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化”傳承的三維空間研究

祁夢鴿,倪依克

(1.廣州體育學院,廣東 廣州 510500;2.廣州新華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0)

1 問題的提出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體育非遺”)作為中華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生活經驗和集體情感的重要載體。體育非遺與民俗、時令、價值、信仰、精神、地域、水文、道器、技術、場地等有一定的依存關系[1]。另一方面,與物質文化遺產相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在于“人”,體育非遺的“活態化”傳承離不開“人”在其傳承與發展過程中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以此展現“人”的主體性價值。因此,要想傳承和保護好體育非遺文化就要重視傳承主體的價值,并將與之有關的依存物一并保存。然而縱觀我國體育非遺傳承與保護的現狀,其傳承空間中的相關要素并未得到系統性的保護,使得其生存環境萎縮和生存土壤缺失,削弱了其生存的根基和空間,體育非遺最終面臨著命運的終結。在此背景下,建立體育非遺“活態化”的傳承空間成為體育非遺整體性傳承和系統性保護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當前關于體育非遺的傳承和保護多數為靜態研究,所以,運用空間理論審視體育非遺的傳承與發展,有助于打破靜態保護的孤立性與被動性[2],在靜態保護的基礎之上增加動態的體驗與感受,有利于實現體育非遺的“活態化”傳承。

關于空間理論,最先是在1974年由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列斐伏爾提出。列斐伏爾在“空間實踐-空間表征”二元論的基礎之上引入他者(表征空間),同時提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的論述,建立了“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表征空間”三元一體的理論框架。他者(社會空間)的引入使得二元思維的“兩擇其一”(either or)的辯證模式就變成了“兩者及其他”(both and also)的模式,列斐伏爾將其稱為三維關系辯證法,即無限開放的觀念[3]。以此空間成為認識世界、反映世界本質的最高概念和最新維度,并在空間轉向的過程中成為社會或文化的批判性理論。目前,關于空間的分類存在多種探討和爭論。本研究依據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的內涵,將體育非遺的傳承空間分為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三種類型。三種類型空間之間兩兩互為動態的辨證關系,這一分類方式將體育非遺的“原生性”和“建構性”多維空間形態融為一體,內涵上體現了“時間、空間和時空屬性”的研究體系和空間生產從“空間中的生產”到“空間的生產”的變化特征[4]。其中物理空間主要以體育非遺的生存場域和自然生態環境為基礎;社會空間主要指體育非遺傳承過程中各種社會關系的重構和轉換;文化空間是體育非遺實踐活動的表征,屬于精神和記憶等層面的空間。在全球性現代化變革的潮流和趨勢中,觸發了中國體育非遺“物理-文化-社會”三維空間中的轉變,一方面,以農耕文明為主導的體育非遺的傳統傳承空間逐漸流失或萎縮,與此同時,又在工業文明的進程之中不斷重新建構新的結構和形式,以此賦予了體育非遺當代人的思想意識和審美情趣?；诖?本文以“物理-文化-社會”的三維空間為基本邏輯,對于體育非遺傳統傳承空間的流失與萎縮和現代傳承空間的重構進行雙向探討,以期為體育非遺的“活態化”傳承提供理論依據與方法指導。

2 體育非遺與“物理-文化-社會”傳承空間的關系

體育非遺作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遺產的一種形態,源于歷史,存續于當下,并在社會變革和文化變遷的過程中延續于未來。然而伴隨著現代化的滋生和形成,體育非遺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領域的作用下,其傳統的“物理-文化-社會”的傳承空間逐漸流失和萎縮,導致體育非遺的自然場屬性的轉變、文化符號的失落及社會關系的重組。

2.1 物理空間:現代化進程導致傳統傳承空間消失與萎縮

工業化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最首要的特征。工業化推動了市場化,也帶動了城鎮化,而城鎮化是工業化的主要副產品。以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文明為樣板,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習慣逐漸代替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成為新時代社會生活的主流形式。體育非遺產生并發展于農耕文明之中,村落是體育非遺存續和發源的主要場域。而工業化的出現使得原本生存于農村土地上的人口流向城市,與此同時,伴隨著工業制度的出現使得農村人口向城市大量集中以及升學、婚嫁等成為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重要方式,導致以村落為主體的自然傳統的傳承場域出現了“空心化”的現象。在多數的體育非遺傳統村落之中,新一代的青年傳承人因城鎮化的浪潮導致與體育非遺傳統空間的斷裂,因而造成其文化認同的缺失。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生產活動以獲取財產為必要基礎,而傳統的體育非遺不以獲取較大的經濟利益為主要任務,因此在新的社會背景中逐漸被邊緣化。

