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效應分析
——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

李菲菲

亳州學院 經濟與管理系,安徽 亳州 236800

當前,我國正處于由投資拉動轉向創新驅動、經濟高速增長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期。受人口老齡化、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資源環境的制約,亟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和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迅猛發展,與產業、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加速融合,正在重構經濟社會運行新模式?！吨袊鴶底纸洕l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45.5萬億元,占GDP的39.8%,數字經濟正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新引擎[1]。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數字經濟發展大會上指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重視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中的廣泛應用。那么,數字經濟是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其作用機制是什么?是否存在東部和中西部不同區域的異質性?這些是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和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文獻綜述

經濟高質量發展自提出以來便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而數字經濟的內涵和測度、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尚處在研究初期。學者們從不同視角、不同層次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數字經濟及其關聯機制問題,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學者們從不同方面論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和路徑,但由于研究地域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趙儒煜等[2]認為,促進我國東北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為城市化水平、經濟規模、投資水平和消費水平等;高志剛等[3]認為,影響沿邊省區的因素主要為人力資源、市場化水平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等。也有學者從金融發展和服務視角探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薛瑩等[4]從資源配置、創新效應和金融服務三個方面探討金融科技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路徑;趙玉龍[5]認為,金融發展和資本配置效率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顯著影響因素。還有學者從不同層面闡述影響經濟發展質量的因素。鈔小靜等[6]認為,數字經濟在宏觀層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觀層面優化產業結構,微觀層面提升企業效率。

其二,關于數字經濟的內涵和測度評價方面的研究。學者們從多個維度重新闡釋了其概念。D.Tapscott[7]認為,數字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和資源配置方式,丁志帆[8]認為,數字經濟最核心的推動力是數字技術,其可實現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對于數字經濟的測度評價,一方面,學者們從不同層次和方向構建了評價體系。單志廣[9]認為,數字經濟包含數字生產力、基礎設施、產業發展、融合轉型、社會服務、政府服務和社會治理等領域;張雪玲等[10]認為,應從基礎設施、產業變革和應用三個方面構建省域數字經濟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另一方面,國內一些機構和組織在數字經濟測度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將數字經濟劃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部分,并完成了相應的核算[11];騰訊研究院將數字中國總指數劃分為數字產業分指數、數字文化分指數、數字政務分指數和數字生活分指數四個部分并進行測算,并公布了全國各地區數字經濟指數[12]。

其三,關于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數字經濟的本質是與企業融合促進其數字化轉型,與實體經濟融合打造新業態,形成經濟增長效應[13]。但目前已有研究尚未探索出數字經濟發展的成熟模式,對數字經濟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還未形成共識。巫瑞等[14]得出技術創新、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結構具有正向促進作用的結論。趙濤等[15]認為,數字經濟可以通過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和創業活躍度的提升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任保平[13]從理論層面論述數字經濟通過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實現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荊文君等[16]論述了數字經濟在微觀層面通過形成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更好的供需匹配,在宏觀層面通過要素投入、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綜上所述,學界就有關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作用機制尚未達成共識,不同區域中介效應是否存在異質性還需進一步研究。本文擬從微觀企業、宏觀產業兩個層面分別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剖析數字經濟促進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理,為數字經濟更好地發揮作用提供理論補充;采用動態面板GMM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發揮的中介效應在東部、中西部地區是否存在異質性,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以期為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提供參考。

