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廣州公行首商蔡世文家族事跡考述
——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六

湯開建, 李嘉昌

(1.澳門科技大學,澳門;2. 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廣州 510632)

清代乾隆以后,中國與歐洲的貿易無論在貿易形式還是貿易格局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清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廣州一口通商的中西貿易局面出現,中國與歐洲的進出口貿易在規模和質量上都有了極大提高?；钴S于一口通商以前的廣州行商中,陳壽官、陳芳官、陳汀官以及黎開官最有影響力,筆者在此前的“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中已進行過詳細考證和討論。(1)湯開建、李琦琦:《雍乾之際廣州對外貿易中的海上巨商陳廷鳳研究——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一》,《中華文史論叢》2023年第3期;湯開建、李琦琦:《清代早期廣州行商陳汀官家族事跡考述——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二》,《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2期;湯開建、李嘉昌:《清代廣州同文行第一代行商潘振承商業活動考述——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五》,《中國經濟史研究》2023年第3期。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公行的成立,進一步整肅和規范了中國行商對歐洲貿易的條件及限制,行外小商人不能參與對歐洲國家貿易的競爭,廣州的海上貿易基本上都控制在“十三家行商”的壟斷之中。當“十三家行商”有出缺,主管廣州貿易的粵海關監督便會根據出缺的人數予以補充。在這“十三家行商”中,充任行商領袖的被稱為“首商”(First Merchant)或“總商”(Chief Merchant)。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公行成立以后,第一位首商就是著名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承;而本文所要討論的蔡氏家族的蔡世文,就是繼潘振承之后出任首商的蔡文官。(2)蔡文官,本名蔡世文,為行文和閱讀方便,文中除需解釋“蔡世文”本名、特指“蔡世文家族”及引用原始材料外,均統一用蔡文官。

蔡世文家族是清代廣州貿易史和廣州十三行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行商家族之一。該家族三代四人歷經雍正、乾隆、嘉慶三朝。其家族杰出人物蔡文官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接管家族生意后,將逢源行和萬和行的對外貿易生意推上新臺階;乾隆五十三年(1788)更是出任廣州洋行公所首商,成為當時廣州對外貿易的商業領袖。蔡文官作為一名杰出商業人物,很好地接續了潘振承的首商職責,在官府、行商、外商三者關系中起了非常好的平衡作用,是乾隆后期十三行隊列中一位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但學術界對蔡文官這樣一位杰出人物的關注卻較少,僅有香港大學的張榮洋教授、臺灣學者陳國棟教授、美國學者范岱克(Paul A.Van Dyke)教授對其進行過認真研究。(3)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Name or Name of Firm, 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 (Curzon Press,1997),pp.170-175;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花城出版社,2019,第273-277頁;Paul A.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pp.39-59.三位學者都對蔡文官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又分別存在各自的問題。(4)特別是范岱克教授提供了大量有關蔡氏家族的荷蘭文、丹麥文等西語資料,展現了很多不為人所知的有關蔡世文貿易活動的史實,但遺憾的是,在范岱克的文章中出現了很大的中西文史料的比證問題。

十三行行商本身具有傳統商人的特色,同時又是近代海洋文化影響下的產物,他們作為清前中期歐美商人與中國貿易交往的中介和橋梁,無疑溝通著當時中國與世界的商業網絡。蔡世文及其家族的對外貿易活動,是廣州十三行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反映廣州十三行發展史全過程的重要“鏡子”。對該家族的貿易活動進行細致考證和研究,有助于學界從不同家族角度探尋十三行發展的另一面貌,可為學術界進一步拓展行商家族研究提供良好范例,同時豐富中國商業史的內容。因此,本文希望在全面搜集中西檔案文獻的基礎上,在張榮洋、陳國棟、范岱克三位教授的研究基礎上,對蔡世文家族事跡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以訂正前賢之誤,并求教于學界。

一、此蔡非彼蔡:范岱克對《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的誤讀

進入21世紀后,清代廣州十三行研究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荷蘭、法國、瑞典、丹麥及奧斯坦德(奧地利)等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開始大規模進入這一領域。毫無疑問,這就是美國學者范岱克對清代廣州十三行研究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極具創新性的貢獻。范岱克教授以極為縝密細致的心思,詳細地對上述各國與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的行商、商館、商品及貿易數據進行了分辨詳析、細致考證,得出了大量令人驚訝的、具有卓越見識的十三行研究新成果,獲得了中國學術界及海外漢學界一致的認同和贊賞。筆者曾經和范岱克短暫地同事過一段時間,也對其學術成就和學術精神極為感佩,可以坦言:在當今的清代廣州貿易史、清代中西交往史及廣義的海洋史研究中,無出其右者。

然而,范岱克的研究并非無瑕之碧玉。在他眾多的十三行研究論著中,有一些觀點和結論明顯是錯誤的,也絕非可以爭論者,故必須予以指出,辨以良莠,以使其優秀論著在學術界獲得正確和廣泛的傳播。范岱克擅長西文檔案的挖掘與開拓,特別是少見的西語文獻檔案(如荷蘭文、瑞典文、丹麥文、法文等語種的檔案文獻),這一點為中國學者所望塵莫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范岱克在廣泛使用多語種西文檔案文獻時,也積極地搜羅和挖掘中文檔案文獻,并將這些中文檔案與西文檔案文獻結合起來,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西方學者在閱讀和使用中文檔案文獻時,由于缺乏對文獻字面背后更深一層的理解,難免出現問題。范岱克《粵澳商人:十八世紀中國貿易的成敗》(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一書使用《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以下簡稱《家譜》)時,出現的問題就相當嚴重。范岱克根據《家譜》稱:

本章是關于文官(Monqua)的蔡氏分支,我們知道參與貿易的家族成員包括德漢官(Tehanqua)、仲官(Teunqua)、蔡世洪(Seequa)和蔡世文(Monqua),原籍泉州。直到仲官在 1730 年代出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 (EIC) 的記錄中之前,人們對他們的商業交易知之甚少。1759年,英國大班提到仲官的父親Tehanqua(蔡兆榜)是義和行的所有者。德漢官(Tehanqua)的曾祖父在 17 世紀的某個時候移居廣東省,并在澳門定居。德漢官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唯一出現在廣東對外交易記錄中的兒子是長子永接(Teunqua,仲官)。關于他的妹妹燮姑或兄弟永孚和永炳,我們一無所知。由于我沒有關于德漢官或他的其他家庭成員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將從長子永接(Teunqua)開始這個故事。Teunqua(仲官)的中文名字是蔡永接,但他也被稱為蔡純興,他的商行名稱是逢源行。(5)Paul A.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39.

從上面表述可以看出,范岱克根據《家譜》,將蔡世文家族的第一代德漢官(Tehanqua)比對為族譜中的蔡兆榜,家族的第二代蔡仲官(Teunqua)比對為族譜中的蔡永接,第三代就是蔡世洪(Seequa)和蔡世文(Monqua)。為什么范岱克會將蔡世文家族認定為《家譜》中蔡兆榜和蔡永接的后人呢?原因很簡單,《家譜》中的第九世就叫“蔡世文”,正因為有這位同名同姓的蔡世文,范岱克就草率地將清代十三行行商中的蔡世文家族認定為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中的一支,并將曾經擔任廣州十三行首商的蔡世文認定為蔡兆榜和蔡永接的后人。然而,此蔡非彼蔡。范岱克的誤讀使他的研究得出了一個十分錯誤的結論。

查《家譜》,蔡兆榜為梅塘蔡氏遷粵二房之六世,名蔡兆榜。蔡兆榜在族譜中有小傳,其傳云:

六世祖,鴻德公之長子兆榜公,諱連,字其源,號瓊林,貤贈昭武都尉。兆榜公生于乾隆辛卯年七月初二日子時,卒于嘉慶己未年五月初九日辰時,卜葬東望洋腳小龍喉,與妣合葬。(6)蔡永建:《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卷三《二房昭穆·六世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三十三年刻本,第3頁。

乾隆辛卯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這就是說蔡兆榜出生的時間為1771年,但德漢官(Tehanqua)之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最早出現是在1759年11月3日,“已故的德漢官(Tehanqua)的兒子蔡仲官(Teunqua)將義和行的所有權交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抵押,借款3 000兩”(7)BL:IOR/R/10/4, 1759-11-03, p.132.本文大量使用大英圖書館藏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BL:IOR)進行研究,其中R/10和G/12系列主要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職員所記的檔案和檔案副本,專門記錄該公司在廣州貿易的情況。。顯而易見,族譜中的蔡兆榜絕不可能是德漢官:在蔡兆榜出生前十二年,德漢官已經是已故的義和行東主了;而蔡兆榜去世的時間則是在嘉慶己未即嘉慶四年(1799),兩者去世時間相差四十年,所以蔡兆榜絕不可能是德漢官。

范岱克又將蔡仲官認定為《家譜》中的蔡永接。查譜中《蔡永接小傳》:

八世祖,應垣公之長子永接公,字廷槐,號龍之,又號逸溪,覃恩誥授昭武都尉,賞戴花翎,候選營都司。永接公,生于道光壬午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時,卒于同治甲戌年正月初二日卯時,在世五十三歲。(8)蔡永建:《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卷三《二房昭穆·八世祖》,第11頁。

