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破解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困境的影響機制研究

□ 王 鉞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經濟學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引 言

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數字經濟與社會發展諸多領域的融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趨勢，并深刻影響著中國產業的發展模式和生產方式的轉變。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將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與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之一，力圖通過數字化技術改善生產結構，重塑產業發展動力。

從現實情況來看，中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產業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低端鎖定態勢1本文的產業發展低端鎖定主要包括制造業和服務業兩個方面。。首先，“兩頭在外”的全球產業布局使得我國企業被長期“鎖定”在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上下游國家通過設置技術知識壁壘或提升環保標準等大力壓縮我國產業發展的利潤空間，企業發展舉步維艱；其次，處于全球價值鏈頂端的國家或者企業依靠其在研發創新和技術服務上的壟斷能力，將不利于本國發展的高污染型產業轉移到中國，對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逐漸成為“污染避難所”[1]；最后，在長期缺乏核心生產技術及粗放型經濟生產方式的引導下，我國的產業發展對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這不僅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造成了諸多不利影響，還使得我國產業發展陷入了低端鎖定的惡性循環。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數字經濟優勢破解中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現實困境，提升中國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能力，進而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成為一項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數字經濟對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已經引起政策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第一，數字經濟及其應用能夠拓展商品交換的地域空間，顯著降低交易成本，大幅提升交易效率；第二，數字化能帶來個性化消費、信息型消費等新型消費模式，推動消費結構變化，最終引致相應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第三，數字化實現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互融合的“跨界經營”模式，促使傳統產業進行顛覆式變革，提高企業的生產活力；第四，數字化加速了知識技術擴散速度，打破了知識技術擴散的空間，從而使人們能夠更加方便地獲取知識和技術，為生產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提供了極大便利?？梢?，數字經濟所伴隨的上述“創造性破壞”特征能夠顯著提升社會生產效率，重構生產要素投入結構及企業生產模式，加快企業技術知識的獲取速度，從而為實現我國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創造可能。

二、文獻綜述

（一）中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影響因素研究

首先，要素結構的升級滯后是導致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主要原因。林毅夫[2]指出要素結構決定了產業結構，且要素是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發展陷入低端鎖定的國家一般在勞動力、自然資源等初級要素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在經濟發展初期，這種要素結構有利于發展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當經濟未達到充分就業時，這些產業的發展能夠帶來一定程度的產業升級。然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自然資源的枯竭以及技術進步的發展，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難以為繼，但是高級要素的缺乏又導致了國家難以實現產業升級[3]，只能被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張桂文和孫亞南[4]也證明了上述觀點，指出人力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與產業結構的耦合程度不高，是造成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受阻的重要因素。

其次，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也是導致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我國的技術創新水平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與發達國家間還存在著一定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可替代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核心生產技術的掌握程度還較低。Montobbio[5]指出，以核心技術和個性化服務為籌碼掌握產業鏈的高端環節，是實現產業發展低端解鎖的重要途徑。傅元海等[6]認為，只有掌握高端產業核心技術的研發才能促使產業的升級，實現高附加值。

最后，交易成本過高，交易效率低下，也是導致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原因之一。產業升級的過程本質上是分工深化的過程，而交易成本又是制約分工發展的關鍵因素[7]。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本身就是分工復雜的契約密集型產業，產業鏈頂端的研發創新部門和品牌營銷部門也需要復雜的分工和規范的契約保障，而當前我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面臨著高昂的信息成本、契約成本、運輸成本和溝通成本等，嚴重影響了交易效率的提升，并且很容易形成對低端生產的路徑依賴，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數字經濟對產業部門的影響研究