2.2 文化空間:新興文化的強勢侵入導致傳統文化日漸衰微

體育非遺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產生于生產勞動、軍事、游戲等的體育非遺項目衍生了新的文化意義和文化符號。然而隨著現代化社會轉型的加劇,傳統的理念無法內化于現代化經濟、政治、社會的多重維度的文化空間之中。因此為了獲得迎合大眾審美需求以及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資本的利益,體育非遺項目不斷被包裝成所需要的形式,傳統的文化表達在外來文化和新興文化的重塑下成為人們所追求的新的文化符號,其精神和內涵為順應多種人群的需要,呈現出多樣文化表達形式,最終的本質仍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在西方霸權體育文化的強烈沖擊下,造成傳統體育非遺自身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缺失,然而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相互沖擊的狀況下,傳統文化并未被現代文化完全沖刷,體育非遺的現代化傳承更沒有對于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而是在增強體育非遺文化自身的自主性基礎之上對于傳統文化的再生產和再創造,最終形成多元一體混合嵌套的文化空間。

2.3 社會空間:生產關系的轉變使得傳統傳承體系漸進沒落

科學的工業生產體系的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創新,使得原本以信仰、情感為依據的風俗習慣和倫理規范向著理性主義觀念下以效率、利益等行為方式的方向轉變。工業化、市場化改變了人們的經濟關系,城鎮化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傳統的村落間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關系逐漸被西方現代意識中的契約性利益關系所取代。新型的社會關系使得資本、信息、權力等成為社會空間的主要因素,在新的社會空間中體育非遺社會主體的泛化造成傳統社會空間中的傳承主體淪為被動的、消極的一方。從另一方面來看,在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影響之下,傳統的“封閉式”體育非遺的傳承體系受到限制,導致其傳承主體空間的縮小和消失,隨著體育非遺傳承場域的不斷變化和社會關系的重組,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傳統體育非遺的傳承主體格局逐漸沒落,以“業緣-學緣”等多元傳承體系不斷建立以及為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因素的介入,使得體育非遺形的傳承價值標準逐漸向適應新的社會關系的方向轉變。

3 體育非遺現代傳承空間的重構

由上文可知,體育非遺的傳承空間在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處于不斷消解和萎縮之中。然而消解往往不是獨立存在的,經常會伴隨著重新建構(即重構)的過程[5]。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體育非遺的“物理-文化-社會”傳承空間也不斷經歷著調適和轉變,以適應現代化社會的需要。

3.1 傳承場域的轉換:體育非遺生命的延續與藝術性傳承

3.1.1 學校成為體育非遺傳承的主要陣地。隨著現代化教育體系的不斷建立與完善,學校成為了體育非遺文化傳承與培養的重要場所。近年來,在體育非遺的傳承與保護之中,“非遺進校園”成為其未來發展的重要考量。學校教育的特殊功能,決定了它有傳承保護非遺的天然職責與客觀條件;非遺保護的最終目的決定了學校教育是傳承非遺的主要途徑與有效手段;而非遺保護的理想初衷即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及重建正確文化價值觀的崇高追求,決定了只有在青年人的心靈里播下非遺保護的良好種子,建構非遺傳承的長效機制,才是保護非遺最為深刻和有效的絕佳辦法[6]。因此,體育非遺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既是現實的需要,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手段;既是體育非遺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必要條件,也是后備傳承人才培養的必然選擇。

3.1.2 舞臺成為體育非遺內涵轉化的場域。由于大多數體育非遺項目自身帶有藝術性的特征,因此為其表演化轉化奠定了基礎。舞臺表演藝術創作是具有突破性的意義,是在舊有的物質基礎上,重現物象結構的一種藝術實踐活動[7]。例如,《醒·獅》大型民族舞劇的創編和匯演,使得醒獅這一體育非遺項目從村落傳承場域轉化為舞臺演出,能在“新語境”中激發我們的“新想象”[8],以此為體育非遺在現代空間的傳承提供了新的思考范式。此外,以《云南印象》為引領的大型原生態舞劇的出現為體育非遺原真性傳承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其藝術魅力和市場吸引力源于其將還原原生態舞蹈的真實因子作為原生態舞蹈的創作源泉、尊崇將傳統文化藝術與現代審美追求緊密結合并踐行了市場化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其以對民族文化的深刻情感為出發點,將巨大藝術張力與現代的審美和市場規律巧妙融合,為原生態舞蹈、乃至原生態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新時期的傳承、發展提供了極富價值的參考范本[9]。再者,大型體育賽事活動的演出中,例如陜北安塞腰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會開幕式等大型活動中的表演為現代運動會增添了巨大的觀賞價值,另一方面使得安塞腰鼓的普及程度更加廣泛。體育非遺在多種舞臺表演藝術中的創作和展示成為展示當地文化特色的一張“文化名片”。

