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村干部職業穩定性差異的形成邏輯
——基于桂西北Z 村的調查與分析

姜修海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農村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9）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代中國青年生逢其時，施展才干的舞臺無比廣闊……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青年，用黨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1］青年人是干事創業的主力軍，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在黨的支持與鼓勵下，發展成為共產黨員并進入村莊干部隊伍，村莊治理主體年輕化因此成為一個顯著趨勢。然而，這一廣泛實踐的背后也隱藏著選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諸多難題，尤其表現為中西部一些農村青年不愿返鄉、返鄉不愿擔任村干部以及任職后流失等現實問題，不少基層自治組織因之面臨缺乏新鮮血液、缺乏發展活力的尷尬境地。目前，學界對青年村干部職業的研究基本上圍繞問題現狀與政策建議、擇業動機與職業穩定兩大方面展開，為我們認識青年村干部去留的行為邏輯提供了基本遵循。但上述研究固有缺陷在于，無論是宏觀視角下的政策分析研究，還是微觀視角下的擇業動機研究，均將青年村干部視為一致的整體來看待，不同程度忽視了青年干部穩定性差異問題，導致我們對現實中“有的青年干部留得住，而有的青年干部留不住”的背后動因知之甚少，不利于采取差異化舉措選人、育人、用人、留人。就此而言，從學理上探討青年村干部職業穩定性的差異化問題，對深入推進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年輕化、完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在當前治理重心下移、推進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青年村干部一詞的涵義越來越廣泛。一般認為，青年村干部主要是經由村莊全體黨員、村民經過民主選舉程序而公開選舉產生的青年干部群體，主要指村“三委”（村黨支部、村委會、村監委）干部這類內在的群體，不含政府下派的駐村第一書記、工作隊、選調生等外來群體。由于負責日常工作的多是村黨支部、村委會“兩委”干部隊伍，出于對研究問題聚焦性的考慮，本研究主要將村兩委青年干部視為研究對象。

以往研究分別從以下四種視角考察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問題：一是從政府視角出發，探討行政體制提供的外在激勵對青年村干部的影響。從發展趨勢來看，在鞏固脫貧成果和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國家密集下沉項目資源、資金以及政策紅利，大量基層行政事務需要有知識、有能力的基層干部負責落實，用軟件、寫報告、做報表等技術性工作，天然地與年輕人熟悉數字技術的特征相匹配，為年輕人進入農村組織提供了充足的動力［2］。從制度設計來看，政府下派給村干部的行政任務［3］、多重責任及其權力［4］、承諾的未來發展機會以及提供的補償性社會保障等會顯著影響農村青年參選和留任村干部的意愿［5］。二是從社會視角出發，探討社會關系提供的外在激勵對青年村干部的作用。從村莊層面來看，鄉村社會內部對青年人任職村干部的認同度、包容度和輿論環境會形塑農村青年的歸屬感，影響青年對村干部一職的選擇和去留［6］。從家庭（家族）層面來看，家庭內部分工結構、家庭整體的代際支持［7］，“顧家”的家庭責任、家族的面子觀念等家計要素均會影響農村青年對村干部職業的認知［8］，決定其是否回流任職或重返務工市場［9］。三是從市場視角出發，探討經濟理性對青年村干部穩定性的影響。作為有著現代理性的經濟人，農村青年群體普遍將職業舒適度、職業收入（正常工資報酬）作為擇業的衡量標準和考量因素［9］，并與就業市場上提供的潛在就業、創業機會作比較［6］，在理性計算中估量自己能否全職或兼職村干部的可能性［10］。四是從個人視角出發，探討價值認知提供的內在激勵對青年村干部的影響。農村青年作為比較有見識、獨立性較強的群體，其主觀能動性不容忽視，在面對農村基層干部一職時，農村青年自身對職業的主觀認同度以及回饋家鄉、服務鄉鄰的理想價值也會對其是否選擇從事或長期留守村干部職業具有重要作用［11］。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從不同視角出發，將青年村干部隊伍穩定性問題分解開來看待，雖然能從不同角度認識和理解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問題，但也存在將問題單一化處理的不足。事實上，青年村干部的職業選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單一視角難以揭露其穩定性不足的真實動因，還需從綜合性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全面探討。對此，本研究認為應該著眼于青年村干部自身，將青年村干部視作一個“多重作用集裝器”，從青年村干部個體的角度觀察政府、市場、社會（家庭）等外在元素的綜合作用，將青年個體自身存在與多元主體外在激勵結合起來，由此形成“內外結合”的綜合性視角，有助于更加系統全面地審視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問題。

此外，除了研究視角的不足，既有研究在研究問題上也存在共同缺憾。要么普遍將不穩定性視為所有青年村干部共有的問題，要么僅僅聚焦于不穩定的青年村干部群體，選擇性地將青年村干部看作高度一致化的群體，繼而從某種視角出發對他們的擇業邏輯與職業動機展開研究。這就貌似呈現出一種“青年村干部要么均穩定，要么均不穩定”的怪象，不能有效理解青年干部的差異化穩定問題。事實上，并非所有青年干部都具有不穩定跡象，這一群體之中有的愿意長期任職，表現出長期穩定的狀態；有的任職意愿模棱兩可，表現出短期穩定的狀態；而有的不太愿意任職或留守，表現出不穩定的狀態。該如何理解這種差異化現象？既有研究對此均有忽視，難以理解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任職意愿的真實原因。

