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空間演進背景下粵港澳高等教育的布局調適

李清剛

(廣東省教育研究院 民辦教育研究室,廣東 廣州 510000)

城市群主要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圍內由數個城市為構成單元,依靠發達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而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經濟聯系緊密,并實現協同發展的城市群體,是自然、人文、社會、經濟相互耦合的典型地域綜合體?！笆奈濉币巹澨岢鐾苿映鞘腥阂惑w化發展,目前討論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吨袊鞘薪y計年鑒2020》顯示,2019年這五大城市群年度GDP總量為52.76萬億元,約占全國的53.25%[1],這充分體現了城市群在經濟發展中的帶動和骨干作用。城市群的發展不僅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視,也逐漸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從教育界來看,城市群空間演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布局如何調適是一個亟待探究的熱點問題。眾所周知,粵港澳城市群是世界上開放程度最高、創新活力最強、經濟要素最為齊全的區域之一,是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知識創新與新技術市場應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在“十四五”規劃提出的19個城市群中具有典型和示范意義。因此,本研究以粵港澳城市群為例,在吸收域外經驗的前提下構建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對其空間演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布局調適進行深入、精細、全面剖析,以便為其他城市群空間演進下的高等教育布局提供一定借鑒意義。

一、 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通過聚集力和分散力來解釋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之間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終演變出不同空間分布的經濟結構。該理論認為,空間經濟是由市場通過聚集力與分散力相互作用形成的;價格競爭是影響集聚力與分散力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如果價格競爭強度低,廠商能夠選擇并易于進入需求規模很大的市場以及運輸成本較低的區位進行生產,促使經濟活動向某一地區聚集;隨著該地區生產規模的擴大,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從而吸引更多的產業;由于市場規模擴大,它能夠生產出更多差異化產品,從而引起該地區總體價格水平下降,這等于提高了該地區的實際工資水平,這種不斷循環累積的過程就形成一種聚集力。另一方面,產業活動高度聚集在某一市場,毫無意外地將提高廠商間的價格競爭強度,這時分散力(市場擁擠效應)就開始發揮作用。隨著運輸成本的降低,產業向邊緣外遷以降低商品成本。由于在核心區外生產更有利可圖,邊緣區就會不斷承載被轉移產業從而出現新的城市,形成城市群[3]。

從教育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缺乏對后天因素,即高等教育布局調適在其中的加速與服務支撐作用的重視。實際上,普通大學主要通過為全產業鏈培養各類必需人才發揮支撐作用,而精英大學不僅推動產業迭代升級,為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動能,而且是城市群加速演進為全球能級最高的科創策源地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因此,基于上述理論剖析,本研究提煉出城市群空間演進模型(見圖1),并以舊金山城市群、倫敦城市群及東京都城市群等城市群空間演進下的高等教育布局調適為例進行檢驗和比較,為粵港澳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布局調適提供解釋框架。

圖1 城市群空間演進模型

(一) 舊金山城市群空間演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布局調適

舊金山城市群是典型的“科研灣區”,是在弱政府、大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下生成的以硅谷為中心進行核心區和邊緣區產業分工和雁陣布局的體系。具體而言,舊金山城市群核心區的“頭雁”在硅谷,此地匯聚了谷歌、蘋果、思科等世界500強的電子類高科技企業,邊緣的圣何塞市依托風險投資產業和高等教育產業為硅谷高科技企業輸送資金和人才。如普通大學中的圣何塞州立大學的校訓就是“助力硅谷”,它為硅谷源源不斷地輸送所需專業人才;另外一個邊緣城市奧克蘭則以制造業和運輸業為主,為硅谷高科技產業提供原材料、中間品及最終產品輸出服務[4];舊金山市是重要的貿易港和商業文化中心。舊金山城市群是產學研結合的典型樣本,是科研鏈、產業鏈、創新鏈密切交融協同發展的典范。舊金山城市群有四年制大學249所,包含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20多所世界頂尖精英大學,被譽為“世界上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系統”[5]。舊金山城市群的高等教育產業主要布局在邊緣區,與核心區聯系緊密。這樣的好處是高等教育與硅谷產業遵循各自的邏輯相對獨立,可保證高校自由地進行研究創新,不會出現為盲目迎合市場需求導致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出現混亂和無序狀況。同時,二者保持緊密聯系能使所培養的人才不至于游離產業需求之外,降低了結構性失業風險。此外,二者緊密聯系也為共建共享科研平臺、聯合攻關高新技術及高?？蒲谐晒D化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條件。