將蔡仲官認定為蔡永接,這個錯誤就更大。因為蔡永接并非蔡兆榜之子,而是蔡兆榜之孫,為蔡氏遷粵家族中的第八代,其出生時已經是道光二年(1822);而蔡仲官在文獻中出現的最早年份為乾隆十六年(1751)(9)唐英:《唐英全集》第2冊,載《陶人心語手稿》,學苑出版社,2008,第420頁。,兩者相差七十一年,這一誤差則更遠。

再看范岱克認定的蔡世文在族譜中為何狀況。查譜中《蔡世文小傳》:

九世祖,永接公之次子世文公,諱銘,字啟賢,號商文,國子監例貢生,誥授奉政大夫,欽加五品銜,賞戴藍翎,候選六部額外司務。世文公生于咸豐丙辰年十月三十日寅時,終于光緒甲申年四月十九日酉時,葬積蔭社。(10)同②書,第16頁。

這個“蔡世文”與擔任十三行首商的“蔡世文”確實是同名同姓,又都是從福建遷到廣東的蔡氏家族,但族譜中的蔡世文出生的時間為咸豐六年(1856),而擔任十三行首商的蔡世文于1796年4月10日已經自殺身亡。(11)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區宗華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第303頁。從蔡世文的死到另一個蔡世文的生,期間相差六十年?？梢?范岱克對中文文獻的解讀存在十分嚴重的缺憾,不然不會發生如此失誤。進入清代廣州貿易的德漢官—蔡仲官—蔡世文家族,并非《家譜》中的第六世蔡兆榜—第八世蔡永接—第九世蔡世文。范岱克只閱讀《家譜》的“世系譜”而沒有查閱家譜的“傳記”,導致了對中文族譜的錯誤認識;而這一錯誤離題甚遠,很容易誤導對十三行家族情況不太熟悉的研究者,因此在此必須指出。非常遺憾地說,這應該是范岱克在十三行研究中的百密之一疏。

二、蔡世文家族的第一代:創辦義和行的德漢官

德漢官,西文作Tehanqua或Teunqua。(12)Tehanqua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僅于1759年出現,其余均以Teunqua為名經營貿易。德漢官這一支蔡氏族人,并無族譜存世。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宮中檔案稱,倪宏文原籍福建晉江,而倪宏文又為蔡文觀的母舅,且將蔡文觀從小撫養長大(13)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奏折-乾隆朝,文獻編號:403030858,統一編號:故宮056688。,故可推知德漢官蔡氏一族原籍也為福建晉江。

(一)關于德漢官與義和行的考證

關于德漢官早期事跡,史實無考。據英國東印度公司1759年11月3日的檔案:

已故義和行所有者德漢官(Tehanqua)的兒子仲官(Teunqua)與陳鎮官(Tinqua)一起還清了義和行向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抵押貸款,金額為3 000兩。(14)BL:IOR/R/10/4, 1759-11-03, p.132.

可知,德漢官是廣州十三行早期著名的義和行行東。又據瑞典檔案,乾隆十三年(1748)瑞典東印度公司商人邁克爾·格魯布(Michael Grubb)公布的廣州帆船貿易業務名單,介紹了廣州本港行的帆船貿易,其中第五家商行就是義和行(Giwa Hong),屬下有協盛、萬泰、坑仔鸼三艘大帆船,經營東南亞貿易。(15)瑞典斯德哥爾摩北歐博物館檔案館,檔案編號:T1_ 05145,共三張,無頁碼。但義和行于何時創建,在西文檔案中并沒有明確的記載。張榮洋稱,勾官(Gauqua,又作Gowqua)是雍正六年(1728)廣州貿易中的八大行商之一(16)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Name or Name of Firm,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p.39.;到1730年代,德漢官與勾官成為義和行的合伙人。(17)BL:IOR/G/12/30,1728-08-17,p.40.但張榮洋并沒有提供直接證據,應該是他推測的結果。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只記載了乾隆元年(1736)德漢官與勾官合作向該公司提供了少量的茶葉和瓷器。(18)BL:IOR/G/12/41, 1736-09-27,p.29;1736-09-30,p.29;1736-11-19,p.40.如果張榮洋的說法是準確的,那么勾官在廣州貿易中最后出現的時間是乾隆六年(1741)(19)BL:IOR/G/12/50, 1741-08-06,p.9.,之后不再出現,可知義和行后期的東主就只有德漢官一人。

關于德漢官在廣州早期貿易中的資料極為稀少,張榮洋將Tehanqua和Teunqua視為同一名字的不同寫法,并將Tehanqua視為第一代仲官(Teunqua Ⅰ),而將蔡純卿視為第二代仲官(Teunqua Ⅱ)。(20)同④書,第170頁。張榮洋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英國東印度公司1759年11月3日的檔案明確指出,已故德漢官的兒子為Teunqua(仲官)。(21)BL:IOR/R/10/4,1759-11-03, p.132.在清代的廣州貿易中,家族的商名往往是世代相傳的,父親叫什么商名,兒子往往又承襲這一商名。如潘振承的中文商名為潘啟官,其后代包括兒子潘致祥、孫子潘紹光等都沿襲“潘啟官”之商名,而且這一情況很常見。因此將德漢官和蔡仲官稱為同一名字的不同寫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德漢官即可稱為第一代仲官(TeunquaⅠ),蔡仲官則稱為第二代仲官。Teunqua又可寫作Tounqua(22)BL:IOR/G/12/46,1739-09-02, p.19.,又稱為Chesha(23)BL:IOR/G/12/46,1739-09-11, p.22.或Chesia(24)BL:IOR/G/12/46,1739-10-18, p,36.。

據道光四年(1824)德庇時的《通商字匯》,義和行是十三行街夷館區最西邊的一家商館,旁邊緊靠小溪,故又稱之為Creek Factory(小溪館)。(25)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Macao China,1824),pp.25-26.查現存最早的《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圖1)(26)香港海事博物館藏,真蒂洛尼家族原藏中國貿易港繪畫系列:廣州(十八世紀晚期),作品編號:HKMM2010.0031.0002。,應該是雍正十年(1732)左右繪制的,圖中找不到義和行的建筑。故可推知,雍正十年(1732)左右德漢官的義和行還沒有在廣州夷館區內建筑商館。

圖1 雍正十年(1732)繪制的中國第一幅《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

在乾隆十三年(1748)瑞典約翰·道爾曼(John Fredrik Dalman)繪制的《廣州郊區最靠近該地區的三條街道的規劃圖》(圖2)中,也沒有義和行的記錄。(27)John Fredrik Dalman,Dagbok upp? Konglige Vetenskaps Academiens befalning,瑞典皇家科學院圖書館藏,檔案編號:Dalman,p.20(原書無頁碼,按原書順序數出)。

圖2 乾隆十三年(1748)瑞典科學家道爾曼繪制《廣州郊區最靠近該地區的三條街道的規劃圖》

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時,在十三行街夷館區最西邊靠近小溪的荷蘭館旁邊出現了“義和行”(圖3)。這是一座擁有兩進深的房屋,第一進為一層,第二進為二層,完全是一座中國風格的中式建筑。從行館的規?？?比旁邊租給荷蘭人的集義行要小。據此可以推斷,義和行在十三行街夷館區興建商館的時間應在乾隆十三年(1748)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之間。

圖3 大英圖書館藏乾隆三十五年(1770)《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中的義和行(28)Martun Gregoly,"Revealing The East:Historical pictures by Chinese and Western artists 1750-1950,"Catalogue91,no.40(2013-2014):35.

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漢官因為貿易上資金欠缺,將義和行抵押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大班。(29)BL:IOR/R/10/4, 1756-11-27, p.63.乾隆二十四年(1759),德漢官的兒子蔡仲官與他的搭檔陳鎮官(Tinqua)和內地茶商汪圣儀(Wonsamye)(30)Wonsamye,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譯本將其譯為“王三爺”,荷蘭文檔案又稱義和行為WanTangJu的物業(NAH:VOC 4381,letter dated 1758-01-19)。據范岱克考證,WanTangJu應該是“Wonsamye”的誤寫。此說極是。參見Paul A.Van Dyke, “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Review of Culture 54 (2017):94.一起將義和行商館贖回,還清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債務。這一年,陳鎮官和汪圣儀購買了義和行,并幫助蔡仲官還債。此后,義和行遂轉為汪圣儀的物業(31)BL:IOR/R/10/4,1759-11-03,p.133;1760-07-30,p.37.,與蔡氏家族完全無關了。

(二)德漢官商業活動的發展與興衰

德漢官即蔡仲官一代,最早參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這一年,他首先向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了走私貿易的黃金,共有金條50根;另外還提供了白鉛441塊,貨物的總價值約為6 061.18兩銀(以下直接用“兩”)。(32)BL:IOR/G/12/37, 1734-09-20-10-16, pp.65-82.乾隆元年(1736),他和勾官一起,向英國公司提供了瓷器34箱,茶葉7.6擔,總價值1 494.69兩。(33)BL:IOR/G/12/40, 1736-08-12, p.35;1736-08-24, p.42; 1736-09-20, p.48; G/12/41,1736-09-27, p.29; 1736-09-30, p.29; 1736-10-23, p.34;1736-11-19,p.40, p.5;1736-12-22, p.12.從乾隆三年(1738)開始,德漢官以個人名義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了大量貿易,成為這一時期較為活躍的重要行商之一。表1是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漢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約和實際提供貨物的數量統計。(34)BL:IOR/G/12/45,1738-08-15—1739-01-11.pp.16-103;G/12/44,1738-08-28—1738-12-30,pp.48-136;G/12/46,1739-09-02—1739-10-20,pp.19-37;G/12/47, 1739-10-10—1739-10-23,pp.22-25;G/12/48,1740-09-07—1740-12-21,pp.37-67.

