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中發展：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

苑朋欣

為了粉碎日偽的經濟封鎖， 改善軍民生活，山東抗日根據地把分散的農業、副業、手工業組織起來，聚集民間財力、物力，通過興辦合作社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發展，對于粉碎敵人經濟封鎖，推動根據地經濟建設，戰勝困難，保證軍需民用，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學術界關于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研究，主要圍繞陜甘寧、晉察冀、淮北、華中等革命根據地進行，而對山東根據地的研究相對薄弱，迄今尚未見專題論文發表，一些對山東抗日根據地作整體研究的專著對此也幾乎未有涉及①， 這就使得人們對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曲折發展的歷程及其重要性缺乏認識。有鑒于此，本文主要從其發展歷程及其歷史作用方面作一探討。

一、合作社的興起與衰落

全面抗戰時期，山東抗日根據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戰時經濟、小農經濟和封閉經濟，商品經濟不發達，群眾的經濟力量非常薄弱?？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日偽除了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的軍事“掃蕩”外，還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再加上連年發生嚴重的水、旱、蟲等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當時山東抗日根據地軍民“吃、穿、軍工原料、生活用品都非常緊缺”［1］(P563)，物資供應十分困難。 為了打破敵人的嚴密封鎖，山東抗日根據地采取了“合作社”這一形式，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進行生產自救。

當時， 各抗日根據地都從改善民生、 發展生產、 壯大根據地經濟的角度出發， 大力創辦合作社，以克服經濟困難。如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即頒布《發展合作社大綱》， 積極倡導創辦合作社。1938年， 陜甘寧邊區政府提出了推動合作社發展的方針。1939年，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頒發《各抗日根據地合作社暫行條例示范草案》，成為各根據地發展合作社的重要指導性文件。 在這種大背景下， 山東抗日根據地也把發展合作社作為一項重要的財經政策加以實施。1939年3月， 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以下簡稱“山東分局”）提出要開辦合作社， 并將其作為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2］(P392)。隨后，一些戰略區②按山東分局的指示，開始逐步組織起合作社。如1939年，魯中區即在沂南縣的孫祖、岸堤兩區開始組建合作社。同年，清河區部隊的后勤人員和當地政府在壽光縣牛頭鎮成立了消費合作社；不久，在廣北、壽北等部隊、機關駐地又辦起一些合作社。在濱海區，1940年3月，日照縣民主政府成立后，逐步組織起多個合作社。膠東區以北掖縣組織合作社為最早，到1940年下半年，已有“信用合作社19處，社員1230人；產銷合作社16處，社員4005人；消費合作社19處，社員6877人。共計54處，社員12112人”［3］(P506)。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在部隊、機關及各級政府直接領導與推動下開始發展起來， 但“因當時沒有經建科之類組織， 干部對合作社究竟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東西還不甚明了，所以合作社雖然有了相當的數目，但嚴格說來實業性質較差?！保?］(P389)

1940年8月，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工會”）成立③，在其《戰時施政綱領》中提出要 “努力戰時財政經濟建設”“發展合作事業”［4］(P350)。此后，在戰工會領導下，一些地區的合作社便在戰爭間隙快速建立起來。 在魯南區，據1941年5月的不完全統計，到1940年底，蒼馬縣組建鹽業運銷合作社3個， 社員106人， 股金11000元；文化合作社1個，社員125人，股本930元。臨沂縣組建消費合作社4個，社員165人，股本1818元；生產合作社1個，社員325人。邳縣組建生產消費合作社1個，股金700元；鹽業運銷合作社4個，股金4200元。鄒縣組建糧食運銷合作社2個，生產合作社1個。 邊聯縣組建大規模合作社1個， 股金3000元［5］。在清河區，到1940年底，在專署財經科推動下，廣饒、壽光縣成立席業合作社、鹽業合作社各1個，桓臺縣成立油業合作社2個，廣饒縣成立油業合作社2個，臨淄、博興縣成立棉、糧、運糧、運銷合作社4個［6］。膠東、濱海、魯中也在1940年建立起一批紡織、漁業、油坊、醫藥、供銷、運輸、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當時興辦的合作社作為群眾性組織， 是敵后經濟建設的新形態，種類多樣，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的多個方面，主要類型為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運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醫藥合作社等。

