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生邏輯與戰略路徑
——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視角

屈西西

(廈門大學 教育研究院,福建 廈門 361005)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與戰略格局的變動,國家創新實力日益成為全球競爭的關鍵點。創新型國家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邏輯高度一致,亦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契合,是我國躋身世界話語權中心的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強調:“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區域創新體系建設,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難題上取得更大進展?！币虼?著力構建高水平、開放式的區域創新協同體系,是推動國家發展的重要環節。

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創新引擎是區域創新發展的支柱性主體,對區域創新協同體系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正處于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新階段,新型研究型大學是適應新發展格局和滿足國家創新需求的本土新生事物,與現階段我國的國家建設、區域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基于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探究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生邏輯與戰略路徑,進而分析新型研究型大學未來發展的應然趨勢,以期為推動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學轉型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

一、 問題提出與分析框架

(一) 問題提出

何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其與研究型大學有何不同?19世紀初,“現代大學之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創造性地提出了“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教育理念,成為德國高校甚至世界高等教育進行現代化改革的行動指南。德國傳統研究型大學注重古典分析和思辨分析,追求純粹的理性,以“閑逸的好奇”為價值鵠的。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傳統研究型大學雖然逐漸具有現代化價值追求,但卻少有商業需求,其多是在一個相對寬松自由的環境中從事基礎理論研究。換句話說,此類研究型大學對社會需求與外部環境缺乏敏感性,關注的是知識增長本身,缺少對知識生產情境與應用的關注[1]。當下,傳統研究型大學正面臨嚴峻的時代挑戰,且難以通過局部變革來滿足國家、社會的需求[2]。大學作為有機生命體,會在環境的刺激與影響下激發自主性,不斷地謀求變革與發展。因此,研究型大學的自我基因迭代是對不適應現代環境的缺陷基因的編輯與重組,新型研究型大學成為其基因的延續[3]。

新型研究型大學是扎根中國本土實踐的新概念。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1)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0-10/29/c_1126671293.htm.,此后學界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討論不絕于耳。起初,學者們主要是對新型研究型大學“新”在何處進行辨析。大多數學者認為“新”在于建立時間短[4],并將其等同于新興研究型大學,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并非所有新興研究型大學都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只有突破原有發展模式,進行組織機制體制創新的大學才是新型研究型大學[5]。隨后,學者們轉向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內涵特征進行探討。沈紅認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有以下幾個特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堅持需求導向的應用性、開發性和基礎性研究,堅持跨學科有組織知識生產模式,以及人、財、物與創新力、合作力與引領力的整合使用[3]。陳斌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演變邏輯進行梳理后,在認同“需求導向、培養拔尖人才”等特征的基礎上,提出新型研究型大學還應具備“堅持創新驅動、開放化國際辦學”等特征[1]。還有少數研究者或是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治理方略進行研究[6],或是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微觀制度進行研究,如新型研究型大學的PI制[7]。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關于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其內涵的探討,包括對新型研究型大學本質特征、精神特質、功能定位、治理方略以及其他微觀層面的研究,少有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過程進行探究。即使有,也僅是對新型研究型大學形成過程的靜態關照,缺乏將其作為動態主體的研究?；诖?本研究在考慮資料可獲取性的基礎上,選擇南方科技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作為分析對象,并以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為理論視角,探究作為動態主體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是如何通過戰略規劃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研究提供另一種解釋視角。

(二) 分析框架

創新生態學一詞最早由以色列著名創新生態學家隆·迪佛爾(Ron Dvir)提出,拉茲旺(Agnieszka Radziwon)等將創新生態系統放在區域層面加以分析,提出了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概念[8]。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是在產業集聚理論、創新網絡理論、創新系統理論與生態系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以生態系統理論作為優化現有創新體系的指導原則,主要關注區域內創新主體之間的動態網絡關系。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是指不同創新物種在一定地理空間范圍內,通過與創新環境進行物質、信息、知識交換,構建具有價值共創、共生競合、動態演化等特征的自組織系統[9]。