(二) 倫敦城市群空間演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布局調適

倫敦城市群的空間演進頗具特色,是在強政府、大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下催生出來的。倫敦是歐洲最大的城市,以第三產業為主,金融業為支柱產業,100多家歐洲500強企業和超過一半的英國百強公司在此設立了總部。倫敦城市群由內而外分為四個圈層:核心層為內倫敦;第二層是倫敦市區;第三層是倫敦大都市區;第四層是倫敦都市圈。倫敦政府自1928年實施規劃以來,要求核心層不斷降低人口密度,建設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中央活動區;第二層要保持人口規模,布置工業、倉儲、物流、廢物管理以及部分研發部門;第三層是建成綠帶,阻止城市擴張;第四層建設一系列衛星城,承接內部疏散出來的大部分人口[6]。為摘掉“霧都”的帽子,20世紀50年代開始,倫敦大力推動高耗能工業外遷,同時布局金融、貿易等第三產業,20世紀80年代,倫敦獲得“全球金融中心”稱號。進入20世紀90年代,金融產業飽和,倫敦又開始發展新興產業,鼓勵創新,獲得“全球創新和設計之都”稱號。從倫敦城市群的演變來看,其核心區(內圈層)一直都是通過科學規劃致力于打造高端服務業和研發設計的聚集區;通過核心區(內圈層)的提升帶動邊緣區(外圈層)產業分工和升級,比如以鋼鐵產業、現代制造業為主的伯明翰,以船舶制造業和旅游業為主的利物浦,以金融、電子、化工等新型工業為主的曼徹斯特[7]。同舊金山城市群一樣,倫敦城市群也呈現“核心-邊緣”特征:核心圈層注重金融和高科技研發;邊緣層根據資源稟賦進行產業分工,通過內外互補形成聯動機制。倫敦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像舊金山城市群那樣主要集中在邊緣城市。倫敦城市群高等教育發達,圍繞產業帶布局,而且高校教育設施與城市生活設施融于一體,大學既沒有相對獨立的區域也幾乎沒有圍墻[8]。倫敦市內不僅名校云集,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帝國理工學院以及倫敦大學學院等,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頂尖精英大學距離倫敦市區也并不遠,市外如伯明翰、利物浦及曼徹斯特等都有很多世界知名高校。倫敦城市群的高校除了強調學習融入生活,教學、研究與實踐同步性完成以促進學生就業技能提升外,還強調為屬地服務。倫敦城市群的高校一般都設有專門針對地區發展的學院以及為地區服務的學科。