二、理論框架和研究假設

從直接效應探討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路徑,主要是從有利于貫徹新發展理念進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角度考慮。在對創新發展的影響上,數字要素本身具備知識密度大、科技含量高等特征,與產業鏈的各生產環節融合,產生知識溢出效應,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在對協調發展的影響上,為相對落后地區的數字技術提供供需匹配的條件,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行業的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在對綠色發展的影響上,數字產業的科技含量高,污染排放量少,屬于綠色的環境保護型產業。在對開放發展的影響上,電子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數據信息的頻繁交換,有利于進出口企業擴大對外貿易,擴大對外開放的范圍。在對共享發展的影響上,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在線問診”“在線學習”和“網約車”成為可能,居民更便捷地共享優質醫療、教育和交通資源,可提高居民公共服務領域的共享水平?；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提高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從中介效應的微觀企業角度探討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路徑,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首先,數字要素促使企業數字化轉型和工業互聯網發展,有助于技術傳播和創新溢出。數字信息技術能夠緊密聯結供需雙方,減少供給和需求的信息不對稱,提高研發的精準度,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率。其次,數據要素與產業鏈各環節深度融合,能夠加速創新要素的整合與利用,提高創新與研發效率。再次,數字技術能夠突破企業之間的地理距離和時空限制,增強技術的溢出效應和技術合作的可能性,為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奠定基礎。但由于我國東、中西部幅員遼闊,數字基礎設施不同,技術創新發揮作用的基礎也不相同,數字經濟能否通過技術創新對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需要驗證?；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但東、中西部不同區域可能具有異質性。

從中介效應的宏觀產業角度探討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路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為主的數字技術有助于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數字技術廣泛滲透于農業、交通業、工業等領域,使傳統產業更加智能化和網絡化,促使資源集約化利用,優化資源的配置效率,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催生出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能夠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構建平臺經濟和共享經濟,使得產業的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產品形態更加多樣化,產業結構得以優化升級。但是,由于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產業基礎不同,數字經濟對產業升級的作用程度也不盡相同?；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數字經濟通過產業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但東、中西部不同區域可能具有異質性。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模型設定

(1)動態面板GMM模型

考慮到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數字基礎設施,當期的數字經濟可能會對下一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同時,為了避免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雙向因果關系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在模型中加入數字經濟的滯后一期。為了使模型具有動態解釋能力,在模型的自變量中加入了因變量的滯后一期。設定的計量模型如下:

highqit=α0+d1×highqit-1+b1×digitalit/digitalit-1+c′×xit+εit

①

式①中,i表示省市,t表示時間,highqit表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digitalit表示數字經濟,digitalit-1表示數字經濟的滯后一期,x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α0、d1、b1表示回歸系數,c′表示控制變量相應的系數,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動態面板GMM模型有差分GMM估計方法和系統GMM估計方法。由于系統GMM估計方法結合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優勢,估計結果更有效率,我們采用放寬假設的兩步估計法進行回歸分析。此外,為了保證回歸分析中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和估計結果不存在自相關性,需要進行sargan檢驗和AR(2)檢驗。

(2)中介效應模型

參考中介效應分析[17]的做法,構建如下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模型,以檢驗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制。

mediatorit=α1+α2×mediatorit-1+b2×digitalit+c′×Xit+εit

②

highqit=α3×highit-1+b3×digitalit+b4×mediatroit+c′×Xit+εit

③

式②和式③中,mediatroit表示中介變量,即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α1、α2、α3、b2、b3、b4表示回歸估計系數;其余變量與式①中含義相同。

根據中介效應檢驗的流程,首先,對式①進行回歸分析。若系數在指定的水平上顯著,則可以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若b1不顯著,則判定不存在中介效應。其次,對式②和式③進行回歸分析。若系數b2和b4均顯著,那么就觀察系數b3的顯著性,若b3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上也顯著,則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若b3不顯著,則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應。最后,若系數b2和b4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就需要進行 Sobel 檢驗。Sobel檢驗時,若間接效應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則表明中介效應存在;若包含0,則表明中介效應不存在。

2.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13—2021年我國30個省市(不含港、澳、臺和西藏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其中,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數據使用本文測度方法計算得到的結果,數字經濟指標數據采用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發布的數據,其他指標數據均來源于各省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發展與統計公報、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能源數據庫和中國金融數據庫等。