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是研究區域創新組織、創新活動的基本分析工具,空間鄰近、創新主體、創新環境與外部需求是貫穿理論始終的四個概念。其中,空間鄰近描繪的是個體創新行為與“時間地理學”的關系,通常來講參與者之間的距離越短,交互協同越順暢,成本就會越低[10];創新主體是指活躍在區域內具有創新產出、創新消費等行為的個體,包括以高校等科研機構為主的生產者、以市場為主的消費者和以政府為主的分解者[11];創新環境指的是一種非物理意義上的時空場域,包括文化、制度等方面;外部需求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最終目標指向,創新主體與創新環境構成的協同體就是為了滿足市場需求[12]。

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區域內創新主體的新形態,其需求導向、創新導向、服務區域發展的特質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所涉及主體的特性具有一致性。因此,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具有合理性與內在契合性?；趨^域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空間鄰近能為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內部的物質、信息、技術、人員等高效、便捷地交互提供便利條件。區域內其他創新主體的發展與創新環境的變化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創生與發展的條件。滿足外部需求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戰略發展的根本目的。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加具有現實意義與說服力,本研究選擇對南方科技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兩所高校的創生、發展過程進行分析與比較(2)本研究的資料搜集工作包括線上獲取相關高校系列戰略規劃文件、學校新聞資料,線下向創校戰略規劃編制參與者搜集材料、調研訪談等。由于實地調研訪談的資料量未達到可做資料編碼的程度,因此僅作為輔助材料使用。,旨在探究“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何創生、有何特質”這一問題。該問題屬于過程性問題,因此適合選用雙案例對比研究進行規律的挖掘與歸納。另外,相對于單案例研究,雙案例研究可以通過對雙案例資料的反復比較、持續歸納,不斷在與理論交互中達到理論飽和,構建根植于案例數據、驗證充分的理論命題?；谝陨戏治?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新型研究型大學創生與發展的理論框架

二、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產生: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結果

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空間集聚、關聯現象愈加明顯。創新活動具有明顯的空間關聯性,多活躍于基礎設施完善、經濟基礎發達、高校與科研機構集聚的城市群地區[13]。也就是說,區域創新活動的出現與形態的豐富是在滿足一定條件下自然演化的結果。本研究經過文獻梳理與現實考察,發現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演化過程遵循從無序到有序、從同質到異質、從簡單到復雜的規律。演化伊始,創新主體間的互動多體現為同類企業的聚集,而后逐漸轉向與各類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以及政府的自組織互動,最后生成以“價值共創”為共同原則的動態共演高階生態系統。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生成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必然結果。新型研究型大學基于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演化路徑見圖2。

圖2 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演化路徑

(一) 前提性條件:創新生態環境巨變

正如阿什比(Eric Ashby)所說:“當一種基因進入新的環境時,形態就會發生變化?！盵14]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生正是研究型大學與創新環境融合的結果,更進一步說,其創生是為了滿足環境變化所產生的新需求。因此,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建因素進行研究,必須基于其所在地區政治、經濟和科技環境變化的背景加以分析。

從政治環境的變化來看,新型研究型大學通常誕生于特殊的“政治節點”。例如南方科技大學建立于2010年(3)建校時間以教育部向廣東省人民政府下發《教育部關于同意籌建南方科技大學的通知》為準。,但早在2004年深圳市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會議上通過的《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的決定》就提出了“加快論證增設1—2所本科院校的可行性”(4)https://newshub.sustech.edu.cn/html/202011/39195.html.。2007年深圳市決定辦一所高水平科技型大學,并將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深圳市之所以提出新建高水平科技型大學是由于此時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全面鋪開,深圳市“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其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日益減弱,隨之產生的是對城市人才自主培養的強烈需求。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于1991年,此時我國正在迅速崛起,這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創生營造了適宜的政治環境。此外,香港特區政府為了應對香港回歸后人才市場與高等教育市場產生的變革,從科技、人才與區域協同發展的角度將創建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支撐香港地區與內地協同發展的重要措施。

從經濟環境的變化來看,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建與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社會產業變革息息相關。20世紀9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制造業開始向低生產成本地區轉移,產業結構類型由勞動密集型轉向高附加值型,于是香港地區產生了“培養創新型領導者與企業家,以推動香港向知識型經濟社會轉型”的新需求。但這個時期的香港卻面臨著高層次人才大量外流的情況,這也就引發了香港地區高層次人才的供給與經濟發展轉型需求不匹配的問題。21世紀初,深圳市的經濟產業結構正處于由低勞動價值的制造業向高科技產業轉型的關鍵期,產業結構的變革迫切需要相應人力資源的支撐。因此,作為高層次創新人才的培養基地與資源庫,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建成為支撐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力量。