(三) 東京都城市群空間演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布局調適

東京都城市群同樣體現“核心-邊緣”特征,也是在強政府、大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下催生而成的。東京都城市群也被稱為“首都圈”,指以東京都為中心,由半徑100公里范圍內的20多個城市組成的環狀城市帶,其第三產業占比在80%以上。知名企業的總部及外資企業的日本法人總部等多數設立在東京都,長期被譽為“日本的心臟”。東京都政府自1956年就實施《首都圈整備法》,通過建設東京周邊地區次核心城市,形成“多極結構的廣區域城市復合體”,改變過去單一中心放射狀的格局,將首都圈變為以業務核心城市為多次中心的城市群。業務核心城市分擔東京都的部分功能,成為分散在圈內各區域的大都市功能區。日本此后多次進行功能布局規劃,比如推動部分政府機構、行政機關從東京市中心搬離,進一步強化核心區的國際金融地位。東京都城市群第五次首都圈規劃提出建設“分散型都市圈網絡”,即核心城市周邊的次核心城市由多邊緣規劃向任務分擔和合作交流的網絡化方向發展?？偠灾?東京是服務型主導經濟,承擔大型企業的總部職責,多邊緣區主要聚焦出版、印刷業及通信等高技術產業。東京都南面的神奈川縣、橫濱市邊緣區發展造船業、鋼鐵工業、汽車制造業、石化產業和電子通信產業,川崎市邊緣區以建筑業為主導,三個邊緣區共建了長達60公里的日本最大的京濱工業帶;西面的八王子市邊緣區是機械產業基地;東面的千葉市邊緣區有發達的鋼鐵和機械工業;東京灣的港口群各司其職而又相互補充,支撐起日本的臨港經濟發展。與此配合,日本的交通網也由過去的“放射狀”向“放射狀+環狀”轉變[7]。日本通過規劃使首都圈的城市功能進行合理布局,既形成集聚多元特色產業的多邊緣城市群,促進社會服務均等化,又通過發達的交通網絡實現廣域合作,發揮東京都城市群的一體化功能。東京都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布局相對集中。東京都城市群分布約150所高校,占日本高校的20%,其中約有120所屬于世界高水平大學。其高校為產業服務的意識較強,強調高校與區域合作促進多邊緣區基礎建設與產業經濟發展。日本高校通常通過提供研究與開發、研究型人才培育、應用型人才培育、特定專業人才培育(藝術、體育等)、區域終身教育、社會服務(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國際交流等)等活動嵌入并支撐產業發展[9]。此外,日本認為在第四次產業革命進程中精英大學不能只是跟隨產業改革的腳步,更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識,否則不僅不能跟隨時代快速發展培育所需新型人才,而且難以實現精英大學對城市群空間演進的創新性推動。因此,精英大學必須勇于和善于打破慣性思維與舊有格局,成為創新的引領者。

(四) 三大城市群空間演進背景下高等教育布局調適的比較分析

從上述三大城市群的空間演進比較來看,城市群的治理模式雖存在一定差異,但有共同規律可循。在工業化初期,人口由農業向工業部門集中,推進了城市化進程,形成虹吸或集聚效應,單位空間內經濟與人口集聚導致成本上升,經濟與人口沿交通線向外擴散,形成新的產業分工和產業協同,促進了不同城市間貿易規模的擴大及人口和物品總量的增加。其一般遵循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邊緣”功能布局,充分發揮精英高等教育的牽引、加速與支撐作用,由內而外推動產業梯度升級和動態演化。這說明上述城市群能夠長期保持國際競爭力主要在于“核心-邊緣”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確,協同性強,而且核心(頭雁)優于邊緣(兩翼)轉型升級,其原有競爭優勢得以向邊緣轉移,從而形成產業梯度升級模式,在不同類型定位大學的支撐和引領下不斷鞏固原有競爭力和培育新競爭力,推進城市群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10]。三大城市群演化進路徑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城市群空間演進的一般規律,即新興產業更可能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頭雁)產生和發展,成熟產業更傾向于向邊緣地帶(兩翼)轉移并推動邊緣專門化城市的出現和發展[11]。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大學則在這一演變進程中扮演加速器或助推器角色。三大城市群空間演進與高等教育布局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所謂共性是指高等教育的布局調適目的和宗旨都指向為城市群的空間演進提供更好支撐;所謂個性是指三大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布局在服務城市群空間演進時體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

1. 高等教育支撐舊金山城市群雁陣布局。高等教育服務和支撐舊金山城市群時,其布局主要立足邊緣區為城市群提供人才、信息、技術輸入。舊金山城市群的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具有鮮明的市場需求導向,核心區寸土寸金,更適合發展金融、保險、研發等高端服務業。隨著運輸成本降低,占地規模較大的精英大學處在邊緣區可借助發達交通和信息網絡為產業服務,集中精力做好研發和技術引領工作,然后再把市場化應用交給核心區的硅谷接棒和轉移給邊緣區的制造業。教育鏈、科技鏈、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的無縫對接是舊金山城市群留給世界最驚艷的風景。正是在以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代表的精英工科類大學帶動與支撐下,舊金山城市群得以成為全球科創中心,并孕育了蘋果、臉書、谷歌等世界級創新型企業。

