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治理新實踐：虛擬公共空間何以促進村民公共事務參與
——基于鄉村微信群的實證分析

苗珊珊，吳曦，許增巍

（1.揚州大學 蘇中發展研究院，江蘇 揚州 225009；2.揚州大學 商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中國農村在經濟發展、農民收入增長、農業生產增收、硬件設施不斷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我國農村正面臨著“發展悖論”，即農村生產生活物質條件的迅速改善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缺乏有效的組織和參與的問題同時存在［1］。長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要求村民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發揮主體作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需要村民的廣泛參與。一方面，村民是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們對農村公共事務的需求、問題、意見和建議都十分重要，對最終的治理效果有著決定性意義；另一方面，村民是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的主體，通過充分發揮村民的參與主體性和創造性，可以不斷完善農村公共事務治理體系，提高治理水平和效果。隨著農村工作重心由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外部資源支持的扶貧策略將逐漸過渡至更注重農民內生動力的振興模式［2］。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村民自主積極性，是建立農村人居環境長效治理機制的“最先一公里”問題。

近年來，農村寬帶網絡設施逐漸完善，互聯網覆蓋率大大提高。助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所形成的虛擬公共空間（微信、QQ、騰訊為村等），改變了農村傳統的以大樹下、村口、祠堂等為依托的物理公共空間交往方式，村民在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逐步替代了傳統的實體公共空間，成為連接城市與鄉村、村莊內外的重要媒介，承載著村民社會關系網絡的構建和維護功能［3-4］。虛擬公共空間不僅拓展了傳統的物理空間邊界，消弭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物理限制［5］，增加了群體內部平等的交流與開放性對話，而且參與者通過互聯網技術建構虛擬公共空間進行集體行動的組織和動員，提高了村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能力，為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帶來了新的轉機。面對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村民的缺位”這一突出挑戰，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虛擬公共空間能否有效促進村民參與公共事務治理，改善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困局，如何以虛擬公共空間嵌入鄉村治理結構，讓農民自主參與鄉村建設，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目前關于鄉村虛擬公共空間的個案研究，就虛擬公共空間對鄉村治理的意義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述，但基于實證調研數據的量化研究依舊缺乏。本文在原有虛擬公共空間和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研究基礎上，構建虛擬公共空間影響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理論分析框架，采用OLS 模型、中介效應檢驗KHB 法和分組回歸等實證分析方法，探討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作用機制、中介效應與異質性影響，并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主要的貢獻在于：第一，就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影響進行了實證量化分析，證實了虛擬公共空間對于重塑鄉村治理的積極作用，對現有的個案分析進行了有益補充；第二，本文構建了“虛擬公共空間-社會信任/管理透明度-公共事務參與”的理論分析框架，進一步揭示了虛擬公共空間影響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行為的內在機理；第三，分析了不同空間特征下虛擬公共空間的異質性影響，為構建鄉村虛擬公共空間，重構鄉土公共性，提高農村公共事務治理效能提供理論與實證支持。

一、相關概念和文獻回顧

（一）村民公共事務參與

農村公共事務即超越鄉村個體與家庭范疇，與社區的公共利益相關，卻對鄉村居民個人利益產生影響的事務，因而需要村民在社區層面達成治理的共識［6］。村民公共事務參與則是指生活在同一村集體中的村民，根據相應的制度安排，對村內公共事務進行共同協商、討論、執行或監督，并實現共同利益的過程。村民是農村公共事務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忽視了村民參與的重要性，將農村治理和農民主體相背離，必然導致鄉村基層治理治“標”不治“本”［7］，成為農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阻礙。有關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學者主要從個人和家庭、村莊社會關系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展開。首先，個體的意愿選擇通常會面臨著個人及家庭資源稟賦的約束，現有研究表明，性別、民族、社會資本，風險偏好、家庭規模和家庭收入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行為［8-11］。同時，制度政策也會造成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行為的差異。有效的村莊組織動員可以提升村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而良好的干群互動關系則可以有效增進制度規范的正向作用［12］。不同形式的制度規范的影響也存在差異，相對于“引導式”的村規民約，“規范式”村規民約對村民的出資意愿具有顯著促進作用［13］。政策信任是政策制度因素產生影響的重要維度，政策信任水平越高，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性越高［14］。此外，近些年來，有關社會互動和社會資本視角的研究為“村民參與不足”這一困境打開了新思路。有研究表明，村域社會資本的改善有利于促成農民間的合作意愿［15］，村內強大的社會關系網絡能夠培育村民的主人公意識［16］，是構成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關鍵要素。村莊歸屬感和集體認可作為一種內生激勵機制，能有效減少村民的利己行為，建立共同行為目標，并改變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和行為［17］。村民對社會形象的關心程度也對其公共事務參與意愿產生了積極影響，名譽訴求較高的村民往往具有較強的自我約束能力，會積極主動維護集體利益，參與村內集體活動的可能性較高［18］。由此可見，村莊內部社會關聯對于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鄉村公共空間作為村莊社會關聯生成的重要場域，其對于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影響有待進一步分析。