目前學界關于數字經濟對產業部門影響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開展。一是數字產業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數字產業化對產業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已經得到了證實，孫利君[8]指出，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會催生出新的數字產業，推動傳統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徐慧超等[9]發現，數字產業化有助于縮短交易周期，豐富交易內容；宋旭光等[10]指出，數字產業化可以推動產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從而實現向價值鏈高端的攀升。二是產業數字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產業數字化轉型是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提升我國產品和服務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方面。Goldfarb 和Tucker[11]指出，產業數字化能夠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助力產業結構升級；Heo 和Lee[12]發現，數字技術與產業生產之間的融合，可以推動傳統制造業向高技術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陳曉東和楊曉霞[13]指出，產業數字化對于推動我國制造業提質增效，不斷向技術密集型轉型具有關鍵性作用。三是數字經濟通過提升優化產品質量、拓展服務空間、打破信息不對稱等，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并不斷向價值鏈中高端環節邁進[14]。Pisano 等[15]發現，數字技術能夠實現服務業供給和需求的瞬時精確匹配，從而提升服務業的精確化和個性化水平，加速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現有文獻為本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從研究對象看，現有研究僅側重于單方面分析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或服務業的影響，忽視了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全局層面的探討；從研究內容看，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作用機制是多方面的，現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等對產業生產和發展的直接影響，忽視了數字經濟也可以通過加速要素結構升級、提升技術創新水平、提高交易效率等，間接對產業發展產生影響；從研究方法看，忽視了數字經濟與產業發展之間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關系問題，使得研究結果缺乏可靠性支撐。

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基于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深入闡述了數字經濟對破解中國產業發展低端困境的特殊意義，為我國建設數字強國、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啟示；第二，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角度分析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直接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基于“要素、技術、交易效率”三個方面理論分析了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間接作用機制，從而全面系統地揭示了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理論機制；第三，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破解作用，識別出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凈效應，并對相應的間接作用機制進行了檢驗，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支撐。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本文從數字經濟的兩大核心內容出發，探討數字經濟推動我國產業發展低端解鎖的作用機制，具體如圖1 所示。

圖1 數字經濟破解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作用機制

（一）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直接作用機制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兩大核心內容，能夠直接作用于我國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不斷催生出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逐步實現數字產業化，此外，數字技術、數字要素等賦能傳統產業，加速傳統產業的動能更替和轉型升級，通過產業數字化助推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

1.數字產業化。數字產業化是基于數字技術、數字要素、數字產品和服務而形成的數字產業，如信息通信業、軟件服務業、信息制造業等，這些新興數字產業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基礎，不僅能夠為市場信息匹配提供最優路徑，從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還能夠以數字技術加速傳統產業向高端產業邁進的步伐，不斷提升產品附加值和服務舒適性，對結構轉型、產業升級產生重要的支撐作用[16]，從而助推我國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

2.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數據要素、數字基礎設施等能夠推動全產業鏈的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打破傳統產業的低端鎖定態勢。首先，傳統產業借助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化技術可以重新整合、調動資源，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其次，數字技術能夠加速傳統產業實現技術更新迭代與升級，實現生產的自動化、智能化、最優化，從而在縮短生產時間和成本的同時，促進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提升；最后，互聯網、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發展，也增加了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作，提高上下游企業間生產的協調性和服務的精準性，不僅可以避免無效生產和服務，還能夠提升管理效率，助推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說1：數字經濟能夠對我國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二）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解鎖的間接作用機制

要素結構升級滯后、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交易成本過高是造成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根本原因[17,18]，而數字經濟在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等的應用實現要素結構升級、技術創新能力提升以及交易效率提高，從而促進我國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

1.加快要素結構升級。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融合突破要素利用的剛性約束，降低信息傳遞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例如，數字經濟能夠為就業者提供豐富的招聘信息，降低勞動者搜尋符合自身稟賦的就業崗位的機會成本，大大提升了勞動力的流動性，而新入職的勞動力又能夠帶動更多閑置資源進入生產軌道，進行有效利用，從而優化要素配置。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大幅提升人力資本和技術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的積累水平，促進要素結構向高級化轉型，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1）使得勞動者可以通過數字經濟快速搜尋到所需知識，將技術轉化為凝結在自身的資本力量，提升社會人力資本和技術水平，加快復合型人才的形成；（2）帶動我國信息技術型人力資本的發展，這種人力資本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技術性，能夠較好地將實體工作與數字經濟先進技術融合，從而提高生產效率；（3）作為技能偏向型技術，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能夠提升社會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19]，從而逐步改善勞動力需求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勞動者積極提升自身的技術知識水平，增加技術型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從而提升生產效率。

