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依賴視角下農村留守婦女短視頻使用行為分析
——以江蘇東部X 村為例

何秋紅，朱宇婷

（河海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伴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互聯網下新媒介傳播語境的形成使得受眾主體性得到充分體現，受眾在媒介使用中發揮著積極能動的作用［1］。短視頻的不斷發展更新著農村留守婦女媒介接觸和使用的方式，也影響著農村留守婦女短視頻使用行為的建構與需求滿足。在使用短視頻時，農村留守婦女越來越傾向于根據自身的興趣選擇獲取何種內容，來滿足她們多樣化的需求。從農村留守婦女所處環境及其自身的特點來看，“有閑”狀態相對延長，勞動壓力的增加和文化活動的轉變使得農村留守婦女利用短視頻來滿足自己的信息、心理和娛樂需求。正是由于這些需求的存在使得農村留守婦女將短視頻納入她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為了進一步了解農村留守婦女媒介使用中的心理訴求，本文從媒介依賴理論出發，探索農村留守婦女短視頻使用的行為表征與需求滿足。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對媒介的需求是受眾媒介使用和依賴的基礎，考察媒介使用和媒介依賴必須深刻把握受眾的需求和滿足。媒介依賴理論（Media Dependency Theory）的底層邏輯同使用與滿足理論基本一致，媒介依賴理論旨在從更廣闊的社會系統視角對受眾媒介使用的目的、方式以及途徑等進行闡釋，最初由美國傳播學家梅爾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以及桑德拉·鮑爾·洛基齊（Sandra Ball-Rokeach）提出。該理論將受眾、媒介、社會作為一個傳播系統進行考察，指出這種依賴使得受眾、媒介及社會等各類社會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媒介依賴理論關注媒體生產內容的宏觀和微觀層面。在宏觀層面上，媒介依賴理論強調受眾、媒體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在微觀層面上，媒介依賴理論關注個人與大眾媒體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背后的動機目標［2］。隨后，梅爾文·德弗勒和鮑爾·洛基齊深入研究，并對媒介依賴理論進行了總結，強調個體通過媒介與社會產生互相依賴，認為媒介系統控制著“形成依賴關系”的信息資源，并且個人依賴媒介所控制的資源想要實現的目標有三種：理解，定向和娛樂，主要體現在受眾利用媒介獲取、交換社會信息，滿足娛樂，轉換心緒和實現目標等方面［3-4］。一方面，個體越依賴媒介來滿足需求，媒介對個體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依賴媒介，媒介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強［5］。

新媒體時代下，媒介環境更加復雜多元，媒介依賴理論基于最初的基本主張不斷發展豐富，一方面，學者們重點關注媒介依賴在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下的區別。如謝新洲實證研究媒介依賴理論在互聯網新媒體環境下的適用情況，調查研究大學生的互聯網使用情況發現，網絡媒體特殊的傳播方式所建立的用戶與網絡之間的依賴關系比傳統媒介與受眾的關系更為密切和牢固［6］。另一方面，學者們對媒介依賴理論與互聯網使用關系的研究深入到社交軟件、短視頻平臺等不同的媒介技術。金永燦（Yong-Chan Kim）基于媒介依賴理論對社交網絡軟件（SNS）依賴性及其與社會參與的關系進行概念化分析［7］。從媒介依賴理論角度，鄭夏兵分析在線社會問答社區與用戶之間依賴關系的三個方面［8］。其中，關于短視頻平臺的媒介依賴研究，較多學者都結合抖音進行實證分析。徐鐸等人主要探究媒介依賴的表現及成因，并指出短視頻用戶與短視頻形成“關系嵌合體”，在情感和行為上產生雙重依賴［9］；林昱君指出媒介依賴會造成受眾的選擇困境，并進一步強化媒介與現實社會的隔閡，最后導致受眾的時間成本增加［10］?？偟膩砜?，大多研究依據媒介依賴理論強調的媒介—受眾—社會關系框架，考察短視頻受眾接收媒介訊息對于他們個人的信念和行為所產生的影響，這一基本邏輯也為本文提供參照。

