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身份固化到開放競爭:我國“雙一流”戰略的制度邏輯

劉卓瑤, 李嘉慧

(1. 華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631;2. 廣州大學 教育學院,廣州 510006)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充滿復雜性與競爭性,對一流大學的追求成為許多國家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及競爭力的政策之選。一流大學作為國家之間高等教育競爭的重要標尺,既是質量層面的競爭,也是地位層面的競爭[1]。同時,高等教育對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性已成共識。世界各國均把辦好大學、培養人才作為實現國家發展、增強綜合國力的戰略舉措[2]?！案偁幜Α迸c“集中投資”一直是亞洲“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高等教育決策的兩大原則。中國政府懷著實現教育現代化、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宏偉愿景,一直采取集中投資戰略,先后實施重點大學、“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以下簡稱“雙一流”)建設發展戰略,持續拉近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本文將這一系列重點發展戰略視為中國特有的促進大學質量和水平提升的制度,該制度表現為一套由政策法規組成的正式規則,據此調整高等學校資源配置的結構和方式,這些政策法規發生、發展和變遷的邏輯即為制度邏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央政府為培育國家建設急需的高級專門人才,借鑒蘇聯模式,開始實施集中有限資源辦重點大學的戰略。1954年,高等教育部指定6所大學為全國重點高校。1959年,中共中央指定16所大學為全國重點高校。1960年,《中共中央關于增加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決定》頒布,全國重點高校數量增加到64所。1963年底,全國重點高校數增至69所。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更加意識到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迫切需要,出臺了一系列提升中國大學水平、建設一流大學的戰略。大量證據表明,中國一流大學建設的系列國家戰略行之有效,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上產生了積極效應,引起了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甚至被韓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所效仿[3]。

然而,放眼全球,中國建設之中的一流大學仍與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一流大學之間存在差距,尤其在“軟實力”方面,包括管理體制、科研組織和文化創新[4],暴露出發展戰略存在的不足。一方面,過去的資源高度集中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百余所大學,導致了(中央)資源支配權與(地方)有效信息分離,削弱了地方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引發了諸如高校階層固化、同質化等弊端[5];另一方面,隨著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和技術的需求增強,地方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地方大學日漸崛起,引起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存廢之爭,開放競爭的動態機制已然成為制度演變的方向[6]。鑒于此,“雙一流”建設作為國家戰略應運而生。自2015年起,在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等多項政策的指導下,“雙一流”戰略將一流學科與一流大學并重,設置“能上能下”的開放競爭機制以打破“終身制”的桎梏,給予地方大學通過優勢學科持續建設實現一流學科突破的機會,促使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學躍躍欲試,設定目標,匯聚資源,主動作為,制定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雙一流”方案,積極參與“雙一流”戰略的博弈,地方高等教育逐漸形成你追我趕、力爭上游的嶄新局面。

中央政府始終致力于根據國家發展戰略設計高等教育發展目標,遵循圍繞發展大局、突出戰略重點的資源分配原則?！半p一流”戰略的理路有待學術界進一步研究?！半p一流”建設的制度邏輯是什么?何為導致政府和大學行為發生變化的內在動力?各參與主體之間如何博弈并維系(創新)制度?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深入認識“雙一流”建設的政策特征與戰略價值。為此,本研究基于既有文獻、政策文本和統計數據,從博弈論的角度進行制度分析,探究我國“雙一流”戰略的制度邏輯,探討地方政府之間、大學之間的博弈動機及其實踐價值。本研究對如何持續創新“雙一流”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水平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理論框架

博弈論是研究人類行為的跨學科方法,常被應用于分析涉及多個參與者為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相互依賴的戰略性互動[7]。這些參與者在做出決策時考慮自身的利益與偏好,尋求與其他參與者之間可能的合作點。在“雙一流”建設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取向存在差異,導致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有各自的主觀博弈模型。這種客觀上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大學與大學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與博弈。本研究采用經典博弈論和主觀博弈論作為構建動態解釋框架(詳見圖1)的理論基礎,既考慮到外生環境變化對推動新博弈產生與制度創新的作用,又認識到各利益相關主體之間內部博弈的演化,以便闡釋從重點大學政策的身份固化到“雙一流”建設的開放競爭過程中的制度演化邏輯。