表1 德漢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約和實際提供貨物數量(1738—1756)

從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德漢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近二十年的貿易中,其貿易發展時高時低,極不平衡。在這二十年中,他有四次進入了廣州給英國公司提供貨品的前六名行商中,1742年和1755年甚至進入了供貨商的前兩名,成為這些年份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主要貿易商人。英國人對德漢官的評價也比較高,稱他“滿意地履行了他們的合約”(35)BL:IOR/G/12/48, 1740-12-21, p.67.。但有很多年份,他又跌落至很低的位置,1751年跌至供貨總價值僅為875兩的低谷,成為這一年參與貿易的行商中的殿后者,反映了德漢官在乾隆初期對英貿易的不穩定性。當然,其中有很多年份由于沒有檔案,找不到貿易數據,故只能從這些殘缺的數據中推測出第一代仲官對英貿易的趨勢。

德漢官除了參與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外,還與其他歐洲及東南亞國家的商人進行貿易。范岱克稱,德漢官參與了18世紀初在澳門的葡萄牙貿易。(36)BL:IOR/G/12/44, pp.16-103;G/12/46, pp.19-22 ; G/12/47, pp.22-25;G/12/48, pp.29-58; G/12/49, p.12; G/12/50, pp.17-38;G/12/51, pp.38-131; G/12/53, pp.54-95; G/12/54, pp.18-62; G12/55, 1751-10-28, p.17;G/12/57, p.7;R/10/4, p.35, R/10/4, 1756-01-12, p.19;R/10/4, 1756-01-21, pp.22-61.1750年代初,他以Teeongqua和Tionqua之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及瑞典東印度公司進行過多次貿易。(37)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39.據1755年6月和7月在巴達維亞的英國人報道,德漢官手頭大約有600小箱武夷茶。這些茶葉本是由葡萄牙船只和中國人帶來的次品,因無法出售而被運回廣州賣給他的,而德漢官又將這批廢茶重新包裝并出售給了歐洲人。(38)BL:IOR/R/10/4, 1755-07-09, pp.7-8;1755-10-31, pp.65-66.乾隆二十年(1755),丹麥人對廣州的九位行商進行了排名,德漢官位居第七,在保商開官(Bow Qveiqva)、顏瑞舍(Svesia)、陳壽官(Siuqva)、蔡煌官(Sey Hunqva)、潘啟官(PonKeiqva)和蔡瑞官(Long Sviqva)之后,而在葉義官(Consientia Giqva)和阿瑤(Avue)之前。(39)丹麥哥本哈根國家檔案館(簡寫作RAC):Ask 1135, 1755-08-14, p.90.很明顯,在丹麥商人的眼中,直到1755年時,德漢官還是一位比較重要的商人。

乾隆二十一年(1756),義和行的貿易業務陷入低潮。為了籌集資金,德漢官將義和行行館抵押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托馬斯·洛克伍德(Thomas Lockwood)和理查德·佩斯利(Richard Peisley)。(40)BL:IOR/R/10/4, 1756-11-27, p.63.又據英國東印度公司1759年11月3日的檔案:

已故義和行所有者德漢官(Tehanqua)的兒子仲官(Teunqua)與陳鎮官(Tinqua)一起還清了義和行向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抵押貸款,金額為3 000兩?？紤]到我們進行了幾次維修,他們同意讓我們在義和行里一直住到農歷新年,并在到期后繼續居住,一年的租金600兩,他們免費維修。然后我們交還了德漢官的抵押契約,這份義和行抵押契約由南?？h書面證明,證書是以洪任輝先生的名義代公司而簽的。(41)BL:IOR/R/10/4, 1759-11-03, p.132.

該檔案透露的信息有:第一,德漢官去世的時間應在1759年;第二,義和行為德漢官的商行,該行在1756年便已抵押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三,德漢官去世后,其子蔡仲官和隆順行行商陳鎮官一起還清了義和行所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3 000兩銀子的貸款,該公司也將德漢官的抵押契約交還給蔡仲官,但義和行商館的產權則歸屬于隆順行陳鎮官家族。

三、蔡世文家族的第二代:逢源行行商蔡仲官

蔡世文家族的第二代為蔡仲官,即蔡仲官二代,其中文商名最早見于唐英《陶人心語手稿》中的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751年12月22日)《廣城天后宮聯匾題名》:“逢源行蔡純卿,仲官?！?42)唐英:《唐英全集》第2冊,載《陶人心語手稿》,第420頁。這就可以明確地對應出Teunqua應譯為“仲官”,為廣州逢源行的行商蔡純卿。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蔡仲官為德漢官之子。(43)BL:IOR/R/10/4, 1759-11-03, p.132.瑞典哥德堡檔案館檔案稱,“逢源行,Teonqua”(44)瑞典哥德堡檔案館藏,檔案編號:SE/GLA/10359/F Ⅲ,共一冊,無頁碼。,又進一步證實蔡仲官為廣州逢源行的行商。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初版)》將Teunqua譯為“相官”(4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初版)》第5卷,區宗華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第15頁。該書將Teunqua譯為“相官”,并加注稱:原檔可能把Seunqua誤寫成為Teunqua?！稏|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新版第5卷(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第13頁)則直接修改原文,采用Seunqua(“相官”)的說法。我們認為馬士的這一說法是錯誤的,根據原檔的內容,當時充當英國船只保商的就應該是蔡仲官(Teuquna)而不是蔡相官(Seunqua),更不是章文欽補注修改的“相官”。,陳國棟也將Teunqua譯為“相官”(46)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第273頁。此頁還稱,蔡文官的父親為蔡相官。此語更誤,蔡相官,西文名Seunqua,為蔡煌官的兒子,是遷粵蔡氏家族中的另一支,與蔡世文家族同姓不同支。,根據唐英《陶人心語手稿》,Teunqua準確的譯法應為“仲官”。又據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永標等一案犯證供詞”稱“逢源行商蔡純興”(4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3冊,第246件,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第1330頁。,知蔡純卿又作蔡純興。故我們可以得出蔡世文家族的第二代應為逢源行行商蔡純卿(純興),中文商名蔡仲官,西文商名Teunqua,又作Teonqua,是沿襲了其父德漢官的西文商名,故張榮洋稱之為Teunqua Ⅱ。(48)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Name or Name of Firm,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 .

“仲官之名”最早見于乾隆十六年(1751)唐英《陶人心語手稿》,可見乾隆十六年前蔡仲官已創建逢源行。實際上,蔡仲官并沒有參加過他父親創辦的義和行的任何商業活動。乾隆二十一年(1756)其父德漢官由于商業上的失敗,為了籌措資金,不得不將義和行商館抵押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時,蔡仲官的父親去世后,他才與陳鎮官合作,還清債務,收回了義和行,而且還是由英國大班洪任輝簽發的證書。(49)BL:IOR/R/10/4, 1759-11-03, p.132.蔡仲官最早參與廣州貿易的時間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前,當時逢源行蔡仲官與法國和英國進行了貿易,檔案記錄為“逢源行,Teonqua:佛西四百,400 Kiftor,紅毛一千二百,De Engeljka 1200 Kiftor”(50)瑞典哥德堡檔案館藏,檔案編號:SE/GLA/10359/F Ⅲ,共一冊,無頁碼。。乾隆二十四年(1759),蔡仲官又與“廣州很富有的且非常有責任心的商人顏太爺(Yong-ty-yee)合作”(51)顏太爺,可能是顏享舍(Hongsia),為廣州泰和行行商顏氏家族的親戚,顏亮洲的合伙人和朋友,應該比顏瑞舍長一輩?！稏|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5卷第105頁補注稱:范岱克書稱顏享舍為泰和行瑞舍、瑛少的兄弟顏時享。查范岱克原書,范岱克根本就沒有說顏享舍為顏時享,是瑞舍和瑛少的兄弟,這應該是補注者的訛誤。,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茶葉貿易,并簽訂了500擔頭春武夷茶的合約(52)BL:IOR/R/10/4, 1759-05-17, Diary 1759,p.53.;同年12月,又提供了一批松蘿茶給英國公司。這一年向英國公司實際提供茶葉總計705.02擔,價值9 395.22兩。(53)BL:IOR/R/10/4, 1759-05-17—12-28, Diary 1759, pp.53-167.乾隆二十五年(1760),蔡仲官繼續與顏太爺合作,向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武夷茶、松蘿茶和屯溪茶達1 507.97擔,總價值達24 247.16兩。(54)BL:IOR/R/10/4,Canton 1760,1760-05-05—12-12,pp.26-126.這兩年的貿易大大地緩解了逢源行蔡仲官的經濟困境。1760年,蔡仲官與瑞典東印度公司也簽訂了1 400擔武夷茶的合約,而且預收了茶葉的錢;但在實際運送茶的時候,他只運送了500擔質量很差的茶,瑞典人抱怨以后再不會給蔡仲官任何信任了。當時蔡仲官病得很重,沒有辦法完成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合約,欠下了瑞典人已經交付的900擔武夷茶的9 000兩預付款,還欠下了瑞典人預付的優質茶葉和藥材款項6 000兩,瑞典商人最后只好從蔡仲官家中收取剩余的貨物,并被迫接收了質量很差的茶葉。(55)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簡寫作NAH):VOC 4386, 1760-11-21, p.119;1760-12-21,p.145.