當下，女性作為媒介弱勢群體，在媒介研究中存在被“弱視”的情況，而身份角色和社會功能發生轉變的農村留守婦女獲得的關注更為缺失。數字時代，作為“數字新移民”的農村留守婦女的媒介接觸和使用情況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學術界關于農村女性的媒介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女性的技術賦權實踐。留守婦女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借助社交媒體獲得社會支持，實現自我賦權?；ヂ摼W使用對農村女性創業意愿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可提高女性的技能、經驗積累等［11］。二是農村女性媒介實踐的“使用與滿足”。學者認為不同工作、不同年齡層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農村女性在短視頻使用方面有不同的需求［12］。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關注媒介依賴下短視頻使用的隱憂，對不同群體依賴短視頻的使用邏輯、影響因素和引導對策進行了探討。學者視角較多聚焦在容易被看見的群體，如高校大學生、青少年、銀發族和小鎮青年等，而被忽視、處于社會邊緣的農村留守婦女需要更多關注。從歷史角度出發，短視頻嵌入鄉村是數字鄉村發展的一個截面，可以考察短視頻嵌入農村的不同階段及其影響因素。從實踐角度出發，農民的短視頻實踐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視［13］。短視頻憑借其碎片化、知識性、娛樂化的傳播優勢在農村擴散開來，深深地嵌入了農村留守婦女的日常生活，在改變農村媒介環境的同時也改變了農村留守婦女使用媒介的習慣，“刷”短視頻成為她們的生活常態。那么在“刷”短視頻過程中，農村留守婦女的心理和行為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短視頻使用過程中表現出怎樣的使用需求和特點？在媒介嵌入鄉村生活的背景下，這些有關農村留守婦女短視頻實踐的問題是需要直面并思考的。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年人的年齡界定，本文主要探討年齡在45～59 歲的“農村留守婦女”。出生于20 世紀60 年代的農村留守婦女，文化水平較低，且多從事農務及工廠工作。在丈夫外出打工的情況下，農村中年婦女獨自在家工作或跟隨子女生活，為子輩照顧孩子。本文調查與訪談的地點是江蘇省東部X 村。X 村坐落在里下河與沿海交接處，位于江蘇省D 縣A 鎮，距城區17 公里，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區域優勢。包含X 村在內的各行政村都發展較好，種植業以高效、優質、高產為目標，實行區域化生產，是糧食、棉花、蠶繭、食用菌生產基地。工業生產形成了以名力、銀花、森森等多家紡織企業為骨干的支柱產業。第三產業十分發達，有年成交額超億元的山羊市場、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裝飾城、鋼材市場等，為需要就業人員提供了廣泛的市場空間。X 村總面積4.6 平方公里，全村1029 戶，14個村民小組，5 個網絡，總人口2968 人，其中婦女1128 人，占全村總人口的38%。

本研究主要采取訪談法。本次訪談的對象都是年齡在45～59 歲的農村留守婦女，且都是使用過短視頻軟件，共計20 名。根據資料搜集階段中訪談對象所敘述內容的重復度以及對資料分析階段可能出現的主題預設進行數據飽和度預判，研究達到樣本和資料飽和。采訪對象的尋找采用的是隨機形式，在年齡上筆者有意采訪各個年齡階段的采訪對象，在學歷上包括小學、初中、高中、高等職業學校等，收入上參差不齊。筆者根據文章的要求，擬定開放式采訪提綱，對被采訪者進行了線上或者線下的訪談。訪談問題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農村現代化發展背景下，大家對農村文化建設的需要及期許；二是對自身家庭生活現狀的感受和困擾；三是短視頻使用情況、使用原因以及使用后的變化與影響；四是對自己目前生活的滿意程度以及對未來的愿景。其中，訪談中的農村留守婦女從Z1～Z20 按采訪時間順序編號（如表1 所示）。

