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研究

李德奇,楊 明

(1.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2湖南師范大學 體育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1 問題的提出

在新時代中國經濟該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明確指出,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1]。李克強總理也結合國際發展趨勢指出“在經濟領域,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催生了大量個性化需求,極大改變了供需結構,讓整個經濟發展模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2]。依托以數字為基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制造業智能化、服務化不僅是整個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引領和驅動我國制造業實現轉型升級的決定性力量,更是我國制造業企業產品實現價值增值的主要來源渠道[3]。在國家政策層面,《關于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也于近日出臺,表明兩業融合成為推動制造業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體育用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由此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需要抓住歷史契機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進而促進自身轉型升級以及打破產品低附加值的“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的困境。

2 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的理論分析

2.1 從“兩種機會窗口”角度來看

從闡述經濟發展演進規律的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角度來看,世界上不同的經濟體可以劃分為先發與后發國家兩類,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依托工業革命與全球化貿易奠定了自身先發的經濟地位,并使自身的科技創新產生了知識外溢,影響并決定了后發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即英國演化經濟學家卡洛塔·佩雷斯(2003)所認為的“第一種機會窗口”,也就是說,當某種技術及其配套體系在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產生、發展并趨向于成熟后,后發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自身勞動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從全球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組裝這一底端環節入手逐步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利用自身后發優勢(Latter Superiority)對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實施技術模仿與追趕從而促進自身經濟發展,但由于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已占據技術創新制高點,采用這種跟隨模式進行后發追趕的后發經濟體(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很難縮小自身與后發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差距,并且會因技術差距產生響應的產業及蟾皮生產率差距進而產生經濟差距[4]。以數字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了“第二種機會窗口”,也就是說對于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后發經濟體(發展中國家)而言,當前仍處于起始階段的新技術革命將賦予他們同樣的經濟發展機遇窗口,使他們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后發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較之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更快的適應、接受、發展和應用新技術革命的成果并其自身國內巨大的內需市場規模依托,將會實現跳躍式發展。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本質上是一種“換道超車”型的轉型升級路徑,其實施的戰略前提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來臨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為基礎的高新技術從而在體育用品對外貿易獲得轉型升級以及主導權。就其內涵而言,“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依托新一輪科技革命實施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實質上是轉化發展模式,從新的發展方向上進行突破,打破自身在體育用品全球價值鏈中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價值環節“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的困境,從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價值的高端環節切入的轉型升級和跨越過程。

2.2 從附加值“彩虹曲線”來看

2.2.1 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附加值形成。所謂智能型制造(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IM),是指以先進的產業技術平臺作為物質載體,有機融合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網絡技術并進行有效的整合集成化運用,貫穿、落實于設計、生產、管理和服務等制造活動全生命周期領域,具備對制造信息進行快速搜集、感知及集成,對制造全過程進行智能優化流程處理及精細化自控控制,同時能夠及時反饋調整等功能的先進制造過程、系統與模式的總稱[5]。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作為一種新興生產方式、先進制造過程為體育用品制造產業附加值曲線帶來了新的變化契機:①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及其運用終端如電腦、智能手機的大眾化、普及化將會打破橫亙于消費者和制造商商之間的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消費可以通過在線購物平臺進行體育用品產品購買,導致廠商原有的消除信息不對稱、進行產品差異化信息傳達的品牌以及方便消費者購買的營銷渠道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影響越來越弱,而各類新型電商服務如個人定制化服務以及應用APP的逐步興起使得廠商的品牌以及營銷渠道日益失去效用,品牌以及營銷渠道環節所帶來的附加值也開始逐步降低。②在各類產品極大豐富的消費時代背景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日趨多樣化和個性化,愈來愈重視體育用品產品品質以及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及時滿足,云計算、大數據的出現將使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以參與產品研發、設計等形式實現定制化服務,而以威客(Witkey)、眾包(Crowdsourcing)為代表的消費者主導型產品研發設計平臺的出現,可以對廠商壟斷的研發設計環節進行有效的替代和補充,從而導致價值鏈上研發設計環節的科技水平及附加值開始下降。由此可見,體育用品生產制造環節通過智能型制造的改造與賦能,使其超越了研發設計和營銷渠道環節開始成為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最為關鍵的環節,其技術研發水平和附加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2.2.2 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附加值形成。所謂服務型制造(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SOM)是指為了提升產品生產制造環節中各利益相關者的附加值,通過運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各種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服務化新技術使得產品與服務融合,消費者全程參與產品設計研發、生產制造、品牌策劃、營銷推廣等一系列環節,廠商間進行相互協作用以提供生產性服務及服務性生產,從而實現原有的分散化的設計、制造、技術、管理、信息資源的整合集成和優化運行,并且有效達成各廠商間的設計協同、制造協同、供應鏈協同的一種新型制造模式[6]。由此,所謂服務型體育制造就是圍繞滿足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為中心,通過體育用品制造廠商的緊密分工協作從而為消費者提供“產品+服務”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整體解決方案,是以對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滿足從而創造高附加值及高利潤的新型制造模式。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向服務型制造轉型升級,能夠有效提升產品附加值。首先,在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中,服務理念及其要素是始終貫穿于整個價值鏈活動之中的,通過產品與服務的有機融合、廠商與消費者的全程參與、生產制造環節中各利益相關者的協作與溝通,從而完成一個面向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價值創造過程,并從中獲得較高的附加值(見圖1)。其次,在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中,其價值創造超越了傳統的體育產品生產制造這一核心,是以通過供給具有服務內涵的體育用品產品以及依托產品的服務,從而為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滿足提供一種系統化的解決方案,企業則因此獲得了較高的附加值[6]。最后,從事服務型體育制造的廠商不僅能夠通過提供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產品+服務”的解決方案中獲得較高的附加值,同時企業還能夠借助企業間的制造資源整合運用以及核心競爭力高度協同,通過產能外包等形式將其從弱勢的價值鏈環節中解放出來,更聚焦于自身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價值鏈環節,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從而增加企業競爭優勢和附加值。