遵照戰工會的指示， 大批合作社建立起來了，但由于缺少統一領導，工作協調不夠，有的地方合作社出現了“各自為政、互相排擠、無組織、無計劃等現象［7］(P14)”，還有的地方出現了“營私舞弊、脫離群眾的現象”［7］(P15)。為此，1941年1月，戰工會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建立與健全縣合作社及合作運動委員會，將全省生產、運銷、消費等合作社，由各個地區統一領導。提出要使農村合作社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能夠起組織群眾的作用。對于不符合農村實際和營私舞弊、脫離群眾的合作社，要很好地改造。要求“農村合作社以組織生產小組、發展農村手工業為中心”［7］(P15)，還要求合作社“加緊生產日用必需品，如織布、熬鹽、開煤窯、造紙、造鞋襪、造農具等為中心”［7］(P5)。同時，鑒于仍有不少地區對合作社事業冷淡，合作運動發展不夠迅速，戰工會又提出發展合作社運動，要配合群眾組織共同進行，并公布了1941年合作社發展計劃，提出對于群眾組織有基礎的模范縣，在4月底，“每區至少要建4個生產合作社（連舊有的在內）、4個農業合作社、6個消費合作社［7］(P16)”。至8月底，“每鄉至少建2個生產合作社、2個農業合作社、4個消費合作社”［7］(P16-17)。 至12月底，“每村建立生產合作社1至2個，農業合作社1至2個；每5個村建立1個消費合作社；縣建立信用合作社1個［7］(P17)。對于群眾組織基礎較差的縣和初建立的薄弱縣，也都提出了明確要求。此外，戰工會還強調“合作社是經濟建設最重要的一項， 我們一定要把發展合作社運動，當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保?］(P18)

戰工會關于發展合作社的這些指示，對各地合作社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由于領導重視，各地合作社發展很快。在魯中區，到1941年3月， 泰山專區已有消費合作社66個， 股金36654元；生產合作社19個，股金42510元；運銷合作社3個，股金6240元。［8］到1941年6月，“除武裝部隊及群眾團體推動組織的合作社外”［9］，在各級政府直接領導與推動下，沂水縣成立縣合作社1個，基金11000元，鄉合作社2個；蒙陰縣成立縣合作社1個，基金7000元。南沂蒙縣成立縣合作社1個，基金18000元。 沂臨邊縣成立區合作社1個， 基金13000元，社員1400人，鄉合作社3個［9］。在魯南區，到1941年4月，臨沂縣成立生產合作社1個，消費合作社4個；邳縣成立合作社2個；邊聯縣成立運銷合作社1個； 蒼馬縣成立運銷合作社1個；鄒縣成立生產合作社2個。［10］在濱海區，在1941年5月前的三個月里，就開辦消費合作社22個，生產合作社4個，共有基金46308元；運銷合作社1個，基金2200元；信用合作社1個，基金3400元。［11］在膠東區，1941年合作社 “數量上東海即有200余處?！保?2］(P244)北海有信用合作社19個，社員1330人，股金9108元；產銷合作社13個，社員4005人，股金17661元； 消費合作社13個， 社員6877人， 股金34993元。［13］到1942年1月，膠東區合作社“又有驚人的成績”［14］，“而以東海區為最佳， 僅文登一縣就成立消費合作社110所，運銷合作社6所，鞋襪皮靴生產合作社6所，油業合作社8所，鹽業合作社6所，漁業合作社3所?！保?4］在清河區，到1941年5月，已建立席業產銷合作社37個，社員7614人，股金20031元； 油業產銷合作社共15個， 社員2392人， 股金45552元； 大椒產銷合作社22個， 社員2454人；運棉花合作社3個，股金1620元；鹽業合作社8個。［15］據1941年底統計，博興縣組織油坊合作社7個，消費合作社100多個［16］(P62)。當時合作社經過分紅，影響逐漸擴大，有的地區甚至未經發動，群眾自行組織起了合作社。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在1939年初即開始創建。1940年和1941年為其第一次大發展時期。1940年8月戰工會成立，合作社在其領導之下發展很快， 到1942年前全省曾有合作社1000多個［17］(P150)。但在快速發展中，由于一些合作社“在組織領導方面，缺乏經驗，對政策掌握不緊”［12］(P244)，“在業務上沒有明確的領導”等等因素［12］(P244)，以致當時的合作社暴露出很多問題：一是組織合作社的方式方法有問題。 組織合作社本應靠說服教育，吸收股金靠社員自愿。但當時組織合作社并沒宣傳動員，而是急于求成，大多數合作社是用攤派股金方式組織起來的，有的地方甚至用強迫命令的辦法來募集股金，社員認為這是合作捐錢的官辦商店，對自己所出的股金，認為是一種負擔。二是合作社的營業與群眾的利益脫節。一些消費合作社的消費品多是文具用品或軍用品，沒能根據群眾的需要進貨營業。因此，群眾對合作社態度冷淡，不十分擁護。三是合作社缺乏各種規章制度，缺乏民主。當時合作社不能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進行選舉，不征求社員對社務的意見，不報告營業情況，社員的民主權力得不到尊重，又不能按期分紅，故而社員沒有積極性［2］(P389)。四是更多的合作社存在著單純營利觀點，不去積極扶助群眾生產，而是專為賺錢打算，結果便與商店工廠沒有區別。