表1 農村留守婦女短視頻使用訪談對象基本情況（中老年）

三、研究發現

媒介依賴理論考察個體與媒介的微觀依賴關系，強調個體通過媒介與社會產生互相依賴。一方面，理論假設個人對媒介依賴的三種動機是“理解、娛樂、定向”，并滲透在個人與社會兩方面；另一方面，個人與媒介的依賴關系主要體現在受眾利用媒介獲取、交換社會信息，滿足娛樂，轉換心緒，實現目標等方面（如表2 所示）［14］。

表2 個人與媒介系統依賴關系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下的農村留守婦女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家庭壓力和心理困擾等問題［15］。研究發現，從媒介依賴理論出發，農村留守婦女在使用短視頻的過程中與短視頻形成個人和社會層面的依賴關系，即個人依賴關系和結構性依賴關系，受眾在使用媒介資源的過程中表現出的社會參與性在農村留守婦女身上也有明顯體現，農村留守婦女在此基礎上實現自身目標和使用需求。結合訪談樣本和農村留守婦女面臨的新問題、新特點，本研究所討論的“依賴關系”是指農村留守婦女使用短視頻過程中的行為表征和動向，具體表現為信息需求下的理解依賴、心理需求下的定向依賴以及個體需求下的娛樂依賴。下文將從理解依賴、定向依賴以及娛樂依賴三方面作進一步分析。

（一）理解依賴：“有閑”狀態下了解自我與社會的信息需求

媒介依賴目標中，理解強調受眾通過媒介信息來認識和解釋自己的信念、行為和對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感知［4］。鄉村經濟空間在國家資源下鄉的背景下不斷被激活，農村人口外流為留守群體提供了就業機會［16］。農村留守婦女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漸嵌入市場經濟體系，并實現非農就業［17］。在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背景下，電子、玩具、紡織服裝等代發工廠紛紛入駐X 村所在鄉鎮園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村留守婦女參與到生產中。筆者選取的采訪對象中多數都在離村較近的電子廠或紡織廠工作，因平日有農務要兼顧，她們大都采取“半工半農”的代際分工生計模式［18］。親姐妹Z5 和Z6 在村落附近的電子廠上班。電子廠采取的零工群體組織形式給她們提供了自由靈活的務工空間，一般按照家庭事務優先、外出務工在后的原則，來靈活地處理好家務與務工的關系，實現兩全其美。Z5 在采訪時提到：

“在這種工廠工作很靈活，我們可以上午或下午出工，也可以整天出工。老板是按照小時來支付工資的，所以大家基本都按照自己需要安排時間。每天工作半天也不累，回家也能再做點其他事情，那剩下來的大多時間都是坐著刷刷短視頻，也不費勁?！?/p>

彈性的工作機制使得她們可以根據自身需要及時作出調整，除去工作時間，基本處在“有閑”［19］的狀態?！坝虚e階級”是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到的重要概念。所謂“有閑”，一般需要有可支配的“非生產性地消耗時間”。農村留守婦女工作之外的時間都是可以由本人支配的，可以進行“非生產性消耗”，長時間的“有閑”狀態，大多農村留守婦女選擇以觀看短視頻的方式度過，短視頻也成為增加她們與熟人互動交往的便捷工具。受疫情影響，農村留守婦女“有閑”狀態的相對延長為其在短視頻互動上消耗更多時間提供可能。通過分享轉發短視頻，農村留守婦女成為家里疫情資訊的傳聲筒，與家人分享疫情最新消息、轉發相關疫情防控內容。從這一方面來看，Z1 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疫情嚴重的時候會封村、封路，抖音上相關消息出來的特別快，后來基本上想知道啥我都去抖音上看。我丈夫在西安做木工，子女也都在外地上班，疫情情況比較嚴峻的那段時間，我就經?？炊兑羲⒁恍╆P于疫情的消息。一看到講西安那邊的情況的視頻我就會直接轉發給我丈夫。有時候以防他不點開看，我就在評論區@他，這樣手機還能有提醒，他一打開抖音也能看到?！?/p>