2.提升技術創新水平。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是破解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重要途徑之一。具體來講，首先，數字經濟具有明顯的知識溢出特征，使得人們能夠有效獲取有用信息，促使知識和技術在產業間尤其技術密集型產業間充分交流和傳播。依托數字經濟，人們能夠快速掌握新技能、學習新知識，進而提升我國創新水平，以創新引領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轉型，提升生產效率。數字經濟信息的跨時空、低成本傳播能夠促使更多創新者在更大區域范圍內享受創新收益，形成創新和創業的良好氛圍，為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演進提供良好的創新環境。其次，數字經濟的廣泛使用不僅能夠提高傳統產業生產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促使其提升產品供給品質，助推產業鏈向中高端占位，還能催生出更多的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加速高端前沿產業模式的形成和出現。最后，研發創新活動均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征，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撐，而數字經濟的應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的資金約束。利用數字經濟能夠及時準確獲取資金供需信息，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和資金的流轉速度，特別是數字經濟金融的出現極大提升了金融供需規模和貸款效率，為產業發展向技術密集型邁進提供支持。

3.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知識和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減少了中間環節和信息搜尋成本，深刻改變了經濟生產環境。此外，數字經濟在減少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還能夠加強企業間的溝通、交流與合作，帶動信息共享和生產要素集中，從而促進規模經濟的形成。具體來講，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企業的生產經營變得更加智能化和網絡化，打破了傳統的同一時空下的交易模式，使得交易能夠通過數字經濟快速發生和完成。另外，數字經濟通過開放的網絡在企業與企業間，企業與市場間建立跨空間聯系，上游企業、中間供應商與下游企業間的地域范圍進一步拓展，從而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企業面臨的需求，不斷擴大生產規模，逐漸壯大利益聯盟，最終形成規模經濟?；谏鲜龇治?，本文提出：

假說2：數字經濟能夠通過加快要素結構升級、促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和提高交易效率破解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困境。

四、計量模型、變量與數據

（一）模型設定

本文將數字經濟和產業發展的低端鎖定問題納入同一框架中分析，考慮到產業發展自身可能存在的慣性，也即當期的產業發展可能受到過去產業運行情況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動態面板計量模型：

其中，Industryi,t表示i地區在t時期的產業發展水平，Industryi,t-1表示上一期的產業發展水平；digi,t表示i地區在t時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Control為可能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控制變量；iλ為地區固定效應，tμ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貧w系數 2β的大小及方向反應了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影響，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二）變量說明

1.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當前，我國制造業發展呈現出“大而不強”的態勢，技術型和高端化發展屢屢受阻，與此同時，服務業發展水平也遠遠滯后于發展階段的需求，呈現出低端鎖定的態勢。

（1）制造業發展的低端鎖定(Ind_we)。一國出口的商品能夠體現勞動技能、研發科技在生產鏈條中的情況，出口商品的技術復雜度越高，意味著該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也越高，因此出口產品的技術復雜度可以間接衡量該行業在價值鏈中的具體位置。本文借鑒Xu 和Lu[20]的做法，以出口技術復雜度作為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衡量指標：

其中，xi,k,t表示i地區k商品在t時期內的出口額，Xi,t表示i地區的出口總額，xi,k,t/Xi,t表示i地區k商品在時期t內的出口份額，Yi,t是i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通過式(2) 可以得到i地區第k種商品的出口技術復雜度，通過加總可以計算出地區內整體的出口技術復雜度：

（2）服務業發展的低端鎖定(Ser_lo)。Baumol[21]指出當勞動力從制造業部門進入到服務業部門后，不一定會帶動生產率的增長，主要是因為服務業部門中存在著普通生產部門與高端生產部門，勞動力只有向高端生產部門流動才能帶動生產率的增長，促進服務業質量提升?；诖?，本文在余泳澤和潘妍[22]的基礎上，選用高端服務業2參考余泳澤和潘妍[22]的研究，高端服務業包括“金融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占服務業總從業人員的比重來衡量我國的服務業發展狀況。

2.數字經濟水平。本文在借鑒柏培文和喻理[23]對數字經濟測算思路的基礎上，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三個維度構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算指數，具體見表1。