針對以上問題，山東抗日根據地民主政府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在實際工作中予以糾正。如1941年4月15日，戰工會發出《關于開展合作事業的指示》，內容包括如下方面：（一）各地在開始組織合作社之前，應作廣泛深入的宣傳與動員，俟群眾稍有認識后即進行組織，不得忽視宣傳或宣傳不深人即命令式的著手組織。（二）社員之入社要群眾自動參加，不得強迫，其股金更不得以攤派方式向各村各戶征收。（三） 合作社既組織起來，應充分發揚民主。合作社之負責人一定要在社員大會上選出， 政府不得包辦或指派。（四） 合作社對社員購用物品之優待辦法及分紅日期，要明確規定。 分紅日期一般以3個月為限［18］(P289)。針對合作社存在的單純營利觀點等問題，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1941年4月專門發表社論， 提出要糾正合作社的 “發財主義”，要以群眾的利益作出發點［19］。一些戰略區也提出要糾正合作社的“發財主義”［19］，要使合作社成為改善人民生活，抵制投機商人剝削，為廣大人民所自愿參加的組織。

1941年至1942年，山東的抗戰正處在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當時侵華日軍加緊對山東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蠶食”。1939年、1940年山東日軍千人以上“掃蕩”25次，其中萬人以上2次；而在1941年、1942年千人以上“掃蕩”達70余次，其中萬人以上9次［20］(P390),尤以1941年冬的大“掃蕩”最為殘酷。在上述“掃蕩”中，根據地被摧殘、分割和封鎖，許多地方變為敵占區和游擊區。而且，日偽在“掃蕩”和“蠶食”中瘋狂破壞根據地的經濟，破壞合作社。由于當時合作社“多是由政府機關采用行政手段和政府貸款組織的，尚未形成廣泛的、群眾性的經濟組織”［1］(P564)，一些地方的民主政府又放松了對合作社的領導，沒能鞏固社員中的積極分子，少數合作社負責人乘混亂之機貪污盜竊。盡管山東分局、戰工會多次發布指示，要求糾正合作社興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但都沒能在具體工作中切實實施，以致因沒有群眾基礎，在日偽1941年冬和1942年初“掃蕩”和“蠶食”中，1000多個合作社有的垮臺，有的名存實亡，合作事業日趨衰落，逐步轉向低潮。