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廣州公行正式成立,蔡仲官成為公行的十名成員之一,排位第八。當時繳納的公行會費為3 000兩,僅高于張富舍(Foutia)和陳雄觀(Tan Hunqua)(56)NAH:VOC 4386, 1760-08-01, pp.18-19.,是公行中支付較少入場費的成員。從繳納公行會費的排名,也可以說明蔡仲官的逢源行應是當時公行中六大行之外的小行。(57)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5《十三行》,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第323頁。此處稱:“首商六家,副商七家,在河干建立夷館,居集遠人,名之曰十三行樊封《夷難始末》?！边@里的“首商”指的就是大行,“副商”就是小行,十三行共有六個大行七個小行。逢源行排名第八,故在小行之列。

1760年11月21日晚上,蔡仲官去世。(58)NAH:VOC 4386, dagregister,1760-11-21,p.119.可以說,蔡仲官是帶著沉重的債務離開人世的,他將這些債務留給了其兒子,即將接班的逢源行第二代行商蔡文官(Munqua)。

四、蔡世文家族的第三代:逢源行和萬和行行商蔡世文

蔡世文,其中文名最早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兩廣總督巴延三的奏章中,“查連名具報行商共有六家:潘文巌、陳文擴、蔡世文、蔡昭復、石夢鯨、陳世積”(5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3冊,第350件,第1830頁。,其中文商名為蔡文官,又作蔡文觀(60)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奏折-乾隆朝,文獻編號:403030858,統一編號:故宮056688。,對應丹麥文為Manqua(61)RAC:Ask 1156b.,英文作Monqua(62)BL:IOR/R/10/5,1761-08-19,p.24.或Munqua(63)BL:IOR/R/10/9, 1772-02-25, p.39.,法語作MongKoa(64)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230.,為逢源行蔡仲官(Teunqua,蔡純卿)之子(65)BL:IOR/R/10/5,1761-07-21,pp.10-11;NM:F17,p.T1_00706.,晉豐行倪懷官(Wayqua,倪宏文)之外甥(66)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五《行商》,載《廣州大典》第323冊,廣州出版社,2019,第553頁。。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時兩廣總督孫士毅還稱“萬和行洋商蔡世民”(67)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四《市舶》,載《廣州大典》第323冊,第543頁。。這里有兩種可能,一是梁廷枏編《粵海關志》時將“蔡世文”誤寫為“蔡世民”;二是蔡世文還有一個名字叫蔡世民。據稱,蔡文官早年擔任過通事(68)劉勇:《近代中荷茶葉貿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40頁。;馬嘎爾尼使團1794年進京時,他被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任命為隨團中文翻譯(6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250頁。,說明蔡文官的英文很好。蔡文官具有良好的外語條件,這可能是他與英國、荷蘭大班們保持長期密切關系并建立深厚友誼的重要原因。1760年11月21日,其父親蔡仲官二代去世,蔡文官接管逢源行行務。由于其父親在生前已被接納為廣州公行的成員,所以蔡文官接任逢源行后也就成了公行成員之一。

蔡文官接任逢源行行商后,其對外貿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蔡文官對逢源行的恢復與發展(1761—1779)

第一階段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為逢源行貿易恢復和發展的階段。蔡文官接任逢源行行商后,首要任務便是還清其父蔡仲官留下的債務。據1761年7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廣州商館日志記錄稱:

已故的蔡仲官(Teunqua)的兒子蔡文官(Monqua),沒有什么比他更需要說的了,他已經光榮地償還了他已故父親的許多債務,并承諾在他力所能及的時候全部清償。(70)BL:IOR/R/10/5,1761-07-21,pp.10-11.

同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報告還稱:

蔡文官(Munqua)在清償父親的債務時證明了他是誠實的,但沒有像石鯨官(Shy Kinqua)那樣的優點和能力。(71)BL:IOR/G/12/20,Dairy,1761-07-21,p.21.

這些資料告訴我們,蔡文官接任后,主要任務就是在償還債務。蔡文官作為商人,在債務的償還上具有很誠實的品格,但是商業經營能力則不如石鯨官那么優秀。范岱克稱:“蔡文官的父親把債務轉嫁給了他,為了還債,蔡文官不斷地借錢。他只是用一種債務換取另一種債務?！?72)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59.

屋漏偏逢連夜雨。在償還債務時,蔡文官又遭受了一系列火災。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1767年11月1日),他經營東南亞貿易的中國帆船“益興號”(Eckhin)從Cochinchina(今越南南圻地區)返回黃埔停泊時著火,盡管有歐洲人攜帶水泵進行搶救,但船只還是完全被燒毀,沒有留下任何東西。(73)RAC:Ask 1158,1767-11-01,Ask 1159,1767-11-01,Ask 1160,1767-11-01;NAH:Canton 76,1767-11-01.同年十月二十日(1767年12月10日),位于十三行夷館區丹麥館東邊的逢源行著火,歐洲人用他們的水泵幫助撲滅了大火,900箱價值超過40 000兩的武夷茶和安溪茶被燒毀,其中275擔紅茶是為丹麥人準備的,其行館也遭到很大的破壞。(74)RAC:Ask 1157,1767-12-10,Ask 1158,1767-12-10,Ask 1159,1767-12-10,Ask 1160,1767-12-10;NAH:Canton 76,1767-12-11.乾隆三十六年(1771)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中可以看見位于丹麥商館和文德行之間的逢源行商館,應該是1767年大火燒毀逢源行后又重新建起的狀貌(圖4(75)荷蘭國家博物館藏乾隆三十六年(1771)《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檔案編號:NG-1052。、圖5(76)香港海事博物館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廣州十三行商館卷軸畫》,館藏編號:HKMM2015.0020.0001,此圖繪制的時間為范岱克考訂,參見Paul A.Van Dyke, “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Review of Culture 54 (2017).)。這是一間并不很大的完全中式風格的建筑,只有一層樓高,后面進深大概有兩進,與當時逢源行的經濟實力完全匹配。乾隆三十八年(1773),蔡文官又將逢源行館進行了擴建,商館建筑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的一層樓擴建為兩層,在樓房的西面建起了一道圍墻,并開了一扇門,可以直通夷館區,但整個建筑仍然是完全的中式風格(圖6)。(77)荷蘭國家博物館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檔案編號:NG-1052。

圖4 乾隆三十六年(1771)《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中的逢源行

圖6 乾隆三十八年(1773)《廣州十三行街夷館區圖》中的逢源行

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夷館區的一場火災曾威脅到蔡文官的生意,大火覆蓋了大部分的歐洲商館,并向蔡文官、陳祖官和丹麥的商館蔓延,燒毀了300至400間商店和房屋。(78)NAH:Canton 86,1777-02-08,轉自Paul A.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48.

蔡文官逢源行的大部分生意都是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業貿易。在整個18世紀60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一直是蔡文官的主要收入來源,荷蘭人稱“他是一個把一切都歸功于英國人的商人”(79)NAH:Canton 74, 1765-07-11,轉自Paul A.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45.。表2、表3即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逢源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的供貨和承銷統計數據。(80)BL:IOR/R/10/5,1761-08-07—1762-01-18,pp.12-132;R/10/5,1764-03-05—1764-06-11,pp.5-20;R/10/6, 1764-02-02—1765-03-16, pp.89-135;R/10/5,1768-01-18,Diary 1768,p.1;R/10/5,1768-01-18,Diary 1768,p.1;R/10/5,1768-12-07,p.86-89;R/10/6,1769-02-04,Letter Book 1769,pp.58-59;R/10/9, 1772-01-25-03-05, pp.4-53;R/10/9, 1772-01-27—1773-02-07, pp.6-197;R/10/9, 1773-01-02—1773-02-07, pp.152-197;R/10/9,1774-08-09-1775-01-22, pp.29-103;G/12/58,1775-08-10—1776-01-25,pp.46-174;G/12/59,1776-10-31—1777-02-12,pp.158-268;G/12/61,1777-02-15—1777-02-26,pp.5-17;G/12/62,1777-06-03—1778-02-18,pp.11-180;G/12/63,1778-02-21—1778-03-01,pp.4-8;G/12/64,1778-03-08—1778-03-10,p.2;G/12/64,1778-08-18—1779-03-05,pp.10-132;G/12/67,1779-11-19—1780-01-12,pp.5-51;G/12/71,1780-02-01—1780-03-22,pp.2-7.