2. 高等教育支撐倫敦城市群圈層布局。倫敦高等教育具有悠久歷史,在其發展早期只是為培養統治人才的少數貴族服務,在核心和非核心圈層進行自發布局,不存在刻意規劃的痕跡。工業革命以來,高等教育服務工業化的使命得到逐步強調。從主要精英大學如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等大學設施與城市生活設施融于一體來看,高等教育不斷在進行科技發展和經濟發展的研究和預測以及勞動力市場對人才需求情況的預測,并據此來調整自己的辦學方針和專業設置,滿足市場和產業需求。高等教育不僅通過培養人才服務產業,而且通過開設服務所在地區的學院或設置為屬地服務的學科直接為屬地的產業和經濟發展服務。通過這些舉措,精英大學從產業界和社會獲得巨額的捐贈用來改善辦學條件,形成正向反饋。

3. 高等教育支撐東京都城市群環狀布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東京都城市群的大學與城市聯系薄弱,缺乏互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學與城市逐步開始互動,從接軌結合到匹配相生再演變到引領融合[12]。東京都城市群多學科、多類型、多層次的大學集群所凝聚的創新資源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迅速崛起的秘密武器。相對全國來說,東京都城市群核心區精英大學布局比較集中,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日本四大名校盡入彀中。與此同時,東京都城市群內多個邊緣區城市都有適量的普通大學設置,形成了不同類型、不同層次大學服務不同功能定位城市的布局。東京都城市群內的工科類精英大學積極開設應用型學科,深化科研成果轉化,主動服務城市群發展,尤其是國立大學早在1983年就創設了合作研究制度,即國立大學投入研究人員、設備、經費,企業配套投入,一起以國立大學為基地開展合作攻關研究,取得成果歸雙方共有。這既調動了大學積極性,又解決了企業遇到的技術難題。1987年,合作研究制度升級為共同研究中心,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得到切實加強。東京都城市群精英大學對自身引領和加速城市群演進使命有深刻認識,主張精英大學要走在產業變革的前面,致力于促進東京都城市群空間演進為新的國際產業分工的協調和控制中心。

二、 粵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現狀及問題

(一) 粵港澳城市群發展現狀與高校布局情況

粵港澳城市群主要包括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九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發展,粵港澳城市群已經形成門類齊全、規模龐大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產業體系。2021年,粵港澳城市群地區生產總值為12.63萬億元。其中,廣東九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0.06萬億元,占廣東地區生產總值的80.88%,增速明顯;初步形成以新興產業為先導、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第二產業占比由2010年的49.1%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40.7%,第三產業占比從2010年的48.9%逐步上升到2021年的57.6%[13]。廣東九市的產業已初步呈現梯度演變特征。廣州承擔國際商貿中心、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職能,服務業占比達到70%;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國家創新型城市,服務業占比超過60%;作為廣東九市中唯一與香港、澳門同時陸路(港珠澳大橋)相連的城市,珠海緊隨其后,服務業占比接近57%;毗鄰核心區的佛山、中山、惠州與東莞作為制造業基地,第二產業占比均超過50%;作為邊緣的江門與肇慶第一產業占比有所提升,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幾乎等量齊觀[13]。2021年,廣東九市科技創新能力持續增強,其研發支出超過3 600億元,研發投入強度為3.7%,國家高新技術企業達到5.7萬家,專利授權量達78萬件,其中,發明專利授權量超過10萬件[14]?？萍疾恐С纸ㄔO了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新型顯示技術創新中心、國家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及一批新型研發機構,致力于打造國際技術轉移樞紐,引領新興產業發展。香港、澳門服務業較為發達,服務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90%。2020年,香港推出“杰出創科學人計劃”,已邀請60多位不同領域世界頂尖專家來香港開展教學和研發工作。2021年,科技部支持香港建設了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3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香港伙伴基地、2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等;支持澳門建設4個國家重點實驗室、港澳地區“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澳門海岸帶生態環境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等國際科研合作平臺[15]。在《2020胡潤全球獨角獸榜》中,粵港澳城市群有33家企業上榜,排在舊金山城市群之后,位居第二;在2021《財富》500強榜單中,粵港澳城市群有25家企業進入榜單,僅次于東京都城市群,位居第二;在2022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廣州”地區位列全球第二,彰顯了粵港澳城市群科技創新實力。