二、合作社的恢復與發展

針對合作社中出現的不良傾向，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決定，山東抗日根據地開始對合作社進行整頓清理。1942年春， 山東抗日根據地提出了整理合作社的具體辦法，即：通過搞好試點，摸取經驗，以點帶面，推動合作事業健康發展。

當時，有些地區不但消費合作社多于生產合作社，而且消費合作社又大半采辦與群眾生活無關的非必需品， 使合作社成為上層消費場所。在整頓鞏固階段，根據地將不夠條件的合作社加以限制或取消，并將一村數處的合并為一處，統一資金，統一供銷。有的則變為生產小組，在合作社的統一領導下，供給原料，進行生產，或讓它推銷產品，開展生產和供銷業務。此外，還對合作社重新進行登記，核實社員數目，民主選舉社長，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同時吸收廣大群眾參加合作社組織，注意照顧到群眾的切身利益。據統計，到1942年11月，萊蕪縣已整理區合作社5個，村合作社31個。新萊邊縣整理區聯合社1個，村合作社15個。［3］(P513)

1943年起，山東抗日根據地接受正反兩方面的辦社經驗教訓， 開始停止大量發展合作社，采取“‘組織一個，鞏固一個’，‘培養典型，創造經驗’的穩扎穩打方法”［17］(P150)，講究質量，穩步前進。 特別強調合作社的基本方針是為群眾服務，以扶助群眾生產為其中心工作，通過合作社來扶助群眾發展紡織手工業。 同時提倡民辦公助，反對包辦、公辦，并繼續對過去剩下的合作社加以整頓改造，使其為群眾服務，轉向正軌。

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整頓和鞏固合作社期間，1942年12月，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總方針。1943年10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論合作社》的報告，指出合作社的性質就是為群眾服務。11月29日，毛澤東又作《組織起來》的講演，號召根據地軍民“組織起來”，并將合作社視為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最重要的組織形式。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為各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進一步推動了合作社的發展。

在這種情形下，為發展經濟，增加抗戰物力，山東抗日根據地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根據敵后方的經濟環境，提出各地要多籌辦生產和運銷合作社，少辦消費合作社。要求生產合作社以生產軍民日用品為主，運銷合作社以運銷食鹽糧食為主，消費合作社以人民日常需用品為主，一切非必需的消費品如奢侈品及迷信品等一律禁止。大生產運動開始后，山東抗日根據地又將發展生產合作社作為重點。 在大生產運動的推動下，山東各地大量種植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秋天獲得豐收。有了物資做基礎，根據地很快創辦了油坊、彈花、紡織、消費等綜合性的合作社。經黨政軍民共同努力， 合作社越辦越多。 在1942年和1943年兩年中， 全省除清河區和冀魯邊區外，合作社發展到1202個，其中，魯中413個，濱海250個，膠東366個，魯南173個［12］(P245)。大部分地區的合作社得到恢復并有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在整理和發展合作社的過程中，山東抗日根據地非常重視發揮模范合作社的示范作用。如山東省工商局曾在濱海區臧家莊培養了一個模范合作社?！霸撉f本來沒有紡織基礎，但經過合作社的扶助后，發展了一百多輛紡車，十幾張織機，合作社并且推動了附近村莊的紡織生產。 這樣一來，群眾對合作社的印象轉變了，很多村莊自動要求組織合作社?！保?7］(P42)還有的地方“采取了以老社帶新社，大社帶小社，典型引路的辦法，在每個區、每個行政村都逐步培植一個辦社辦得早一點、好一點的合作社”［12］(P388)，“目的是辦好一點，帶動一大片”［2］(P388)。此外，山東抗日根據地還開辦培訓班，訓練合作社干部。如“膠東區從1943年起開辦訓練班13次，先后訓練合作干部700余人”［21］(P18)?！棒斨袇^同樣開辦合作訓練班，并召開模范合作社會議（沂山區）， 對合作社提高鞏固幫助很大。 濱海區莒南縣運用召開合作社聯席會議，指導合作干部總結工作，交流經驗，提高他們業務知識，也有顯著收獲?！保?1］(P18)就這樣，由于工作方法較為得力，合作社在各地又大量發展起來。