鑒于此，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問題：（1）當前青年村干部表現出怎樣的穩定性差異？（2）這種穩定性差異又是如何形成的？（3）應當如何看待這種穩定性差異？換言之，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青年村干部的穩定性呈現出何種差別，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差別，又如何看待這些差別。厘清這些問題，有助于更好認識當前青年村干部任職穩定性差異的深層原因，促進農村基層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建設。

二、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基于場域及場域疊加理論，在綜合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構建了農村復合場域中青年村干部職業穩定性的分析框架，以作為分析青年村干部任職穩定性差異的理論工具。

（一）雙重角色塑造：多重場域疊加下青年村干部職業穩定性分析框架

場域是布迪厄實踐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場域內部具有關系性、規則性、爭斗性和界限模糊性，不同場域有不同特征，但場域的共同規律貫穿于場域運作過程的各個階段和瞬間，支配著場域內共時存在的各種要素或各個行動者的社會位置等共同形成的社會關系［12］。場域本身就是一些關系束，不同的場域具有不同的內部客觀關系［13］。就現代復雜社會而言，多種場域共存于一個情境之中（即“場域疊加”）則較為普遍［14］，如對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而言，國家權力下沉、市場主體進入使政治、經濟和社會三重場域在農村復合疊加，重構了農村原有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社會規則［15］。

在“場域疊加”背景下，青年村干部同時受到行政、經濟、社會等多重場域的共同作用，其自身所承擔的角色更加復雜多元，遠非單一角色論所能概括。就此而言，以往關于農村基層干部角色的研究有不少精彩見解。譬如，村干部不僅是國家的“代理人”，還是鄉土社會的“當家人”［16］；同時，村干部還具有經濟理性人的第三種角色等［10］。然而，無論是雙重角色論，還是三重角色論，其論述的出發點均是從特定治理事務或場景中考察村干部扮演的角色，而非以村干部本身為觀察對象，對其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系統的審視。為此，本文依托“場域疊加”的分析邏輯，將行政、經濟、社會等多重場域的復合作用納入分析，以形成青年村干部職業穩定性的系統性解釋。

1.職業角色塑造：多重場域疊加下的青年村干部職業取向

青年村干部既表現為一種管理自治事務的職業，又指代從事該職業的人（本研究稱為青年村干部的“一體兩面性”）。就前者而言，多重場域疊加下的村干部職業其實內含多個子角色，僅僅使用單一角色概括可能會遮蔽豐富的事實［10］。首先，青年村干部在行政（國家）場域中扮演代理人角色。青年村干部一職雖然是村民自治的產物，但卻是國家深刻作用于鄉村社會的結果，行政村建制、《村組法》等法律以及大量行政事務下派，使得行政場域在農村社會不斷延伸，青年村干部不斷被納入科層治理的程式中。在這種強規范、強約束下，青年村干部不斷向“公職化”和行政化方向發展，面臨越來越強的行政激勵和壓力。

其次，青年村干部在社會場域中扮演當“家”人角色。青年村干部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務外，還負責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和建議，成為鄉村的當“家”人［16］。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鄉村社會異質性凸顯，利益訴求和矛盾更加多元復雜，對當家人角色及其能力提出更為嚴峻的挑戰。青年村干部必須從深刻調整的社會結構、關系和規則中調適當“家”人角色，以適應管理鄉村社會的現實需要［17］。

最后，青年村干部還在市場場域中扮演理性人角色。作為一種職業選擇，相較于其他職業而言，村干部職業的經濟優劣勢構成了青年人擇業的理性來源。村干部一職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如工資收入、尋租收入和潛在福利等，很大程度上決定村干部對青年群體的吸引力。青年群體會從經濟理性的思維邏輯看待村干部一職，村干部職業時刻受到市場場域的形塑作用。

由此，以上討論可以歸納為維度1：

青年村干部的職業角色是國家、市場和社會多重場域共同作用的產物，包含代理人、當“家”人和理性人三個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決定青年村干部的職業取向，見表1 左半部分。

表1 青年村干部職業取向和家庭取向分析

2.家庭角色塑造：多重場域疊加下的青年村干部家庭取向

青年村干部的另一面在于從事該職業的青年人。作為村干部的青年人不僅是有組織規范性的職業人，還是具有倫理關系屬性的現實人。這一生活倫理關系體現在構成中國農村發展的本源型傳統的完整家庭制度上［18］。相較于傳統，當前農村多重場域的疊加，使青年干部的家庭結構及其家庭責任也產生了諸多變化。首先，行政（國家）場域賦予青年干部及其家庭成員“權利人”角色。就當前農村而言，國家承擔著公域乃至部分私域的社會功能［19］，為鄉土社會和家戶供給了大量公共產品，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基礎設施等，使家庭維護及再生產的部分成本轉移至國家，提升了家庭發展的可持續性，其實質是行政（國家）對農民公民權利的確定與發展。