表1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數

本文使用熵權TOPSIS 法對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進行測算。在對各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的基礎上，運用熵權法對其賦予權重值，最后使用TOPSIS 方法對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量化排序。熵權法TOPSIS 基于各指標所反映的信息量確定權重，降低了主觀因素的干擾，具有便于計算、結果合理的優點。

3.控制變量。在分析中，還需控制表征政府行為的政府財政支出變量（gov），用政府預算內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表征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的外貿依存度變量（open），用進出口總額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表征地區市場化程度的市場化水平變量（mar），用非國有企業員工占國有企業員工的比例衡量；表征地區城市化水平的變量（urb），用城鎮人口數量與總人口數量之比來反映。通過控制這些相關變量，可以更加精確地分析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影響。

4.數據說明。本文實證檢驗使用2011-2020 年中國大陸30 個省份（西藏數據不全除外）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國研網（https://data.drcnet.com.cn/）的對外貿易數據庫。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由于產業發展慣性的存在，在計量模型中引入了產業發展變量的一階滯后項，但是這一變量與隨機誤差項之間很可能具有相關性，從而使得經典OLS 估計結果存在偏誤，為了克服這一問題，采用廣義矩方法（GMM）中比較成熟的差分GMM 和系統GMM 進行兩步法的GMM回歸。在充分考慮區域異質性的情況下，在回歸中將樣本進行分組，分別考察了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互聯網建設和產業發展低端鎖定之間的關系3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間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距。以寬帶下載速度為例，據《中國寬帶速率狀況報告》（第25 期）的數據顯示，2019年東部地區4G 移動寬帶用戶的平均下載速率最高達到24.60Mbit/s，而中部地區較東部低0.93Mbit/s，西部地區又較中部地區低0.65Mbit/s，表現出了明顯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差分GMM 和系統GMM 回歸結果

從表2 可以看出，無論是使用差分GMM 估計還是系統GMM 估計，全國、東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區的Sargan檢驗p值均大于0.1，表明至少在10%的水平下接受原假設，模型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可見GMM 估計中工具變量都是有效的。殘差的序列相關性Arellano-Bond AR 檢驗中，一階序列相關的檢驗結果AR(1) 均小于0.1，而二階序列相關的檢驗結果均大于0.1，接受“殘差二階自相關系數為0”的假設，表明原模型的擾動項不存在自相關性，差分GMM 和系統GMM 適用于模型的估計。

進一步可以發現，差分GMM 和系統GMM 的回歸結果中，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制造業發展低端鎖定水平滯后項Ind_wei,t-1和服務業發展低端鎖定水平滯后項Ser_loi,t-1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說明當期產業發展具有慣性，受到之前期產業活動水平的影響，因而本文選用動態面板模型是適宜的。數字經濟變量dig 的回歸系數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從全國層面來看，數字經濟對制造業低端鎖定和服務業低端鎖定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有效的破解當前我國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低端鎖定問題。這一結論也印證了本文的假說1。

通過對比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數字經濟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工業和服務業的低端鎖定具有緩解作用，能夠促進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而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對制造業發展低端鎖定和服務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回歸系數，無論在差分GMM 估計還是系統GMM 估計中均不顯著，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我國西部地區制造業、服務業發展基礎薄弱，創新能力不足，難以承接并發揮出數字經濟的優勢功效有關；也可能與當前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對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作用還未有效發揮有關。

（二）穩健性檢驗

1.考慮估計方法的穩健性檢驗

近年來，動態面板模型的估計方法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采用極大似然法估計動態面板模型開始變得較為成熟。Bun 和Windemijer[24]在研究中指出，動態面板模型的GMM 估計方法可能會存在著弱工具變量的問題，即便采用更高階的滯后項變量也仍然存在這一問題。為了避免上述現象的出現，使用動態面板模型的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對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極大似然估計的回歸結果

由表3 可知，采用極大似然方法的估計結果中，全國、東部以及中部地區的數字經濟變量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改善全國層面、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低端鎖定的現狀，這些結果與基本模型的回歸結果一致?？梢?，在考慮了不同的估計方法之后上述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2.考慮內生性的穩健性檢驗