在高校布局方面,廣東目前普通高校有161所,全省21個地級市實現本科、高職院校全覆蓋,相對來說布局比較合理[16]。其中,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8所高校入選新一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中外合作辦學及內地與香港、澳門合作辦學高校為5所,占全國一半。香港逐漸形成了結構層次比較完備的高等教育體系,現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等10余所高校。其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水準。整體而言,香港高校辦學條件優良,師資水平、教育質量、科研實力和國際化程度較高。澳門目前有10所高校,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各5所,比較知名的有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澳門高校辦學質量在回歸后提升較快,獲批了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4個國家實驗室,澳門高?？萍紕撔履芰Λ@得較大提升?？傊?粵港澳城市群的地緣條件佳,利好政策多,經濟體量大,交通網絡便利,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發展比較迅速,各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目前,粵港澳城市群基本形成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為核心,以東莞等其他七市為邊緣的空間演進雛形。

(二) 粵港澳城市群空間布局結構特點分析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城市群空間演進的根本動力來自市場聚集力與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要為產業結構調整與分工提供助力和支撐。從上述三大城市群空間演進的規律來看,有的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主要集中在邊緣區,有的在邊緣區和核心區都有布局,有的布局集中在多邊緣區?？梢娫谛畔r代發達的“地球村”,地理阻隔已經不再構成高校服務產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新經濟地理學反復強調城市群是由經濟增長引起的空間演化。一個經濟體的空間結構是由相互依存的核心區和邊緣區構成的,核心區的任務是在地域空間上進行創新,邊緣區則是依存于核心區并由核心區決定其發展途徑。核心區與邊緣區之間相互吸引、對流和擴散,城市群演變才得以不斷推進[17]。不管采用哪種布局形式,高等教育都要在一定空間內通過提供人才、信息、技術和創新等要素為產業服務,二者相互嵌入和耦合才能加速粵港澳城市群從全球創新網絡的邊緣向核心演進。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來完善城市群發展體系。據此判斷,粵港澳城市群應該是一種多核心多圈層環狀布局結構。多核心是說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核心引領區域發展,多圈層環狀是說圍繞在四大核心的邊緣七市可以與上述四大核心中的任意一個或一個以上根據市場效率最大化原則進行組合搭配,充分發揮“9+2>11”的作用。

不像上述三大城市群經過長期演化布局結構相對成熟穩定,粵港澳城市群是后起之秀,這意味著當下的多中心多圈層環狀結構并非成熟狀態,只是一種過渡形態。目前粵港澳城市群四大中心城市各有不同定位:香港的優勢集中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航運以及世界級水平的基礎研究方面;澳門的優勢集中在休閑旅游、芯片、醫藥產業方面;廣州的優勢集中在商貿、交通及產業的綜合性方面;深圳的優勢集中在創新驅動與現代服務業方面。這四大中心城市究竟誰會成為真正的核心區,有待站在合適歷史方位觀察。舊金山雁陣布局是在弱政府、大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下形成的,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幾乎全靠市場推動,這在全世界都非常獨特,也難以復制。從倫敦和東京都城市群開始,政府的干預作用逐步加大,二者都是實行的強政府、大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相比之下,粵港澳城市群治理模式則略顯復雜,其既有香港、澳門的弱政府、大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又有廣東九市的大政府、小社會、大市場治理模式,當然后者占主導地位。后者的優勢在于能夠聯動發揮“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協同作用,避免只用“一只手”帶來的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弊端,不僅與倫敦或東京都城市群治理模式更接近,而且在后發追趕速度和效率上也是最高的。因此,粵港澳城市群復制倫敦或東京都城市群單一核心的圈層或環狀布局可以預期。

(三) 粵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的突出問題

一般而言,精英大學需要處在最具創新活力的核心區,主要通過培育高素質科學家和工程師為產業服務,以更有利于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速產業梯度升級和城市群發展;普通大學多分布于邊緣區,為中低端產業鏈提供支撐?；浉郯某鞘腥耗壳罢幱诳焖傧騿我缓诵娜踊颦h狀布局轉型期,現在的核心區很有可能演變為未來的邊緣區,現在的邊緣區很可能演變為未來的核心區。我們雖無法確定粵港澳城市群哪個中心城市會成為未來的核心區,但核心區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出現全球性的科創中心,正如硅谷之于舊金山城市群。據此,粵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只要為服務和加速未來的全球性科創中心形成而展開前瞻性調適和設計,就是在用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扎實推進未來的核心區建設。目前,粵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在化解由“核心為主、兼顧邊緣”向未來的“邊緣為主、兼顧核心”演進進程中尚存在如下問題。