圖1 博弈論下的制度創新動態解釋框架

該框架由外循環(實線)與內循環(虛線)動態組合而成,其中外循環主要結合經典博弈論考察由外生環境變化引起的資源增量及其導致的制度創新。本研究的解釋框架始于外生環境的變化,它是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也是進行博弈分析的前提[8]。

外生環境變化彰顯著高等教育政策的決策邏輯。高等教育政策被視為國家在教育領域采取行動的重要指南,是政策制定者根據所收集的多種信息來源,結合國家發展戰略的愿景,形成新的認知,并做出理性的、有益的選擇?！半p一流”建設被視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決策者參考各類信息后,包括經濟和政治背景、地方與國際高等教育現狀、可用于發展高等教育的各類資源以及早期建設的成果與經驗等,意識到必須進行決策調整,以緩解前一建設階段存在的問題,如中國高等教育“大而不強”、大學地位固化、缺乏競爭、同質化發展等[9]。結合中國高等教育“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到2050年實現高等教育強國”的目標,政策制定者期望“雙一流”建設不僅能改進過去的問題,更要扎根中國大地,堅持走集中投資的道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在國家頂層設計下,外生環境的變化為資源獲取與分配開辟了新路徑,打破了原有制度的平衡狀態。為了內化增量資源,需重組增量資源分配的競爭性制度安排,激發博弈參與者的動機,以實現新的制度均衡。以“雙一流”建設為例,外生環境的變化源于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地方政府由原本的“袖手旁觀”向“挺身而出”的狀態轉變,加大向地方大學的資源投入,打破原有的結構均衡,形成增量資源。為競爭新的高等教育增量資源,以地方政府的強烈帶動為樞紐,地方大學產生了參與博弈的動機。隨著增量資源的產生,新的資源配置方式開始重組,在互動中逐漸實現制度創新。因此,相較于以往的一流大學建設,“雙一流”建設提供的資源支持更為廣泛,更加注重管理戰略調整,并要求地方政府和大學更多地參與到實施過程中。

內循環是基于主觀博弈論解釋由外生環境變化影響博弈參與者的認知及其主觀博弈模型改變的過程。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認為,主觀博弈論是以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和參與者的異質性為前提來分析制度的[10]。它意味著博弈參與者都擁有各自的主觀博弈模型,導致其認知上存在差異。外生環境的變化使博弈規則隨之轉變,新的博弈規則約束著參與者的策略與互動。此外,主觀博弈模型意味著博弈參與者對制度存在個人的、有限的理解[11]。鑒于此,各方博弈參與者需要通過對新規則的學習,改變其原有觀念與認知,演化出新的主觀博弈模型。在“雙一流”建設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大學在理解與學習博弈規則中產生了新的認知,即看到了開放競爭機制帶來新的可能性,主觀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參與博弈的意愿,行動上帶動著資源增量和資源結構優化與重組。再者,博弈不僅發生在地方政府層面,資源增量涌現打破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固化的局面,地方大學之間原有的“階層”觀念受到強烈沖擊,而高校內部更是開啟了優勢學科之間資源競爭的新局面,各方博弈參與者之間的競爭交互進行,有助于“雙一流”建設水平的提升。

在新的博弈規則下,當各方參與者建構具有共同認知的主觀博弈模型后,原有的結構被削弱,一種階段性的均衡狀態將會形成,被稱為“刻點均衡”,并在主觀博弈模型的不斷強化中實現制度創新。同時,新的均衡狀態也會反作用于外生環境,在外生環境產生新的資源增量或分配方式之前將維持平衡狀態,反之則產生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其本質是一個“均衡—非均衡—均衡”的過程。第一輪“雙一流”建設結束后,原有均衡狀態被打破,“雙一流”內部調整和地方大學一批優勢學科入圍一流學科,又逐步產生新的階段性均衡。階段性均衡的背后是資源的重配與優化。具體來說,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學審時度勢,調整制度安排,創新資源配置規則,將資源投入到更有可能入選一流學科的優勢學科建設上?？梢?制度創新是外生變化與內部博弈疊加效應的結果。