表2 蔡文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的供貨統計數據(1761—1779)

表3 蔡文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的承銷統計數據(1761—1779)

從兩個表可以看出,為了恢復逢源行的貿易實力,蔡文官已將主要精力都投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乾隆二十六年(1761),蔡文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總價值為21 414.882兩,排名第七,這個數據與他的父親在1760年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價值(24 247.16兩)大體持平;1762年和1763年的檔案不全,無法統計;但到1764年,逢源行供貨總價值躍升為84 518.089兩,排名第五,之后又下降到5萬余兩左右;1772年,逢源行的供貨總價值打破了11萬兩的大關,排名第三,之后略有下降;1777年,逢源行的供貨總價值更沖上16萬兩的關口,排名第三,之后又略有下降。從承銷記錄來看,1768年之前作為小行商的逢源行根本不可能承銷英國東印度公司帶來的貨品。1768年開始承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鉛和棉花,但份額全部分給了潘啟官、陳捷官、顏瑛舍和蔡煌官,蔡文官并沒有獲得份額。從1769年開始,蔡文官享受了大行商的份額級別(獲得了1/4的份額),這應該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他的特殊青睞;但1773年至1776年又退到了1/8的份額;1777年和1778年,蔡文官再次獲得1/4的份額,與潘啟官和顏瑛舍兩位大行商享受同等的待遇?？梢钥闯?蔡文官主持逢源行近20年間,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有很大的起伏,高的時候他可以位居大行商之末,而低的時候又降到了小行商的貿易量。但整體來講,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給蔡文官帶來了相當的利潤,也為他償還債務和發展逢源行的行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這一時期,逢源行還與荷蘭、丹麥、瑞典及法國等國商人展開貿易。其中,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最為重要。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蔡文官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貿易關系(表4)。(81)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236.

表4 蔡文官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數據(1762—1779)

據上表可知,在1760年代,蔡文官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額最高為1768年,貿易商品價值為13 000余兩;最低為1765年,只有2 397兩。1770年代蔡文官與荷蘭的貿易大幅擴大,1770年代初期每年貿易額為2萬余兩,1776年達到了15萬余兩,1778年更突破20萬兩的大關,均超過了同時期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的總量?？梢?為了逢源行打翻身仗,蔡文官同樣將精力放到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必須提出的是,從1771年開始,蔡文官就與他的好朋友陳祖官組建了合作關系,1771年、1775—1778年所獲得的貿易數據都是與陳祖官合作完成的。還有一點必須說明,蔡文官與荷蘭商人的關系非常良好。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幫助蔡文官償還債務,荷蘭大班將大部分貿易都分給了他,部分貨物甚至是在沒有收到貨款的情況下提供的。(82)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49.蔡文官跟荷蘭商人的關系良好,還表現在下面這件事上:1793年,廣東政府下令蔡文官和伍喬官兩位行商前往寧波迎接馬嘎爾尼使團。因為自己年老多病,家中老母也生病在家,再加上護送外國人進京風險難測,一生謹慎的蔡文官不想參與,遂請當時駐廣州荷蘭商館的大班給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寫信,請求允許他留下來照顧荷蘭人的生意。荷蘭人照辦了,最后蔡文官的請求獲得了同意。(8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250頁;NAH: VOC 4577,1793-04-28, pp.9-10;1793-07-13, p.17.荷蘭大班親自寫信給中國政府幫助蔡文官擺脫困境,足以說明兩者的關系非常密切。

在1760年代,蔡文官的逢源行還與丹麥亞洲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系:1764年向丹麥亞洲公司提供貨物的總價值為486兩,1765年為26 236兩,1766年為22 596兩,1767年為40 031兩,1768年為8 183兩,1769年為3 913兩,1770年為19 321兩,1772年為16 492兩。(84)同①書,p.235。貿易總量并不很大,但幾乎每年都有生意往來。乾隆三十一年(1766),蔡文官還與丹麥亞洲公司大班唩士噶(Hans Jensen Westergaard)簽訂了“頭春武夷茶四百大箱,每箱約貳百七十斤或貳百七十五斤,共約壹千壹百擔”的大單(圖7)。(85)RAC:Ask 1156b,1766-03-25。

圖7

瑞典也是蔡文官重要的貿易對象。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與瑞典東印度公司進行少量交易,每年提供茶葉在100擔至500擔之間。(86)NM: F17,1767-02-10,p.T1_00147.圖8就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逢源行蔡文官與瑞典東印度公司二班呀(Jean Abraham Grill)簽訂訂購“武夷頭春芽茶八百擔”的大單。(87)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檔案編號:H21:1,nr1153。

圖8

此外,蔡文官還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與法國東印度公司進行了少量茶葉交易。(88)Cynthia Viallé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Macao Dagregisters,1763 (Macao: Cultural Institute, 2009,1764),p.252.乾隆三十年(1765)時,蔡文官還以“蔡逢源”之名參加了廣東行商與法國大班吀口知哩·口武咖口朗(Pierre-Charles Fran?ois Vauquelin)就刊刻《西域得勝圖》銅版畫的簽字合約(圖9)。(89)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稿本,檔案編號:CHINOIO9199,無頁碼。

圖9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稿本《西域得勝圖》

在這一時期,蔡文官還投資了東南亞的帆船貿易。他定期贊助約10艘不同的廣州帆船,前往Cochinchina(今越南南圻地區)、柬埔寨、暹羅、康豪、帕西亞和巴達維亞等地貿易。(90)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36.蔡文官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前“向往滇省貿易”(91)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奏折-乾隆朝,文獻編號:403030858,統一編號:故宮056688。,這很可能是為了采購商品提供給外國人。為了發展逢源行的實力,蔡文官和他父親一樣,也經營一些違禁物品,如從事鴉片貿易。1765年,蔡文官從英國商人約瑟夫·杰克遜(Joseph Jackson)船長那里購買了約11擔鴉片。(92)瑞典斯德哥爾摩北歐博物館檔案館(NM):F17 p.T1_02325.一次性地購買11擔鴉片,很顯然并非自用,而是作為商品轉賣給其他人。

蔡文官還是一位比較重要的瓷器商人,他在珠江沿岸建有一間儲存瓷器貨物的倉庫。圖10中,將瓷器搬進倉庫的建筑物門匾上寫著四個大字“逢源棧房”(93)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抵達廣州倉庫圖》(1770—1780),館藏編號:E.58-1910。,可以證明蔡文官確實應該是當時重要的瓷器商人,而且可以證明此圖應該產生于1770—1780年,因為1780年以后逢源行就改名為萬和行了。

圖10 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抵達廣州倉庫圖》(1770—1780)

綜上所述,通過蔡文官的積極努力,逢源行不僅得到了恢復,而且獲得了一定的發展。1761年至1770年,應該說是逢源行商務恢復時期,每年提供貨物價值排名基本上都在第五到第八名之間,可以反映逢源行的整體實力在十三行中還屬于實力排后的小行。1770年,廣州10位行商寫信給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要求他們減少運往廣州的古玩奇珍貨物的數量,蔡文官也是這封信的簽名人之一,排名第六,位于潘啟官、顏瑛舍、陳捷官、蔡煌官、蔡玉官之后(94)BL:IOR/E/1/53,doc.No.50,p.93.,應該是蔡文官在十三行中的確切地位。1770年以后,逢源行在廣州貿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771年至1779年間,逢源行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貨品價值的排名,已經提高到第三到第五名,完全進入了十三行的“六大行”行列,成為十三行中比較重要的行商。

在18世紀60年代中期,蔡文官被認為是潘啟官集團中的一員;但當潘啟官采取了反對公行的立場并協助英國人解散公行后,蔡文官開始與顏瑛舍結盟,并在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站在與潘啟官對立的立場。1775年,他與顏瑛舍試圖復興公行。(95)BL:IOR/G/12/58,1775-07-07,pp.34-35;NAH: Canton 84, 1775-01-13, pp.16-17;RAC:Ask 1173,1775-06-02, pp.55v-56r, 1775-07-15, pp.56v-57r,1775-08-02,p.57v,1775-08-08,p.58r.從此,蔡文官招致了潘啟官對他的敵意。當陳鵲官、顏瑛舍和張球舍三位大行行商破產后,蔡文官成了唯一可以對潘啟官產生威脅的行商。因此,潘啟官舉報蔡文官欠債,試圖令其破產,而蔡文官也力圖對潘啟官進行反擊。(96)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Name or Name of Firm,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pp.171-172.值得注意的是,蔡文官在發展逢源行行務時,新的債務不斷地壓到了他的身上。1777年其母舅晉豐行行商倪宏文破產,他先替其繳關稅銀1 000兩,剩下5 000余兩所欠夷商貨銀也攤賠到他的身上(97)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奏折-乾隆朝,文獻編號:403030858,統一編號:故宮056688。;1778年廣順行行商陳鵲官破產,欠公司11 531.63兩銀,“蔡文官已經接受幫助陳鵲官償還債務,以獲得下一年陳鵲官的毛織品的份額”(98)BL:IOR/G/12/64,1778-03-05,p.1;1778-09-28,p.28.。之后不久,蔡文官開始拖欠付款。1778年3月30日的荷蘭檔案,將蔡文官、顏瑛舍、陳祖官、蔡相官同列為欠法國和英國債務的四位行商。(99)NAH: Canton 41, doc. No. 1, 1778-03-30.177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命令蔡文官將他欠英國公司的一筆錢立即還款,蔡文官回答說“很難立即付款,但相信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支付”(100)BL:IOR/G/12/68,1779-10-14,p.33.。

(二)萬和行創建后蔡文官的商業活動(1780—1787)