當下社會的多樣性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留守婦女信息需求的提高。面對海量信息，農村留守婦女基于自身經歷等多方面需要產生了了解外在世界的沖動，她們的短視頻使用行為中包含了對信息的渴望與要求［20］。農村留守婦女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可能因為任何事件產生不同的信息需求，低門檻、碎片化、便捷并且能突破時空局限讓農村留守婦女隨時隨地獲取信息的短視頻給她們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對有效信息獲取效率的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留守婦女的短視頻實踐。

（二）定向依賴：社會加速下緩解勞動壓力的心理需求

農村留守婦女在“守土”與“守家”的情感支撐中選擇留守下來，她們的短視頻實踐在媒介嵌入鄉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心理和情感上的緩解與釋放。媒介依賴理論中的定向目標強調個人通過媒介信息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指導，從媒介信息中獲得處理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的啟示［4］。從情感以及定向依賴展露出的心理需求來看，農村留守婦女一方面通過短視頻學習新農業生產方式，一方面在高強度勞動壓力下通過“刷”短視頻尋求安慰。

現代社會中科技加速會造成生活實踐、溝通傳播實踐與相應的生活形式的全面改變［21］。面對農業生產，新農村的建設與發展對農村留守婦女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不僅要求她們熟知農耕，更要注重生產技術與文化素養的提升［22］。面臨現代社會變遷，留守婦女倍感壓力，競爭比較帶來的心理上的負擔也進一步影響了農村留守婦女的短視頻使用。研究地點X 村在推動新農村建設下逐步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將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業融合。訪談對象中80%的農村留守婦女為初中以下學歷，受自身文化水平局限，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與農村現代化發展不同步。Z10 今年56 歲，小學學歷，在承擔家務、贍養老人的同時，還需兼顧種植一小塊地。在展示自己短視頻賬號里收藏的教學視頻時，她告訴筆者，雖然這些新的農業技術對自己干農活很有幫助，但因為自身對新技術操作不熟悉，她的勞動時間和強度不減反增，增加了自己的勞動壓力。為了能快速上手這些新農業生產技術操作，短視頻互動性強、實時多元的傳播優勢吸引了農村留守婦女的注意力。作為組織大家學習的臨時組長，Z8 在采訪中提到，簡單、方便的短視頻成為她和其他務農姐妹跟上數字農業發展步伐的便捷途徑。

“現在村里開始用那種智能技術來指導我們種糧食，能通過儀器設備測出我們這些土地的質量，有沒有蟲子吃糧。雖然村里有技術人員會指導，但我們自己也要跟著學習，不能啥都不知道呀?，F在大家都有手機，上面有許多關于農村發展和技術應用的短視頻，這些視頻又短又有趣，我每天一有空就跟著后面學習看看。為了方便大家溝通交流，我們幾個村組之間也組成小組互相學習探討?！?/p>

除了忙農活導致的壓力增加外，同時承擔家人照料者角色的農村留守婦女也壓力倍增。家庭是處理家務農活和照料家人的主要場所，廣大農村婦女要承擔勞動生產和家庭照顧任務，依舊是農村婦女留守的文化背景［23］。在筆者觀察的X 村中，一些農村留守婦女為了分擔子輩的生活壓力，還承擔起照看孫輩的重任。在考慮個人承受的勞動壓力強度情況下，農村留守婦女主動尋求心理安慰和幫助來滿足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務需求［24］。從她們使用短視頻的出發點來看，“短平快”的短視頻成為農村留守婦女舒緩心理壓力的“安全閥”，她們會在短視頻的雙向互動中獲得心理安慰。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在討論社會沖突時提出“安全閥”理論，這種“安全閥”強調為人們提供一種能夠舒緩心理壓力的虛擬空間［25］。在Z20 看來，拍攝和孫子的生活日常的短視頻帶給了她一個能緩解自己情緒的線上空間。子輩工作繁忙，便把孫子留在Z20 身邊照顧，孫子年紀尚小，消耗精力較多，在接受采訪時Z20都很難抽開身，她經常需要一邊忙家務，一邊照看孫子。高強度和繁忙的家務勞動讓她很少有自己單獨的空閑時間，在照料孫子之余能兼顧拍攝與孫子的生活日常，與孫子一起在抖音上學習簡單的跳舞視頻成為她舒緩心理壓力和豐富無聊生活的主要方式。短視頻也成為她與朋友或家人溝通交流的重要平臺，回應自己被點贊和評論的視頻讓她體會到不一樣的滿足。