3.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新發展理念的基礎上,參考宮汝娜等[18]的方法構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個維度,20個指標的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測算得到不包含港、澳、臺和西藏地區的我國30個省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具體見表1。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采用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中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該指數涵蓋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融合和數字治理四個維度。指標權重由主觀調整與客觀賦權相結合,采用主成分分析、層次分析和德爾菲法確定,指數計算以離差標準化和加權平均法為主。

(3)中介變量: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①技術創新。一般技術創新的指標選取為研發經費(R&D)強度,但是由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創新維度包含R&D強度指標,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采用人均R&D人員全時當量代替,即技術創新采用R&D人員全時當量/當地總人口數表示。

②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可以使用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來衡量。由于產業結構高級化能較好地表示產業技術的集約化,體現產業由低級層次向高級層次的發展過程,本文中的產業升級采用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代替,即用各地區第三產業的產值/第二產業的產值表示。

(4)控制變量:平均受教育程度、金融發展、城鎮化率、消費升級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除受數字經濟的影響外,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參考巫瑞等[14]的研究,引入平均受教育程度、金融發展、城鎮化率和消費升級四個控制變量。其中,平均受教育程度代表人力資本,用各層次居民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與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和表示。金融發展用各省市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與GDP的比值表示。城鎮化率用各省市城鎮人口數與總人口數的比值表示。消費升級是指在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的八大種類中,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娛教育與服務、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務占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四、實證檢驗

1.基準回歸分析

采用動態面板GMM模型實證檢驗假設1,基準回歸方程的結果見表3。為了保證基準回歸分析的有效性,采用AR(2)和Sargan統計量進行檢驗?；鶞誓Ｐ椭?AR(2)和Sargan檢驗對應的p值均大于0.1,表明回歸結果是有效的。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表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所有數據均做標準化處理)

表3 基準回歸方程的結果

從表3的方程①可以得出,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157,在1%的水平上顯著?？紤]到經濟高質量發展除受數字經濟的影響外,還會受到一系列控制變量的影響,在方程②和方程③中分別添加了居民受教育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城鎮化率和消費升級的部分和全部控制變量,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59和0.148,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為了避免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在方程④—⑥中將數字經濟的當期值替換為數字經濟的滯后一期值,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69、0.132和0.140,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梢?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已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的增長點,假設1得到驗證。

表3的方程③和方程⑥均能說明控制變量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方程③為例,金融發展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金融發展程度的深化能夠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平均受教育程度、城鎮化率和消費升級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鎮化率的提高和消費升級均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

2.中介效應結果分析

(1)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中介效應方法分區域檢驗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實證檢驗假設2,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的方程②可知,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具有正向影響,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由方程③可知,技術創新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影響,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技術創新存在完全的中介效應。同理,由表4的方程⑤、方程⑥和表5可知,對于東部地區來說,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成立。由表4的方程⑧、方程⑨和表5可知,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由于

表4 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表5 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sobel檢驗

間接效應的95%置信區間包含0,所以中介效應的Sobel檢驗不成立,表明數字經濟可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促進東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

(2)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中介效應方法分區域檢驗產業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實證檢驗假設3,檢驗結果見表6。由表6中的方程③可以得出產業升級和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均有正向影響,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方程②中數字經濟對產業升級的回歸系數不顯著。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流程,Sobel檢驗結果見表7,間接效應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成立。同理,由表6中的方程⑧、方程⑨和表7得知,在中西部地區,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成立。由表6中的方程⑤、方程⑥和表7可知,對于東部地區,方程⑤中數字經濟對產業升級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同時Sobel檢驗的間接效應的95%的置信區間包含0,表明東部地區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不成立。

3.穩健性檢驗

為了降低回歸結果的不確定性并檢驗穩健性,本文采用如下兩種方法。

(1)替換被解釋變量?？紤]到一個地區人均生產總值與經濟發展質量之間呈現正相關,本文用人均生產總值替換高質量發展指數,代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8。由表8中的方程①和方程③可知,數字經濟和數字經濟的滯后一期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影響,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同時,AR(2)和Sargan檢驗的p值均大于0.1,表明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是有效的。