3.2 文化內涵的創新:現代化的生活實踐與節慶儀式的功能轉換

3.2.1 現代生活方式的轉變促進體育非遺的自我造血。體育非遺作為歷史和生活經驗的見證,是物質文明和歷史文明的沉淀和積累,是某一歷史時期,某一地域文化的典型和代表的表現形式。體育非遺是民族傳統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源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和體驗,其文化表達緊緊地依附于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之中,隨著當下的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改變。作為一種“活態人文遺產”,其活態性表現在創生并傳承她的那個民族(社群)在自身長期奮斗和創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體現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價值觀[10],另一方面體現在其傳承、傳播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的變異與創新[11]。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中,人們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某種完滿的形式傳達情感、表征意義,因而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大眾也完全有可能自發地創造出屬于普通日常生活體驗的文化習俗,一旦這種基于普通日常生活體驗的文化習俗獲得某個社群的共鳴,他們自發地相互學習、傳承,因此體育非遺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12]。體育非遺作為一種特定的民俗文化事象,不僅僅產生并存在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在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中,也會根據當下的生活方式產生新的文化內涵,體育非遺便在社會歷史的變遷中不斷更新自身的血液,內嵌于新的現代化的生活中,獲得新的生命力和展演空間。

3.2.2 節慶儀式活動留存和更新體育非遺的集體記憶。儀式體育被認定為是承載和傳承社會記憶的“活化石”,其原因之一在于儀式體育本身就是一種體化實踐,另一方面就在于“用活的身體記憶和承傳”社會記憶[13]。節慶儀式為體育非遺提供身體在場、親身感受和體驗的場所,在日復一日且循環往復的節慶儀式活動中,在身體的互動下不斷強化著體育非遺所蘊含的文化記憶,從而使得特定的社會意識、社會價值觀、社會記憶得以維系并傳遞下去。另一方面,從根本意義上講,節日符號也是一種文化,其產生、發展和變化都與其民族的發展變化緊密相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整個文化符號系統都處于不斷地改造與嬗變中,民族節日符號也會隨著這一過程而呈現出新的特征和含義[14]。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為體育非遺在節慶儀式中的功能的轉化和文化記憶的更新提供了機遇。

3.3 傳承人體系的完善:從多重角色的扮演到多元主體格局的建立

3.3.1 傳承人為體育非遺的現代化傳承扮演多重角色。傳承人是開展體育非遺活動的主導力量,也是培養后備人才的核心支撐。然而在體育非遺的社會價值和屬性的轉換過程中,傳承人的角色也產生了新的變化。隨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明確了體育非遺的傳承人在新的時代背景中承擔著整體保護和活態傳承的責任和義務,也使得體育非遺傳承人的地位和影響力得到了制度性的認可和約束,以此為體育非遺項目的“活態化”傳承提供了資金、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保障。與此同時,體育非遺的傳承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中扮演者表達國家和個人的意志和情感,并將傳統體育非遺的文化轉化成為彰顯當代價值,展現新時代風貌的重要角色。

3.2.2 體育非遺多元傳承主體格局建立。在體育非遺文化瀕臨消亡的現狀下,以國家和社會精英為主導的傳承主體對于體育非遺進行了項目普查與識別,搶救瀕危項目,重點保護和制度確立的階段性拯救,最終《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頒布,“標志著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進入了有法可依的歷史時期”[15]。此外,在傳統的“家族式”和“師徒式”中所建立的體育非遺傳承體系被現代化生產關系解構,并在以商品經濟為主導的西方文化的影響下,遺產被創造出來多種當代用途,在私人和公共領域被賦予期望,例如將遺產直接作為商品資源被包裝成產品進行銷售,或間接用于宣傳形象的手段以達到經濟目的[16]。再者,學校、舞臺、旅游等多種現代場域的出現使得體育非遺傳承主體脫離自身傳統生活場域,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在一定程度的社會空間中不斷擴大和延伸。因此,傳承人、政府部門、資本、權力、社會精英、學生、社會群眾等多元主體格局的建立,使得體育非遺在不同的傳承主體中也呈現了多維度、多格局的創造性傳承和創新性發展,從而實現體育非遺在現代化社會中“活態化”傳承。

4 結 語

體育非遺的傳承空間對于整個社會具有整合作用,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體育非遺的“活態化”傳承空間實質上是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新一輪的整合創新。因此,體育非遺的“活態化”傳承空間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演化和變遷是漫長的,同時也是不斷自我解構和自我更新的一個過程。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之下,對于體育非遺的傳承和保護,必然在傳統與現代并存、保護與開發并進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并在新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創新融合,以實現體育非遺的“活態化”傳承,因此“物理-社會-文化”三重維度建立體育非遺的現代化傳承空間是實現其“活態化”傳承和整體性保護的前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