“孩子們工作忙，孫子暫時先放在我這兒了。孩子還小，我做家務的時候也得注意著他，每天都挺累的。我平時也沒有什么空閑時間看看電視啥的，睡覺前也就刷一會兒手機放松一下。后來想著能不能照看孫子的時候找點其他事干，便開始拍起了短視頻來記錄，正好照顧孫子的時候我自己也放松了，一舉兩得?！?/p>

對于承受較重勞動壓力的農村留守婦女來說，無論是自己拍攝還是短視頻中的點贊、評論等互動都給她們提供了強大的心理慰藉。從農村留守婦女的農業生產者、家庭照料者等多元角色扮演方面來看，短視頻在改變她們的勞動方式、豐富她們的勞動內容和減輕勞動強度上發揮了作用，“刷”短視頻的放松和愉悅大大減輕了她們的勞動強度和心理壓力。

（三）娛樂依賴：公共文化資源稀缺下豐富農村文化生活的娛樂需求

娛樂層面的使用目標從獨自娛樂和社會娛樂維度強調媒介內容本身產生的吸引力起到了促進交往的作用［4］。農村公共文化資源稀缺，留守婦女通過短視頻中的雙向互動實現個人的娛樂需求。數字化時代，智能手機和短視頻在農村社會逐漸普及和流行。信息技術的發展為農村社會帶來了數字賦權，農村留守婦女獲得同等的上網娛樂的權利［26］，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留守婦女轉向以觀看短視頻為主的文化生活。從采訪的農村留守婦女來看，她們都擁有自己個人的智能手機，并開始接觸網絡上海量的信息和娛樂產品。原本農村社會組織的文化活動的吸引力持續下降，難以滿足農村留守婦女日益豐富的文化娛樂需求，農村留守婦女的農村文化生活由傳統的看電視、串門聊天等方式轉向以觀看短視頻為主的數字化娛樂活動。Z13 從小就喜歡唱歌，她抱怨村里活動不多，自己很少有機會能參加活動唱歌。接觸短視頻后，開始看音樂表演或教程類的短視頻，也會拍攝自己唱歌的視頻。采訪時她向筆者展示了自己短視頻賬號里的點贊、收藏列表和自己拍攝的作品。

“我平時經常刷別人唱歌的那種視頻，有時候刷到自己喜歡的配音伴唱的視頻我也會自己跟著唱，然后拍成視頻。姐妹們聽了之后都是夸我唱的好，也會給我的視頻點贊、評論。也是因為刷短視頻和拍視頻讓我覺得空閑的時候沒有那么無聊了?！?/p>

通過短視頻平臺上的視覺曝光，農村留守婦女與其他用戶之間形成雙向互動，農村留守婦女可以建立一個被認為是真實的自我存在［27］。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滯后，在農村留守婦女接觸到的村級公共文化設施相對有限的情況下，短視頻的便捷讓農村留守婦女的娛樂需求在線上空間中得到及時滿足。