圖1 傳統體育用品制造產業鏈與服務型體育用品 制造產業鏈的價值鏈比較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改編自參考文獻[6]

2.2.3 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附加值彩虹曲線。不論是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還是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其本質都是將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網絡技術運用于體育用品的生產制造環節,從而使得這一傳統的低附加值環節通過滿足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獲得高附加值,并成為整個體育用品制造價值鏈中的關鍵環節,由此導致體育用品制造產業價值鏈附加值曲線產生180°翻轉,直觀呈現出兩端低、中間高的彩虹形狀即“彩虹曲線”(見圖2)。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與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在附加值上呈現“彩虹曲線”的原因在于:①智能型及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將消費者、經營者以及生產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根本性的變革,消費者從體育用品制造產業全球價值鏈中的末端位置提前至起始位置,形成了圍繞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為生產先導的的C2B(Customer-to-Business)、C2M(Customer-to-Manufactory)的根本性變革。整個體育用品生產制造流程的發起方由經營者(如NIKE等跨國公司)、生產者(代工企業)轉變為消費者。消費者從產品購買者轉變為產品生產制造流程的全程參與者,在產品研發、原材料采購、生產制造、物流配送、品牌傳播、廣告營銷乃至于售后服務具有影響力和建議權,從而使自身的需求特別是個性化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因為智能型及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能夠最大限度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因而消費者會以付出較高價格的形式作為價值交換,即對于智能型及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而言能夠獲得較高的附加值及利潤率。②從創新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創新作為一種投入其轉化為價值的過程,具有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創新不一定帶來價值收益,因而為使創新獲得最大的價值收益,創新與市場需求之間需要最短的距離,從而打破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有效滿足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即創新與市場需求之間的距離越短,創新轉化為價值的成功率就高。在智能型及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彩虹曲線”中,消費者全程參與到產品全生命周期,從而使創新與市場需求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能夠生產出適銷對路、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例如消費者參與到產品研發設計環節,在該環節中溝通表達并參與設計出能夠滿足自身個性化需求的產品,從而使產品市場檢驗過程被提前至研發設計階段,降低了產品生產過程的試錯成本和銷售成本,進而提升了產品附加值。③智能型及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彩虹曲線”促進了制造與服務的融合,在“彩虹曲線”中,服務要素始終貫穿于整個價值鏈,包括消費者需求信息的收集整理、生產資源配置、產品設計研發等各個價值增值環節,通過服務要素使得價值獲得持續增值。

