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旨腴詞，文章領袖”
——枚乘及其文學史地位

徐公持

一

漢代文士枚乘事跡，《史記》所載不多，惟《司馬相如列傳》《鄒陽列傳》中言及數語：“……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淮陰枚生之徒”?！稘h書》則專為之設傳，與賈山、鄒陽等合為一篇，所敘稍詳。枚乘(1)按枚乘之“乘”，應讀為去聲(chèng)。倪濤：“枚乘，‘乘’字多誤讀平聲。杜枚‘枚乘文章老’?！?《六藝之一錄》卷二百六十四)，字叔，故又稱“枚叔”，早歲在吳王劉濞幕中任郎中。劉濞為劉邦兄劉仲之子，既是皇室近親，又被封于富庶之地(當時吳王駐地在江都)；從輩分上看，他還是文帝劉恒堂兄，故而他自視甚高，目空一切，對于在“諸呂之亂”之后受到功勛老臣擁戴、自代地入京繼承帝位的堂弟劉恒，并不佩服，甚懷怨望；后來更滋生謀逆之心(2)吳王劉濞，為何產生“逆心”？對此事解釋，班固以為：“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卑喙蹋骸稘h書·鄒陽傳》卷五十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338頁。。作為吳王近臣的枚乘，察知其意，遂上書勸諫。不過事涉帝王大政，性質嚴重，又并未完全顯露，加之吳王性格橫暴驕戾，枚乘不便直白說出，只好委婉言之。但自命不凡的吳王劉濞，哪里聽得進一介文士的勸誡？于是枚乘及其他多位文士陸續離開吳王，轉投梁王劉武。劉武為漢文帝劉恒次子，自少即受父王及母后薄氏寵信。文帝受任帝位，離開經營多年的代地，即封劉武繼任代王，又再轉為梁王。文帝病故后，長子劉啟繼位，是為景帝。作當今皇帝大弟，太后薄氏愛子，梁王劉武更臻貴盛，幕中四方豪杰來聚，文人才俊甚眾，除枚乘外，尚有羊勝、公孫詭、鄒陽、莊忌等。

景帝三年初，以吳王劉濞為首的諸侯王們，興兵反叛朝廷，此即“吳楚七國之亂”。其時枚乘已入梁王幕中，但他以“前賓客”身份，再次致書吳王以諫，想最終挽救即將墜入深淵的劉濞。因環境地位不同，此書與前書寫法也迥然有異。他不再晦言隱語，而是直白相告，指出在當時情勢下，諸侯王與漢朝廷為敵，略無勝機，必然失敗，基本原因就是“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結果必然是“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坏孟卤?，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愿大王孰察焉！”但此時吳王鐵心反叛，對枚乘不予理睬，結果很快失敗，卒見擒滅，時在當年六月。

事后兩封書函流傳出來，在士人中廣受贊譽，而且受到朝廷賞識。景帝遂下詔，任命枚乘為弘農都尉，要他主管一郡治安。但枚乘長期在吳、梁等“大國”為嘉賓，習慣于風流文雅自在瀟灑的生活，他對處理衙門庶務興趣不高，不愿充任地方正式官吏，故而不久稱病去官。后來再以賓客身份游梁，繼續與文士群友為伍，精力多投入文章制作。

不過梁王劉武，亦非安分守己之輩。他自幼坐享榮華富貴，深得父皇文帝及母后薄氏寵愛，乃兄景帝繼位后，又頗受至親照顧優待?！捌邍畞y”后，他因在梁地與將軍周亞夫一起，阻擊叛亂有功，更加趾高氣揚。他的權勢欲望不斷膨脹，不但生活奢華，在梁國大興土木，建造宮殿苑囿，規格堪比皇室，更甚者他竟然萌生覬覦皇位繼承權之想。此事與景帝及薄太后的態度亦有關，史載“(梁王)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后，傳于王?！蹀o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3)司馬遷：《史記·梁孝王世家》卷五十八，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526頁。又本篇末載褚少孫之附文，亦敘其事謂：“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于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后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后傳王?！笙舱f。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帝黙然無聲，太后意不說?！薄扒锶f歲后，傳于王”如此分量的話，豈可輕易說出？既然說了，又不真心實行，等于是在欺哄捉弄乃弟，產生后果，不能全怪事主。不久景帝立栗太子，此事暫息。但三年后，事端又生，景帝廢栗太子，劉武非分之想再起，且得到薄太后支持。此議傳出，受到大臣如竇嬰、周亞夫等多人反對，認為不符合皇家繼承傳統規矩。景帝與太后遂即放棄此議，不久又立皇子劉徹(即漢武帝)為太子。為此劉武更加不滿，一腔怒火，無處發泄，竟聽取部下策士主意，使人刺殺朝臣反對者袁盎等十余人。事情震動朝廷，景帝極為憤怒，于是親兄弟關系緊張，主謀者羊勝、公孫詭等自殺，梁王劉武本人亦不得不親赴朝廷，負荊請罪。雖未受嚴懲，但從此盛勢不再，自作自受，郁郁寡歡，數年后即病死。枚乘在梁王府中，原以吟詠寫作為樂，見王府衰敗，亦辭歸淮陰故里養老。