同時，農民生產和生活的邏輯基礎在農村競爭發展下變成理性算計。在個體化和理性算計的影響下，農民為了保護家庭私密逐漸回歸家庭，自發地不愿意參與公共文化生活，農民個體文化生活實現了“去公共化”，轉變為自娛自樂，對智能手機等設備的依賴加強［28］。雖然廣場舞的流行帶動了室外文化活動的發展，但是廣場舞在城鎮上出現的情況較為普遍，因為距離等因素的制約，在農村范圍內普及性低。農村留守婦女的文化生活普遍從室外轉向室內，觀看短視頻成為她們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像Z12 等農村留守婦女都意識到與鄰里串門的時間和次數大大減少，大家都待在自己家里刷短視頻，并直接通過轉發短視頻進行交流，短視頻成為她們維系關系的新方式，滿足農村留守婦女個體化文化活動的需求。

“現在鄰里間走動都少了，大家交流也少了，去鎮上跳廣場舞來回又太麻煩了，漸漸能發現大家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小了，每天就待在家里看短視頻。我經常能看到我們村里其他人拍的抖音視頻呢，我會給她們點點贊，在評論里夸一夸拍得好或者問問最近都在忙什么?！?/p>

四、結論與討論

農村的不斷發展轉變使得農村留守婦女面臨著更為沉重的照料負擔和更為嚴峻的心理壓力［29］。本文通過對江蘇省東部X 村中農村留守婦女的短視頻使用行為進行訪談發現，“有閑”狀態的持續、社會加速造成的心理壓力、互聯網技術進步帶來的數字賦權和農村公共文化資源的稀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農村留守婦女的短視頻使用行為。在使用短視頻的過程中，農村留守婦女在信息、心理以及娛樂需求方面與短視頻形成特殊的使用與依賴關系，增強自我認知，調整個人情感，并改善日常生活。具體來說，農村留守婦女在“有閑”狀態下觀看短視頻來了解自我與社會信息；社會加速下的農村留守婦女通過短視頻來緩解勞動壓力；同時，面對公共文化資源稀缺，農村留守婦女使用短視頻來豐富農村文化生活。

然而，從使用時間、程度方面來看，筆者發現不少農村留守婦女對自己過度使用短視頻的情況并不自知。農村留守婦女使用短視頻與互動對象在高度的關注和聯系下形成瞬時共在，過度沉浸于虛擬互動陪伴的情況值得我們省思。在農村留守婦女無法完全脫離社交媒體的情況下，如何培養健康的社交習慣至關重要。針對這一情況，短視頻管理者可依托于大數據和算法的融合優化平臺用戶管理，根據包括農村留守婦女在內的中老年信息勾勒用戶畫像并進行細分，追蹤用戶行為在使用時間上的持續性，及時跟蹤用戶的使用反饋，在微觀層面做出更具針對性的調整。除此之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社會上可以廣泛開展一系列教育活動來幫助提升農村留守婦女的短視頻合理使用意識和素養。入駐短視頻平臺的媒體可以設置專門的宣傳欄目，對短視頻使用安全知識和技能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報道。相關社會組織可以結合農村留守婦女的身心特性，設計多元的學習場景，提升農村留守婦女的價值判斷能力。無論是社會、平臺還是媒體，只有理性認識到短視頻互動和情感價值引導的平衡，及時關注農村留守婦女的心理健康，才能真正發揮短視頻的積極效用來指導農村留守婦女構建真實的自我。

農村留守婦女使用短視頻過程中表現出的特殊關系和使用特點豐富了農村留守婦女媒介使用中的形象呈現。本研究將媒介依賴理論拓展至短視頻領域，在考察農村留守婦女的媒介需求對媒介使用影響的基礎上，豐富了媒介依賴的研究視角。同時，本研究也拓展研究主體視角，關注具體的農村留守婦女，一方面深入農村留守婦女生活分析其心理與行為上的特征與問題，另一方面基于心理特征和行為問題研究農村留守婦女短視頻使用背后的需求邏輯，深挖農村留守婦女的精神生活以及內心的訴求與表達。但是訪談過程中存在部分受訪者表述模糊、出于個人情況和隱私擔憂而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和負面影響，其內心訴求和想法的完整性、真實性以及準確性都可能影響研究分析。未來研究在擴大研究樣本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在不同階段以多元途徑來應對農村留守婦女遇到的新問題和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