三、“雙一流”建設制度邏輯的演變

(一)外生環境變化為“雙一流”戰略的誕生提供了動力

制度變革依賴于現有制度內的“裂痕”,使得特定群體有可能獲得資源再分配的機會?！?11工程”和“985工程”設計與實施過程中留下的“裂痕”表現為缺乏競爭性和身份固化,成為“雙一流”誕生的催化劑。一方面,相較于地方普通院校,“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更易獲取政府和社會資源,削弱普通高校發展動力[12];另一方面,穩固的身份使“211工程”和“985工程”高?？赡苋狈ξC意識和競爭動力。3個全球大學排行榜10余年的數據顯示(如表1所示),中國大學在2010—2022年位于前1 000名的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然而,在“211工程”和“985工程”后期(2010—2015年),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數量增長相對緩慢,非“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甚至未能上榜。盡管世界排名的價值存在爭議[13],但它的確是衡量質量和比較水平的顯性指標。因此,“雙一流”建設的目標是打破身份固化,激發競爭活力,使單軌運行的“211工程”和“985工程”轉變為雙軌運行的“雙一流”制度設計,調動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學的積極性?！半p一流”建設的戰略調整,給予辦學基礎較好的地方大學獲得進入“一流學科”建設的機會,地方政府和一批水平較高的地方大學都看到“雙一流”蘊含著新的可能性,進而積極行動、出臺政策、投入資源、參與競爭。

表1 2010—2022年中國(除港澳臺地區)高校在全球3大排行榜中上榜數量變化(所)

首先,中央政府政策目標的轉變為資源的重組與分配提供了可能性。上述“裂痕”使決策者意識到需要形成全新機制來緩解當前問題。為了打破高校身份固化和解決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雙一流”的動態調整機制應運而生。進入“雙一流”資助名單的高校須接受每5年一輪的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動態調整和確定下一輪資助高校名單。中央政府將“雙一流”建設作為政府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地方政府也出臺配套政策,將推進地方大學進入“雙一流”建設行列作為政府治理的目標,以提升本地區聲譽、吸引人才和促進經濟發展。經過第一輪“雙一流”建設(2016—2020年),各大學在競爭中取得了顯著進步。例如,2015年之前,非“211工程”“985工程”大學在國際排行榜中蹤影難尋,但2022年,一些地方院校也開始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見表1)。由此可見,“雙一流”建設的確是中國高校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有效戰略。

其次,隨著競爭環境的動態化和資源再分配機會的來臨,決策者在深化“雙一流”建設的基礎上,引入一流學科作為進一步提升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的有效手段。這是一項富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彰顯了中國式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本土優勢。世界一流大學的概念濃縮在“211工程”和“985工程”之中,但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模糊了高等學校之間的差異性,使多樣性與同質化的矛盾更為緊張。鑒于此,“雙一流”制度設計開辟了一條新的競爭賽道,鼓勵高校以學科為抓手,突顯自己的優勢學科,而非所有高校皆追求全面發展的傳統軌跡。根據2022年公布的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共有147所高校的509個學科入選,而新增的7所“一流學科”高校均為地方大學[14]。這意味著,新一輪以學科建設為基礎的導向淡化了高校身份,并引導發展水平不同的高校在各自獨特和具有優勢的領域走向世界一流。

最后,新的制度安排可能改變高校競爭中所獲取資源的結構,從而導致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11工程”和“985工程”采用來自中央政府的集中計劃分配模式,這是其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在“雙一流”建設實施之前,中央政府的財政撥款大部分集中在“985工程”的39所高校;“211工程”高校的財政支持主要由省級政府提供,中央財政撥款相對較少;而不屬于這兩個項目的大學獲得的資源更是少得多。如表2所示,各類院校的科研經費總量和財政撥款比例存在明顯差異。有學者統計指出,2009—2013年,“211工程”和“985工程”中的116所大學獲得了超過72%的政府研究經費,而其余約2 000所大學則分享剩下的28%[15]。這種不平衡狀況持續下去,必將加劇大學之間的發展差距,消解大學的活力。