(2)改變計量估計方法。采用差分GMM兩步估計方法替換基準回歸中的系統GMM估計方法。由表6中的方程②和方程④可知,數字經濟及其滯后一期的系數值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AR(2)和Sargan檢驗的P值均大于0.1,保證了回歸結果的有效性。因此,不管是替換被解釋變量還是改變計量估計方法,數字經濟及其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和顯著性均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

表6 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表7 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sobel檢驗結果

表8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正面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資源環境約束的挑戰,亟待調整轉變經濟結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新一代數字技術迅猛發展,與產業和經濟的各方面融合加深,正在重構經濟社會運行新模式,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引擎。本文使用我國30個省市(不含港、澳、臺和西藏地區)的2013—2021年面板數據,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數體系,采用動態系統GMM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和不同區域的中介效應作用機制,有助于制定差異化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戰略,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參考。

1.研究結論

其一,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通過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和促進產業升級可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但在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中介效應作用機制的發揮具有異質性。數字信息的高滲透性使得產業跨界融合發展,數字經濟與服務型制造業、傳統農業、交通等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倒逼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產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數字技術的加速迭代,催生出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數字信息的快速傳播和擴散效應也帶來技術的外溢,增強了技術創新的活躍度,拓展了生產可能性邊界,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其二,東部地區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顯著?！皵底纸洕嵘夹g創新水平→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傳導機制適用于東部地區,但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這一傳導機制尚存在阻力。數據要素的高復制性和共享特征突破了東部企業的地理空間和時空限制,其高技術性和平臺經濟特征提高了供需匹配的精準度,有助于提升研發的成功率和成果轉化率,促進技術創新,成為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源泉。但是中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不高,數據要素的溢出效應尚未完全體現。因此,目前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還未能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來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其三,中西部地區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顯著?！皵底纸洕龠M產業轉型升級→改善經濟發展質量”的傳導機制適用于中西部地區,但對于東部地區來說并不成立。中西部地區目前仍處于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發展進程中,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與這些產業快速融合,能帶動全產業鏈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促進產業生產的組織模式和發展路徑發生根本性轉變,通過提高生產率進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但是東部地區產業升級已達到相應的程度,數字要素的進一步集聚和數字技術的進一步提升,可能難以再顯著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因此東部地區數字經濟通過產業升級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是困難的。

2.政策建議

其一,增強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能力,建設區域數字技術創新平臺。應加快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和突破,建成一批區域數字技術創新平臺和數字技術中心,采取多種財政稅收政策支持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政府部門應多舉措優化服務,營造支持創新發展的營商環境。由于中西部地區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不顯著,這些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數據要素的溢出效應尚未能完全體現,企業數字化轉型率較低,因此未來仍應進一步加強技術創新人才、物資設備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集聚,促進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技術交流與合作,提升相對落后地區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能力。

其二,加快數字產業鏈的培育和升級,建設數字化工業互聯網。應加快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引導企業積極將生產數據、業務信息向平臺轉移;鼓勵制造企業內外部全業務流程的數字化轉型,實現資源共享、工作協同、業務流程一體化;支持制造企業以關鍵聯網設備為基礎,連接車間生產信息,實現網絡監控和可視管理;從資金上提供支持,降低數字化門檻,加大數字化服務扶持力度,獎勵工業互聯網數字化改造標桿項目。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由于其產業升級的中介效應顯著,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增加研發收入和產業附加值,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數字產業鏈向中高端邁進,增強產業自主可持續發展能力。

其三,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引導企業突破核心領域技術難題。一方面,全面加快建設工業互聯網,倒逼產業鏈和價值鏈重組,催生新業態,促使產業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應全力推進技術創新,構建企業主體、市場引導、產學研融合的創新體系;支持和引導企業突破關鍵核心領域技術難題,從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同時,應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加強企業數字化管理,政府應營造公平、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企業增強市場反應能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