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與生育率影響機制的理論探微及實證辨析*

陳友華 苗 國

引 言

從2013年“單獨二孩”到2016年“全面二孩”再到2021年“放開三孩”,一連串密集的生育政策調整使得生育率出現了輕微反彈,但很快便又重回原來的低生育率軌道。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婦女生育率只有1.30,2021年與2022年更是下降至1.15與1.09,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有研究認為,中國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影響因素不斷強化,低生育率陷阱的運行機制已經形成。(1)王廣州:《中國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難點與策略》,《學術探索》2021年第10期。也有研究認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實還是神話,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證明和實踐檢驗。(2)石人炳:《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實還是神話?》,《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社會輿論愈加意識到中國可能已經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學界與社會鼓勵生育的呼聲也越來越多。(3)王廣州、周玉嬌、張楠:《低生育陷阱:中國當前的低生育風險及未來人口形勢判斷》,《青年探索》2018年第5期;楊支柱:《積重難返的超低生育率》,《中國青年研究》2012年第11期;吳帆、李建民:《中國面臨生育危機風險的三個信號: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樂觀的觀點認為: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得到的2006—2017年間的中國婦女生育率在1.6以上,中國目前的生育率仍有提升空間。(4)翟振武、金光照、張逸楊:《中國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人口研究》2022年第4期。而悲觀的觀點則認為: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低估了生育率水平,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也存在高估歷史生育率水平的可能,因此生育率的真實水平更可能介于兩者之間,“二孩”政策效果不彰,并未擺脫低生育率陷阱。(5)劉旭陽、王廣州:《新時期中國生育水平及相關社會發展指標再探析》,《學術探索》2022年第7期。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人口統計結果究竟應追求“準確”還是“正確”,這些都不是中國人口風險的真正軟肋,現實中“全面二孩”沒有解決的問題,“放開三孩”也不一定能解決。超低生育意愿和行為不僅僅是人口政策問題,更是社會的系統性問題,現代家庭“生育—養育—教育”子女后代,由人力資本“投資”向人力資本“負債”異化才是問題的關鍵。但“生—養—教”家庭成本過高的成因十分復雜,既是人口與家庭再生產模式內在演進規律使然,也與社會和經濟發展態勢有關,還與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的缺失或不均衡存在內在聯系。

過去數十年,基于福利促進生育的理論假說,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期望用增加生育福利的方式促使低生育率回升,但從實踐結果來看,發達國家普遍制定并實施的生育激勵政策已然失敗,其教訓也非常慘痛。中國如果簡單復制西方國家的生育激勵政策,很難獲得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積極響應,甚至可能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本文將從探討社會福利與生育率兩者間的關系入手,解析人口再生產激勵機制如何被凱恩斯主義下的“福利陷阱”所消解,并嘗試提供一種新的分析框架與理論視角,探討福利陷阱與低生育率陷阱之間的關聯及相互作用機制,并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