（二）鄉村公共空間與虛擬公共空間

1.鄉村公共空間

鄉村公共空間是指“鄉村社區公眾可以自由進入并進行各種思想交流的公共場所和社區內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組織和制度化活動形式”［19］。鄉村公共空間的內涵不僅包含其物質實體，更在于其作為話語和權力建構的抽象存在。豐富的研究表明，鄉村公共空間對于社會內部社會關系構建和社會資本形成有著多維度作用，推動了鄉村治理格局的演變。韓國明等指出鄉村公共空間不但滿足了農民諸如休閑、娛樂、精神信仰和商品交換的需求，而且為村民提供了廣闊的信息交流平臺，促進了村民間的合作行為［20］。方亞琴則進一步發現社區公共空間作為一項整合性資源，是推動多元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21］。許家偉等人的研究表明，公共空間在村莊的穩定與發展中發揮著積極作用，村民在公共空間互動中建立人際關系，維持社會形象，并形成公共規范，良好的公共空間對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22］。然而，農村改革前后，鄉村內部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伴隨著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傳統鄉村公共空間的社會功能逐漸弱化和消失，村民在公共空間的互動式微，人與人之間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不斷下降，傳統村落公共空間衰?。?3］，農村公共性面臨衰弱的困境。

2.虛擬公共空間

鄉村虛擬公共空間是借助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所形成的線上虛擬平臺，它逐步替代了傳統實體公共空間成為村民間進行休閑娛樂、商品交換、思想交流和信息傳遞的主要場所。在國家實施網絡強國、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等政策推動下，信息技術生產力進一步釋放，在線辦公、在線學習和在線聚會成為互聯網時代的常態，虛擬公共空間進一步得到拓展和延伸，也逐步進入眾多學者研究的視野中?；趯嵉乜疾?，時晨發現虛擬公共空間的出現激活了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拓寬了鄉村治理中的主體范疇，為多元治理格局的實現帶來可能［24］。鞠真指出虛擬公共空間構建了更加便捷的信息渠道，帶來了大量的信息孔洞，保障了村民對于農村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村民的話語權得到進一步加強［4］。牛耀紅則基于公共傳播分析框架就虛擬公共空間的內涵及其功能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虛擬公共空間有利于促成村民之間形成“媒介化合作網絡”，強化社會關聯，再造共同行動，從而重構鄉村秩序［3］。高昊和趙慶婷進一步闡述了虛擬公共空間和鄉村治理的聯系，指出虛擬公共空間的運用和發展有助于解決鄉村治理中行政權力和村民溝通的“最后一公里”難題，豐富了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鄉村治理實踐［25］。鄔家峰將虛擬公共空間對于鄉村治理的影響總結為“心理賦能”“結構賦能”和“權力賦能”三大效益，從而推動了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26］。吳振其和郭誠誠提出了“媒介傳播－公共性再生產－治理重構”的分析框架，指出虛擬公共空間是推動鄉村治理社會性變革的重要技術力量［27］。

在傳統鄉村公共空間衰敗后，虛擬公共空間的興起，實現了鄉村社區再整合，重構了鄉土公共性。然而，現有研究尚未厘清鄉村虛擬公共空間對于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影響機制，且量化研究十分缺乏，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理論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設