其次，社會場域賦予青年村干部聯結家庭內外的關系人角色。從家庭角度來看，青年干部不僅作為個體存在，還作為不同層次的家庭成員而存在，其既有可能是夫妻小家庭的主要成員，也有可能是多代大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的組成部分［7］。從個人到小家庭再到大家庭（家族），青年干部時刻處在層層嵌套的社會關系之中，既要對內維護家庭關系和諧，又要對外代表家庭協調鄰里關系，同時還要維護自己的生活圈子［20］，從而適應社會場域的新變化和新要求。

最后，市場場域賦予青年村干部承擔家庭責任的養家人角色。當前，在農村市場廣泛滲透于農戶生產生活，一個家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乃至繼承等均離不開市場的作用。對青年村干部特別是對作為家庭“主心骨”的青年干部來說，這種依賴于市場交換的生存方式要求其嚴格按照市場邏輯衡量家庭收入與支出，以維持家庭可持續運轉，其背后體現著市場場域的深刻影響。

由此，以上討論可以歸納為維度2：

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是國家、市場和社會多重場域共同作用的產物，包含權利人、關系人和養家人三個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決定著青年村干部的家庭取向（見表1 右半部分）。

3.雙重角色關系：多重場域疊加下的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形成邏輯

上述青年村干部的“一體兩面性”，使國家、社會和市場多重場域共同作用下的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統合于青年干部一身，不可避免地產生共生、無共生或沖突的可能，二者之間的關系事關農村青年對村干部職業的選擇。從普遍意義上看，家庭角色是構成農村青年是否選擇村干部職業的基礎性動力［7］，職業角色則構成農村青年是否留守村干部職業的誘致性動力，這兩種動力的方向和強度是否一致，關乎青年村干部的職業穩定性。為此，本研究將青年村干部的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統合起來考察，從雙重角色的關系中研判青年村干部的職業穩定性，從而以更加系統的角度理解青年村干部穩定性的形成邏輯，如圖1所示。

圖1 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形成的分析框架

結合維度1 和維度2，以上討論可進一步延伸為維度3：

對處于多重場域中的青年村干部而言，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的塑造情況，以及二者關系的方向（共生、無共生或沖突）與強度（強、中、弱），最終決定著青年村干部的職業穩定性，如表2 所示。

表2 青年村干部雙重角色關系分析

（二）研究方法與案例介紹

為針對性回應前述提出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擬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展開分析。案例研究法有助于從微觀角度揭示和歸納出某種內在的關系、原因或機理［21］。就前述研究問題需要而言，案例研究方法與本研究目標是吻合的，本研究重點在于從微觀具體的角度揭示青年村干部職業穩定性差異的表現及其形成邏輯，因而以典型個案為例，深入剖析案案例村莊的實踐經驗，能夠更好且有效的回答前述提出的研究問題。

本研究選擇桂西北Z 村進行案例分析。Z 村是鎮政府駐地村之一，全村耕地面積263.27 公頃（3949 畝），人均0.11 公頃（1.7 畝），林地面積3745.4 公 頃（56 181 畝），人均1.67 公 頃（25畝）。全村轄12 個自然屯，總人口453 戶2254 人，村民主要收入來源于杉木種植和外出務工。

選取Z 村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于：第一，筆者曾于2022 年7 月至9 月赴該村駐村調研，獲取較多一手資料①筆者曾 在Z 村駐村調查57 天，并多次幫助 村兩委干部做工作，包括處理文字材料、填寫報表、使用政務APP核查自建房、參加會議等。筆者在與村干部交往中不斷訪談，與村干部建立了友好關系，能夠獲取村干部較為真實的聲音。整個調查通過參與式觀察、半結構化訪談等方法搜集材料，文中的資料、數據均來自于筆者實地調研所得，并對相關地名、人名進行匿名化處理。。其次，該村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該村于2021 年2 月兩委換屆后，一改往屆干部隊伍中老年化面貌，全部換成80 后青年干部，年齡最大者也僅為38 歲（2022 年）。而同屬一鎮的其他村卻存在1～2 名中老年干部。這不禁讓筆者思考為何該村換屆能夠全部上位年輕干部。后來，隨著調查逐步深入，筆者發現與該村干部隊伍能夠更換為青年相比，一個更加現實且緊迫的問題擺在面前②據調查了解，該村干部隊伍之所以能夠全部更換為青年人，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鎮黨委政府對候選人的嚴格審核和把關。同時在臨近選舉時，鎮黨委政府和上一屆兩委干部對群眾廣泛引導和宣傳。二是在換屆選舉時，現任6 名青年干部家庭、工作關系均在村莊，且他們在當時均有一定任職意愿。三是現任干部隊伍中有3 名青年系老干部后代，在整個行政村和所屬自然村有較高的支持率，這幾名青年自然順利當選。：在僅僅工作一年有余后，該村青年干部隊伍出現了差異化穩定的跡象，有的愿意繼續干下去，有的表示再干一段時間，而有的則直接遞交了辭職申請，如表3 所示。該如何認識這種差異化穩定現象？這構成筆者繼續深入調查的基點，也構成選取Z村作為研究對象的緣由。