蔡文官廣州貿易的第二階段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這一階段一共八年。

“萬和行”的中文行名第一次在文獻檔案中出現是在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三日(1786年10月4日)(101)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Plate 10.12,范岱克將日期誤為1786年8月22日。,蔡文官以“萬和行”的名義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訂購胡椒、錫、毛織品等貨物。(102)NAH:VOC 4433,p.166.范岱克稱:“在1780年代初的某個時候,蔡文官將商行名稱更改為萬和行?！?103)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232.又據丹麥檔案,1779年蔡文官還以“逢源行”的名義與丹麥商人進行了錫、胡椒、茶葉等貨品的交易(104)RAC:Ask 1180;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51.,可以確證逢源行改為萬和行的時間應該在1780年后。從逢源行改名為萬和行,張榮洋認為這一改名與蔡文官同潘啟官的斗爭有關(105)同②書,p.172。;陳國棟認為,蔡文官的商行有一段時間被稱為逢源行,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改為萬和行(106)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第274頁。;筆者認為,這次改名不過是中國商人的傳統。當一個商行經營了幾十年也沒有很大的起色時,改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就像中國歷代皇帝改年號一樣,不過是祈求一種好運,改名為“萬和”大體上應該也是這個意思。

大約與此同時,蔡文官也開始對萬和行的商館進行擴建。他在原來逢源行的位置處加建了一個門面,并在大門前一直伸向珠江邊上擴建了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前筑起了圍欄,圍欄的前面就是碼頭。其樣貌,大體如《廣州城珠江灘景圖》(圖11)所示。

圖11 大英圖書館藏清乾隆時期彩繪絹本《廣州城珠江灘景圖》

蔡文官創建萬和行并主持行務后,仍然保持著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密切關系,他一直向英國商人提供貨品。表5、表6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蔡文官對英國東印度公司供貨和承銷貨物的統計。(107)BL:IOR/G/12/70,1780-10-30,p.219;G/12/71,1780-11-07—1781-01-17,pp.13-64;G/12/74,1781-01-31—1781-04-02,pp.1-21;G/12/71,1780-12-19—1781-01-19,pp.27-64;G/12/74,1781-01-31—1782-03-15,pp.1-90;G/12/75,1782-11-30—1782-12-25;G/12/78,1783-01-07—1784-02-18,pp.2-158;G/12/80,1784-03-01—1784-04-09,pp.5-27;G/12/78,1783-12-16—1784-02-12,pp.79-132;G/12/80,1784-03-01—1784-04-09,pp.5-27;G/12/80,1785-01-10—1785-02-02,pp.93-108;G/12/81,1785-02-18——1785-11-19;G/12/83,1785-11-20—1786-02-25,pp.33-145;G/12/83,1785-11-29—1786-02-25,pp.44-145;G/12/85,1786-02-28—1787-03-26,pp.2-236;G/12/85,1787-01-27—1787-03-25,pp.153-235.

表5 蔡文官對英國東印度公司供貨統計(1780—1787)

表6 蔡文官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承銷貨物統計(1780—1787)

在1780年至1787年間,粵海關監督李質穎對當時的荷蘭貿易制定了新的政策,規定只允許蔡文官、陳祖官和蔡相官三位行商與荷蘭人進行貿易,其他的商人一概禁止。(108)NAH:VOC 4425,1782-06-30,pp.5-6;1782-07-27,pp.7-8.所以這一時期,蔡文官仍然和荷蘭東印度公司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并成為對荷蘭供貨量最高的商人(表7)。(109)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236.

表7 蔡文官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數據(1780—1787)

這一時期,蔡文官與丹麥亞洲公司的貿易只有四次,貿易額分別為1782年的32 703兩,1784年的17 588兩,1785年的8 629兩和1786年的近20萬兩(這也是他與丹麥的最后一次貿易)(110)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235.。乾隆四十九年(1784),蔡文官還將從荷蘭東印度公司購買的2 000擔胡椒賣給了澳門的葡萄牙人。他之所以在澳門出售胡椒,是因為胡椒在廣州市場上幾乎是沒有盈利的。(111)NAH: Canton 46, doc. No. 4, 1784-11-19.

1770年代末到整個1780年代是蔡文官廣州貿易最樂觀的時期,這些年他和陳祖官合作獲得了額外的市場份額,并極大地拓展了他們的業務。1780年他向英國東印度公司供貨18萬余兩,1786年時猛然提高到28萬余兩,1787年更是高達近33萬兩的額度。這一時期對荷蘭貿易也是突飛猛進:1780年還只有15萬余兩,到1786年就上升到29萬余兩,到1787年更高達30萬余兩。至于承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貨品,1777年之前,蔡文官獲得英國東印度公司毛織品份額只有1/8,而1777年之后,增加了一倍,每年都是1/4;其提供貨物的總價值在1777—1782年的大部分年份都一直保持1/4的份額;直到1782年新增了五位行商(1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95頁 。,蔡文官的份額才降為1/16。這些數據都反映了萬和行從1780年代創建以來對外貿易的業務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在整個廣州貿易中,蔡文官在每年的供貨排名中最高為第三,始終沒有成為最為拔尖的行商,其名次大多在第五到第八名之間。蔡文官在廣州貿易中無法進入最靠前的行列,其主要原因應該是除了他本身的債務外,還不斷有新的債務轉移到他的身上。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780年1月15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提到蔡文官欠了很多外國私商錢。(113)BL:IOR/G/12/66,1780-01-15,p.193.1780年3月20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債務表記載了蔡文官欠七位外國私商共141 112銀元。(114)BL:IOR/G/12/68,1780-03-18,p.109;1780-03-20,p.111.乾隆四十六年(1781)初,英國東印度公司“貝斯伯勒號”(Besborough)的船長蒙哥馬利(Montgomerie)指控蔡文官的仆人在從黃埔運貨物前往廣州時偷竊檀香木,他要求蔡文官予以賠償。(115)BL:IOR/G/12/71,1781-01-22,pp.86-88.乾隆四十八年(1783)初,蔡文官向英國東印度公司要求追加預支一萬兩,英國公司職員發現,“蔡文官過去兩年貿易量下降,已經不能支付政府要求的債務份額”(116)BL:IOR/G/12/77,1783-01-17,p.9.。據乾隆四十九年(1784)前粵海關監督李質穎的案卷中蔡文官等“負累夷欠”(1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365件,第1896頁。的記錄,說明其在1784年前已經欠下了很多外國人的債。乾隆五十年(1785)粵海關監督命令蔡文官和他的合伙人分四期每年償還荷蘭人的債務。(118)NAH:Canton 47, doc.No.1,1785-02-20.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清政府因出兵臺灣需要軍費,廣州全體行商捐款30萬兩,蔡文官被要求承擔40 000兩銀子。(11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400件,第2027-2030頁;RAC:Ask 1202,1787-08-20,p.54v。一次又一次償還破產行商的債務,以及清政府交給他們的軍事和外交上的一些額外負擔,給蔡文官的生意帶來了巨大的困難,這應該是1780年代后蔡文官的萬和行不能順利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蔡文官出任十三行首商后的商業活動(1788—1796)

蔡文官廣州貿易的第三階段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嘉慶元年(1796),這一階段一共九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廣州公行首商潘啟官逝世,必須選出新的首領。無論是從商業實力還是在當時的廣州行商中所擁有的地位看,同文行老潘啟官的第四個兒子潘致祥都應該是最適合擔任公行首商的人選,但潘致祥拒絕了出任公行首商的職位。據1788年4月2日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老潘啟官逝世后不久:

英國大班已與潘啟官進行過交談,潘啟官似乎只愿意承擔大量的業務份額,但正如潘啟官所言,目前應該由石鯨官(Shy Kinqua)或其他商人引領當下的道路。我們同意明天晚些時候再次交談。(120)BL:IOR/G/12/88,1788-04-02,pp.187-188.

這里的意思可以這樣理解,英國大班第一次找潘致祥談話時,潘致祥表示只愿意承擔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大量業務,而不愿意當首商。他認為以石鯨官或其他商人作為行商的帶頭人是合適的。又據1788年8月28日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

8月26日,丈量了“密涅瓦號”(Minerva)和“塔爾博特伯爵號”(Earl Talbot)后,潘啟官的兒子潘致祥通過信函告知布朗(Browne)先生,他表示拒絕擔任第一行商(first Hong Merchant)。(121)BL:IOR/G/12/89,1788-08-28,p.77.