（一）直接效應

鄉村公共空間為構建鄉村社會公共關聯和維系鄉村社會內在秩序奠定了基礎，是創新基層治理和實現鄉村善治的根基［28］。區別于傳統公共空間，虛擬公共空間所依托于互聯網平臺，并不具備物理實體。因此，虛擬公共空間內的互動也不受空間和時間限制，可以提供超長距離的非嚴格連續性的信息傳輸，有利于促進村民間的交流互動。面對農村勞動力外流、鄉村社會下傳統鄉村公共空間的解體與公共事務治理受阻的窘境［29］，數字賦能下的虛擬公共空間實現了跨時空的“共同在場”［30］。虛擬公共空間經歷了從“娛樂性”到“實用性”的祛魅化的角色嬗變，拓寬了原本受時空限制信息傳播的邊界［27］，再造熟人社會，增進了村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強化了村莊共同體意識，推動了互動治理的形成，為鄉村善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虛擬公共空間作為利益聯結和情感聯結的紐帶，是村民發揮主體性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基礎，更是鄉村社會加快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關鍵。由此提出假設1：

假設1：虛擬公共空間有利于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1）。

（二）中介效應

1.村干部信任的中介效應

虛擬公共空間具有典型的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能夠大幅降低動員成本，且虛擬公共空間內人際交往具有平等性、參與者自由互動、交往多元性的特點，有利于社會信任的生成［31］。而村干部信任一定程度上衡量了村民對于制度的信任水平，能有效降低公共事務中監督與執行的成本［32］，從而推動個體參與社區事務的可能性［33］。已有研究表明，村民對村干部信任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在村集體范圍內形成一種能降低不同層面風險與不確定性的非正式制度［34］。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鄉村治理中的政策成本也就隨之降低［35］。村干部信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村民是否愿意付出信用或依靠村干部的建議而做出改變，從而影響公共事務參與決策［36］。綜上所述，虛擬公共空間具有培育和維系社會信任、創造和執行社會規范的基本功能，有利于形成更高程度的村干部信任水平從而促成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虛擬公共空間通過提高村干部信任從而促進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2）。

2.管理透明度的中介效應

隨著互聯網在農村地區的普及，虛擬公共空間開始逐步替代傳統物理公共空間成為信息傳播和輿論形成的主要陣地，對于集體公共事務管理透明度的提高具有積極作用。首先，公共事務決策需要多元參與，虛擬公共空間的開放性、運作流程的透明化以及行動結果的公開化，不僅提高了村干部村務溝通的效率，并且為村民掌握公共事務決策過程、行為程序、辦事結果提供了有效途徑，提高了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推動了村民話語權力的重塑。其次，得益于互聯網的便捷性，尤其是信息獲取來源的擴大和獲取難度的降低，村民參與的知識門檻和信息不對稱性得到緩解，進而激勵更多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37］。虛擬公共空間互動過程提高了村民對自己應有權利的認識和政府應當尊重自身權利的認識。虛擬公共空間提供跨時空的公共事務信息披露渠道，有利于保障村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優化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制度環境和管理透明度，從而促進了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行為。由此提出假設3：

假設3：虛擬公共空間通過提高管理透明度從而促進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3）。

（三）異質性分析

傳統鄉村公共空間依據生成方式的不同，可以劃分為自發內生型公共空間和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間［20］。這種依據生成方式的二分法同樣適用于鄉村虛擬公共空間。行政嵌入型的虛擬公共空間主要是基于基層治理的需要，依靠行政力量建立的官方屬性虛擬公共空間，如騰訊為村平臺和村務微信群等。而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主要是村民基于日常生產、生活、娛樂、信仰等方面的需求，自發建立的圈群化的結構，如專業種養大戶間和廣場舞愛好者間建立的交流社群。在過往的鄉村虛擬公共空間的研究中，學者往往將行政嵌入型虛擬公共空間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9-10］，而忽視了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的作用。與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相比，行政嵌入型虛擬公共空間的成員數量更多，主體更加多樣化。并且行政嵌入型虛擬公共空間可以為居民提供反饋政府信息的渠道，減緩公共事務管理中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更有潛力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務參與行為。由此提出假設4：

假設4：相較于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行政嵌入型虛擬公共空間更有利于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了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公共事務治理行為影響的理論分析框架（見圖1），重點考察了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公共事務與行為的直接影響（路徑1），以及虛擬公共空間通過影響社會信任（路徑2）和管理透明度（路徑3）對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行為的間接影響，并對虛擬公共空間影響村民公共事務治理參與行為過程中生成方式的異質性影響進行檢驗。