社會變遷、生育屬性嬗變與社會福利

(一)生育行為的外部化

伴隨著現代化在全球的擴散,隨之而來的是世界范圍內生育率的逐漸下降。目前,世界范圍內以提高生育率為政策目標的國家由1986年的19個增加到2015年的55個。但是這些國家實施鼓勵生育政策后的結果卻表明,無論采取何種類型的鼓勵生育政策,即便能夠促使生育率輕微反彈,但多是曇花一現,而后又重新回到原先的低生育率軌道,很難將生育率維持在顯著高于以往的水平上。傳統社會中,生殖崇拜與低生產力常常導致人口增長超過物質增長,人類頻陷“馬爾薩斯陷阱”之中。而現代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人類生活日漸富足,各國反而為鼓勵生育絞盡腦汁,甚至多數早已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長期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難以自拔。對此,理論界有兩種闡釋,社會學研究多把生育率視為外生變量,認為經濟社會發展導致生育率出現顯著變化,生育政策則在其下降初期扮演了輔助角色。(6)Lutz W., Skirbekk V.,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1, No.4, 2005, pp.699-720.而萊賓斯坦(H.Leibenstein)、貝克爾(G.S.Becker)、伊斯特林(R.A.Easterlin)、考德威爾(J.Caldwell)等人則將微觀經濟學理論運用于對人類生育行為的分析,論證了家庭結構變化、經濟增長以及社會變遷等因素都會導致生育率下降。(7)Bongaarts J., Watkins S. C.,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22, No.4, 1996, pp.639-682; Mason K. O., “Explaining Fertility Transitions”, Demography, Vol.34, No.4, 1997,pp.443-454.還有部分研究者觀察社會福利對生育率的影響,發現不同轉移支付政策在不同國家使用時具有不同的效果。(8)Whittington L. A., Alm J., Peters H. E., “Fertility and the Personal Exemption: Implicit Pronatalis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3, 1990, pp.545-556.霍姆(C.F.Hohm)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社會養老保險對生育率有可觀測的負面影響,政府對社保投入的增加會導致生育率的下降。(9)Hohm C. F., “ Social Security and Fertili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Demography, Vol.12, No.4, 1975, pp.629-644.社會福利支出甚至可能通過財政擠出效應和稅收帶來的逆向刺激抑制經濟增長,并使得生育率下降。(10)Ehrlich I., Kim J.,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10, No.1, 2007, pp.55-77; Boldrin M., De Nardi M., Jones L. E.,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Vol.81, No.3, 2015, pp.261-299.也有研究持不同觀點,認為社會福利作為代際再分配手段有利于經濟增長,并對未來勞動生產率增加有裨益。(11)Bellettini G., Ceroni C. B., “ Is Social Security Really Bad for Growth? ”,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2, No.4, 1999, pp.796-819.但以上這些實證研究都未能從底層機制角度,對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之間的關系展開深入的探討。

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管理體制的逐漸成熟,現代經濟體系、公共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使得生育不再完全是一種自然的個體行為,而是帶有某種群體性的社會行為。雖然表面上看,生育依然是一種個人權利,在私域內擁有一定的選擇自由,但在多數情況下,現代人的生育行為具有社會性,個人選擇的自由與權利范圍被各種經濟社會規律所約束,生育外部化讓個體的生育成本和收益外溢,對他人和社會產生影響,并反過來作用于個體判斷與決策。比如,公共教育投入帶動家庭教育投入,兩者合力大幅推高了子孫后代的“教—養”成本,這一投資帶動機制是現代社會所獨有的?，F代教育投入體制的社會化與資本化,使得子孫后代出現“準公共產品化”特征,這成為抑制生育率的新的重要因素。教育領域的“雙減”似乎正在開辟應對路徑,但韓國經驗卻顯示,“影子教育”的減負治理效果與政策預期及民眾預想不一致,“終究無力扭轉教育高壓現狀,憾以失敗告終”。(12)季玟希:《韓國“雙減”政策失敗述評》,《比較教育學報》2022年第1期。因此,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而言,生育率既是內生變量,又是外生變量,兩者在某種制度環境下可能形成“循環機制”。