表2 2013年全國各類院校中研究經費排名前5的高校及其經費來源

于是,中央政府試圖通過“雙一流”戰略將資源計劃分配模式轉變為一種新的資源競爭與合作模式?！半p一流”建設的資源分配模式是以政府財政支持為核心的,中央政府、省級政府、中心城市政府和相關機構共同參與,形成政策和資源多元化及多維度的支持,為高校發展提供幫助。在聯動投入的同時,通過向地方政府下放財政撥款權,引導地方政府積極向高校投入資源,引發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與競爭。這種競爭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員在高等教育領域獲得資源和認可的愿望,以及借此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信念。中央政府給予政策和資源的支持也成為地方政府優先考慮“雙一流”戰略可能帶來的額外激勵。此外,新資源配置范式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以高校為基礎的財政支持轉向以學科為基礎的多方資源支撐,強調一流學科建設是一流大學建設的基礎,以及一流學科建設對地方大學水平提升的效應?？紤]到邁向或進入“雙一流”所帶來的資源增量收益,各高校在保障正常運行的前提下,優先突出自身學科優勢以在多種資源競爭中勝出,從而促進使命的多樣化。由此可見,增量資源和多元化資源獲取成為大學參與這一競爭的前提條件?！半p一流”戰略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加強了政策和資源的聯系,促使地方政府為取得競爭優勢而增加對高校的投入,并實現資源配置的制度創新。

(二)參與者主觀博弈模型變化是推動“雙一流”戰略的內核變量

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持續變化源于參與者主觀博弈模型的變化。外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增量資源改變了每個游戲參與者認知的初始條件,促使博弈參與者通過學習新的游戲規則并重新解讀周圍世界,調整各自的主觀博弈模型[16]。換句話說,當參與者的主觀博弈模型受到外部沖擊或陷入困境時,一種新的內在制度就會通過創新而逐漸演化,形成一種具有規范力量的共同信念,并得到每個博弈參與者的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的制度可以被視為參與者在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經過多次博弈達成的一系列協議的總和,為實現廣泛目標奠定基礎。制度的內生演變將通過“雙一流”建設參與者的博弈模型的變化進行分析。

首先,在追求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博弈參與者如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學,不可避免地面臨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壓力和同行的競爭壓力。為了獲取發展資源,相關博弈主體會圍繞政策與個人目標修改各自的主觀博弈模型,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中逐漸形成共識,推動制度變革的實現。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戰略已經歷了三次制度變革。每次制度變革都不是瞬間發生的,而是伴隨著參與者主觀博弈模型的變化以及博弈過程中參與者之間的權責重新配置和重新定位。

第一次制度變革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時的制度不能很好滿足培養高級專業人才的需要,因此啟動了“重點大學”建設,參與者的認知模式也隨之改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發展數量有限的大學,以迅速滿足社會需求和提高質量。由于參與者認識到這一時期資源的稀缺性,他們的主觀模式優先考慮服從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而政府與高校之間、高校與高校之間的博弈關系是緘默的,集中體現在中央政府主導,這是制度失衡時滿足國家潛在利益最大化的一種均衡策略。第二次制度變革是從“重點大學”到“211工程”“985工程”的轉變,這是中央政府在世紀之交為提升高等教育整體實力而作出的重大決策。隨著外生環境變化——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擴大了對高校的投入,參與博弈的高校數量也明顯增加,從最早的6所增加到2011年的116所。制度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均衡點,這在原有博弈中是不存在的。其間,政府仍主導著制度變革的方向,博弈行為主要發生在“211工程”“985工程”的成員之間。第三次的制度變革是將“211工程”“985工程”統籌到新的”雙一流”建設之中,擴大了參與博弈的群體,帶動非“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地方政府和市場的參與,博弈趨向開放競爭,打開多方參與者的博弈空間。新一輪的制度變革弱化了原有結構,從一元走向多元,推動了教育資源的廣泛聚集和有效輻射。

其次,主觀博弈模型的變化基于參與者對博弈規則的學習。學習博弈規則增加了參與者現有的信息和知識,演化了新的主觀博弈模型,加快了制度變遷的步伐。當外生環境發生變化時,大學的發展規則也隨之改變。在追求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制度變遷是參與者積累經驗、不斷學習新博弈規則的結果。當中央政府通過信息反饋認識到引入地方政府的參與能夠釋放地方高等教育發展的活力并激活增量資源時,制度將朝這個方向進行重組,從而產生制度變革和創新?；谛碌牟┺囊巹t,地方政府掀起大力支持地方院校的浪潮,地方大學因而獲得比以往更多的資源優勢與博弈機會。通過比較表2和表3呈現的數據可以發現,各類型高校所獲得的總資助金額顯著增加,形成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有力保障。高校的發展依賴于經費的投入,“雙一流”建設的資源配置新規則動搖了資源集中的固化狀態,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與經費支撐使部分地方大學的經費預算大幅擴張。在全國預算資金排名前100位中就有11所非“211工程”“985工程”的地方大學,可見“雙一流”建設的輻射能力和資源效應是顯著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輪“雙一流”建設名單中共有建設高校147所,其中,新入選的7所高校均為地方大學(山西大學、南京醫科大學、湘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上?？萍即髮W),廣東占有3席,這與廣東未雨綢繆地在2015年啟動“高水平大學”建設計劃密切相關,充分顯示出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學在新的制度博弈中取得的顯著成效?？梢?“雙一流”戰略意味著圍繞高等教育發展的地方政府間的新一輪錦標賽和地方大學間競爭的開始,它將重心轉向具備博弈競爭力的地方政府,并通過新的財政分配模式和博弈規則重塑每個參與者的認知模型和發展路徑。