表3 Z 村青年干部隊伍穩定情況

三、“雙重角色塑造”框架下青年干部職業穩定性差異的形成邏輯

為從更為微觀具體的角度進一步解釋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差異的形成邏輯，本研究重點以Z 村為例，運用“雙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逐一探討青年干部的差異化穩定現象。

（一）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的強共生：青年村干部長期穩定的形成邏輯

1.雙重角色互賴：李某長期穩定的邏輯

青年干部李某的長期穩定性有特定的歷史淵源。早在2006 年，當時僅22 周歲的李某便被村兩委列為后備干部，并于2007 年入黨，后來在2009 年換屆選舉時當選村委會副主任，開始至今已14 年的村干部經歷，并最終于2021 年當選村書記、主任（“一肩挑”）。李某職業角色和家庭角色呈現出互相依賴的特征。

一方面是強職業角色。在行政、市場以及社會多重場域的作用下，李某扮演著強職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一肩挑”強化了其政府代理人角色。書記主任“一肩挑”有利于緩解“兩委扯皮”現象，減少組織內耗［22］，但在鞏固脫貧成果和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大量行政事務、考核和激勵的下沉也使“一肩挑”干部壓力驟增［23］。李某自上任以來，主持村兩委全面工作并專門負責黨建，鎮政府安排的各項工作任務，如扶貧、黨建、安全生產、消防等等，均需首先交由李某這個全村的神經中樞，再由其安排至對應的副職干部手中。據李某透露，除大量的行政事務以外，不同層級政府的向下督查和考核加重了其工作量，往往要通宵準備檢查材料，還要時刻面臨成績排名和績效評價的動態壓力。但與此同時，李某也得到政府給予的激勵，如擔任縣、鎮人大代表，并有選聘事業編的機會。從社會場域來看，其任職經歷增強了鄉村當“家”人角色。據調查了解，李某在十余年任職經歷中，以服務群眾需求為己任，幫助群眾辦理審批、矛盾調解和貧困幫扶等，受到村民的廣泛認可，在群眾中具有較高的威信。從市場場域來看，經濟比較思維也加強了其經濟理性人角色。隨著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業創業的機會也逐漸增多，李某對比過村干部與其他職業的收益，但仍選擇繼續留任。其對此談道：“外出打工成本和開支也高，留不下多少錢，思來想去還是繼續干比較穩妥?！笨梢?，在多重場域影響下，李某堅定選擇其職業角色。

另一方面是弱家庭角色。良好的社會、家庭條件免予李某承擔繁重的家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權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當地政府為農民提供的醫療保險、農業補貼、生活補貼等福利減輕李某家庭開支，也為其發展杉木種植提供銷售平臺、提供專家技術指導，李某及其家庭的公民權利得到有效保障。從社會場域來看，關系人角色增強了家庭發展動力。李某家族于清朝乾隆年間開始在當地繁衍生活，在其所屬的自然村中有較為繁密的關系網絡，家庭與家庭間的比較、生活圈中的面子等都顯著驅使李某謀有面子之事。同時，李某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如李某父母照看其子女）以及性別分工（如李某妻子在鎮農商行工作）保證了李某可以將較多精力投入工作。從市場場域來看，養家人角色確保了家庭持續運轉。依靠杉木種植、“一肩挑”工資以及妻子工作收入，李某家庭經濟早已實現盈余，相對較小的家庭供養壓力有利于李某投身于村干部職業?？梢?，李某不需過度承擔家庭角色。

綜合來看，強職業角色與弱家庭角色給予李某可以長期任職的信心和底氣。事實上，對李某這類村干部而言，高要求的職業角色往往依賴于較弱家庭角色的讓步，因此才能抽身投入工作；相應地，提升家庭實力和促進家庭發展的愿景又反過來依靠職業賦予的屬性加成。這種雙重角色的互賴構成了李某長期穩定的秘密。

2.雙重角色互補：彭甲長期穩定的邏輯

在入職前，青年村干部彭甲受過大專學歷教育，畢業后曾在鎮財政所兼職會計，后與其丈夫經營粉店。與李某不同，彭甲作為副職女性青年干部，在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上表現出不一樣的特征。