率先完成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低生育率現象的成因探討已經非常深入,同時也傾注了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入生育赤字治理。然而,在努力了數十年后,低生育率仍無法出現顯著反彈,部分國家的生育率甚至仍在繼續下降,現有理論對此無法給出合理解釋。(13)Lutz W., Skirbekk V., Testa M. R., “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 pp.167-192;吳帆:《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對后生育率轉變國家(地區)生育率長期變化趨勢的觀察》,《人口研究》2019年第4期。西方學界對低生育率現象進行的理論闡釋能夠解釋生育率的下降,但無法回答為何生育率低到如此極致。(14)Hirschman C., “Why Fertility Chang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0, 1994, pp.203-233.這表明,西方理論界對低生育率形成機制的認知仍存在某些不足,為低生育率治理開出的藥方多是凱恩斯主義式的政府干預——宏觀層面的政策傾斜與保護,微觀層面的各種補貼與福利。生育福利政策在發達國家普遍實施,持續時間也足夠長,但發達國家“晚婚—不婚—少育”以及少子老齡化愈演愈烈的現實卻告訴我們,大量的生育福利沒有能夠帶動生育率的持續反彈,卻使得部分國家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與“福利陷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部分國家甚至因此債臺高筑。(15)Kalwij A.,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y Expenditure on Fertility in Western Europe”, Demography, Vol.47, No.2, 2010, pp.503-519; Luci-Greulich A., Thévenon O., “Does Economic Advancement ‘Cause’ a Re-increase in Fert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1960-2007)”,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30, No.2, 2014, pp.187-221; Luci-Greulich A., Thévenon O.,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29, No.4, 2013, pp.387-416.經驗事實表明,內生性低生育率階段的人口和家庭再生產風險,具有更深層次的社會涵義,“質量替代數量”的低生育率行為,多是因生育成本大幅上升所致。(16)Billari F., Kohler H. P., “Patterns of Low and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Population Studies, Vol.58, No.2, 2004, pp.161-176.人們寄希望于通過增加社會福利,用“經濟補貼”和“額外保護”兩者合力對沖生育成本上升,進而促使生育率回升。(17)夏婧、劉莉:《如何創造生育福利?——國際比較視域下“三孩”政策推進及配套措施構建》,《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穆光宗:《“鼓勵生育”需要的是“生育福利”》,《中國社會工作》2018年第26期。因此,政府主導的生育刺激政策不斷“推陳出新”“層層加碼”,從物質獎勵、女性職業保護、稅收減免,到給予生育婦女甚至夫婦雙方更長的帶薪假期、兒童補貼,再到創辦更多的托兒所與幼兒園,給予嬰幼兒更多的社會照顧與社會支持。這些生育刺激政策涵蓋了從物質到精神的幾乎所有層面,以至于在北歐等福利國家,國家已逐步替代家庭,儼然扮演了人口和家庭再生產責任主體的角色,但所有這些生育刺激政策的效果卻不甚理想。(18)McDonald P., “Low Fertility and the State: The Efficacy of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2, No.3, 2006, pp.485-510; Goldstein J., Lutz W., Testa M. R., “The Emergence of Sub-replacement Family Size Ideals in Europ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22, No.5, 2003, pp.479-496.面對這一窘境,我們必須反思:生育補貼能否真正降低生育成本?如果政策補貼無法對沖生育成本上升,又該如何施策?補貼之外,公共政策是否應更多考慮提高家庭養育子女的生育回報這一思路,實踐這一思路的難點和痛點又在哪里?

(二)社會變遷與生育屬性嬗變

在傳統社會,生產力水平低,稅賦水平也低,國家無力提供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因而,生育、養育、教育以及養老等活動更多是在家庭內部完成,其成本也主要由家庭來承擔,孩子長大后的勞動收益者也主要是家庭,較少發生外溢,因而子孫后代更多具有私人財產屬性。多生子女,家庭會承擔更多的成本與壓力,但同時也會多收益。子孫后代的私域屬性,有利于形成權責統一的人口再生產激勵機制。

在現代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生產也多由家庭轉移到社會,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被分割為三部分:勞動者薪酬、企業利潤與國家稅收。一方面,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相當一部分以稅費形式上交給政府,自己掙得的薪酬交給父母分享的部分越來越少,甚至部分子女因自己的薪酬不夠生活或者在大城市買房等而心安理得地“啃老”。另一方面,生產力發展與稅賦水平大幅提高,生育行為的外溢效應日益顯現,政府財力越來越雄厚,因而具備了為國民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能力。于是,包括教育、養老、醫療、住房與就業等在內的現代福利制度體系被建立起來,生育與養育不再完全是家庭的私事,生育與養育成本也不再需要完全由家庭承擔,政府在其中承擔了很大且越來越大的部分。但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創造財富,政府所掌控的財富都是通過稅費形式從勞動者(企業)征收而來,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最終還得由納稅人買單。因此,在現代社會,人類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建立了一個生育成本共擔、生育收益共享的機制,在此意義上,孩子由家庭“私產”逐漸演變成為“準公共產品”。(19)苗國、陳友華:《社會轉型視角下的生育轉變與生育政策應對——從子孫后代的“私人產品”屬性到“準公共產品”的經濟社會學反思》,《人口與發展》2019年第4期。