當然，1944年前山東的“合作事業雖然已有顯著進步”［17］(P151)， 但群眾當時還沒有普遍翻身，大多數的合作社干部依然缺乏經驗，因此真正健全的合作社還只占少數?！疤貏e是合作社的領導成分，成為當時一個嚴重問題”［17］(P151)。有些合作社是由小地主發起組織的，他們組織合作社的目的，大部分僅在表示自己參加“抗戰”，而非真心來為群眾服務?！斑@樣的合作社大多數是有名無實，不起多大作用”［17］(P151)。有些合作社是中小商人發起組織的，他們組織合作社的目的，大部分是在騙取政府貸款，利用合作社的招牌經營投機貿易，對于扶助群眾生產也是不感興趣。有些合作社雖然是由群眾組織起來并負領導責任，但因他們缺乏業務知識，不善經營?！斑@樣當時就發生了一個矛盾，即合作社為地主商人所掌握，多不能為群眾服務；而由群眾自己掌握的，則又無經營的經驗”。［17］(P42)

進入1944年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形勢有了明顯改觀。隨著山東軍民對敵斗爭不斷取得勝利，根據地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谷招蝿莸暮棉D， 為開展減租減息斗爭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通過減租減息，減輕了群眾負擔，提高了農民的社會地位，調動了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推動了根據地各項事業的發展。同時，通過反霸斗爭和民主選舉， 農村中封建勢力受到打擊和削弱，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村級抗日民主政權建立起來。農民群眾普遍翻了身，實現了當家做主。在這種形勢下，“多數中心根據地的群眾開始發動起來，這時合作事業也就跟著堅實發展，合作社的方針方向更加明確了，許多合作社干部已經積累了一些業務知識， 能夠通過合作社長會議交流經驗，表揚模范，指導各合作社向著扶助群眾生產的正確方向前進?！保?7］(P151)“合作社的領導成分也有部分經過改造，有些基本群眾能夠運用民主方式監督合作社的業務經營，且有管理合作社的初步經驗，并有若干小地主小商人出身的社干在政府的獎勵和群眾的監督下，也知道為群眾服務，認識到只有扶助群眾生產，才能求得合作社的發展和自己的光榮前途?！保?7］(P151-152)“事實證明，群眾的抬頭翻身及其高度生產熱情，是發展合作事業的最重要的保證”［17］(P152)。在這種情況下，山東抗日根據地組建了很多真正能為群眾服務的模范合作社，合作社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生產組總結報告， 到1944年底，山東各種性質的合作社至少有2000個，資本2000萬元以上，其中，紡織合作社1224個，紡織工人5萬至10萬［22］(P81)。在1945年，據不完整統計，合作社已達5126個，社員140余萬人，股金近7000萬元（詳見表1）［23］(P130)。 這些合作社大多是由群眾自己組織、自己管理的，它與群眾生活已經緊密結合了。合作社普遍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表1 1945年山東省合作社統計表

此外，山東抗日根據地在村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后， 還成立了許多區聯社與縣聯社。1942年根據地即建立了很多區聯社，“但這時村社尚未健全，這種區聯社必然是干部包辦，脫離群眾的，因此完全失敗了”［17］(P49)。1944年以后，首先在沂北縣朱葛區，“產生了一個真正由群眾自己掌握，且為群眾所擁護的區聯社，在濱海區則開始產生中心社”［17］(P49)。于是1945年春天,根據地又提出組織中心社和區聯社，“經過一年的發展，魯中區成立了十幾個區聯社， 濱海區成立了7個區聯社和20多個中心社?！保?7］(P49)