一方面是中等職業角色。彭甲扮演著中等強度的職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充當部分政府代理人角色。根據該村兩委干部內部分工，彭甲負責全村婦聯、計生、宣傳、出納等工作，其工作職責和壓力要比李某少許多。且從調查來看，其負責的工作基本為常規性任務，少有像扶貧、黨建、維穩等重大性工作，除應對上級檢查等緊急情況外，其基本只從職責出發落實鎮政府交辦事項。相應地，彭甲面臨的行政考核和激勵也較少，只是兼任縣、鎮婦代會代表一職。從社會場域來看，其主要充當婦女當“家”人角色。作為一名女性青年，彭甲能在換屆中當選的原因在于其父親為該村老主任，在群眾當中享有較好聲譽，彭甲也是全村少有的有知識且愿意為全村婦女做事的青年人，因而順利進入鎮級推薦的候選名單。通過訪談了解到，彭甲受到本村婦女較大肯定，其在換屆時的大部分選票來源于婦女。從市場場域來看，其無需充當經濟理性人角色。就基層實際而言，相對穩定體面的工作并不多見。在彭甲看來，相較于工資收入，其更加追求穩定體面。因此，在多重場域影響下，彭甲已然較為認可其職業角色。

另一方面是弱家庭角色。較好的社會家庭條件使彭甲僅需承擔較弱的家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充當權利受益人角色。如前所述，當地政府為農民提供的醫療保險、生育保險、農業補貼等福利減輕了彭甲家庭的開支，特別是子女義務教育以及婦女健康檢查、大病救助等公共服務，使其可以較輕松地照顧家庭。從社會場域來看，其充當關系輔助者角色。從家庭內部結構來看，彭甲的丈夫更多承擔著當家人角色，家庭發展、鄰里面子等事情基本交由其丈夫應對。在家庭內外關系處理上，彭甲更多扮演關系輔助者角色，為其丈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從市場場域來看，其充當部分養家人角色。彭甲與其丈夫性別分工鮮明，其丈夫與公婆通過經營粉店、種植杉木以構成家庭主要收入。相較而言，彭甲任職村干部的工資是一筆穩定的輔助性家庭收入。因此，在多重場域作用中，彭甲只需扮演輔助性家庭角色。

總體來看，中等強度職業角色與弱家庭角色賦予彭甲長期從事村干部職業的耐心。對其個人而言，要求不高、穩定體面的職業角色與配合性的家庭角色互為補充、互相適應。輔助性的家庭角色不需從事高收入的職業，因而要求不高的副職干部角色可與之相匹配；相應地，從事穩定體面的職業角色需要占用顧家時間，輔助性的家庭角色亦可騰出時間與精力坐班工作。這種雙重角色的互補構成了彭甲長期穩定的來源。

（二）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的弱共生：青年村干部短期穩定的形成邏輯

1.雙重角色搖擺：潘某短期穩定邏輯

據了解，青年村干部潘某擁有高中學歷，畢業后曾在縣城飯店務工，與在縣城經營超市的高中同學聯系后，返鄉在鎮街經營小型超市。

一方面是中等職業角色。作為副職，潘某承擔著中等強度的職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較少充當政府代理人角色。據該村黨總支書記李某介紹，此次潘某當選村黨總支委員，意在將其作為后備干部培養。故在干部隊伍分工當中，潘某暫定負責民政、社保方面的工作，較少與鎮政府部門有交集，因而除事關村干部隊伍整體利益的事務（如迎檢、應急）以外，潘某較少參與其他工作，日常的行政激勵和行政考核與其關聯較少，職業使命感并不強。從社會場域來看，其當“家”人角色并不明顯。潘某雖較為關心村莊公共事務，其父親曾在該村擔任老副主任，因此被順利介紹入黨，但由于潘某長期在縣城謀生，僅在近幾年返鄉開辦小超市，其群眾基礎不及李某，加之其所負責工作的單一性，導致其與村民接觸較少，職業融入也不佳。從市場場域來看，其有心扮演經濟理性人角色。入職村干部以來，潘某在其超市經營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超過了村干部職業，對收益的理性計算驅使其將重心置于經營超市。因而，在多重場域影響下，潘某職業角色并不明顯。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作為女性工作者，潘某需承擔中等強度的家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充當權利受益人角色（該部分與彭甲相應部分類似，在此不贅述）。從社會場域來看，其充當家庭輔助者角色。稍遜于彭甲的是，潘某家庭雖有性別分工，但由于父母身體原因，其代際分工并不明顯，潘某需承擔一定的當家人角色。在家庭內外關系處理上，潘某更多地扮演支持者角色，為整個家庭的維系提供必要的輔助。從市場場域來看，潘某也充當部分養家人角色。與彭甲相似，潘某與其丈夫性別分工清晰，但潘某收入比彭甲更高。潘某丈夫在鎮上經營肉店和種植杉木，潘某則同時有村干部工資和小超市兩項收入，夫妻收入不分伯仲，共同構成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二人共同承擔養家責任?？梢?，潘某扮演著一般性家庭角色。

總之，中等強度職業角色與中等強度家庭角色共同作用于潘某，導致潘某抱著“再干一段試試看”的搖擺不定心態從事村干部職業。因潘某工資收入較低，一旦其一般性家庭角色轉變為主導性家庭角色，潘某就極易從村干部崗位上流失，轉向生意行業。就此而言，在雙重角色間搖擺是導致潘某職業短期穩定的根源。