武帝少年時即聞枚乘大名，登帝位后，“上鄉儒術”“征文學之士”[1]452，詔令地方官員護送枚乘赴長安。當時枚乘已屆髦耋之歲，武帝特遣“安車蒲輪”征之，然而枚乘衰老病弱，不幸死于道路，未能面見“今上”。枚乘晚年此遇，后世頗有詠嘆者，南朝陳徐陵謂：“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盵2]861感嘆時運，意味良深。然而作為優秀文士，枚乘政事才能，未必高明；即使受到青睞重用，也難以保證取得出色功績?！肮γ迸c“文學”，何去何從？枚乘一生，以實際行動作出取舍選擇，而且不止一次。他認識自身優勢所在，清醒抉擇，正確無誤。故而其仕途不展，未能“見申明主”，未必是憾事。

二

枚乘今存著作，首先是前后二封致吳王劉濞書，它們被班固錄入《漢書》本傳中。兩篇諫書文字，作于不同時機，前者在吳王反叛醞釀期，當時作者尚在吳王幕中；后者在反叛始發期，枚乘已脫身吳地，入于梁王府第。故而二者行文內容有異，風格亦不同，一含蓄、一直白；一委婉，一率放，而各呈精神。前篇首先表述對于吳王的一片忠誠，說“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苯又陨钪衅匠５览?，加上大量的譬喻、暗示言辭，勸諫吳王小心謹慎，切勿冒險，自我克責，以保平安。如“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以“居泰山之安”比吳王當時的地位處境，以“走上天之難”喻吳王的企圖向往，頗為生動形象，又寓警誡深義。又如“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以“畏其景而惡其跡”“抱薪而救火”，比喻吳王行事荒謬，所說既合事理，且含哲思，頗顯示觀察社會的透徹，又表現解析時事的高明。

后篇則以直白語氣，正面分析當前大勢，指出吳王等諸侯與漢朝廷之間，在道義上及實力上，皆存在差距，強弱較量，勝負立判；故而吳王興兵反叛，前景不妙，為自尋死路：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翊笸踹€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笸跻讶デЮ镏畤?，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馬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愿大王孰察焉！

文中標舉“骨肉之義”，義為諸侯王皆劉氏宗親，即有分歧，亦不應動輒兵戎相見。又提出“民之輕重”，其義殺伐爭戰興起，遭禍者首先是百姓，提示吳王，此舉有違倫理，有害民生，不合道義。再者指出“國之大小”明顯，實力強弱懸殊，又吳軍遠離本土，與漢軍對壘，“已去千里之國”，“制于十里之內”，必致失敗，自取其禍。二篇《諫吳王書》，以分析時政為主，引述史事，古今比照，剖明利害，辨正是非，指示大勢，文字鏗鏘有力，頗含理致，為漢代論說文代表作之一，亦古代文章史上名篇。宋·黃震評論說：“鄒陽、枚乘，本未免戰國游士之余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彼f誠是。(4)黃震《黃氏日抄》卷四十七，徐時宜、邢怒海整理，《全宋筆記》第十編(九)，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405頁。又關于枚乘《諫吳王書》之后篇，有說《漢書》本傳所載文字，有部分為后人所擬，《漢書》顏師古注謂：“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后，是后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卭筰，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卭筰之塞’，益知其非?！笨蓞⒖?。

三

枚乘《七發》，在文學史上影響更大。就內容言，《文選》李善注曰：“《七發》者，說七事以啟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逼湔f正確，后來曹植仿作《七啟》，“啟”“發”義近。本篇中設二人物，即“楚太子”“吳客”。篇中開首寫“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斨x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于是也?！眱杀椤爸斨x客”，明顯有拒客之意。接著吳客嚴詞直言其疾病的嚴重性：“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庇终f“……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后；徃來游燕，縱恣乎曲房隱閑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這是富貴享樂、縱欲腐敗生活所造成，最好的醫巫亦無法治愈。病情如此嚴重，太子害怕了，承認說：“諾，病已。請事此言?！庇谑菂强驼f：“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聽說無藥可救了，太子終于態度大變，謙稱為“仆”，說：“仆愿聞之?！?/p>