圖2 產業價值鏈附加值彩虹曲線示意圖

3 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的概念及內涵

3.1 概念

制造這一概念具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制造是指從原材料變成成品或者對零部件進行組裝、裝配的制造加工環節[7]。依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教授所提出的價值鏈理論,價值可以依據觀測角度不同劃分為企業價值鏈和產業價值鏈。企業價值鏈是由企業這一組織范圍之內的各類增值活動所構成的集合,包括消費者需求信息的收集整理、生產資源配置、產品設計研發、生產制造、包裝設計、物流配送、品牌傳播、廣告營銷、售后服務以及增值服務等多個環節[8]。由制造以及企業價值鏈這兩個概念出發,本研究認為所謂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是指依托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高新技術,圍繞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在企業生產制造環節乃至企業價值鏈全環節實現制造與智能、制造與服務的融合,從而大幅度提升該環節乃至全生命周期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以及附加值量。從而擺脫對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所構建的體育用品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嵌入的“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的困境,實現彎道超車式的轉型升級的道路、途徑。

3.2 內涵

3.2.1 企業價值鏈與產業價值鏈存在互相轉化的關系,當相關價值增值活動在同一個企業內完成,則這一價值增值活動的不同環節構成了一條企業價值鏈;如果相關的價值增值活動在不同企業間完成,則這一價值增值活動的不同環節就構成了一條產業價值鏈[8]。推進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向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可以推動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企業在企業價值鏈中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包裝設計、物流配送、品牌傳播、廣告營銷、售后服務等各個價值鏈環節實現全面轉型升級。企業價值鏈實現轉型升級則有助于整個產業價值鏈的轉型升級,即實現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轉型升級。同時可以實現我國整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由粗放型、外延型向集約型、內涵型轉變。

3.2.2 當前主導并治理體育用品制造產業全球價值鏈的NIKE、ADIDAS等跨國公司之所以能保持其在價值鏈中的主導地位和治理權,不是通過傳統的經濟壟斷方式來加以實現,而是通過技術創新→技術壟斷→市場壟斷的創新性壟斷方式來得以實現。享譽世界的的跨國公司理論專家、聯合國跨國公司與投資司首席顧問鄧寧和金德爾伯格等專家認為,當今跨國公司的最大的核心競爭優勢是其技術壟斷優勢,技術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跨國經營得以實現的根基所在,但是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導致企業技術壟斷優勢呈現動態發展的特征,而非一成不變,一旦作為擁有技術壟斷優勢的跨國公司在技術、創新上停滯不前或是發展速度呈現相對落后趨勢,則其在價值鏈上的主導地位和話語權也將隨之消失[9]。由此后發企業如果能夠通過實施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處于同一起跑線的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具有打破跨國公司技術壟斷優勢的可能性,也存在主導價值鏈的可能性。

3.2.3 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與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之間存在產業鏈、價值鏈之間的聯系。也就是說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引領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發展,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是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的具體延伸。通過邏輯分析,我們可以認為智能制造作為一種操作主邏輯貫穿于體育產品的全過程,也即是說消費者作為消費主體不僅能通過需求表達來獲得個性化、多樣化的產品,也可以作為生產主體進入到體育用品生產制造的全生命周期,使其符合自身的個性化需求[3]。

3.2.4 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的底層邏輯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圍繞增加企業價值鏈中生產制造環節乃至企業價值鏈中全環節附加值,通過實施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處于同一起跑線的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實現“換道超車”的轉型升級路徑,在實質上是一種另辟蹊徑的發展模式,是直接從技術研發等“高端”環節切入的轉型升級和跨越過程。

4 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的可行性分析

4.1 智能型、服務型制造轉型是各國大力推行的國家戰略

現代社會的本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工業化社會,制造業作為現代工業化社會中的支柱性部門,被廣泛認為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對于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而言,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去制造業化”、“脫實入虛”將會帶來其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震蕩和國家競爭力的弱化與缺失,因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解決其勞動就業、重新攫取高額利潤紛紛提出并實施“制造業回流”、“重振制造業”戰略,該戰略的核心是對傳統制造業進行轉型升級打造先進制造業,進而打造國家制造業新型核心競爭優勢,其中代表未來趨勢和主流的智能型制造和服務型制造成為先發經濟體(發達國家)的主攻方向。例如美國在當前以“工業互聯網”和“新一代機器人”作為實施智能制造的戰略基點與抓手;德國提出“工業4.0”;法國實施的“新工業法國計劃”。對于我國而言由于目前已經進入到加快打造世界制造強國的發展階段,例如我國在2015年所推出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明確指出:“以推進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推動跨領域跨行業協同創新,推動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就體育領域而言,《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等頂層政策文本都提出要“推動智能制造、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體育制造領域應用?！庇纱丝梢?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符合國家戰略方向與要求,受到政策扶持與引導。

