，使得跨語言和跨文化視角下的人際關系構建對比成為英漢學術話語研究的焦點話題。

（三）學術用途英漢語之同：基于體裁因素

英漢學術寫作異同并存，這是所有學術用途英漢語對比研究的基本結論。Mauranen 認為，學術寫作的共性是體裁共性，因為體裁是話語社團可識別的典型社會行為[35]。衛乃興指出，“學術英語本質上是一種受限語言或子語言”[36]，即，語言事件的參與者（專業人員）、話語行為（比如專業詞語）、非話語行為（比如圖、表）和話語效果（專業知識傳播）都受到嚴格的約束限定。學術體裁的“受限性”決定了世界各國語言所撰寫的學術語篇均使用類似的概念傳遞、篇章組織和態度表達方式。這決定了英漢語學術寫作使用大量相似的詞語手段和語篇結構，特別是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英漢學術語篇均強調客觀性、事實性，因此，英漢論文引言均高頻使用相對客觀的“鑒賞”資源，較少使用“情感”和“判斷”資源[32]，英漢論文均高頻使用“過渡標記”，較少使用“態度標記”[15]。

第二，中外學者在勸說讀者接受研究結論時，充分考慮到讀者的面子需求。英漢語書評均高頻使用模糊語、讓步結構、轉折性詞語和表達惋惜同情的詞語，這是中外學者采取相同禮貌策略的結果[3]。英漢語論文中，模糊限制語均集中發生于“結果和討論”部分，便于讀者接受作者的核心觀點和解釋[18]。I，we 等人稱代詞在摘要中較少發生，以減弱話語對讀者面子的威脅[21]，但是它們在前言中高頻發生，以此強調作者的“親身體會”[37]。

第三，英漢語論文具備相似的語篇結構，以論文引言部分的語步模式最為典型[1,30,38]。Loi 認為，這可能反映出長期以來英語論文寫作慣例對漢語學術寫作的影響[38]。

（四）學術用途英漢語之異：基于修辭和文化因素

英漢學術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跨語言、跨文化差異，隱藏于“學術話語普遍性”背后的“語言文化個體性”是對比修辭學家所探索的另一主要話題。Mauranen 將學術寫作差異歸因于修辭，也就是用于提升可信度的勸說性話語[35]。在文化、語言、教育體系、出版市場環境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英漢學者均選擇最符合目標讀者需求的勸說策略，而實現策略的典型途徑是作者和讀者的人際關系構建。

宏觀上看，漢語摘要篇幅短，隨意性較大[7]，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漢語學術語篇注重內容，而非格式和規范[33]；第二，漢文化重悟性和辯證思維，英美文化重理性和邏輯思維[39]；第三，漢語論文表達含蓄，由讀者負責會意，這是低語境文化在寫作中的體現[40]。進一步對比語篇完整性，可見漢語論文普遍簡化文獻回顧部分[1]。對于前人研究，漢語論文更多地使用支持型引用[2]，避免揭示其弱點[39]；對于其個人研究，盡量隱化研究價值和貢獻[40]。張滟等認為，漢語學術話語社團文化不倡導駁斥他人，這與西方學界的“反證論辯”修辭傳統截然不同[41]?？傮w而言，漢語論文的主要話語策略是通過委婉含蓄、留有協商空間的表述來取得讀者信任。

微觀上看，詞語的對比結論也佐證了上述趨勢。在書評中，漢語的否定態度評價比例低于英語，且多以隱性方式呈現[23]。英語書評既有先抑后揚，也有先揚后抑，而漢語只有先抑后揚[27]。這是因為漢文化崇尚“和而不同”，而英語文化趨于構建辯論式、批評式的對話模式。同時發現，英語書評中的投射動詞、聚焦資源、動詞隱喻均多于漢語，這既可能是語言差異所致，也有學術論文寫作策略因素和思維模式因素[24,27,42]。

與此同時，為了建立真實可靠的作者形象，中國學者比西方學者更加重視文本的權威性和嚴肅感。不論是研究論文、論文引言或是書評，漢語的元話語出現頻率均低于英語[15,29,43]。其中，表達“不確定”態度的模糊限制語數量明顯少于英語[8,17-18]，表達作者深信不疑態度的強勢限定語（booster）則正好相反[8,16]。這可能是因為，漢語趨于使用直接明快的精確語言，而英語追求廣泛性和普遍性[17]。綜上，漢語學術文本中：“含蓄委婉”反映了謙虛低調的作者形象，利于保護讀者面子，提前避免潛在沖突；“嚴肅權威”反映了無可動搖的作者形象，可使讀者迅速接受研究結論和觀點。這二者看似對立，實為互補，共同構建起中國學者的勸說策略，這是有別于英美學者的主要特征。

三、評述和前瞻

綜上所述，從1991 年至2020 年，學術用途英漢對比研究取得了較快發展。第一，英漢異同分析的主要貢獻是形成了一套廣泛適用的分析框架。具體來說，首先，以定量統計結論為依據，對兩種語料庫中的詞語、句式、篇章模式等方面做出使用頻率對比。其次，從語言功能出發，對英漢作者的語言使用意圖和策略做出更高抽象度的描述。再次，結合專門用途英語/漢語、對比語言學、翻譯學、人種學、跨文化交際等理論，提出產生異同的原因。最后，提出研究的應用價值。