三、實證策略、變量說明和數據結構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江蘇省揚州市農村地區作為研究區域，揚州市地處長江三角地區，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以鄉村微信聊天群為代表的鄉村虛擬公共空間普及率很高，為本次調研提供了可靠的現實基礎。本次調研綜合運用實地訪談和發放問卷相結合的方式收集數據，調研地點的選擇采取典型調查、分層抽樣與簡單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選取了揚州市邗江區、江都區、儀征區和高郵市四個縣市作為典型調研區，以村為抽樣單位，每個村平均抽樣12 份，共回收村民問卷288 份。在剔除部分問卷信息缺失太多、存在異常值、前后答案不一致的劣質問卷后，本次村民調研共收集到有效問卷239 份。本次調研除人口經濟統計信息外，課題組還重點關注了村民對微信的使用情況，尤其是村民所參與的村內微信群的相關信息和使用情況，得到了較為珍貴的農村虛擬公共空間的一手數據。

（二）變量設定

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村民公共事務參與。在構建公共事務參與指標時，單一指標不能完全反映公共事務參與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因此本文采用集體活動參與程度、選舉投票參與程度、公共決策參與程度和村級社會組織參與程度等4 項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PCA）降維擬合，4項指標 的KMO 值（Kaiser-Meyer-Olkin）為0.703，表示指標間關聯程度較高，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具體指標選取和KMO 值見表1。

表1 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擬合指標選取

核心自變量。本文的核心自變量是鄉村虛擬公共空間。首先，虛擬公共空間的重要內涵在于重構了傳統村民間交流互動的渠道和方式，因此在對虛擬公共空間進行測度時以“所在村內微信群討論聊天的頻率（1=從不，7=總是）”進行考察。其次，過往有關鄉村虛擬公共空間研究中，往往將村委會為進行村務管理而發起的村務微信群作為研究對象，是狹義上的行政類鄉村虛擬公共空間。在對鄉村虛擬公共空間進行界定時，并不局限于行政類虛擬公共空間，而是參考傳統公共空間的定義，以參與人員為邊界，將村內興趣活動、人際往來、合作社、村務管理等多種類型微信聊天群都考慮在內。

生成方式。生成方式以問題“微信群是由官方發起，還是村民自發建立？”進行考察，若“是”則為行政嵌入型，賦值為1，反之為自發內生型，賦值為0。根據描述性統計可知，60.25%的鄉村微信群為自發內生型，而行政嵌入型的微信群較少，為39.25%，說明目前農村微信聊天群主要還是以村民自發組織為主，少有村集體有意識地利用微信群進行村務管理。

中介變量。本文的中介變量為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分別以“您對村干部的信任程度？（1=非常信任，7=非常不信任）”和“本村公共事務的管理透明程度高嗎？（1=非常低，7=非常高）”加以考察。

控制變量。以往的研究表明，村民個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對其公共事務參與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與公共空間的互動頻率可能息息相關。因此，參考以往的研究并結合調研數據，選取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是否為村干部、是否為黨員、本村居住時長、家庭規模、家庭年收入、外出打工經歷和地區虛擬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概述和統計性描述

（三）實證策略

基準回歸分析。本文自變量為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為多元有序變量，因此在基準回歸階段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進行分析，具體方程形式如公式（1）所示。yi表示村民公共事務參與，Interact表示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水平，X是控制變量，α0、α1、α2是待估計系數，ε1是殘差項。

中介效應檢驗。由于本文存在多個中介機制，為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并進一步對中介效應進行分解，本文將采用KHB 法對“虛擬公共空間→社會信任/管理透明度→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傳導路徑進行檢驗，并對多重中介效應的貢獻進行分解。KHB 法［38］的優點在于它能夠同時探究多個中介變量對于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關系的影響，解決多個中介變量之間存在互相影響的問題，從而更準確地評估中介效應的大小和方向［39］。

異質性分析。為進一步檢驗虛擬公共空間特征所帶來的異質性影響，在上述模型的基準基礎上采用分組回歸對空間規模和生成方式的不同樣本進行回歸，然后再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

穩健性檢驗。最后針對本文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借鑒左孝凡和易承志等運用變量區域內均值的思路［40-41］，以同村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均值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模型方程形式設置如公式（2）所示，Z是工具變量，β0、β1、β2、γ0、γ1、γ2是待估計系數，ε2和ε3是殘差項。