潘致祥拒絕擔任首商應該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潘致祥很早就參與了同文行的管理工作,他深知洋行首商責任綦重,而且風險很大。第二,潘致祥本人是一位頗具文人自由浪漫性格的商人,潘致祥“理洋務數十年,暇日喜觀史,尤喜哦詩”(122)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卷五六《潘有度》,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年刻本,第1713冊,第130頁。。同時他還創作了大量的詩歌。這種文人性格明顯對追求商業利潤的商人活動會有些影響。第三,潘啟官比較審慎(123)Cranmer-Byby J L,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en-Lung,1793—1794(London:Longmans,1962),p.207.,在他的商業活動中,不愿意承擔更多的風險。潘致祥拒絕出任首商,當時排名第二的石鯨官無論從經商能力還是財富的殷實看,都應該是首商接班人的合適人選。但石鯨官的行商資歷只有十年,且他于1790年去世,很可能潘啟官去世時石鯨官的身體狀況就已經很差;再加上石鯨官在商業貿易中比較激進冒險,雖然賺取了很多財富,但積累的風險也很大,當時的粵海關監督佛寧對這位資歷尚淺的激進商人似乎并不欣賞,所以當即任命當時在洋行供貨商中排名并不靠前,但擁有行商資歷近三十年的蔡文官為洋行首商。(124)BL:IOR/G/12/89,1788-08-28,p.77.馬士對此事是這樣記錄的:

由于老潘啟官逝世,必須另派公行的新首領。他的兒子亦名潘啟官,拒絕這種榮譽,故以文官接充此職。(12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174頁。

蔡文官被任命為首商后,進一步發展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他歐洲各國的商業貿易。表8是乾隆五十四(1788)至乾隆六十年(1795)蔡文官的萬和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進出口貿易數據。(126)BL:IOR/G/12/87,1787-04-04—1788-03-31,pp.2-217;G/12/95,1788-10-24—1789-03-21,pp.11-193;G/12/97, 1789-03-28—1790-02-07, pp.3-114;G/12/99,1790-10-19—1791-03-01,pp.139-159;G/12/100, 1791-09-30--11-23, pp.9-38;G/12/102, 1791-11-23—1792-01-05, pp.72-115;G/12/104, 1792-01-12—1793-03-07, pp.4-127;G/12/107, 1793-10-18—1794-02-24, pp.5-85;G/12/109, 1794-03-12-1795-05-01, pp.2-122;G/12/111, 1795-05-07-1796-03-10, pp.22-23;G/12/115,1796-03-29-1796-06-01,pp.3-62.

表8 蔡文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出口貿易數據(1788—1795)

從表8可以看出,蔡文官1788年8月出任公行首商后(127)BL:IOR/G/12/89,1788-08-28,p.77.,就參與了當年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由于剛擔任首商,在貿易總量上還沒有顯示出相關優勢,蔡文官的供貨總價值只有178 658.71兩,在供貨商排名中位居第八,不僅排名在石鯨官、潘啟官、盧茂官、石岸官四位特大商人之后,而且排在楊丙官、伍喬官、吳怡官三位新任行商之后。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即蔡文官正式出任首商的第二年,首商所能獲得的歐洲商人的優惠明顯表現出來,蔡文官直接躍升為排名第四的行商,當年供貨價值為243 662.695兩,僅次于三位最富裕的商人石鯨官(1 308 340.875兩)、潘啟官(702 171.782兩)和盧茂官(248 836.59兩)?？梢哉f,擔任首商的蔡文官從首商的權利中獲得了不少利益。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時,蔡文官排名雖然沒有提升,但商品供應價值則上升到430 687.87兩,比之前將近翻了一倍;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四年間,其供貨價值均在30余萬至40余萬兩之間,排名名次均在第四、第五名之間。此時為廣州對外貿易規模發展最快的時期,蔡文官雖然沒有走到最前面,但也由過去的中等行商而進入真正的大行商之列。這些成就的出現,與蔡文官擔任首商這一職務有著密切的關系。但至乾隆六十年(1795)時,蔡文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也開始下滑,其供貨量降至223 210.91兩,供貨排名降至第五名。

值得注意的是,蔡文官出任首商后仍然與荷蘭商人保持了密切的貿易關系(見表9)。(128)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p.236-237.

表9 蔡文官與荷蘭商人的貿易關系

乾隆五十三年(1788),蔡文官創造了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歷史上的最高位,貿易總價值達到382 840兩;乾隆五十四年(1789),仍然保持了32萬余兩的額度;后兩年有所下滑,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時還有25萬兩的貿易數據;1792年之后,荷蘭人沒有再與蔡文官進行貿易。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蔡文官之間貿易關系的保持,應該是蔡文官最為重要的商業利潤來源,某些時候甚至超過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所以,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蔡文官的貿易斷絕,對其經濟來源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荷蘭人之前,丹麥亞洲公司也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后就停止了與蔡文官的貿易。這些非英歐洲公司貿易的停止,對于長期負有債務的萬和行當然是雪上加霜。

蔡文官擔任首商后,雖然公司貿易業務在首商權利保護和優惠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緊隨他的卻是擔任首商后必須負責的破產行商的債務。1790年初,豐泰行吳怡官(Eequa)破產,因未能償還債務而被流放到伊犁,尚欠巴斯商人喝哋唎口治等“貨價番銀二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六兩”,“限五年內分作六次代還”;乾隆皇帝頒布圣諭,“再令各商分限繳還歸款”。蔡文官作為首商承擔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還款。(12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410件,第2080-2085頁;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5《行商》,載《廣州大典》第323冊,第556頁。乾隆五十六年(1791),隆和行行商楊丙官因欠荷蘭人債務,蔡文官、陳鈞華(Locqua)和伍喬官(Geowqua)發表聲明,負責支付楊丙官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債務,蔡文官的份額約為11 000兩,將在三年內分三期償還。(130)NAH:VOC 4446,1791-12-24, p.45,1792-10-04;Canton 55, doc. No. 2,1793-03-25;VOC 4577,1793-04-10, p. 6,轉自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53.乾隆五十七年(1792),蔡文官的前合伙人源泉行陳祖官的兒子陳鈞華破產,源泉行的財產分配給伍喬官、潘啟官、蔡文官和倪榜官四位行商,同時他們也各自分得了一部分債務。(131)BL:IOR/G/12/103,1792-11-11,pp.126-127;1793-01-09,p.206.乾隆五十九年(1794),而益行石中和也負債累累宣告破產,“石中和欠伊等貨銀共一百一十三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兩九錢四分,除去息銀四萬四千二百余兩,又收各夷欠票抵銀十四萬兩外,余銀蒙將貨物家產查估變抵,交眾行商分限代還”(1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480件,第2435-2443頁。;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也稱,而益行破產案未清償的債務總額為60萬,全體行商被要求分六年償還(133)BL:IOR/G/12/110,1795-12-26,pp.99-110;1796-05-22,pp.259-261.,作為首商的蔡文官當然也獲得了其中的一份。

如果說,承擔破產行商的債務是壓在蔡文官頭上的一塊巨大石頭;國家政權對廣東洋商的額外索取,又未嘗不是作為首商的蔡文官肩上的另一個重負。乾隆五十七年(1792),為了支持清政府平定廓爾喀叛匪的軍事行動,蔡文官率領廣東洋商向乾隆皇帝捐贈了30萬兩白銀(134)伍長華:《兩廣鹽法志》卷二九《捐輸》,載《廣州大典》第326冊,第695頁。,作為首商的蔡文官一定承擔了相當數目。乾隆五十八(1793),清政府要求廣州行商分擔英國使團貢船“免征船鈔及出口貨稅共銀一萬四千二百兩零九錢七分七厘”的份額,這些免征英國貢船稅額內由“萬和行交過夷收紋銀五百零六兩四錢零四厘”(135)TNA:FO233-189,pp.27-28.。嘉慶元年二月初六日(1796年3月14日),以萬和行蔡文官為首等五位行商簽署聲明,他們同意支付荷蘭大使艾薩克·蒂辛格(Isaac Titsingh)船只8 533.52兩的港口費和進口關稅。(136)NAH: OIC 238Q,轉自Paul A.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late 02.04。

乾隆五十五年(1790)后,蔡文官長期生病,行務由其兄弟Seequa代理;乾隆五十九年(1794)九月,其母去世;一個接一個破產行商的債務和清政府額外派征的各種款項不斷疊加到公行首商蔡文官的身上。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在蔡文官自殺前,萬和行的債務總額已經達到50萬兩,其中欠英國東印度公司12.8萬兩,欠歐洲私商10萬兩,欠港腳商人27萬兩(137)BL:IOR/G/12/113,1796-10-13,pp.141-142,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寫明是“欠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s)27萬余兩”,而范岱克則稱“欠內地商人(inland suppliers.1)27萬余兩”。參見Paul A.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55.,而且內地商人和其他債權人非常強烈地要求他償還債務。本來就不是很富裕的萬和行行商蔡文官再也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嘉慶元年三月初三日(1796年4月10日)凌晨兩點鐘左右,時任公行首商的蔡文官突然去世。(138)BL:IOR/G/12/110,1796-04-10,p.238;G/12/113,1796-06-24,p.7.1796年4月10日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作了如下記錄:

今天早上 2 點鐘左右,資深行商蔡文官(Munqua)突然去世,這一段時間他一直在抱怨,但他的死是完全由他的精神紊亂引起的,還是被暴力手段加速的,還不能確定,但我們更懷疑是后者。

蔡文官運來的茶葉雖然不完全等于合同規定的數量,但足以平衡他對公司的債務,而作為茶葉所有者的內地商人在收到預付款后準備將茶葉購買后交付給他,許多人同意以毛織品付款,并讓他記下剩余款項,并延長支付任何先前欠款的時間。但他似乎沒有按照約定公平地使用他的毛織品,而是被其中某些人的強求所說服,將其用于清償舊債,或將其出售以獲取資金以支付皇帝的職責。他被卷入其中,在沒有公司進一步幫助的情況下難以擺脫困境,公司目前的要求使他沒有擺脫困境的希望,這迫使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據說他幾年前在類似性質的困難下做出了類似的嘗試,使這一假設更有可能。無論如何,身體已經因疾病而虛弱不堪,這些原因引起的精神焦慮很可能是他死亡的最終原因。(139)BL:IOR/G/12/110,1796-04-10,pp.238-239.