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進過程中,不僅人類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人類的生育與養育成本及其分擔機制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傮w而言,人類的生育行為經歷了一個從“私域”到“準公域”、從“內部性”為主到“外部性”為主的轉型過程。在傳統社會,家庭作為一個全能型組織,物質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和人類自身的再生產均在家庭內部完成,生育的成本與效用均很難外溢,因而多具有內部性?，F代社會則不同,家庭中的勞動力多被吸引進入某個現代組織,進而被納入現代生產與分配體系,此時,生育就逐漸具備了外部性。生育的外部性不僅可能導致生育過度,也可能導致生育不足。前者常發生在高生育率社會,而后者常出現在低生育率地區。低生育率的發生,其根源在于子女由私人產品向準公共產品轉變,而不同國家介入私域的能力與手段千差萬別,特別是政治治理效能、市場發育水平與社會福利滲透程度均存在差異,這就導致利益共同體訴求與生育外部效應產生了群體分化,社會福利越高的國家,養兒防老動力越低,低生育率傾向越明顯。

(三)社會福利與利益共同體

個體生育選擇很可能產生外溢效用,可從兩個維度來分析現代社會生育行為的社會功能。一方面,當生育成本外溢時,就會形成對他人或社會的損害;另一方面,當生育收益外溢時,就會增進他人或社會的福利。前者稱為生育的負外部性,后者稱為生育的正外部性。當然,還可能存在第三種情況,即生育成本和效用同時外溢,此時生育凈外部性的正負取決于外溢成本和外溢效用的規模對比。(20)李建民:《生育的外部性與生育權利的部分渡讓》,《人口與計劃生育》2002年第7期。人口再生產的外溢與福利效應是長周期現象,在生育的投入與回報之間存在嚴重的“時滯或跨期”。狹義的生育成本指的是從孩子開始孕育時即需要持續支付的成本,而廣義來看,若考慮大部分生育需要教育、就業、戀愛、婚姻等前置成本,子女的生育成本投入幾乎貫穿個體的整個生命周期。生育成本多是即期的(現貨),而生育效用則需要孩子長大成人創造財富后才得以逐漸顯現,因而多是預期的(期貨)。鑒于此,生育行為短期來看多具有負外部性,但長期來看則多具有正外部性。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生育率的高低不僅直接影響人口的數量,而且對就業結構、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國家安全等方面也具有結構性的影響,“后繼無人”對家庭、組織、國家與社會甚至人類共同體都是致命的。很顯然,社會各界熱議低生育率危機正是出于對共同體命運的擔心。人口再生產過程中,如果選擇繼續采用注入式福利激勵人口再生產,就如同財富再生產過程中,單純采用“資金注入式”扶貧,最終得到的不是貧困消解與共同富裕,而是更多的相對剝奪?！笆谥贼~不如授之以漁”“救急不救窮”所暗含的東方智慧是極富遠見的,補貼式經濟思維會消解財富與人口再生產的正向激勵機制,難以從根本上阻止生育率的下降。