4.2 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低端鎖定的情景適宜實施智能型、服務型制造轉型升級

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的低端鎖定可以劃分為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直至目前在總體上仍然嵌入體育用品制造產業全球價值鏈中的生產制造等低附加值的低端環節,從而導致形成產品低附加值的“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的困境。第二個層次是從產業性質而言,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內部的產業部門由于缺乏技術創新導致在整體上屬于勞動密集型和粗放增長型產業,較少有高新技術型產業和戰略型新興產業。第三個層次是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通過多年發展目前呈現出大眾化、一般性產品產業過剩,個性化及差異化產品短缺,通過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將會有效解決上述低端鎖定的問題。一是通過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能夠在生產制造環節乃至企業價值鏈全環節實現制造與智能、制造與服務的融合,從而大幅度提升該環節乃至企業價值鏈全環節的科技、服務水平以及附加值,從而促進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全面轉型升級。二是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在本質上是一種創新驅動型的制造業發展模式,通過運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高新技術,有助于轉型升級為技術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型產業和集約發展型產業。三是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主要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為目的,同時改變了消費者與經銷商、生產商之間的關系,消費者可以參與進產品生產制造的全生命周期,從而實現隨時參與、決策并自由配置環節上的各個功能組件,使其符合自身的個性化需求,從而促進了供給側和需求側耦合。此外,在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推進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我國與發達國家擁有的是同樣均等的發展機會,我國可以充分發揮后發優勢以及在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通過實施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推進傳統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從而使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實現轉型升級及跨越式發展。

4.3 部分核心企業及東部地區的相關實踐卓有成效

目前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在我國并不只是理論及趨勢上的探討,部分核心企業如安踏、特步、361°以及我國體育用品制造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已經開始進行相關實踐并取得良好的成效。例如在2017年6月特步正式推出與阿里云共建的“全渠道營銷平臺”。該平臺主要是運用新興互聯網技術、云計算技術和智能技術,通過升級和整合特步原有的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計劃平臺)、DMS(Dealer Management System,經銷商管理系統)、IMS(Inventory Management System,庫存管理系統)搭建集成為包含整合競拍平臺、APP 微營銷平臺、線上商城平臺、LBS 平臺、萬商聯盟、商城連鎖平臺、供應商平臺、分銷平臺的全渠道營銷平臺。該平臺不僅能為特步產品銷售提供包括網絡營銷渠道在內的多元化渠道,更為重要的是能夠針對不同客戶制定出不同的個性化銷售方案,從而實現精準營銷,減少客戶選購產品的產品成本與時間成本。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識別客戶需求和消費特征,提供相應的產品配套服務,從而增加客戶消費體驗、培養客戶感情以及忠誠度,帶給消費者“賓至如歸”的服務體驗[6]。又如通過對李寧、安踏、匹克等核心企業的企業年報等資料的分析,目前上述核心企業紛紛進行智能型、服務型制造戰略轉型,并取得了不俗的業績。

5 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的實施對策

5.1 強化政策引導、完善政策體系

由于目前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與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在總體上尚處于實施的起步階段,因而需要通過強化政策引導、完善政策體系來加以扶持。

5.1.1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展改革委、體育總局需要依據《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的“(二十一)支持體育用品制造業創新發展。推動智能制造、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體育制造領域應用”這一具體發展任務組織建立工作聯席會議制度,依據當前智能型體育用品制造與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發展的具體情況,統籌合作、協調共進強化政策引導、完善政策體系從而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路徑的實施。

5.1.2 完善的政策體系應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建立和完善選擇性與功能性產業政策,制定推動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的關鍵領域、關鍵技術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同時也要積極定制促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發展的人才培育、創新激勵的功能性產業政策。二是針對不同企業類型制定和實施不同的扶持政策從而實現分類指導、精準施策。一方面要出臺支持業內核心企業從戰略高度著眼,整合各項資源推進及實施發展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體育用品外對貿易領域中民營中小企業數量占據多數的現實情況,出臺相應扶持政策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政策。三是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政策體系中既需要制定培育新興產業部門的政策,同時也需要制定支持傳統產業部門的優化升級政策。四是完善和落實相關配套政策,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發展。這些相關配套政策主要是財政資金傾斜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扶持政策、采購扶持政策、消費激勵政策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