接著“吳客”就說治“疾”之“發”共六則。第一則為“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w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蟲喬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睌⑹鎏煜隆爸帘奔醋顑灻?5)此處“悲”字，為優美之義。說參見徐公持論文《論漢代悲情文學的興盛與悲美意識的覺醒》，載于《文藝研究》，2017年第3期。的“歌”，接著問：“太子能強起聽之乎？”但并未引起太子響應，只是回答說：“仆病，未能也?！苯又鴧强陀纸舆B說了另外幾則“發”，它們分別是：“……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對于所敘前幾則飲食游樂騎射之類的“發”，太子的回答一概是“仆病，未能也?！辈桓信d趣。不過在第五“發”之后，太子既說“未能也”，又表現為“然陽氣見于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眉宇面頰呈現光彩。吳客進而說第六“發”列陣閱兵：“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回復略有改口，說：“仆甚愿從”，但又說“直恐為諸大夫累耳”，并且已經“有起色矣”。于是吳客接著再說第六“發”即“觀濤”：“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逺方，交游兄弟，并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麚P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巔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凄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結果太子又回答：“仆病，未能也?！眳强退於顺鲎詈笠弧鞍l”即“要言妙道”：

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

這里雖僅略舉諸“方術之士”的人名，未詳述其“精微”“是非”，而孔、老、楊、墨、莊、孟等圣賢，已經猛然激發了太子情緒，“于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圣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毙形闹链?，“七發”完成，全篇結束?？v觀《七發》全文，其知識的弘廣，布局的繁復，篇章的精妙，辭章的宏麗，加上想象力的發達，氣氛的神秘詭譎、人物性格的特異，使得作品呈現十分精妙瑰麗的面貌，其“要言妙道”不但引發了“太子”“據幾而起”“渙乎若一”，其濃郁的神秘氣氛也極大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味，具有強大感染力。

總體說，《七發》以虛擬手法，創造了一種貫通上下古今和籠蓋天地四方的宏大場景，氣勢磅礴，充斥著“神物怪疑”撲朔迷離的神秘氣氛，同時塑造了“吳客”和“楚太子”為主角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話，演繹生活哲理，闡述生命本諦，其“要言妙道”表達了對于天地人生的深入思考。摯虞《文章流別論》謂本篇要點在于要啟發人心：“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币簿褪钦f，它的本義就是要疏導世人，多讀聽取智者的勸導，以免思想感情上的自我堵塞墮落。這是一篇高超微妙的抒情作品?！镀甙l》篇幅較長，達二千三百四十余字，在楚辭大范圍內，可與此前最長單篇作品《離騷》媲美(6)《離騷》全文二千四百余字，又《天問》全文一千。?！镀甙l》在寫作風格和文體樣式上無疑繼承了屈原、宋玉以來的楚辭優秀藝術傳統；但又有自己的創造。尤其在“七”的使用上，明顯強化了作品的層次感，有利于文章以對話方式的層層展開，可以隨時改變談論的題材，轉換人物的情緒態度，推進情節的發展，有助于作品更加豐富多彩，增強藝術魅力?！镀甙l》堪稱漢代前期文學最重要代表作之一。

就作品質地言，《七發》受屈宋影響很大，文體上本屬楚辭范圍，與賦也很接近；但它具有鮮明特色，獨創性較強。面世后，受到當代寫作人士的仰慕，不久便興起了一股學習和模擬的潮流，貫穿于整個漢代，直到魏晉。曹植曾概括敘述這股潮流說：“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骃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彼e漢代諸作者，都是一流文士，而他本人及王粲，也是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光彩奕奕者?！稗o各美麗，予有慕之焉”，可知在曹植心目中《七發》等所具有的分量，非比尋常。而作為文學理論家的劉勰，對此評論則更加全面深入：

及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云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浴镀甙l》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于宏壯；仲宣《七釋》，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余家?；蛭柠惗x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竒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揺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云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惟《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群，而意實卓爾矣。[3]161

劉勰首先分析了《七發》本身的風格特點為“腴辭云構，夸麗風駭”，指出其寫作目的在于“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 ，這是符合作品實際的。他又認為，因為《七發》“獨拔而偉麗”，所以出現“作者繼踵”的現象。