2.雙重角色輪替：彭乙短期穩定邏輯

在Z 村青年干部隊伍中，彭乙最為年輕，受過大專學歷教育，并在學校順利入黨。畢業后通過大學生村官方式在其他村工作，并于去年返回Z 村，當選該村黨總支委員。

一方面是中等職業角色。彭乙扮演著中等強度的職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政府代理人角色不明顯。在該村干部分工中，彭乙主要負責團委、會計、會議會務以及協助黨建等工作，但如彭乙自己所言，其所負責工作屬于“閑不住”類型，雖然工作量不大，但可自主支配的時間較少。同時，彭乙所負責工作與核心行政工作關聯度并不高，唯一能激勵其留任工作的僅有考錄事業編。從社會場域來看，其當“家”人角色也不明顯。作為最年輕的村干部，彭乙的優勢在于其年齡、學歷，同時加之鎮黨委政府有意發展年輕干部，將其列為主要后備干部培養，彭乙才得以當選為黨總支委員。相較于其他村干部而言，彭乙群眾基礎較為不足，且其所負責工作與群眾接觸較少，很難承擔鄉村當“家”人角色。從市場場域來看，其扮演著較強的經濟理性人角色。與潘某類似，年輕的彭乙多次設想過從事其他收入更高的行業，但受限于考編的想法，彭乙計劃在任職村干部中一邊工作一邊備考編制。因此，在多重場域作用下，彭乙職業取向并不穩固。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作為男性工作者，彭乙承擔著中等強度的家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權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該部分與李某對應部分相似，在此不贅述）。從社會場域來看，其家庭關系依賴于父母經營。彭乙雖已成家立業，但仍與父母居住在一起，除個別朋友外，鄉鄰關系與生活圈子基本靠其父母維持，這也是其群眾基礎較為薄弱的原因之一。同時，彭乙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如父母幫助照看其子女）以及性別分工（如彭乙妻子在鎮小學教書）保證了彭乙可以將較多精力置于工作中，彭乙因之調侃自己為“啃老族”。從市場場域來看，其承擔著養家人角色。依靠杉木種植、村干部工資以及妻子工作收入，彭乙家庭收入有盈余，在相對較小的家庭供養壓力下，彭乙可以騰出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如村干部工作、備考編制等?？梢?，在多重場域中，李某扮演著一般性家庭角色。

總之，上述中等強度職業角色與中等強度家庭角色共同作用于彭乙，導致其抱著“要么走、要么留”的變動不居心態從事村干部職業。就此而言，與潘某相似，一旦彭乙依賴于父母支持的一般性家庭角色轉變為主導性家庭角色，彭乙便容易離開村干部崗位?？梢哉f，這種雙重角色的輪替變化是導致彭乙職業短期穩定的主要原因。

（三）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的無共生：青年村干部不穩定的形成邏輯

1.雙重角色互異：周某較不穩定邏輯

在任職村黨總支副書記以前，周某有著豐富的工作經歷，先后在廣州、深圳從事裝修行業，購買私家車后一邊兼職順風車司機，一邊從事裝修。后來為照顧子女及家庭，選擇返鄉創業，在鎮街開設裝修門店，并在此期間入黨、擔任村民小組長。

一方面是強職業角色。作為干部隊伍核心之一，周某扮演著強職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具有較強政府代理人角色。在Z 村干部隊伍中，周某工作職責較繁重，主要負責扶貧、安全生產、消防應急、退役軍人、征兵、綜治和維穩等高壓性工作。據調查了解，之所以如此安排，一方面源于周某工作經驗豐富，另一方面在于基層政府的分工要求。相對而言，周某沒有像李某那樣獲得較強的行政激勵，如擔任縣人大代表、選聘編制等，卻承擔著較大的考核壓力，每到上級督查時，周某便時常通宵加班準備檢查材料。從社會場域來看，周某較多地扮演當“家”人角色。據調查了解，周某之所以能夠在換屆時當選為黨總支副書記，主要源于其所在自然村（Z 村最大的自然村）的支持，周某與父輩樂于助人，受到鄉鄰的一致認可，特別是周某任職小組長期間，組織自然村舉辦重陽節、春節活動，集資修路、領辦豆角種植基地等，在周圍群眾中享有較高威望。周某因此談道：“我擔任村里副書記全靠自己屯的支持，為了不辜負他們，我才留下工作的?！睆氖袌鰣鲇騺砜?，理性比較也加強了其經濟人角色。周某既有出租家用車的經驗，又有多年的裝修技術，但在任職副書記過程中全部擱置下來，望著固定的工資收入，周某時常萌生辭職轉而從事裝修的想法。因此，在行政、社會和市場等多重場域影響下，周某開始漸漸疏離其職業角色，若非有鄉鄰人情的考慮，周某可能會申請離職。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在承擔繁重職業壓力和期望之余，周某還扮演中等強度的家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權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該部分與李某相似，在此不贅述）。從社會場域來看，其扮演著較強的關系人角色。與李某相似，周某在其所屬的自然村中有較強的關系網絡，家庭間的比較、生活圈的面子感都顯著驅使周某謀取更好營生，周某也因此熱衷于幫助鄉鄰，組織自然村開展集體行動，如上述重陽節等活動。同時，與李某較不同的是，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父母幫助照看孩子）以及性別分工（妻子務農，無職業）并不完整，周某需承擔一定的家庭責任。從市場場域來看，周某扮演較強的養家人角色。在擔任副書記以前，依靠杉木種植、裝修兩項收入，周某家庭已基本實現盈余。但近兩年，周某家庭開支超過其工資收入，承擔著較大的經濟壓力和家庭責任。因此，在多重場域中，周某扮演著較強的家庭角色。