“激勵是經濟績效的根本性因素”,財富本質上是人們貯存的未來可使用的資源,而子孫后代就是未來最重要的財富。任何形式的人口和物質財富再生產都需要正向激勵機制驅動,為收獲未來的資產,即期再困難都應進行資源投入,人口再生產更是如此?，F代家庭不愿意生育的底層邏輯是“生育不再劃算”,投資期漫長,成本昂貴,回報周期長且充滿不確定性。人們寄希望于福利制度給自己的未來兜底,但福利制度本質上是財富再分配或責任再分配機制,本身既不直接創造財富,也不直接承擔責任,福利成本最終還是由納稅人承擔。(21)陳友華、孫永健:《中國福利制度建設:本質、問題與老齡化應對》,《江海學刊》2022年第6期。通過增稅維持高社會福利是西方福利國家難以為繼的根源,采用“凱恩斯主義”的生育福利刺激政策,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經濟活力下降,居民收入增長乏力,青年人口就業低迷。類似“激勵不相容”的政策長期來看惡化了生育赤字,使得各國的低生育率治理行動難以見效。因此,低生育率的蔓延和固化某種意義上恰恰是國家過度干預的結果。在奧地利經濟學派看來,“應盡量少且謹慎地使用社會福利”。(22)奧地利經濟學派理論總體上不涉及社會政策。湯姆·戈·帕爾默(Tom G. Palmer)聲稱“福利國家是制度化的盜竊行為”。米塞斯和羅斯巴德支持自由放任,哈耶克反對自由放任,認為市場競爭需要一個秩序,應“為競爭而計劃”,就是要形成和維持一種競爭秩序,而競爭秩序的規則是需要發現的,應盡量少且謹慎地使用社會福利。轉引自[美]湯姆·戈·帕爾默編:《福利國家之后》,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

理論與實證:社會福利與生育率影響機制辨析

(一)個體理性與群體非理性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家庭的養老功能部分被社會福利制度所取代,使得微觀家庭與個人逐漸形成一種認知:一方面,家庭不再需要生育這么多孩子;另一方面,生養孩子非常辛苦,社會福利制度本身解除了人們養老的“后顧之憂”。于是,個體基于理性便做出了少生的決策,由此導致了低生育率?？梢?基于個人與家庭角度所作出的理性生育抉擇與從群體角度所作出的理性生育抉擇之間存在著張力。在生育領域,個體理性可能導致群體非理性,在社會福利豐裕的時代,生育領域的“公用地悲劇”便發生了。這也是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社會福利又常常被濫用,一不小心就會陷入福利陷阱的根源之所在。

(二)社會福利與生育率:理論分析框架

在微觀層面,社會福利可以分成兩種類型:生育福利與其他福利(非生育福利)。這兩種類型的社會福利對生育率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生育福利水平越高,對個人和家庭生育成本的分擔作用越大,對生育支持能力越強,因而對生育的激勵作用也越大。其他福利水平越高,保障能力越強,越能解除人們養老與其他方面的后顧之憂,孩子作為家庭潛在保障源的效用就越低,進而對生育的替代效用越大,人們就越不想生孩子。因此,就微觀層面而言,社會福利對生育率具有作用方向相反的生育激勵效應與生育替代效應,社會福利對生育率的凈效應究竟是正還是負,取決于兩者間的相對大小。(23)陳友華:《中國人口發展:現狀、趨勢與思考》,《人口與社會》2019年第4期。

在宏觀層面,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影響的過程。通常情形下,社會福利水平越高,稅賦負擔越重,經濟越缺乏活力,勞動者稅后收入越低,個人與家庭生育成本支付能力越弱,對生育的擠出效應越大,而生育率越低,對社會福利的支撐能力越弱,進而形成惡性循環。相反,社會福利水平越低,稅賦負擔越輕,經濟越充滿活力,勞動者稅后收入越高,個人與家庭生育成本支付能力越強,對生育率的擠出效應越小,生育率越高,對社會福利的支撐能力越強,進而形成良性循環。(24)美國是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社會福利水平相對較低,市場活躍,形成良性循環。而歐洲國家是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社會福利水平較高,陷入“福利陷阱”,市場萎靡,形成惡性循環。