1. 流通不暢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產業整合與布局調整。目前,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城市為核心與其他廣東七市為邊緣的產業布局結構只是雛形,進一步演變需要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下進行創新?！皟煞N制度”的差異不僅給官方之間的聯系帶來一定政治風險,而且給民間組織或企業之間的溝通也帶來物理阻隔和心理疏遠。同時,城市群內存在關稅與法律差異,導致城市群內要素在地理上不能跨境高效便捷流通,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產業整合與布局調整。此外,城市群內的內地城市人口基數大,流動量大且頻繁,而香港、澳門人口基數小,活動空間小,一旦香港、澳門放開對城市群內城市無障礙流通的限制,將超出其基礎設施運轉負荷,這也是阻礙資源要素順暢流通的客觀現實。

2. “雙一流”高校布局偏少,發展質量參差不齊。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的數量是影響城市群布局優化效果的重要因素。相對于香港和澳門的面積和人口,這兩地的高校資源較為豐富。但相對于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城市群內的“雙一流”高校數量明顯不足。除南方科技大學外,精英大學主要分布在廣州;惠州、江門、中山、肇慶不僅高校數量少,無高水平理工院校,而且辦學層次和質量也不高。此外,粵港澳城市群內研究型高校數量不足,除了香港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外,內地高校中僅有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浉郯某鞘腥旱亩ㄎ皇谴蛟靽H科創中心,這無疑需要一批精英大學尤其是頂尖工科類大學的支撐。

3. 精英大學服務產業升級的能力有待提升。除數量因素外,精英大學功能發揮程度決定了產業升級和城市群演進的速度和質量。香港高校的優質資源和人才資源與區域內城市互動不足,對內地科技創新企業的支撐作用有待提升;往往樂于篩選內地優質生源,但對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和服務不足。要形成“香港和廣州高?；A科研-香港、深圳融資-香港品牌設計和深圳應用科技創新-廣州、東莞、惠州高端制造-香港國際貿易-珠三角空運和海運”的完整高端產業鏈,提升香港和廣州精英大學服務產業升級的能力成為關鍵一環。

4. 科研創新能力較弱。創新活力能否競相迸發,創新資源能否充分流動是檢驗城市群演進質量的權威標準。目前,粵港澳城市群內基礎研究整體水平偏低,科研創新能力較為薄弱,像舊金山城市群硅谷那樣的源頭性重大理論與技術創新較為缺乏。目前,粵港澳城市群內高水平大學、科研院所與實驗室總量與其國際科創中心的定位不匹配;企業創新投入不足,主要集中在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方面?？蒲袆撔履芰Σ蛔銓е挛覈诵募夹g受制于人,比如支撐先進裝備的新材料科學、支撐智能交互感知的通信科學等,在關鍵技術、核心部件等方面對外依存度較高,一旦發生貿易摩擦受到嚴苛的經濟制裁就會導致產業發展受阻。

三、 粵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調適對策

(一) 盡快形成統一市場

市場在高等教育布局調適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沒統一的市場,高等教育資源就不可能順暢流動和得到最優配置。因此,粵港澳城市群必須盡快突破行政區劃壁壘,在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下從制度創新方面先行先試,破除內部行政壁壘,利用數字和區塊鏈技術探索建立和完善三地海關聯席辦公制度和一站通關機制,盡快形成統一市場,整合治理模式,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有序實現人員、貨物、信息等自由流通,防止過快增長的人口流動給香港和澳門基礎設施帶來巨大壓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把香港、澳門與廣東九市產業混搭轉變為群內產業集聚,聚合力與分散力才能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高度流動的高等教育資源和要素才能在城市群內得到最優配置。