1944年后，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業務隨著群眾需要逐步多樣化起來。為了粉碎敵人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 保證戰時軍民的穿衣問題，1944年前，山東抗日根據地“堅決執行布匹自給政策”［12］(P245)，通過合作社的方式組織群眾紡紗織布。由于政府供給原料，收購成品，并大量貸棉、貸款，紡織合作社發展很快，在合作社中所占比重最大。例如，膠東東海區1944年統計，紡織社占總數的73.4%，其他社占26.6%［12］(P245)。清河區發展最普遍的也是紡織合作社。濱海區一些縣紡織合作社占到了80%以上［2］(P390)。但到1944年后，根據群眾生產生活需要，根據地合作社又發展了其他業務，使得合作社在業務上有紡織、消費、運銷、酒業、漁業、鹽業、油業、醫藥、蠶繭、繅絲、木匠、制煙、染坊、粉絲、鐵工、農具、糖坊、糧食、骨粉、鞋、襪、水產、蔬菜等二三十種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 在恢復和發展合作社過程中， 山東抗日根據地始終注意把握住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如1943年10月， 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以下簡稱“政委會”）主任黎玉在施政報告中就指出，“目前合作社的組織應與發展手工業生產相結合”［3］(P501)，如組織紡織合作社、打油合作社、食鹽合作社等［3］(P501)。1944年1月，政委會發布《關于進一步發展生產保證軍民衣食供給的布告》，又指出“合作社是大家的經濟組織，一切紅利都由大家來享受”［24］(P4)，要求各地“廣泛發展合作社，切實糾正過去強迫包辦等流弊”［24］(P4)。1945年3月3日，政委會發出《關于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 再次指出“普遍組織為群眾服務的合作社， 這是開展群眾手工業生產之一中心關鍵。合作社必須掌握群眾路線，反對官辦，禁止強派股金，應為群眾服務，應由群眾民主管理（當然亦不放棄領導）。合作社的業務應以生產為主，兼營運輸、消費、信用等類工作，反對經營脫離群眾需要的投機買賣，并應當逐漸使合作社與農業勞動互助結合起來”［24］(P202-203)。這些指示對保證大部分合作社的健康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不可否認，1944年以后辦的一些合作社，仍存在包辦強迫命令及不為群眾服務等問題。例如，濱海區大山前合作社需要一個賬房先生，“群眾要選一個自己信任的人，而指導合作社的干部則硬要群眾用一個外來的人， 結果群眾不高興，但又迫于命令用上了， 結果不為群眾需要而辦事，賬目幾十本一蹋糊涂。一個大織戶又和賬先生結合搗鬼，從中貪污，大吃二喝，結果群眾消沉了，要退股，工作也消極了”［22］(P82)，合作社最終失??；臨沭縣東村合作社原先也辦得不錯，但后來也沒辦好。原因是動員入股時沒有向群眾講清楚為什么要入股，辦起以后干部不幫助群眾解決困難； 沭水縣馬莊合作社是以斗爭果實成立的，十二三個村干部在里頭吃飯，兩個多月吃了7000多元，群眾叫他們是“吃喝社”；南和霖合作社，群眾叫他是“剝削社”；這樣的合作社自然難以辦好［12］(P127)。 還有些合作社為了賺錢， 完全脫離群眾需要， 去經營與群眾生活毫不相干的投機買賣，甚至為多賺錢而剝削群眾，如有些紡織合作社把工資壓低，社員紡織成為強迫攤派。有些消費合作社把物價提高，壟斷市場妨礙自由貿易?！斑@樣的合作社必然與群眾對立起來， 沒有發展前途”［17］(P138)。盡管這屬個別現象，但也反映出合作社事業的復雜性和不平衡性。

三、合作社的作用和影響

由于日偽軍的破壞，又加天災為害，人民生活十分貧困，根據地軍工原料、軍民生活用品都非常緊缺。為此，山東抗日根據地在對敵進行經濟斗爭，開展群眾生產運動中，把分散的農業、副業、手工業組織起來，聚集民間財力、物力，通過大辦合作社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發展，對粉碎敵人經濟封鎖，推動根據地經濟建設，服務人民群眾，改善軍民生活，產生了重要作用和影響。