四、回歸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首先，考慮虛擬公共空間對于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影響，在回歸模型依次加入控制變量進行漸次回歸。列（1）僅僅包含自變量和因變量，列（2）進一步控制了村民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身份特征等個人特征稟賦，列（3）進一步控制了家庭規模、家庭年收入、家人外出打工情況、本村居住時長等家庭特征稟賦，列（4）則將地區虛擬變量納入模型考慮中。實證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水平的影響效應

根據漸次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充分考慮村民的個人、家庭稟賦和地區變量后，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水平的影響仍然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穩定在0.479。即在村民個人和家庭特征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所在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頻率更高，村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可能性更高，說明鄉村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頻率確實有利于促進村民積極參與農村公共事務。至此，假設1“虛擬公共空間有利于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得到驗證，驗證了過往案例分析的結論，虛擬公共空間能克服時間和空間限制形成共同在場，為基層鄉村治理賦能，促進村民積極參與農村公共事務之中。

（二）中介效應檢驗

上述部分驗證了鄉村虛擬公共空間對于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顯著促進作用，這一部分將著重分析虛擬公共空間影響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內在機理，即檢驗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是否在起著中介作用。依實證策略所述，這一部分將利用KHB 法對“虛擬公共空間→村干部信任→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2）和“虛擬公共空間→管理透明度→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3）兩種路徑進行檢驗，并進一步分析兩個中介變量對間接效應的貢獻。

間接效應檢驗。分別單獨檢驗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的間接效應，結果如表4 所示。路徑2：“虛擬公共空間→村干部信任→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皆顯著為正，分別為0.479、0.383 和0.097，說明村干部信任在鄉村虛擬公共空間對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影響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設3“虛擬公共空間通過提高村干部信任從而促進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2）”得到驗證。路徑3：“虛擬公共空間→管理透明度→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同時顯著為正，分別為0.479、0.432 和0.048，說明虛擬公共空間既可以直接影響村民公共事務參與，也可以通過提高管理透明度來間接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水平，管理透明度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假設3“虛擬公共空間通過提高管理透明度從而促進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路徑3）”得到驗證。

表4 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的間接效應檢驗

間接效應分解。進一步將兩個中介變量納入KHB 模型，分析兩者對間接效應的貢獻率，結果如表5 所示。將兩個中介變量同時納入模型后，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的系數依舊顯著，與表3 結果一致。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的累計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23.81%，是重要的中介變量。而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分別占累計中介效應的72.06%和27.94%，說明兩者之中，村干部信任的提升是虛擬公共空間促進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主要中介路徑。

表5 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的間接效應分解

（三）異質性分析

在過往案例研究中僅僅將行政嵌入型虛擬公共空間作為研究對象，忽視了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的影響，為探究行政嵌入型和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進一步生成方式的不同，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列（1）和列（2）結果顯示，不論是自發建立的微信群還是官方建立的微信群，虛擬公共空間的系數均在1%的置信區間下顯著為正，說明不論是行政嵌入型還是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均有利于促進村民參與公共事務，進一步證明了假設1。通過系數比較發現，行政嵌入型的系數略大于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0.507>0.446），但二者的置信區間尚有重疊，需要進一步基于似無相關模型（SUR）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的P 值為0.434，并不顯著，表明雖然行政嵌入型的系數大于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但這一差異并不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實證結果并不支持假設4“相較于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行政嵌入的虛擬公共空間更有利于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這一結果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虛擬公共空間具有包容性、平等性和觀點的多元性的特點，因而在行政嵌入型和自發內生型公共空間之間并不存在參與性障礙，虛擬公共空間可以成為非制度化公共事務參與的重要渠道［42］。

表6 村民虛擬公共空間影響效應的異質性分析

（四）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調研數據局限性，可能存在遺漏變量的問題，如村集體收入等地方經濟指標因素與虛擬公共空間的發展密切相關，且一定程度上與當地村民的公共事務參與水平相關。因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穩健性檢驗。在工具變量的選擇上，本文借鑒左孝凡和易承志等運用自變量區域內均值的思路［23-24］，以村內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頻率均值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同一村莊的文化背景和基礎設施一致性較高，因此同村內虛擬公共空間的互動水平存在相關性；另一方面，村內其他虛擬公共空間互動水平并不會直接影響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決策，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7 展示了2SLS 模型回歸的結果。在第一階段回歸中，工具變量的F 檢驗值為12.77 大于10，因此可以認為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要求?；貧w結果顯示，虛擬公共空間的系數依舊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一致。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虛擬公共空間的系數改善為0.803，大于基準回歸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的可靠性。