表3 2021年“雙一流”建設大學與地方大學類別中經費預算排名前5的高校

最后,制度變革速度取決于博弈參與者信息與知識獲取的速度。演化博弈論和主觀博弈論的制度分析強調,博弈參與者的有限理性和掌握博弈規則的不對稱性對決策所造成的影響[17]。也就是說,學習過程是漸進的,各博弈參與者的學習步伐是不一致的,因而決策時間和方式存在差異。如果學習過程停滯不前,信息和知識的獲取也相應停滯,從而延緩制度變革。當中央政府頒布了“雙一流”建設的政策后,作為博弈參與者的地方政府緊隨其后,相繼出臺了回應“雙一流”建設實施的相關文件。然而,各地方政府學習規則的速度和財政能力存在差異,影響制度變革的速度和效率。有學者通過評估24個地區的地方“雙一流”文件發現,地方政府學習新規則的速度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先行一步”的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包括上海、廣東和浙江等,這部分地區出臺的地方政策與國家政策幾乎同時發布,為其他省市制定方案提供了寶貴參考;第二類是“快速反應”的中部地區,如河南、江蘇和河北等,這些地區平均用時221天制定地方方案,以期能在“雙一流”建設中搶占先機;第三類則屬于“反應緩慢”的地區,它們平均用時478天出臺地方具體方案,影響著制度變革與地方大學發展的速度[18]。

四、結論與討論

基于博弈論的制度變遷動態框架,討論了“雙一流”建設戰略從身份固化走向開放競爭的制度演變邏輯,揭示了新的制度設計如何從原有的中央主導、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的“單軌”運行向中央與地方聯動、追求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的“雙軌”運行轉變,極大地提升了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性和參與度。這既是外生環境變化產生的增量資源與參與者主觀博弈模型變化交匯的結果,也是地方政府參與博弈競爭為地方大學提供強有力支撐的結果,還是中國建設一流大學制度創新的結果。

本研究的解釋框架揭示了復雜現象背后的動機與邏輯,并從博弈角度洞察高校、地方、區域和國家之間的互動模式,可為其他政策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具體而言,經濟發展、政治目標和制度安排的更新、發展與迭代,產生了資源增量,也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成為“雙一流”建設動態競爭機制的重要推力,以期最大程度減少原有制度造成的身份固化和動力弱化,引導和激勵各高校在其獨特和優勢領域邁向世界一流水平。同時,外生環境變化也為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學等博弈參與者帶來了額外的資源和新的規則,改變了他們的認知模型,由此孕育出與地方政府聯動的資源分配模式。隨著參與者的主觀博弈模型在新的競爭與賽道中逐漸形成共識,內生性的制度變遷力量推動著高等教育制度的持續創新。

首輪建設成果(2016—2020年)表明,“雙一流”戰略確實激發了中國高等學校之間的競爭,并產生了積極的預期成果,如拓寬資金渠道、增加經費投入、提升大學排名、增加研究出版物、促進高校特色發展與提高國際聲譽等[19]。地方官員的激勵和政府治理在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地方政府競爭、資源配置和政策導向,追求“雙一流”建設中的優異表現已成為政府和大學的共同目標。然而,制度變遷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路徑依賴或產生新的障礙,“雙一流”戰略的演化與實施過程也應充分意識到外部治理結構和內部博弈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所帶來的矛盾與新的挑戰。