內生性問題是經濟學實證研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本文研究而言，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影響產業發展的低端鎖定，而另一方面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也可能會對數字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也即數字經濟可能與產業發展之間可能互為因果關系。此外，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因素眾多，模型中可能存在變量遺漏問題。鑒于此，使用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 對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

在2SLS 估計方法中，工具變量的選取至關重要。從數字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數字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也是互聯網普及率較高的地區，而互聯網最早是通過電話線撥號接入的。因此，數字經濟發展應該與固定電話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互聯網技術的創造性飛躍，歷史上固定電話數量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已經消融?；诖?，借鑒黃群慧等[25]的研究采用歷史上各地區1984 年每百萬人固定電話數量作為數字經濟指數的工具變量，除此之外，歷史上郵局建設較好的地區通信也比較發達，也可能是互聯網率先發展、普及率較高的地區。因而，本文還選取了1984 年每百萬人郵局數量作為數字經濟水平的工具變量，該變量與模型中未控制的其他因素不相關。為了構造平衡面板模型，借鑒Nunn 和Qian[26]的方法，使用1984 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量與考察期內上一年度全國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乘積項作為數字經濟水平的工具變量。具體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4受限于表格篇幅，表5 中報告的是全國層面的內生性檢驗結果，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估計結果也是穩健的，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4 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工具變量估計

表5 替換數字經濟測度指標的估計結果

從表4 的一階段回歸結果可知，歷史上每百人固定電話數量和每百萬人郵局數量這兩個工具變量均通過了識別不足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表明選取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IV 估計結果具有可靠性。從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可知，無論是以歷史上每百人固定電話數量還是每百萬人郵局數量作為工具變量，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低端解鎖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與基準回歸模型的結論相一致。由此可見，在考慮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以后，回歸結論依然可靠。

3.考慮數字經濟測度的穩健性檢驗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變量，對其進行科學表征關系到模型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為了避免綜合指標體系在測度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本文引用第三方指數，即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表征，因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應出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27]，具體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5受限于表格篇幅，表6 中報告的是全國層面的內生性檢驗結果，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估計結果也是穩健的，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6 內在機制檢驗結果

從表5 的回歸結果可知，在替換了數字經濟的測度指標以后，數字經濟變量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能夠對我國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產生正向促進作用，這與基準回歸模型的結論相一致。由此可見，在考慮了數字經濟變量的測度以后，回歸結論依然可靠。

六、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內在機制檢驗

實證檢驗結果揭示了數字經濟發展可以緩解我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低端鎖定現狀，從而對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具有促進作用。接下來，本文將檢驗數字經濟破解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內在機制。雖然三步法中介機制檢驗模型可能會引入雙重內生性問題，但在不過度解讀系數大小和顯著性的情況下，中介效應模型對于考察機制依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由上文分析可以，數字經濟可以通過促進要素結構升級、交易費用和提升技術創新能力三個方面破解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情況?；诖?，本部分內容將檢驗上述三種內在機制在數字經濟與產業發展低端鎖定二者間的作用。由于上述研究已經證實了數字經濟對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低端鎖定沒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內在機制檢驗部分只報告全國、中部和東部的結果，具體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

以上三個指標的選取與數據處理如下：

1.要素結構升級（fac）。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還能提供更為便利的學習條件，加快知識的獲取速度，將枯燥的理論知識變成更加生動易懂的模式，從而提升社會中的人力資本水平，增加勞動力自身的知識含量，促進要素結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本文選用大學及以上學歷勞動人口數量占總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比例衡量地區的要素結構升級情況。

2.交易成本（cost）。通過文獻分析發現，學界對交易成本的度量尚未形成統一的指標，現有的衡量指標主要有營業費用、地理距離和市場化指數等。宣燁[28]采用地區之間的地理距離矩陣衡量交易成本；楚明欽和劉志彪[29]認為市場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使用市場化指數代理交易成本。而事實上，數字經濟發展對交易成本的影響更多地從銷售費用率和管理費用率方面體現，這一點也得到了黃群慧等[25]的證實?；诖?，本文在黃群慧研究基礎上，采用各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銷售費用率和管理費用率之和作為交易成本代理變量。