第二，研究問題廣泛、深入，人際關系構建成為研究焦點，匯集了本領域的絕大多數主要成果。這些研究不約而同地指向學術話語的一大重要特征：作者、讀者和文本之間的有機聯系是學術寫作的基本屬性，而非可有可無的“配料”。而在雙語語境下，人際意義詞語手段的選用反映了作者采取何種修辭策略來說服讀者接受結論和觀點，這些選擇和話語社團的語言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第三，方法上，越來越多的研究把被對比語言實體置于一定層次的語境中，這是因為文本類型、學科、語步都會對語言的形式和功能分析產生影響，從而影響標注、統計和對比。中小規模語料庫為主要文本來源，但近幾年大型語料庫也開始得到重視并應用于英漢學術語言對比[44-45]。

同時，本文認為，在異同原因闡釋、語料庫種類、短語對比、研究成果應用等方面，目前仍存在如下缺憾。

第一，多數研究似止于英漢學術話語現象描述，異同成因仍未得到充分解釋，不足以形成具有較高參考價值和可重復性的解釋路徑和對比標準。Mauranen 將學術話語特征分為“體裁驅動”（genre-driven）和“文化驅動”（culture-driven）兩大類，它們共同制約修辭策略的使用和修辭手段的選擇[35]。目前的研究對“體裁”因素考量較多，而“文化”因素調查稍顯不足。首先，多數結論試圖圍繞民族文化展開討論，自上而下推演至當地話語社團文化、教育文化等。但是，對隸屬于不同范疇和層級的文化如何影響英漢學術寫作，尚未形成系統性論述和確切、可操作的分析路徑。其次，對學科文化的分析不夠全面，“語言學”以外的英漢文本對比明顯不足。Taylor 等認為，跨語言學術文本對比研究“應尤其重視各個學科的修辭特征”[1]。隨著語料庫建設手段的日趨成熟，新的學科不斷加入應是英漢學術文本對比的趨勢。最后，Connor 認為，除了民族文化和學科文化，還應進一步考察更細微的“小文化”，譬如作者的年齡段、性別、論文寫作經驗等[5]。由此看來，學術用途英漢語的種種差異不能簡單歸因于中西方文化不同，而應視為由多種文化因素共同構筑而成。厘清這些因素的性質、種類、數量、脈絡關系、強弱程度是系統解釋學術英漢語差異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有個別研究建設了三種語料庫，即，在本族語學術英語、本族語學術漢語和中國學者所撰寫的學術英語。根據Yang 的研究，本族語英語論文中的情態動詞數量最多，本族語漢語論文數量最低，中國學者在國內刊物上發表的英語論文則介于二者之間[18]。此類研究目前尚不多見，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研究的復雜度所致。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三庫對比能夠為英漢差異解釋提供間接證據，有助于論證中國學者所撰寫的英語論文在何種程度上受到英語和母語的雙重影響，這對于英漢差異解釋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二，語料標注有利于語言意義和功能特征的詳盡描述。但是，長期以來，標注和分析的語言單位大小各異[46]。是否區分對待單詞和短語、如何劃定單位界線、如何明確短語長度，多數研究語焉不詳。短語是學術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36]。在語料庫驅動的對比短語學視角下，發掘詞語在高頻序列中的功能實現形式是考察雙語異同的關鍵任務[47]。但是目前，多數研究在分析被比對象時并不考慮詞語搭配，也很少將詞語置于高頻短語序列予以考察。無論是研究視角還是方法，對于英漢學術文本對比而言是一個值得探索和突破的重要方面[45]。

第三，或許是由于篇幅等原因，多數文獻僅簡要列舉研究的潛在應用領域，很少深入探討如何利用研究成果來解決現實中的具體問題。實際上，英漢學術文本異同研究對專門用途英漢語翻譯、寫作實踐和發表、EAP 教學有著較高的借鑒價值，尤其有助于中國學者在增進“本土文化認同意識”[39]的同時，“順利地進入特定的學術話語社團”[32]。大多數研究主張，我國英語學習者應提高跨文化差異意識，使之成為“話語專業能力”（discoursal expertise）[48]的一部分。不少學者認為，本國學者不應完全擯棄母語文化或照搬英語，而應做出適當修正以滿足國際評審專家和讀者的需求[49-50]。但是目前，還未有人專門討論英漢語學術寫作文化的對接，尚不清楚應在何種程度上有意識地調整本國文化慣例、在何種程度上非英語文化能夠被國際刊物接受[46]。這些問題起始于語言和文化，落腳于期刊論文發表的規則慣例及其變化，因此，目前基于多語種語料庫的定量分析可能已經無法完全滿足研究需求。這種情況下，通過調查、訪談等形式獲得質性數據[49]是另外一條同等重要的路徑。

上述研究方向和話題無疑需要從事對比修辭學、語料庫語言學、翻譯學、對比語言學、專門用途英語等領域的學仁進一步開拓，開展跨學科合作，以期獲取更全面、更可靠的學術話語跨文化差異，為科技文獻翻譯、專門用途語言教學、國際學術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