這里要附帶言及“‘七’體”。就在傅毅等諸多文士對枚乘《七發》“繼踵”亦即模擬或仿作潮流基礎上，“七”在漢魏六朝時期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文章體裁。這是枚乘對于中國文體發展的一大貢獻。以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纂的《文選》為例，它就不但選錄了《七發》本篇，還選錄了曹植《七啟》、張協《七命》。三篇作品占有上下兩卷，即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專設有卷名，即“七上”“七下”，置于“騷”體(三十三卷)之后、“詔”“令”體(三十六卷)之前。如此，“七”體就成為與“騷”“詔、令”，甚至“賦”體分列的一種獨立文體?！段倪x》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優秀文章選集，可以說，“七”之被正式列為一種文體，是從蕭統開始的。在《文選》之后，多種作品選集如《藝文類聚》(卷五十七)等，皆全文收錄《七發》等，并獨立設體或卷。又在歷代文論家筆下，“七”也往往成為專門的評論對象。劉勰《文心雕龍》，全書并未專設評論“七”體之篇。他在《銓賦》篇中也只是提到了枚乘其人及其賦作，說“……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信興楚而盛漢矣?！痹谡摷熬唧w作品時則說“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這里只說枚乘《菟園賦》，而不涉于《七發》。劉勰這樣處理，并非無視《七發》，因為他對《七發》的正面論述，安排到《文心雕龍》另一篇《雜文》里了，相關論述的原文已見上文所引，就在上舉這段引文中，劉勰先說“及枚乘摛艷，首制《七發》”，接著列舉了一系列“作者繼踵”事實，涉及后世作者“十有余家”，形成一個以枚乘為主導，以《七發》為標的的事實上的家派群體。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這篇《雜文》的主要篇幅，就是用來論述《七發》的內容和體格上的特色，及其影響和流變的；所說“作者繼踵”等一系列內容，正是在專門演繹“七”體的繼作者及其各自特色。由此可見劉勰雖然并未將“七”作為一種文體明確標舉出來，但他對“七”作為一種文體的認識和重視，可以說是明確的。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收錄《七發》《七啟》等作品為一類，標設“七”之體，編入“雜文”之部，是遵循了劉勰的思路。

“七”體的形成，亦有流弊。劉勰在分析“繼踵”者各自取得的成就同時，還指出其種種不足?；镜谋锥耸恰爸S一勸百，勢不自反”?！皠瘛倍唷爸S”少，這是就內容取向說的。另外，既有隨波逐流，入于庸俗；又有陳陳相因，缺乏創新(7)宋代洪邁的批評更為嚴厲，他說：“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后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骃《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見洪邁：《容齋隨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頁。。班固曾寫道：“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8)《漢書·藝文志》卷三十“賦”類，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56頁。這是富于批判精神的清醒評論。這種模仿色彩濃厚的寫作現象，在華夏文學史上不是個別的。它既是對于先賢的仰慕尊重，也是對獨創精神的一種忽略和回避。從社會文化背景上來看，這與漢代武帝以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文化政策，有一定的關聯；“經典意識”和“繼承”風氣過于強烈，不免會造成步趨前賢、影響創新的流弊。當然，這流弊不是枚乘的過失，而是“繼踵”者所處時代文化風氣趨于保守的結果。

四

《諫吳王書》《七發》之外，枚乘今存尚有多篇賦，以及詩歌等。

首先要說及《菟園賦》(又題作《梁王兔園賦》)，見載《文選》卷三十一。此為“游獵之賦”，自賦中所寫地名觀，“于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涿之麗人，及燕、汾之游子，相與雜沓，而往款焉”應在北方燕趙一帶。所寫游獵場景，頗為熾烈：

車接軫而馳逐，輪錯轂而接服。騰躍之意未發，嬉游之歡方洽。心相扶奪，氣怒不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抹；蒙蒙然若雨委雪，高冠翩焉。左挾彈，右執鞭，日移樂衰，逰觀西園。復其所次，顧錫從者。從容安步，斗雞走馬；俛仰釣射，烹熬炮炙。極歡到暮，樂而不舍。

此賦寫出鋪張盛大場面和歡樂縱放心態，當是梁王府中奢靡生活寫照，而隨從文士也從中分享到風流快感，以致“樂而不舍”。南朝謝惠連作《雪賦》，其中所寫場景，頗承本篇辭意：“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云繁。梁王不悅，游于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其中明確寫到“兔園”，以及“梁王”“枚生”等人物；李善注：“此假主客以為辭也?！稘h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段骶╇s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園之樂，筑兔園也?！盵4]194