從科技環境的變化來看,科學創新中心的轉移以及科研環境的變化是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創生的重要推手。2006年,深圳市出現了“四個90%”的現象(5)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710/17/c734063.html?from=groupmessage.,這表明深圳市以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創新體系已基本形成。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反映出該區域內高校類創新主體的缺位。從系統層面來說,創新系統的效率與穩定性取決于各創新要素構成的網絡系統,單純依賴企業與其他非學術性創新主體的創新系統并非最優系統,因此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學來完善區域創新系統網絡結構。此外,適宜的科研環境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創建的動力之一。例如香港研究資助局的成立就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創建提供了科研經費保障。在此之前,香港地區大學的科研經費被限制在香港生產總值的0.1%以內(6)chrome-extension://bocbaocobfecmglnmeaeppambideimao/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archives.hkust.edu.hk%2Fdspace%2Fbitstream%2F9999%2F16967%2F1%2Fpao-01b-a077.pdf.,香港研究資助局的成立極大地改善了香港地區的科研環境,鼓勵更多科研取向型大學的產生,這也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創生提供了基礎與動力。

(二) 基礎性條件:輔助性創新主體成形

物種的豐富是生態系統向高階演化的重要條件,也是促進共生生態演化的重要基礎。正是在生態系統內各類物種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高層級的生態系統才得以形成,而新的生態系統的出現也進一步促進了新物種的生成。也就是說,缺乏其他物種的創新生態系統是無法產生新物種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就是在其他輔助性創新主體成形的基礎上誕生的。

其一,其他類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成形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生創造了生存空間。區域社會的發展在不同階段有不同需求,可分為基礎需求與高階需求,二者之間有著嚴格的先后、主輔等線性關系。也就是說只有當基礎需求被滿足之后,高階需求才會產生。例如在南方科技大學成立之前,深圳市就已經擁有一所綜合性大學和兩所職業技術型高校。這些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深圳市發展的需求,承擔了深圳市高等教育的基礎性使命,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完成高階使命提供了可能性。又如在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之前,香港已成立2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幾所專上學院(包括香港理工學院、香港浸會學院、香港嶺南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等)。正如有學者所言: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之間,香港各類高校涌現,香港的高等教育基本形成完備的層次、學科結構[15]。這些高校在一定程度上為滿足區域高階需求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其二,政府、企業等創新主體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生提供了動力與保障。2007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為7 598.8億元,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32.5%,穩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高新技術、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60%,四大支柱產業體系初步形成(7)http://www.sz.gov.cn/zfgb/2008/gb619/content/mpost_4953007.html.。深圳市完整的高新產業鏈為南方科技大學的產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與此同時,鄰近南方科技大學的大學城、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等所構成的創新鏈也加速了南方科技大學的創生。此外,政府等輔助性主體通過增加教育財政投入也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生提供了保障。例如在香港1989—1990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中,教育開支比上年度增加了5%[16],政府通過增加科研經費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創生提供了重要支撐與保障。

(三) 根本性條件:區域高階發展矛盾產生

區域的發展轉型特別是在向知識型經濟社會的轉型中,支撐性創新主體必不可少。類似于生物界生態系統的演變,高校與企業經歷了從一開始孤立的存在到企業、高校等創新群落的衍生,再到高精尖產業、多類型高校等更多復雜的創新主體出現的演化過程,正是外界政策環境與經濟環境的演變刺激了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升級迭代。從這個層面來看,新型研究型大學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自然演化的結果,也是區域高階發展矛盾激化的產物。

區域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匹配是區域發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高等教育的類別結構、層次結構在與外部工作世界的不斷匹配中逐漸由單一走向復雜。在此過程中,一些新形態、新范式的高等教育主體不斷生成,這既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的需求,也是高等教育體系內部應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早期深圳市的高等教育體系能夠滿足自身發展的基本需求,但隨著社會產業結構的變革以及城市定位的改變,其對高等教育體系與結構變革的需求愈發強烈。2006年,深圳市著力發展高新技術、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產業,并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取得新進展。反觀此時深圳市高等教育體系的類型結構與層次結構嚴重失調,并與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較大的匹配矛盾。對于深圳市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發展愿景來說,彼時的高等教育體系與結構并不能為其提供充足的支持,因此建設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學勢在必行。