第一，增加了群眾的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很多合作社盈利后給群眾分紅，使群眾直接增加了收入。例如，沂臨邊縣兩個區的合作社成立后， 在1941年的一個月內便有數千元的盈余，除公積金公益金及獎勵金外，社員每股五角錢能分到一角錢的紅利［25］。海陽縣邵家村，過去原是個窮嶺。1943年秋天發起成立合作社，“最初動員入股時，窮的沒錢拿，財主不肯拿，幾經動員才湊集了4500元，只好做點小買賣，干到年底掙了500元?！保?］(P507)該合作社1944年5月底結算，每元股金能分四角五分的紅利。 而且由于群眾收入的增加，村里“現在已沒有一個要飯的了。前年還向外疃賣地，去年不但沒賣，倒有9家買了20多畝地?！保?］(P508-509) 臨沂縣柏家莊過去有7戶討飯的，“自成立合作社就不討飯了”［26］(P167-168)，滕縣大戈莊有個彭大娘曾為貧困所逼而投河自殺，參加紡織合作社后，“賺工資863元，買宅基一處，地一分三厘”。［26］(P168)魯中沂南縣合作社借糧借棉給難民或當地貧民紡線糊口，提高了婦女經濟地位，救濟了難民貧民。尤其是，合作社利用剩余勞力專攻紡織業，使得群眾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如在紡織業較發展的區域，大多數的農家不論男女老幼，都穿上了新棉衣，“再沒有人穿著單褲過冬的（穿單褲過冬在敵占區與大后方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從前百補千孔的破棉衣，也幾乎看不到了”［27］(P39)。合作社的發展，不但解決了老根據地很多人失業的問題，并且救濟了敵占區游擊區許多難民，使得群眾收入提高，生活得到改善。

第二，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方便了他們的生產和生活。很多合作社“初步認識了合作社的群眾路線，從工作中逐漸摸索著為群眾服務和民辦公助的途徑”［26］(P166-167)?！叭鐬I海區臧家莊子崖子合作社，魯中大諸葛區聯社等，群眾需要什么即辦什么：如群眾需要鐮刀掃帚時，就辦鐮刀掃帚；需要穿衣用布時，就轉作紡織?！保?6］(P167)在沂臨邊縣，“起初由于合作社多賣消耗品和軍隊用品，使老百姓最初不十分感覺需要， 后來注意到這點，提倡制油、做鞋、紡紗、織布，供給民眾需要”［25］。在敵人第一次“掃蕩”沂臨邊之后，許多民用的鍋都被敵人破壞了，合作社便抓緊時機到敵區去購置一部分鍋賣給民眾， 補救了老百姓的炊事用具?！捌渌鐜椭癖姶焊?，組織糧食與豬毛繩合作社都直接給老百姓以很大的利益?！保?5］海陽縣邵家村合作社兼營信用業務， 成立了個信用部，“信用部經常存有三萬到四萬元， 老百姓困難或趕集錢轉不過來，或是買個牲口，就向合作社借，運輸隊沒有車子的，便向信用部貸款。因為解決了問題，大家都很高興。出去趕集太誤工，而且買東西也貴，經過社員討論后，又決定成立一個消費部，設二人統一負責采購，使利錢不外流。消費部貨物由運輸隊運，省工又省錢。消費部的貨物，總比集上便宜，肥皂集上二元五角，合作社只要二元三角，全村老百姓更加高興了”［3］(P508)?！坝挚吹酱逯杏腥瞬×藳]法治，窮人吃不起藥，便商議著成立了一個醫藥部， 合作社拿出了六千元資本，找三個人負責，貧苦抗屬、赤貧群眾看病吃藥不收費，一般的抗屬九五扣優待，普通治病藥價也很便宜，過年也不用打人情”［3］(P507)。膠東牟平醫藥合作社，“分區診治群眾痞疾， 窮苦的免費，得到群眾擁護”［26］(P168)。 榮成醫藥社辦得特別好，許多地方干部和部隊戰土都愿到那里去治病。魯中大諸葛區聯社醫藥部，“開設藥店減價售藥，治療很多病人，群眾普遍擁護”［26］(P168)。