總體而言，強職業角色與中等強度家庭角色共同導致了周某職業的不穩定性。對周某這類干部而言，家庭角色不能符合職業角色的高要求，職業角色又不能滿足家庭生產生活需要，雙重角色之間有漸行漸遠趨勢?？梢哉f，這種雙重角色的互異性是導致周某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2.雙重角色互斥：肖某很不穩定邏輯

青年村干部肖某也有著豐富的工作經歷，曾在縣板材廠、陶瓷廠打工5 年，認識杉木運輸履帶車廠家后，返鄉創業從事履帶車片區總代理，并兼業種植4.67 公頃（70 畝）山林。相較于周某，二人在職業角色上類似，但肖某在家庭角色表現上比周某更為突出。

一方面是強職業角色。作為村兩委核心成員，肖某承擔強職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具有較強政府代理人角色。與周某相像，肖某職責壓力繁重，主要負責農業、林業、統計、殘聯、危改和市場監督管理等工作。據肖某介紹，農林業報表繁多，自上而下的監督考核也較多，帶給其巨大工作壓力。特別是其與鎮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少有接觸，不像書記李某那樣具備較強的行政激勵，工作積極性有明顯下降趨勢。從社會場域來看，肖某的當“家”人角色明顯。據調查了解，肖某家族在鄉鄰中具有一定聲望，其在換屆中當選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父親是該村老主任，依靠父親的群眾聲望順利當選。肖某返鄉工作后，與群眾接觸日益增多，擔任所在村民小組組長，得到村民較好評價。從市場場域來看，肖某還扮演很強的理性經濟人角色。與周某放棄原職業不同，肖某從當選村委會副主任以來，一直兼顧其履帶車代理，把自身的時間與精力同時置于兩種職業上，難免產生職業沖突。在此沖突過程中，肖某偏向于收入更高的履帶車代理。肖某對此談道：“我的履帶車客戶不少，我不可能因為村干部職業就放棄履帶車的代理?！睘榇?，肖某已于近日向鎮黨委政府遞交了辭職申請。

另一方面是強家庭角色。在Z 村干部隊伍，肖某承擔著最強的家庭角色。從行政場域來看，其權利人角色有利于降低家庭成本（此處與李某相似，在此不贅述）。從社會場域來看，其扮演著較強的關系競爭者角色。與周某不同，肖某所屬自然村中雖然有較強的關系網絡，但更多充盈著鄰里間的比較、生活中的面子感，肖某因此十分看重家庭發展，努力提高其家庭在周邊的地位。同時，與周某相比，其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其母親離世，父親較少幫助照看孩子）以及性別分工（其妻子在家務農）更少，更多的家庭責任由肖某承擔。由此，從市場場域來看，肖某扮演很強的養家人角色。受限于上述家庭狀況，肖某有很強的賺錢沖動，雖有村干部工資、杉木種植、履帶車代理三項收入，但這種較大的經濟壓力和家庭責任還是驅使其謀求更高的收入，與村干部職業產生抵觸?？梢?，在多場域影響中，肖某扮演著很強的家庭角色。

總的來說，強職業角色與強家庭角色產生的碰撞，導致肖某村干部職業的不穩定。對肖某這類青年干部而言，職業角色阻礙了家庭角色需要，不利于賺錢養家；同時，強勢的家庭角色也難以騰出時間從事村干部職業，村干部職業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梢哉f，這種雙重角色的互斥性是導致肖某職業很不穩定的根源。

就以上所有分析來看，職業角色、家庭角色塑造強度的不同以及二者間的交互作用，使Z 村村干部表現出了不同的穩定性，為我們呈現出穩定性差異的現實圖景。換言之，塑造后的職業角色、家庭角色能否共生以及共生的強度與方向，會產生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強共生、弱共生和無共生等，繼而影響青年村干部的穩定選擇，使不同青年干部展現出不同的穩定性邏輯，如圖2 所示。

圖2 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差異的形成邏輯

四、結論與討論

（一）基本結論

從Z 村兩委干部隊伍差異化穩定現象出發，依托于“場域疊加”分析進路，本研究構建了解釋青年村干部穩定性生成邏輯的“雙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并通過此框架分析了該村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穩定性的形成邏輯。研究發現：