與深圳市相比,香港的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矛盾并不算突出,但卻存在與深圳市同樣的發展困境,即區域向更高階段發展缺乏高水平科技大學的支撐。1989年,我國改革開放逐漸取得成果,帶動香港地區形勢急速轉變。香港憑借自身優勢成為亞洲金融中心與珠江三角洲知識樞紐,因此必須建立一所培養高科技人才的研究型大學為其發展提供動力支撐(8)https://hkust.edu.hk/zh-hans/about/brand-story?cn=1#our-story.,香港科技大學就此誕生。香港特區政府創建香港科技大學的初衷有二:一方面是為支撐香港社會向知識型經濟社會轉型;另一方面是為了優化當時香港地區的人力資本結構?？梢?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是區域尋求向更高階段發展的突破點之一。

三、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跨越式發展:區域創新主體的自組織互動

從微觀的角度講,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產生是基于一種新知識生產鏈的形成,即高校的基礎研究與科技企業的應用開發在解決共同問題中聯動——共同得到創新發現——共同成為專利發表者——共同推出新產品[3]。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跨越式發展是新知識生產鏈進一步演變的結果。從國際經驗來看,區域創新主體間高頻次、高效率的自組織互動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然而這種互動并非隨意、無序的,而是在具有前瞻性的規劃下才能得以實現,正如喬治·凱勒(George Keller)所認為的,大學戰略規劃有別于系統分析、漸進論、管理科學、長期規劃以及憑經驗辦事[17],其具有獨特的價值。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平臺性、支柱性創新主體,正是通過戰略規劃實現與區域內相關主體如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研究機構等的交互,為創新生態系統內的知識、技術、人才、物質、資金、信息之間的流動提供動力與場域,并在此過程中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見圖3)。

圖3 區域創新主體自組織互動方式

(一) 服務社會需求:“隱形冠軍”式創新目標定位

科學定位是一所大學成功的前提,為學校發展指明了方向。1990年德國企業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Hermann Simon)首次提出“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概念,用來指代那些不為公眾所熟知,卻在某個細分行業或市場占據領先地位,擁有核心競爭力的中小型企業(9)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9/465108.shtm.?！半[形冠軍”的特點是規模小、滿足特殊需求且極具技術與市場優勢,新型研究型大學“小而精”、需求導向、創新導向的價值取向與其不謀而合。

新型研究型大學“小而精”的辦學定位主要體現在學科結構、學生數量及師生比例等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學科結構布局集中于理工、設計等少數幾個學科群,且大都以跨學科、交叉學科的樣態存在。例如香港科技大學在創建初期以工程和科學為主要學科方向,注重開設與科技創新相關的專業,設置了工程學、科學、商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少數幾個具有交叉樣態的學科。在學生數量及師生比例層面,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人數遠低于其他大學,師生比例卻遠高于其他類型的大學,且學生群體與教師隊伍結構呈多樣化特征。南方科技大學建校初期的招生規模在10 000—15 000人,其中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為1∶1(10)數據來源于《關于呈報啟動南方科技大學工作方案的請示》。,師生比為1∶8,高于國家規定的1∶18,且在發展的十幾年間都維持在這一規模與比例。同樣,“小而精”也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定位,建校以來香港科技大學的招生規模就一直穩定在20 000人以內。從新型研究型大學本身發展規律來看,“小而精”的理工類研究型大學在短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更大,且能滿足區域城市創新發展的迫切需求。

新型研究型大學需求導向的戰略定位體現在其具有較強的實用性與區域性,具體表現為其發展定位是基于區域市場需求并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緊密連接。南方科技大學在創建初期為了與深圳市產業結構接軌,設置并發展與之對應的電子科技、生物工程技術、金融、物流等學科(11)資料來源于《南方科技大學辦學方案》。。此外,區域性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區域支柱性創新主體的必備特性。例如香港科技大學在2020年公布的《使命、理念和目標》中提到“成為一所在國際上具有深遠影響,同時又致力于為本地服務的優秀學府”的發展理念(12)https://hkust.edu.hk/zh-hant/abouission-vision?cn=1#mission-vision.,并在《2016—2020策略發展計劃》中再次強調了這一理念(13)https://strategicplan.hkust.edu.hk/hkust_strategic_plan_2016—2020.,具體體現方式是在堅持教育、原創學術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原則基礎上(14)https://strategicplan.hkust.edu.hk/overview.,實施重點發展有限學科戰略。這些以服務區域發展需求為準則的戰略定位,增加了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過程中獲取區域資源的便捷性。