5.2 強化國際合作、開拓國內外市場

5.2.1 為有效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發展,國內體育用品對外貿易企業需要與供應鏈中的國內外企業進行深度戰略合作,努力實現自身產品核心關鍵部件與中間產品供應鏈的穩定性以及多元化,同時降低采購成本以及規避單一渠道采購風險。

5.2.2 為迅速形成品牌以及技術優勢,鼓勵一些國內企業對已經具有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核心技術以及品牌的中小企業進行并購以及戰略合作;同時也鼓勵國內企業積極“走出去”,開展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資源、技術、管理以及平臺的合作,實現價值鏈的國際整合與運行優化。

5.2.3 鼓勵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轉型升級卓有成效的國內核心企業在“自貿區”、“保稅區”等對外貿易特區中建立國際總部,從而抓住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領域中的“第二種機會窗口”,借助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實現換道超車,追趕上NIKE等跨國公司。

5.3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

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就其本質而言,突出了制造過程中的創新研發以及各種專利和技術標準的制定與運用,因而為有效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發展,首先要推動“知識產權強貿”戰略,圍繞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中的技術、質量、品牌和服務為核心的競爭新優勢基礎上,大力培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領域中的技術、專利、標準等知識產權,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強知識產權與體育用品對外貿易相互滲透、影響,促進彼此發展。一方面借鑒國外在智能型、服務型制造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行之有效的經驗啟示,在相關的規則制定、機構設置、執法司法、資金支持、對外交涉、國際合作等方面推進政府、企業、協會、服務機構等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加大對知識產權違法行為的行政以及刑事執法力度,對于侵犯諸如專利等產權侵犯行為必須依法依規及時懲處。結合當前經濟發展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態勢,需要具有前瞻眼光和戰略格局積極推動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政策的完善。另一方面也要在國際貿易中不斷強化國際知識產權規則制定、調解與執行的話語權,將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國內知識產權法與國際知識產權法進行有機融合,并實行具有差異化的保護政策,在實現于國際貿易伙伴間的互利共贏的同時更好服務我國的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商海外知識產權維權[10]。

5.4 核心企業以及發達地區積極率先推進

5.4.1 對于企業而言,由于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需要具有較好的技術研發、資金資本、人力資源、客戶市場等資源與條件作為基礎,因而需要核心企業積極率先推進,事實上目前我國一些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實踐較為成功的企業大多是行業內的核心企業。政府以及行業組織需要選準和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企業,從而起到示范帶動、經驗輸出、樹立品牌、集聚人氣的作用。此外,核心企業率先積極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不僅僅是實現智能化、服務化前沿體育用品制造技術的突破,更是將這些前沿技術嵌入進整個企業技術創新系統、管理系統以及嵌入進企業的治理結構與組織結構,從而促進企業整體核心競爭力的形成與發展[11]。

5.4.2 我國東部地區依托地理區位優勢,承接國際體育用品制造產業國際轉移發展成為我國體育用品對外貿易的發達地區,然而經過30、4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對外貿易發展所依托的生產要素條件發生巨大變化,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以及環保約束相繼出現,加之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在體育用品出口貿易上與我國形成了低檔次、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競爭,導致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對外貿易已經進入到必須依靠技術進步以及產業變革促進轉型升級的新發展階段,在東部地區大力發展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是適應該地區體育用品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同時東部地區作為我國智能型制造、服務型制造的先發地區業已形成了一定的核心帶動作用,在東部地區率先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具有一定的地域優勢。

5.5 深化示范應用探索推廣新模式

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不可能一蹴而就,比較現實的實施戰略就是在李寧等核心企業以及長三角、珠三角、海西等體育用品制造產業集聚的產業高地,進行合理范圍的試點示范,總結這些企業以及區域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的實踐經驗,并對這些經驗進行標準化體系制定,從而為整個行業的大規模應用提供標準化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我國體育用品制造企業類型多樣、細分行業種類較多,同時東、中、西部區域間存在發展梯度階差,因而需要在實施重點、推進路徑、扶持政策上有所區別和側重,需要通過創新提出不同的具體化、在地化的推廣模式,從而確保推進智能型、服務型體育用品制造進程順利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