圖1 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之間的關系

按照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無論福利國家如何包裝,都要靠征收重稅來兌現其國家承諾,這不僅增加了企業負擔,降低了勞動者薪酬,提高了各種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削弱了居民的消費能力,降低了經濟活力與國家經濟競爭力,且越來越龐大的福利支出也成為政府財政不可承受之重,終究不可持續。即便是作為福利國家典范的瑞典,在20世紀90年代初爆發經濟危機后,政府也大幅削減了福利開支?？傮w而言,社會福利對生育率既有正向影響,也有負向影響,僅僅依據上述定性分析還很難下定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總是樂觀地估計社會福利對生育率的正向激勵作用,而很少看到甚至忽視社會福利對生育率的負向消解效應。為此,我們用經驗數據加以旁證。

(三)社會福利與生育率:經驗數據分析

一般情況下,社會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正比,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水平通常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福利水平。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發達國家與具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水平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水平(如表1所示)。

表1 生育水平的橫向對比(2021年)

OECD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家庭福利支出在OECD國家平均水平以上的北歐國家,普遍表現為低生育率,而在平均水平以下的東亞國家,則普遍表現為超低生育率(圖2所示)。20世紀90年代后,北歐國家家庭福利支出不斷走低,但生育率卻在21世紀初有所回升。也許就是因為生育刺激政策效果不彰、國家財政無力支持,北歐國家在進入21世紀后開始縮減家庭福利支出,但生育率卻出現了回升。與之對比的是東亞的日本與韓國,進入21世紀以來不斷增加家庭福利支出,但生育率卻日益低迷。當然,在因果邏輯上可能存在另一種解釋,正因為東亞國家擔憂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才主動采取更積極的刺激生育政策。

圖2 部分北歐與東亞國家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變動趨勢(1989—2018年)

以上家庭福利支出只是狹義的生育福利,如果包含更廣義的福利支出,比如老年社會保障、醫療體系等(圖3所示),多國截面數據顯示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社會福利水平越高的國家,其生育率往往越低;而社會福利水平越低的國家,其生育率往往越高。從歷史角度考察,人類在沒有任何生育福利時的生育率最高,而伴隨著人類對自身生育行為的干預與社會福利的增加,生育率卻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今天,人類的社會福利水平從來沒有達到如此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人類的生育率也從來沒有降低到如此低的水平。

圖3 總和生育率(TFR)與福利支出占GDP比重

結論與思考

(一)結論

社會福利作為一個載體,把全體社會成員緊密地連接成一個有機整體,但構成利益共同體并不意味著個體目標與群體目標的完全趨同和一致。在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下,趨利避害、逃避責任、各自為政的人性并沒有因此而發生根本性改變?！吧仁且患p己利人的事,若是社會不把這件事作為通盤性的責任,社會完整也就缺乏了保障。誰不愿把這責任讓別人去擔負,自己優哉游哉地逍遙于為子女做犬馬的劬勞之外?我們不應假定天下傻子多于聰明人,若是社會一旦放任了聰明人去占別人的光,聰明人的數目卻會日增月累,結果招致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下場?！?25)費孝通:《生育制度》,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10頁。因此,人類社會要建立若干制度對人性弱點給予必要的限制,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必須對共同體盡義務,同時給予為共同體作出貢獻的成員應享有的權利,整個制度設計主要應遵循按勞分配、按貢獻分配的“正向激勵”原則,同時給予弱者必要的社會福利幫扶,以此來保障共同體的長期利益,以避免陷入“公用地悲劇”的陷阱。