(二) 獲取政府支持:“專門化”經費及法律保障

新型研究型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離不開政府、社會等主體的支持,支持的方式通常以經費支持為主。然而,不同的經費支持主體對應著不同的辦學模式。非政府組織作為經費支持主體對應的是私立辦學模式,私立辦學模式有利于機制體制的創新,在經費投資上具有靈活性、豐富性,缺點是容易因為投資主體的變化造成后續經費投入的不穩定,可能會為高校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一定的風險。政府作為財政支持主體對應的是公立辦學模式,這種模式能夠為學校的發展提供穩定、可持續的支持,但容易造成大學組織的敏感性、應變性不足等問題。政府、非政府組織共同作為經費投資主體的混合式辦學模式在經費支持上是最穩定、富足的,但多主體參與容易導致產權不明晰等問題?；趨^域發展實際以及歷史經驗,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學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例如南方科技大學經過權衡最終選擇了“以政府財政投入為主體、其他多種經費投入兼具”的投資模式。在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南方科技大學的經費投入跳出傳統高?！鞍瓷峙洹蹦Ｊ?轉向“按需分配”模式,這給南方科技大學的創辦與發展帶來極大的保障。與南方科技大學不同,香港科技大學的財政投入模式更加具有特殊性。香港特區政府并非直接對香港科技大學進行財政投入,而是通過將資金投入一個“緩沖區域”——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5)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是非法定團體,其職能是為各高校分配資金并為政府提供中立且專業的意見。(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來實現其財政支持功能。這樣的財政投資模式既為香港科技大學的成立提供了穩定可持續的財政投入,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此外,專門的法制化制度保障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又一關鍵因素。政府通過法律賦予高校辦學自主權,避免高校發展出現“身不由己”現象。2011年,深圳市為南方科技大學“單獨立法”,制定并頒布《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以“一校一法”的形式創新和規范學校的管理和運行,保障其辦學自主權,并對南方科技大學的辦學權責、治理結構、教師招聘及管理、學生權益等多方面進行了規定。香港特區政府也在1998年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香港科技大學條例》,明確了香港科技大學的權力、使命、職責和特權,以此保障香港科技大學的辦學自主權。新型研究型大學在發展過程中通過不斷與政府主體互動,獲取自主權并實現自身“通過創新服務區域發展”的目標。在與政府的互動關系中,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支柱性創新主體,促進了新型府學關系的誕生,即政府通過特定立法保障了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引導與規范大學自主辦學,與此同時也促進了政府自身范式的轉變。雙邊互惠的新型府學關系的形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 營造開放環境:“雁陣模式”國際化創新團隊建設

國際化是高校走向世界一流的標志,也是一種手段和策略。創新導向、需求導向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通過搭建“雁陣模式”的國際化團隊,以“領頭雁”——校長的國際化帶動教師團隊和學生的國際化,從而實現“短時間、高成效”的跨越式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國際化策略有其獨特性,相較于其他類型高校而言更具針對性與高效性。例如南方科技大學的校長遴選機制相較于其他類型大學來說,就體現出了高度創新性與國際化。與我國傳統研究型高校的“上級委派”方式不同,南方科技大學采取的是“全球遴選”的市場招聘方式。該方式通過獵頭公司搜尋、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市委審定以及組織人事部門任命等多個環節,實現了多元主體參與決策。深圳市政府在2007年制定的《南方科技大學辦學方案》里直接提到:要招聘“有海外著名大學豐富管理經驗”的校長,從團隊的“領頭雁”開始實施國際化建設。此外,南方科技大學在對教師的招聘與篩選過程中也非常注重選擇具有國際化特質的教師。香港科技大學亦是如此。正如香港科技大學第一任校長吳家瑋所堅持的原則:人才搜索必須從上層開始,唯有一流的人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1990年,在香港科技大學尚未正式成立時,學校的十幾名教師就分別來自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世界頂尖名校與研究機構(16)chrome-extension://bocbaocobfecmglnmeaeppambideimao/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seng.hkust.edu.hk%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19-09%2Finfocus20.pdf.,香港科技大學成立后招聘的絕大多數教師都有在西方研究型大學接受學術訓練的經歷。這些都給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助推力。