首先，青年村干部處在一個由多重場域疊加而成的復合性農村環境中。僅從行政、市場或社會的單一視角出發，大多只能呈現出青年村干部的碎片化行為邏輯，難以形成對青年村干部穩定性選擇的整體性理解。必須將青年村干部置于行政、社會和市場等多重場域的綜合作用中進行整體考察，才能全面有效理解青年村干部的穩定性行為選擇。

其次，青年村干部的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受到行政、市場和社會等場域的共同作用。一是青年村干部職業角色絕非僅是簡單的政府代理人（如落實行政任務、面臨行政考核以及行政激勵），還包含經濟維度上的理性人（如既有待遇比較、就業機會爭?。┮约吧鐣S度上的當“家”人（如社會尊重、自我價值實現和群眾需求滿足）等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共同塑造了青年村干部的職業角色，如強、中、弱職業角色。二是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同樣受到行政、市場和社會多重場域的共同影響。對青年村干部而言，政府賦予的權利人角色（如公共服務和生活保障供給），以及鄉村社會場域中的關系人角色（如鄰里比較、生活圈子、家庭結構等）和市場場域中的養家人（如負責家庭收支）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共同形塑了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形成強、中、弱家庭角色等類型。

最后，青年村干部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的關系深刻影響青年村干部的穩定性。對青年村干部而言，經塑造后具有不同強度的雙重角色是否具備共生關系以及共生的強度與方向，會生成不同的關系模式（強共生、弱共生和無共生），從而使不同青年干部展現出差異化穩定性，如長期穩定、短期穩定、較不穩定和很不穩定等類型。

（二）進一步的討論

本研究可能有如下幾點研究貢獻。第一，本研究聚焦于學界較少關注的青年村干部穩定性差異問題，以西部山區農村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當前青年村干部何以表現出不同穩定性的真實動因，有助于拓展既有研究的問題邊界。同時，相較于既有研究從行政、家計以及社會認同等單一視角的解讀，本研究借助“場域疊加”分析進路，將行政、社會和市場多重場域統合起來，構建“雙重角色塑造”的綜合性分析框架，以系統的視角研判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穩定性的形成邏輯，由此嘗試將青年村干部職業研究推向整體性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完善已有研究采取單一視角所導致的解讀不充分問題。

第二，本研究對上述不同穩定類型青年村干部的分析，還有助于基層黨政部門采取差異化舉措穩定青年村干部。首先，基層政府必須轉換村干部管理思維，跳出激勵或懲罰的科層化管理路徑依賴。長期以來，基層政府在村干部管理上通常沿襲科層制管理方式，向村級下移大量行政任務、要求村干部嚴格實行“坐班制”并采取常態化監督考核，使青年村干部這一兼業化的基層自治群體演變成全職的“準公務員”。在這種結構性沖突下，基層黨政部門應當積極轉變管理意識，多從青年村干部自身內在視角出發，既要將青年村干部視為職業人，也要將其視為社會人，綜合研判青年村干部的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需要，采取更加靈活而非一刀切式的僵硬管理模式。例如，建立村級工作清單、靈活設置工作時間、加強工作指導等。其次，基層政府還要對不同穩定性的青年村干部采取差異化舉措。Z 村經驗揭示，青年村干部的不同穩定性背后反映出職業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間具有不同關系強度和方向。這就意味著，基層政府應當統籌考慮青年村干部職業和家庭的關系，對其進行分級管理：對長期穩定類青年村干部保持既往的日常管理，避免忽冷忽熱的組織關懷以及過于嚴格的工作要求，讓其維持工作積極性和穩定性；對短期穩定類青年村干部加強組織激勵，采取鼓勵考取基層事業編、加強工作能力培訓和給予可信發展承諾等舉措，讓其增強對未來職業發展的信心和期待；對較不穩定類青年村干部則需要從職業發展和社會關系兩方面同時入手，一方面采取減輕工作負擔、加強工作能力培訓和給予可信發展承諾等舉措吸引青年村干部，另一方面動員村組人情關系、家族關系、家庭關系等社會關系進一步喚起青年村干部的公共責任感，讓其回歸選任村干部的初心；對很不穩定類青年村干部而言，基層政府除了要做足上述舉措以外，重點要進一步加強對其家庭的關懷，既要積極動員政府干部幫助其家庭生產生活，也要靈活安排工作時間、鼓勵其兼業化發展，盡可能平衡家庭角色與職業角色的關系。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從典型個案中探究青年村干部差異化穩定現象，揭示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穩定性差異的真實動因，從而以微觀的角度增進對農村干部隊伍穩定性差異的理解，實現從“小處”觀察當前青年干部職業選擇行為的目的。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難以宣稱案例的代表性和外推意義，雖然以Z 村為例可以詳細闡釋青年干部差異化穩定的生成邏輯，但難以推向對整個青年村干部的總體性理解，后續可采取大樣本的定量研究予以補充。二是需要考慮村莊與村莊之間的異質性因素，未來可通過兩個或多個農村干部隊伍之間穩定性差異的比較，探討村莊之間的異質性（如經濟異質性、文化異質性等）對青年村干部穩定性選擇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