表7 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面對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村民的缺位”的困境，本文以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為研究對象，基于OLS 模型、KHB 法和2SLS 模型等實證分析方法，探討了虛擬公共空間對于促進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理，是現有案例研究的有益補充，為數字鄉村和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研究證實了虛擬公共空間顯著促進了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水平，并從社會信任和管理透明度兩方面論證了這一影響的中介作用機制。一方面，虛擬公共空間為廣泛多元主體間提供了互動平臺，降低了村民和村干部之間的交流成本，有利于社會信任的生成，進而推動鄉村公共事務在組織內的廣泛參與。另一方面，虛擬公共空間切實保障了村民在鄉村公共事務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提高鄉村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的透明度，進而提升了村民的公共事務參與行為。通過增強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虛擬公共空間有助于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水平。同時，中介效用分解結果進一步表明，村干部信任較管理透明度起著更為主要的中介作用，即虛擬公共空間主要是通過提升村民對于村干部的信任水平進而提高村民公共事務參與行為。最后，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與實體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間會抑制村民間合作意愿不同，行政嵌入型虛擬公共空間和自發內生型虛擬公共空間均能顯著提高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

數字鄉村背景下，虛擬公共空間有助于實現村民交流互動由“共時性物理在場”向“時空性脫域互動”轉變，為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提供了契機與渠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的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要鼓勵虛擬公共空間有效嵌入現有鄉村治理體系，為鄉村治理提供組織創新和治理創新支持。以微信群為代表的虛擬公共空間在我國農村已有廣泛的基礎，可以將虛擬公共空間嵌入鄉村基層治理中，發揮虛擬公共空間對于群策群議和干群溝通的積極作用，廣泛匯集和傾聽各方的聲音，促進多元化討論和參與，增強基層治理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將虛擬公共空間作為村務管理的重要抓手，借助微信群等平臺及時向村民群眾發布通知、活動及公共服務等信息，加強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互動，改善信息傳遞的效率，減少信息滯后和不對稱問題。例如在制定村莊規劃、安排公共資源時，可以基于虛擬公共空間，使村民可以不局限于地理空間限制，提出建議、參與投票、熟悉流程等，增加基層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以虛擬公共空間提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效能，更好地實現社會參與、信息傳遞和民主決策，促進農村社會發展，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

其次，虛擬公共空間應堅持開放性和包容性原則，以促進鄉村公共事務的公開性和透明性。虛擬公共空間是互聯網時代下最重要的信息傳播途徑之一，鄉村公共事務的運作流程透明化不能僅僅依靠口口相傳和村務宣傳欄的作用，應該以虛擬公共空間為媒介將村級決策的執行結果和進展及時公開，保障村民群體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將極大增加村民對決策的信任和參與的動力。虛擬公共空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是鄉村公共事務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以確保村民了解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執行過程，并能在適當的時間提出意見和建議。虛擬公共空間對于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意義在于建立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溝通橋梁，因此需要營造活躍且包容的社交氛圍，加強村民群體間、村民和村干部間的社會聯系和社會信任，為公共事務參與提供有效平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推動鄉村社會更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

最后，鄉村虛擬公共空間建設要以現有鄉村社會網絡為依托，提高虛擬公共空間的適應性和可持續性。虛擬公共空間為互聯網時代下的鄉村治理提供了全新思路，政府部門和機構可以發揮行政力量促進虛擬公共空間的生成和發展，但應當注意虛擬公共空間建設絕不是簡單的“拉群湊數”。原生鄉村社會關系網絡是鄉村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基于地理和人際關系的實體網絡，孕育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和社交聯系，具有長期穩定性和信任度。在鄉村虛擬公共空間的建設中，要充分考慮和借鑒現有鄉村社會關系網絡和體系，結合實際情況整合和利用原生鄉村社會關系?？梢曰谟H緣關系、鄉土文化、合作社、老人協會、廣場舞團體等現有資源，為虛擬公共空間發展提供支持和動力，通過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內容和交互方式，更好地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促進虛擬公共空間的豐富多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