從校長、教師再到學生的全面國際化是新型研究型大學自身發展的必然需求,對于整個區域創新生態系統來說,也進一步促進了人才、信息等的流動。國際化不僅是新型研究型大學謀求生存發展的策略,也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物種多樣化的標志,更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進化的動力。從本質上來說,國際化是多元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具有相同的內涵與目標指向。多元化是創新產生的基礎條件,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學將國際化作為發展策略,對區域創新發展起到了引擎作用,也進一步促進了自身的跨越式發展。

(四) 創新多元范式:“高靈敏度”機制與管理設計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曾經說過:“社會在不同地點、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會有不同的需求,求學的人又有不同的性格、興趣、天賦、志向、處境以及要求?！盵18]因此,用一套僵化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去辦學必然會使高校陷入供給側困境,具有高靈敏度的管理模式與運行機制才是高校滿足需求側并走向卓越的可行路徑。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管理模式、運行機制通常兼具穩定性與高靈敏度,盡管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學采取的方式不一,但都能與區域內其他創新主體產生自組織互動,促進資金、人才、信息的高效流動。

假設新型研究型大學是一個細胞體,高靈敏度的制度與機制就是它的細胞壁。細胞壁既能維持細胞形態的穩定,又能根據需求變化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交換,促進有機體與環境的價值共創與共生。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支柱性創新主體,高靈敏度的體制機制是其有序、穩定且充滿活力運行的前提,也是其促進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保障。盡管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強調區域的“根植性”[19],但是沒有開放、靈活的體制機制,空間距離再近也無法破除制度文化的壁壘。因此,高靈敏度、開放的體制機制是拉近創新主體之間距離,促進活動創新與產品生成的“催化劑”。例如南方科技大學在人才培養方面實施“631”招生模式,從人才選拔端口就撕開了多元化人才流動的缺口,“書院制”的創設更是進一步促進了人才培養的文理滲透、交叉融合,有利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從科研方面看,PI制促進了高校與市場的互動,這種互動關系主要體現在PI制對校企合作“旋轉門”的推動作用上[7]。香港科技大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實現了政府的“零干預”,因此,其在辦學體制機制設計上具有極大的自由。例如香港科技大學的校內治理通過效仿美國的兩院治理,實施“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教師的終身教職制等制度?？傮w而言,香港科技大學的管理體制體現出以市場需求牽引為主導,以法律為保障,自主程度與自由程度高等特點?？梢?在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過程中,高靈敏度的制度與管理模式給予其服務區域市場、進行自我創新的空間,與此同時,高校擁有辦學自主權是高靈敏度管理模式運行的保障。

四、 面向未來的崛起: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共生協同體的構建

高校的發展是有生命周期的,其發展戰略規劃應根據發展階段特征制定。高校的發展周期主要分為“初創期”、“中興期”與“成熟期”[20]。建校時間短的高校更應關注“初創期”與“中興期”的發展特色與規律。南方科技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已經度過了“初創期”,也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接下來的發展戰略應該針對“中興期”的特征來制定。與“初創期”不同,“中興期”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在時間指標上愈發逼近“新”與“舊”的臨界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型研究型大學極易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浪潮的裹挾下陷入傳統研究型大學發展模式的窠臼。因此,此階段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應更加注重豐富與深化自身特色,并在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內其他主體、環境的協同與共生中,與傳統研究型大學形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局面。