社會福利究竟會帶來生育率的提高還是下降,理論分析難有定論。但本文借助經驗數據考察發現,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之間呈“有用無效”的負相關關系,即刺激生育水平短期反彈“有用”,但回升至更替水平這一中長期政策目標卻“無效”。因此,世界各國寄希望于通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來促進低生育率回升的努力多數以失敗告終。筆者認為這些社會福利政策并未真正把握低生育率現象背后人口再生產激勵機制不斷被削弱這一機制,因此政策干預效果欠佳也就在情理之中。福利本質上是財富再分配或者責任再分配機制,生育福利會導致宏觀稅賦的增加,進而增加納稅人的負擔。生育福利本身不能降低生育成本,只是改變了生育成本的分擔機制,由原來的個人與家庭承擔部分地轉嫁給政府,而政府通過征稅的方式又將其轉嫁給全體納稅人。因此,讓愿意多育子女的家庭獲得一定的福利保障或補償激勵,的確有利于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這部分人群多生育子女可對沖無心或無力婚育人群所導致的“生育損失”,使得社會整體生育水平不至于斷崖式下降。但是如果僅僅以提高生育福利作為促進生育率提升的唯一途徑,則很難達到預期目標,甚至還會帶來許多意料之外的后果。

(二)進一步的討論

1.產假(育兒假)作為廣義社會福利案例解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本一旦產生就不會消滅,而只能轉嫁。在中國,常常聽到女性求職者的各種抱怨,指責用人單位對女性求職者的就業性別歧視。在生育政策全面轉向“生育友好”的大背景下,全社會對提高育兒假福利有正面且迫切的呼聲,輿論也直覺地判斷這一政策可促進家庭多育子女。但現實調查卻顯示,延長產假不一定能提升生育意愿,反而讓企業對招聘女性職工更加謹慎,女性就業困難,導致家庭生計資源不足,進而影響人口和家庭再生產?！皩ぷ髋远?只有降低育兒成本,她們才敢生;對用人單位,特別是非公企業而言,只有政府和全社會能夠合理分擔生育假期等成本,企業才有積極性,并惠及生育男女職工?！?26)林燕玲:《女職工假期設置對女性權益維護的影響及國際經驗比較》,《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美國是唯一沒有強制規定帶薪產假的工業化國家。(27)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美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產假(paid leave),即帶薪休假。目前美國僅有的與產假相關的法案是克林頓政府1993年簽署的《家庭與醫療休假法案》(FMLA)。該法案規定了12周無薪休假,并且只適用于50人以上的公司,且雇員在該公司工作時間必須超過12個月、每年工作1250小時以上。由于這一條款過于苛刻,因而大部分美國女性都無法享受到產假。對此,美國眾議院監督與改革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主席Carolyn Maloney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國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沒有任何強制帶薪休假的國家之一,另一個是巴布亞新幾內亞(資料來源:https://maloney.house.gov/media-center/in-the-news/the-necessity-of-comprehensive-paid-leave-for-federal- employees-paid-leave)。因為沒有帶薪產假福利,美國很少出現女性一進公司就懷孕,“產假一條龍”的情況,即便存在這一現象,企業也不需要承擔相應成本,因為個人生育行為無需企業買單。(28)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2018年美國私營企業中,只有16%的員工有帶薪產假。此外,只有19%的美國員工可以通過雇主獲得帶薪探親假,大約40%的人可以通過雇主提供的臨時傷殘保險享受帶薪個人病假(董登新:《80%的美國人沒有帶薪產假》,https://finance.sina.cn/zl/2020-12-03/zl-iiznezxs4934666.d.html?vt=4&cid=79615&node_id=79615)。所以,美國就業領域的性別歧視大大降低,美國的生育率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相對較高。

產假(育兒假)本質上是一項生育激勵的社會福利政策,歐洲國家采取與美國完全相反的實施策略,大力鼓勵產假,其時間不斷延長,內容從單性擴大到雙性,兩種大相徑庭的制度安排,其結果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歐美國家的生育補貼還多被外來移民享用,導致本國民族結構逐漸改變,這一意外后果在未來可能導致更加嚴峻的族裔沖突。反觀中國,正在從家庭倫理型社會向公共責任型社會轉型。公共責任型社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一是分工明確,各盡其責;二是權利與責任對等;三是誰收益,誰補償。在低生育率時代,生育對微觀家庭和宏觀國家均是有利的,因而生育責任的承擔者自然應該是微觀上的家庭與宏觀上的國家。至少從短期來看,婦女生育對企業的生產是不利的,在此情況下,要求企業承擔婦女生育的部分成本實際上是不恰當的。對此,建議將延長產假的生育津貼納入生育保險,由國家承擔,無論地區、行業和企業性質,實施全國統一標準進行轉移支付。