一方面,大學排名與論文發表數量的提升與資源投入密切相關。決策者通過“雙一流”建設旨在緩解開放競爭的動態機制背后的資源配置失衡問題。然而,這些外部治理措施的功能是有限的。由于地方政府參與博弈,區域經濟不平衡勢必會擴大高校之間的差距,在辦學資源和高層次人才方面產生虹吸效應[20]。例如,由于持續的排名熱潮以及將中國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雄心,決策者出臺了一系列計劃引進國外人才或具有世界頂尖大學學位的中國學者。地方政府為這類人才提供優厚的薪酬待遇,通過提升科研項目與學術出版的數量和質量以增強地方大學的競爭力,這種戰略尤其在發達地區被廣泛運用。然而,一定時期國內人才的存量是既定的,由地方政府推動的優先發展計劃與增量資源的傾斜將加劇中國優秀人才向發達地區集聚,欠發達地區人才進一步流失。因此,在“雙一流”建設將更多地方大學推向世界一流之際,也需關注大學之間因受資助差異而產生的差距擴大現象,加劇了地區間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如何處理“雙一流”建設的集聚性與高等教育體系的均衡性之間的矛盾是未來持續優化制度的方向。

另一方面,“雙一流”戰略的動態調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多樣化進程。多數大學將自身發展與地方發展相聯系,但在新的博弈規則下,不僅高校之間面臨著“雙一流”建設有限席位的競爭,高校內部也存在著資源向優勢學科集聚所引發的其他學科發展困境。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非一流學科”面臨著來自校內與校外的雙重壓力與多重逆境,如人力、物力、聲譽等資源皆相對缺乏,將會導致這些學科產生被邊緣化或撤并的危機[21]。如何優化高校學科生態的平衡,既要發揮“一流學科”引領作用,加強跨學科平臺建設與交流合作,又要引導“非一流學科”尊重學科發展規律,審時度勢,擺脫單純的政府與學校資源依賴,積極調整戰略,拓寬校友、企業、社會團體等資源供給源,在困境中尋求生長點,是未來“雙一流”建設進程中的重要挑戰。

誠然,一項制度的不完美并不能否定其可行性和有效性?！?11工程”“985工程”到“雙一流”等系列戰略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優先發展戰略在中國國情下是行之有效的,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與學術共同體或市場驅動的發展邏輯相比,上述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邏輯似乎更為有效與適切,因為它能夠在政府干預下實現強有力的項目實施、有效的資源配置以及對外部環境變化和需求的及時響應。在可預見的未來,利用增量資源促進大學間的競爭似乎是上佳策略,這也是一些先進國家的一流大學蓬勃發展的歷史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扎根中國大地辦高等教育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統一的,只有扎根中國才能更好走向世界。在吸收世界先進辦學經驗的同時,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與高校文化,是“雙一流”建設實踐的重要方向。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發展與國家治理緊密結合”的制度邏輯也可能會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高等教育發展與治理,并有可能成為一種新模式。此外,發達國家的一流大學從未如人們想象般存在于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真空狀態之中,政府參與大學治理已成為發達國家的社會共識,如美國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早已越來越受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制約[22]。因此,傳統的世界一流大學也面臨著如何在未來發展中協調和平衡國家意志、政府角色和社會需求的博弈,而中國經驗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建設性的經驗模板。

此外,在第二輪“雙一流”建設的動態機制下,學科評估結果與一流學科遴選的非對稱性,即一些在學科評估中并非最頂尖(A+)的基礎學科或中國相對薄弱學科入選了一流學科名單,如寧波大學的力學、西南大學的生物學、海南大學的作物學和南方科技大學的數學等。這種現象背后揭示了一種深層次的新的博弈方向——“雙一流”建設戰略引發的競爭不僅依據國內大學之間的學科排名,更應與世界一流學科比肩。一些基礎學科和新興學科或許在國內學科評估中排位并非最高,但當它們能與國際上的同行相媲美,或在國際前沿方陣中擁有話語權時,便能成為國家的戰略性學科并獲得資源的傾斜,乃至入選一流學科。因此可以預見,第二輪“雙一流”建設成效的評估和第三輪“雙一流”學科遴選標準將發生微調,以實現進一步的戰略優化,給予地方大學與新興學科更多的機會,在資源配置上堅持以國家戰略需求與國際前沿相結合的導向,把博弈的視野拓展至國際舞臺。

面向未來,如何使中國高等教育體系更加完備并實現高質量發展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半p一流”建設致力于遴選出一些中國頂尖大學和一批高水平學科使其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這意味著要平衡好央地關系、府學關系、立德樹人與知識創新的關系,要致力于塑造大學文化、提升治理能力與實現制度創新。這些始終是決策者在制定與調整國家戰略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以助力教育強國建設和實現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現代化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