根據上述檔案,大體上可以判斷蔡文官是自殺的,但并沒有任何材料如陳國棟所言“吞服了一定量的鴉片再次自殺”(140)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第275頁。。導致蔡文官自殺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他的身體已經因疾病而虛弱不堪,二是目前無法擺脫生意中的困境所引起的精神焦慮,兩個原因疊加導致了蔡文官的自殺。張榮洋認為,蔡文官在生意上的無能,導致了他的自殺。(141)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Name or Name of Firm, 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p.275.這種說法應該是張榮洋的個人判斷,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記錄也大相徑庭。

五、蔡世文家族的第三代:萬和行的接班人Seequa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1796年7月28日,Seequa接替蔡文官出任萬和行行商,并在沒有支付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獲得了粵海關監督舒璽頒發的萬和行行商執照。(142)BL:IOR/G/12/113,1796-07-28, p.62.范岱克將Seequa考訂為《家譜》中的蔡世洪,這還是沿襲前面所說的錯誤。蔡世洪為蔡永接的長子,族譜收有其傳:

世洪公,字啟韜,號溶川,國子監例貢生。公生于咸豐乙卯年二月十二日卯時,終于光緒壬午年八月二十四日子時。(143)蔡永建:《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卷三《二房昭穆·九世祖》,第16頁。

非常明顯,此處蔡永接的長子蔡世洪不可能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的Seequa。因為Seequa是乾隆后期到嘉慶初期出現的行商,而蔡世洪是咸豐五年(1855)出生的,相差不啻百年,所以Seequa為蔡世洪說不成立。

Seequa,在中文檔案中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但在英文檔案中出現了兩個Seequa。一個是1782年擔任行商的Seequa,其中文本名為郭國達;另一個則是蔡文官的兄弟,1796年接任萬和行行商的Seequa?！稏|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的中譯本沒有認識到兩個不同時期的Seequa,而將他們統譯為“思官”(14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95、298頁。,給后來的使用者帶來了誤導。第一位Seequa出現的時間是在1776—1785年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145)BL:IOR/G/12/59,1776-12-07,p.203;G/12/80,1785-01-10,p.93.,這位Seequa經常與Munqua同時出現在同一條船只的貿易中(146)BL:IOR/G/12/78,1784-01-30,p.120;1784-01-31,p.121.;在1782年時,這位Seequa還正式成為行商。(147)BL:IOR/G/12/76,1782-06-24,p.3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95頁。該頁補注還稱,這位Seequa為首商文官的兄弟,1796年文官自殺后一度繼承其生意。將兩位完全不同的行商混淆在一起。張榮洋也是將1782年成為行商的Seequa和1796年繼承蔡文官為萬和行行商的Seequa看作為一個人。這是完全錯誤的。參見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Name or Name of Firm, 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p.190注164。因此,1785年之前出現的Seequa并不是蔡文官的兄弟Seequa,而是另一位行商,即“乾隆四十六年充當寬茂行洋商”的郭國達。郭國達,字南侯,號仰亭,小名侖山,又名三妹,(148)郭富謙重編《廣東番禺郭氏族譜》,清代稿鈔本七編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五年鈔本,第331冊,第552-554頁。故其中文商名應為三官,英文作Seequa。(149)BL:IOR/G/12/59,1776-12-07,p.203.1784年郭國達去世后,他的兒子郭斯權接充行務,繼續使用了其父商名,也稱Seequa。(150)BL:IOR/G/12/80,1785-01-10,p.93.第二位Seequa,即蔡氏家族蔡文官兄弟的Seequa,他的名字正式出現在1796年4月10日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

粵海關監督已派人請來死者(指蔡文官)的兄弟Seequa,他曾是他生意上的助手,要求他繼續經營該行,如果能找到支付現在到期的關稅的擔保,他們是希望可以避免它的失敗,并確保其行東的死亡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后果。(151)BL:IOR/G/12/110,1796-04-10,p.240.

1796年4月14日的檔案則稱:

這一天,潘啟官和盧茂官將 Seequa 帶到了粵海關監督處,在粵海關監督的努力和干涉下,蔡文官的兄弟Seequa以及一些家族親戚繳納了一筆款項,用于支付稅款。(152)BL:IOR/G/12/110,1796-04-14,p.240.

這一位Seequa之名,只在1796年的檔案中出現過。

Seequa接任萬和行的行商后,還繼續用Munqua的商名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表10列示了Seequa接任萬和行行商后于1796—1798年向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茶葉和承銷毛織品、非毛織品的統計數據(表10)。(153)BL:IOR/G/12/115, 1796-03-29—1796-06-03, pp. 3-105;G/12/117, 1796-06-21—1797-05-27, pp.2-113;G/12/120, 1798-02-21—1798-04-15, pp. 56-122;G/12/123, 1799-01-12—1799-01-15, pp.69-84.

表10 Seequa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統計(1796—1798)

由上表可見,Seequa接任的第一年(1796),其供貨仍高達32萬余兩;即使到1798年,最后一次供貨仍有15萬余兩之多?？梢?蔡文官去世后,萬和行并沒有即刻崩潰倒塌,而是還延續了兩三年較高的貿易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蔡文官生前好友廣利行盧茂官的鼎力支持和幫助。據英國東印度公司1796年的檔案:

一段時間以來,他的事務一直處于非常尷尬的狀態,但由于他得到了朋友特別是盧茂官的大力幫助,他得以支付他稅務,他已經簽訂了出給他的毛織品合同,并購買了他的茶葉作為回報,條件非常優惠。(154)BL:IOR/G/12/110,1796-04-10, p.238.

盧茂官是蔡文官的生前好友,在1792年出任行商之前一直在蔡文官的萬和行工作。(155)NAH:VOC 4447,1792-11-28,paragraph No. 47;1792-03-21,p.23.他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利用蔡文官的執照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交易,并且是一位有實力和貿易公正的商人。(156)BL:IOR/G/12/103,1792-09-21,p.39.所以在這位極具實力的新崛起的行商盧茂官的支撐下,萬和行在蔡文官逝世后還堅持了兩三年的穩定貿易。Seequa作為蔡文官的兄弟,也是在竭盡全力地為蔡文官的債務尋找解決方案,但他很快發現萬和行的業務無法支撐蔡文官留下的沉重債務負擔。與蔡文官兄弟有密切關系的前粵海關監督書魯離任,新粵海關監督常福(157)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七《設官》,載《廣州大典》第323冊,第227-228頁。到任后,對拖欠債務的行商采取了嚴厲懲罰。他將年老體弱無法還債的Seequa收監入獄,而蔡文官的其他親戚都逃跑了。(158)BL:IOR/G/12/118,1797-09-12,p.131.經營了十七八年的萬和行終于倒閉了,粵海關監督常福因為盧茂官曾在蔡文官行商執照的保護下長期從事對外貿易,因此責令盧茂官負責處理萬和行拖欠的關稅,以及解決萬和行所欠的債務。當時蔡文官的家人沒有辦法償還欠款,而轉到盧茂官身上的債務達188 604.058兩,(159)BL:IOR/G/12/118,1797-09-11,pp.125-127.其他行商也承擔了一部分萬和行倒閉所引起的債務。(160)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第195頁。到1797年時,盧茂官幫助蔡文官還清了其所欠英國公司之債。同時,在1798年貿易季,盧茂官以蔡文官的賬戶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提供茶葉,作為對自己的補償。(161)BL:IOR/G/12/120, 1798-02-21, p. 57;G/12/123, 1799-01-14, p.77.

綜上所述,從福建進入廣東后成為行商的蔡世文家族一共經歷了三代。如果從1730年代初義和行創建算起,到1798年萬和行的倒閉,該家族存在的時間長達六十余年,出現了德漢官、蔡仲官、蔡文官、Seequa 四位行商,開創了義和、逢源、萬和三個行號,而且在1788年至1796年間,還出現了一位十三行行商的領袖人物——首商蔡文官。該家族在長達六十余年的廣州對外貿易中,雖然不是行商中最為重要的頂尖人物,但在各個時期(特別是前三位行商),都為推動廣州對外貿易向前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其中,蔡文官最為突出。在他三十余年的貿易生涯中,將其家族的商號由一個小行發展成為大行,他自己則由一個普通商人逐漸成長為領導全體行商的公行首商。蔡文官對廣州公行的管理,外國商人評價是“能力一般”(162)BL:IOR/G/12/20,1761-07-21,p.21.。然而,正因為他的能力平平,缺乏對公行強力管制的手段,對于維持廣州對外貿易的秩序卻起到了非常好的平衡作用。張榮洋稱:“在他的任期內,英國公司能夠對整個體系的運作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這一時期恰逢英國公司的官員具有非凡影響力和自信的時期,這一時期比貿易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勝一籌。如果說他的領導平淡無奇,那么也沒有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派系沖突,也沒有他的前任潘啟官一世的超凡魅力和激進領導所特有的惡意報復?！?163)Weng Eang Cheong,Known Chinese surname,full ame or name of firm, Hong Merchant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pp.174-175.也就是說,蔡文官的平凡,帶來了廣州貿易史上一個非常和平、平穩發展、沒有任何內斗的時期,因此也創造了廣州進出口貿易史上最為輝煌的成績。雖然這些成績的取得并非來自蔡文官一人,但他所起的作用卻不可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