2.低生育率陷阱與福利陷阱:如何重塑正向激勵機制

工業革命、城市化及其經濟社會發展等西方“進步主義”具有絕對的話語霸權,這些“制度優勢”保障了西方現代文明社會的運轉,也通過構建社會福利制度,削弱了人類競爭的殘酷程度,但文明秩序替代野蠻競爭的后果并非沒有代價。短期來看,社會福利對家庭養老等產生了替代效應,使得養兒防老效用降低,進而導致生育率下降。長期來看,生育率下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使得社會福利難以持續,最終導致社會福利制度難以為繼,社會不得不重新回到家庭養老狀態,養兒防老再次由間接變成直接,但這一反饋周期非常漫長。只有當持續低生育率導致社會福利共同體瀕臨崩塌之時,人們才能真正意識到養老資源是建立在幾十年前人力資源投資基礎之上的,也只有在此時,人們才能真正意識到生育的重要性與低生育率的危害,生育由“權利”轉變成“責任”,在責任驅使下才有可能促使低生育率逐漸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應正視“補貼思維”可能導致的危害,對于財富生產要用“競爭思維”建立“正向激勵”導向。對此,一方面,通過延遲退休、去差別化與適度水平,延緩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持續快速增加趨勢,對社會化養老保持“中立”姿態,宣傳弘揚孝道等傳統家庭倫理,讓養老責任更多回歸家庭內部;另一方面,把名義上的統賬結合部分積累制養老保險制度逐漸改成個人積累制,降低現有養老制度的“搭便車”屬性,避免贍養老人支出過大對生育造成擠占,通過減稅降費盡量給企業和年輕一代減負,去創造更多的財富來支持人口再生產,盡量增厚長期人力資本儲備,以應對少子化的社會風險。

3.適度、精準生育福利引導制度和文化重塑

寄希望于通過提高生育福利促進生育水平提升難以奏效,福利過度供給甚至會產生意外后果。但現代生育制度與文化重塑卻離不開適度、精準的社會福利政策:生育福利代表了全社會對生育價值的一種制度認可與文化導向?！案＠备拍畋旧戆撤N利他主義精神,而生育既是一種利己行為,也包含利他功能,因此兩者在內在精神上是契合的。生育福利積極功能的發揮應以“權責統一”為基本思路,系統性降低生育制度成本,實施多育子女家庭所得稅制減免和普惠生育現金補貼精準抵達。對此,中央政府應出臺統一區域標準,中央財政按照各地新生兒數量進行“補人頭”轉移支付,實施“多生多補,少生少補”的正向激勵政策。地方政府可根據各自人口發展態勢和實際財力狀況,提供特色升級生育福利,秉持“誰請客,誰買單”的原則,拒絕空頭支票許諾,量力而行保障激勵相容。

現有“教育—就業”社會結構推高了子女后代“生—教—養”全生命周期成本,生育福利政策本身難以提高家庭生育回報,但適度福利補貼可對沖一定的育兒成本。長期來看,應在生育子女“數量—質量”均衡理念下開展新生代家庭的“生育教化”與“文化位育”,通過教育改革避免過度教育,減輕全生命周期的“生—教—養”家庭財務投入壓力。將適度福利精準供給與中華優秀傳統生育文化復興緊密聯系起來,配合婦聯、民政、公衛健康等部門實施新生代“適齡婚育”教化工程,督促年輕一代“成家立業”才是未來人口和家庭政策的核心要務。質言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生育赤字治理道路,實行東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是克服人口危機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