第三，發展了根據地生產，增加了戰時物質資財的供給。合作社的發展，生產了大量物資，對保證軍民必需品的供給起了很大作用。山東抗日根據地處在敵后農村的環境中， 經濟文化落后，有些生產生活必需品甚至全部依靠敵占區，在這樣的環境中，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做到自給自足。通過發展合作社，到1945年3月，山東抗日根據地已“使一部分日常用品初步自給”［24］(P193)。 尤其是大批紡織合作社的建立，大大推動了紡織業的發展，如1945年全省已有紡車720735輛，織機106227張，共生產大布達1251837匹［26］(P166)，這對保障根據地軍民衣被供給發揮了重要作用。山東除渤海區外，膠東、濱海、魯中、魯南大部分地區，原先紡織生產都不發達；全面抗戰爆發后洋布不易進口，而且價格昂貴，連軍衣供應也很困難。通過興辦紡織合作社，基本上保證了對根據地軍民布匹的供給。據1944年7月1日《大眾日報》載：“膠東區和魯中區去年即已達到軍民所需要布匹的全部自給，今年已有剩余，可以供給其他地區。渤海區原是輸出布匹的地方，自然更無問題。濱海區和魯南區，紡織業的基礎比較薄弱，濱海區于去年做到軍隊所用布匹的全部自給，今年可以供給人民所用布匹的半數以上。魯南區去年因斗爭環境十分緊張，未能開展紡織生產，今年將可以供給軍隊所用布匹?！保?7］(P38)到抗戰勝利時，各根據地“所產土布大體上已可自足自給”［17］(P7)。 從前敵人用封鎖洋布來加劇抗日根據地的困難，以至于到后來只得改用傾銷洋布來企圖阻撓根據地紡織手工業的開展，“敵人的封鎖政策宣告失敗了”［27］(P38)?？梢哉f，山東抗日根據地由于合作社等經濟事業的發展，“保證了軍用，供給了民需，打破了敵人封鎖”［22］(P77)，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四、結語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的?？v觀其發展歷程，經歷了興起與衰落，爾后恢復和發展兩個階段。當然，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合作社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大部分地區還屬新生事物，由于經驗不足，走過了一條曲折發展的道路。 但經過幾年的探索實踐，“逐漸克服并糾正了某些缺點和偏向”［26］(P173)，最終普遍健康地發展起來?！叭罕妼献魃绺M一步有了認識，由對合作社懷疑歧視不敢接近”［26］(P167)， 開始轉到“積極參加合作社， 熱烈擁護并依靠合作社”［26］(PP173)。

在山東抗日根據地， 合作社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開展對敵經濟斗爭的一種重要方式。在當時，“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由于它的分散性、落后性，必然成為貧困和痛苦的根源”［17］(P138)，“用合作社來組織小農業和小手工業，使它逐漸向著集體經濟發展”［17］(P138)。改變了農村的經濟模式，改善了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物質保證，也為解放戰爭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合作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在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史上寫下了不可忽視的一頁，其曲折發展的歷程及其經驗教訓，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我們總結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曲折發展的歷程，汲取其歷史經驗，對于推進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及農村合作事業的發展，應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注釋：

①關于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研究論文，主要有閆慶生、黃正林《論陜甘寧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載《甘肅理論學刊》1998年第12期；馬冀《抗戰時期陜甘寧根據地農業合作社的績效分析》，載《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俞小和《調整與變遷：淮北抗日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載《安徽史學》2013年第4期；苑書聳《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載《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黃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經濟》，載《軍事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對山東抗日根據地整體研究的專著，如申春生《山東抗日根據地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岳海鷹、唐致卿《山東解放區史稿·抗日戰爭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89年版。

②1944年以前， 山東抗日根據地共有6個戰略區，即魯中區、魯南區、濱海區、膠東區、清河區和冀魯邊區。1944年1月，冀魯邊區和清河區合并，成立渤海區。此后，山東抗日根據地共5個戰略區。

③1940年8月， 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成立。1943年9月，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改稱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1945年8月， 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改稱山東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