1. 平衡外部需求導向與內部體系穩定的矛盾,帶動共生單元的高階成長。需求導向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基本特點,過去新型研究型大學在進行發展戰略規劃時,更多關注的是外部需求的單向度牽引。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味地追求“對外界需求的滿足”會導致高校發展的價值偏移,引起大學形態的非正常變化。新型研究型大學之“新”并非時間指標層面的“年輕”,也不僅僅是“不斷革新”的特殊基因,而是指其在穩定基礎架構之上所形成的“強革新能力”。這就意味著高校自身基本結構的穩定是基礎,失去這種穩定性,新型研究型大學將與緊密貼近外界需求的應用型本科、職業本科無異。這種基本架構包括基礎建筑設施、組織管理架構、管理制度與運行機制等?；A建筑設施決定著高校內部人員的空間互動樣態、方式、頻率,組織管理架構決定著高校內部運行的效率,管理制度與運行機制決定著高校的靈活度與應對外部需求變化的能力。因此,高校不應該在外部需求的強力裹挾下隨意、頻繁地改變自身制度與組織結構,相反,應該建構穩定、可持續且靈活、適應性強的組織架構及制度。進一步講,在靈活度高、應變性強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之下,面對外界產業、經濟需求的變化,高校不會通過盲目增加學科專業數量或者種類來改變人才培養結構以滿足外界的即時需求,而會通過改變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師資隊伍結構等去應對外界變化,而且,后者變革的阻力更小且更深刻。由此可見,新型研究型大學可通過穩定且靈活的內部架構增強自身內部體系的穩定性,從而平衡外部需求與自身發展規律,最終促成各類高校組織的高階成長。

2. 擺脫“大組織”式辦學的路徑依賴,構建“后科學”時代的共生環境。按照傳統研究型大學的發展路徑,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其體制機制會喪失原有的靈活性,人與人之間利益格局逐漸形成,“大組織病”也逐漸凸顯出來(17)https://ihe.#edu.cn/81/7b/c12435a295291/page.htm.。為了避免逐漸被傳統研究型大學同化,新型研究型大學必須堅守自身的辦學特色。一是在高校擴招浪潮下保持規模的低速增長。政府可通過明確的政策引導,適當對其規模擴張壓力進行疏導、引流,讓部分應用型、職業型高校承擔主要擴招任務。當然,新型研究型大學也并非“袖手旁觀”,其可以通過課程共享、師資幫扶以及科研合作等措施間接承擔擴招重任。二是在學科布局上要與區域內其他高校錯位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并非站在其他類型高校的對立面,而是要發揮互相補充、互相引領的作用,打造能合作、能流通的創新價值生態網絡。三是營造共生、共榮的工作理念與校園文化,避免出現不良利益格局造成的創新壁壘。此外,在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影響下,科學實踐哲學的理論取向逐漸由“作為知識的科學”轉向“作為實踐的科學”[21],未來知識生產將不再滿足于學科壁壘的突破以及不同學科組織與政府、企業攜手生產知識,而是走向更多主體的深度融合、更高效率的優化整合、更大程度的集成創新。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學應該發揮自身支柱性創新主體的作用,引領新型創新共生文化的生成。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以及社會服務等活動中,新型研究型大學應該發揮支柱性創新主體的特殊作用,提高區域內創新主體間協同創新的效率。同時,新型研究型大學應該堅持開放的辦學理念,引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促使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形成多元主體錯位發展的共生環境。

3. 祛魅“國際化”價值標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生模式。簡·奈特(Jane Knight)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定義是“在大學與國家層面把跨文化、全球化維度融入高等教育目的和功用,并進行傳遞”[22]。大學常將國際化作為建設世界一流高校的戰略手段,將留學生規模、外籍教師數量等作為測量國際化程度的通用標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際化的特征與內涵,但如若回到高等教育的本質與初衷,這樣的評價與指引就存在明顯的缺陷[23]。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國際化應該立足本土特色、融合本土優勢,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樣本。換言之,我國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應警惕將大學辦成國外一流大學的“翻版”。那么,如何辦成兼容“中國特色”與“世界一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變革評價標準與扎根本土文化是突破點。一方面,評價標準的價值取向應從外化的數量標準轉向更深層次的內在訴求。國際教師數量、留學生規模固然重要,但全球勝任力、國際視野與格局、國際參與能力等才是國際化的本質表征。新型研究型大學在采取國際化手段進行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時,應將國際化的深刻內涵細化到教師評價、學生評價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應扎根本土文化,立足本土特色構建國際化辦學模式。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了更快更好地與世界接軌,常將國際通用標準和制度作為人才、信息、物質流通的橋梁,在此過程中,本國國情、本土特色的辦學元素常常被忽視。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國際化辦學模式不能走脫離中國本土的“無本之木”式發展路徑,而是要扎根中國本土辦出新型大學。新型研究型大學可通過扎根中國文化與本土產生新鏈接,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指引下創新辦學模式、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新標準,從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生發展模式。