(二) 圍繞產業帶布局高等教育

隨著未來城市群空間的演進,粵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將由目前的“核心為主、兼顧邊緣”向“邊緣為主、兼顧核心”轉變,以滿足地理空間上緊湊、基礎設施網絡發達和完善、功能分工和文化認同深入協調的城市群發展需要。因此,香港高校的優秀研發能力要和廣東九市產業帶結合,打通從科技創新到產業應用的關鍵環節,加速其全球科創中心地位打造。由于粵港澳城市群處于由多核心多圈層或環狀布局向單一核心圈層或環狀布局演進狀態,為激發中心城市爭奪核心區的積極性,也為了更好為群內現代制造業服務,國家有必要重點建設2～3所精英大學,尤其是理工類大學,緊緊錨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智能機器人、高端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設置專業。目前,廣東九市中頂尖理工類大學偏少,這顯然不足以支撐現代制造業發展。因此,廣州大學、深圳大學這類能得到地方財政大力支持的高校要盡快從追求綜合性大學的“大而全”迷思中走出來,樹立“理工科立?！钡霓k學思路,致力于建設頂尖理工類精英大學。此外,其他處于邊緣區的廣東七市要爭取至少建設一所高水平理工院校,廣東九市民辦高校要發展以專精特新為特色的產業學院,以便更好催生新興產業并引領和支撐“小巨人”企業發展?；浉郯某鞘腥和ㄟ^建設核心區和邊緣區的精英大學,以錯位競爭、功能互補的形式加速城市群向單一核心圈層或環狀布局演變。

(三) 提升精英大學服務產業升級能力

高等教育布局調適除常規地理結構上的排列組合優化外,還要進行功能上的改進與提升,即提升服務產業升級的能力。高科技產業鏈主要包括基礎科研、應用科研、初期產品制造、初期產品測試認證和市場驗證、大規模量產、市場營銷及知識產權保護、通過IPO市場融資等環節,高等教育幾乎服務和支撐高科技產業鏈的全鏈條、各環節。黨的二十大把教育、科技、人才統籌謀劃和一體部署,體現出黨和國家對高科技產業特征及趨勢的深刻洞察和把握。目前,我國存在三個相互聯系的科技創新系統:企業科技創新系統;科學院科技創新系統;高等教育科研系統。高等教育科研系統在整個科技創新系統中發揮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必須成為科技創新中心[18]。因此,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大學必須與各類科技創新實體結合,與高科技產業園區合作,吸收跨國公司成果轉讓與技術轉移,實質性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在舊金山城市群,僅從斯坦福大學出來創辦企業或與斯坦福大學相關企業就占到整個硅谷總產值的50%～60%[19]。廣東九市精英大學要借鑒舊金山、倫敦、東京都等城市群精英大學產學研合作支撐產業升級的經驗,通過多種形式、多種層次、多種渠道為城市群內高科技產業提供服務。城市群內核心區精英大學通過利用重大科學裝置及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平臺進行跨區域合作,為高端產業鏈升級或催生新業態提供服務,持續帶動核心區和邊緣區對流和擴散,為聚合力與分散力發揮作用不斷注入新動能。

(四) 積極建設人才高地

人才是驅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和城市群演變的最基本要素,也是高等教育布局優化的前提和重要標志。香港和澳門在人力資源稟賦方面獨具優勢,如香港金融人才熟悉海內外投資業務和市場風險;香港會計專業人才不但外語水平高,而且善于大數據分析和處理;香港律師行熟悉國際法及訴訟技巧,可以為粵港澳城市群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澳門專業人才在推動葡語系國家合作方面有獨特作用。因此,政府要積極推進粵港澳城市群信息共享平臺構建。調查發現,粵港澳城市群企業的研發人員占比高,超過80%,城市群內高校研發人員占比為17%;舊金山城市群企業研發人員占比為72%,高校研發人員占比為27%,相較之下粵港澳城市群內高校研發人員占比較低[20]。為此,廣東九市精英大學除了要大力引進香港、澳門高端人才外,還要加快引進海外高水平人才,適當提高海外高水平研發人才集聚度,不斷提高精英大學科研創新能力。此外,我國可以在高端人才所在國建立實驗室、研發機構,直接利用海外優質智慧資源,以便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利用創新要素加速粵港澳城市群由多中心多圈層環狀結構向單一核心的圈層或環狀布局演變,并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爭奪領導和支配地位,持續提高粵港澳城市群空間演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