3.技術創新水平（inv）。數字經濟開放共享、互聯互通的本質特征能夠通過空間知識溢出、催生新產品和新業態、提供創新支持、促進創新創業氛圍等途徑促進我國創新水平的提升。本文選用各地區的人均專利授權數量衡量技術創新水平。

在Panel A 全國層面的回歸結果中，模型（1）、（2）、（3）報告了要素結構升級這一內在機制的檢驗結果?？梢园l現，模型（1）中數字經濟對要素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對要素結構升級存在積極的影響，模型（2）和模型（3）的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水平和要素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要素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顯著存在，表明數字經濟既能夠直接促進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又能夠通過促進要素結構的升級間接降低我國的工業和服務業發展低端鎖定水平，從而實現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解鎖。

模型（4）、（5）、（6）報告了交易成本這一內在機制的檢驗結果。模型（4）中數字經濟對交易成本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數字經濟能效顯著降低交易成本。模型（5）和模型（6）中，數字經濟變量和交易成本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說明中介效應存在，并且數字經濟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互聯網對制造業發展低端鎖定和服務業低端鎖定的緩解有直接的正向促進作用，交易成本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我國制造業發展和服務業低端鎖定的緩解。綜合考慮模型（4）、（5）、（6）的結果，可以得出，數字經濟能夠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益，促進我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升級發展，不斷向價值鏈高端攀升成為可能。

模型（7）、（8）、（9）揭示了技術創新水平提升這一內在機制的檢驗結果。模型（7）中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2.749，并且在1%的統計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在模型（8）中，數字經濟和技術創新水平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互聯網建設能夠通過促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進而對制造業發展低端鎖定產生抑制作用。在模型（9）中，數字經濟、技術創新水平的回歸系數也均顯著為正，從而表明了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促進我國服務業的低端解鎖。綜合模型（7）、（8）、（9）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出，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進而促進產業發展低端解鎖的機制是顯著存在的。

表5 中的Panel B 和Panel C 分別是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內在機制檢驗結果。得出的結論與全國層面的結果基本一致，即數字經濟的要素結構升級效應、交易成本降低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水平提升效應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均是顯著存在的，并且數字經濟能夠通過以上效應緩解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低端鎖定水平，最終實現東、中部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

以上分析結果驗證了本文的假說2。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注入了新動能。本文將數字經濟納入到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分析框架中，深入考察了數字經濟對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影響。主要的研究結論有：數字經濟能夠顯著降低全國、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低端鎖定水平，從而實現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而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低端鎖定的影響并不顯著；數字經濟還能通過促進要素結構升級、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技術創新水平，改善我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低端鎖定問題，進而實現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本文研究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及產業發展的低端解鎖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

第一，加大數字經濟投資力度，縮小區域數字鴻溝。當前我國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還不夠高，并且在區域間還存在著很大差距，西部地區比較落后?；诖?，首先，在數字強國的建設中，應該將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劃放在全局的層面去統籌考慮、協調推進，爭取在區域間建成互聯互通的數字經濟發展新架構，最大程度發揮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其次，定期為中西部地區提供有力的數字經濟經驗和技術支持，同時提供經濟補貼等優惠條件扶持鼓勵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最后，繼續完善和推廣5G 等新技術，加大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投資強度和規模，打破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約束。

第二，推動“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數字經濟的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是解鎖我國產業發展低端鎖定的重要條件?；诖?，首先要盡快出臺鼓勵數字經濟企業發展的激勵和優惠政策措施，促進數字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其次，在制度方面，優化格式化的行政管理制度，避免在行政審批、考核力度等層面對“數字經濟+ ”產業造成阻礙；最后，建立起一套統一的指標體系，實現“數字經濟+ ”產業發展中人、設備和商品等層面網絡技術的相互配合和適應，最大限度的減少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摩擦。

第三，鼓勵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主動學習、應用和創新數字技術和經濟模式，利用數字經濟倒逼企業改革，提升工人的知識容量，積極利用數字經濟資源實現跨時空的生產和交易，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從而實現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在此基礎上，逐步將生產轉向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增強企業向產業鏈高端攀升的能力，進而實現我國產業發展低端化的解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