枚乘又有《忘憂館柳賦》，亦游樂之作。其序云：“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幾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盵5]178賦中寫“……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5]179等。劉勰曾說：“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稱贊其寫法新穎，評價似乎還在司馬強如《上林賦》之上。當然，枚乘及其他“游士”的這些作品，多與梁王劉武府中生活有關，雖頗風雅，不免奢華。它們一方面寫出了作為盛世文學“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3]90的主流取向，另一方面亦不免“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勸”多“諷”少，呈現濃烈的奢靡色彩。

枚乘詩歌，情況比較復雜。徐陵《玉臺新詠》卷一收錄有“枚乘雜詩九首”，具體篇章則包括《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庭前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等共九篇。漢末《古詩十九首》，曾被鐘嶸譽為“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8]62而其作者問題，《詩品》并無明指，只是說：“……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蔽聪露ㄕ?。然而有人認為是枚乘之作：李善即是代表。其注張衡《西京賦》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無期?！盵4]36又李善注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一首》：“枚乘樂府詩曰：羙人在云端。表猶外也?！盵4]384二次皆謂“枚乘樂府詩”，而所謂“樂府詩”，二處皆實指古詩十九首作品，可知李善認為枚乘是“古詩十九首”部分作品的作者。但同一個李善，在不同場合又有不同說法。在另一處《文選》注(《雜詩·古詩一十九首》)中，他又說：“五言并云古詩，葢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盵11]409這里雖說“或云枚乘”，但又說“疑不能明也”，說法不確定。隨后又舉出二詩句為例，認為這是寫“東都”即東漢之事，顯然不是作為西漢人枚乘能夠說出的，“非盡是乘明矣”，有道理。而這句話本身，又表明他認為確有部分作品是枚乘所作，只是“非盡是”并非全部而已。為此，紀昀等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玉臺新詠》謂：“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名氏，據此知為枚乘作?！盵7]5084其判斷雖然只是推論，但無疑非常值得重視?？傊?，在中國詩歌史上，枚乘不能被忽略，因為他有可能是《古詩》十九首部分作品的作者。而“古詩”是公認的早期五言詩的優秀代表，被譽為“一字千金”、“千古之絕唱”(9)王穉登曰：“《古詩》，‘三百’之后，惟稱‘十九’?；蛟泼冻俗?，未可考信。千古之絕唱也?！?手書《古詩十九首》，載于清《石渠寶笈》卷二十八。又，關于《古詩十九首》，本書東漢部分有正面論述，見下文，茲不贅。，其成就和重要性，在兩漢四百年中無與倫比。不過畢竟缺乏直接的證據，所以我們今天無法確認枚乘是《古詩》部分詩篇的作者身份。歷史不可能沒有遺憾，有關枚乘與古詩，亦如此。

對于枚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歷來論者頗多贊譽之聲。在文帝前期，文壇名望，賈誼與枚乘最盛，史有“枚賈”之合稱。無奈賈生，才高命短。枚乘實際年齡(前210？—前138？)，略長于賈誼(前200—前168)，但憑著年壽優勢，他在文帝后期至整個景帝時期，在文士群中備受推重，籠蓋同輩。班固嘗謂“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8]2327，贊揚他在當時成就突出，是為實情。除上舉班固、曹植、劉勰所論外，唐代詩人王維說：“(枚乘)嘗著《七發》，曹、王慕義。毎奏一篇，漢文稱善。緣情之制，獨步當時。主人橫挑而有余，墨客仰攻而不下?！盵9]342這里所說的“緣情之制”，義在引用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句，指出《七發》以鋪張靚麗方式抒發復雜的情感。李白在詩中詠：“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臺?！盵10]297杜甫也有詩曰：“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盵11]1612又宋代黃庭堅稱贊《七發》等說：“大概擬前人文章，如子云《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云《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盵12]又宋·洪邁亦指出：“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盵13]60所說“麗旨腴詞”，其意略同于劉勰“摛艷”及“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等說，這是對枚乘以《七發》為代表的寫作風格特點的準確概括；而“文章領袖”，則與王維所說“獨步當時”意思相近，是對枚乘在西漢前期文壇地位作用的恰當肯定。歷代著名詩人文章家和評論家的這些評語和贊詞，頗為切實，并非虛美，可作閱讀枚乘的重要參照，理解枚乘的可靠輔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